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丽[166]

    引言

    中国政府在1955年1月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之后，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项目就迅速展开。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除了中间近十年受“文革”影响而一度进展缓慢外，整个核武器项目的进程显示出有序、高效的特点，而其发展战略则呈现相当的稳定性。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核武器发展之路，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核战略思想。它所建立起的核力量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基石。在当前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和选择。本文将在梳理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基础上，考察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决策机制和主要发展原则，挖掘其中的思想和哲学，分析当前核威慑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并就核力量发展与核军控议程的关系阐述意见。

    一 核武器发展政策的确立

    （一）决策机制

    中国核战略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顶层决策圈确立的，中国的核武器项目也是在这个顶层决策圈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整个核武器事业决策方面的灵魂，他主导了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大方向；而周恩来则是实施整个核武器计划的领军人物。

    在中央政府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之后不久，1955年7月4日中央指定副总理陈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能发展事业的指导工作。1962年12月，为了加强核武器项目的领导机制，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这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原子能事业和核武器研制计划的专门机构，由周恩来任主任，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干部组成。1965年3月，中央决定“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也监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工作，并增添了余秋里等新成员，并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后来，有关核潜艇、卫星等研制工作也归中央专委领导。[167]在核力量发展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以中央专委为主体的决策体，主导了核武器项目的整个进程。

    其实，从1955年开始，周恩来就在毛泽东指示下亲自抓核武器研制方面的工作。[168]周恩来在核武器项目的具体发展和运用战略决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领导中央专委确立了核武器发展的主要原则，涉及核力量发展方向、规模、构成、技术指标等重大问题；他还领导军委及相关军事部门对核武器的部署运行战略进行了制定与规划，对导弹阵地建设做了具体安排，确立了涉及核武器贮存、部署等运行方面的一整套方针和原则。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不久，中央专委人事组成做了调整。1977年，华国锋任中央专委主任，叶剑英、李先念为副主任，8月6日增补邓小平为副主任，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主任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169]新一代领导人构成的决策层在核战略问题上继承了第一代决策层的基本精神，在核发展方面，虽然在核力量发展优先顺序等方面随着技术与安全环境的改变有所调整，但大的方向基本沿用既定方针，核项目的发展原则继续保持着长期以来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在核武器项目发展早期和中期，正值人才和物质资源匮乏时期，特别需要像中央专委这样的由中央高层直接负责、跨部门的决策领导机制，将决策与组织实施等职能集于一身，这非常有利于在艰难时期对核武器发展这样的庞大项目进行有序高效的运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技术条件的改善，中国核力量建设步入成熟阶段，中央专委这种特殊时期的发展管理方式逐步过渡到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的常态发展管理方式。当前，涉及核战略思想与核力量发展的决策机构构成有了演变，但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决策管理模式基本没有变。职能部门可以在既定的核战略思想指导下以常态管理方式进行有序发展，但遇到重大战略问题时，仍需要专委这个层次的中央高层做出决策。

    （二）中国核发展战略的确立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就确定了自卫防御性核战略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仅维持有限规模的核力量、保持基本的核报复打击能力等。这些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国早期领导人确立这样富有特色的核战略原则不是偶然的，这是基于他们对核威胁的认识，以及对核武器特殊性质与作用的认知而制定的。

    很多人都熟悉毛泽东说过的核武器是纸老虎，但他们往往忽视了毛泽东还说过另外两句重要的话，他说：核武器是纸老虎，但如果你没有，它就是真老虎；发展核武器是决定命运的事情。[170]这说明，毛泽东认识到核武器不是随意使用的武器，是一种有很大政治局限性的武器，同时核武器又是有巨大军事功能的武器，拥有核威慑是消除核威胁与核垄断的必要手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面临严重核威胁的时期，决定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并且对核力量的使用原则做出限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指出：“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是为了制止核大国使用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71]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决策者为中国核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做出的明确定位：核武器不用作战场作战工具，不为政治或军事目的而进行军备竞赛，发展核武器只用于防止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在涉及核力量具体的发展政策方面，决策者做出了“少而精”的原则。这主要是建立在他们对核威慑运作机理的理解以及对经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之上。

