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于1925年3月写了篇《日记与尺牍》，开宗明义道：“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中，也公开声明：“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其开门见山，百无禁忌，笔陈心情，直举胸臆，历来为史家所看重。
如郑先生的日记中多次提及“雀战”，仅1944年1月份便进行雀战八回，或“至十一时许归”，或“至天明”，或“负”。5月9日记录有“负百元”，5月23日则有“购雀牌一副，一千元，尚是廉价”的记录。而其日记中屡有戒赌之誓，然又再作冯妇。这些细节，均为史籍传记所不载，所谓避名家违是也。类似的戒赌之誓胡适也发过：“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有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荒时废业的？麻将只能是爱闲逛、不珍惜时间的民族的专利品！”他还说过：“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书，30年读11万页书。诸位，11万页书足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又得费你一点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他曾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并列为“四大害”：“有人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其实中国还有第四害：麻将。按当时全国有一百万张麻将桌，每天打八圈，每圈半小时，就要消耗四百万小时，相当于损失16.7万天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耗都还不算。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话虽说得惊心动魄，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可见麻将的诱惑。唐德刚在胡适背后看他打麻将：“胡适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的来，他东拼西凑，手脚忙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有了这些细节，似乎便为一个人物平添了几分生气。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其本人不参与，好友酣战，则作壁上观，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而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此话便委婉多了。梁启超嗜雀如命，虽旅途不能止。有人劝他勿玩物丧志，梁对曰：“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闻者粲然。尝曰：“只有读书可使我忘记麻将，也只有麻将可使我忘记读书。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傅斯年更是在麻将牌中悟出了人生哲学，他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道：“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郁达夫艳羡刘海粟身边有许多美女，称有朝一日我若也能够这样，即刻死，也值得。据刘海粟晚年回忆：“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同徐志摩一道来打麻将，我请了两三个漂亮的女孩子陪他。噢，麻烦了，他心不在焉，一个晚上下来输了二十几块。钱不是很多，但是郁达夫平时用钱非常小心的，他很难过，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了。”此为另话。历史上嗜博之人多矣，龚自珍即一位，其尝于帐顶满画一二三四等字，以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然每博必负。龚对此嗜曾解释道：“陶靖节种菊看山，岂其本意，特无可奈何，始放情于山水，以抒其忧郁耳。故其所作诗文愈旷达，实为愈不能忘情于世事之征，亦与余今日之拂水弄花，无以异也。”郑先生大概就是这种人。
