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传倍受重视的情形下，自传体也开始兴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滴泪滴血，唏嘘欲绝，乃自残处秽者对灵魂的拷门，乃怨尤愤懑者檄文式的控诉：“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表述自己平定天下、恢复统一之抱负。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成诵，其中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等句，能脱口而出竟不觉自何而出。法显的《佛国记》记述了其六十五岁取经天竺，十三年间游历三十余国，七十八岁归来阶段的经历，读来不觉心动汗流。“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也，还是胡适说得好。
辜鸿铭的《英将戈登事略》将英人戈登描述得俨然汉儒，其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春，“咸丰十年，中外构衅，英人犯我顺天。戈登从英军陷京师，焚圆明园。事平，适中国粤匪乱。同治二年（1863），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将校皆用欧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领之。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戈登不义之。”朝廷欲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荼炭，鄙人非卖剑客也。”
为洋人作传者，早已有之。19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建造华盛顿纪念碑时，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清廷所赠为一块上好石料。1853年，此料漂洋过海抵达美国华盛顿纪念馆，料上铭文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撰写：“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此铭虽短，却完整，乃一小传，且与陈胜吴广、曹操刘备等中土英雄作对比，亦类汉儒。
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也是一篇奇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谭之言语，皆由此记录。辜鸿铭认同戈登的民生理念，梁启超与谭嗣同同道，故二传能够妥切宁帖，感人倍至。
《谭嗣同传》乃《殉难六烈士传》之一。“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谭嗣同）与幼博（康广仁）为最。”《康广仁传》则是其中的又一精彩篇章。梁启超与李鸿章政治上为公敌，私交也泛泛不深，他却“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不惜笔墨，于1901年为之写就了《李鸿章传》，因为他认为李鸿章乃“非常之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物”，“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楚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就甲午海战兵败的原因，说李鸿章“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传记中屡有辩护之辞，处处体现着梁自己的英雄史观、历史史观，传记文学形式也是他本人表达情怀与抱负的手段。故而其写作夹叙夹议，掷地有声，笔补造化，文无剩语，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刻画性格，展现风采，以此再现历史事件，颇有董狐笔精神、太史公意味。“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读之无言。
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之序曲，虽衰艳也瑰丽，虽衔憾却炳蔚，开端可谓硕也，发轫可谓正也。然而，数量上的蔚然大观、不知凡几，并不说明质量上的秀出班行、出类拔萃，反是标签式多，脸谱化多，教条刻板，行之无文，能够雁过留声者，寥若晨星，屈指而忘名。吴其昌的《梁启超传》将传主置之时代大环境中予以评述，显然秉承了乃师知人论世之主见，可惜是一部半成制品，只写完了前半部。“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一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能如此公允客观、无偏无党地评述，对于一个喜怒哀乐、五味瓶翻的当事人而言，实属不易，梁先生大家也。梁先生因小病而大限，意外而无备，这位一生为古今中外多位英雄立传的英雄，却未为自己留下只言片语、坯料轮廓的自传文，遗憾之至。
