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创立的高等汉学研究所，1972年起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其附设的图书馆，现在已是欧洲汉学藏书的重镇。尤其是1951年接收当时驻北京之巴黎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藏书，大大提升了其收藏质量。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以及魏丕信所撰序言，使我们对此图书馆的藏书特点及其来龙去脉，有相对的了解。也曾按图索骥，兴致勃勃地翻阅其收藏的明万历四十三年苏郡刻本《陈眉公集》、明崇祯六年墨绘斋刻本《天下名山胜概记》、清乾隆三十八年红树楼刻本《历朝名媛诗词》等，但真正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另外一些根本不入藏书家眼的“奇书”。汉学所的“善本”，我在北大也能看到，只是取阅不如这里方便而已。至于“奇书”的价值，纯粹因人而异。比如老北大的讲义，对于他人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
几年前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此文初刊《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后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和《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略感遗憾的是，我所使用的老北大教材，大部分是日后整理出版的著述，而非最初的讲义本。比起课程设计或专业著述来，讲义无疑最能体现老北大的课堂氛围。可惜，此类当年发给学生的讲义，即便北大校史馆，也都很少收藏。
说来真是神了，远隔千山万水的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而且“养在深闺无人识”。这些讲义，版式统一，有油印，也有铅印，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此前学界对于鲁迅1920年后在北大教小说史时所发讲义有所考辨参见路工《从〈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访书见闻录》214—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鲁迅小说史大略》119—12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见这些昏黄且略显残破的线装书，我当即判定，这就是我寻觅多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讲义。
没必要大发感慨，还是转入关于这些讲义的介绍。油印讲义共7种12册，分别是：钱玄同《说文学》一、二（内文《说文段注小笺》）、朱宗莱《文字学》、黄侃《中国文学》（内文《文钞》）、黄侃《文式》、吴梅《词余讲义》、吴梅《中国文学》（内文《词余讲义》）、吴梅《词选》（内文《诗余选》）、吴梅《中国文学》（内文《诗余选》）、吴梅《中国文学史》一、二、三。铅印讲义共5种14册，分别是：钱玄同《文字学》（内文《文字学讲义》）、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内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沈（尹默）《学术文录》、叶浩吾《学术史》（内文《中国学术史》）、陈汉章《中国通史》（史学门一年级四册、二年级四册、三年级二册，共10册）。铅印本有标明出版或使用时间的，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1920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陈汉章《中国通史》则是“民国八年十月至九年六月”的教材；油印本只在夹缝中注明使用教材的年级，如朱宗莱《文字学》为文法预科二年级所用，黄侃《文式》则是中国文学一、二、三年级的教材。据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因印刷品日渐增多，校方决定，将收发讲义室改为出版部，仍隶属图书馆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由北大出版部刊行的，学术上比较成熟，可在校外流通，故有定价参见《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书目》，载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2068—20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油印本讲义则是随写随印，只发给修课的学生，连学校也都没有留底。因此，像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还能在北大图书馆或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至于黄侃的《文式》或吴梅的《中国文学史》，此前我们毫不知晓。
吴梅所编《中国文学史》“不该被遗忘”的理由，将在下节陈述；这里简要介绍的，是其余各家讲义。考虑到诸君多为当世名人，随便拉出一个，便是一连串“老北大的故事”，此处谨守边界，将笔墨集中在课堂教学。
唐兰曾这样谈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范围：“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后来，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只讲形义，避免了不太内行的音韵。”参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前论”部分。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钱玄同（1887—1939）的大名广为人知。除了畅快淋漓、有时为追求效果而剑走偏锋的杂文，钱玄同的真正功业在文字学。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提到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1939年撰于陕西城固，排印本流传甚少，现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作为“附录”。