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竹平、臧美玲：扩大招生范围
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北平成了沦陷区。协和医学院的护士专修科从北平迁到了当时国统区的大后方——成都。学校于1943年在华西坝的华西医学院里安下身，开始招收学生了。
在北平的时候，协和护士专修科只招收指定大学（如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护预系的学生。但迁到成都后，由于情况的变化，学校招生的范围放宽了，即凡在大学本科学习过一年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这样，我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大后方的大学生，便汇集到协和护校，成了同学。我们的同学中除有燕京、东吴大学的学生外，还有金陵女大、齐鲁大学、辅仁大学、师范大学等许多学校的学生。有的同学读过两年或三年大学，甚至有些已经大学毕业又来报考护校。因此，同学间的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差距也较大，最大者近30岁，而最小者才19岁。
《抗战期间协和护校生活的回顾》
邓家栋：严格的选拔
为了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协和历来强调重质量而不重数量，故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30人（医学生最多的一年为1935年的32人，护士学生最多未超过21人）。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3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和工作态度的观察。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胡传揆：淘汰率惊人
学校的规模是按每年招收学生25名设计的，但也为将来招收50名的可能需要作了考虑。实验室的容量实际上达不到50名，但是可以采取分组的办法；而另一方面，由于考试很严，即或一年级收入50名，但到本科三、四年级时被淘汰和留级的比例数是很大的。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班1919年考入预科一年级是21名学生，到1927年毕业的共10名，其中仅有四名是原来21名中的成员，而其他六名则为插班生或上级班降下来的。医院的规模为250张教学床位（特别病房约50床，可供实习医生用），病床数与学生人数（25名）的比例是优越的，可以保证较高的临床教学质量。
《从旧协和到新协和》
李懿秀：入学门槛高
在旧社会，看得起护士的人称护士为“白衣天使”，看不起的则叫她们“高级老妈子”，总之，护士的社会地位是不怎么高的。当时，护士学校制度混乱，程度不一。虽然大多护校是招收初中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生学习三四年，但在某些地区，程度再低一些也可入学。而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却只招收全国几所有协作关系的大学护理预科中必修课程成绩优良的学生。也就是说，被招的学生必须在读完中文4个学分、英语6个学分、生物学4个学分、化学4个学分、社会学2个学分、教育学2个学分、心理学2个学分，而且成绩全部及格，平均分数要高于70分。如果在原大学已读满两年半再转来协和护校的，那么他在护校四年毕业之后，原大学同时也授予他文学士或理学士的学位证书。
协和护校要求条件这样高，有人来上学吗？有的。当时，愿意学护士的大致有下列几类人：一是抱着愿为解决祖国“弱”的问题贡献力量，而对护理工作又有一定了解的有志者；二是受宗教献身精神影响，把自己奉献给有病痛者的信徒；还有一些则因为当时妇女就业范围狭窄，不愿当教员、秘书，而比较喜欢做护理工作；也有为护校收费低，毕业后不必为失业发愁而进入护士学校的。不管抱着什么目的而来，考协和的绝大多数对护理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被协和护校“培养具有良好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预防保健、医疗和护理科学水平的护理骨干、师资和领导人才，以提高护理专业水平，适应近代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的宗旨所吸引。当时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招收来的学生的水平，往往比所要求的条件还要高。拿我们1940年入学的一届学生来说，20个人中就有5个大学毕业生，这5人中一个已在燕京大学生物系当了三年助教，她到燕大读书时，就想进入护理预科学护士，但是家长反对，由于自己没有经济权，只好学生物。她以优良成绩从生物系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但仍念念不忘学护士的初衷。自己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她终于踏进了协和护校的大门。有两个是已经当了几年中学教员的化学系毕业生，她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协和护校读书。另外两个是东吴大学生物系和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应届毕业生。其余新生都是在协作大学读了两三年，修完护预必修课程的成绩优良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有志于护理事业，愿为发展和提高国家落后的护理事业肩负重任，开拓道路。
