鲁迅将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来论述，固然十分精彩；可在我看来，称章为“有情怀的学问家”，同样恰到好处。关键在于论述时着眼点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在专业著述中，章氏严守“实事求是”古训，反对今文经学家的过求“微言大义”，也不推崇时尚的“通经致用”。在他看来，“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页。。对于学问到底该注重“求是”，还是该讲求“致用”，章氏的表述本就不太一致，后人更是莫衷一是。但强调学术之独立价值及深远影响，论学中以“求是”为“真”、以“致用”为“俗”这一独特思路，基本贯穿章太炎的一生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一章《求是与致用》，28—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业著述中，你见到的只是博学深思、温文尔雅的大学者。反过来，在提倡革命、针砭时弊的论政之文中，章太炎可就没那么书生气了。因学派水火、政见歧异乃至私人恩怨，太炎先生都能以雄辩的气势、犀利的文笔、刻薄的语调，置论敌于死地。这个时候，学问家的章太炎基本隐去，转而上场的，是“好斗”而且“善战”的猛士。只有在讲学时，“战斗”与“学问”并存——有深入骨髓的洞见，也有借题发挥的笑骂。难得讲演者的“学识”与“性情”，二者竟如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许寿裳撰《章炳麟》，第十四节题为“革命不忘讲学”，颇能凸显太炎先生的风采；而全文转录《国故论衡》卷下之《原学》，认定此乃先生“论学微旨”、“青年学子必读之文”参见许寿裳撰《章炳麟》，56—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也不无见地。所谓“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日本文化浅陋，故只能“走他国以求仪刑”；至于“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貶，其高下可识矣”章太炎：《国故论衡》147—150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如此充满自信的论述，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不难发现同调。比如《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开篇就是：
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83页。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路线，前者指向日本，后者则留给中国。如此长自家威风，灭他人志气，颇类日后传为笑柄的“爱国的自大”。如此陷阱，太炎先生焉会毫无知晓？文章结尾，章氏转而强调，“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不过依旧拿日本的西化作为嘲笑的对象：
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同上书，112页。
太炎先生所关注的，并非如何“攘人之善”，而是坚决反对“弃己所长”。如此偏于“保守”的立说，自然是对于西化大潮已经汹涌澎湃这一现实处境的激烈反弹。《原学》之强调世人“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并非一味贬抑西学，而是希望突出文化的民族性。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更倾向于“文化多元论”。最能显示章氏眼光与趣味的，当属以下这段话：
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章太炎：《国故论衡》149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
实际上，第二种危险——远西委心中国，在20世纪初基本上不存在。故章氏东京讲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强调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但不是文明开化的障碍，而且“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这一宗旨，在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06年7月，原题《演说辞》。
如此希望“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在晚清虽不属于主流，但也颇多同调。起码《国粹学报》的同人，便都有此倾向。
不见得尽从“文化多元”的角度立论，但在西学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当下，仍对中国文化存有坚定的信心，对于西学既不盲从，也不拒斥，而是寄希望于守旧出新，如此“第三条道路”，晚清以降，始终是一股不该忽视的潜流。章太炎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其将这一文化理想与学术思路，落实到教育层面。撰于1906年的《与王鹤鸣书》，一反时贤之推崇学堂而贬抑科举，称科举废、学校兴、学术不见得便能“当日进”，理由是：“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第63期，1910年3月。单从民间 / 朝廷二元对立的角度，预言学术之盛衰，未免过于粗疏。到1910年为《教育今语杂志》撰稿，太炎先生的分析更为精细。
还是强调“学在民间”，可着重点在于学术的独立。朝廷办学堂为何效果不佳，关键在于其将中国官场上下尊卑那一套陋习，移用到本该格外讲求独立与自由的新式学堂。现如今，“学校不论在公在私，都受学部管辖，硬要依着学部的章程，在外又还要受提学使的监督”；教习与提学使之间，“隐隐约约有上司下属的名分”，这与传统书院山长之独立与尊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者如廖平，都可能因得罪提学使而受凌辱，更何况一般“为了饭碗”的教习。长此以往，读书人的独立与自尊，定将荡然无存。参见《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7—19页。
