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即便是好朋友，比如陈西滢，也都对胡适的白话诗不太恭维。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陈源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尝试集》，理由是：
我不举《尝试集》是因为我不信胡先生是天生的诗人，虽然他有些小诗极可爱。我们只要看他说的：“文中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和“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他的诗不能成家的缘故，同时也可以了解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了。陈西滢：《西滢闲话》335页，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3版。
被认为不是“天生的诗人”的胡适，竟凭借一部只有若干“极可爱”的“小诗”的《尝试集》，闯入“经典作家”的行列，确实是不可思议。
可细细寻觅，你还是能发现《尝试集》之走向成功，并非纯属偶然。这里包括20年代之经由“删诗”而产生“定本”，30年代的经由“辨体”而凝结“风格”，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由“批判—平反”而形成“经典”。在这中间，作品本身的潜能以及时代思潮的激荡，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周氏兄弟的推波助澜，也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尝试集》初版时，为其大力鼓吹的，是刚结识不久的好友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擅长“疑古”的玄同先生，对这第一部个人撰写的新诗集褒奖有加：
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钱玄同：《〈尝试集〉序》。
不愧是目光如炬的史家，专门在“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上做文章，钱氏此说，即便到了今日，也还站得住脚。
正因为是“第一部”，《尝试集》的出版，招来不少批评。其中三胡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先是自称“这二十多年里头，几乎没有一年不在诗里讨生活”的胡怀琛，站出来大批《尝试集》，而且自告奋勇，替胡适改写诗句。在他看来，胡适这一派新诗“根本的缺点”在于：
（一） 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
（二） 纤巧。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胡怀琛：《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1921年1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
如此批评，火气太盛，毫无善意可言，颇有将白话诗一棍子打死的架势。不过一年后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此君所编《〈尝试集〉的批评与讨论》，辑录不少相关论述，与后世的“批判集”还是大有差别。其中收有朱执信的《诗的音节》和《答胡怀琛函》，二文初刊《星期评论》第51、52号，着重反驳胡怀琛《读胡适之〈尝试集〉》对新诗音节的批评，强调“一切文章都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长短，跟着意思的转折来变换”，“音节决不是就这样可以有刻板的规则定出来的”朱执信：《诗的音节》，《星期评论》第51号，1920年5月23日。。朱文反过来嘲笑胡怀琛根本不懂新诗的音节，并且逐一批驳其为《尝试集》所做的修改。
如果说胡怀琛的缺点是“食古不化”，那么，胡先的毛病则是“食洋不化”。刊于《学衡》第1、2期的《评〈尝试集〉》，洋洋洒洒两万余言，大量引用西儒语录，且夹杂不少英文单词，最后只是想说明“《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即让人明白“此路不通”。具体论述时，批评胡诗乃“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肤浅之征象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肉体之印象主义”，所言多大而无当；至于称集中最佳之诗作为《新婚杂诗》、《送叔永回四川》，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胡先：《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如此文风，自然招来读者的反唇相讥。式芬刊于《晨报副镌》的《〈评尝试集〉匡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意挑出胡文关于外国文学的四点谬误“略加匡正”，进而指责其“不合于‘学者之精神’”式芬：《〈评尝试集〉匡谬》，1922年2月4日《晨报副镌》。。
至于胡适本人，对胡怀琛“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只是觉得好笑，并没有认真对待。1920年5月和9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刊有胡适致张东荪和胡怀琛的信，对此略加辩驳。称“我很希望大家切实批评我的诗，但我不希望别人替我改诗”胡适：《致张东荪》，1920年5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还是比较客气的；下面这段话，可就有点居高临下了：
我在我的《尝试集》再版自序（已付印）里，对于先生最初评《尝试集》的几段意见——胡适之上了钱玄同的当，别人又上了胡适之的当——略有几句评论，因为我认那个意思还有讨论的价值，至于先生后来“正谬”的四条，恕不答辩了。胡适：《答胡怀琛》，1920年9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不屑与胡怀琛争论的适之先生，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只是以“守旧的批评家”轻轻打发，甚至不提论敌的姓名。相对而言，胡适还是比较在意喝过洋墨水的胡先的批评的。《〈尝试集〉四版自序》并没有直接回应《评〈尝试集〉》的具体观点，而是避实就虚，以“胡先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作结，虽则俏皮，却未免过于轻巧。或许，两年中销售一万部，而且得到周氏兄弟等“天才都很高”的朋友诸多好评，让胡适有点飘飘然。