《从护士生到教师》
叶恭绍：从南开大学到协和医学院
我1927年在中西女校毕业后，首先就报考了燕京大学。因为燕大设有协和医学院承认的医预科。我是家里女孩子中第一个考入大学的。考上以后，却遭到家里人的反对。理由是：一个女孩子单身去北京上学，家里不放心；同时认为燕大洋味十足，男女社交太自由。我只好放弃燕大，再去报考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大当时只有文、理、商三科，没有医预科。由于南大理科水平较高，而中西女校理科不怎么样，我不敢报考南大理科，就报考了文科，也考取了。于是进了南大文科学习。
学了一个星期后，我因还是想为考协和医学院做准备，就在南大理科主任饶毓泰教授的同意下，顺利地转到南大理科学习，攻读了两年。选的课程完全按协和医预科的要求，这两年是我这一辈子最用功读书的两年。
不久，我二哥迁到上海居住，我和母亲及小哥哥迁到北平居住。于是我就从南大转到燕大医预科的三年级读书。在南大两年的学分绰绰有余，所以，这一年我在燕大美丽的校园里，玩得心情舒畅，几乎忘了不久就要考协和医学院。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很勤奋学习的好学生，我总认为，课本上写的、教授讲的，自己都能理解，才是最主要的，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就更好，我不会死记硬背。考协和功课的准备，我就是靠理解，而且我终于考上了协和。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叶恭绍：虚惊一场
入学身体检查，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协和医学院对一年级新生的体检，却格外仔细和严格。体检时，我一项项通过了，自己也很高兴。没想到，到了眼科，我原来就不够好的视力，再一扩散瞳孔查眼底，问题就严重了。当时眼科主任毕华德教授亲自将我的眼睛看了又看，最后他说：“你的眼底情况，说明你的视神经萎缩严重，你不适合学医。”我当场就和他争辩起来，我问他：“我已学完了医预科，学了生物、物理、化学，显微镜也用过，我怎么不能学医？”问得这位老教授目瞪口呆。我对他说：“请您让我试读一个学期，如果我读不下来，那时我就走。”他被说服了，允许我试读一个学期后再检查一次眼睛。我胜利了！因为我知道这一试读，就可以读完五年无疑。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金荫昌：双重身份进协和
我自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保持着与协和的关系。1935年当我考入协和的时候，发现有轻度肺结核病，必须休息。接着因为父亲经济情况下降，要靠刚刚任中学教师的姐姐负担我的费用，十分困难。病愈后，我当机立断，暂时终止学医，回燕京大学主修生物学，辅修化学，194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这年秋季，我又放弃了在燕京大学有较好待遇的工作机会，以双重身份进了协和，一方面作为药理系的进修生（或称研究实习员），一方面作为医学生，恢复了在协和的学籍。
说起来，我进协和药理系工作学习虽然不无基础，但却又有点偶发性。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协和药理系主任安德森教授来到燕京大学生物系，由胡经甫主任、李汝祺教授和医预科导师博林教授陪同参观。客人到来时，我正带领一班学生在做比较解剖学实验。那时要求助教必须用英语向学生讲解，我向全班陈述了当天作业之后，立即去做具体指导了。主任过来提醒我说，客人不肯打扰我工作，已经等久了。我才发现自己精神过于集中，竟未注意客人的来临。我向客人表示了歉意。安德森和我寒暄了几句，夸奖我专注的工作态度，当时我不知他是夸奖还是变相的责怪。客去不久，主任又来实验室说，客人约我第二天去见他，想商谈在我即将完成论文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有无可能到他的实验室去做研究，这才使我释疑。不久，我进城会见了安德森教授，商谈结果是，我以双重身份来到协和，这在协和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我所知道的协和药理系》
王雅芳：投考协和护校
1921年春，协和医学院护校有两位教师到汉阳训女中学招生。我看到协和护校的章程上有那么多的科目，又是和医学结合起来的，于是我被吸引住了，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投考护校。母亲听说后极力反对。因为她生病时曾经住院，看到做护理工作的，有的还是半文盲。她们的工作，只是拿便盒、试体温、倒水和给病人洗洗而已。这种工作在旧社会是被人歧视的。我向母亲解释：协和是高等医学学府，学习内容丰富，即或是普通工作，也包含许多科学知识，即或倒便盆我也愿意。后来经过学习才知道，倒便盆并不简单。要观察大便的颜色是否正常，有无寄生虫（如绦虫），有无血液、胆汁、黏液及不消化食物存在。当然这是后话。母亲见我意志坚决，也不再阻拦。于是我于1921年夏来京投考协和护校。当时在京投考护校的共三名，有两名落榜，我是这年在京投考唯一被录取的。
