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强[119]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步入了核武器国家的行列。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20]中国还随后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121]明显地，中国的第一个承诺针对的是有核国家，而第二个承诺针对的是无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不使用和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是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逻辑发展，因为无核国家没有核武器，中国对它们谈不上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两个承诺，成为中国核战略的基石，无论在冷战的岁月里，还是在后冷战时代，从来没有动摇和模糊过。

    以不首先使用为标志的核战略使得中国成为区别于其他核武器国家的一个独特的核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往往质疑中国不首先使用的诚意，声称不首先使用只是一个表达意愿的口头承诺，既难以核查，也难以令人相信中国在危急关头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其实，这完全是用西方传统核安全观的尺子来度量中国的核战略思想，它们完全不能理解，也不相信，核武器作为一种武器，中国竟然不会充分利用它在军事上的巨大的价值，而甘愿单方面地限制其使用，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

    那么，应该怎样解读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为什么要采取这一立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对中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带来什么影响？随着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这一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一简要的阐述。

    一 中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原因

    （一）中国对核武器可用性的认识

    在美国和俄罗斯甚至英国、法国等有核国家看来，核武器除了破坏力和杀伤力巨大外，和常规武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可用的武器。冷战初期，在美国独家垄断核优势或者对苏联享有绝对核优势的情况下，核武器曾是美国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一张王牌，设想只要和苏联的战端一开，核武器便打头阵，以大规模核攻击打垮对方。到了苏联逐步追上美国的核力量并且在欧洲的常规力量明显超过美国和北约集团时，美国和北约集团不再可能以大规模的核攻击先行压制对方，但是，它们仍然准备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抵御华约强大坦克兵团强大攻势的最有力手段。冷战结束后，华约瓦解，不复有美苏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也不再对北约集团具有常规力量的优势；相反，在和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对比中，俄罗斯变成了常规力量劣势的一方，这就轮到了俄罗斯走西方在冷战时的老路：用核武器弥补常规力量的不足。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的1993年11月即宣称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强调必要时将先敌使用核武器。

    中国与所有这些《核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不同，它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表明它不考虑用核武器弥补其常规力量不足，更不准备将核武器用于常规军事冲突。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虽未对核武器在常规战争中的可用性进行具体阐述，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诸多讲话记录表明，他们对于核武器作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旦使用将无可避免地给战争双方，尤其是普通民众带来的非人道的惨烈破坏具有深刻认识。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不认为核武器在常规战场上具有可用性。他们认为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是中国发展核武器以及规定核武器在中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灵魂人物，他对核武器可用性的认识，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曾经做出过“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早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以及随后开始挥舞原子弹这根大棒意图建立世界霸权的1946年，他便提到：“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122]他还进一步指出“愚蠢的人仍在奢谈什么原子弹，可它永远不会再使用的。在日本的大爆炸也毁灭了它本身。因为全世界人民群起而攻之。”[123]在核武器将要研制成功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

    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124]

    为此，毛泽东对核武器抱有极其慎重的态度，决不主张滥用。他提出：“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125]这种思想成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出发点。

    当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是辩证的。他在解释“纸老虎”观时说：“我的话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从战略上考虑的，是针对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用它来吓唬善良的人们而说的。”[126]他还在世界听众面前进一步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127]

    毛泽东的这番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称之为纸老虎的蔑视对象，实际上不是核武器，而是当时挥舞核大棒、推行核讹诈的帝国主义，他强调的是在帝国主义的核威慑政策面前不能退缩，不能害怕牺牲，而是敢于斗争去争取胜利。但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原子弹这种东西，“如果人家有，你没有，它就又是真老虎、铁老虎，吃人的老虎”，[128]这个认识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应该是感觉非常真切和痛苦的。几乎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冷战的格局已经形成，西方阵营特别是美国开始对中国执行敌对和封锁政策，在随后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包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台湾海峡事件中，美国曾经不止一次认真考虑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也确实在每次军事危机中感受到了核武器威胁的巨大压力。[129]正如西方一位战略分析家指出的，“自从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毁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接近于遭受核袭击”。[130]正是这种巨大的核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除了自己发展核武器，没有其他可应对的选择。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31]他还指出，“这是决定命运的”。[132]

