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三不讲“前人说过的我不讲，今人说过的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说过的不再讲”，让人气馁极了，沮丧极了，不知本书有多少是独见，又有几许为复述。杜鲁门也说过类似的话：“天底下唯一的新鲜事，便是不为人知的历史。”只由于每个人感受的差别，心得必异，体会必殊，任何历史皆当代史，亦心灵史，实则鱼乐，却非娱乐。
对民国的强音叙述，一半基于史料文献之丰沛，一半基于今昔对比之感受。闷坐书馆闲操心，看来全是论古今，“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治史如读书，疑与不疑间。窗前已非昨时月，可肯今宵借我读？以介某之业余，置喙梢头，一只孤往独还的云雀，舌喁喁，语切切，难免为嘹唳舒扬之聒、铿锵高亢之噪所没，不要紧，鸣而生默而死之间，我幽咽了一声。不求宛转圆润，但求几曲新声，而已而已。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客串者虽有此心思，却无此使命，奢谈此能力。闻一多在《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中曾言：“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照此理论，说得对与不对，皆可予人有益，此话慰人。
傅斯年说“史学即史料学”，为充实论据，纠偏扶正。而此稿早已写毕，却一直未敢出示，其间一拖再拖，一涂再涂，辗转反侧，吞吞吐吐，有抽去章节者，有添加字句者。添文如添丁，其乐融融，其兴冲冲，直至添成蛇足之累；删节犹比捐钱纳税，掂量再三小九九，空遗一派小家之气，故曰得也患失也患，进也难退也难。陈衡哲编译《西洋史》，胡适之撰文推荐之，其曰：“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胡适的观点与傅斯年重叠，但内涵更广，有趣精彩的言外之意，定能作多方面的理解。
1924年12月，鲁迅为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撰写广告：“大志向是丝毫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他的话，道出了多少著书人的忐忑。
“格致”乃实用之学所指，而本集所录，皆罔效之文，凡此文丛，南箕北斗，名不符实，虚妄矣。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社长的大力支持，感谢责编马峻女士的辛勤工作。
介子平
乙未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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