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此《国故论衡》批注本，实属偶然。还像往常一样，每进一图书馆，不问三七二十一，先转悠一圈，看看有无“特殊情况”，而后再寻求重点突破。就是这第一次的“徜徉书海”，竟与这册上海右文社1915年刊行的“章氏丛书”本《国故论衡》相遇。不是我有特异功能，而是众多竖立的平装书里，不时夹杂一两册本该平置的线装书，实在太碍眼。想帮它顺一顺，拿起来一看，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没什么稀奇的。可此书明明有三册，为何除头去尾，只剩下中册？再一翻，扉页上有题词：
颉刚一日谓我云：太炎所最攻之人，即其所从以得力最多之人，昭明、实斋、芸台、定庵是也。此言愈思愈信。
以章太炎、顾颉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不难猜想此批注者大有来头。若能考出此书的来龙去脉，也算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伦敦一月，白天参观博物馆，晚上乱翻杂书，悠哉游哉，不亦乐乎。眼看归期将至，妻子追问，当初借回那册奇书时，你不是说定能考出批注者吗，结果如何？书前书后没有可供考据的签名或藏书章，单凭墨迹很难猜出其人——除非批注者是书法名家或刚好是自家的研究对象。图书馆电脑显示，该馆所藏《国故论衡》，确实只有孤零零的中册。至于该书何时入藏，是友人捐赠还是购自中国，没有相关线索。如此专业著述，又有相当内行的批注，不像是留英学生的课外读物。要说乃伦敦大学当初在中国所购之书，却不该只收中册。玩味再三，百思不得其解，可口头上还是不肯认输，这才招来妻子的嘲笑。
归期在即，再不服气也没有办法，收拾起整整一背包所借书籍，送回图书馆去。一路上自怨自艾，很是懊恼。路经罗素公园，停下来，就算是“告别演出”吧，在树阴底下再读一会儿书。虽说地处市中心，四周车水马龙，公园里却很幽静。男女老少，有的端坐长凳，有的横卧草地，各读各的书，互不相扰。很快凝神入定，重新翻阅即将归还的《国故论衡》。翻到《辨诗》一文，见有两处批语：“本书未改本有韵者下有皆字年校”、“以下不另行年校”。脑际掠过一如雷贯耳的大名——傅斯年（1896—1950）。没错，应该就是他！当初舍近求远，到处搜集线索，反而忽略了近在眼前的“年校”二字。
一旦想通，所有原先隐而不露的资料，全都被激活了。扉页提到“颉刚一日谓我云”，书末又有“民国五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读通卷”，当系傅斯年就读北京大学预科时的旧物——书中的批注，与我们所知其时傅斯年的思想及学术状态若合符节。1919年夏天，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第二年初春，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习实验心理学，此书于是随主人漂洋过海。1923年6月，主人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近代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该卷没有随行，就此流落异乡。好在落户同属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也算是得其所哉。前半截的考证，应该说是板上钉钉；后半截虽属假设，却也合情合理。
暂且按下“国故”何以失落，先说说此批注本如何有助于我们了解“傅斯年前史”。归国以后的傅斯年，其巨细无遗的大量资料现存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故杜正胜、王？森等学者得以借助此“傅斯年档案”，成功地构建学术史、思想史乃至生活史上的傅斯年形象。至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迅速崛起的“新秀”，有《新青年》及《新潮》上的51则文章——其中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就有《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怎样做白话文》、《戏剧改良各面观》、《论编制剧本》等七文——傅斯年的贡献更是早就为文学史家所关注。诚如王？森所言，“重构傅斯年的生命史时，最为困难的是他的少年时代及在英、德读书的七年”王？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3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可后者毕竟还有若干笔记本及大量藏书被保留下来，学者仍可借以探测傅氏其时的学思状态。只有前者，除了若干友人的回忆文章，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我想略微延伸王君的思路，对于傅斯年，我们最缺的，其实还不是5岁入私塾，或12岁津门求学的经历，而是从1913年夏考取北大预科，到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这几年的资料。因为，六年求学北大的经历，对于傅斯年学识、思想及趣味形成所起的作用，实在非同小可。从为《新青年》撰稿，到主编《新潮》杂志，再到担任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总指挥，后两年的傅斯年，既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有自家文章为证。前四年呢？傅乐成所撰《傅孟真先生年谱》，对于18—22岁的傅君生活，除了节引当年同学毛子水、罗家伦、伍？的回忆文章，未能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可有了这三则原刊《傅故校长哀挽录》的文章《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刊本，1951年。，再加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我们总算对傅先生就读北大时的精神状态略有了解。将这四位老同学的回忆与批注本《国故论衡》相比勘，不难有所发现。
