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事，和博览不同；更没有到讲学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深浅，见机说法，也就罢了。现在把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对几位朋友讲讲。就可以晓得施教的方法，也使那边父兄子弟，晓得受教的门径。
这三件事，我本来也有些著作，将来或者送给几位朋友看看，不过今日讲的白话教育，还说不到这步田地。参见《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21页、44页。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约略可分为三组：“教育”与“讲学”、“看看”与“讲讲”、这边“几位朋友”与“那边父兄子弟”。最后落实为一点，那就是“白话教育”。
章太炎心目中“教育”与“讲学”的区别，一是其时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注重“耳学”；一是依靠山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自学为主，注重“眼学”。在他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其不满时人对新式学堂之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看看”与“讲讲”，除了上面提到的“眼学”与“耳学”的区别，一指向很可能高深莫测的“著作”，一落实为方便听众的“见机说法”，二者学术上的高低，一目了然。学问的精髓，必须靠“写作—阅读”来完成；至于“演讲—倾听”，只能说是退而求其次。这里不涉及具体学者水平之高低，而是听觉与视觉在接受知识上的差别。故章太炎自觉地将这些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字，作为“拟演讲稿”、而不是“文章”来处理——当初随意挥洒，日后也不想将其入集。
至于一会儿针对这边“几位朋友”，一会儿又是“那边父兄子弟”，与《教育今语杂志》的拟想读者有关。《教育今语杂志》虽编辑出版于日本东京，却是以海外华人为主要对象。章太炎、陶成章等将《教育今语杂志》作为光复会的“通信机关”，借此与南洋各分会取得联系，并通过各分会组织的教育会、书报社乃至货栈等，向华侨传播中国文化。各期封底上，刊有“海外各国代派送”，包括如下城市：新加坡、大吡叻、红毛丹、吉隆坡、仰光、檀香山、斐城、爪哇、泗水、谏义里、婆罗州、坤甸、文岛港。章、陶以及钱玄同等同人，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为“明正道，辟邪辞”而独立创办杂志。这一“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的《教育今语杂志》参见《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和《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二者均载《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910年3月。，因其必须同时面对在日留学生和海外华侨，起码在语言表述上，必须十分讲究。
估计出自章氏门人钱玄同之手的《缘起》和《章程》，对杂志的这一特色，有相当充分的阐述。先是称：“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参见《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后又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四章“办法”中，对讲习的内容加以界定：
（二） 本杂志演述各种学术，均由最浅显最易晓得者入手，以次渐进，期有系统。
（三） 本杂志于各种学术，务求解释明了，不事苟难，庶便学子自修，兼为无师者指导门径。见《教育今语杂志章程》。
与此相适应，从第一期起，杂志封底便有“本社编辑教科书豫告”，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算术、理科等。
《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上，编者“庭坚”为“独角”《庚戌会衍说录》（即《留学的目的和方法》）所写的“附识”，除说明此乃太炎先生为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所做演讲的记录稿外，还有一段话：
本是为中国留日学生，下一针砭，开一个学问入手的门径，立一个施教的方准。至于海外华侨学生，方才略识国文，怎能组织学会，到这样高深地步？所以众华侨学生，如果有志本国学问，还须从学校入手。
此文乃为留日学生而作，但同样适应于海外华侨；至于专为杂志而撰的文章，也希望兼及留日学生的口味。这也是章太炎为第一册杂志所撰“社说”中，念念不忘这边“几位朋友”与“那边父兄子弟”的缘故。对于读者的双重假定，使得文章中既有循序渐进，以“浅显之语言”系统讲授“本国学问”的框架《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二章“定名”有曰：“本杂志依上列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故名《教育今语杂志》。”但这一章程后来略有变化，第五六合册上的《本社启事》称：“本社自五期起，白话与文言并用。”，也有借题发挥，涉及中国现实政治与学术思潮，乃至日本社会与汉学界的现状的，故并非纯粹的“平民普及教育”。
同是使用“浅显之语言”，与国内众多白话报刊之借介绍时事、传播新知以“开通民智”的宗旨不同，《教育今语杂志》的工作目标是“保存国故，振兴学艺”，进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参见《教育今语杂志章程》和《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如此目标，对于读者的要求，当然不可能只是“粗通文墨”，而是必须具备相当的国学修养。说到底，这是“讲学”，而不是“论世”——后者只需要“激情”，前者则必须具有比较丰厚的“学识”。
“讲学”而采取“浅显之语言”，固然有“平民普及教育”的需要，但更与其时“演说”之风大畅关系密切。
1904年，秋瑾撰《演说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知识，感化人的心思，非演说不可”。论证过演说的五大好处，秋瑾称：
如今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晓得演说的要紧，所以立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唉！列位不要把这个演说会看轻了，唤醒国民开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秋瑾：《演说的好处》，初刊《白话》杂志第1期（1904年9月），后载《神州女报》第1期（1907年12月），见《秋瑾集》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第二年的1月13日，秋瑾劝晚清另一著名革命家宋教仁加入此演说练习会，依宋氏日记《我之历史》的叙述，秋瑾应是此会创始人之一：
至秋卿寓，谈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并出白话报一册，现已出第二期。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宋教仁：《我之历史》17页。