虽然胡适颇为谦恭地称自家诗集之所以值得再版，只是“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但广泛征求朋友意见，大规模地增删修订，还是有艺术上的追求。甚至可以说，适之先生其实是踌躇满志，对《尝试集》很有信心，希望其流传久远，这才需要如此精雕细磨。就在撰写《〈尝试集〉四版自序》的前几天，胡适完成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述及文学革命时有言：
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11页。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适不屑与胡怀琛争论，对胡先的批评也没有认真回应。可“白话诗”的“反对党”破产了，不等于《尝试集》可以免受批评。接下来，原本处于同一阵营的新诗人的批评，更使胡适难堪。
1923年的中国诗坛，出现两则“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雄文，一是周灵均的《删诗》，将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等八部新诗集分别以“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罪名大加讨伐周灵均：《删诗》，《文学周刊》17号，1923年12月。。对批评家之为了一己“快意”，“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的做法，鲁迅甚为不满《“说不出” 》，《鲁迅全集》第七卷39页。。相对来说，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更具理论意义。也是拿《尝试集》、《草儿》、《冬夜》等开刀，语气也很激烈，可还是讲道理的。此文发在《创造周报》第1号，批评对象减去郭沫若，添上周作人，颇有“党同伐异”的嫌疑。但指出早期新诗“摆脱了词调”、“洒脱了白话”以后，所选择的“小诗”以及“哲理诗”方向存在很大偏差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还是颇有见地的。
笼统地批评白话诗，不管语气如何刻薄，对胡适来说都无伤大雅。到了1926年，才气横溢的新诗人朱湘登场，形势为之一变。在《评闻君一多的诗》中，朱湘称为避免朋友间互相标榜，“越熟的人越在学问上彼此激励”，为自己立下这么一个批评准则：
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
其实，不只评闻诗，评胡适、康白情、徐志摩、郭沫若等人的诗集，朱君都取此策略。如欣赏郭沫若的浪漫激情与雄奇想象，可批评其“对于艺术是很忽略的，诚然免不了‘粗’字之讥”；轮到康白情，更是不客气，称其取“反抗的精神与单调的字句”的努力，“完全失败了”；批评康君时，顺带连“与康君同行的”俞平伯也一起嘲笑一番。至于徐志摩，朱湘的评价更加刻毒：
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一多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参见朱湘《中书集》328页、376页、379页、382页、397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如此脾性，如此眼光，落在《尝试集》上，当然不会特别宽容。刊于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上的《新诗评（一）·〈尝试集〉》，以这么一句全称判断结尾：
“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试加在《尝试集》上的八个字。
如此“盖棺论定”，乃基于以下几个判断：《尝试集》中真正的新诗不多，倒是旧诗或旧诗的变体占优势；在诗歌中谈主义本就是笑话，“胡君居然以诗的经验主义相号召”；“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胡君‘了’字的‘韵尾’用得那么多”，起码证明作者艺术力的薄弱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朱氏的批评，虽稍嫌刻薄，却不无洞见，因而颇受关注。朱自清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时，专门引述其批评《尝试集》“‘了’字的‘韵尾’用得太多”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而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之谈及《尝试集》，“没有一首能称得起完全的新诗体，也就没有一首使人满意的”参见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51页，北平：海音书局，1929年。，基本上是抄袭朱湘的意见。
朱湘横刀立马的英姿，预示着新一代诗人的崛起。此后十年，作为新诗人的胡适，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不只胡适一人，早期白话诗的提倡者，此时已大都归隐山林，很少在诗坛抛头露面了。以至1932年底刘半农编印《初期白话诗稿》时，感慨文艺界的变动“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1933年。。假如不是文学史家陈子展关于“胡适之体”的提法引起争议，胡适与后起的新诗人，很可能就此相忘于江湖。
1935年12月6日《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发表陈子展的《略论“胡适之体”》，谈及“新诗运动隔成功之日还远，到新诗的路决不止一条，不妨‘殊途而同归’”。其中称“胡适之体”也是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陈子展：《略论“胡适之体” 》， 1935年12月6日《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引起很大争议。一个月后，还是在《申报·文艺周刊》上，子模发表《新诗的出路与“胡适之体”》，批评胡诗在“旧诗词的骨架中翻筋斗”，体现“有闲阶级的‘闲适的’意态”，并断言“放脚似的‘胡适之体’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新诗出路，在于充实的社会内容以及熟练的口语。文章的结论很明确：“在这个时候还把‘胡适之体’特别提出来，认为新诗的一条路，结果只有‘此路不通’吧。”子模：《新诗的出路与“胡适之体” 》，1936年1月17日《申报·文艺周刊》第11期。在这场争论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听说是反对的居多”，这并不出乎胡适意料之外。倒是陈子展的殷切期待陈子展的《略论“胡适之体” 》是这样结尾的：“胡先生呵！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很让胡适感动，于是以《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作答，顺便表白自己做诗的三条戒约，连带对批评家之忽略《尝试集》中真正的好诗表示惋惜。
