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协和三宝”之名师名医

    叶惠方：中国妇产科第一人——林巧稚

    日本战败投降后，北平协和医学院于1948年在旧址上重新建设。林大夫被委以恢复妇产科的工作重任。我有幸被接纳回母校，追随林大夫学习，当然还有葛秦生、王文彬、刘炽明等大夫指导。由于我是住院总医生，与林大夫的接触更多些，更因为北平解放前夕，谣言四起，林大夫的侄女一家也暂时迁回老家，林大夫就更多的留在医院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感受更深，直到现在，记忆犹新。令人奇怪的是，她那娇小的身躯竟能承担起如此烦难的重任。

    她以母亲般的爱对待每一个病人——除了繁忙的社会活动必须离开，她总是惦记着她的病人，尤其疑难危重的，总尽可能亲自检查、询问，交代处理方案。她从来记不住病人的姓名、单位，但对病人、产妇的病情一清二楚，有时查房医生报告不足的，她还给补充说明，因此，随她查病房总能多学点。她从来没有下班的时候，只要病人需要，随叫随到，经常半夜被电话叫到急诊手术室或产房。很奇怪，难产的妇女大喊大叫，不能合作，一听到林大夫赶来，在刷手更衣时说的一句话：“别怕，我来了”，产妇立即安静下来，顺利分娩了。而她往往在抢救完病人后还不放心，观察一段时间见病人情况稳定了才去休息。

    林大夫的门诊病人总是很多，虽然我们不得不去帮忙问病史、写病历，按她的嘱咐开处方，交代病情及意见，也还是不能到时下班。中饭多半到两三点才吃；好在她上班时带来饭盒，生米淘好了，放一段腊肠或咸肉，一点咸菜，放到消毒室外火炉上，这时已经蒸熟可以吃了。晚饭也常常到9点后吃。遇到危重病人，一天吃不上饭也是常有的事，在办公室就只一盒饼干，临时喝一杯速溶咖啡也就过去了。

    本来一般病人除非下级医生请示，林大夫是不必管的，但只要她见到候诊病人很痛苦，或很严重时，总是要向前问清楚，进行安排。有时我提醒她诊室里有特殊的病人，早约好了在等她，她却说，病情重就是特殊。我只好去代她向等候的人解释，一边做一些准备，等她急忙赶来时尽快检查。不过她从未因此而忽略任何一个病人的诊治过程。

    《忆北平解放前后的林巧稚大夫》

    朱预：医德高尚的林巧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日军接管而关门了。林教授和她的侄女婿周华康大夫（协和医学院1940年毕业的儿科医生），在协和医院附近东堂子胡同找了一个四合院，开办了“林巧稚诊疗所”。林巧稚教授当时已是北京著名妇产科医师，来诊的病人不少，但林教授考虑到当时北京居民的经济状况，把当时北京一般门诊挂号费由五角降到三角，更为感人的是贫困的产妇交不起费的，她非但不收费，还从自己诊包中掏出几张钞票，交给产妇家人买营养食品给产妇，这种事不止一次，老协和的很多人都一直传为美谈。

    《中国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奠基人》

    严仁英：产科的奇特现象

    记得我还是协和医学院三、四年级学生在各科轮转实习时，发现产科有个奇特现象：平时，候产房里不时传出产妇的呻吟声和大喊大叫声，只要林大夫一到候产室，那里就变得鸦雀无声了。是林大夫有什么魔术吗？后来才观察到，林大夫在候产室，总是坐在产妇床边，一手摸着她的肚子以观察子宫收缩，一边笑容可掬地和她款款细谈，不时还拿起听筒去听胎心；原来是林大夫的爱心、关心和耐心指导，使产妇建立了信心，安心地与医生合作，等待小宝宝的诞生，所以安静下来，这一幕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我，使我下决心学习妇产科，学习林大夫。

    《怀念恩师林巧稚》

    汤国云：血液学专家邓家栋

    20世纪30年代初的旧中国，血液学的研究还很薄弱，邓家栋对血液的研究兴趣很大，决心攻破难关。1936年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学院任住院部医师和总医师，他一面以医务为己任，认真负责做好医疗临床治疗工作；一面又挤时间到内科血液学实验室参加学习和研究。他刻苦钻研业务知识，虚心向专家请教，1937年，邓家栋在血液学实验室的专家Forkner的指导下，对白血病的成因及治疗和对黑热病人的造血功能进行试验研究，在进行动物兔造血功能试验中，发现杀死的黑热病病源体对兔没有影响，证明黑热病人的全血细胞减少不是由于病源体的直接作用。试验中他从黑热病人的尿和前列腺液中发现利杜体，进行各种白细胞的吞噬功能研究，和Forkner首先报道了我国第一例嗜酸细胞白血病。随后在不断的试验中取得了成果，写成论文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

    1938年，邓家栋被协和医院选送到美国哈佛医学院桑代克研究所进修血液学，主攻红细胞溶血机制的研究。这个研究所有很好的科学设备和优秀的专家教授，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Minol教授和科学家Castle等指导下，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其间，他参加了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EPE）”，与会专家学者对一个女青年死亡病例就临床诊断其死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依据。邓家栋根据自己在国内临床实践的经验，提出死因是伤寒病肠穿孔的诊断，与美国专家提出的急性阑尾炎致死的论据完全相反。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他的精辟论断得到了验尸结果的证实，使与会的外国专家刮目相看。1939年，他婉拒了哈佛医学院的优厚待遇和提供的科研设备，毅然回国，在协和医院主持血液学实验室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夜以继日的、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邓家栋对红细胞溶血机制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时，日本侵略者抢占协和医院，使得他无法做更深入的研究。1942年春，协和医院院长抗议日军侵占医院辞去院长职务。原北平市长和卫生局局长希望邓家栋接任院长。邓家栋不愿与日军合作，更不能忍受日军不断派遣日籍医护人员到该院的控制，坚不接受。他愤然离京赴天津，联络几位协和校友合办大和医院，他任内科主任，次年出任院长兼内科主任。他团结医务工作者，注意医德医风，对病人热情负责，精心治疗，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蜚声海内外的血液专家邓家栋》

    聂毓禅：我接任护校校长的经过

    我接任校长的经过是这样的：1938年春，我在美国西部密歇根大学获理科硕士学位。这时正是祖国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没按原计划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提前回国了。回国后，我本打算探望一下住在北平的母亲，即去内地参加抗日工作。不料，我回国的消息被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得知，他劝我留在北平，准备接替协和护校校长胡智敏女士的职务，他说：“在这里你可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高级护士人才，这不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吗？”并告诉我：“我们的想法，是希望今后逐步地将医学院各个部门的领导位置全部交给中国人担任。”他说这番话的态度是很诚恳的。我经过同母亲和朋友们的商量，同意了胡恒德对我的劝说。于是我在1938年的秋天，又回到了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开始，我只做胡智敏校长的助手并兼任一些课程。到1940年11月胡校长任期届满回国，我便正式接任协和护校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周文斌：张孝骞的协和岁月

    1923年秋天，张孝骞到北平的协和医学院内科进修班学习，受到了那里的内科教授赖布生的赏识。赖布生邀请他到协和来当住院医师。从总住院医师回到住院医师，是降了一格，待遇也随之有所降低。但协和医学院的良好研究条件和藏书甚多的图书馆，却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张孝骞，他接受了赖布生的聘请。这以后直到1946年夏的13个春秋，除了曾两次到美国做过研究工作以外，他全都是在协和度过的。

    这位从湘雅医学院出来的高才生，终于在后来的工作中显示了卓越的才华。只过了半年，他就重新当上了助教和总住院医师。1926年，他被选送到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这期间，他所撰写的《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等论文，均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受到了美国医学界的重视。1927年回国以后，他继续从事血容量与血浆蛋白的关系的研究，第一次证明了血浆蛋白降低时，血容量（包括血浆量）也随之下降的病理现象，改变了医学上的传统看法。1932年，他被晋升为副教授。此后，他一方面从事着繁忙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一方面对大系列热病患者的胃分泌功能进行着长期探索，揭示了发热时胃症状的部分机理。

    正当张孝骞稳步地向医学高峰攀登的时候，战争的硝烟阻断了他的前进道路。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华民族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张孝骞不能忍受当亡国奴的耻辱，不愿意在沦陷区工作。当然，作为一个已有相当名望的医学专家，他可以找到一个舒适的去所，他也可以凭借他与国际医学界的密切交往，出走国外，当一名学者。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怀念着自己的故土，怀念着离别了十多年的母校。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协和的职务，收拾随身细软，迎着北国的风沙，转道大同、太原，折经石家庄，回到了湘雅医学院。