其实，不只留日学生，20世纪初，国内热心改良群治的士绅，也都开始提倡演说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四章对于演说的倡导、演讲者的训练与培育、演说的场合与地点、演说的内容等，有颇为精细的考辨，值得参考。。秋瑾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格外注意，除了她本人的革命生涯，还因其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演说所及，其实多为“世界上的世情”，而极少“学界上的学说”。因后者所面对的，是同道或知识水准大略相等的学生，而非不太识字的劳苦大众。而在晚清，不管是提倡革命的政治家，还是主张从教育入手的比较温和的改革者，其采用白话撰述，都是把识字无多的大众作为拟想读者。至于着力于“传播新知”的梁启超，其介绍“学界上的学说”，采用的是浅白文言，而非白话。反而是希望“保存国故”的章太炎，开始尝试使用白话来述学，此中深意，有待进一步开掘。
将近十年后，“五四”新文化人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决定《新青年》从1918年5月出版的四卷五号起，全部采用白话写作。这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大事，论者常常提及。不过，此前，三卷六号的《新青年》上，刊有钱玄同致陈独秀信，讨论将右行直下的汉文改为左行横迤，并且使用新式标点；其中建议《新青年》改用白话述学，尤其值得注意：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侬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钱玄同、陈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6号，1917年8月。
对于钱玄同的提议，陈独秀赞同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对白话作为书写工具的利弊得失，应该说颇有心得；而且又是最早公开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的陈独秀参见《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所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陈独秀的“附识”。，为何对《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犹豫不决？就因为述学之文不比文学创作，乃是以同样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为拟想读者，白话能否入高人眼，实在没把握。可见钱氏此举，颇能显示独特的眼光和魄力。
1935年8月，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专门引录了钱氏上述这段话，并称“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作为当事人，蔡元培当然知道，晚清已经开始出现不少很有影响的白话报刊。可在他看来，即便如此，胡适、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人之提倡白话文，依然值得大力表彰。原因在于：
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蔡元培全集》第六卷574—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类似的话，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但均不若作为过来人的蔡元培之“现身说法”。不过，蔡先生没有指出，钱玄同的贡献，主要在于将白话的应用范围从“文艺文”推向“学术文”。倒是几年后黎锦熙撰《钱玄同先生传》，做了重要的补充说明：胡适发表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70—171页。。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七八年，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之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白话述学的意义。
在《国语文学史》中，胡适曾论及古代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的血脉联系，其中有两句话，与本文的题旨颇有关联，必须略加辨析。一是“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古文的好手，但他们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一是“今日许多做白话散文的人，也都是跟小说学的，没有跟唐、宋、明的语录学的”《胡适文集》第八卷119页、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先从后一句说起。《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周作人不满足于此，再往上追，从《儒林外史》的楔子讲开去，由王冕一跳就到了晚明众多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文人，终于由此理清“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
说到“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论者一般沿用胡适的分析框架，称其不同于晚清白话报刊或字母运动的提倡者之处，在于“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认定“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这一总体判断，时至今日，仍可接受。所谓“人上人”仍醉心于汉魏、唐宋文章，只是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方才“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53—154页。，除了语调略嫌刻薄，所说基本属实。问题在于，晚清人对文章的区分，除了日后备受讥讽的“我们”和“他们”，还有不太为人注意的“论学”与“讽世”。比如，章太炎便曾分辨文士、学者两类风格不同的文章：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讽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8—119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
