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暂不讨论“章炳麟的文学”到底是否“及身而绝”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我撇开相对皮相的“好用古字”，而专门考察章太炎阐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对于周氏兄弟文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凸显的千古文脉之延续，请参阅。，只涉及人所共知的章文之博雅与古奥。就是这么一位举世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至不无插科打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话文的“开路先驱”。
而这，正是出版者最为得意之处。吴齐仁《编者短言》所概述的该书三大特色，基本囊括了此一戏剧性事件的全部意义：
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的，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书，往往因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特色：第一，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编者煞费苦心，才收集这几篇；第二，篇数虽少，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以培养道德；第三，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是编者愿介绍于大家的主要特点。吴齐仁识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吴齐仁：《编者短言》，《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6月初版。集中各文，原刊于《教育今语杂志》，入集时大都改变了题目；这里依书中顺序，提供各文的原题及刊发时间。《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乃“代社说”，题为《庚戌会衍说录》，刊于1910年6月出版的第四册；《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原为“社说”，刊于1910年3月出版的第一册；《常识与教育》原为“社说”，刊于1910年4月出版的第二册；《经的大意》原题《论经的大意》，刊第二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原题《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刊于1910年5月出版的第三册；《论诸子的大概》，原题如此，刊第三册；《中国文字略说》，刊于1910年3月出版的第一册。
此书作为“讲义”的特色，本是最值得关注、也最可发掘之处，可惜编者受时代思潮裹挟，一门心思希望坐实的是章氏如何“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里遵循编者的思路，暂时搁置关于“讲义”体式的辨析，专门澄清太炎先生之能否成为“白话的先驱”。
在一般人心目中，博雅而好古的太炎先生，应该是站在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才对。这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考辨。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林纾之撰《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小说《荆生》、《妖梦》等，因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述批驳而广为人知；至于严复，则在《与熊纯如书》中留下如此妙语：“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集》第三册6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庄周的评价问题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19页所引录的“胡适存件”574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兹引录章太炎致胡适信第一段，以见其行文风格：“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何太炎先生的表现如此“出人意料”？一来那时他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
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太炎先生从来都是骈散文白各有定位，而非独尊某体某家。大概是其修辞必原本小学、穷理方能为玄言方面的论述太出色，过多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以致其文各有体，不能强求一律的主张，往往被忽视。在《文学论略》中，太炎先生有这么一大段话，值得论者深思：
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②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
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甚至欣赏《水浒传》那样采用白话的章回小说。在太炎先生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而“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②。承认各种文学体裁都有其规定性（包括对于文体的特殊要求），所谓的骈散文白，其实并无绝对价值。作家的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章轨则”，而后才是发挥自家才情。这种趋向于守旧的文学观念，对突破边界的创新可能造成某种压抑，但好处是尊重各体裁内在的发展逻辑，故思想通达，较少独尊一家一体者容易养成的褊狭与固执。如此说来，表彰“径直易知”的《革命军》与“文亦适俗”的《洪秀全演义》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和《〈洪秀全演义〉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8—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二文。，以及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并非那么不可
思议当然，论及自家文章，章太炎最得意的，还是其“文实闳雅”的《絛书》等，而不是“其辞取足便俗”的“论事数首”（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页）。不同于时人之以文言白话分高低，章太炎更注重论学之文与论事之文的区别。。
至于论者印象中的章太炎“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如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2期的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便以此为立说的根基。，大概是源于鲁迅的一则短文。1935年，章太炎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有“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的追问，结论是：“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参见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收入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一书作为附录，见该书113—121页。此语引起白话文提倡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比如修辞学家陈望道便将此等“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的说法，嘲讽性地称为“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南山（陈望道）：《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太白》2卷7期，1935年6月。。鲁迅也对乃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并做了进一步的分疏：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名人和名言》，初刊《太白》2卷9期，1935年7月，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61—3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文重点在破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名人”迷信，强调“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故虽涉及章之“攻击现在的白话”，却并不热讽冷嘲。相反，在文章结尾处，鲁迅还对“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表示些许歉意。