这起码是胡适第三次谈论自己作为早期新诗代表人物的“体”与“派”了。只不过前两回发言不甚要紧，也不被关注；这回可不一样，乃生死攸关。1920年为《老树行》作跋，胡适提及1915年在美国留学时撰写此诗，如何惹来朋友的嘲笑，以致“他们都戏学‘胡适之体’，用作笑柄”《跋“老树行” 》，见增订四版《尝试集》171页。。1924年为《胡思永的遗诗》写序，其中有云：“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胡适：《〈胡思永的遗诗〉序》，《胡思永的遗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轮到《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主要是表白“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梁实秋称这三条中，“唯独胡先生所标榜的‘明白清楚’是不可不特别注意的”，并进而大谈“‘白话诗’亦可释为‘明白清楚的诗’，所以‘明白清楚’应为一切白话诗的共有的特点，不应为‘胡适之体’独有的特点”之类，实在是不得要领，只能理解为梁氏在“借题发挥”梁文着重强调：“近年来新诗有很大一部分日趋于晦涩”，原因是“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见《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2期，1936年2月。。胡适倒是很清醒，再三强调这三大戒约只适应“我自己的诗”，并不具有普遍性与绝对性。
适之先生此文的新意与重点，在于将文体上的“明白清楚”与意境上的“平实淡远”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总算较好地为“胡适之体”做了定位。“在诗的各种意境之中，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回首平生，最能代表这一方向、也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那首写于1920年11月25日、刊于《新青年》8卷5号的《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引录完全诗后，胡适感叹：“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羡的平实淡远的意境。十五年来，这种境界似乎还不曾得着一般文艺批评家的赏识。”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第12期，1936年2月。这里所说的“一般文艺批评家”，当不包括周氏兄弟。因为这首《十一月二十四夜》，正是当初鲁迅和周作人为删诗事复信时所着力表扬的。
经由这一番自我调整与自我表彰，“胡适之体”定位明确了；但其历史意义之得以凸显，还有赖于现代教育制度以及文学史著述的形成。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除“德”、“赛”先生的普及等外，还包括大学课程的巨大变化：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成了必修课；一改中国人的崇古倾向，将“近世文学”纳入考察视野；注重“欧洲文学”的讲授等参见拙文《新教育与新文学》，《北大精神及其他》246—2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刚刚过去的“文学革命”，在胡适撰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还只是个“光明的尾巴”；而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 ”，则已“登堂入室”。一旦“新文学”的历史成为大学乃至中学课堂讲授的对象，有开创之功的《尝试集》必定优先进入新一代读书人的视野。与之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在为“新文学”追根溯源时，也都不可能遗漏胡适的贡献。“中国新文学”课程及著述，作为一种知识传授，首先强调作品的“历史意义”，其次才是已经变化了的“审美标准”。读者不再单独面对具体诗作，而是更多地从整体上思考新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使得本已“退居二线”的《尝试集》重新焕发了“青春”。图十四胡适诗稿手迹对早期白话诗评价不太高的朱自清在《选诗杂记》（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朱自清称：“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只是‘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似乎故意冷落开创者胡适——仅入选9首，与闻一多的29首、徐志摩的26首、郭沫若的25首，实在不成比例。以篇数计，排在胡适前面的，依次还有李金发、冰心、俞平伯、刘大白、汪静之、康白情、朱自清、何植三、冯至、潘漠华、朱湘、徐玉诺、蓬子等。可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却不能不在“初期的诗论”以及“初期的创作”两节中，将胡适排在第一位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85—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与此相类似，王哲甫所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认定胡适“在新诗的创作上并不算是成功”，可还是承认“他在新诗坛上实地试验，为提倡新诗的急先锋，其功绩不可谓不大”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00页，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而表扬“胡适之体”的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也给予胡诗恰当的评价：“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227页，太平洋书店，1937年。