在章太炎看来，不算史家擅长的叙事与诗人专注之抒情，文章家之说理，可分为“论学”与“论政”；而“论学”的难处与魅力，当在“论政”之上。这也是他不喜欢人家表彰其广为传诵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拼命自荐“文实闳雅”的《絛书》的主要原因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其实，特别看好“述学文章”，并不只是章太炎独有的偏见。严复坦承译事之难，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五册1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指的是述学之文。林纾翻译小说时可以笔追口述，可一到撰写古文，照样殚精竭虑。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曲折隐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章太炎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讲学”，其对于文章体式的革新，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走出诂经精舍的太炎先生，虽然将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以对抗如日中天的西式学堂；可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现代学科分类观念。章氏讲学，基本上是专题性质，与此前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乃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胡适称朱熹等理学家“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其实不太准确——是有很好的白话，但不是白话撰写的文章。传世的大儒讲学语录，大都吉光片羽，精美绝伦，但并非好文章。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满天星斗，点到即止。文字如此简略，思路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定环境，才能明白其佳妙之处。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也有记录者的刻意选择，传给后世的，是结论，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太炎先生的讲学，八人小班没有留下完整记录，留下记录的是演说性质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前者类似传统书院，选择专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只负责关键处的点拨，即便录音整理，也不可能是完整的文章。后者必须围绕某一专题，在特定时间里阐发完毕，即便不能令听众“如坐春风”，起码也必须让人家跟得上你的思路。如此演说，或先有讲稿，或记录成文，大体都有点“文章”的味道。
其次，由于兼及“讲学”与“演说”，太炎先生的拟想读者并非不太识字的大众，而是对国学有兴趣的留学生或海外华侨，其论述策略因而也就必须调整，不同于流行的政治宣传或思想启蒙。每讲都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后者可以渲染氛围，调动情绪，但不应该喧宾夺主。这与革命家注重社会动员的演说大不一样，不是以激情、而是以风趣吸引听众。
最后，就像秋瑾设想的，“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这个时候，章氏的兼及“讲学”与“演说”，便体现出独特的魅力。顾炎武曾批评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修辞”则，第45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岂止不善于修辞，更重要的是，不善于谋篇布局。有好片段，没有好文章，此乃讲学先生很容易患的通病。不管是书斋讲学还是广场演说，一旦落实在纸上，其零散或空疏的毛病，将“一目了然”。章氏之以“讲学”为底，以“演说”为外，既有前者的学有根基，又有后者的平易风趣，二者合而为一，可以作为别具一格的“文章”欣赏。
章太炎带有演说风的文章，有可能是作者事先准备的演讲稿（如《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也有可能是演讲的记录稿（如即席发挥、博得众多“大拍掌”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此文作为演说记录稿，作者生前不曾入集；同时发表的《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则作为“文章”，堂而皇之地进入《太炎文录初编》。，更有可能是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章太炎的白话文》里的不少篇章，便有这种痕迹。最明显的，当属涉及“那边父兄子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拟演讲稿”之值得重视，因其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书面语产生的另一途径。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两点意见可以提供。第一，不能把论述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在我看来，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很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朱自清注意到这一点，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强调新文化运动中长篇议论文的进步，而且称胡适“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朱自清全集》第二卷29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时至今日，“文艺文”与“学术文”在对待白话的态度上，仍有很大的差异。第二，清末民初兴起的“演说”热潮，对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于文章体式的改进，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其间“口耳相传”与“有目共睹”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借助“拟演讲稿”出现的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否也是白话文章得以日趋成熟的原因之一？
演讲底稿、记录稿或拟演讲稿，与独立撰写的专业著述异趣，如何论述方才恰如其分，有待进一步探究。这里想指出的是，章太炎平生讲演极多，各种记录稿水平参差，故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在我看来，《章太炎的白话文》不在此“告戒”之列。借用其晚年弟子沈延国的辨析，此书当属第一、第三类讲演记录——即“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故可以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和论析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对五类章氏讲演记录的分辨，值得参考。见《追忆章太炎》392—394页。。作为章氏第一种讲学记录，《章太炎的白话文》与日后由吴承仕记录整理的《？汉微言》，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论》，王乘六、诸祖耿等记录整理的《国学讲演录》，共同构成“学问家兼教育家”章太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四书，固然不若《絛书》、《国故论衡》、《文始》、《齐物论释》等体制谨严，但同样新见迭出。对于选择独立讲学而非进入现代大学体制的太炎先生来说，这些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藐视。