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信台静农，就郑振铎文学史一事，提出“具史识者”的重要性，以为郑君所著文学史固然已有相当成绩，却仅止于“文学史资料长编”，尚非史。在鲁迅看来，史之标准，必以史识为主轴，为灵魂。瞿兑之《一士类稿》云：“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云：“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读毕瞿言，便不难理解鲁言的“苛刻”了。缺乏史识，即撰写人缺乏对史的分析、评述，是当代传记文学虽多，却乏善者的主因，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前四史精彩，辜鸿铭梁启超精彩，皆因文章衔华佩实，镂云裁月，有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之所以然，皆因撰者操履有修，风骨高洁，有独立之人格，行主见之文章。而近几十年来，条框拘管，绳之以律，思想钳制，格于成例，加之传统隔绝，旧学几废，先天营养不良，后天精神无补。这便是造成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量大质低、兴味索然的真正原因。
倒是那些身居海外写家的作品，别有旨要，耐人寻味。如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赵浩生的《八十年来家园》、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林太乙的《林语堂传》等等，其质良药苦口，悃诚恳切，读之声如贯珠，音余绕梁。而其中的卓尔冠群者，当属唐德刚。
唐德刚乃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家，其《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口述传记》《胡适杂忆》《袁氏当国》《梅兰芳传稿》等传记，虽是一家之言，却为真知灼见。唐先生古文根底深厚，却能写一手清如净水的白话，故而文字运用与学识经验相融合，且受到西方史学观的长期浸沐，其性格率直狷介，口无遮拦，其治学严谨审慎，关注社会生活，诸多因素造就的作品毕竟值得一读。这其中尤以《胡适口述传记》《胡适杂记》最为人所称道。唐德刚在胡适先生处于人生低迷落槽期，成为其入室弟子，曾被胡适夫人称作“胡先生最好的学生”。
《胡适口述传记》在记录正题的同时，以注释方式对胡做了不留情面的评判，指出了社会环境对其思想形成的塑造作用。注释甚至超过了正文。该书以英文写就，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唐先生将之翻译为中文出版，欲为之写一篇“短序”，不想这一短竟“短”出了十八万字，于是短序只好自立门户，独立成书，名曰《胡适杂忆》。唐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扯到的诸多问题与纠葛，无所不谈，谈无不快。由于非有心作传，乃随意的回忆与平实的感受，散文立意，杂文笔调，随性涉足，逐层递进，由叙事而隐喻，从考证到分析，加之恰当评价，诙谐议论，造就了一部不同既往、别样异数的作品。关于胡适的文学夥颐，同样的素材，同样的掌故，在唐先生笔下何以变得如此曲尽其妙，神乎其技？在于他的见解独到，对历史因素可妥帖把脉，对历史变革可透彻分析。2002年左右，曾有人赴美采访唐先生。在谈及“西安事变”时，他说：
“西安事变”太重要了，可以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因为如果“西安事变”迟两年发生，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后果，日本可能不打中国了，因为日本当初是想先三下两下打下华北转而去攻打西伯利亚的苏联，依日本当时的军力，与纳粹德国东西夹击打下苏联，并非不可能，如果日本打下苏联了，那不得了，世界局势完全改观，因为日本当时看准了蒋介石跟毛泽东在打内战，无心抵抗日本的攻击，日本人当时低估了中国，没想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转而枪口一致对外，发动全民抗战，一打就打了八年，这样把日本人给牢牢地拖住了，日本没有办法抽身去配合德国打苏联，结果苏联打败了德国，否则德国将统治中东和苏联的一部分，日本要统治西伯利亚，再回过来收拾中国的华中、华南，并把东南亚吞并，没想到“西安事变”后中国一致抗日，把日本人给拖死了，日本人一看陆军陷在中国大陆，于是改用海军打美国，结果发生“珍珠港事件”，美国一看急眼了，就往日本丢两颗原子弹，终于导致日本投降，所以“西安事变”太重要了！
《胡适杂忆》指出了胡适在中国新诗中的地位，“他是新诗的老祖宗”，同时又分析了“胡先生不是第一流的大诗人”。对经济学，他一团漆黑，从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起，就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不曾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一生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而“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这一派”。“在史学上的弱点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学’的本身”。指出胡先生成名太早，“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生活经验极其单纯，对民间疾苦所知甚少，更无切身的体验，所以写不出那种字字血泪的文章。唐德刚没有因胡适的大家地位而拜尘逢迎，攀附投合，也未因师生关系而揄扬称道，避尊者讳，而是举止有度，不卑不亢。恰如该书序言所指：“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比较而言，唐先生的长处，虽然不能说就是他人的短处，但唐先生的长处，在他处却也鲜有。20世纪产生的中国传记文学浩如烟海，不知凡几，称道者却区区之数，稀之又稀，解读唐先生，有助于人们析解其因，琢磨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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