    1958年，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无法设想打起原子战争会有什么结果，像西德这样的国家只要4颗氢弹就可能完全毁灭了。[172]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说，中国有少数几颗原子弹时，比如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中国的城市了。[173]这里，毛泽东用简单的数字举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核武器的巨大毁伤能力看，少量核武器就可以形成很大的威慑力，核威慑平衡效应不在于数量优势。在60年代，周恩来在指导核武器项目发展时多次强调：核武器发展要“少而精”，不能浪费，要以质胜敌，不必发展太多，多了反而是包袱。[174]由此可见，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不仅考虑到经济成本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清楚核武器数量与核威慑力的非线性效应，知道核国家间不必追求核武器数量优势或战场作战能力就可形成“以小慑大”的效应。

    当然，考虑到核武器的生存力、可靠性不可能是100％，因此，中国决策者们在指导发展核项目时又指示核武器的数量需要考虑这些损耗因素。周恩来曾指示核武器研制者们说，我们的核武器要“有一定的数量，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的品种”。毛泽东在一些内部场合也指出，核武器数量不能太少，少了不顶事。这里，要核武器“顶事”不是去战胜对手，而是能防止对手使用核武器。后来，周恩来、聂荣臻和邓小平对这种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要有“起码的还击手段”，“迫使超级大国不敢使用（核武器）”。[175]显然，领导人们所希望获取的是一种有效的核报复打击能力。在这方面，早期领导人的头脑是相当清醒的，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核威慑力必须是核弹头与先进运载工具的结合，因此特别强调氢弹与核导弹的发展。当洲际导弹的研制周期因“文革”的干扰破坏被大大推迟时，毛泽东对此深感焦虑。据时任洲际导弹工程师的王永志同志回忆，1969年冬天，叶剑英元帅在视察航天工业工作时，传达了“没有洲际火箭毛主席睡不着觉”等加紧该项研制工作的指示，[176]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核实力的关切。在60年代末期，周恩来在指示核材料生产时强调，要加紧生产，不仅满足当时核弹头研制需要，还要“多储备”。[177]这说明，决策者不仅考虑到当时核武器化的需要，还考虑到了形成有效核力量所需要的规模问题和能力储备问题。只有做好一定量的核材料储备，才能为日后形成一定的核力量奠定基础，也才能为未来根据威胁环境变化调整力量规模而预留空间。在当时导弹技术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周恩来还及早安排了固体导弹的发展计划，他强调固体导弹比液体导弹更机动、稳定，[178]由此显示出他对机动固体导弹在形成有效核威慑力方面的价值的重视。考察核力量早期发展史可见，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在强调不必发展太多核武器同时，都相当重视核报复实力的发展，并对核力量的规模、核武器基本类型及构成等问题做了及早的计划与安排。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国在核力量建设中花费了很大精力提高质量，确保有基本的生存力、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形成有效的核报复打击能力。

    另外，在核武器种类和技术指标选择上，中国表现出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中国研制队伍往往对各类主要技术都去加以了解和研究，但在研制方面则是有所选择，他们主要选择技术可靠性高、军事战略价值大的核弹头设计和运载工具为主要发展对象，并不刻意追求战场作战性武器类型。其实，对于中国核武器设计队伍而言，发展、部署战场使用性核武器在技术上没有什么困难，但决策者没有选择去这样做。比如中子弹，这是一种增强了辐射特性的低威力氢弹，能有效地杀伤人员，对建筑、环境的附带损伤相对较小，是一种用于战场作战的武器。20世纪80年代，中国核武器设计科学家们成功地进行了中子弹试验，掌握了设计原理。[179]但是，决策层却决定不去生产和部署这类武器，主要原因就是这类武器不是中国防御性核战略所需要的。

    总之，中国在核力量发展方面秉承有限发展原则的同时，也注重核威慑有效性的保证。“少而精”的提法后来经常用“精干有效”一词来描述。“精干”的含义不仅指数量有限，同时还有优质之意，它强调要有重点、有节制地发展核武器，重点选择那些生存能力强、有战略威慑力的核武器，规模以满足有效核报复打击为准，数量不超出有效威慑的需要；“有效”显然是指能有基本的核威慑效应，要“顶事”。“精干”的核力量不仅可以节约经费，易于安全、安保管理，而且与国际核军控、核裁军进程相符合；但如果没有“有效”做基础，核力量就没有实际价值，因此“精干”必须结合“有效”才能体现中国核武器发展战略的内涵与价值。

