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时30分，按照约定我们准时坐进了去成都市龙泉驿区采访第一批到达该区的灾民的采访车。
9时10分，走进了一个由北方汽修学校临时改建的灾民临时安置点，一个按需分配的小社会里。
下面是我先后抓拍到的这一天的晚上安置到此的2000多名灾民住下之后生活的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超市的东西随便拿。传达室右后侧，约有100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正在走进一家挂有“爱心超市”匾牌的门市里。一群孩子正有说有笑地排着队。今天，他们进门后每人免费先选一件自己急需的衣物或者生活用具等，然后，做好登记出门。工作人员一边为大家选东西当向导，一边招呼大家需要其它生活用品的请做好登记，以便超市去进货。
镜头之二：打电话不要钱。在主教学楼的大厅里和大厅外，约有十几个人正在抱着电话与亲朋好友报平安和了解对方的情况。这里是中国移动在这里临时设定的一个震后寻亲的免费电话点。
镜头之三：吴兴羽的新家。汶川县映秀镇4岁的吴兴羽，站在北方汽修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新安的家中，一脸的笑容。在“5·12”地震中她曾被埋在废墟，被解放军叔叔救了出来，而她正在就读小学的哥哥已经遇难，爸爸至今也下落不明。她身后一脸悲伤的妈妈还未从惊恐中走出来。
镜头之四：免费送你岗位。在主教学楼门外的院子里，一字摆开贴满各种就业岗位信息的爱心招工牌有三块黑板那么大。来自汶川县戚州镇的吴代冯和妈妈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个区在灾民安置中充分利用企业中厂房大、生产生活设施齐全、就业项目多、管理系统完备等优势，把对灾民的服务融进企业、街道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安置管理之中。
镜头之五：不住楼房住大棚。在安置点的后院，一个厚塑胶板拱形的大棚里住了80多位、40多家灾民，他们是昨晚进了楼房后，又坚决要求出来住大棚的，刚从地震废墟里逃出来的他们，看见楼房就条件反射，所以，他们觉得住在大棚里住踏实。10点50分，7位从映秀镇来的灾民拿着刚刚从爱心超市领来的短裤子、鞋子和上衣等换衣服。换衣服前一位男子身上穿的是一件震后从家里扒出来的厚呢子大衣，很显然，这是冬装，与季节严重不符。
镜头之六：用文体活动精神疗伤。在教学楼西侧的草场上，一处用十几间房子组成的帐篷图书阅览室，整齐的摆放着各类书籍，约20多位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正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在阅览室外，7位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围在3块并排的乒乓球台前“拼杀”。经历过地震的孩子们，“白天嘻嘻哈哈，晚上一惊一咋”的，安置点用文体活动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以尽快抹平孩子们心里的创伤。
震后，由于政府和社会各界救援安置及时，灾区群众绝大多数对今后的生活前景抱有希望，所以，他们，尤其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随处可见。
二 龙泉驿第一人民医院的四个新名词解释
“流水饭桌”
灾后，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立即改为专以收治地震中骨科病人的紧急治疗场所。5月14日，从湖南迅速赶来救援的湖南省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五队的十几位大夫就被分派在这所医院里救灾。队长由随队而来的南华大学附属一医院副院长杨林担任，这些医生们从到达那天起就一刻也不停地做手术，到5月21日的几天里，单是在一间手术室里做了骨科治疗的人数就达192人。14日的一次手术中成都连续经历了5次余震，最大的震级达6级以上，但是医生们在一楼的岗位上始终纹丝不动。
最难办的是吃饭问题，手术时间有长有短，按时吃饭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们就把方便面之类的快餐放在护士值班室的一张桌子上，谁得空出来时，就顺便吃几口，再马上回到手术室去。因此，这张桌子就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流水饭桌”。
映秀钢厂职工吴思洪是该厂一个车间（40位职工遇难）生还的8人中的一位重伤员。他的爱人凡时钰知道我是记者后，拉着我的手恳求说，要不是这些医生抢救及时，她的爱人也走了，身无分文的她面对大恩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对我说话时，眼神里的虔诚、感恩和祈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地震宝宝”
地震当天，在阿坝州黑水县芦花村一所小学任教的郭先萍在家人的陪伴下准备在都江堰中医院做剖腹产手术，当时，因为人多，护士让她在楼下的院子里先等一会儿，于是，就在她们刚刚走到院子时地震发生了，医院的楼房顿时垮塌，郭先萍和她的家人幸免于难。救援部队赶到后，把她立即转移到了成都龙泉驿第一人民医院做了剖腹产手术，一个5斤6两的健康男婴安全地降生在地震棚里。这个由于地震晚生了两天，且又是在娘胎里就躲过了一劫的命大宝宝，被医院的大夫们称为地震宝宝。
事实上，单是在这个医院妇产房的一顶帐篷中，我就看到有6位地震后出生的宝宝。
“特大病房”