    毛泽东对核武器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辩证看法，实际上是他一贯对待任何重大威胁的双重态度，即“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但具体到中国对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他的思想明显受到当时世界舆论对滥用核武器的巨大反对声浪的影响，对于核武器的战场可用性抱有非常保守的看法。

    西方学者将核武器这种由其巨大的无区别性杀伤力而造成的可用性丧失称为“核禁忌”。[133]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这些学术词汇，但曾对核武器的这种特性做过通俗的表述，并成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政策的一个思想基础。对此，中国的学者曾进行过系统性研究。李彬、聂宏毅、肖铁峰、吴日强等在考察对核武器作用的认知和中国核战略特点时均对此有过论述。[134]比如，李彬教授就曾指出：“由于核禁忌的存在，核武器国家无法在常规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安全实践表明，核武器国家即使在常规冲突中受挫，它们也不敢使用核武器来挽救战局。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因为在常规冲突中原本就无法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对核武器可用性的认知与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密切关系。

    （二）中国“积极防御”思想的影响

    不首先使用政策也受到中国的积极防御思想的影响。自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这一方针是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决定的，制止战争、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始终是国家的最高目标，一旦战争爆发，则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但积极防御战略又不是国家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权宜之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不欺负别人，在军事上始终处于防御态势，所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20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135]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思想，也与中国历史上面对强敌时所采取的军事战略一脉相承。孙子所提倡的“柔武”思想就认为，不被敌人战胜的最好作战形式是防守。中国的战略文化“吸取以《孙子兵法》‘不可胜，守也’为代表的柔武精华，形成了以防御为核心的特征”。[136]

    因此，中国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社会主义性质及和平外交政策决定的，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是自卫型的，而不是外向型的，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和后发制人原则。但在军事的运筹上，强调防御和自卫又绝不是消极防御，而是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防御性和积极性结合起来，把进攻和防御结合起来，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中国的核思想继承了总体国防思想中的“积极防御”特性，以突出防御性来应对来自强敌的军事威胁。按照中国积极防御战略的想定，中国不可能对外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此，如果一旦发生涉及中国的一场战争，它必定是一场外敌的入侵，而战场将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是最为合理的政策选择，且直接反映了中国核战略防御性的内在要求。

    第一，不首先使用意味着核武器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中只起一个作用，即慑止其他核国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多次指出，“（中国）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37]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进行核进攻或者威胁进行核进攻，中国的核武器对这个国家就不产生威胁作用；而如果一个国家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它就要预计到在核打击中国后会承受中国的核报复，例如这个国家的几个大城市也遭到中国核导弹的打击，也将面临核武器带来的“不可承受的灾难性的后果”，从而使其他国家在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前却步，达到威慑的目的。不首先使用充分反映了中国核战略的纯粹自卫和防御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希望达到的威慑作用和西方推行的威慑战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中国的核战略完全着眼于制止核战争，从根本上是防御性的；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所谓威慑战略立足于打赢一场核战争，是进攻性的，美苏为此而展开的核军备竞赛使得两国的核弹头在冷战高峰期竟然达到7万多枚近乎疯狂的程度，完全超出了它们合理的防御的需要，这就是它们的威慑战略带来的后果。更有甚者，美国的威慑战略还有针对没有核武器的无核国家一面，尤其对那些与美国有着敌对和冲突的无核国家，核武器是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讹诈的重要手段。因此，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是它称霸世界的一根实力支柱。正是基于上述理由，中国的官方立场不愿意西方学者（包括中国国内一些学者）拿西方的核战略威慑理论套用到中国的核战略，给中国的核战略贴上“有限威慑”或者“最低限度威慑”等标签。这些似是而非的理念，模糊了中国核战略的纯粹防御和自卫的性质。