1917年胡适归国任教以前的中国学界，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之争，以及与之相关的章太炎、康有为的对立，依旧是中心话题，吸引众多文史学者。辛亥革命胜利后，章氏弟子的大举入京，占据北大讲坛；再加上太炎先生本人的“时危挺剑入长安”章太炎：《时危四首》原载《雅言》第十一期（1914年12月），收入上海右文版《太炎文录》初编，其一云：“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授国学，后又因反袁被囚禁，使其声望如日中天，北大学生更是以阅读《国故论衡》等为荣。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强调1913年12月随毛子水听章太炎系统讲授国学对于自家学术意识萌现的意义。当然，基于其疑古辨伪的功业与立场，顾氏最终还是落实在1915年开始接触康有为，明白了今文学家自有立足点，并非像章太炎所攻击的那么浅薄无聊，转而意识到“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故对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日渐低落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23—26页，《古史辨》第一册。。
顾颉刚称，只因国文教师、文字学教师等都是章氏弟子，再加上当面听过章先生讲演，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读”。这八种书是《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中国历史教科书》、《国故论衡》、《大乘起信论》、《新旧约圣经》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27页，以及顾潮《顾颉刚年谱》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前四种在意料之中，后四种方才显出顾氏读书特色。阅读《大乘起信论》乃是因章太炎演讲时大力推荐，了解《新旧约圣经》则缘于夏曾佑“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用旧约作比较”。也就是说，后两种之进入“按日圈点颂读书目”，其实是《国故论衡》和《中国历史教科书》思路的延伸。比顾颉刚低两级、1915年进入北大预科的陶希圣，在《北京大学预科》一文中称，是国文教师沈尹默“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读习”，并且指点我们阅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文心雕龙》、《史通》、《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台湾）《传记文学》3卷4期，1963年10月。。相比之下，顾的特异之处，在于其读书不只带章门烙印，还深受夏曾佑的影响。而后者，按周予同的说法，其功绩在于“接受经今文学的启示，编写普通的历史教材，使转变期的新史学普及于一般青年们”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5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顾颉刚称“我的读书，总喜欢把自己的主张批抹在书上，虽是极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击”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27—28页，《古史辨》第一册。，接下来便是大段关于《国故论衡》中《文学总略》篇的批评。同样才气横溢的好友傅斯年，想来也在此潮流中。当年同学伍？在《忆孟真》中追忆伍？：《忆孟真》，《傅故校长哀挽录》62—64页。，1916年下半年，北大校园里有个大胖子同学很特别，常常在同学的包围中议论风生：
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他。
《检论》的批注本至今没发现，眼前这册《国故论衡》，倒确实是“红色的批点”。仔细品味，傅斯年也像顾颉刚一样，对太炎先生既“极佩服”，也不无“抨击”之语。而且，明显是借用今文家的眼光，来评估古文大家章太炎的论述。
傅斯年之批注《国故论衡》，目前存留下来的，主要分为论文与治经两类。先说前者。《文学总略》“《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句上有批注：
