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做复杂的历史考证，单是翻看《尝试集》，也能感觉到胡适与任、陈夫妇的交情非同一般。诗题中有《“赫贞旦”答叔永》、《送叔永回四川》、《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还有副题“别叔永、杏佛、觐庄”的《文学篇》、副题“送叔永、莎菲到南京”的《晨星篇》，以及注明“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的《我们三个朋友》。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文学篇》的“小序”：“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
关于任鸿隽等人如何促成胡适的白话诗尝试，从1919年8月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6卷5号，1919年10月。，到1933年底撰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此文初刊《东方杂志》第31卷1期（1934年1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广为流传，对新文学史的编纂影响极大。，再到50年代的《胡适口述自传》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经由胡适本人的再三追忆与阐发，连一般读者都已耳熟能详。值得注意的是，在白话诗写作的“尝试”中，任君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同志”，而是“论敌”。
正是绮色佳时代的诗友任叔永的反讽与戏拟，促使胡适发誓从三事入手进行“文学革命”，甚至填了那首气魄非凡的《沁园春·誓诗》：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至于“《尝试集》的近因”，据说也是由叔永的批评引起的。胡适在答书中称：“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前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胡适：《〈尝试集〉自序》。在胡适的眼中，老朋友任鸿隽的挑剔、反驳乃至讥笑，乃是其从事白话诗“实验”的一大动力。
这一“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基本上出自胡适本人的自述。如此叙说，是否有贬低友人、拔高自己之嫌？看看任君的回应文字，不难明白。1919年10月30日，任鸿隽致信胡适，称其读了刊于《新青年》6卷5号上的《〈尝试集〉自序》后，“差不多要愧汗浃背了”：
我所愧的，并不是我和你那些议论，正是我那几首旧诗，因为我的诗原来是不敢拜客的。《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74—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也就是说，任君不想附会时尚，对于自家当初之反对白话诗，并无丝毫悔改的意思。实际上，此前一年，任还在给胡的信中，挖苦《新青年》之所以刊载白话诗，乃是因制作方便，“在无诗可登时，可站在机器旁立刻作几十首”。至于让胡适大喜过望的支持其文学革命主张的表态，并不包括白话诗的尝试：
隽前书“大赞成”足下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者，乃系赞成作文之法及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等事，并非合白话诗文等而一并赞成之，望足下勿误会。同上书，14页。
如此决绝的口吻，加上两个月后再次来信，坚称“兄等的白话诗（无体无韵）绝不能称之为诗”同上书，16页。，可见任君立场之坚定。作为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科学家兼教育家的任鸿隽，并不以文学为业，吟诗只是个人爱好。20年代的任君，仍不时给老朋友胡适寄赠诗词，但从不尝试那“无体无韵”的白话诗参见《陈衡哲致胡适》及《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253页、273页、399页。。
至于陈衡哲，情况则大不一样。适之先生始终对莎菲女士很有好感，这点不必多言，此处单就“文章知己”立论唐德刚关于胡适《亡女》一诗以及夏志清关于陈衡哲小说《洛绮思的问题》的解读，均很有说服力。胡、陈二君，虽系“才子佳人，一拍皆合”，但借用唐德刚略带调侃的说法：“不幸他二人也因八字不合，而沟水东西！”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195—198页，以及夏志清为该书所撰的序。。1914年留美、1920年归国，任北大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的陈衡哲，日后主要以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知名，但对于早期新文学的贡献，也颇受文学史家关注。《〈尝试集〉自序》中有这么一句话：
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
从1918至1920年，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陈衡哲女士，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以及短剧《老夫妻》、小说《小雨点》和《波儿》等“白话文学”。为其牵线搭桥的，应该是胡适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影印，1932年）中收录陈衡哲《“人家说我发了痴”》一诗的钢笔手稿，其中有若干毛笔添加的引号、问号等，而且将“他们便令我将他看护”改为“他们便叫我作他的看护妇”。单是添加的标点符号，无法判断何人所为；有了那几个汉字，不难断言出自胡适手笔。。因为据适之先生称，当初在美国尝试白话诗写作时，任鸿隽等老朋友一致反对，只有一位女士默默地注视并表示支持，那便是莎菲女士。
因胡适在谈论白话文学起源时的再三铺陈，世人对胡、任之间的争论多有了解；至于“我们三个朋友”中不太抛头露面的陈衡哲，其实并非与此毫无关涉。这一点，一直到1928年撰《〈小雨点〉序》时，胡适方才有所陈述：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就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胡适：《〈小雨点〉序》，《胡适文存三集》1096—109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
在美的最后一年，胡适“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其中不少涉及诗文创作。这种同道之间的互相支持，确实给正在从事“孤独的文学实验”的适之先生很大的安慰与鼓舞。可要进一步推断，将陈坐实为胡写作新诗的“烟丝批里纯”（inspiration，即灵感），而且断言，“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196页。则又未免言过其实。之所以不认同唐德刚的“大胆假设”，理由很简单，未同莎菲通讯之前，胡适已开始新诗的尝试。话题其实应该掉转过来，不是莎菲女士刺激了适之先生的写作灵感，而是胡、任之争以及胡适的大胆尝试勾起了莎菲的文学兴趣。“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其中好些还是寄给胡适并请其推荐给《新青年》或编入《努力周报》参见《胡适文存三集》1093—1097页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53页、156页、166页、193页。。
莎菲女士并非一流诗人，只是修养甚佳，“作点文艺小品自遣”参见《陈衡哲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66页。胡适对于陈衡哲的学识与才情，似乎估计过高，因而也就期待太殷，对其因怀孕不能上课大发感慨，并追忆当初任、陈结婚时自己的贺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最后的结论是：“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参见《胡适的日记》上册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还是像模像样的。起码在我看来，其新诗创作并不比胡适逊色。在胡适1922年2月4日的日记中，粘附有陈衡哲的《适之回京后三日，作此诗送给他》，不妨将其与此前胡适本人的《我们三个朋友》对比，各取同样抒发依依惜别之情的最后一节为例。先看适之先生的：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接下来再读莎菲女士的：
不能再续！
只有后来的追想，
像明珠一样，
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
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
二者都不算好诗，胡诗过于直白，陈诗的比喻则欠高明，但尚属平实妥帖。当然，早期白话诗的“尝试”之作，不必苛求。
一个坚持“无体无韵”的白话诗不是诗，一个则是胡适白话诗写作“最早的同志”，请这两位老朋友来帮助删诗，自是好主意。问题在于，胡适似乎更看重周氏兄弟的意见，未免有些怠慢了这对老朋友。因为，仔细比勘，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任、陈的不少意见，实际上并没有被胡适采纳。
这当然不能全怪胡适，因其牵涉到刊行增订四版的目的：到底是为了“飞鸿踏雪泥”呢，还是诗史留印记。倘若像《蔚蓝的天上》那样，“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那很好办，三比一，删。可仔细品味，叔永、莎菲夫妇的意见中，有些不牵涉艺术鉴赏力之高低，而只是基于怀旧心理。如《虞美人·戏朱经农》“叔永以为可留”，《寒江》“莎菲拟存”，看中的未必是艺术，而很可能只是对于共同的留学生涯的怀念。《送叔永回四川》俞平伯以为可删，目录页以及正文也都已用红笔圈掉，可仍有莎菲用铅笔做的批注：“A good historical record 。 keep ？ ”(“一份很好的历史记录，保存？”)以上三诗，最后都没能进入新版。显然，胡适之所以修订并重刊《尝试集》，主要目的不是纪念友情，而是为“文学革命”提供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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