    （三）核力量的发展

    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拥有怎样结构的核力量、建造多大规模的问题是核力量建设方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精干有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决策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筹划。特别是在核武器项目的发展早期和中期，周恩来带领中央专委，在核力量发展方向与重点技术指标要求方面经过深思熟虑，做了缜密安排。

    周恩来很清楚，核弹头只有同运载工具相结合才能形成核威慑力。[180]因此，在领导原子弹研制的同时，他非常重视武器化问题以及运载工具的发展问题。在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刚刚完成时，周恩来就指示：不仅要爆炸一个核装置，还要进一步解决武器生产问题。[181]1964年1月，中央专委决定在“三五”计划期间，有步骤解决可供飞机和导弹使用的原子弹和氢弹问题。[182]原子弹的武器化工作做得非常之快。1965年5月14日，即第一次原子弹试验8个月后，飞机投放核航弹（核炸弹）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近程导弹搭载真实核弹头（被称为“两弹”结合）发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183]这种载真实核弹头的导弹飞行试验在所有核国家中是仅有的一次，充分显示出中国在武器化技术方面的自信以及追求有效核威慑的决心。

    在发展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决策者们做了认真分析和选择。飞机、导弹和核潜艇是装载核武器的三种基本运载工具。在核武器项目的早期发展阶段，三种运载工具均被考虑过。

    用飞机空投原子弹是最简单的运载方式，因此，中国原子弹最初的武器化方案就是空投核航弹。不过，1965年5月核航弹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随即决定暂缓试制核航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核弹头。其实，在1963年12月原子弹还未研制成功时，中央专委就确定核武器的发展方向为：以导弹核武器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184]这样的选择是基于对飞机和导弹的技术特点及战略威慑效果的判断。飞机的生存力比较差，如果航程有限，就更难发挥战略威慑作用。聂荣臻在1963年9月指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中国发展核武器应该着重发展战略导弹核武器。[185]周恩来在1964年9月谈及核武器威慑效果时也说：“真正有大的用途还是在导弹上装核弹头。”[186]1966年11月，聂荣臻在听取核试验基地领导汇报“两弹”结合试验时指出：“我们研制核武器，重点不是在多大当量上，而是要能装在导弹上，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把重点放在飞机投放的核炸弹上，这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对于敌对国家的威胁比较大，使他们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手。”[187]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核力量发展迅速走过了飞机运载阶段，形成了以地地战略导弹为主体的核力量构成模式。

    在三种核武器运载工具中，核潜艇灵活、隐蔽、生存力好，但技术、工程难度最为复杂。1958年6月，中央决定发展导弹核潜艇。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1963年3月时核潜艇工程被迫暂停。后来经济形势好转，1965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重新启动核潜艇工程。[188]六机部的科研人员经过努力于1981年研制成功导弹核潜艇，1988年核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飞行试验成功。[189]

    周恩来非常希望中国尽快形成核威慑能力，为此他领导中央专委在核弹头设计、运载工具建造方面制定了明确紧凑的进程表。他在1964年1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应该做好全面规划，加速发展核武器，力争早日装备部队。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他主持1965年2月、3月、8月的中央专委会议，先后通过了下面几个重要的计划。

    （1）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和实现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试验，争取于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接着进行氢弹武器化的工作，为战略导弹配上核弹头，力争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现这一目标；

    （2）七机部的“八年四弹”计划：1965～1972年研制出中近程（改进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4种地地导弹，优先发展液体导弹，同时抓紧研制固体导弹；

    （3）六机部计划：先研制鱼雷核潜艇，争取1972年下水试航，接着再发展导弹核潜艇。[190]