    《张孝骞与湘雅医学院》

    张乃峥：严厉的钟惠澜

    一次，钟惠澜教授巡视我管的一个黑热病患者，我汇报骨髓穿刺利朵小体阴性，他反问我骨髓片看了多少时间，我回答说十五分钟。他告诫我说：“你只能说找了十五分钟，未找到利朵小体，你如果再仔细多看些时候呢？你去认真看一个小时再说。”果然我在长时间复查那张骨髓片以后，找到一个肯定的利朵体而确定了诊断。以后的治疗也证实了诊断。这是40年代的事了，但现在看来这一件小事蕴藏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锲而不舍的工作作风和严格要求下级的精神。又一次，他巡视我管的一位斑疹伤寒患者，他突然问我：“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的学名是什么？”我无言以对，众目睽睽之下感觉非常窘。他申斥说：“你就满足做一个能开处方的医生吗？你不该有点预防观点，知道点流行病学吗？怎么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内科医生呢？”钟惠澜教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那次我虽冒了一头汗，但那虱子的学名终身不忘，也使我知道了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该是怎样的。我感谢他对我的培育，以后几十年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关系，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和合作者。

    《论协和精神》

    须毓筹：钟惠澜当患者

    医学生在上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进病房当“书记员”。在此之前，学习物理诊断和实验室诊断。当时由于学生少，老师多且质量高，在教学中特别强调个别辅导。记得第一次实习物理诊断时，钟惠澜教授自己当患者，让学生检查他的头、面部，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轮流观察、检查，但谁也没说全“病情”。分明是从头发、前额，五官到下颏，都一一检查的，那么到底遗漏了什么呢？钟老师表情严肃地说：“我戴着眼镜，是提示我的眼睛有问题，但你们谁也没有注意，亦未问我为什么戴眼镜，戴的是什么眼镜。做医生就是要全面细致地观察病人嘛！”

    《难忘的教诲》

    汪猷：我国生物化学的创始人——吴宪

    吴宪教授是曾在协和任教的生物化学家。他初到美国时，本来是进麻省理工学院学造船，后来改学物理化学，后又转到哈佛大学专攻生物化学。他在生物化学家奥托·福林教授指导下，研究关于血液的生物化学分析，创建了著名的“福林——吴氏法”，并以此获博士学位。此法至今仍为世界各医学实验室所采用，这是对世界生物化学和医学极有价值的贡献。

    吴宪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受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讲师，并建立了生理化学系，后改名为生物化学系，开创了中国的生物化学这门学科。他1928年被晋升为教授。在协和期间，他主要是研究血液的生化，包括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呼吸功能、缓冲能力、免疫物质化学等，对血液成分的测定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同时，在中国建立了食物分析，通过营养调查、食物分析、动物饲养，科学地评价中国人民的营养，从而提供改善中国人民营养的科学依据，他是我国营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我在吴宪教授门下学习和从事研究的点滴回忆》

    汪猷：诲人不倦的吴宪

    关于吴宪教育青年的事例，有一些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微量细胞呼吸器刚刚问世，国外亦属初见，我利用这进口的仪器做阉鼠的组织呼吸实验，有一次搞断了一支微量气压计，他并不发火，只是叫我把它送到玻璃房去修好了再用。这么贵重、这么难得的仪器被我弄坏，要是一般人定要发火了，他如此处理，令人心折。有时我工作忙不过来，他就派他最得力的技术助手来帮我的忙。我从文献上看到用阉割的雄鳑鲏鱼做雄性激素的生物测试非常灵敏，但不知具体阉鱼方法，他便利用出国机会，从德国教授那儿自己学了回来教我。我当初不会阉鼠和切除脑下垂腺的手术，他陪我去本医院外科请一位教授做了示范。他教青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不懂就问就学，他也允许青年出差错，错了要改，改正确，直到胜利完成，他还鼓励青年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他管理、培养青年人是高效的，经他培训的人，工作能力都很强。在他的领导下，协和的生化研究工作，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化学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抗战期间，协和生化系的设备、资料都被日本人占有了，教授、学生也都被撵出实验室，学校关闭，吴宪只好于1945年再次出国。

    《我在吴宪教授门下学习和从事研究的点滴回忆》

    诸福棠、吴瑞萍：儿科主任诸福棠

    诸福棠是第一位担任儿科主任的中国教授。他也是协和派送国外学习儿科最早的一位校友。在他任住院医生期间，正逢魏吉教授掌教之际，他一边协助魏吉采集营养性水肿及良性肺结核浸润的研究资料，一边处理住院病人及参加门诊教学，工作认真，经常对危重病儿关怀担忧，以致夜不成眠。魏吉对之深加赞许，曾亲口语人，他一生中难得遇见如此负责的住院医生。1929年夏，诸福棠因父母相继去世，回无锡处理丧葬事务。当地教会所办普仁医院美籍院长李克乐邀请诸福棠留下协助医务。但是魏吉多次函促其回京，于是诸福棠终于次年春天遄返协和，继续助教工作。诸氏回忆前情，认为当时如果不听魏吉忠告，滞留无锡，势将满足于当一个开业名医，而不会对我国儿科事业有所建树。这是他从事儿科工作中第一个转折点。诸福棠还回忆到，1931年秋，他乘坐日本轮船赴旧金山，历时三周，不料中途九一八事变发生。消息传来，他与同舟赴美的胡懋廉（协和耳鼻喉科助教）、康锡荣（1928级校友）、王世伟（1928级校友）等忧心国事，相对唏嘘，由此向学之心益坚，力图自强。

    诸氏在哈佛医学院儿科主任勃兰克芬教授及麦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维生素A动物研究，发明了胎盘球蛋白的制备及临床应用。他将胎盘浸出液中的假球蛋白，皮内注入猩红热患者的红疹地区，发现其转白功能与抗猩红热马血清相仿，又将新制备的胎盘球蛋白，应用于病房内的麻疹易感接触者，给以适当的预防剂量，发现在潜伏期中注入此液，确能发挥被动免疫作用，减轻了麻疹症状，为当时儿科界普遍称道。诸福棠完成二年的进修工作后，波士顿儿童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在其内）同事们发表了向诸氏致敬的公函，盛称诸氏是一位人格优美的良医，还送给他嵌有“哈佛”字样的书镇作为赠别纪念。诸福棠于1933年夏天离开美国，由勃兰克芬写了很多介绍信，遍访了欧洲大陆诸国儿科名师，学到不少先进经验。同时还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儿科学会，参观了剑桥营养研究所、伯明翰儿童医院、伦敦“大屋门街”儿童医院等，遇见了英国儿科专家斯蒂尔氏及帕氏等，感受良多，受益匪浅。他回协和后，继续从事儿科教学，历任讲师三年，旋升儿科主任，指导教研工作，他尽量把从欧美学到的知识，贯注到儿童保健的实践中去，颇多进展。

    《回忆协和医学院儿科往事》

    聂毓禅：护校校长胡智敏

    美籍人胡智敏女士早年毕业于美国瓦撒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护士学校。她学成后，曾任耶鲁大学护理系主任，后又远涉重洋，在法国、叙利亚等地从事护理教育工作，以及公共卫生、红十字会护理等领导工作。她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立志献身本国和世界的护理事业。1930年她应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聘请，来到我国接任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第三任校长，直至1940年期满回国。在她任期的10年中，为维护高级护士教育的水准，除保持与燕京大学原有的协作关系外，还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及广州岭南大学等建立协作关系，在这些院校设立了护预系，以扩大护校学生来源，保证学员的入学水平。胡智敏校长十分重视师资培养，除原有的基础护理科的专职教师外，她为各专科都聘请了专人，担任授课和督导员的职务，从而加强了病室的行政管理及学生在病室的实习，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此外，她还充实了课程内容，例如，增设了公共卫生护理实习课目，由东城区第一卫生事务所护理主任分配学生去本市的学校、工厂、家庭以及农村，进行治疗、护理和卫生宣传教育等工作。这就使学生在离校前有机会走向社会，对人民保健事业有所了解。由于采取了上述改革措施，教学内容丰富了，教学质量也大大提高，达到了名副其实的高级护士教育的水准，因而向往学习护理的人日益增多，大学毕业生争相报考的也大有人在。学员人数逐渐增加，素质也不断提高。回顾整个护校史，胡智敏女士任职的10年，应该说是护校的昌盛时期。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须毓筹：内科教授王叔咸

    我三年级学习内科时的辅导老师是王叔咸教授。他博学多能，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经常带我去病房检查分配给我的病人，核对我写的病历，复查体征。发现问题时，令我进一步询问病史，重新缮写病历。核对体检时，仔细而严格地教我视、触、叩、听的正确方法，启发我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经常教导我要整体地看问题，通过现象分析内在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病人身上，最好用一种病解释所有的主要症状和体征，但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牵强附会。当他为病人做检查时，处处体现了对病人疾苦体贴入微的关心和严谨的医疗作风。他严肃而慈祥，鼓励我提问，他说最好的学生，应该是最会提问的人，他希望我问得他答不出来。但当我提问后，他往往不是直接地解答，而是反过来问我几个启发性的问题，或给我指出一些参考文献，让我自己找答案。偶尔他会谦虚而坦率地说：“抱歉，让我回去查查书，下次答复你。”总之，他实事求是，重视启发式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难忘的教诲》