    第二，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反映了中国积极防御战略中“后发制人”的特点。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坚持不首先使用是其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中自卫和后发制人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是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中国必须拥有维护安全的基本核威慑能力，否则积极防御就是一句空话。面对当年美国严重的核威胁，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但这是个异常困难但也是决定性的抉择，因为当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1955年1月15日正式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时，中国才刚刚从朝鲜战争结束中缓过气来，国内百废待举，社会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对核武器技术更是所知甚微，严重缺乏技术人才，西方敌对势力又对中国进行严密封锁。中国曾经希望在苏联的援助中找到出路，但很快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不但撤销了对华的援助，还加入了反华的行列。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中国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办大事的优势，动员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力量，发动了国家30多个部门和900多家工厂的直接参与，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发扬高度的民族精神，以比其他有核国家更快的速度，成功发展了“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和弹道导弹系统，完成了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作战体系，从而使得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有了可靠的战略基石。

    在取得基本的威慑力量以后，中国完全可以集中财力、物力，继续扩充核军备，与美苏（俄）抗衡，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财力、物力快速增长，科技水平大为提高，扩充核武库已并不是难事。但中国不走这条借助核武器扩军争霸的道路，正如周恩来指出的：

    （搞核武器）我们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我们是为了使两个超级大国受到限制，如果搞得好能够制止核战争，最后消灭核武器……我们不是拿这个吓人，所以不在量多，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数量，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的品种。[138]

    中国的核战略和核武器的发展基本上便是按着周恩来的上述思路进行的，即把积极防御中的积极性和防御性结合起来，既要义无反顾地获取核能力，但又严格地将其限制在防御的范围内，坚持不首先使用，不打第一枪。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并非像西方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口头政策”（declaratory policy），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成为指导中国核战略的核心方针之一。

    （三）人民战争的理念

    中国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另一思想根源是对中国在常规战争中生存力的信心。这又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人在决定战争成败中作用的深刻认识。制定中国核战略的第一代领导人基于他们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并不惧怕打一场即使是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如果中国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意味着中国将在自己的领土上再次举国迎敌，这正是中国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大半生所从事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事业。他们坚信，中国地大物博，与敌有充分的周旋余地，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只要发动人民，把敌人放进来打，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中国即使用劣势的武器装备，也能打败武器装备占优的敌人，将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老一代领导人的这一战略思想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继任者，构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重要内涵。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长期不能理解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他们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凭借薄弱的常规军力，必定会在常规战争中落败，从而不可避免地要首先使用核武器。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决策者对“人民战争”的充分信心，而中国部分学者对此做出了相当明确的论述。李彬教授指出：“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而首先使用，这是扩展核威慑中唯一比较可信的。如果中国也将核武器作为生死存亡情况下的最后手段，这就超出了不首先使用的限制。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排除了中国核武器的这种作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猜测是，中国决策者认定，中国依靠其常规军力、幅员、人口等足以保卫国家，不至于使国家被常规打击彻底摧毁。因此，中国无须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出了完整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139]孙向丽也指出：“对于常规威胁，中国有长期艰苦作战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在涉及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上，无论来犯之敌的常规力量如何强大，中国人民也有决心战斗到底，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宣布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威慑常规进攻。”[140]

    （四）“慎战”传统与以德服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反映了中国“慎战”和“以德服人”的战略文化。中国领导人对待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具有极其慎重的态度，这和他们一贯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实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和中国战略文化中主张“慎战”、对外“以德服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41]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也强调：“兵者非君子之器，不详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142]制止战争，而非赢得战争从来是古代兵家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当战争和冲突一旦降临到你头上时，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家提倡“尚智”，重视战略谋划，尽可能避免军事交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孙子兵法》称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143]这些闪耀着智慧和人性光芒的思想，和毛泽东确定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思想是相通的。

