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先生都是那个时代知名的学问大家，器识弘旷，著作等身，面对民族危亡、国家灾难，作为身处沦陷区的读书人，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隐姓埋名、匿年尽岁的方式，更没有因炊之无米、生计所迫而走出去，与当局者合作。类似的例子还有蓄须闭音的梅兰芳、拒绝日人求画的齐白石，而此间“一队夷齐下首阳”的例子也多，如附逆求荣的周作人、卖身投敌的胡兰成等等。
居住在北平东单西裱褙胡同的齐如山，是通过不期登门的日人邻居得知日本投降这一消息的。在此之前，由于上过日本人的黑名单，齐先生八年间，深入简出，闭门谢客，过着隐居著述的低调生活。当证实了日人所言“敝国投降了”的消息后，齐先生并未露出得意的神态来。
“在我受了八年的闷气，当时也未尝不想当面骂他国人几句，借以出出气，但总不肯，这也就是圣人所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之义。我没说一句话，仅仅叹了一口气，几十秒钟没有说一句话，他亦低头不语。……他又说‘你先生真是大国人的风度，我以为我此来，定然要被你骂几句。’我说：‘骂有什么用处呢？’我这句话说的当然也很愤懑很沉痛。他接说：‘我们早就听见说，曾要逮捕你，你躲了，过了几月，听说你又回来了。我们在此胡同中的几个人，大家商量过几次，都说你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不应该随便侮辱，我们大家规定了一个办法，说如果把你逮捕了去，我们大家可以集团作保，说你不但没有反对日本人，而且向来不搞政治。’我说：‘若说我不反对日本人，也是屈心，但是中国人，除少数汉奸外，大多数都是反对日本人的，难道都得治罪不成。’”（见《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对此，陈寅恪虽没有叙述文字，却有诗作《忆故居》：“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惘然心境，道尽情怀。又作《乙酉八月十一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然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梅贻琦与冯友兰在云南省财政厅长家中吃饭时，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座的人都觉得惊喜，可是没有应该有的那种狂欢之情”。
甲午之后，日本侵略欺侮中国之事，几乎天天发生，故除少数汉奸外，中国人普遍愤恨日人，但面对这些战败者，多数人都能秉承传统之习，未趋势坠井下石，而与之为难者，“都是下等人”。
“他们没有大的能力对付日本人，只不过想讹他几个钱，但也没有好的办法，也就是讹个三元五元而已。他的办法是夹一破碗或破盆，在路口等待，有日本人经过，他上前一靠，把盆坠落，便说日本人挤掉了他的盆，非赔不可。有的日本人看此情形，便给五元十元了事。有的不给，他便拉住日本人不放，他不怕打不怕骂，他可以把日本人的衣服完全污毁，结果还是非给钱不可，而且彼时日本人真也不敢打他。……北平的乞丐向来就多，又经日本人八年的工夫，制造了又多了若干倍，大家都是用这个法子，每人每日不止用一二次，简直是闹得日本人不敢出门。”（见《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与北平不同，郑振铎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抗战胜利前后上海市面的一些情形。1945年8月9日，“俄国昨已向日宣战，市场上必是一阵大乱”。11日，“晨起，有人来，说起，日本已经屈伏了。兴奋极矣！立即外出，消息已满城都知”。12日，“外面情形尚未平定，因条件尚未签字也。昨有扰乱，故今日戒严”。13日，“晨出，到市场，仍无交易，金价亦低，不能售出。六时许，至红绵晚餐，见南京路自大新至河南路一段被封锁”。14日，“晨出，市场上仍无交易，各股均惨跌，殊不可解”。15日，“今日正午，日皇广播，正式宣布接受，‘和平’已实现矣；今后当可安居乐业，不愁饥寒了”。16日，“自昨夜起，已通夜有电”。17日，“见国机低飞盘桓；不自禁的拍手。四处有鞭炮声”。（见《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在其回忆录《于上海》中也记载，上海人民其实早在8月11日这天清晨，就已开始庆祝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一无所知地步出了家门。街头零零星星地可以散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心想：真是咄咄怪事，今天莫非竟是什么旗日么？然而那旗帜上却又少了南京政府（指汪伪政权）的旗子上在正式场合必须悬挂的、写有‘反共建国’字样的布条儿。”除此之外，“我偶然举目向街道两旁建筑的墙壁上望去，却见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标语。其中有着如下一些文句：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还我河山河山重光/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自力更生庆祝胜利/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上面所列的标语中，最后一条恐怕是出自中国共产党抑或其系统的手笔吧。在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消息后，立即于第二天便贴出了‘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这样与庆祝胜利基本无关的标语，其政治意识之中确有令人瞠目之处”。