    马家润：病案管理工作的开拓者王贤星

    王贤星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对我国病案管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出生于1894年6月8日，祖籍是湖南省临武县。由于母亲过早去世，父亲从事小本商业，经常外出贩运，因此他从小即失去家庭的温暖，却也促使他养成迫切求学、不断上进的进取心。他曾在家乡和郴州的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考入了长沙雅礼大学，1918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但仍感学识不足，乃赴南京金陵大学进修学习一年，由于成绩突出，1919年6月26日被推荐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宗教部任职。

    1921年元月，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落成，医院病案无人管理。由于王贤星老师对工作热心负责，并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被斯隆院长看中，委任他为病案室主任并组建病案室，置于医学院院长直接领导下。从此，王老师即全力投入病案管理事业。经过多年探索，辛勤耕耘，他为我国创建了一套科学的病案管理方法，成为我国病案管理工作的开拓者。在60年间，他在病案工作中，为我国的病案管理工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我国许多著名的有成就的病案管理专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得到过他的教导和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医疗、教学、科研三方面相结合的医学学府，尤其重视科研、教学工作。病案资料既是临床医疗工作和医院管理的重要信息，又是临床教学、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因此，协和特别重视病案工作，要求病案管理的方法要适合于医、教、研工作的根本需要。王贤星主任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病人不论患有几种疾病，分别到过几个科室诊治，都应当把这个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于是自1921年建立病案时起，首先确定了整体制的病案资料管理原则，即一个病人来院看病，不管到几个科就诊、住过几次院，都统一使用一份病案，将所有病案记录集中统一管理。病案的整体制和集中统一管理的方法，非常有利于医学教学，有助于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做出全面的病情分析统计，不至因局限于对疾病的某一阶段或片段的分析，而产生诊断的片面性。同时，病案整体制的建立，也为全面收集病案资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几度沧桑话病案》

    吴宝荣：内分泌学专家朱宪彝

    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期间，朱宪彝潜心于内分泌疾病的研究，有突破创新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长期战乱，遍地饥荒，浮肿病人到处可见。朱宪彝怀着关切劳苦大众、为人们解除病痛的心愿，从1930年起，与刘士豪教授一起，对营养不良性水肿软骨病和其他代谢性骨病钙磷代谢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征得患者的同意，在患有不同类型软骨症的病人长期协作配合下，连续观察病人钙磷氮的平衡试验，取得了人体在不同条件下，有关钙磷平衡的大量科学数据，证实缺少钙和维生素D是造成软骨病、佝偻病的主要病因，同时还阐明了软骨病、佝偻病的发病机理中钙磷和维生素D的变化规律，确定了维生素D的最小维持量和最佳治疗方案，并在世界上第一次证实了维生素D可由母乳泌出。这个发现对于治愈婴儿的佝偻病有重要意义。朱宪彝还最先提出，肾性骨病可以用枸橼酸铁胺减少磷酸盐的肠道吸收来治疗高血磷，为肾性骨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1936年朱宪彝被派往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A.B.Hastings教授实验室完成了肌肉细胞内液电解质及血清钙离子测定等研究课题，一年后回国，继续从事钙磷代谢的研究工作。在三四十年代，朱宪彝和刘士豪教授对肾性骨病的研究，应用十分简陋的仪器，进行试验和测定，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今仍被国际上的知名学者所称道。

    《毕生献身于医学事业的朱宪彝教授》

    冯羲人：寄生虫学家冯兰洲

    冯兰洲，1929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校时，适美国名教授、寄生虫学专家福斯特来华讲学，兰洲成绩优异，被学校举荐充其助手，因而在寄生虫学专业知识及实验研究等方面获益良多。毕业后，即应北平协和医学院聘请，从事寄生虫学教学科研工作。由助教而讲师而教授，以至寄生虫学系主任。1933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与热带卫生学院进修。1941年，协和医学院关闭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47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又返回协和，留任原职，直至逝世。

    他的专业知识，既博又精；治学态度，尤为严谨。他是我国研究昆虫传播寄生虫病的先驱者之一，他研究的范围最广，研究的成果也最突出，尤其对我国危害较大的一些寄生虫病，如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各种肠道寄生虫病等的研究成果均十分突出。他自1930年起，即连续数年赴我国江、浙、闽一带调查疟疾和丝虫病。1932年，发表了在厦门调查当地疟疾传播媒介的结果，证明微小按蚊是我国南方山区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1933年以后，对马来及班氏微丝蚴的形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证明我国存在着两种丝虫病，确定了中华按蚊是当地马来丝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并对马来微丝蚴在中华按蚊体内的发育情况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解放后制订疟疾及丝虫病的防治规划奠定了理论基础。1937年后，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继续其以上的研究工作，乃与我国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教授合作，在北平近郊进行黑热病的研究。他们肯定了黑热病犬在北平地区是重要的储存宿主。他在解剖白蛉时细心地发现中华白蛉传播黑热病的机理，确定中华白蛉是传播黑热病的主要媒介。在此期间，不仅对寄生虫病，他还对回归热螺旋体在虱及蜱体内的发育及传播方法做了深入研究，为虱传回归热的机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7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后，科学研究的条件仍差，他乃开始了中药槟榔治疗丝虫病的实验研究。

    《冯兰洲传略》

    陆秀芳：微生物、免疫学家谢少文

    1926年，谢少文结束了在湘雅的学习，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季，他又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作为一名内科助理住院医师，步入了医学事业的新的征途。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勤奋，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便由内科助理住院医师晋升为总住院医师，并通过参加儿科、神经科、皮肤科的工作，取得了广泛的医学实践经验。

    当时，世界性传染病猖獗的年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我国，由于战乱频仍，传染病的危害还非常严重，谢少文便选择了传染病作为自己的攻坚目标。不久，他幸运地得到细菌科同人的协作，在担任住院医师的第一年，就掌握了细菌学、血清学及寄生虫学的实验技术。在工作中，他积极参加急诊化验，也不放过大体解剖和显微镜下的病理标本检查，从而熟练地掌握了检验技术，培养了他浓厚的科研兴趣。他曾经和Faust教授共同进行实验，用英文写出了第一篇论文，于1928年发表在国外一本期刊上。此后，他担任传染病学讲师，并代替领导该实验室工作的教授工作了一个时期。当时伤寒、痢疾等常见传染病的实验诊断才开始进行，他从血清学诊断开始，根据文献制备抗原，改进诊断伤寒、副伤寒的肥达氏反应。他同其他同事成功地分离了布氏杆菌，并用血清学方法证明了我国北方有波浪热（布氏菌病）流行，他发表的论文是有关中国人得这种病的第一篇正式报道。后来，谢少文转到细菌科工作。当时生活艰苦、物资缺乏，为了不使实验中断，他就尽力设法节约药品器材。例如，用金属盖代替玻璃双碟做培养皿的上盖，用以节约昂贵的玻璃器材，节约资金，开展多方面的实验。他还致力于实验方法的改进和研究，先后把克莱氏反应改进为玻片定量法，把瓦氏反应改进为半定量补体结合反应，创造了结核杆菌玻片培养法，并以中国地鼠代替昂贵的豚鼠做诊断结核菌毒力的动物实验。过去，诊断伤寒痢疾用的罗式双糖培基，要用几支试管做出多种糖的液体培养基。他和同事们一起把它改进为双糖半固体培养基，一支试管可以显示五种生化反应的结果，在肠道致病菌的分离鉴定方面获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一直沿用了20多年。这些改进大大提高了我国细菌学和免疫学的检测水平。

    《谢少文》

    施锡恩：协和外科的奠基人

    刘瑞恒教授是协和外科创始人之一，曾在美国学习肿瘤移植术，学成后在协和继续肿瘤的研究。1924年直奉战争时期，他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旧营房成立一个后方急救医院，组织协和的医护人员和学生去救死扶伤，手术治疗3000余人，死亡率极低。危重伤员则转送到协和医院病房进行必需的医治。刘氏于1929年晋升为协和医学院院长，不久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卫生署署长，他在旧中国曾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梅莱尼副教授亦是协和外科的元老，专门研究外科细菌学，而且颇有成就，曾于20世纪20年代发现急性坏疽是我国的常见病，这种病症状严重。他经过研究，确认此病是由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于是提出了合理的外科治疗方法，被美国外科权威认为是近代外科细菌学的一项重要突破。

    韦伯斯特医师在协和时，研制成功肠管对端吻合所需的器械，回美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成型外科主任。他曾接受我国医师到该院学习，为中国培养成型外科人才，并于1949年来上海讲学。

    《协和医学院外科之创立》

    荣独山：生理学教授林可胜

    林可胜教授学识渊博，教学和科研成绩卓著。虽然他受的是西方教育，过的是西方式的生活，但他具有高度爱国热忱，既关心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和广大人民的卫生和健康，亦关心中国教师在协和医学院应有的地位和权益。

