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抄书是一种很老实的做学问的方法，它至少告诉你，这些东西皆为引述，而非自己的独创见解。这种方式在老派学人中很是常见。周作人盛年时期的文章多抄录书籍，只用自己简单的语言连缀起来即可。如《农业管窥》一文，开始介绍其为一本学理与数字之间的“专门的书”，用73字，以下即引文350字，之后是过渡性的文字35字，接下来的引文454字，最后以66字收尾。一篇978字的文章，引文篇幅就达到了804字。以他人之章，也可抒己之胸臆。这种方式甚至成就了一种“抄书体”。抄书构成其基本的叙述方式，抄书虽影响到了阅读的流畅，却确保了材料的原汁原味，封闭了“合理”想象与虚构的空间。抄书的背后，需有“把卷沉吟过二更”的功夫，需有坚实而完整的见解，不然便会成为资料汇编。而这一见解，恰是驾驭各种资料的能力。在这些见解中，有百分之二三心得属于自己，那已是了不起的事，也是对所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周作人曾在其《读武者小路君〈一个青年的梦〉》开篇曰：“我不大喜欢立论，因为（一）恐怕意见不周密，议论不切实，说出去无价值，就是怕自己的内力不足；（二）觉得问题总是太大，太多，又还太早，这就是对于国人能力的怀疑。”这或许便是其叙而不论的内在原因。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记录了一首名曰《遣怀》的诗：“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一十二万年，汝我皆无有。等我再来时，还后古人否。”可见创新之不易，发古人未发之慨，言古人未言之辞之不易。
“大江东去，平楚南来，一带江山如画；高柳垂阴，老鱼吹浪，依稀风韵生秋”“忍泪觅残红，柔情似水；起舞弄清影，瘦骨临风”皆集句联，集句之联，借他人诗句，抒己之情意，抄书做学问亦然，汇前人论述，做己之论据也。抄书做学问，未闻以此言为非者，而那些剽袭他人学问据为己有者，皆对此不以为然者，皆自以为聪明的糊涂人。季羡林《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列举道：“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演讲，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颖慧与驽顽，睿智与鲁钝，竟在于对抄书的豁如与相瞒、恢达与隐讳的态度。
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即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别人说过的话，如若非要说，引用别人观点即可，但定要标明这是别人的观点，一则对别人尊重，一则自己心安。
1954年秋，国内发动了批判胡适运动，门生故交均须表态。沈尹默感到实在没有什么可批，但又不得不发言，于是在一次大会上硬着头皮说：他有一次去看望胡适，胡博士正在写文章，只见案头尽是打开的书，且边看边写，“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从这则看似幽默的故事里也可看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同样是位抄书做学问的人。沈先生的话当然不在点子上，其实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早有察觉：“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昆德拉《不朽》也说：“我们互相转让、借用或者窃取我们的见解，我们想的几乎差不多一样。”但这也可反证发挥之不易，在学术的完构中，插入一楔，谈何容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便说：“只要我们能够在诗歌的树上添一叶，那就非常了不起了。”
赵孟頫也曾言：“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赵孟頫以及其后的董其昌、四王吴恽等等，皆为画界的抄书派。董其昌云：“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既已毕，惟兼济众长，出新意于法度之外，方可树立一己面貌。纵使这句话，也是录自于《东坡题跋》：“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董其昌能成就书画大业便在于大量临仿，“血战宋元”，且坦然题款曰仿大痴、仿云林、仿北苑、仿巨然。董氏又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每朝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师古人即抄古人之作，师天地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无我之中有自我。自我看似形表之象，实则内容之质。抄画似抄书，须恬然释然，不愧不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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