，从1917年起，钱玄同在北大教音韵学这门课：“编的两大册《音韵学讲义》，排比旧说，略加评按，他早已不要了；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又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子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参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8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至于朱宗莱（1881—？），号蓬仙，浙江海宁人，1908年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等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这个每周一次在《民报》社开讲的八人小班，日后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复制的神话。由北大出版部刊行于1918年的《文字学形义篇》，流传甚广，好多国内外图书馆都有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共藏有朱著13种，全是此书不同时期的刊本，想来此君信奉的是“一本书主义”前些日子上网检索，发现孔夫子网的自由拍卖区有“早期线装北大讲义二册”，即钱玄同、朱宗莱二君的文字学讲义。可惜不懂操作，无法参加竞拍，不知这两册小书最后“花落谁家”。。
沈尹默（1883—1971），浙江吴兴人，又名君默，日后以书法及书论著称于世，当年在北大教的是文预科。这册《学术文录》，作者只署“沈”，至于“尹默”二字，是我加的。该书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体例也颇为杂乱，大概是临时写印，日后杂凑而成。这册文录，依次收有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家》等。如此“学术文录”，章太炎的色彩很浓。也难怪，民初北大的文科教员，多为章门弟子。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谈到，他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因其弟兼士列太炎门墙，加上他本人确曾在日本读书，被误认为章门弟子。于是，他挂了这“章氏”招牌进入北大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163—17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陶希圣晚年忆旧，提到当年在北大念预科，给他们讲国学的沈尹默、沈兼士“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尹默先生给我的 教益很多。他指点我们读这样的几部书，就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太史谈《论六家要旨》，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与章太炎《国故论衡》。这几部书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的面前。”到了预科二、三年级时，“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他先讲陆机《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这种讲授方法，给我的益处很大”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台湾）《传记文学》3卷4期，1963年10月。。几十年后追忆，具体细节不免有出入，但借助陶氏的回忆，我们还是能大致明了当初沈尹默讲课的情况，也得以判断此《学术文录》乃沈在北大预科的讲义。
熟悉老北大史事的，对当年文科的两位老教授，叶浩吾和陈汉章，当并不陌生。叶瀚（1861—1933），字浩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也曾奔走国事，参加爱国学社及兴中会等，先后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有《中国美术史》、《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长编》等著述好多年前就听说，叶瀚（浩吾）的《晚学庐丛稿》，正由某学术单位整理，可惜至今尚未面世。。陈汉章（1863—1938），字伯？，浙江象山人，举人出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著述甚丰，有《经学通论》、《辽史索隐》、《苏诗注补》、《列女传評注》、《历代车战考》等。谈及“老北大的故事”，不能不牵涉这位博学而好古的老先生。沈尹默曾提及他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原本被请来教书，可陈更愿意当学生，因“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可惜等到毕业时，也入民国，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陈的“翰林梦”彻底破灭。好在北大践前约，聘他教历史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167页。。这十册《中国通史》，便是其在北大教书的讲义。
中年教授刘师培（1884—1919）、黄侃（1886—1935）、吴梅（1884—1939）等，因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深的纠葛，其事迹广为人知。这里仅从教学方面入手，略作考辨。
