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通

    几十年来，中国的核政策和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完整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核思维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战略环境、历史背景、中西交流等方面的影响。全书对中国核思维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出了中国核思维的重要特色和发展过程，并深刻揭示了其形成和演变背后的哲学、观念、历史和制度因素。鉴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技术条件和安全环境，有关中国核政策的新思路还在不断涌现。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融合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核俱乐部”中其他核大国的核战略与核思维的影响。从技术路线上看，中国核力量的发展遵循了主要核国家的技术发展路径，从井基核导弹，到陆基机动导弹，到逐渐重视海基核力量；从单弹头导弹到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等，与其他主要核国家做出了相似的总体发展路线选择。考虑到核大国之间的效仿和竞争关系，这种技术路线上的大体趋同并不意外。但即使在核思维层面，中国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化效应和同化作用的影响，显现出与其他核大国之间一定的趋同趋势。

    例如，多位学者在本书中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并不认为核武器在非战时需要保持较高的戒备状态。鉴于中国核武器的作用在于进行报复式的核反击，并以此来遏止敌方的首次核打击，中国不认为延后核报复的时间会削弱核威慑的效力。换句话说，中国认为不一定要在受到首次核打击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动报复性的核反击。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的作战模式可能是在受到首次核打击后的数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再发起核反击。[505]这与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的戒备状态非常不同。即使是在战争风险很低的和平时期，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把相当一部分战略核力量置于高戒备状态之下。尤其是美国，一直维持着庞大的早期预警能力，可以在敌方战略导弹发射不久便发出预警信号，这样己方的核导弹可以在被摧毁之前就发射出去。这种核反击作战模式被称作“基于预警的发射”。“基于预警的发射”会带来很多风险，如果己方的预警系统发生技术性故障而做出错误预警（虚警），将可能导致错误的核反击从而引发不必要且后果不堪设想的核战争。历史上美苏的预警系统都曾出现这种技术性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将双方带至错误性核战争的边缘。在“基于预警的发射”模式下，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必须在收到敌方导弹来袭的预警后迅速做出是否发动核反击的决定。一般情况下，从发出预警到导弹落地之间往往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国家决策者需要在这极短时间内确认预警信息的准确性、辨明来袭导弹的具体性质和规模、评估对己方的威胁、判断袭击者的意图，并最终做出是否立刻进行核反击和进行何种规模核反击的决定。这种短时间、高压力的决策环境，极大地增加了领导人做决策的困难，并伴随着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与美俄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这种高戒备状态的核武器部署模式。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的核武器在和平时期处于较低的戒备状态，部分导弹弹体与核弹头甚至是分开存放的。[506]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明确表示，中国只有在“受到核威胁的时候”，才会提升核导弹部队的戒备状态。[507]中国这种“适度戒备”的核武器运行模式，被中国政府作为中国核政策的积极内容而在国际上予以着重强调，[508]其也反映了政府决策者对核武器较低戒备状态的认可。同时，核武器的低戒备状态也被国际社会视作一种克制的和负责任的核政策。[509]中国的低戒备政策显示了中国传统核思维中的理性智慧。本书的作者之一孙向丽博士就曾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维持比较低的核力量戒备水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决策者并没有在这方面刻意追求”；“中国领导人认为，核威慑作用的发挥并不取决于立即、准确的还击能力，而在于核报复打击能力；核报复时间的不确定性不影响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种思想在核力量发展运用上体现为不追求高度紧张的预警戒备水平。确保报复打击能力同时不寻求高度紧张的戒备状态，是一种有利于战略稳定性的高度安全的部署原则。”[510]

    然而这种传统的低戒备思路，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有核国家核战略的影响。经过跟踪其他有核国家的战略能力发展情况，中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得出结论：“世界军事强国都把战略预警体系作为国家战略能力的重点加速建设。”[511]这种通过建设预警能力并提高核力量反应速度来巩固核威慑可靠性的思路开始对国内战略界产生影响。自2004年以来，中国多次在国防白皮书中提及要提高核力量的“快速反应”能力。2015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第一次提到要提高中国核力量的“战略预警”能力。与之相关的是，军事科学院在2013年编写的《战略学》中指出：“条件具备且必要时，可在确实判明敌已对我发射核导弹的情况下，在敌核弹头尚未飞抵目标有效爆炸，未对我造成实际核毁伤前，快速发射核导弹反击。这样既符合我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贯政策，也能有效避免我核力量遭受更大损失，提高核导弹力量的生存反击能力。”[512]这种提倡实施“基于预警的发射”的思路，与我国传统的“延后核反击”的思想并不完全吻合，但与美国、俄罗斯等核大国几十年来的相关做法是一致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思路已经获得了官方的广泛支持，但部分学者和军事专家提出的这些政策建议反映了国外核思维对中国的影响。

    在宏观核战略方面，中国也逐渐接纳了西方战略学界所创立的理论分析体系，并借用其部分概念和分析框架对核威慑的构成和有效性、相互确保摧毁与战略稳定性的关系、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等进行分析和探讨。对此，鹿音副研究员在本书中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从宏观来看，中西方在分析框架上展现出了部分趋同的发展方向，这为中国核政策的科学化研究和中西方的学术和政策性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国内学者在了解了西方核战略思想的同时，认为中国核报复战略的灵活性不够，在新的安全环境下，应该“将核武器的功能由战略威慑向慑战并举方向转变”。[513]这种观点只代表少数学者的看法，但反映出国内传统核思维的部分内容面临着来自西方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多的同化压力。

    樊吉社研究员和郭晓兵研究员皆在本书中指出，在核武器的防扩散问题上中国也经历了从游离于主流防扩散机制之外转变为国际防扩散体系的积极支持者的过程。中国在拥有核武器的几十年里，一开始反对《核不扩散条约》并从道义上支持无核国家拥有核力量，到今天“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核扩散”。[514]这个根本性的转变是中国融入世界核秩序的重要表现。

    在这个融入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既有物质力量结构的变化，更有认知观念的深刻转变。从物质力量上来看，中国的核武装力量从无到有，再到逐渐现代化，发展过程比较和缓平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拥有较为可信的核反击力量。[515]从此，战略核力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保护中国不再受核打击的威胁。核武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固化。此时，面对国际社会上无核国家对彻底核裁军的激进吁求，中国逐渐认识到要在短期内实现全面彻底的核裁军并不现实；而在世界核裁军实现之前，自己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有核国家存在交集。同时，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上升，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开始把追求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主要的利益诉求；而核武器的扩散会给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其也开始受到中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中国从“特殊核国家”到“一般核国家”身份认同的转变。[516]作为《核不扩散条约》所认可的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中国对自己“有核国家”的身份从抵制转变为接受，并在防扩散等问题上采取与国际社会主流做法相一致的政策，完成了融入世界核秩序的重要步骤。

    几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军事技术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影响着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也带来了政策层面的调整，但中国核政策背后的指导思想却一直延续着其固有的逻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中，中国核思维保留了战略文化中“慎战”、平等、节制武力的传统，蕴含了深刻的道义和人文关怀，体现了整体主义等传统哲学理念。在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核思维与西方核思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深入交流和相互影响。这对中国核政策的未来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充分发扬中国核思维的精髓，同时借鉴积极的国际经验，是学界和政策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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