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作人等曾为胡适删诗，此事即便算不上“路人皆知”，也绝不是什么文坛秘密。因为此等雅事，搁在“我的朋友胡适之”那里，不可能藏而不露。果不其然，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就有如下详尽的表述：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增订四版。
胡适大举宣传的“删诗事件”，很可惜，在周氏兄弟的日记及书信集，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弟弟好说，这段时间刚好生病，五个月没记日记《周作人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三五节“在病院中”提及，1920年12月22日赴北大参加歌谣研究会，五时散会，感觉疲倦，两天后发烧，被诊断为肋膜炎，在家养病期间写过半篇论文，还有新诗《过去的生命》。回忆如此详尽，因有日记可供查考。查已出版的《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1921年1月“六日，晴，山本来诊”后有言：“以下因病未记，凡五个月，今撮要记之如左。”至6月前仅寥寥四则，自不会涉及为胡适删诗一类琐事。；哥哥呢，日记在，可就是不提。这也难怪，鲁迅记日记历来十分简要，不像李慈铭、胡适等之喜欢抄上谕、贴剪报，将日记作为著述来经营。可还是有例外，比如此前几天复胡适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信，日记中便有记载《鲁迅日记》1921年1月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4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尽管在《尝试集》的初版、再版和四版自序中，胡适一再声称自己的诗集只是“代表‘实验的精神’”胡适：《〈尝试集〉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含有点历史的兴趣”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似乎自视不高。可如果只是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尝试集》根本用不着、也不应该一改再改。仔细品味，你会发现，适之先生表面上很谦卑，但一再修订旧作，而且邀请当世名家帮助“删诗”，实际上隐含了对于自家诗集的历史定位：不满足于“开创之功”，因而必须苦心经营其“经典之作”。
关于《尝试集》，胡适有过许多“戏台里喝彩”，从具体诗作的品鉴，到“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的述说，再到“胡适之体”的阐释参见《尝试集》初版、再版和四版的自序，以及《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2期，1936年2月）。。作为潜心“尝试”白话诗写作的适之先生，精益求精固然值得钦佩，有点功名心也完全可以理解。在此“制作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举动，还是邀请五位当世名流为其“删诗”。
诗人有权随时随地修改自家的创作，至于请别人为一部已经名满天下的诗集“动手术”，则是另一回事。不管诗人态度如何谦虚，读者都会联想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孔子删《诗》之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的真伪与是非，后世不无争议，但毕竟以相信司马迁所言者为多。胡适并未做直接的比附，但潜意识里，“删诗”乃“确立经典”的必要程序，有“历史癖”的适之先生，应该明白此中奥妙。
2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开始白话诗评选，当即面临如何建立评选者权威的大问题。这时候，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遥远的孔子删《诗》。先是1920年8月崇文书局推出许德邻所编《分类白话诗选》，节录刘半农半篇文章为序。刘文原题为《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刊《新青年》3卷5号，其中有云：
然而三千篇“诗”，被孔丘删剩了三百十一篇。其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中，尽有绝妙的“国风”，这老头儿糊糊涂涂，用了那极不确当的“思无邪”的眼光，将他一概抹杀，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罪人了。参见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崇文书局，1920年8月）所收刘半农序言。
紧随其后，与胡适关系十分密切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诗年选》，北社同人在《新诗年选·弁言》中也提到了孔子删《诗》，不过态度与刘半农迥异：