    从这份发展计划表可以看出，决策者们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形成以陆基战略导弹为主体的战略威慑力量。由于决策层选择了明智的发展战略，并且实行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中国核力量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1964年10月原子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10月中近程导弹搭载核弹头发射成功，1966年12月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5月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可见，在核武器项目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迅速而高效。但是，在第二个十年里，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给核武器项目带来严重干扰，特别是导弹研制项目，受到很大冲击，发展迟缓，许多计划被大大拖延。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国内形势才开始好转。1977年9月18日，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大力抓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1]1980年，液体洲际地地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1985年，机动固体洲际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88年，核潜艇水下发射潜地战略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可以说，到80年代末期，在因“文革”影响而耽搁了十余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以机动、井基地地战略导弹为主体的战略核力量。

    由于中国核力量以地地导弹为主体，而且规模比较有限，因此，其生存力问题特别重要。在构建安全的储存和部署导弹阵地方面，早在1960年6月，中央军委就做出重要部署，确定了一整套方针和原则。1966年1月，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专门研究导弹阵地建设问题，提出了1970年以前导弹阵地建设的总目标。自70年代后期开始，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兼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的张爱萍对核武器系统的生存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强调战略导弹部队要提高机动性、隐蔽性和预警防护能力。[192]为此，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阵地建设和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建设，在核武器储存、部署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工程”。70年代末期，根据形势发展情况，二炮开始实施一项新的部署阵地建设项目——“长城工程”，这是一个绵延于大山深处的非常坚固隐蔽的隧道式战略导弹部队储存与发射阵地设施，采用了多种最新技术和灵活方式，通过改善核武器部署和发射安全，显著地提高了核力量的生存力。[193]有些外方学者因发现中国陆基核导弹部署于地下隧道一事，猜测中国可能有3000多枚核武器藏匿于地下。[194]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其实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领导人的一些指示和实际的阵地建设实践看，这种隐蔽性深埋部署方式以及一些阵地加固措施，是决策者们制定的旨在提高陆基导弹生存力的策略，因为核武器数量有限，因此，必须保证有一定的生存力，而中国腹地多山，可以利用此种方式显著改善生存力。如果中国当初真的发展了3000多枚核武器，根本用不着这种隐蔽方式了。整体看，中国核力量的部署方针是隐蔽、安全、灵活机动，在和平时期不追求很高的戒备水平。这样的做法与其核战略相匹配，也有利于维持高度的安全性。

    通过分析决策层制定的核武器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核力量发展实践，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追求的是一个防御性的威慑战略，它通过拥有规模有限但足够有效的核报复打击能力形成威慑，而不是靠追求进行核战争的能力来获取威慑力。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核力量建设以获得核报复能力为目标，执行精干有效的原则，重视生存力、安全性，不追求美苏的战争对抗性核战略所需要的规模和技术指标，如庞大的核武器数量、繁多的种类、极高的精度以及高度紧张的高戒备状态等。

    二 影响核武器发展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一般而言，影响一个核国家核力量发展的因素有：核战略指导思想、决策机制的构成、自身的经济技术能力、外部的威胁、国际核军控进程等。自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的21世纪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中国自身状况也有很多变化，新时期的中国核力量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核力量发展模式和方向会不会有重大改变成了比较关注的话题。下面将从影响核武器发展战略的前几个因素的角度分析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未来走向（有关核军控进程的影响关系放在第三节中论述）。

    从目前看，中国虽然经济水平有了迅猛提高，国家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大战略没有实质改变。国家领导人和战略学界对核武器特殊性的认知及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定位没有实质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策层依然坚持核战略的自卫防御特点，这就决定了“精干有效”的核武器发展战略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变。从近几年的国防白皮书及政府官员讲话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尽管有些个别声音提出要改变不首先使用政策、大规模提升核武库规模和作战能力等，但显然只是个人意见，并没有影响主流决策。目前的政府及战略学家们的主流意见仍然是，在坚持防御性核战略的基础上，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对核力量进行现代化，使其在新的环境下继续保持威慑有效性。[195]

    历史显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以及核战略的制定是由顶层决策圈直接领导和负责，这种高度集中而又严密的决策机制保证了核力量相对高效稳定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巨大变革，国家安全战略重点有所调整，军事力量组成以及军事决策机制也逐步发生变化。目前，在核战略领域，越来越多的部门与机构参与到了咨询与决策过程中。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核武器发展的各种意见和声音必然增加，不同意见对决策者的影响也势必加大。不过，在事关核武器发展这种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决策模式基本没变，有关核武器发展的重大决定依然取决于国家大战略和核战略的基本性质。因此，咨询渠道的多样化及决策机制构成的一些调整可能会影响决策的程序和效率，但还不会对核武器发展带来明显的偏离核战略基本指导思想的影响。