彦和标文笔之分，不仅存时论，且驳之矣。故曰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立两目，自近代耳。其下文又驳颜延年以文笔分经传之讹，更抒己说，以为言翰之分，口舌笔墨间耳，初不可以有韵无韵当之，更不可以经传区之而判优劣。此为太炎之说所自本，读者宜审焉。
同文“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句有批注：
此即李申耆骈散不分之说。
《论式》一文细圈密点，不难推知批注者对此文格外青睐。在“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处有批语：
通篇精旨。
同文“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句的批注为：
此论自章实斋启之，详《文史通义·诗教篇》。然柳子厚云，文有二道，著作比兴云云，实为以论诗二系别文章之先河。
《辨诗》“因缘绪言，巧作刻削”句，也有批语：
此病六朝人最重，甚且改易古人名字。唐宋人殊少也。如“姬旦”可谓奇谈。
以上三文的批注，基本上属于读书札记，并没有太多发挥。
相对来说，《原经》一文的批注更值得重视，因其牵涉民初学术潮流，起码可以让我们了解北大校园里的今、古文之争。此文开篇即有总评，表明北大预科即将毕业的傅斯年，其眼光已逐渐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移：
以下三篇多深抑今文之辞，余为经学，殊不专信古文，而年来更喜公羊家言，宜不相入也。然学问之道，非浅学者所可测。辨章然否，姑俟诸成学之日耳。
在“尹吉甫《史籀》之成式”句上有批注：
《春秋》之书，杜征南谓周公之旧章，犹可取《左传》昭二年韩起语为证也。此谓尹吉甫《史籀》，似臆度之辞，求诸典籍，无此说也。
在“今以《春秋》经不为史”句的批注是：
以《春秋》经不为史，清代治今文者多持此说，而最前者孔众仲也。
在“然《春秋》所以独贵者”句，有批语：
以今文家而推崇丘明者，无过龚定庵。其尊史之旨，略同太炎。
在“故六经皆孔子臆作”句批语：
持此说者康长素为力，其《孔子改制考》前数卷皆谓诸子托古，上古无稽，其说多不可信，虽今文师亦且驳之。然有两事可注意者，一儒家实改制度。孟子“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此三年之丧出孔氏之明徵。其他盖亦量是。又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亦不可以为一切皆凭虚之言（此今文家最坏之论）。详札记。
虽说《孔子改制考》卷十一、卷十三两次引录《孟子·滕文公上》关于丧礼的这段话，但均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72页、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可见傅斯年并非抄书，靠的是平日读书的积累。
“殊不专信古文”的傅斯年，在《国故论衡》中再三引录今文家的意见；但自称“年来更喜公羊家言”的傅氏，照样攻击“今文家最坏之论”。可惜详细记录傅斯年当初思考的“札记”没能保存下来，笔者不便多作发挥，以免“过度阐释”之讥。但北大预科三年级学生傅斯年之不专信古文或今文，这一基本立场，还是明显地呈现出来了。
这或许是当初北大文科的基本风貌。与傅斯年同时进入北大预科的同学沈德鸿（雁冰），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提及国文教师陈汉章曾撰文回答学生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提问：
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其时的北大教授，有各自鲜明的学术倾向，但已不再谨守今文或古文家法，甚至有借今、古文的缝隙，凸显自家的学术思考的。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莫过于章氏门生而又接受崔适影响的钱玄同，据说他曾这样教诲顾颉刚：
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聊斋志异》上记着一段故事，说有一个桑生，先后接纳了两个奔女，不久莲香指李女为鬼，李女指莲香为狐；桑生初疑她们是嫉妒性的攻击，但经历了长时期的考验，就证明了莲香果真是狐，李女果真是鬼。我们今天，正该从今、古文两派的相互指摘之下接受他们双方的结论。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之《序》，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
单从互相撕破假面目这一角度看，钱说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如此读书，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因为，没有比论敌更热心于钻研对方著作并发掘谬误的了。民初北大文科学生，很可能正是从解读经今、古文论战中，获得独立思考的空间，并培养某种程度的怀疑精神。比如，傅斯年发表在《新潮》创刊号上的《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便是从清学脉络推论“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孟真：《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
