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新时期专业作家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的高产出，旧文人那几篇紧凑短文，实在有些寒酸窘迫，若结集出版，也只能算个小册子。药灵丸不大，棋妙子不多，文章的分量不以字数多寡、篇幅长短衡量。《约法三章》“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为汉朝开国第一文，短文也；顾炎武八十万言的《日知录》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其前言不过寥寥六十一字，短文也。当年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为导师，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问：“那他总该有大著吧？”答：“也没有著作。”曹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对曰：“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曹这般对话之所以被传作美谈而广泛流行，除却人们对梁先生惜才举贤行为的赞许外，还因其中揭示了一个文理：长短不是评判文质的标准。为佐证梁先生这般话的确切，可举出许多例子来。契诃夫说：“写作的技巧，就是删掉一切多余字句的技巧。”他关于大海的描写只有两字：“海，大。”北岛更绝，那首短诗《生活》，只有一字内文“网”，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对此至今仍津津乐道。弱冠之年的我也曾写过诗，三十年了，能够记起的只有一首名曰《你》的四句诗：“追上行/拍你的肩膀/你回头/你却不是你。”这倒不光因它是拙诗中最短者。以前英国有一次征文，文章内容要求涉及“皇帝、宗教、性”，最后的获奖者竟是篇短作：“上帝啊，女王怎么怀孕了。”而据称最短的科幻小说，译成中文后只有二十一个字：“当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坐在屋里时，他听到了敲门声。”鲁迅先生在《答北斗杂志社问》如何创作小说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吝惜。宁可将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概要），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当年周国珍翻译高尔基的小说，第一句“大海正在笑着”，伍蠡甫提笔圈去两字，改成“海在笑”，令周惊叹不已。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林语堂曾言：“绅士的演讲，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虽戏谑，而在理。
战争中那些掷地有声、文无剩语的檄文无一长篇宏论，武王伐纣，一篇《泰誓》足矣，“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讨周复唐，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振矣，当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也不得不折服骆宾王之才，国有颜回而不知，深以耻，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一篇好的檄书，不夸张地说能抵得上百万军。它文无雕饰，却字字珠玑，话无赘述，而一字千金。其鼓动性就在于能顺应大势，切中肯綮，且行文干练，感情充沛，其战斗力就在于声成金石激活蛰伏，字正腔圆唤起内蓄，进而昂扬奋发之志，投身硝烟之役。鲁迅的那些短悍杂文，被认为兼具檄文的犀利、匕首的寒光，至今仍有现实作用。1938年，汪精卫主持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侨领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来一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此提案干净利落，简捷铿锵，使主和派人士闻风丧胆，暗自拭汗。此案恰由汪精卫宣读。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其实，写作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有话要说，有情感要传达，所以才启笔开墨，行诸纸笺。黄山谷《答洪驹父书》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文章的分量最终取决于其思想是否深邃、观念是否正确、情感是否充沛、言辞是否精彩，因了这一点，梁启超先生那般精辟对答，便不仅仅是篇美谈佳话了。
费米是20世纪一位泰斗级的物理学家，有一次揶揄他的学生、195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塞格瑞：“如果把你的全部成果拿去和狄拉克（量子力学家）的一篇论文交换，你不仅不吃亏，还会大赚一笔。”塞格瑞心里尽管不舒服，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遂反唇相讥：“别看老师您贵为泰斗，若把您全部的工作拿去与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交换，你也是大有赚头的。”费米听后，哈哈大笑。相同的道理看来不仅只存在于文学领域。
刘鹗《老残游记》有段描写云山的文字：“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了。”真是冗长啰唆，拖泥带水，若以诗句代之，只王维《汉江临眺》中的“山色有无中”半句，即可涵盖其意。阎锡山有句名言：“长篇大论不是好文章，附耳低言不是正经事。”此话甚是干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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