    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尽管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的排名仍然靠后。目前的中国在经济、环境、社会各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主、追求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必将是长期国策，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国家走上核军备竞赛之路。从技术角度来看，尽管中国在军事技术上有了长足发展，这无疑对改善中国核力量的安全性、可靠性带来好处。从一些学者的分析材料看，中国核潜艇技术、机动发射技术等都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还在不断提升。从近20年来核现代化内容来看，其技术更新主要体现在提升生存力和突防力，并没有在核战争对抗能力、制胜能力上下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核战略的性质。因此可以说，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核力量的优化与提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没有对发展战略带来根本性改变。

    从目前看，对中国核武器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来自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核武器生存力受到很大威胁。历史上，为了提高生存力，中国将大部分核力量部署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地下设施和隧道中。尽管核武器没有很高的戒备水平，但因为隐蔽性好，能满足一定的生存力需求，而且这样的部署方式安全、安保性比较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军事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外部情报、探测、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迅速提高，中国核力量的生存力又面临新的挑战。

    第二，核武器突防能力受到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开始大幅度提高，特别是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以后，其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尽管美国政府声称其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并非针对中国，但客观上，不断升级扩大的反导体系的发展必将大大削弱中国核力量的突防能力。

    目前，已有学者对中国现有核威慑力表示出明显的担忧。[196]对中国有限的核力量而言，在生存力下降后，再施加一定程度的拦截，可以想见，其威慑有效性势必面临严重挑战。要改变这种处境，显然要从提高生存力和增加突防力入手。提升生存力的方法很多，包括增加隐蔽和加固措施、增强机动性等；提高突防力的方案包括增加规模、发展诱饵及多弹头对抗措施等。各种方案涉及技术可靠性、经济性、安全性等多种因素。各种应对方案的选择需要全面的综合考虑。在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如何选择改善核威慑力的策略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从最近一二十年中国核现代化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其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没有核试验的条件下，维护和加强核武器的安全、安保与可靠性；二是提高核运载系统的机动性以提升生存力；三是开展突防技术研究以提高突防力。近来媒体上经常有一些关于中国在陆基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更新发展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发展情况的细节。由于核力量规模有限，中国官方在涉及核态势的一些具体情况方面保持一定的模糊性，这对保护核武器的生存性、加强核威慑力是有益的。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当前的核发展战略依然坚持“精干有效”的大原则，中国在近几年的国防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中屡屡重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等原则就是这方面的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即使中国的经济水平继续攀升，中国也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的核大国那样进行核军备竞赛，去发展成千上万的核武器，除非中国防御性核战略有根本性改变。当然，面对当前核力量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预计中国新一代决策者会强化核现代化的努力，以提升国人对核威慑力的信心。

    三 核武器发展与核军控议程的关系

    核武器不仅可以保护本国安全，还对国际、地区格局有重大影响；核国家发展核武器不仅可能引发核军备竞赛，增加事故性核战争风险，也有可能刺激更多国家发展核武器。因此，为了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为了防止大范围的核扩散，核国家有必要进行核裁军、核军备控制合作。美苏等国及核战略学家们是在很多年后才开始考虑这些核裁军、核军控问题，而中国领导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对这些问题有深刻阐述。他们的见解为中国日后全面的核裁军、核军控政策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精干有效”的核武器发展原则增加了制定依据。

    毛泽东在1958年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说道：“我看，关于裁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因为不能设想打起原子战争来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像西德这样的国家只要四个氢弹就可能完全毁灭，英国也要不了几个氢弹就够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是怕打这个仗的，所以最后会达成协议。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会妥协的。”[197]在美苏核军备竞赛初期就能预见到美苏阵营之间会在核军控谈判方面达成妥协，足见毛泽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深刻洞察力。1963年7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罗素的秘书来访时说道：“世界科学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新武器发明了，就会有另一种更新的东西来保证它不出乱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危害性，最后就可以达成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198]