    （五）创造积极外交环境的要求

    不首先使用还反映出国际外交局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要求。许多西方的专家学者至今也对中国的这一决定认为不可思议，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优势的对手面前单方面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利用核武器必然会带来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好处。实际上这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采取的积极措施。《孙子兵法》有云“善战者，求之于势”，[144]就是说善于作战的人要依据敌对双方所处的现实环境，积极去营造有利的态势取得胜利。不首先使用在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着眼于在获取核武器后积极造势，力争主动，这对己方来说同样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成功取得了初步核能力以后，解决了“你有，我也有”的问题，但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摆在面前的战略形势仍然是严峻的。中国的核力量还处于脆弱的萌芽状态，而当时与中国正面为敌的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核优势，对中国虎视眈眈，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也多有不理解之处，国际战略态势并不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中国适时地宣布无条件地不首先使用，同时挑战美国也同样放弃首先使用，高屋建瓴地呼吁各国采取切实措施，推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世界面前真诚地表明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防御和自卫意图和希望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危险的诚意，这便较好地化解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各种猜测和疑虑，在一个不利的战略态势中最大限度地形成了对自己较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稳定了形势。不能不说中国的这项政策宣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一旦取得核武器后，毛泽东不走与美展开军备竞赛，用核武器争霸天下的道路，不与美搞对等交锋，拼实力，比技术，打“堂堂之阵”。因为那样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永远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永远丧失主动权。毛泽东走的是一条奇兵之路，“以正合，以奇胜”，[145]他用无条件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看似单方面地把自己束缚起来，但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赢得了世人的同情和支持；把是否发动核战争的“主动权”交给了美国，但事实上这可能是美国永远也难于做出的决定，因为毛泽东早就洞察到核武器虽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有其难于使用的局限性。他曾说：“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146]毛泽东也可能预见到，在当时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激烈争夺核优势的僵持状态下，如果中国把自己的核力量限定在防御的范围，不挑战它们的核霸权，美苏虽然勉强，便有可能接受中国成为核国家的现实。因此，从策略上讲，不首先使用看似冒着束缚自己的风险，却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分析，以及对核武器作用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六）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驱动

    笔者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受到中国的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表明中国不把核武器用作处理国家关系和推进自己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这和美国把核武器当作维系与其盟国战略关系的主要纽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的所谓延伸威慑战略，从一开始便通过对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着眼于控制盟国，防止它们发展核武器，打造由它领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但由此也产生了与其盟国控制和反控制的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国则不同，坚持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不把核武器当作控制和影响别国政策的手段，同时积极支持一切有利于消除核武器威胁的行动，并且愿意承担相应的义务。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与其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是分不开的。

    二 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意义

    （一）不首先使用与中国安全利益

    中国官方文件或声明较少从国家利益角度评估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但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不首先使用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学者们列举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少与上节提到的中国选择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原因直接呼应。比如，夏立平指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使中国站在了国际道德的制高点上”，[147]这与上文中提到的中国希望通过不首先使用政策创造积极外交环境相呼应。如果具体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层面，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不首先使用政策很好地维护了中国的安全利益。比如，孙向丽指出：“中国长期严肃承诺不首先使用政策，不仅在安全战略和政治上充分避免了挑衅性，而且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中国核战略纯粹的防御、自卫特性，这与中国长期的防御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一致，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安全。”[148]具体来看，中国学者对不首先使用政策对中国安全利益影响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维护核大国间危机稳定性和防止军备竞赛两个方面。

