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当晚喝了很多酒。我母亲对此感到害怕，她知道我父亲在想什么。她不断地从我父亲手中抢过刚刚斟满的酒杯。我父亲干脆对瓶喝起来，一瓶白酒下去后，他对我母亲摇着食指，缓缓说道：
“你怕我死？”他像其他醉酒的人那样疯话了一阵，“谁死我也不死。我告诉你，死的都是那些活不起的人。”
我们家住在四门一楼，294栋的一门四楼住着我父亲的同事。他的儿子和我同在一九九九年参加中考。那一年他落榜了，需要交一万二或一万八才能上高中。钱并不多，我后来认识的朋友一个月的花销还不止这些，但是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同我母亲一样，他的母亲也有些神经质。
她当着孩子父亲的面整天数落孩子没出息。儿子被逼得自杀未遂。她母亲吓坏了，时时都不离开孩子一步，说：“不上学就不上学吧，去厂里做工人也能活一辈子。只是你爸太窝囊，四十多岁了，连孩子上高中都供不起。”
做妻子的不该这么说丈夫。不多久她丈夫在厕所上吊了，体内还有大量的老鼠药。她从丈夫的口袋里找出一句遗言是留给他儿子的，上面写着：“你别去了，还是我来吧。”
我父亲在那次葬礼的操办上显得空前热情，一下夜班就奔向死者家里帮忙。我母亲拿十块钱问那些邻居，谁能换些一毛钱硬币。天知道一百个硬币和死人怎么扯上的关系。一个丈夫姓宋的上楼找出一盒子硬币，她没有要我母亲的钱。
“要不是冲你来，我都不可能给，”她对我母亲说，“你看他是被老婆逼死的，没什么好同情。”
这是他父亲的自杀所带来的——他的母亲随后嫁给了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靠着继父的资助，他读完了高中三年。
我奶奶家附近有一个男人从四楼跳了下去，脸先落的地。地上留下了一摊人型的血迹。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在《维以不永伤》的第二部及这本书里重复写过。当时很多人都围着那一摊血低声议论。我父亲喜欢看热闹，包括我在内，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看热闹。但那次我父亲只是问明了情况便匆匆走开了。
到了奶奶那里，一整天他都没怎么说话，他用奶奶的烟袋不停地抽烟。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他说：“我把这个月生活费放你桌子上了。”
“你要是紧张先拿回去，我上个月还剩点钱。”
“没事，妈。”我父亲快五十了，他很少当我的面叫他母亲“妈”，“我最近总觉得像我爸那样翻眼一死，倒也利索。”
“可别介，”我奶奶并没有因他的话觉得惊慌，“咱还得看看蒋峰出息的那一天呢。”
想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我居然是家里三代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假如这算“出息”的话，那奶奶是看到了。第二年她因脑溢血去世了。因为我是长孙，出殡时我要抱着遗像走在人群前面。两个月之后我就在北京退掉了大学。到了武汉我才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我现在二十岁了，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可以为自己选择这一生的道路了。我母亲忍住眼泪叫我注意身体，别太苦了自己，实在不行就回家来。她没再要求我别的，但我知道，他要对我父亲施压了。
她开始绝食，每天只吃几个西红柿补充能量。她对我父亲说要是一天见不到我，她就一天不吃饭。我父亲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要是现在能马上回来的话，你妈兴许还活着。”西红柿的维生素含量很高但脂肪和蛋白质几乎没有。为了让我母亲可以吸收到均衡的营养，我和我父亲乘坐T60次火车赶回长春。从长春赶回北京。中防院在大兴区黄村。我们在中午时分赶到学校，我父亲在食堂找到刚刚吃过饭的大校。
“你谁啊你？”大校指着我问，“嘛来了呀？”
我看着旁边的玻璃，确信自己的样子在这十五天内还不至于变得面目全非，说：“我是蒋峰。”
我父亲拉着他解释，他说他的儿子不懂事说退就退了；他说家长事先根本不知情，只能瞎着急；他说经过一番思想教育，蒋峰也知道读书的重要。
学校没有让我留下，学校说蒋峰其实就是一条烂鱼，一回来就把学校搅臭。