    在林可胜教授未到协和医学院之前，生理学科是由一位英国教授负责，他既不善于讲课，又缺乏实验示范能力，但考试时却出难题、偏题，评分苛刻，连年有几名学生因生理学考分不及格而留级，使学生认为生理学是一门难以学习和过关的课程，受益不多但负担很重。该英国教授亦没有培养出什么中国教师。自林可胜教授领导生理学科后，生理学科面貌完全改观。林教授讲课生动易懂，实验安排妥当，示范操作有效，学生学有收获，而且心情舒畅，个个都能顺利学好这门课程。

    林可胜教授除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外，对于科研工作和师资培养亦非常重视。他自己继续努力进行消化和神经方面的科研，并在胃液分泌上获得成果；科内每位教师亦各有研究课题。所以在生理学科的一层楼内，每晚以至深夜常是灯光通明，大家都在进行科研工作。早年到林可胜教授处学习生理学的学生颇多，其中有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理研究所所长的冯德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学院（今协和医科大学）生理学科主任的张锡钧，以及协和毕业的侯祥川（1924级）、柳安昌（1928级）、王世浚（1935级）教授等。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科在林可胜教授领导下，既出人才，又出成果，办得十分兴旺。林可胜教授还主办过英文版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刊登了我国不少学者的有关论著，这不仅促进了我国生理学的发展，而且也在国际上展现了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国际上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

    《怀念爱国教授林可胜》

    荣独山：带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林可胜

    协和医学院校方领导对学生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学生亦忙于专心读书，所以通常不去参加学生运动。但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爆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时，林可胜教授出于爱国义愤，不顾自己是英籍华人，毅然决定带领校内一批进步学生，上街参加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他手执“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标语牌，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所有参加游行队伍的同学，无不为之感动和受到鼓舞。这次有历史意义的游行，应载入协和医学院的校史中。

    《怀念爱国教授林可胜》

    王志均：在林可胜教授指导下当进修生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老师林可胜教授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人。林教授对进修生的训练，有严格的要求和完整的计划。首先是对我们进行从事科研和参加教学的常规训练。科研是进修生的主要工作之一，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协和生理系每年发表的多篇论文，都倾注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心血。林教授本人经常强调青年人要多动脑筋，要有自己的思路。记得有一天，他问一个进修生：“你是否经常想问题？你晚上在床上是否常因想问题而睡不着觉？”这位进修生老实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因想问题而睡不着。”看来他的回答是不符合林教授的愿望的。无数事实证明，导师抓研究生的思路，对培养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林教授对实验操作，要求也极为严格。无论做急性实验或慢性手术，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不然，一经他看见，就会遭到当面斥责，毫不留情。他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动物外科专家，他做的手术，既迅速，又干净利落，常使观看者惊叹不止。

    《我在林可胜教授指导下当进修生》

    王志均：严格而又多才多艺的林教授

    林可胜教授一向重视生理学人才的培养。他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12年中，不但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生。除短期进修者外，较长期被培养的有冯德培、卢致德、柳安昌、徐丰彦、贾国藩、易见龙、李茂之、王世浚、沈诗章、孟昭威、吕运明、徐云五（庆祥）、陈梅伯、黄仁若、李落英、汪垄仁、李宗汉、谢维铭和王志均等。因此，林可胜的影响被传播到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学系以及一些研究机构。

    林可胜对研究生和进修生的训练，有一套完整的全面计划和要求。除进行科研和参加教学等常规训练外，他要求他们定期到动物房进行饲养各种动物和护理慢性手术动物的实习，到仪器修造车间去学习使用车床、铣床等，并学会制造各种仪器的零件。他要求在实验前，对自己所用的仪器、药品一一进行仔细检查。对熏记纹鼓纸、动物剃毛、麻醉等操作，都须掌握并达到熟练程度。他认为，只有经过上述的全面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生理学工作者，才能在将来领导和管理好一个独立的生理学系。这是一张眼光多么远大的人才培养蓝图啊！

    林可胜对系里的同事及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工作上要求严格，强调科研操作的基本功，违者常遭到当面批评，毫不留情。但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记私怨，对个人利益从不斤斤计较。因此，同事们和学生们对他既敬畏，又爱戴。他还乐于助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生理学初创时期，他向全国各地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对北平的几乎每一个大专院校生物系和医学院，都给予帮助，如代为培训生理学青年教师（这就是进修生的来源），或派人前去教课，魄力很大，不计报酬。凡有所请，只要合理，他都热情支持。

    林可胜对教学也很认真，循循善诱，不拘一格。讲课生动活泼，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林可胜本有艺术才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大学时曾立志学绘画，后遵父命改学医；但他在科学工作中，随时表现出绘画才能。在研究胃黏膜的显微结构时，在设计慢性手术时，在发表论文时，他绘制的图都异常精美。他在课堂讲课时，能用双手在黑板上画图，既快又好，深得学生敬慕。

    《既开风气又为师——林可胜先生传》

    王志均：别具一格的生理学实验课

    林可胜在教学中，一向重视实验课。他有一套完整的学生实验计划。他曾广泛参考了国外先进的生理学实验指导，与张锡钧等同事精心设计了全部生理学实验，并别具一格，把教材与实验讲义冶为一炉，写成一套《生理学大纲》，供教学之用。其中所叙述的实验，被许多学校采用，对我国生理学实验课的建设与提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林可胜对实验操作技术，要求极为严格，无论做急性实验或慢性手术，都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格进行，以保证实验和手术的质量。学生在实验中，如果所记的曲线不合标准，写的实验报告不合要求，都不能通过，不准教师签字。

    林可胜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动物外科学家。他做的手术，既快速，又干净利落，常使观者惊叹不止。在他的许多研究工作中，常应用一些高难技术，如活体灌流、交叉循环等，从而使他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技术。他还设计了一系列示教，帮助学生理解课堂知识。这些实验难度较大、要求较高的技术，需要助教和技术员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一丝不苟，才能成功。因而，这也培养了几位具有高超技术的高级技术员。他到外单位做专题报告时，总喜欢同时备有示教，并常带着进修生和研究生同行，边讲边做，对听众启发很大。

    林可胜对我国生理实验室的装备也极关心，在他的倡导下，拟订出一份学生实验室最低仪器装备清单，并指定有关仪器厂制造，向全国销售，但须经协和医学院生理实验室检验合格后才能出厂，以保证质量。这项看来很简单的事，却推动了全国生理实验室的建设，对发展我国生理学事业，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开风气又为师——林可胜先生传》

    张锡钧：不畏美国教授刁难

    林可胜是第一位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任主任教授，当时少数美国教授颇不以为然，常故意与他为难。记得有一次林教授作有关大脑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学术报告，当场一位美国神经科教授有意提出一个相当刁难的问题，语气甚为轻慢，林教授立刻拿起几种彩色粉笔绘出大脑结构，针对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随即提出一个旁类问题反问，该教授却无言对答，十分狼狈。从那以后，美国人再也不敢小看他了。

    林教授的好强和自尊心还表现在生活上，为了生活得比美国教授更好，他不满意学院的教授住宅，在南池子自己租了一所房子，装饰得非常讲究，佣人也都穿着华丽的制服，并常在周末与外籍友人外出打高尔夫球，以此表明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考虑到当时外国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对林教授这样讲究生活给外国人看看，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林教授和同事相处，却十分平易近人，大家相处关系融洽。那时做研究常有许多其他学校的教授参加，实验从早到晚，非常紧张，午饭只能在实验室里吃，常常派人到东来顺饭馆买点大饼、咸菜和羊肉，边吃边做实验。林教授家离得很近且条件甚好，但他常常委婉说服他的夫人，以便和大家一起啃大饼。这样做，深受大家的敬重，也缩短了他和助手之间的距离。

    《回忆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教授》

    张锡钧：把自己当作实验品

    我曾看过林可胜教授的实验记录影片，实验的对象却恰恰是实验者林教授自己。他为了研究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动脉血中产生剧烈疼痛，然后再用阿司匹林来镇痛。看着他痛苦扭动的情景，使我真正体会到他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事实上，他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情况绝非仅此一项，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液分泌实验，就是他在自己身上做的。

    林可胜教授在生理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他多年的顽强钻研是分不开的。记得他离国赴美之前，已多年未从事实验工作，但他一到美国就立即重整旧业，很快就亲自动手，开始了科研工作，随后担任了克莱顿大学生理学和药理学系主任教授，又顺利地开展了教学工作。