黄侃1914年秋应聘北大，讲授中国文学，而不是他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1919年春，拜仅年长自己两岁的老朋友刘师培为师。同年10月，因老母年迈，加上学校里人事复杂，不甚快意，黄侃决意归乡，于是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之聘。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本年有云：“先生居京日记，今不可见。《说文》《尔雅》《广韵》三书，在此数年中续有校文。诗文词共得数百首，而诗尤多。所撰稿如《咏怀诗补注》《诗品讲疏》（《讲疏》全稿今不可见）《文心雕龙札记》，皆为授课所编讲章。”参见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1919年”则，黄侃、黄焯《蕲春黄氏文存》15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季刚先生讲学北大的情况，弟子刘赜的回忆可作旁证：“私门讲肄之勤，虽夕不休。往往柝声四起，校舍键闭不得入，先师辄辟室授餐，以家人畜之。每值良辰，则率众游豫。京华名胜，寻访殆遍。尝集宋人词句为联云：‘芳草游踪，春风词笔’。‘落花心绪，流水年华’。可想见当时风趣。……尝谓：为学须天资、人力与师承三者并备，而师承不过聊助启发，非即学问，至讲堂中之讲义，尤非学问所在，首宜举而焚之，自求多识。”刘赜：《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1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课堂上以骂人出名（尤其是骂同门钱玄同），私下里读书教学却很认真。这跟季刚先生才子风流的习性有关，可同时牵涉其对新式学堂的看法。1932年，杨伯峻希望拜师学艺，得叔父杨树达的指点，向黄侃呈上红纸封套里的十块大洋，再跪下去磕一个头，才被认做“真正的门生”。关于门生与学生的区别，以及他自己的学问也是磕头得来的，杨伯峻转述黄侃的说法，甚是有趣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原载《学林漫录》二集，1981年，见《量守庐学记》161—165页。。
巴黎藏老北大讲义那些不被看好的“课堂讲义”，其中也有学术分量很重的。比如黄侃在北大讲《文心雕龙》，其《文心雕龙札记》便可称传世之作。至于另外两种讲义，确实显示编者的漫不经心。《中国文学》（即《文钞》）一书的目录页，后有“右文百三十五篇，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此略依时序编次，讲授则依照便宜为后先”字样。《文式》包括赋颂第一，论说第二，告语第三，记志第四等，规模颇大，可也只是作品选。目录后照样有曰：“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讲授次叙从便宜进退之。”不管是《文钞》、《文式》还是《文心雕龙札记》，都属体味、欣赏乃至追摹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强调历史变迁的“中国文学史”。
刘师培1917年秋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1919年11月20日在北京和平医院病逝，时年36岁。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刘师培原本希望潜心讲学著述，可无意中还是卷入了政治风潮。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师培、黄侃被推为总编辑。虽然该社的简章经蔡元培过目，出版经费也由北京大学垫付，《北京大学日刊》还做了正面的报道。可同年3月《公言报》的一篇报道，还是一下子把刘师培推到了风口浪尖。表彰过《新青年》、《新潮》的提倡新文化，接下来便是：“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它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两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即便说者无心，听者也有意，如惊弓之鸟的刘师培，当即站出来反驳：“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赏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师培致公言报函》，1919年4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辩解之辞有真有假，可如此介意被划归旧派，已显示当年刘师培在北大的尴尬处境。时人确实有对其历史污点耿耿于怀的，比如同事黄节便致书校长，称“申叔为人，反复无耻”，“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参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263—26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鲁迅给钱玄同写信，对此“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更是热讽冷嘲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好在蔡元培惜才，学生们对刘师培的学问也相当佩服，要不真的难以为继。
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刘师培负责指导的科目最多，包括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门。至于正式讲授的课程，则是中古文学史和中国文学两门。作为一代名篇，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就连鄙薄其为人的鲁迅，也对此书褒奖有加。1928年2月24日，当被问及何种文学史最好时，鲁迅的回答是：“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同上书，609—610页。此前一年，在广州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专题演讲时，鲁迅也曾多次征引此书。除了这广为人知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在北大的讲义，还包括由罗常培记录整理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此书抗战后期刊行于重庆，现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中古文学论著三种》。二书对照阅读，可见刘师培思路，也可见老北大教学特色。