我父亲说是，他的孩子他知道，但希望学校能给蒋峰一次机会。
“老蒋，”大校有些同情我父亲了，他叹了一口气，道，“我看你也真不容易，身体不好，还生了这么个畜生儿子。”
我父亲忍了很久没说话，忽然间他劈头盖脸骂我一通就拉我出去了。
在七街，我和父亲分坐在马路的两侧。秋天的叶子在我们之间纷纷地飘落，不时驶过的汽车将我们两个隔开。
“不上这学校你混不出个样子吗？”他冲着我喊。
我说我能。
他笑了，开始是微笑，再大笑，最后是狂笑。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眼泪在笑的时候才能痛快地流出来。
我不该用这样的问题写后记，这本书已经结束了，不出意外我不会再用如此深沉的问题写小说了。动笔《一、二》前，我在《快乐前行，低迷折回》里先练习了一下这种叙述方式，然而真正写长篇的时候，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二十天里，我仿佛蜕变成一只形销骨立的孤魂，当早上第一抹阳光将要照进屋子时，我便关上所有门窗，躲进被子等待又一次黑夜的来临。我对广州的朋友说，我在创造一种毁灭性的文体讲故事。本来约好写完那天一起去庆祝的，不过后来发现，写完也就写完了。或许期盼这一天的愿望太强烈了，等真正来临的时候便发现自己等的并不是这些。凌晨四点钟结束的时候，我仅仅沿着珠江一个人走了两小时，同时幻想江畔在为我点放烟花。
有关“我”姐姐跳下九楼的情节是二〇〇三年在长春较为轰动的一件事。我的同学冯亚楠把这件事讲给我，问我：“知道最让人悲哀的是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说。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摇着可乐说，“最悲哀的并不是那同学是被逼死的，而是，她母亲从态度强硬到被迫妥协的过程。”
“还有，她最后居然转变到接受赔偿，还后悔自己先前太固执，以至于没有多要些钱。”
“perfect！”她满意地和我碰了下杯。
“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
“什么？”
“就是人一到了我这把年纪就想寻根，所以我总在想，”我把自己的吸管也插在她的杯中说，“我们十三四岁那两年，算不算初恋啊？”
“哎哟，”她笑了，“那你不是亏了？就当它算恋爱，你是初恋，我还不是呢。”
我后来无聊就写了一个三幕的剧本《我女儿的母亲》来探讨跳楼女孩母亲的心态。可以看得出来，小说里的这一段还留有剧本的痕迹。
“我”表姐的故事纯粹是我杜撰。我后来知道原来结婚用不着那么麻烦，而且财产的问题只要私下里转账就可以解决。但因我还不知道换用什么方法才能表现她和“我”母亲的冲突，权且就当作刘芯的智商还没有达到我这样的高度。
我很讨厌创造出比我聪明的人。
表姐入住“我”家时就已经是二〇〇四年秋天，本文的叙述时间还要在此基础上推后十九年。我并没有写一部虚构或者是幻想小说的念头。我相信，即使到那个时候世界再变，人的家庭伦理观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一个朋友看完小说后问我为什么这么压抑的故事要配一个喜剧性的结尾。我回答他六个字：生活还要继续。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书中的雷奇一家以及高叔在我的长篇《维以不永伤》中可以看到。写《无字天书》的琪琪是短篇《我打电话的地方》的一个主要人物，以后我会写一些关于她的故事。
二〇〇四年一月下旬的某一天夜里，我刚读完卡波蒂的非虚构小说，下楼闲逛时碰见老板向我叫道：“新年快乐！”广州不允许放烟花，所以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已经又是新岁了。我给我母亲打了电话。我母亲在那边的爆竹声中哭泣，我说我已经大了，今年应该可以赚钱养自己了。她问我年后能回家吗，我说不能，一个人好端端地从学校退了，我跟谁也解释不清。
“不成功，我没脸见任何人。”我说。
有好多人将蜡烛点燃放到纸船里从江边推出去。无数的亮点顺着江水缓缓飘荡。人们高声呼喊着：“去了没有？去了没有，我的心愿？”
或许这就是我还没有长大的一个表现，我不想跟他们喊得一样。我将纸船放出去，高喊着：“到了没有？到了没有？”后面的几个字我在心里默念：“为我燃起的荣光。”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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