    《回忆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教授》

    叶恭绍：内科主任狄维德教授

    协和医学院第五年的实习大夫工作，必须在第四年末作出决定。可以到内科、外科和妇产科做住院实习大夫。当时我不想到妇产科，也不想到外科，我就到了内科。内科打基础的训练较多，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是狄维德，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这里我想说两件事，先说说他讲课。狄教授每次讲课以前，他的秘书都把与该堂课内容有关的文献写在大黑板上。我们总是提前去抄，唯恐上课后再抄就影响听课。下课后还要尽快去图书馆查阅文献，同学们都争着去找，以先睹为快。通过查文献，确实受益不浅：一是扩大了视野，二是学会了查文献，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作用。再说说他查房。协和四年级学生要在住院医师的领导下，安排在内科病房实习。狄维德教授则在每周一个固定日子到内科病房查房。他查房时，所有在这个病房工作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学生都要跟着。到了病人的床前，他先要翻翻病历，然后叫四年级学生汇报病人的情况，包括该病人的病历，全身检查及血、尿、便检查的结果，还要汇报对病人的诊断及给予的治疗。狄教授认为有研究价值的病人，他还要仔细地询问，并和大家讨论。不仅对学生已做过的检查和治疗要详细地询问，还要讨论鉴别诊断、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以及对病人的预后等看法。每逢遇到自己有这样的病人时，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大夫”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如临大战，前一夜无论做了多好的准备，第二天仍常常被狄教授问得瞠目结舌。幸亏还有各级主管医师、住院医师在场，可以帮助讨论；喜的是通过一次查房，增加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的知识。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林必锦、吴阶平：首任外科主任泰勒

    协和医学院在筹建阶段和成立后的最初10余年中，在人员配备上始终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影响和支持。当年就有“协和是中国的霍普金斯”的说法。这在协和外科主任的人选上也很明显。

    首任外科主任是泰勒，但他不是最初计划中的人选。最初选定的是格雷。格雷1911年毕业于霍普金斯，是霍普金斯外科主任霍尔斯特德的得意弟子。霍尔斯特德被称为“美国现代外科之父”，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四巨头”之一。他选派格雷到协和任外科主任，说明对协和发展的重视。他曾明确表示格雷很可能是他的接班人。但格雷在接受任命之后，尚未到任即逝世。协和1919年的《年报》中记载：格雷于1918年10月11日逝世。

    泰勒1905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随即参加基督教浸礼会团体到我国扬州工作10年。1915年回到美国接受霍尔斯特德的培养。泰勒自1918至1927年担任协和首任外科主任。泰勒离开协和之后，虽然并未回到霍普金斯医学院，但他和霍尔斯特德始终保持着友谊和联系。关于他的工作，施锡恩医师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只说他的两件事。一是外科手术中应用丝线问题，这本是霍尔斯特德在霍普金斯医学院所提倡的。泰勒在协和极力推广丝线的应用，致使到协和访问的医生有极深刻的印象，对在美国广泛使用丝线产生了影响。因而韦伯斯特幽默地说：“把丝线介绍到美国外科界的，主要是协和医院手术室。”韦伯斯特也是霍普金斯培养出来的外科医生，1921年到协和，1921年和1922年任外科院总医师，为建立住院医师制度做出了贡献。韦伯斯特在协和工作直至1926年，后来成为美国整形外科的创始人之一。要说的泰勒的第二件事是，他吸取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做法，在协和外科建立了实验外科研究室，这对提高外科科学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21年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幕时，法国著名外科医生、巴黎大学临床外科教授屠飞，对泰勒的工作表示了赞扬，泰勒对霍尔斯特德说：“他对我们把你的理想努力在中国实现极为高兴。”协和医学院的器械修造处对泰勒和韦伯斯特在外科器械的创制、改进方面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记协和外科》

    诸福棠、吴瑞萍：儿科客座教授豪特

    协和儿科的发展，肇始于美国儿科权威豪特来协和任客座教授。豪特在纽约教课和开业，著有《婴儿和儿童时期的疾病》一书，是该国通用儿科教本，我国亦有中文译本。他不但精于诊疗技术，对婴幼儿喂哺及儿童营养，尤多经验，曾出版《育婴指南》，千百万美国母亲莫不人手一册，奉为圭臬。该书再版达75次，曾译成西班牙文、俄文、中文，风行全球。豪特又善于医学研究，他曾谦逊地说自己是介乎于开业儿科医生和实验研究者之间的“媒介人”。作为洛克菲勒（又译为罗氏）基金会的医学顾问，他建议设立罗氏医学研究院。不久，他的建议被采纳，并被邀请担任了该院第一任院长。在此顺便提一下协和早年校友刘士豪（1925级毕业生，后来担任协和内科及生化科教授）和胡传揆（1927级毕业生，后来担任北京医学院院长）二人，他们曾先后到罗氏医学研究院进修达二年之久。

    豪特于1924年秋应邀来京，做协和客座教授，即忙于教学生、查病房以及免费诊疗特约病人，再加每月一次在大礼堂的专题演讲，阐述儿科方面的预防医学。诸福棠当时是本科三年级学生，也常去听讲。老教授结合实践，应用许多流行病学统计的资料幻灯片，详谈美国的小儿疾病如何获得控制，他叙事生动，给予听众的印象很深。豪特身材高大，仪容非常端庄，却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还在百忙中到孤儿院内检查小孩牙齿，并惊讶地发现，86%的中国儿童没有龋齿。又注意到一般北京儿童以馒头、大白菜为主食，不吃牛奶不吃糖，每顿饭往往一家人都喝大量的白菜汤。他认为北京人免于脚气病和坏血病，是因为大白菜提供了防止发生这两种病的营养。这些观察，显示了豪特富于研究的洞察力，一直为人称道。可惜这位科学家在我国逗留的时间仅半年，由于他的慢性肾炎恶化，肾功能及心功能迅速衰退，于1925年1月14日病逝在北京，享年68岁。生前他认真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数以亿计的儿童，儿科学的水平尚需努力提高。其建议一直铭记在我国儿科医生的心里。诸福棠当时在病理解剖室中，亲睹老人肾脏又干硬又萎缩，在伤感中不禁慨叹人生于世，贵在建立功业，如豪特教授年事已高，犹能跋涉万里，来华讲学，传道授业，其精神使人铭心难忘。

    《回忆协和医学院儿科往事》

    李洪迥：皮肤科主任傅瑞思

    那时，皮肤科里我的上级共有四位。第一位当然是科主任傅瑞思教授了。我每天跟他到病房里巡视皮肤科的住院病人，向他汇报每个病人的情况、体检和实验检查结果，听他讲诊疗方面的意见和指示。看完本科的病人以后，还要告诉他哪一科病房第几床要我们会诊。他看了病人后，在会诊单上写上诊疗意见。一般每次须看一至三个会诊病人。每月末，我把住院、出院和会诊的病人数字交给他。

    在当住院医师的两年间，我从他处得到了许多宝贵的诊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他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他在科里的身教言传，使得协和医疗、教学、科研三方面的好传统得以在科里发扬。例如，医疗上严格要求练好临床基本功，写好病历，仔细检查病人，进行必要的实验检查，综合分析病历、体检和实验结果来诊断病，作出适合病人具体情况的治疗方案。又如，教学上启发多，讲课少，辅导时发问多，解说少，诱导学员通过思考来解答问题。实习多，上课少，通过实习来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和记忆。没有讲义和指定的教本，给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目录，培养学员自修能力和学会利用图书馆里的书刊。考核勤，督促严。再如，重视科研，在经费、时间、人力、物力上都予以保证，并以升级、涨薪和派送出国深造等作为奖励，定期举行科研论文报告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习和交流先进经验。教授级人员每四年一次出国考察国外科研动向。

    《我与协和皮肤科》

    荣独山：放射科的创办人保罗·霍奇斯

    保罗·霍奇斯教授于1919年在协和医学院成立放射科，开班正式训练放射学专业人才，充实了人员和设备，建立了正规的制度，应确认为我国放射学专业的创始人。他对X线机件的装置、修配和X线投照技术非常重视，在科内设有X线机修配车间，聘有工程师和技工，当时有王和善工程师和一个胡师傅，非但能自己装置和修理X线机件，还可自制各种附件。王和善工程师于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负责设计，于1952年制造了我国第一台200毫安X线机。在抗日战争时期，霍奇斯教授还在美国设计制造了适合战争需要，坚固耐用，附带有发电机的轻便X线机送来我国应用。

    《协和医学院放射科》

    李肇特：首创协和解剖科的考德里教授

    首创协和解剖科的考德里教授，原籍加拿大，受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本斯利教授。在早期细胞学的研究中，对显示线粒体、高尔基体的技术及其构造、机能意义方面，做出过重大的贡献。1918年他被任命为解剖学科主任教授，是协和医学院任命的第一位教授。考德里在解剖科工作到1921年。他对中国当时医学教育的现状作过报告，他在协和第一个开展尸体解剖，为解剖学教学做出了典范。他并收集胚胎标本，奠定了我国胚胎学的基础。1920年，他和一些同仁首次成立“中国解剖学人类学会”，但后来并未继续活动。在他任职期间，培养了我国著名的组织学元老马文昭教授。当时，马文昭刚由山西来到协和，在解剖科进修，第二年便被考德里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和继承本斯利的细胞内的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研究。从这时起，马文昭坚持不懈地钻研此项研究，直到1965年，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使组织学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