傅斯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即写信予妻子俞大彩，他“欣喜若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待回到寓所，帽子丢了，鞋子也丢了。翌日，罗家伦前来看望，傅仍劳累在床，连声道：“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这日，重庆陷入狂欢，“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齐邦媛也拿着火把向大街跑去，队伍走到以前的南开中学校门，灯火通明中，她一下想起当年在操场上，恋人张大飞穿着军雨衣向她走来，而张大飞在两个月前，驾机牺牲了。这一瞬间，她突然感到万念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拥挤的人群，竟一个人穿过校园，穿过坟地，边跑边哭，火把早已熄灭，回到家看到满脸惊讶的母亲，她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胜利之夜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度过。
8月15日，日本投降正式宣布这天，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省的投降条款，但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此日的《蒋介石日记》记叙道：“今晨接获敌国无条件投降，正式覆文以后，惟有深感上帝所赋予我之恩典与智慧，大殊不可思议之。”没有过多感慨，同样是淡然。不是性格使然，是艰辛太多，作为全国抗战的总指挥，他曾两度想自杀，最终以祷告度日。回首既往，哪能高兴得起来。维克多·弗莱克尔在《活出意义来》中，提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初解放的时刻，仍是沮丧的延续：“我们到了长满野花的沼泽，看到并意识到它们就在那里，但一点感觉也没有。”“晚上，我们又聚在一起，有人悄悄对另一个人说。‘告诉我，今天你高兴吗？’另一个人回答：‘说实话，不！’他不知道，大家都是这个感觉。我们已经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要慢慢地重新培养这种能力。”蒋的心境，大致也如此。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延安的人中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大多数人的情绪，疯狂、欢乐，如鲁艺的人打着火把游行，一直游到杨家岭，大概有十来里路。把棉衣都拆掉了，八月天，以为马上就要离开延安了，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煤油，当火把点。其实很多人后来一直到1947年才撤离延安。当时的李锐在报社工作，却有着另一种情绪，即对整个的形势担忧。“我在《解放日报》国内版一直管包括军事方面的评论，所以头脑比较清醒，并没有很多的喜悦，马上关心到一个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蒋介石那时也很了解共产党的本钱比过去大得多了。考虑到恐怕会打，而且倾向于认为，恐怕是非打不可。我的《龙胆紫集》‘延安杂忆十首’，最后一首即写此种心情：‘昧旦争传倭寇降，山沟火炬喜如狂。夫妻默默窑中坐，天下谁家待较量。’我同那个时候的妻子范元甄两个人坐在窑洞里心情很沉闷：日本投降以后，国内的局势怎么样？前途是什么？觉得个人要做离开延安的准备。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者到大后方去，或者到前方去，不会再留在延安，而且估计我们绝对会是最早一批走的。因此准备得很积极，到了非常具体、非常细小的程度。譬如：我有一口箱子，得卖掉，大被子也要卖掉，认为绝不会在延安过冬了。”（见《热河办报——李锐口述自传片段》文）
大背景、大趋势之下有普通人生活的记述，可使后人更清晰地了解那段历史，这些细节是对应历史的另一种诠释。细节是不易被篡改歪曲的，野史与官史、逸史与正史的不同之处，便是注重了情节始末。有了细节，历史便不再浮泛抽象，不再不着边际，便不仅仅是国家史、政治鉴，它还可能是一部家族史，行业志，一幕生活的画卷，一段心路的历程，还会变得具有亲切感、鲜活质，宛如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细节是历史的横切面，从中可辨认出其内在的血管经络、组织构造。金豹之窥，在于轮廓与细节的结合，如此有助于窥得历史的真实图景与详尽情形；深入了解，在于大略与细节的互释，如此有助于解析事件的生生端的与凿凿内幕。
看似琐屑零碎，不厌其详，实则鞭辟入里，淋漓尽致，故曰“细节也是力量”。但具备细节的史志并不多，上古史姑且不论，即便是近代史、当代史也然。这一忽略疏虞，有修撰者文墨粗陋、略识之无的失心，也有知情者规避躲引、讳莫如深的存意，还有当事者互为掣肘、拘牵检束的奈何。“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于诗心如此，于史志何尝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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