应该说，到了抗战前夕，对于诗人胡适的历史定位，学界的意见已渐趋一致。如果不是50年代急风骤雨的批胡运动，此故事本该告一段落。可说来有趣，正是这风云突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冷冻”，使《尝试集》赚够了大批正直学者的同情，以至在70年代末“重现江湖”时，当即获得不少不虞之誉。甚至可以说，当20世纪末中国学者投票选举“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时，《尝试集》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围，与这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的“苦难的历程”不无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为统一思想、规范课程而设计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其第一讲第一章第二节“文学革命的理论及其斗争”，本该是胡适最有可能露脸的地方，可开篇竟是“胡适主张的批判”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新建设》4卷4期，1951年7月。，这几乎预示着此后三十年胡适在大陆学界的命运。1951年出版的王瑶所撰《中国新文学史稿》，虽也批评胡适在“五四”时期“形式主义的态度”，但毕竟在第二章《觉醒了的歌唱》中开篇明义：“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在1920年，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随着政治局势日益紧张，胡适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越来越趋向于扮演反面角色。1955年，作家出版社刊行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因作者去世，没来得及修改，还在欣赏胡适的《人力车夫》“表示对劳动者的同情”见该书第249页。顺便说一句，胡适发表在《新青年》4卷1号上的这首《人力车夫》，因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给予表彰，而后又被各种现代文学史所引录，影响极大；其实，这并非胡适的“代表作”，刊行增订四版《尝试集》时，胡适已将此诗删去，鲁迅等人也未表示异议。。紧接其后出版的张毕来著《新文学史纲》和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称《尝试集》“不但思想感情不是新的，连表现方法也几乎完全没有新的因素”；至于胡适参加新文化运动，那是因“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企图投机取巧，以达到其个人野心和反动的政治目的”参见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8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和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4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有趣的是，在1955年那场席卷全国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尝试集》领受的炮弹其实是最少的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1956年刊行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专门的批判文章只有林彦刊于《西南文艺》1955年2月号的《胡适的〈尝试集〉批判》。这场批判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不是什么诗才之高低，故林文也努力在胡诗如何“直接为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服务”上做文章。如此偏颇的视角，给日后的平反留下很大的空间——只要政治形势变迁，《尝试集》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重返文学史。
接下来的故事很具戏剧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后，“忽如一夜春风来”，正面评价胡适的论文大量出现在大陆报刊上——此前二十多年，只有台湾、香港和日本有过若干像样的研究论著。而最早集中出现“平反”声音的，莫过于《尝试集》研究。单是1979年，就先后有蓝棣之、秦家琪、文振庭、龚济民、周晓明、朱德发、亦坚等分别撰文“重新评价”《尝试集》参见刊于《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2期的《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和他的诗论》（蓝棣之）、《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3期的《重评胡适的〈尝试集〉》（秦家琪）、《江汉论坛》1979年3期的《胡适〈尝试集〉重议》（文振庭）、《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3期的《评胡适的〈尝试集〉》（龚济民）、《破与立》1979年5期的《重新评价胡适的〈尝试集〉》（周晓明）、《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5期的《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写作》（朱德发）和《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2期的《从鲁迅为胡适删诗说起》（亦坚）。，这还不包括若干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的文章。最后提及的亦坚之作，题为《从鲁迅为胡适删诗说起》，是一则不到五百字的短文，但很值得玩味。该文借用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的叙述，指出，“单是五四时期鲁迅为胡适删诗一事”，就足以说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以鲁迅的崇高地位，来为胡适的重新出场提供合法性，实在是妙不可言。另外几篇论文，也都在论述中提及此充满玄机的逸事。
此后二十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授与著述日趋成熟，作为新诗开创者之一，胡适的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进入90年代，胡适作品大量刊行，最有影响的当属（北京）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的《胡适学术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适书信集》（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12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精品集》（1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7册）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胡适著译精品选》（19册）。，《尝试集》也就成了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必须知道的“文学常识”。只要白话诗的路子不被完全否定，这所谓的“新诗的老祖宗”就不可能被一笔抹杀。许多比胡适更有天赋的诗人，比如朱湘，也不可能取而代之。在这个意义上，《尝试集》确实成了“经典之作”。