    《记解剖学科的几位教授》

    李肇特：专心研究“北京人”的步达生

    考德里教授之后，即1921年，步达生被任命为解剖科主任。他也是加拿大人，是考德里的同学。1919年应考德里教授的邀请来到协和医学院，任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教授。他为教学制备了一整套标本，其中包括人脯的切片，鸡、猪胚胎的连续切片，为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两门课的实验材料奠定了基础。并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技术人员，如赵德安、于永忠、杨镇欧等，使解剖学的各种技术在中国代有传人，不断普及。他还收集了大量中国人脑的连续切片，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

    步达生的真正兴趣在于人类学。1927年底，他根据周口店发现的一颗前臼齿化石的性质，以及它在地理分布上的意义，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属新种，遂命名为“北京中国猿人”（“北京人”）。此后，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地区挖掘两年多，直到1929年冬天，当时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裴文中教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一举轰动科学界。当年夏天，步达生已与地质调查所磋商，由协和医学院与其合作一个项目，经费由罗氏基金会提供，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步达生为名誉主任。该室设在协和医学院内，占据解剖楼的一层北半边。此后，在周口店陆续发现“北京人”的头盖骨、四肢骨等化石，分别属于10余个个体。还有石器、骨器和用火证据等，又使“北京人”遗址在科研上的重要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步达生献身事业的精神十分感人。为了专心研究“北京人”，他每天都在晚上七八点钟来办公室，彻夜工作，直到翌晨。1933年，他已罹心脏病，仍坚持不懈地工作。1934年3月16日晨，科主任福顿来上班，叩门不应，用总钥匙开开门时，始发现步达生双手捧着猿人头盖骨，以前额枕着，已溘逝于办公桌前。他是在头天夜里（15日）工作时因心脏病复发死去的。

    《记解剖学科的几位教授》

    李肇特：客座教授艾里斯·卡佩斯

    1923年，荷兰中央研究所所长艾里斯·卡佩斯被协和聘为客座教授，来华工作一年。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神经解剖学家，是神经细胞趋生物性学说的创立者。他领衔编著的《脊椎动物以及人的神经系统比较解剖学》（上下两册），是经久不衰的经典著作。他回荷兰后，举荐他的学生福顿来到中国，任协和神经解剖学及胚胎学教授。福顿早年研究两栖类动物的神经解剖，其成果已收在卡佩斯教授的书中。他在协和致力于小鼠的遗传研究，为此建立了小鼠动物实验室，连续以同一窝小鼠近亲交配，获得了遗传基因十分稳定一致的纯系小鼠。他饲养多种不同皮毛和缺陷的变种小鼠，都是经过70多代近亲繁殖的纯系。他重点研究多基因的量变特点，如尾鳞片的环节数目变异等。利用统计学演算，寻找量变遗传的规律，是遗传学中一个独特的学派。当他发现当时医学研究中有粗制滥造的现象时，便大力宣传生命统计学的理论和技术的重要性，并写了专文小册子，向作动物实验的学者宣传遗传因子的重要性，推荐纯系动物研究的必要性。他把当时医学杂志上发表过的论文详细分析，发现其中有数字处理的错误，以致于影响结论的可靠性，他发表的这类论文和演讲，端正了当时的科学研究作风。

    《记解剖学科的几位教授》

    张中堂：社会服务部的筹备者浦爱德

    1920年，美国罗氏基金会选派浦爱德女士来北京协和医院筹建社会服务部。经过一年积极的筹备工作，于1921年成立了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开始时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周励秋、邹觉之、王子明，还有栾淑范女士协助搞筹备工作。浦爱德担任社会服务部主任。

    浦爱德女士是美国人。她的父母在中国山东黄县曾开办过学校。她出生在中国，长大后去美国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在麻省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社会服务部学习，成绩优异，她做的个案工作特别出色，因此被选中来协和医院筹办社会服务部。她对医院社会服务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工作认真，对贫苦病人很同情，以关心病人的疾苦为己任。她热爱中国人民，曾供养两个贫穷的女孩大学毕业，一个女孩名孙金风，后来充任了协和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教员，另一个女孩名浦贵静，后来到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

    浦爱德女士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协和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教个案工作课。在她的领导下还先后开办了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救济部及调养院等机构。另外还培训了第一批医院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简称社工人员）。她曾派最好的社工人员朱宣慈去南京鼓楼医院辅导医院社会服务工作，派钱且华去山东齐鲁医学院医院建立社会服务部。上海仁济医院、中日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也是由她派人帮助建立的。

    此外，华西医学院社会服务部以及南京鼓楼医院都派社工人员来协和社会服务部学习过，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及上海几所大学的社会系学生，也都曾来协和社会服务部学习。浦爱德女士为在中国开展医院的社会服务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社会服务部二十年》

    张中堂：浦爱德捐助创办怀幼会

    怀幼会大约成立于1923年，由浦爱德女士捐助创办。这是一个由10余名夫人组成的委员会，主任是浦爱德，关颂韬夫人、胡正详夫人、凌其峻夫人等为委员，每周开会一次。一切会务工作都要经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执行。另有社工人员一名，担任一切会务具体工作。

    怀幼会的工作是收容弃婴、安排婴儿寄托等。有人因家境贫困，或子女过多，或系私生子等情况，欲将小孩送人，这时就可向怀幼会申请，将小孩先送给怀幼会，经工作人员调查属实，再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即可收容。有的夫妻婚后多年无子女，经协和医院检查后证明确实不能生育，可向怀幼会申请领养小孩。经工作人员调查，家庭经济情况确实有条件领养者，经委员会通过，即可领养小孩，领养家必须向怀幼会捐款，数目不限。

    本院病人因病不能给婴儿哺乳，可将婴儿暂放怀幼会寄养。家庭贫困者可免寄养费。

    怀幼会所收容的孩子分放在许多保姆家寄养，由怀幼会支付孩子们的伙食费和保姆费，工作人员定时到寄养家中家访和监督。

    怀幼会的经费来源有募捐的，有领养家捐助的，还有请名演员义演得来的。浦爱德的朋友捐助过奶粉及代乳粉，由美国运来，给怀幼会的孩子们食用。

    《社会服务部二十年》

    叶恭绍：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

    四年级的公共卫生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课，是兰安生教授讲的。他讲课从来不拿讲稿，讲得很有趣，很吸引人。学生听他的课，一刻也不会走神。他有一句名言：“An ounce of prevention worth more than a pound of curative medicine.”（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句话非常适合我的胃口，甚至引导我一生从事公共卫生专业。我认为，内科教授尽管有很高的学问，对病人的诊断、处理都能恰到好处，但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对症药物，疗效甚微，而预防就显得重要了。此外，我们在四年级时，还学过中医，当时谁也不重视它。但中医有一句话，我是十分欣赏的，即：“上医治未病。”这说明有几千年历史的祖国医学，是非常重视预防的。华佗是我国古代有名的中医，他对他的学生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常动故也。”这说明他重视体育锻炼，把锻炼作为强身之道。祖国医学中的预防观点，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虽然协和医学院只有一个医学系而没有卫生系，但其毕业生中从事公共卫生的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据我所知，目前在医学院校、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少儿卫生教学的尚有：上海医科大学的徐苏恩教授，同济医科大学的朱文思教授，协和医科大学的张苣芬教授等。而我自己，就是通过公共卫生课后到第一卫生事务所学习，以及四年级到定县平教会的参观等实践活动，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农村，初步了解到农民的疾苦和他们的需要，从而更加认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我国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迫切性，使我立下了毕生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决心。同时，作为一个女医生，我认为自己最好是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并且决意要偏重在幼儿工作方面。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何观清：兰安生与第一卫生事务所

    提起一所，不能不想起兰安生教授，一所是由他亲自创办的。20世纪30年代，他是协和公卫系主任。从教学角度考虑，他认为教学生预防医学应该像教临床医学那样，有自己的教学现场。临床医学的教学现场是医院和门诊，在那里学生可以进行见习和实习，而预防医学（或称公共卫生）的教学现场则应该是一个居民区（或称社区）。要让学生有机会去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健康和疾病的情况和问题，应用他们所学习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从群体角度而不是从个体角度来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这样一个现场称之为卫生示范区。兰安生教授把他的想法写了书面汇报，得到了协和医学院院长格林的同意和支持，之后又得到了京师警察厅的赞同和支持。于是经过一年多筹备之后，于1925年9月建立了“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1928年以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并且划出内一区（现属东城区）一片为卫生示范区，所址先在内务部街，1935年迁至干面胡同，所管辖人口最初为5万人，随着示范区面积的扩大，示范区人口亦随之增加并稳定在10万人略多一点。

    行政上，一所最初是归京师警察厅管理的，后来归北平市卫生局。业务上，则由协和公共卫生系负责规划和管理，并提供绝大部分经费。故一所名义上是政府机构，但实际上是协和公卫系和协和护士学校的教学现场。