    正因为中国领导人预见到了国际核军控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他们在制定核武器发展政策时也考虑到核军控机制和进程的影响。在成功进行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当天，中国政府声明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核武器仅为防御、支持全球核裁军努力的立场，同时明确了“精干有效”的发展战略。尽管在冷战时期最初30年里，出于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参与美苏主导的国际核军控机制，但中国在核发展方面一直秉承自我克制，长期坚持有限发展原则，这不仅有利于以较低成本维持最低威慑需求，同时也与全球核军控核裁军进程完全相符，可以说中国执行的是单边控制机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恪守不首先使用、有限发展、支持全面核裁军等原则，它以这种方式为国际核军控进程做出了独特贡献。

    今天，面临新的核发展任务的中国也面临新的国际核军控形势。当前，国际环境相比冷战时期有更复杂的一面：核扩散形势日益严峻，核恐怖主义威胁逐步上升，这类威胁的减小和消除，需要地区与全球的合作，这就需要核国家在核裁军、核军控方面做出行动和表率。不断推进完全彻底的核裁军进程已经成为广大无核国家的一致要求。尽管目前全球核武器的90％以上在美俄手中，当前核裁军重点仍是美俄双边核裁军，但随着核大国核力量削减进程，在无核国家中间以及各种国际核裁军、核军控平台上，要求增加核透明、加快推进多边核裁军进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样的核军控形势必然对中国未来核力量的发展形成制约。因此，如何更好地协调核力量发展与核军控、防扩散政策关系将是当今决策者面临的课题。

    从目前中国政府的核政策宣示看，中国将仍坚持以不首先使用为特征的防御性核战略，坚持精干有效的核发展原则，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对核裁军进程的一种贡献。另外，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意谈判禁止武器用裂变材料生产条约，这说明中国愿意接受数量和质量发展的限制，这也是对核裁军的一种贡献。再者，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双边、多边形式的军控交流和对话机制，展示出推动全球核军控、核裁军努力的积极性。可以预见，随着国际核军控进程的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核军控的程度将愈加深入。

    结语

    纵观中国核力量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决策者在核项目发展早期就已形成了清晰的自卫防御性核战略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决策部门确立了一系列的涉及核力量发展的原则与方针。由于核战略思想的持续性，这些发展原则至今在核力量发展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这些原则可简单归纳如下。

    1.实行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的领导决策制

    核武器虽然是一种军事武器系统，但由于它的存在攸关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性，是一种兼具高度政治性和战略价值的国防手段，其意义非一般武器所能比。因此，核项目自立项开始，就形成了由中央高层领导人直接负责的、专门机构集中统一管理的决策领导机制。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决策机制构成、咨询渠道和决策程序有所演变，但这种自上而下、集中统一领导的管理模式没有改变。迄今为止，涉及核力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定，依然由决策高层裁定，而非由军事部门或单一职能部门决定。

    2.以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为发展目标

    由于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具有很大的政治局限性，因此，决策者从一开始就为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和使用政策做了限制，不把核武器作为战场作战工具，不搞原子外交，而是将核武器定位为防御性、战略性威慑手段，发展核力量的目的仅是防止他国对自己使用核武器，这是由中国核战略思想决定的发展目标。

    3.不进行核军备竞赛

    基于对核武器性质的清醒认识与对核威慑运作机理的深刻理解，决策者确立了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的原则。中国核项目从不因为政治需要而发展庞大核武库，也不因为军事目的而去追求核优势，不刻意追求高精度、高戒备水平的打击能力，核力量发展指标以具备起码的还击手段为准，即仅发展核报复打击能力，以此形成核威慑力。这是中国核项目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并在不断宣示的一个原则。

    4.坚持精干有效原则

    从核项目发展史可知，决策者在发展初期就明确了精干有效的发展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和原则，在不进行核军备竞赛前提下，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核弹头与运载工具。这不仅需要注意到多种类型核武器结合可以优势互补，也需要考虑到不同类型核武器有不同的技术短长，因此需要重点选择那些技术可靠性高、生存能力强、有战略威慑价值的武器类型，并根据技术进步情况不断调整、优化核力量结构组成，以期形成数量有限但优质、有效的核威慑力量。