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T。 S。 Eliot）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曾区分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不同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点在作品的魅力与生存时空。“其一是普遍的经典作品”，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永久地为全人类所欣赏；“其二是那些相对于本国语言中其他文学而言的经典作品，或者是按照某一特定时期的人生观而言的经典作品”。除了个人才华，“普遍的经典作品”之得以产生，还有赖于某一文明、语言、文学乃至心智与习俗的“成熟”参见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第188—20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在这一论述框架中，经典的产生明显受制于政治生态及文化霸权。比如，在欧美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19、20世纪，中国作家的想象与表述，便因与之密不可分的文明、语言、心智、习俗的“不成熟”，而在很多论者看来不可能具有“普遍性”。美国学者布鲁姆（H。 Bloom）所设想的走向经典之路——与政治利益无涉，乃纯粹的美学竞争参阅Harold Bloom，The Western Canon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1993)第15—41页。——在东西文化、南北经济尚存在巨大落差的今日，是不太现实的。
即便将论题局限在同一文化传统，经典的推举，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力的渗透与时代思潮的激荡。尤其是当世人谈论“经典”时，实际上是将“阅读趣味”与“文化记忆”混合起来。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家与作品，并没有真正进入当代人的阅读视野；而不少当代读者欣赏的作品，又未能登大雅之堂。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因其所设想的目标并不相同。必须经由很长时间的对话与磨合，两条视线才有可能基本重叠——到那时候，专家与公众的趣味依然有异，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之前，作品距离我们太近，其流风余韵依旧影响着今日的文学创作，论者在为某一文学现象、流派、风格、文体追根溯源时，很容易将其作为“鼻祖”或“祸首”来褒贬抑扬。再加上文学史家的推波助澜，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并非素面的、而是经由多重化装，因而有着巨大的光环或阴影的作品。
正如本文所着力阐发的，《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冲突与对话的产物。在史家眼中，与文学生产同样重要的，是文学接受的历史。而制约着公众趣味与作品前程的，包括若干强有力者的独立判断与积极引导（比如周氏兄弟之应邀删诗），以及作为知识传播的大学体制（比如“中国新文学”课程的开设）参见John Guillory ， “Cano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ited b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5)第233—249页，中译本见《文学批评术语》（张京媛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9—340页。。至于因意识形态纷争而导致某部作品“突然死亡”或“迅速解冻”，使得20世纪中国的文学接受史显得扑朔迷离，因而也更具戏剧性，更值得追踪与玩味。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作者并非毫无可为。像胡适那样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撰写《尝试集》三序）以及自我定位（关于“胡适之体”的论述），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这在文学史上既非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因此，在讨论文学生产、文学接受以及文本阐释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已被“杀死”了好多次的“作者”依旧顽强地活着，并迫使史家无法完全漠视其存在。
2000年10月初至2001年1月底，撰于北京—海德堡—东京
§§第六章 写在“新文化”边上——旧纸堆里的新发现
谈论“五四”“新文化”，有人擅长高屋建瓴，有人喜欢体贴入微，可以说是“萝卜白菜各有所好”。前者关注天下大势，难免多点逻辑推演；后者侧重史料钩沉，必须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自承写在“边上”，也就没有义务承担全面论述“新文化”的重任。热衷于琐碎的资料考辨，希望借此贴近研究对象，这也是“触摸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若傅斯年批注本《国故论衡》、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老北大讲义、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还有梁启超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稿等，所有这些“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部分颠覆或修正了我们原先的文学史/文化史想象。
既然是“琐琐碎碎”的考辨，不妨采用“轻轻松松”的笔墨。至于压在纸背的心情，包括学术史眼光以及现实关怀，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今人之谈论“五四”，不仅仅是在与“过去的历史”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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