    一所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示范区的10万居民，它要解决他们从生到死各个生长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为此，一所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保健网。这个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内），其次是一所医疗保健各科门诊，再其次是合同医院（协和医院或其他医院）。

    《我在协医及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工作经过》

    林必锦、吴阶平：美国教授之间的一场纠纷

    纠纷是在外科教授范阿伦、外科襄教授斯皮斯与外科主任娄克斯之间发生的。起因可能是学识上的藐视和权力之争。前两人以医疗事故为缘由，策动病人参与，告了娄克斯。当时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法律问题由外国在华领事馆处理。这件事是由美国人处理的，最后以原告失败，范阿伦和斯皮斯于1935年离开协和而告结束。据说这件事也牵涉到中国教授。发动这场纠纷的两人曾拉拢外科资格最老的谢元甫，但遭到拒绝。娄克斯的办公室原在四层楼手术室的一端，而外科其他教授和实验外科基地则在另一楼的二层。这件事发生之后，娄克斯便和在二层楼的关颂韬襄教授互换办公室，娄克斯搬到二层楼和其他教授在一处，关搬到四楼。听说可能这是为了更便于观察全科的情况。

    《记协和外科》

    第二节“协和三宝”之图书馆

    赵庭范：在协和图书馆当练习生

    1920年我进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当练习生。那时协和的建校尚未完全竣工，只有前三楼交付使用，起名为B、C、D楼。图书馆在C楼（解放后叫三楼）一层东边，占用三间屋子和一间地下室，靠南面的一大间为图书阅览室，一小间为现期期刊阅览室；靠北面一间的西半部有许多期刊架，陈列着近10年出版的期刊，东半部为期刊阅览室；西南角是职员、练习生办公的地方；地下室为书库，存放旧期刊。阅览室采用软木做地板，为的是走路声音小，保持室内安静。

    图书馆的工作分两种，一种是整理书刊，一种是接待读者。每天开馆14个小时，上午8时开馆，晚22时闭馆。因人手不足，从下午18时至晚22时这段时间内，雇用预科学生在馆内值班。书刊在晚间一律不外借。图书馆收到的医学书刊，皆是由罗氏基金会在美国代购寄来的。

    那时图书馆只有工作人员五人：馆长甘百禄、副馆长步兰德（两人皆系美国人）、职员曹玉珍和宫镜仁、练习生赵庭范。

    除总馆外，在东单东帅府园胡同东口外的预科所在地洛克哈特楼（后改为公卫楼）设一分馆。洛克哈特楼是1906年建成的，为教会所办的旧协和之一部分。分馆在该楼楼梯南侧的一大间房子内，房子的南半间为阅览室，北半间分上下两层，均放有书架。书架上有文学、自然科学书籍，还有翻译成中文的医学书。当时这个分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预科生和本院职工、护士，因为总馆的书刊都是外文原版的，读者大多是医生和医本科学生，预科生、职员和护士则多来分馆。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开架阅读

    图书馆采用开架式，因此阅览室和书库结合在一起。阅览室四周均排列书架，图书按分类次序摆在书架上，读者不但可以自行查找，很快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同类书的内容。因此很少有读者再到目录柜查卡片，这比闭架式的图书馆要节省许多时间。它的缺点是还书时容易把书放错位置。为防止这点，馆里要求读者把书放回原处或放在阅览桌上，由工作人员按时清理桌面时放回原处。另外，工作人员每周还要检查一次书架，发现放错位置的书随时纠正。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成立图书馆委员会

    1921年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随即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馆长为当然委员，另由学院院长委派四位各科讲师担任委员，其中一位讲师为主任委员。从这时起，图书馆的一切重要事项由委员会讨论决定，买书和订购杂志也从此时起由图书馆自己办理（以前由罗氏基金会代办）。图书馆因此增加了一位职员，我由练习生被提升为初级职员，负责期刊的登记和装订。

    图书馆的购书款项，每年由委员会根据各科需书的实际情况分配。各科建议买的书，经委员会通过后，由图书馆在各科名下记账。若分配给某科的购书费用完了，该科还建议买新书，则需至年终时，待委员会把各科所余购书费汇总后，再进行讨论决定。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购买新书的手续

    购买新书要经过这样几道手续：各科建议购买的新书，先列单交给馆长，馆长从美国医学会出版的《积累图书索引》中核对价格、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交图书馆委员会通过，由图书馆做订书单，交医学院的庶务科寄至各国代理商店购买。各种图书只买一本，若有新版本才可再买。每本新书都做一张采购片，片上记着书名、作者、版次、出版年代、价格、建议买此书者、代办商、订购日期。新书收到后登记收到日期、实付价格，随书交副馆长分类编组，账单由馆长签字后交会计科付款，然后由副馆长分类、给主题，交编目人员编目、练习生加工后上架。（所采用的工具书有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主题表》《作者号码表》和《分类法》）

    协和图书馆的每本书最少要做四张卡片：作者片、分类片、主题片、排架片。此外还要做借书片和口袋，有时还要做丛书片、分析片。新书编目加工（指粘书签、粘借用口袋、打铜印、写索书号等工序）后，在新书架上摆放两周，一律不外借，使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新书，两周后再正式上架。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增设现期期刊阅览室

    1922年，由于图书逐渐增多，院长又将三楼西面的一间会议室拨给图书馆，辟为现期期刊阅览室。为便于读者自己查找，所有期刊都按类排列，并在每种期刊的左上角记上书架号；另外按期刊名称做一索引放在阅览桌上，读者自己可查号取书。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搬入新址

    1928年因馆长甘百禄辞职，医学院聘请挪威人戴志骞夫人为图书馆馆长，同时我被提升为副馆长，负责日常工作。这期间图书馆发展很快，房子不够用，书架摆不下，院方将原来护士楼（十二楼）的一、二层拨给图书馆。1930年图书馆搬入新址后，把一层前厅西边两间作为现期期刊阅览室；出纳台设在前厅，前厅的南边放目录柜和工具书。一层共有图书阅览室十一间，办公室三间，会议室两间，工作室一间。因办公室靠近阅览室，不利于阅览室的安静，所以馆内通道都铺上橡胶地毯，同时要求馆员走路要轻，说话声音要小，以保持安静的环境。二层楼东边的五间辟为期刊阅览室，陈放最近十年的期刊。在第一间阅览室里设有一个工作台，工作人员在那里一面登记和装订刊物，一面为读者从书库里取书（旧期刊均放在书库内）。当时图书馆分为三个组：阅览组、期刊组和分编组。采购工作由副馆长负责。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出纳台的多元化服务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协和图书馆出纳台的工作。出纳台除了认真细致地办理图书借出、归还的手续外，还对读者有多项服务业务。例如，对到期未归还书刊者发出通知催还，如有读者需要的书已被借出，可以办理预约，即将自己姓名记在借书片上，等书归还时即被通知去取；如果读者所要的书刊，本馆未入藏，可以通过馆际互借的方法，向市内其他图书馆去借，等等。当时外地有时也向我馆借书，邮资由借方担负。由于出纳台没有开展咨询工作，有时还要帮助教授们查找书刊和资料。有时发现读者在目录柜前查找卡片时间比较长，出纳台的工作人员就主动走上前去，尽力帮助读者查找所需资料。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赵庭范：免遭战争破坏的协和图书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全院除留下职员3人、工人65人外，其余人员全部被解雇了。图书馆被留用的有我和一位清洁工。所幸的是，因有日军1855部队的军医官常来看书，协和图书馆未遭到什么破坏。

    如今，协和图书馆以其丰富、珍贵的藏书（40余万册），严格、科学的管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协和一宝”，并在继续为祖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独具风格的协和图书馆》

    李懿秀：跑图书馆

    说到跑图书馆，那可真是“跑”，而不是“走”。每堂课，教师都要留下几本参考书中的某些章节让学生课下阅读。图书馆中参考书不多，先来的才可以先“抢”到，因此下课或下班后不少人不回宿舍，直接往图书馆跑。晚上，学生们差不多都在图书馆读书。晚10时图书馆闭馆，闭馆前可以借出一本白天不许可借出的书，但次晨8时必须归还。我们都利用这个机会，带一本书回宿舍继续学习，不到午夜不罢休。两人一间的宿舍里摆着大书桌，还嫌互相干扰，总有一人另找地方。两平方米大的电话间，就成了我晚间常用的书房。

    《从护士生到教师》

    第三节“协和三宝”之病案室

    马家润：久负盛名的协和病案室

    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这不仅因为它有着与这个医院同龄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协和病案室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病案管理方法，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病案资料，促进了医、教、研工作的开展。因而，它与专家教授、图书资料一起，被并誉为协和“三宝”。如果病案管理得马马虎虎，乱七八糟，那也就称不起是“宝”了。