这种怀疑精神，既指向作为学派的今文与古文，也指向原先崇拜的著名学者。对太炎先生的学说，由热情拥抱转为挑战与质疑，在傅氏批注《国故论衡》时，已有明显表露。两个月后，傅斯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大预科，升入本科国文门（即后来的中国文学系）。随着眼界的日渐开阔，加上胡适归国任教所带来的新鲜气息，傅斯年不再满足于列太炎先生门墙或承某一学派衣钵。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故校长哀挽录》41—46页。，有一段颇富戏剧性的悬想：
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
刘师培是否有意传衣钵于傅斯年，其实没有任何可供实证的资料。只是因傅氏国学修养深厚，在同学中颇有声誉，故罗家伦所论，其实是傅是否具有继承衣钵的“资格”。在罗氏的论述框架中，新旧截然对立，承太炎学派衣钵乃“徘徊歧路”，与“革命性”和“近代头脑”背道而驰。如此立论，过于看重此举之意识形态内涵，虽属政治家之“高瞻远瞩”，却难免生拉硬扯之嫌。
对于傅斯年日后之不大谈论太炎先生及其学说，我以为老同学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中的分析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故校长哀挽录》1—3页。，更为切合实际：
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信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这一论述，与傅斯年批注本《国故论衡》扉页所记顾颉刚之言，可谓异曲同工。遥想当初顾、毛、傅三人关系密切，所谓“太炎所最攻之人，即其所从以得力最多之人”，很可能是朋友聊天时的话题之一。几十年后，轮到为老友写悼文，毛子水对于傅氏不谈章太炎的解释，我以为是相当准确的。不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的“忘恩负义”，也很难套用时尚的“影响的焦虑”参阅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我同意毛子水的说法，确实是用力较深，知其利也知其弊，故很难盲目崇拜。
与此相联系的，是傅斯年对北大文科教育的批评。1920年8月1日，进入伦敦大学研习实验心理学不久的傅斯年，致信胡适，“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这两句常被论者引用的名言，听起来惊心动魄。可联系上下文，问题便没那么严重了。脱离作为政治运动中心的北京，傅斯年开始潜心读书，“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至于选择心理学作为主攻方向，认定“以此终身，到也有趣”，必定使得其读书范围及方法改弦易辙。明白这一点，对下面这段抱怨，当不会觉得过分突兀：“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傅斯年致胡适》，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2—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348—35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如此辩解，并非完全抹杀傅斯年对北大文科教育的批评。只是此信之讨论国文教育，很大程度缘于俞平伯的“不辞而别”。1920年1月，傅斯年与俞平伯等一行乘船离沪，前往英国留学。海上漂泊将近两个月后，终于抵达英国港口利物浦，次日便乘车前往伦敦。可抵英不到两周，俞平伯因不习惯留学生活，悄悄乘船归国。傅斯年得到消息，急忙乘火车赶去马赛拦截，可惜未能追上。否则，以傅之热心与俞之固执，说不定还有一场“恶战”。
俞平伯的半途而返，让傅斯年大为感慨。虽然也承认俞氏此次归国“未必就是一败涂地”，因“‘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可还是耿耿于怀。出国前一年，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发表《故书新评·小引》，称：“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傅斯年：《故书新评·小引》，《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依此思路，俞平伯的放弃留学，实在是没出息的表现。其实，以俞平伯的性情，勉为其难去读洋书，考博士，并非最佳选择。不过，在“五四”一代青年看来，留学乃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不二法门，俞氏之退却，实在太不明智。责任感很强的傅斯年，于是进而思考俞平伯留学失败的原因：
俞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3页。
傅斯年这封撰于1920年8月1日的长信，既是向师长汇报学习及生活状态，也是在努力清理自家思路，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留欧七年，傅斯年涉猎众多学科，由心理学而物理学而历史语言学，直到最后阶段，方才转向日后纵横驰骋的历史学。从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时，傅斯年大概不会料到自己日后还会与人文学术打交道，没有随身携带自家批注的《国故论衡》，一点也不奇怪。即便一开始在伦敦大学读的就是语言学或历史学，我猜想，以傅斯年的天分与志气，也可能照样遗失章氏为代表的“国故”——那是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学术潮流决定的，个人很难超脱。