自从孔子删《诗》，为诗选之祖，而我们得从二千年后，读其诗想见二千年前的社会情形。中国新文学自“五四”运动而大昌，凡一切制度文物都得要随世界潮流激变；今人要采风，后人要考古，都有赖乎征诗。北社同人：《新诗年选·弁言》，《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不管是“分类”还是“年选”，既是筛选与淘汰，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比附往昔孔圣人之删《诗》，无论其立论方式为赞赏抑或反驳，都是为了确立批评的标准与选本的权威。
与《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的编者独掌生杀大权不同，胡适反而邀请众友人来为自家已经出版并广获好评的《尝试集》大动手术。此举之异乎常情，迫使你作多种方式的解读。诗人之所以如此独辟蹊径，到底是希望依靠友人的准确判断，为读者提供更加精粹的选本；还是希望借助友人的巨大声望，为读者提供更加权威的诗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事人的动机不必过于追究；需要关注的是，此举所达成的良好效果——即促成了该诗集经典地位的确立。
在“确立经典”这个意义上，“删诗”所涉及的，远不只是诗人本身，还包括第一代白话诗人的审美眼光、新诗发展的趋向、白话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等饶有趣味的问题。解读此非同寻常的“删诗事件”，单靠《〈尝试集〉四版自序》的简要介绍，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一面之词，胡适对他人意见的转述是否准确，有无隐瞒或曲解，还有，删改的理由何在，全都不得而知。
一个偶然的机缘——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一批胡适遗物，其中包括当年删诗的底本，以及周氏兄弟的来信——使得揭穿谜底成为可能。本文先对新发现的史料略做介绍，再从不同侧面逐一钩稽，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一新诗经典产生的过程。
北大图书馆新发现的《尝试集》删改本，系以1920年9月再版本做底本，封面上有如下三处或红或黑的题签：
“九，十二，廿四，用红笔删改一过。”
“十，一，一，用墨笔又删去两首。”
“叔永，莎菲，豫才，启明各删定一遍。”
数目字表示两次删改的时间，即民国九年十二月廿四日和民国十年一月一日。叔永等四人竖排并列，加一大括号，表明全都参与；本文改为横排，只好依适之先生习惯，添上三个逗号。其余的标点，均属原有。如此密集的逗号、句号，可见胡适“尝试”白话以及标点符号之信心是何等坚定。
目录页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红圈、黑圈，有代表胡适本人意见的，也有莎菲（陈衡哲）、叔永（任鸿隽）等的选择。如果众人判断分歧，胡适还会将各方意见逐一抄录，以供参考。如《蔚蓝的天上》后便有附注：“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目录页后面，抄录了准备补进第四版的十五首新作的篇目。初版便有的钱玄同序和作者自序，则被用红笔一笔勾销。至于正文中的若干铅笔批注（据目录页上的说明，此乃陈衡哲的手笔），以及被红笔圈掉但又“失而复得”的篇作，将在具体论述时提及。
目录上，贴一小纸片，上写俞平伯的删改意见，系胡适的笔迹。估计俞氏只是口头表述，没有留下文字材料，故意见虽明确，但“不成体统”。归纳起来是，建议删去《虞美人》、《江上》、《寒江》、《一念》、《送叔永》、《我的儿子》、《蔚蓝的天上》；主张保留《鸽子》、《看花》和《示威》。
最令人兴奋的是，目录页前，还粘贴着两封信，一署“树”，一署“周作人”。前者仅一纸，用的是“绍兴府中学堂试卷”纸，乃鲁迅笔迹无疑。后者共两页，系普通的八行笺，目前无法判断何人代笔参见2000年10期《鲁迅研究月刊》所刊鲁迅、周作人致胡适信手迹以及拙文《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一文。。
也就是说，应邀为胡适删诗的五位朋友主动来信的康白情，虽不在“应邀”之列，其意见也受到胡适的充分重视，故一并论述。，都在此藏本上留下了深浅不同的痕迹。至于对胡适删诗有影响的，起码还得算上此前为其作序的钱玄同、大加讥讽的胡先，以及诸多书评的作者。所有这些，都为后人进一步的钩稽与阐发，提供了可能性。白话诗“奠基之作”的最终刊定，得到诸多时贤的襄助，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更何况“删诗”史料的发现，对于理解第一代白话诗人的趣味，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因此，事虽不大，可说的话却不少。
大概是觉得白话诗的“尝试”已经过了争论期，以后当是如何“精益求精”的问题。定本《尝试集》删去颇有提倡之功的钱玄同序，对胡先的批评也只用戏谑的口吻轻松地打发。本文尊重胡适的选择，先围绕《〈尝试集〉四版自序》提及的任、陈、康、俞以及二周的意见展开论述，最后落实胡适的自我调整以及经典的形成过程时，方才牵涉钱玄同、胡先等人的褒贬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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