当年曾在东京听过太炎先生讲学的任鸿隽，几十年后大发感慨：“若是把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成一篇很好的白话文章。后来先生把这个讲演写了出来，成为他的《国故论衡》，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反而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266—270页。古文与白话、论著与讲演，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体式自然有异，没必要厚此薄彼。不过，借助于《章太炎的白话文》，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太炎先生演讲时的风采；而且，将此书与《国故论衡》等专业著述相对照，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文化情怀以及述学文体。
§§第五章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中文的“经典”与英文的“canon”，都是相当郑重的字眼。除了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还指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其作用，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因此，一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往往依靠其产生的“经典著作”来呈现。
承认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专业领域都可能为人类历史奉献自己的“经典著作”，如此开放的期待视野，无形中大大扩展了“经典”的队伍。基本含义没变，可遴选的标准却大为降低。在宽容的现代人眼中，“经典”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即不妨冠以此称。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当然不像《论语》或《圣经》那样“坚不可摧”，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沉浮，再最终确定其地位。放眼望去，你会发现，同是“经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年纪大小与含金量的高低基本上成正比。两千年前的“经典”，也会面临阴晴圆缺，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二十年前的“经典”，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置疑。
质疑“经典”一词的含义，或者追究某部作品是否浪得虚名，在我看来，都不如探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有意思。因为不管人们如何事后诸葛亮，嘲笑当初并不明智的选择；可一部经典之得以确立，必定有其值得认真辨析的“机缘”。而对于解读一时代的文化趣味，这是个绝好的切入角度。
何为经典，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读者，很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答复。在文化价值日趋多元的今日，要想推举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实在是难于上青天。远的还好说，比如评选唐诗宋词；近的可就麻烦多多了，比如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想想谢冕等先生主编那两套关于百年中国的“文学经典”所激起的“公愤”参见《文艺报》1997年9月27日第二版《经典，失去共识——关于两部“百年经典”的讨论》所收阎晶明、李杜、韩石山三文。，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独断之学行不通，于是退而求其次，有了广泛征求意见、由若干著名作家和学者投票确定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18日第一版《文学殿堂开摆世纪盛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揭晓》。。比起“文学经典”来，“优秀图书”的命名，未免过于平实，在众多“世纪末大餐”面前，显得很不起眼。平静过关固然是好事，可回避了极易引起争议的“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还是有点可惜。
我之关注此话题，基于一个基本事实：为何世纪末大结账，没有名篇入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人胡适谢冕、钱理群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27年前部分有作品入选的新诗人包括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冯至等五位。，其《尝试集》竟成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不是评价尺度宽紧的问题，也并非评选者不同导致的偏差，作为新诗人的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此乃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已经几起几落的《尝试集》，目前虽然没有多少读者，可史家就是不敢遗忘。这里涉及两种不同意义的“经典”，一是历久弥新，青春常在，依旧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一是事过境迁，隐入背景，但作为里程碑永远存在。《尝试集》无疑属于后者。
我要追问的是，像《尝试集》这样的作品，确立其“经典”地位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历史机遇与大师推举，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比如，作者本人的努力、同道的支持以及制度的保证，是否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此立说，很大程度并非缘于理论推导，而是胡适《尝试集》删改底本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在一窥庐山真面目的同时，反省“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有趣而又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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