    首先，不首先使用政策维护了核禁忌，降低了有意发动核战争的风险，维护了危机稳定性。不首先使用政策的作用首先反映在中国成功地化解了外部对中国的核战争威胁，维护了国家的战略安全。与此同时，依靠中国逐步建立起的一支有限核力量以及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与美苏（俄）两个核大国形成了虽然不对等但在一定程度上的战略稳定，确保了国际战略态势的稳定性，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从核禁忌的角度，李彬指出，核禁忌的牢固程度影响着核国家间有意发动核战争的危险程度，而不首先使用政策为维护核禁忌起到了积极作用。[149]吴日强也提到：“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宣示极大地增强了核禁忌，进而促进了一个稳定的不使用核武器的环境。”[150]笔者也同意上述观点，并曾经指出，不首先使用政策“确保了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之间的稳定核关系”，“也减少了常规危机造成非故意核升级的可能”。[151]

    其次，不设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防止了中国不必要地陷入与其他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核军备竞赛。遏制别国核攻击需要保证自己核力量有可靠的生存能力，能够承受得住对方的第一波核攻击，并且有把握有足够的还击力量，摧毁对方的有生目标。但总体上说，这要比打赢一场核战争的需求简单易行得多。反观美苏（俄）两个核超级大国的核战略，由于立足于必要时先发制人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两国便永远处于一种盲目恐惧状态中，永远也找不到它们的核武库到什么时候才算够（how much is enough）的答案，总是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的力量超过自己，或者什么时候对方突然发起袭击，因而总要使自己的核戒备处于“接到警报便发射”的状态；军备建设和备战的计划也永远从最坏的设想出发，夸大对方的力量，从而为自己一方无节制地发展力量预设了前提。所有这些，成为核战争风险和军备竞赛的根源。

    笔者认为，由于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存在，中国没有这种焦躁恐惧的心态。为了达到遏制核战争的目标，只要锁定几个大城市作为报复的目标，基本上就足以慑止对方的核进攻，不需要建立庞大的核武库和超杀的核进攻能力。从中国取得核能力的1964年算起，中国在五个《核不扩散条约》的有核国家中，进行核试验的次数是最少的，始终把自己的核武器数量控制在最低的水平；中国不需要发展非战略性的核武器，如战场核武器，因为这种核武器多数情况下只能在战场上首先使用；不需要发展专门用于精确打击的所谓作战（war-fighting）能力；不需要把自己的核武器部署到别国的领土上。中国也没有必要使自己的核戒备保持在一触即发的状态，这是因为它只是在受到核攻击后才进行还击，而在回击前它必须确定受到的攻击是否核攻击，以及是谁进行的攻击，这需要时间来验证和判断，像美俄那样迄今仍然把核戒备保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对中国没有意义。实际上，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它的洲际导弹和弹头是分离的，只是在需要发射时才使两者结合。这提高了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国核态势的非攻击性状态。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形势的变化，中国当然也需要不断改进装备，提高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例如，建立以洲际弹道导弹为核心，辅之以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作战体系，增强快速反应、有效突防、准确打击、综合毁伤和生存防护能力，以有效应对战争威胁和突发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进行的。总之，不首先使用使得中国没有与别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心态，它可以从容地根据国防现代化的防御的总体需要以及在国力容许的条件下规划自己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

    （二）不首先使用与国际核裁军

    5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首先使用还为国际核裁军和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器找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国际核格局的现实是美苏（俄）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占据了世界核武库的95％以上，核裁军责无旁贷地要求这两个大国负起首先削减它们自身核武器的义务。冷战结束后，大国核冲突可能性的降低，促使它们通过双边谈判，把各自大大剩余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减少了2/3以上，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美俄都没有停止核武器现代化尤其是质量改进的步伐，减少数量并没有降低它们进行核战争的能力，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两国仍然坚持核武器在它们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深度减少核武器数量在它们那里与其说是推进核裁军，不如说是新形势下核武器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要步骤。

    正是鉴于这一情况，中国领导人认为核裁军的关键，首先应从认识的源头上采取措施，确立核武器作为一种非人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应该在国家的安全和军事战略中有它的位置的思想，从而为开展核裁军建立一个牢固的思想基础。为此，核国家应该首先达成限制核武器作用尤其是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在条件还不容许做到这一点时，核国家至少应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从中国的观点看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既是核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可行措施，更是通向核裁军道路的实质性的第一步。