    5.高度重视生存力和安全性

    毋庸置疑，对于数量有限的核力量而言，生存力对核威慑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决策者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从中国核力量建设实践来看，对核武器体系的生存力和安全性的重视贯穿始终。其努力的方式既包括发展机动能力强的核武器，也包括提高隐蔽性、采取灵活多样的部署模式、增加加固措施等。生存力提高了，也有助于提高核武器系统的安全性和安保性。

    6.注重核力量发展的长远规划

    由于经济资源和技术条件限制，有些核武器类型的选择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决策者们制定了分步走的战略，在长远谋划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逐步过渡到位。比如，发展战略威慑力量以固体机动洲际导弹和海基核力量为主，但因为技术条件所限，只能先发展陆基短程的或液体的导弹，在发展中积累技术经验，逐步过渡到长远目标的实现；在核材料生产方面，先发展核武器化所需的应急生产能力，再逐步提高生产技术和能力，并适当备存裂变材料，为未来形成规模核力量提前做好战略储备。

    7.核技术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

    考察核项目发展的决策过程可知，领导人与核科学家们在核技术选择问题上有很多沟通和讨论，并达成了共识，即对国外发展的各种核武器技术，比如中子弹、反导技术等，要做到跟踪研究，掌握其技术特点，分析利弊，有选择地利用或发展。有些技术可能仅限于研究，研究并不等于实际的部署。这样做既有知识与技能积累、储备之意义，也是为了知彼知己，在国外出现新的核技术能力时不至于一无所知或毫无防备。

    8.核发展秉承自我克制精神、执行单边控制机制

    中国政府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明确支持完全彻底的核裁军目标，但由于与核大国核力量差距很大，因此，很难直接参加美苏（俄）主导的核削减、核军控机制，但为了支持全球核裁军进程、加强战略稳定性，中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武器部署态势、核武器使用原则方面，长期秉承自我克制原则，这可以说是执行了一种单边控制机制，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核军控进程的一种方式和特点。

    9.核现代化以维持核威慑力有效性为目标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核力量建设特别强调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努力，这主要是因为外部威胁的变化，使得核威慑力的有效性面临新的挑战，为此特别需要在技术上进行更新改造。从政府经常性的政策宣示和努力实践看，核现代化努力的目的是不断提高核武器的质量，确保在新的安全环境下继续保持核威慑力的有效性。核现代化努力以提高核武器安全性、安保性、可靠性、生存力与突防力为重点，以保持可靠的核报复打击能力为主要目标。

    10.积极参与多边核军控进程

    回顾中国核力量发展过程能明显地看出其对核军控进程因素的考虑。中国长期保持核力量规模的有限性，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以及在部署态势方面的低调，都体现了对全球核军控进程的尊重和支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形势需要，在自我克制的单边控制基础上，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核军控机制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和必要。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谈判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承诺参加禁止武器用核材料生产条约谈判，近期又参加了五核国核军控磋商机制，并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多边核军控交流机制。这充分显示，直接参与多边核军控机制已经成为现实行动，可以预测，中国在今后的核力量发展中将会更加关注核军控进程的需要，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核军控努力。

    考察中国核力量发展决策历史可知，上述前8条原则性思想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确立，后两条则是在新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原有的发展思路和原则的自然延伸。正是在这些原则指导下，1950年以来，中国以有限的投入，形成了基本的核威慑力量，使其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了战略基石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在核力量作用定位方面展示了一致性和稳定性，在规模发展方面进行了主动的克制，在部署方面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安全性。中国富有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部署模式，不仅满足了国家的安全需要，也节约了资源，使核武库易于管理、维护和更新，同时还有利于维持战略稳定性，符合全球核军控进程。可以说，中国选择的是一种高度安全而又可靠的核威慑模式。相较于美苏等国先盲目扩军、后无奈裁军的核发展道路，这是一条经济而又高效的核武发展道路。尽管当前中国的核力量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相信决策者们能协调好核现代化与参与国际核军控进程间的关系，为国家安全也为全球战略稳定性贡献新的力量。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