太炎先生不晓得外国学堂也有公立、私立之分，将朝廷“统一教育”的过失，统统归罪于与“传统书院”相对立的“西式学堂”。在他看来，只有那种不受学部管辖、允许众说纷纭的学会，方才可能产生高深知识。因此，他将“官府”与“学堂”、“民间”与“学会”两两挂钩，希望通过提升后者，来保持学术发展的动力：
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又向旁边去看欧洲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智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学校也就带几分学会的性质，方得有好结果。大概学校仿佛是个陂塘，专靠陂塘，水总不免要干，必得外边有长江大河，展转灌输，陂塘才可以永久不涸。同上书，19—20页。
章太炎对于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构，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二章《官学与私学》，70—115页。。
历来被讥为“保守”的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果断地“废书院”、“兴学堂”，关键在于政治理想，而不是教育观念。与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的良好愿望相反，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实是“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8—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章太炎强调“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为此，首先必须论证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不同于推崇三代之学者的诟骂后世退化，也不同于崇拜西学者之整个否定中国学术，章氏倾向于以史家的眼光仔细区分历朝学说，结论是：“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总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83页。基于这一总体判断，太炎先生于是转而抨击时人之“不学”或“偏心”：
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轻重，并且还要诋毁……这是第二种偏心。同上书，90—91页。
如此“偏心”，其失在没有自家的眼光和立场，只能随时势流转。蔑视本国文化固然是其病状，因听信外人之只言片语（如日本人重阳明学、德国人专爱考究东方学问等）而盲目自信，同样也是头脑发昏“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见《章太炎的白话文》91页）。
具体到学堂里的教学，太炎先生对时人之以讲授代替自学《救学弊论》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教科书代替专业著述，很不以为然。“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的书。”《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36页。时贤以外国教科书来衡量中国史学著作，嘲笑其“不合科学”，太炎于是反唇相讥：
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至于学堂教科所用，只要简约，但不能说教科适宜的，就是科学，这个也容易了解。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足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35—36页。
章氏早年也曾有《中国通史略例》之作，却认定“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唯志书为贯，分析事类，不以时代为封画”；而“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3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学校教科书之得失，来理解并评判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自然是并不美丽的误会；但在众人对教科书式的“西学”趋之若鹜时，太炎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此中的陷阱，坚持以专题研究为主，拒绝涉足时尚的“通史写作”，还是极为难得的。将近一个世纪后，我们不能不惊叹章太炎的先见之明——教科书的写作心态以及为求合于“科学”而“削足适履”，确实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弊病。反过来，章太炎那些“不合科学”、无法作为教科书使用的《絛书》、《国故论衡》等，却仍保有很强的学术生命力。
无论是谈教育，还是讲道德，章太炎之拒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目的是为处于弱势的本国文化争取生存空间，而非独力表彰“固有之道德”。强调道德的民族性，“别国的道德纵然好，也只好照庄子说的，水不可用车，陆不可行舟”；这一思路，必须以道德的时代性相制衡。否则，很容易走向食古不化。章太炎正是这么做的：
若说中国所守，只是古道德，不是新道德，在现世不相宜，那倒不然：中国的道德说，从三代两汉到现在，总是渐渐变来，并不纯和古代一样。《经的大意》，《章太炎的白话文》80页。
如此渲染自古以来“道德说”的发展与变迁，蕴涵着一句潜台词：今日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实现“道德更新”，只不过不一定照搬泰西成说。