    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政府在有关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从来都把呼吁核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作为通向核裁军的意义重大又易于操作的第一个步骤。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发表的政府声明中，除了宣布自己无条件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外，还着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152]此后，中国便一再重申这一立场。1971年当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后，便又把这一观点带到了联合国关于核裁军的讨论中。例如，当年中国外长乔冠华在他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大大辩论的发言中，再次表述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且尖锐地指出：

    美国和苏联如果真想裁军，就应该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于做到的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裁军愿望的严峻考验。[153]

    1982年，中国在参加关于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第二届特别大会中，历史上第一次就核裁军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一揽子提案，提案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只要美苏两国做到各自裁减它们核武库的50％，并且永远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中国政府也愿意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自己的核武器，并且和其他核国家一起按照合理的比例和程序商谈削减各自的核武器。这个建议后来被简称为著名的“三停一减”方案。但人们忽略了中国这个一揽子建议的第一条，它并不是三停一减，而恰恰是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提案建议作为核裁军的第一步，“所有核国家达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在达成这个协议前，每一个核国家不带任何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彼此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54]

    冷战结束后，中国更是积极推动核武器国家就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缔结多边条约。1994年1月，中国正式向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积极谋求达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安排。1994年9月，中俄宣布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1998年6月，在克林顿总统访华时，中国极力劝说两国也签订互不首先使用的协定，但美方表示有困难，最终双方达成互不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协议。与此同时，中国还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无条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并就此尽早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通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为制止核威胁和推进核裁军做出了贡献，在无核国家中赢得了声誉。

    中国学者也认为从降低核武器的有用性入手是实现世界核裁军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李彬、孙向丽等学者均提出，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国际共识是降低核武器有用性的有效方式；在核武器有用性降低之后，国家追求发展核武器的动力就会减弱，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世界范围的核裁军进程。[155]

    （三）不首先使用与有限的核透明

    笔者认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承诺也意味着中国无法采取彻底的核透明政策。核透明度问题已经成为其他核国家对中国核政策的主要质疑之一。这里问题的症结是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只能在受到核攻击后才能回击，确保自己数量不多的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从而在承受对方的核打击后有可靠的回击能力，从来是不首先使用是否可靠和可信的关键，为此，中国在技术层面不可能做到像其他核大国那样透明，这是个事实，将来只要中国的核武库继续保持在最低水平，保持核能力一定程度的不透明性仍将是中国不首先使用承诺的伴生物。但这似乎也成为外界挑战中国政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肆意指责中国的不透明，似乎表明了中国有意掩盖其核实力，甚至把它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作为中国核战略意图不透明的证据。对于这些不顾事实的指责和诬蔑之词，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解释，必要时应进行回击。但应该看到，增加军事上的透明，确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国军队相互之间加强信任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相互的增信释疑，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和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和学界应该对透明度问题加强研究，在保守必要的军队机密和对外增加透明度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

    三 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前景

    鉴于不首先使用政策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关于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并且不断在各种国际场合重申此政策。尽管如此，中国的这项政策仍然在国际上受到质疑和挑战。西方国家继续利用它们强大的舆论机器（媒体、智库），贬低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信性和重要的意义。在国际话语权还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的今天，中国的声音还显得弱小，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独特的立场还没有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认识，更不用说成为世界舆论的主流。

    在国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多少涉及国家核心机密，还没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展开公开的讨论，但民间和学术界开始出现对政府的这一立场提出质疑的声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利益的多元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它又和中国正处在一个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交织在一起。各种声音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应该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也有利于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化，集思广益，使得政策建立在既科学又得到广泛民意支持的基础上。大致说来，国内对中国实行多年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提出的挑战，集中反映在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上，即不首先使用的政策是不是已经过时，是否需要调整，甚至应该彻底抛弃。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总体上出现了以下三种主张。