留学归来，傅斯年重返文史研究领域，其眼光与趣味，已与出国前大相径庭，在“无中生有”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更是刻意与“国故”/“国学”等划清界限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一分，1928年10月。。替院长拟致研究员聘书时，傅氏以一贯的决绝口吻，直截了当地表明其对于“国学”的不满：
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则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转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1期，1998年10月。
这种学术上的国际视野，确实与章太炎等老一辈“国学大师”迥异。但傅氏对于史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之迷信，以及对国学家“抱残守缺”之讥讽，同样不无可议处。走出国故，拥抱西学——以及作为西学分支之海外汉学，对于留学生来说，乃是顺理成章。反而是如何理解、体贴传统中国及其学术，成了归国后必须“恶补”的功课。傅斯年那代学人，毕竟有过崇信并苦读《国故论衡》的阶段，即便“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问题也不大。倒是从不屑于了解传统中国学问路数，满足于“分异国造诣之隆”者，谈论中国时，很容易出乖露丑——如此说来，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资格”像傅斯年那样，果敢地将“国故”遗失在异国他乡。
原先只是争强斗胜，因跟妻子打赌而开始大海捞针。幸亏运气好，侥幸被我考出了批注者，于是想入非非，开始拾遗补阙，为学界提供“傅斯年前史”。最后思路陡然一转，变成追问傅斯年为何将此藏书遗留在伦敦，此举有无象征意义。如此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像是在读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自觉很过瘾。只是轮到落笔为文，却感觉并不轻松。
附录：本抄录辑自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藏上海右文社1915年所刊《章氏丛书》本《国故论衡》中册上傅斯年的批语。
扉页
颉刚一日谓我云：太炎所最攻之人，即其所从以得力最多之人，昭明、实斋、芸台、定庵是也。此言愈思愈信。
《文学总略》
（《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彦和标文笔之分，不仅存时论，且驳之矣。故曰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立两目，自近代耳。其下文又驳颜延年以文笔分经传之讹，更抒己说，以为言翰之分，口舌笔墨间耳，初不可以有韵无韵当之，更不可以经传区之而判优劣。此为太炎之说所自本，读者宜审焉。
（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此即李申耆骈散不分之说。
《原经》
（开篇）以下三篇多深抑今文之辞，余为经学，殊不专信古文，而年来更喜公羊家言，宜不相入也。然学问之道，非浅学者所可测。辨章然否，姑俟诸成学之日耳。
（尹吉甫史籀之成式）《春秋》之书，杜征南谓周公之旧章，犹可取《左传》昭二年韩起语为证也。此谓尹吉甫《史籀》，似臆度之辞，求诸典籍，无此说也。
（今以春秋经不为史）以春秋经不为史。清代治今文者多持此说，而最前者孔众仲也。
（然春秋所以独贵者）以今文家而推崇丘明者，无过龚定庵。其尊史之旨，略同太炎。
（故六经皆孔子臆作）持此说者康长素为力，其《孔子改制考》前数卷皆谓诸子托古，上古无稽，其说多不可信，虽今文师亦且驳之，然有两事可注意者，一儒家实改制度。孟子“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此三年之丧出孔氏之明徵。其他盖亦量是，又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亦不可以为一切皆凭虚之言（此今文家最坏之论）。详札记。
《论式》
（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通篇精旨。
（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此论自章实斋启之，详《文史通义·诗教篇》。然柳子厚云，文有二道，著作比兴云云，实为以论诗二系别文章之先河。
《辨诗》
（有韵者为诗）本书未改本“有韵者”下有“皆”字。年校。
（因缘绪言，巧作刻削）此病六朝人最重，甚且改易古人名字。唐宋人殊少也。如“姬旦”可谓奇谈。
（唯汉初高祖孝文或亲自作诏耳。诔亦视此）以下不另行。年校。
（文末）民国五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读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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