    协和病案室所保存的最早的病案记录，是1914年旧协和医学堂时期做的。那时用的病案记录纸抬头处印有“北京施医院咸丰辛酉年立”的字样。这个施医院，又名双旗什医院（大约因为设在庙宇内，门口有一对旗杆而得名），位于现外交部街协和北院宿舍址。施医院是1906年六教会所办的旧协和医学堂的前身。从它印的病案记录纸可证，它建立于清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应当说，施医院与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已不是一回事了，但因协和最初建立的病案中保留有当年施医院印制的病案记录纸，故顺便在此一提。

    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之初，虽有病案，但多保存在医师个人手中，或分散于各科单独保存。病人每到一个科看病，就要建立一份病案。各科之间对病人的诊断治疗缺乏横向联系。1921年王贤星任病案室主任时，将原来分散在各科的1914—1920年的病案搜集起来，加以整理装订，因而保存至今。有在那个时期看过病的病人，在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再次来院就诊，他们的老病案我们还能找出来。

    《几度沧桑话病案》

    马家润：专门成立的病案委员会

    为了做好病案工作，医院专门成立了病案委员会。开始时委员由一般中级医师担任，以后随病案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委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权限也越来越大。病案委员会的成员除医院院长外，多为一级科系主任，如：皮科学系主任教授、代理内科学系主任傅瑞思，内科学系主任教授狄维德，以及日后担任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等，病案室主任为委员会秘书，具体执行委员会决议及交办的事项。因此，病案室主任有实权、有威望、有影响，做许多具体工作，效率颇高。记得有一位姓陈的初级医师，病案写得不合要求，经病案室再三通知，他也不改进。病案室主任便通知了总住院医师帮助督促，并当即把陈医师叫到病案室严加教导，限其立即改正。另外，医院规定有定期严格的出院病案讨论制度，各科室均有规定的讨论日期，届时病案室事先把这一期间的出院病案准备出来，由主治医师带领全科室的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到病案室讨论。很多科主任亲自参加讨论，讨论会上总结和检查病案书写情况，确定病历的最后诊断，签署和完成病案首页，并就某些特殊或死亡的病例进行临床教学。病案讨论会的制度在培养年轻医师，保证病案质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几度沧桑话病案》

    马家润：差点被付之一炬的病案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后，老协和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1942年3月，一些日本侵略者准备把当时保存的48万份宝贵的病案全部毁掉。一日，负责病案和图书管理的日本军官松桥堡，正巧在东单大街上碰到王贤星主任，松桥堡告诉他：“你保存的病案，我们要送往造纸厂造纸了。”王主任听后十分生气，他毫不畏惧地责问道：“你们太蠢笨，这些科学资料保存在那里，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害处？为什么要毁掉？难道应当把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当废纸？”一番责问表明了王主任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他宁可冒着触怒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也要保卫这些珍贵资料。很可能王主任这一责问使日本侵略者的肆虐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出数月，松桥堡在街上又碰到王主任，但两人没有打招呼，走过去以后，松桥堡才回过身来喊住王主任，告诉他：“你的病案已决定不销毁了。”王贤星保存老协和病案的夙愿终于达到了。

    《几度沧桑话病案》

    王泉：病案室的内部组织

    住院病案部。凡住过院的病人的病案，都集中于此存放、管理及使用。室主任也在此办公。主要包括：病案的登记、统计、编目、索引、装订、检查、归档、出借、回收以及为教学、科研准备资料等工作，有极为严格的病案使用规则。住院病案部内设有会议室及病案阅览室。

    门诊病案部。凡未在病房住院治疗过的病人的病案，大多存放于此，以便使用和管理；过久的部分存放于库房，用时去取。凡住过院的病人在门诊复诊时，由门诊病案部的工作人员去住院病案部取来住院病案，和其他门诊病案一起，按挂号顺序号分批送门诊各科室。这种病案号的管理制度为“一号集中制”，即门诊病人一经住院，原门诊号即撤销，病人复诊时，挂号证即改为住院号，以后就永远使用住院号了，这种做法有利于门诊科室很快地了解病人的病史，予以有效的治疗。门诊病案部的工作人员，在病人挂号后，立即从病案架上拣出病案，排好顺序号，以最小的分批，最快的速度分送门诊各科室返回后，立即继续拣送下批。如此往复，直至上午和下午送完，并随送随收回诊后的病案，整理、粘贴各种回报，排号、归档。住院病案送回住院病案部。每天从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到最后的归档，工作很紧张，经常干得满头大汗。

    初诊病案部。初诊病人挂号后，由初诊病案部首先查索引，确为初诊者，即建立新门诊病案及姓名索引卡。门诊病案部随时取去初诊病案，和其他复诊病案一起排号，送各科门诊。如经查索引后发现，病人是曾经就诊和住过院的病人，即请门诊病案部送病案时，呼叫该号病人来核对，并补领挂号证。这一制度，保证了一个病人只有一个病案。这对医疗工作是一个重要的保证，也有利于提高效率。

    病案室遇有极个别的病案（门诊或住院的）不能马上找到时，立即报告室主任，主任签条于另页空白病案纸上，写上：“暂时供应不上原病案，影响了医疗，请原谅。”并请医生先为病人诊治，以不影响治病为原则。事后，主任则和工作人员找出原因，以堵塞漏洞，避免今后的差错。

    《老协和的病案管理工作》

    王泉：琐碎但重要的病案室工作

    病案室的工作概况大致如下：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任何医生（无论哪一级）均可向病案室提出要求，为其个人或科系查找需要的某病种的一部或全部病案（多的几百册以至上万册）。医生研究后，用英文写出文章，邮到美国刊物上发表（解放前，协和的任何中国医生，无权用中文写论文在中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病案室为了从大量病案中准备出医生需用的教学或科研的病案，常常加班工作，累得一头大汗是经常有的事。医生、教授及专家利用病案，写出论文发表后，多受到提级和奖励。因而他们对病案工作非常满意，有时对病案室工作人员赠送一点礼品，如食品之类，以表感谢。有教学、科研作用的多病种病案，经常在病案研究室的病案架上准备着，以待教授、医生们随时取用。那时，教授、医生们多在晚间来病案室加班写文章。有不少人据此病案资料发表论文后，成为有名的医学专家。

    各科病案会议。各科出院病人的病案，经过定期（一周、二周、一月，各科不同）病案会议总结，由科主任或指定的主治医生签名后，病案室才能正式装订归档。每日出院病人的病案经过初步整理（各种记录、表报的排列顺序，不同于在病室时），简单装订，分科存放于病案研究室中特定的病案架上，以备各科会议及医生补写等应用。这一制度，保证了病案质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消灭了不负责任的和错误的医疗记录。病案一经正式装订归档后，即由病案室工作人员编入“疾病及手术索引”，并以目录页冠于卷首。

    各种化验单、放射报告、心电图报告、病理报告、尸检报告等诸多回报（包括门诊的和住院病人出院后的），均由病案室工作人员按病案号找出病案，再按日期贴在病案适当位置上。发现名与号不符的，需从“姓名索引”中查出正确的，再找出病案贴上或装订上，然后，病案再归档。这项工作是极为繁琐细致的，但也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工作人员必须经常加班，一丝不苟地去做，以保证病人复诊时的需要。各类借条，要随时按病案号顺序排列备查。病案收回后及时销号，以保证各类病案的供应和消灭差错。

    统计。根据门诊挂号数及病案供应数，统计出门诊各科系初、复诊病人数，特别挂号处及校医处每日也要交来统计资料，合并做成每日门诊工作量总日报。此外，根据住院病案部的整理资料及病室日报，做成住院病人的入、出院各项统计总日报，及按月做成月报（包括病床使用率、治愈率、死亡率等）。根据编目材料，做成疾病及手术年报。根据上述日报、月报、年报，做成各种各项的统计年报及统计图表。上述各种表报，均分别按日、月、年上报医院院长办公室。医院院长对医学院院长的年报材料中的各种统计多出于此（后几年的医院院长年报中，略去了疾病统计，只保留手术统计了）。本室提供的统计资料，约占医院院长年报的50%，足见其重要性。

    各科有关病案工作的印刷品，均由室主任设计、送印、校对。没有主任王贤星签名者，库房不得付印和收货（这些事前多在病案委员会上讨论并通过的）。这就保证了各种表格的严格规格，多种表格装订成册时，整齐划一，如同书籍，排列入架归档时，也极整齐美观。

    《老协和的病案管理工作》

    王泉：病案室主任的任免权

    病案室工作人员的人选，多为主任亲自选用。主任发现有关科室的适合人选后，即和该科系的主任或负责人等商调来病案室，而其他科室一般用人则均由医院的“募用处”选用，因此，本室人员多为能力较强和极肯苦干的人。主任对我们也很关心，要求也很严，故本室工作能安全、正常地进行，极少出差错，极少招来其他科室和病人的不满和意见。病案室的工资高于其他单位或岗位。管理制度也极严，例如不准迟到、不准吸烟、不准吃大蒜等。有人去厕所偷着吸烟被发现，当即开除。

    《老协和的病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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