    （一）超越不首先使用

    有少部分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核武器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相关国家应该超越“不首先使用”，走向彻底核裁军。这些学者主要从核武器的道德属性出发，认为人类社会不应拥有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提出“我们中国人对核武器作为一种最大规模的杀人武器的反省不足”。[156]从国际安全的角度，他们指出有核国与无核国之间的差异是事实上的“核达尔文主义”，推动了进一步的核扩散，对世界和平带来威胁。[157]他们认为核国家有“不对无核国家主动发动任何战争”的义务，而不应仅仅局限于“不首先使用”。[158]也有部分学者并没有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但认为核武器可以增进国家安全的说法只是一个“神话”，核武器与国家安全成反比关系。随着国际社会的道德变迁，一个核大国受到另一个核大国率先核攻击的可能性近乎零。[159]

    总之，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有更加积极的核军控政策。中国不但应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应单方面整个地放弃核武器，回到无核国家的行列。这种主张主要出现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论据是：（1）世界争夺的重心已从军事转向经济，核战争打不起来，放弃核武器，更加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安全更有好处；（2）没有核武器也不见得没有安全，德国、日本不搞核武器，都发展得很好，同样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3）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为核国家树立榜样，有利于国际核裁军取得进展；（4）有利于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中国应向南非学习，南非在政权更迭前夕，宣布放弃秘密发展起来的核武器，赢得了国际社会一片赞扬，中国如跟着做，将得到更大反响。

    笔者认为，上述的论据是似是而非的，脱离了当前世界的现实，属于乌托邦式的幻想。德国、日本不搞核武器，但它有美国的核保护伞；南非放弃核武器是因为冷战结束后，没有了来自苏联的威胁，白人政权更不愿意把核武器移交给由黑人主导的新政权。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只占世界核武库的一个零头，即使中国全部放弃核武器，也不会在实质上改变国际的核格局，更不会对改变其他核国家的核战略起丝毫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各国重视经济，不等于传统的安全威胁消失，在中国继续是美国核打击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的形势下，放弃核武器如何能保证中国不受到外部的核威胁？中国又有什么其他的应对之策？这种彻底抛弃核武器的主张在公开提出后，受到国内舆论一片指责，被斥为“自毁长城”“卖国贼”，此后似乎销声匿迹。应该指出，学术讨论不应有禁区，用谩骂式的批评压制对方的意见，甚至侮辱对方人格，是不可取的，无益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交流，但另一方面，一面倒的批评也反映出国内舆论的主流，单方面放弃核武器的主张在中国是不得人心的。