地震后，由于需要救治的伤员太多，而专用的标准帐篷又一时供不上来，于是，在灾区就近的还没倒下的那些平时专门用于卖菜的小市场，或者货运防雨的敞开式简易大棚，便成了人们防雨避难的优选场所。一位正在打吊瓶的护士告诉我，龙泉驿第一人民医院可存放1000多辆自行车的绿色大棚，震后被作为收治伤员的病房，人数最多时达到了800多人，可谓名副其实的特大病房。
“亲情抚慰”
据在地震棚里的一位医生介绍，凡是经历过地震的人们，尤其是从废墟中逃出来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心理恐惧症。一般看上去好好的，猛然间就会惊醒或者打寒战。这时，用亲情抚慰是非常好的方法之一。在龙泉驿第一人民医院的地震棚里，地震时，为了救孩子而负了重伤的映秀镇幼儿教师杨家玉，地震时都没被吓倒，但是，来到医院里了却无法入睡，这时，他的丈夫就坐在她的身边耐心的给她读报、聊天等，用亲情抚慰她心理的伤痛。
在灾区医院里这样的场景举目便是。
……
发生在龙泉驿第一人民医院里的这些新名词解释，我都用相机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影像记录。我以为，这些震后最初期的形象语言，对于现在的抗震救灾，以及今后的防灾救灾无疑有着很好的传播价值与资料价值。
三 年龄最小的志愿者
7岁大的60多岁
15时12分，我们来到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北面的灾区捐赠物品物流中心，这里也是由一家著名的储运公司的货运仓库改装而成的。上千名志愿者正像机器人一样，一边叫着号子，一边不知疲倦地装运货物。一位正在奋力搬运货物的小志愿者看上去一脸稚气，走近一问才知道他叫苏强，今年才7岁。
据介绍：地震灾情发生后，这个中心先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多人自愿参加了这里的志愿者活动，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就是苏强。震后9天来，他们已经搬运食品、药品、矿泉水、雨鞋等生活用货物6600多吨。其中，1800多吨已经发到了灾区群众的手中。
深夜22时34分，我把这处抗震救灾生活用品最大的集散地的新闻照片发回了报社，新闻切入点为“年龄最小的志愿者”。
我想，在这样的大灾面前，历史会记住7岁的苏强。历史也会记住那些无论是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生命，还是在后方搬一箱矿泉水和方便面的所有的志愿者们。尽管他们加入志愿者的队伍，目的并不是为了被谁记住。
5月22日：震后第十天
8时30分，我接到报社副总编、本次抗震救灾的后方指挥刘家伟同志的通知，让我于今天带领比我稍后赶到灾区的摄影记者许之丰、文字记者戴明阳等撤回北京做暂时休整。报社认为：本次抗震救灾报道中，以抢救生命为主要标志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第二阶段以安置灾民、预防次生灾害和反映企业、职工、工会在重建家园中主力军作用的报道，将由本报其他记者承担。与此同时，由副总编张刃带领的工人日报第二批灾区报道组，已于昨晚到达成都。
我决定离开前再到成都救治伤员最大的医院华西医院去看看。
“封存”这些伤痛
上午9时，我走进了成都华西医院的地震病房。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里，先后拍下了22位刚接受完了重度截肢、缝合、上石膏等项治疗手术的儿童在病床上的肖像。他们有的少了一条腿，有的用绷带把脑袋缠得严严实实，有的缺了一只胳膊，等等。
残酷的地震在这些孩子们的肢体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残缺，在他们的心灵上更是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我悄悄的把孩子的苦难拍了下来，并决定把它封存起来。这样的苦难不能忘记，同时它又不可触摸。我想，即便是将来，它也是一块伤疤，一块不忍触摸的伤疤，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去碰它。
增大“寻亲”力度
11时23分，来自仁寿公司的职工志愿者张庆，站在华西医院内的一块简易寻亲墙前，又贴上了一位躺在医院病床上找不到亲人下落的重伤者的寻亲启示。他介绍：“自本月15日开设寻亲行动以来，在这里，单是在寻亲服务站登记寻亲的就有1000多人。其中600多人已找到了亲人，400多人至今还没有结果。”
地震发生之后，灾区附近的许多场所纷纷开设了广播寻亲、电话寻亲、纸条寻亲、口信寻亲等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活动。所以，我用相机分别把这面墙上还没有找到失散亲人的人的照片、电话、住址等拍了下来，以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点工作。比方说，在新闻照片刊登时，把寻亲墙刊登得大一点，并在照片的视觉上强调墙上的电话号码和寻亲者的头像等，以增大寻亲力度。
编辑部隆重迎接
23时左右，我们返京的飞机降落在北京3号航站楼，和我们同机返京的还有刚刚生了孩子才4个月的范长江奖得主、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居杨，在走出机舱时，许之丰告诉我：“你看，居杨累得走路都变形了。”
机场出口处，由工人日报副总编秦少相带领着经济部主任王金海、资深编辑张红和戴明阳的女朋友等，分别代表报社的职工和家属向我们献上了鲜花并合影留念。
临上车时，我问戴明阳的女朋友，这次在灾区小戴的表现很勇敢，你是不是很满意？姑娘自豪而肯定地回答：“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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