主张教育要从自国自心出发，借以实现道德及文化的自我更新，但又反对当道有关“学校专设读经一课”的规定。这一论述策略，在现实语境中，必须同时向两种论敌开战。一是“可笑现在一班讲今文学的，把经典看成奇怪的书，把孔子看成耶稣、穆罕默德，真是丧心病狂”参见《经的大意》，《章太炎的白话文》72页。以下的论述很有意思：“读经原不可少，但是把经典专看成修身的书，他意中所说的修身，又不过专是忠孝节义：孝义原是古人所重，忠节恐怕未见得罢！”；一是日本大隈重信“作一册《国民读本》，别的话一点不说”，“只是夸张国体，教人自勉”，这不像是学校教育，倒像是“在土地庙里搭个台叫老人穿了黄布袍子去讲的”参见《经的大意》，《章太炎的白话文》77—78页。。坚信今人之读经，“是使人增长历史知识，用意在开通人”，而不具有神秘或神圣的意味。这一思路，明显来源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太炎批评前人多误解经典的作用，“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见《章太炎的白话文》69—70页。。
以“历史文献”来看待并解读以往凛然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不以经术明治乱”、“不以阴阳断人事”，故“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的治学路径《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卷476页。，乃中国经学史及史学史的一大关键。“治经”而不追求“见道”，传统经学之独特尊严从此荡然无存参见王？森《章太炎的思想》190—19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章氏此说，为众多弟子所继承。黎锦熙就曾指出，钱玄同“五四”时期之激烈反叛实有所本：“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其师承章先生的“诋孔”。就像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所说的：
“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则简直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在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他有《驳建立孔教为国教议》，只读了这篇东西就可知道，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包办式买卖式的婚姻”，反对雇一群叫花子扛着“肃静”“回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说不尽，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启蒙运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75—176页。
黎氏此文，在“打翻‘孔家店’”和“反对‘吃人的礼教’”两句下有大段夹注，深怕引起误解。其实没这个必要。那毕竟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且偏于“破坏”而不是“建设”的时代，言论偏激不足为怪。更何况立说时之肆无忌惮，追求痛快淋漓、石破天惊的言论效果，本就是钱玄同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章太炎的《驳建立孔教议》虽1913年10月方才刊于《宪法新闻》第22册，却与其早年的论述大有关联。收入《絛书》重订本的《订孔》，算是太炎先生第一篇诋孔之作；日后因时势刺激，或因自家文化理想的变化，太炎先生对于孔子的论述，有不少自我调整。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已有“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同年撰《诸子学略说》，对“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有更严苛的批评。此说不仅深刻制约着章门弟子（包括钱玄同、鲁迅等）对于孔夫子的学术的或艺术的想象，“五四”新文化人也多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很可惜，《章太炎的白话文》体现不出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线索。《论诸子的大概》刚开了个头，便丢下不管；即使添上《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中关于哲理的部分，也还是远不足以达意。好在刊于《国粹学报》上的《诸子学略说》，即《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诸子学》，也算与章氏讲学有缘，应该纳入考察的视野。
同样应该纳入视野的，还有约略同时刊发于《国学讲习会略说》的《论文学》和《国粹学报》的“拟讲义”《文学论略》。《教育今语杂志》上章氏诸文，没有直接涉及“文学”者，这与日后之谈“国学”时必专论“文学”，确实很不一样章太炎1922年的上海讲学，着重“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和“文学之派别”之梳理；晚年苏州讲学，其记录稿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和“文学略说”五部分。。论及“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太炎先生仅及文字、历史、哲理三者，而置“文学”于不顾。反而在“论诸子的大概”时，略微涉及“娴于辞令”的屈原。可一句明显带章学诚印记的“从子书的局面变成文集的局面，全是纵横家做个枢纽”，辞赋家当即退避三舍参见《章太炎的白话文》21—44页、113—120页。。太炎先生并非真的格外轻视文学，而是将“文学复古”的重任，寄托在“小学振兴”的基础上：
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从这个角度思考，当年热心文学创作的周氏兄弟，为“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而专门跑去听太炎先生讲授《说文解字》，一点都不离奇。