不在文白新旧尖锐对立的“五四”时期公开表态，而是在事过境迁、白话早已在教育体制与文学表达方面占据主流地位的1930年代中期发言，这很可能包含章太炎的策略选择。一贯特立独行、喜欢语出惊人的太炎先生，其实并不卤莽行事。比如，首次公开批评新式学堂的《与王鹤鸣书》撰于1906年，便绝非偶然。早年也曾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可一旦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太炎先生便转而挑剔起新式学堂的诸多弊病。如此永远地“不合时宜”，与其奇特的论学思路有关：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
不相信凝固不变的事物或学理，对任何“救弊”之举都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其成为新的“独裁”——若依这一思路，1930年代的中国，也该切实反省已成“文学必用之利器”的白话文。不否认章氏在“救学弊”时，过于卖弄自家专长，因而效果适得其反；这里所要分辨的是，不该因此文而将太炎先生送入白话文反对派的行列。
要说章太炎屡次大加讥讽的，其实不是白话文，而是白话诗。那是因为，太炎先生严守“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因而认定“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参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78页、92页、25页。。其实，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中，对新诗不押韵心存疑虑的，远不只章太炎一人参见拙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第五节“胡适的自我调整”，见本书第239—250页。。新诗该往何处去，是可以、也应该认真讨论的，这与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支持或反对白话文运动，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章氏即便不算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可也说不上是白话文的积极支持者；将《絛书》、《国故论衡》与《章太炎的白话文》放在一起，无论如何总给人很不协调的感觉。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这册“出土文物”般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虽在当年便印行了三版，却没有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只是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清点白话文运动的战利品时，才会与之不期而遇。一如其人的特立独行，《章太炎的白话文》同样很难归队，给已经安排妥帖的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叙述”，增加了不小的变数。
当然，论者之所以不太愿意直面这册小书，还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此书“妾身未分明”——其著作权存在争议。
这则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冤案，其实不难辨析，只要将有关资料略加编排，很快就能真相大白。问题在于，所谓此书的著作权应该归属钱玄同的说法，合乎“辨伪”的时代潮流，也符合世人对于章、钱二位形象的想象，故迅速传播开去。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最早质疑《章太炎的白话文》的，是章的弟子钱玄同；而日后的许多想当然的发挥，又都是基于对钱说的误解。以下便按照时间顺序，钩稽相关史料，看看这桩冤案是如何“横空出世”，又是如何被逐渐消解的。
1923年5月25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信，支持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此信以《答顾颉刚先生书》为题，初刊1923年6月出版的《读书杂志》第10期，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这篇近万言的论学书札，乃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文献，流传极广。为了说明辨伪的重要性，信中有这么一段“影响深远”的插话：
中国底伪书真多，现代人底著作之中还有伪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中有钱玄同的文章（《中国文字略说》）！所以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在谈论伪书时举《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例，容易给人否认此书乃太炎先生所撰的错觉；明确指出书中有钱氏本人文章，更使得日后辗转相传，《章太炎的白话文》成了《钱玄同的白话文》。其实，仔细品味，钱玄同所说的“伪”，指的是该书误收了《中国文字略说》一文，而不是否认乃师的著作权。
1935年8月，周作人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专门介绍《教育今语杂志》，对廓清历史迷雾、让读者知道章太炎确实曾“用白话讲述”中国文化，颇有帮助：
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不叫“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教育今语杂志》书影此文对创刊于1910年，共出版六册的《教育今语杂志》的描述相当细致，而且很准确，所述章太炎曾为此杂志撰稿，以及钱玄同以“浑然”为笔名撰写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在相关史料中都得到印证。但有一点，周文是在讨论晚清白话文的发展时涉及《教育今语杂志》的，并未提及杂志中的章文十年后如何成书，故读者对《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渊源依旧茫然。
钱、周二位知情者的表述不甚清晰，给后来者的“捕风捉影”留下了些许空间。但如果不是抗战中学者们漂泊大西南，著述时资料极端匮乏，也不至于如此以讹传讹。1939年5月，僻居陕西城固的黎锦熙为刚去世的好友钱玄同作传，因三十多年的日记留在北平，无法查对，只好凭记忆“信笔所之，夹叙夹议”。黎锦熙所撰《钱玄同先生传》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现作为附录，刊载于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体例特异，文采飞扬，在提供许多精彩史料的同时，也因无从查核而留下若干硬伤。在论述玄同先生《新青年》时期的贡献时，黎的评说相当精彩：“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70—171页。紧接下来，黎氏有一大段发挥，则是明显误记或误解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
钱先生正式做白话的学术文，还可以远一点儿叙述。他清末留学日本时，和他的章老师办了一种《教育今语杂志》，出了六期停刊，宗旨是灌输文字历史等国学常识给一般失学的人，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话文。他自己有个笔名，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上也都是他做的。后来坊间汇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其实应该叫做《钱玄同的白话文》。这种白话学术论文的出世，还比《新青年》早十年左右，不过那时还没有“文学革命”的意识，这种刊物只能算是一种高等通俗杂志，“今语”是对俗人用的，还不能算在胡先生所谓“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的范围内耳。同上书，171页。
黎氏这一极富戏剧性的说法，很快被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所接纳。在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代学者著述表》中，萧是这样提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