    （二）放弃不首先使用

    还有少部分学者曾表达过中国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的观点。他们的主张大概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如果在事关国家生存、统一等核心利益的常规战争中面临失败，将不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60]比如，中国在常规方面远非美国对手，在台湾问题上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别无选择，只能立足于首先动用核武，才能保证对美国的威慑作用。所以，不能事先捆住自己手脚。第二，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在战争爆发前就适当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以遏止别国发动对中国的常规打击。尤其是当别国威胁对包括核设施在内的中国核心目标进行打击或者准备武力干涉统一台湾时，中国应积极利用核威慑遏止对方的常规军事行动。[161]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并非主张首先实际使用核武器，而是提出可以考虑首先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三，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放弃“不首先使用”可以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震慑性。例如国防大学的乔良称赞俄罗斯放弃“不首先使用”的做法，起到了战略上警示、震慑北约的作用，并认为“俄罗斯的做法值得中国玩味、思考和借鉴”。[162]第四，不首先使用并没有威慑住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也并没有帮助中国造就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相反，核武器继续在中国周边扩散，一些中小国家仗着美国撑腰也敢欺负中国，中国周边的形势呈恶化的态势。总之，中国必须像俄罗斯那样，考虑用首先使用核武器立威，才能和美国抗衡，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一派学者的主张与放弃核武器的主张不同，在国内舆论界颇有呼应，在人民解放军内部也不乏支持，它附和了国内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反过来煽起了这一情绪的进一步高涨。笔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企图用首先使用核武器立威，与美国正面抗衡的主张是中国国内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滋生的浮躁情绪在安全领域的表现。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到列强侵略的屈辱史深深烙印在国人的心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国力日增，崛起在望，许多人太想在朝夕之间便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称雄天下，他们不能忍受今天中国还要受到霸权主义的欺负，甚至宵小之国的挑衅，幻想着挥舞一两件高科技兵器便能改变大国力量的对比和国家的命运，但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如采纳这种主张，无异于饮鸩止渴，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它违背了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核安全观，试图走苏联用核武器和美国争霸的老路，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对抗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技术上看，企图以首先使用核武器和美国抗衡，非今日中国的核力量及其技术水平所能胜任，需要大大扩充核武库，从而和美国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将极大地破坏世界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抛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也将破坏中国在世界业已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对世界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努力是个重大的打击。但最根本的是，不管以何种名义，强调中国将首先使要核武器，是和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的报告中宣称的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三）加强不首先使用承诺的可信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中国的主流学者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政策面临的挑战有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一系列的技术和政策因素对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构成了威胁，尤其是美国等国家发展战略导弹防御和常规快速全球打击的行为。[163]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不首先使用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得到坚持。[164]虽然希望改变中国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声音仍然不时响起，但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对中国的决策层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笔者认为，实际上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坚持不首先使用，而是新形势下如何努力加强中国不首先使用承诺的可信性、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涉及在国际上如何努力把中国的核安全观和不首先使用的诚意更好地表达出去，使得中国在核领域保持克制的表率作用能为更多人认识；希望核国家都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立场，能为更多人接受。这些都能够为防止核战争，维护中国核安全做出贡献。在核力量建设方面，如何在武器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形势下，特别是当美国等核大国都在努力发展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积极发展网络攻击能力的情况下，确保中国在受到核攻击后继续保持有效可靠的回击手段，将是个严峻的考验。不然，不首先使用就是个空壳。迎接这一挑战，一方面要依靠中国自身适度的核力量的建设，这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大国的沟通和谈判，争取达成军备控制方面的约束，例如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有所限制，以及对网络安全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等等。这对防止军备竞赛是有益的，对保障各国核战略的稳定性，包括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稳定性，也都是有益的。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战争的形态以及作战的方式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不可避免地也导致各国在作战思想和理论方面做出新的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今后那种像20世纪大国攻城略地式的战争形态可能很少出现了，而会代之以一场快速的、有限范围的、高强密度的局部战争；核大国发生大规模的核交锋可能受到更大的限制，而先进的常规武器也将代替核武器部分的作用；在兵器的使用上增加了外空、网络、机器人等新的手段，大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了更多进行战略突袭的手段。所有这些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的战略环境以及战略本身的内涵，当然，其也可能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提出新的挑战。例如，西方学者提出，如果对方对中国的核力量作战体系进行了非核武器的攻击（不是打击中国的核武器本身，而是攻击首脑中枢、作战指挥控制系统，或卫星监控系统），中国会如何反应？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新形势下中国是否需要对核攻击进行新的定义。

    笔者认为，不应把上述问题统统看作是挑衅性的，或者认为是要刺探中国的军事底线，而应看作是作战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至少在学术层面有重要的探讨价值。对此问题，一些国内学者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则，但可以阐明几种例外的情况。这些具体情况包括：“一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国家；二是产生等同核攻击灾难后果的行为，如摧毁三峡大坝等；三是攻击中国民用核设施和核军备；四是战争中与敌对核大国结盟者；五是占领中国领土的国家，中国尤其不向占领者承担无核义务，甚至不妨对个别国家制定专门的条款。另外，对于像航母等战略资产，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不明确表态是否将为其进行核反击。”[165]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具有学术和政策价值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研究部门不应回避，应勇于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加强战略研究，发挥学术先行的智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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