在“西学东渐”已成主潮的时代背景下，太炎先生极端自尊与自信的姿态，固然令后人感动；可在刻意张扬中国文化价值时所流露出来的“自大”，尽管很大程度是一种论述策略（章太炎对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思潮并不完全排斥，早年甚至曾积极投身其间参见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二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拙文《有思想的学问家——章太炎其人其文》（《书生意气》57—63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翻译了日本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时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参见章太炎《？汉微言》之结语，北京铅印本，1916年。），而且防御色彩很浓，但依然不无可议之处。单就论学而言，“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本国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头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参阅《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分别见《章太炎的白话文》16页、96页。类似的话，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屡见不鲜。如果只是表达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激励中国学者从事专深研究，即便说得过火，也无大碍。可太炎先生此类立说，往往拉日本学界垫背。认定外国人必定无法深入理解中国文化，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其对日本汉学经常热讽冷嘲。“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汉文典》……”这样的句式参见《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103页。，明显有失学者的客观与公允。对于罗振玉之与日本学者林泰辅“商度古文，奖藉泰甚”，太炎先生大为恼火，竟移书斥骂：
林泰辅者，尝在大学治古典科，非能精理，其所作《说文考》，特贾贩写官之流。非独泰辅也，东方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大好言易，而不道礼宪，其学固已疏矣。《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71页。
接下来，连林泰辅，带服部宇之吉、儿岛献吉、白鸟库吉等当时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挨个嘲笑一通，并归结为日本民族的“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参见章太炎《与罗振玉书》。另，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有云：“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事实！”（《章太炎的白话文》110页）。
同是东渡（辛亥革命前后），罗振玉、王国维与京都学者互相欣赏，关系颇为融洽；章太炎则基本不与东京的汉学家打交道，演讲时多有轻蔑的表示。这固然与各自从事的专业领域不同有关，更因章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对封闭《民报》、弹压留学生的日本政府绝无好感。而对于旅居日本、“读西洋书、受东洋气”的中国人来说，以历史文化悠久自傲，并借以嘲讽只会“仪刑他国”的日本，是非常普遍的心态。不难设想，演讲会场或报刊上，太炎先生此类辛辣刻薄的挖苦，很容易博得满堂彩。
这就必须回到演讲（以及“拟演讲”）所需要的“现场感”。太炎先生的“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在此类表演中，得到远比正式论文更充分的发挥。以下这两段话，一说学校的修身教训没有多少用处，一笑国人不懂中国历史与现状，而只会乱讲西洋的政治法理。二者其实都是常识，没什么新鲜之处，可太炎先生顺着论述思路略作发挥，当即显得摇曳多姿：
学校里边，修身的教训，不过是几句腐话，并不能使人感动；再高了，讲到伦理学，这不过是研究道德的根原，总是在思想上，与感情全不相关。怎么能够发生道德出来！况且讲伦理，讲修身的教习，自己也没有甚么道德；上堂厚了脸皮，讲几句大话，退堂还是吃酒，狎妓。本来他为自己的饭碗，不得不虚应故事，去讲几句。俗话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个就是伦理学教师的职分！说话与感情本没相干：自己的道德，又不能为学生做表仪，要想学生相观而善，不是“煮沙成饭”么？
看来他们所说的政治法理，像一条钱串绳子。只得一条绳子，并没有一个钱可穿。没有钱，只有绳子，也罢了。又不豫先想想，钱孔有多少大！这条绳子穿得进穿不进？钱有多少重？这条绳子会顿断不会顿断？就是钱都备了，这条绳子，还未见用得着，只好在没钱的时候，用这条空绳子，盘弄盘弄就是。这两段文字分别见《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常识与教育》，载《章太炎的白话文》4—5页、52页。
前者论述的焦点，由道德课程的学习效果，一转而为“上堂厚了脸皮，讲几句大话，退堂还是吃酒，狎妓”的伦理学教师，这幅漫画像所带来的满堂笑声，掩盖了原本不太容易说清的“学校如何进行道德教育”这一难题。而后者更不屑于丝丝入扣的说理，而是抓住那根作为比喻的“钱串绳子”，左盘右弄，就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论述效果。与专业著述之准确、严谨，力求“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大异其趣，太炎先生的演讲，其实也是以比喻的精辟、论述的生动，以及辩难时之“气势如虹”取胜。
而这种演讲与著述的差异，是否会交叉影响，导致报刊文字风格的变异，并由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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