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句喻赋诗之不易,纵使洋洋万言、连篇累牍的小说创作,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在此之前的素材积累阶段,他借《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表露:“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比为作者情愫之有感而发,胸臆之不得不吐。
对于安身立命、垂之千古的学术,更是一件严肃的事。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悬赏千金,不能增损一字。朱熹于四十多岁时,即已写就四书注释初稿,之后反复增删修改,分合不定,直至六十多岁时,方在漳州将四书合刊为一,印行天下。绍熙元年刻印之时,他又发现了一些问题,遂令刻工迅即修改,“乡在彼刊得‘四子’‘四经’,当时校勘自谓甚仔细,今观其间,乃犹有误字,如《书·禹贡》‘厥贡羽毛’之‘羽’误作‘禹’字,《诗·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误作‘王’字,今不能尽记,或因过目,遇有此类,幸令匠人随手改正也”。《四书集注》奠定了其在学术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当他看到友人草率出书时曾慨叹:“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申涵光《荆园小语》云:“凡诗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时所是,师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汗流浃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订,复取证于高明,然后授梓。若乘兴流布,遍赠亲知,及乎悔悟,安能尽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刚更高。”此亦慎也。
持此态度者,尚有黄侃。黄平生谨于著述,曾说过“不满五十不著书”之类的话。1936年他五十岁生日当日,老师章太炎为其撰一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娟初裁好著书。”上联嵌孔子“五十读《易》”之典,赞黄侃五十年来勤奋读书,下联用蔡邕《曹娥碑》之典,希望其今后可以潜心著述了。“不满五十不著书”,看似激言,实则悃意,悃己之思想尚未成熟、学问尚未直立,著书过早恐妄下雌黄,于世无益。他在日记中曾言:“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已十过,《汉书》亦已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黄侃对新文学不存好感,对胡适抱有敌意,他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戏称胡适为“著作监”,学生不解其意,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白话文学史》均只有上部,下部长期付之阙如,倒也是事实。林语堂曾幽默地夸赞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一“美誉”多少有些令人尴尬。如此尴尬,一则因其社会活动太多,朋友太多,占用了过多的时间,一则其精于考证,立言谨慎,“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便是他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据可信之材料,依常理之判断”,可谓是那一代人的临深履薄,字斟句酌。
著书立说、形诸笔墨之于朱熹黄侃只是业余,其正业乃设坛讲学,教书育人。舒怀命笔、操觚稗官之于曹雪芹也是业余,只是今人无法考证其从事何种职业而已,但写作《红楼梦》他是没有得过谁人稿酬的。
无意于佳乃佳的著作,看似偶然,其则必然,书教好了,学问大了,语句岂有不佳者,观点岂有不明者,见解岂有不邃者,文字岂有不传者。再则,他们将写作当成了立言,赋予了崇高与神圣,临事馑饬,三思不敢片刻孟浪,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也,所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即便小说创作也没有虚应故事、胡编乱造之唐突,曹雪芹便言:“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朱熹更是将著述与明道联系起来,“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将文与道联系一处者,早已有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便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以此古训为操守者,今日专事写作的职业操手,尚有几人经心在意、留神理会?尚有几个念兹在兹、铭诸肺腑?一落言筌,便成谬误;若经道破,已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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