末篇乃钱玄同作，误收。实则此书采自太炎与钱玄同所办之《教育今语杂志》。该杂志几全出玄同手，即署名“太炎”者，亦玄同作也，故应名《钱玄同白话文》。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这段话明显是撮合钱、黎二说而成。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轻易转移著作权，显然不合史家笔法。日后，在《清代通史》中，萧一山改弦易辙，重将此书划归章太炎名下萧一山早年沿袭黎说（见《清代学者著述表》，商务印书馆，1944年），后改弦易辙，在《清代通史》第五卷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乃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第五版影印）中提及章太炎著述，即包含此曾被误断为“伪书”的《章太炎的白话文》。。
1972年，台北的艺文印书馆重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着重强调此书“对于研究章氏早年之学术思想，关系至巨”，而对书中各文的来历及其真伪未做任何分辨，显然对这桩学界公案一无所知。不提书中各文初刊《教育今语杂志》，而称此乃“《民报》被禁后，先生闲处东京时对留学生讲学之纪录”参见197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出版说明。，甚至配上太炎先生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编者为其拟题《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可谓歪打正着。可惜的是，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未见论者从“演讲”而不是“文章”的角度来诠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
1978年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一次认真对待这一著作权之争。作者汤志钧先引萧一山的辨伪，而后加上按语：“萧一山所载有误。《章太炎的白话文》为章氏在日本讲学时的演说录，曾载《教育今语杂志》。”另外，汤著还提供了一重要线索：
又据张静庐先生面告，编者“署名‘吴齐仁’者，无其人也”，实为张静庐所编，系张在章氏沪寓索得付印的。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622页。
汤志钧编撰《章太炎年谱长编》时，曾大量摘录《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字，可见其对这份杂志相当熟悉。行文至此，他本该进一步指出《章太炎的白话文》确有“张冠李戴”的毛病——错收了《中国文字略说》，而漏收了第四册上署名独角的《论文字的通借》。可惜，汤著忽略了这一点，又没有追踪萧说的来源，这就给后来者留下进一步辨析的余地。
十年后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摭遗》（谢樱宁）和《钱玄同年谱》（曹述敬），将此话题向前又推进了一步。谢樱宁补充了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和黎锦熙所撰《钱玄同先生传》，使得我们对此案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谢著得出《章太炎的白话文》前六篇的作者“没有疑问，应当还是章太炎的”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108—1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结论是对的，可因未见《教育今语杂志》，不知该书漏收了太炎先生的《论文字的通借》。而且，旁生枝节，引入聂绀弩将《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辑出版归之于曹聚仁的说法，明显不妥我怀疑聂绀弩是将同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和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的《国学概论》混为一谈了——二者出版时间相差只有一年。《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所署“编纂者吴齐仁”，不可能是曹聚仁，有一确凿的证据：曹自称第一次晤见太炎先生，是在他发表章氏国学讲演的记录稿之后（参见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和《回想四十八年前事》二文，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304—30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而我们都知道，此次在上海举行的系列讲演，是《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将近一年后才开始的。。
曹述敬编撰《钱玄同年谱》时，注意到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和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本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作者还是更愿意相信黎锦熙先生的错误说法，因其明显对谱主有利。这是编全集、修年谱者常犯的毛病：若遇对谱主有利的材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我怀疑作者并未翻阅过《教育今语杂志》，否则，不该沿袭黎氏旧说，称“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也都是他（指钱玄同——引者注）代做的”。因《教育今语杂志》上，根本就没有署名“太炎”的文章。章太炎刊于《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各文，统一署的是其笔名“独角”。
又过了十几年，刘思源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一则短文，重提此陈年公案。刘文虽多有臆测之说参见拙文《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有幸见到钱玄同收藏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发现钱在目录上补充了漏收的《论文字的通借》，“尤其重要的是，他仅把《中国文字略说》用红笔框起来标上‘钱玄同撰’的字样，则其它各文俱是章文就不言自明了”参见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2期。。此前虽也有若干确凿无疑的论述，但能找到钱先生的藏书，毕竟是件大好事。一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提及《教育今语杂志》时，一会儿说“杂识”，一会儿又变成“杂志”；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白话文》所撰题记中，也以“杂识”为名。至于其他著述，则多称“杂志”。刘文将其统一为《教育今语杂识》，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可见作者对此颇为用心。不过，在我看来，此处似用心太过，有欠妥当。本来“杂识”（此处的“识”做“记载”解，音同“志”）、“杂志”两可，因原刊封面题为前者，而内里用的却是后者。可考虑到刊物的封面上还有英文名称 The Educational Magazine，编辑体例也明显地从属于刚刚崛起的现代报刊，而并非古代中国读书人所熟稔的杂记体式（比如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或清人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因而，我觉得还是采纳通常所说的《教育今语杂志》好些。
《太炎教育谈》书影至此，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公案，已经水落石出。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此书出版一年前，四川刊行了《太炎教育谈》，所收六文也都出自《教育今语杂志》庚申仲春（1920）观鉴庐刊行的《太炎教育谈》，共收入原载《教育今语杂志》的六文，即《说文字历史哲理的大概》、《说文字的通借》、《说常识》、《论群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各文题目与原刊略有出入。。有趣的是，此书没有错收《中国文字略说》，但又缺了刊于第四册上的“代社说”《庚戌会衍说录》——此文日后以《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广为人知。而正是这被川版删去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在沪版中一跃而成了开篇之作。其中的差异，大可玩味。
确认太炎先生对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著作权，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古文学大将”是否真的可能成为“新文学先驱”。无论答案如何，这册薄薄的小书，都将引领我们关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另一重要来源，即晚清蔚然成风的“演讲”以及“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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