晚清，叉雀之嬉成为风气，无贤愚贵贱，舍此末由推襟抱，类性情，而其流弊所极，乃不止败身谋，或因而误国计。况周颐《眉庐丛话》云：“相传青岛地方，沦弃于德，其原因则一局之误也。当时青岛守臣文武大员各一：文为山东道员蒋某，武则总兵章高元也。岁在丁酉，蒋以阖差调省，高元实专防务。某日日中，炮台上守兵，偶以远镜瞭望海中，忽见外国兵舰一艘鼓浪而来，亟审睇之，则更有数艘衔尾继至，急报高元。高元有雀癖，方与幕僚数人合局，闻报夷然曰：‘彼自游弋，偶经此耳，胡张皇为？’俄而船已下碇，辨为德国旗帜，移时即有照会抵高元署，勒令于二十四点钟内，撤兵离境，让出全岛。高元方专一于雀，无暇他顾，得照会，竟姑置几上，其镇静情形，视谢安方围棋得驿书时，殆有甚焉。彼特看毕无喜色，此则并不拆视也。久之，一幕客观局者，取牍欲启封，高元尚尼之，而牍已出矣。幕客则极口狂呼怪事。高元闻变，推案起，仓皇下令开队，则敌兵已布通衢踞药库矣。将士皆挟空枪，无子药。既不能战，诣德将辩论，亦无效，遂被幽署中。于是德人不折一矢而青岛非复中国有矣。事后，高元迭电总署，谓被德人诱登兵舰，威胁万端，始终不屈，皆矫饰文过之辞耳。嗟乎，青岛迄今再易主矣。吾中国亦陵谷变迁，而唯看竹之风，日盛一日。尤足异者，旧人号称操雅，亦复未能免俗。群居终日，无复气类之区别，则此风伊于胡底也。俯仰陈迹，感慨系之矣。”雀战误国，文人偶尔游戏可也，浸淫其间也会误事，故郑先生才会屡有戒赌之誓。
除此之外，其日记中更多记录者便是购书了。1944年5月记有至书肆十五回，6月份二十二回，除隅得之外，多为“至各书肆无所得”。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的铸就，离开这样的腿脚勤快、点滴工夫大概是不行的。
如郑振铎这样的文化人物，其亲身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其日记中看到的是这些事件的另一侧面。1945年8月11日，闻日本投降，上海市面“秩序井然，闻昨夜有游行有狂欢终夜者。至市场，已不做交易，卖不出东西，干着急。午归，国旗已满街飘扬。闻下午又有游行。又闻接收的人已来，明晨正规军可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报刊文章多述狂欢游行为8月14日晚，谬也。8月12日，“外面情形尚未平定，因条件尚未签字也。昨有扰乱，故今日戒严”。8月13日，“晨出，至市场，仍无交易，金价亦低，不能售出。至银行取现款。六时许，见南京路自大新至河南路一段被封锁”。8月14日，“市场上仍无交易，各股均惨跌，殊不可解”。8月15日，“至市场，因南京路封锁，不能过去”。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市面的些许变化，百姓心态的细微波动，在此均有实述，惟日记可为也。此时的郑氏日记，全然普通市民的视角。
其实，郑先生只是个埋头学问而对政治无甚感觉、无甚兴致之人。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22日，其日记中便记述有这样的文字：“觉得政治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为是。”对于“反右”运动的频繁记录，一则说明由于其所处位置的变化，或多或少已成为一政治中人，既如此，岂有不关心者；二则表明此运动对知识界的触动的确是惊天撼地、不寒而栗的；三则还有一种自身的恐惧在其中，尽管他采取的是回避态度。遗憾的是对这一运动，其多为记录而已，却缺少评述。在复杂的政治局势面前，一位学人的茫然不解、似懂非懂之窘态在此已然显现。看政治家的日记则不然。1957年6月9日，宋云彬日记（见《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中有这样的记述：“《浙江日报》今日以头条新闻刊出，而以大字标题曰‘阶级斗争还未熄灭’。读者为之悚然，谓‘放’‘鸣’自此收矣。”精辟一语道破，透彻之极也。
郑振铎的日记许多写于案头台历纸背，甚至是自裁小纸片上的，由于幅面所限，故文字多短小凝练，简明扼要。郑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每出国，均要买礼物分送亲人，1955年访问印度缅甸时，购回的东西有原子笔、铅笔、刀片、手帕、袜子等，多则送一至两件，妻三件。一位经济收入不算少的大学者俭朴节省、宽打窄用生活的另一面，却是购书时的一掷千金，阔绰豁如。1943年3月17日：“付《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等第一批款五千元。”3月22日：“购乃乾之《攽然阁文集》一部，价五十五元。”3月30日：“得《推篷寝语》，价千元。”4月14日：“付传新书款三百六十元，又付商务书款一百八十八元七角。”4月17日：“购《扬州东园图咏》一册，作一百金。”以至“除还章一万元外，所余仅二数；尚须付还账款三千余元，实不足敷四五月之用。如此度日，诚大可惧也”。（见5月24日）购买不起时，他便将书借回，“窗外雨声，淅沥未止，秋灯夜抄，手为之疲”。这让人想到了家贫嗜学的明儒宋濂，其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言：“每假借于藏书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1951年4月15日，吴宓在日记中记录了有朋友劝告他焚毁日记、诗稿以免惹祸，他由此写道：“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郑振铎日记亦“论理而不论事”之作，故在阅读这些趣事时，当留意其后隐匿的“论理”。
有些日记，是可以当成心灵史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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