单看章节，你也能大致明白《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特点：“学文四忌”、“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等。引一段第七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的文字，以见此书风格：“文章有生死之别，不可不知。有活跃之气者为生，无活跃之气者为死。文章之最有生气者，莫过于‘前三史’。……大抵记事文之生死皆系于用笔；善用笔者，工于摹写神情，故笔姿活跃；不善用笔者，文章板滞，毫无生动之气，与抄书无异。”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11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如此挥洒自如，明显不同于《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持论谨严。而这，正好对应了刘师培在北大开设的“文学”与“文学史”两门性质截然不同的课程。
巴黎藏老北大讲义法兰西学院所藏老北大讲义，数吴梅编撰的最多。三册《中国文学史》虽系初次发现，值得认真钩稽，但学术上的功绩，其实不及《词余讲义》。供给“文科文学门一二三年级”修习的《词余讲义》，日后改为《曲学概论》，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流传甚广，影响也很大。为文本科一、二、三年级编的《诗余选》（即《词选》），目录前有小引：“词之为道，意内言外。五季北宋，上涉风骚。二白中仙，大启轨范。元明以还，此道几衰。清代诸家，嗣响两宋。唯乐谱沦亡，无从按拍。才士藻饰，仅及词工。生今之世，莫可如何也。今自青莲、白傅而下，迄于清季，各选若干首，以饷同嗜之君子。” 法兰西学院所藏《词余讲义》和《诗余选》，各有一种封面题为《中国文学》，这与三册《中国文学史》，又构成了一种对称。
当年阅读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所藏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一览》，其中关于国文系教员的教学情况不甚了然：刘师培：中国文学（6）、文学史（2）；黄侃：中国文学（10）；吴梅：词曲（10）、近代文学史（2）。括号里的数字代表周学时，这很好理解；让我略感疑惑的是，这“中国文学”与“文学史”两门课程，边界在哪？有了这回发现的巴黎所藏老北大讲义，终于恍然大悟。
回头看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所谓的“中国文学”，分文、诗赋、词曲三类教授（小说课程必须等1920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起，才正式成型）。按照该“教授案”的规定：“第一第二两学年各类文（文、诗赋、词曲）皆当教授。第三学年用选科制，使学生就文、诗赋、词曲三类中，各以性之所近选择一类或二类精心研习。一类中又可分时代家数，或专习一代，或专习一家。”《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 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709—1711页。。真没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门的教学，“文学史”与“文学”两门课程，竟然分得这么清。1925年和1934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眼看教学体制日趋完备，专业分工日见细密，选修课越开越多，但文学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两者，这点没有变化。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记得胡适晚年曾称自己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讲演》27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此文因系答问，并非正式论述，有点语焉不详；可细察胡适一贯思路，不难明白他是将系统的、科学（实证）的、侧重历史演进的、可以“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文学史的看法”；而将零碎的、感悟式的、侧重审美批评的、无法“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研究文学的看法”。当初以为是胡适的个人偏好，现在看来，那很可能是“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的共同趣味。
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教师蜻蜓点水，学生走马观花，只记得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却没有阅读作品沉潜把玩的功夫，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文讨论参见拙文《“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可惜当时没有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课程设计，否则会有更好的发挥。
行文至此，不妨略做摇曳。在巴黎阅读早年北大讲义，如遇故人，感慨良多。除了文学教育该如何设计，还有就是明白何谓“新青年”。为了考查这些讲义的主人，翻阅《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8），发现其中有“现任职员录”。略做编排，文本科及预科的教员中，年龄最大的崔适67岁，其次辜鸿铭62岁，57岁的叶瀚和54岁的陈汉章，也都已经是老教授了。其他的著名教授，黄节41岁，朱希祖40岁，吴梅39岁，朱宗莱38岁，章士钊37岁，沈尹默36岁，刘师培35岁，周作人35岁，马叙伦34岁，黄侃33岁，钱稻孙33岁，钱玄同32岁，陈大齐32岁，沈兼士32岁，陶孟和31岁，王星拱30岁，何炳松29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朱家华26岁，梁漱溟26岁，徐宝璜25岁。这里所报的，有虚岁也有实岁，照录当年表格，以资考证。只有吴梅多报了五岁，是个特例，必须纠正。据说脾气很大的刘文典，当年也才28岁。至于没填岁数的刘师培，时年虚岁35.管理层中，校长蔡元培50岁，文科学长陈独秀40岁，图书主任李大钊30岁。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一个何等年轻的学术队伍！可正是这些“新青年”，开启了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新时代。此系闲话，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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