新建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于1921年夏在A楼举行落成典礼，然而护校于1920年9月已正式开学。此校是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具有与美国最高级护校同样的教育水平，以后又在中华护士学会登记。
《协和护理教育的特点》
王琇瑛：如愿被录取
我出生于1908年，在家是长女，下有一妹三弟。母亲是海淀培元小学的教员，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她给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用功读书，学一门技术，凡事不求人，不要手心朝上靠男人吃饭。”我上小学时，正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密谋称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等事件，使北京城年年处在兵荒马乱之中。我高小是在通县私立富育高小（现北京护士学校旧址）读的。毕业后，直接升入贝满女子中学（现北京市第166中）。到高中阶段，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一连串的事情使我心灵受到创伤：为什么外国人把中国人叫做“东亚病夫”？为什么北京东交民巷不许中国人进入？为什么在我国公园的门口竟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时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爆发。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1926年3月又发生了日军炮轰我大沽口事件。贝满女中同学们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三一八”那天，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不顾个人的安危，列队冲出校门，参加了全北京市学生游行示威的行列，当我们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卖国政府门前请愿时，手无寸铁的学生竟遭开枪镇压。学生们的游行队伍被驱散了，我的大弟王恩增丢了自行车和眼镜，我也险些丧命。从此，我时常对着美丽的秋海棠叶似的祖国地图发呆。我想学会一门本事去救我们可爱的中国，但是学什么本事好呢？
1926年暑期，我由贝满女中高中毕业了。按家中的经济条件，上大学是不可能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给我说媒的也不少，但我都不同意，母亲也不强迫。可是，当时妇女工作出路很窄，高中毕业，只够当小学教员的条件。而且妇女一结婚，就更难找到固定的工作。我不愿像她们一样，整天忙于家务，虚度年华，无所作为。我想起小时候，街坊四邻不少新生儿在旧产婆接生后得破伤风（“四六风”）死去，不少婴儿因得肺炎、痢疾等病而死，成年人也有不少因患肺结核等病死去的。我就想，如果学医，不是可以治病救人，使人民健康，雪“东亚病夫”之耻吗？这不也是一条救国之路吗？于是，我下定决心，先找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积攒学费，再去学医。
后来我打听到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新建成不久，除设有八年制的医学院外，其护校还和燕京大学生物系合办了五年制的高等护士学校，比八年制的医学院可以少上三年，毕业时亦可获得学士学位和护士专业的证书。我决定报考协和护校。决定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到汇文学堂的考场参加考试。不久，我接到协和护校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便开始了我献身于护理事业的生涯。
《我的母校——协和护校》
黄文美、黄文昆：同等学力入协和
如果说黄家驷在短短一年半内完成了从私塾到南开的飞跃是少年时代奋斗的结果，那么由南开进入协和的过程却有着戏剧性的一页。
1924年高中一年级的春假，他去北京看望比他年长十岁的大哥。走过青砖绿瓦的协和时，大哥随口问他：“你愿意在这里上学吗？”家驷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愿意的。”谁知到了夏天大哥真的为他报了名。考期在即，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仓促应试，凭着他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和中、英文根底，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禁森严的协和医学院。
《黄家驷传略》
冯德培：从复旦到协和
1927年，复旦大学闹学潮，当时已成为副校长的郭任远先生不得不离开复旦，他新建设起来的生物学院也因而散伙，这是很可惜的事，但这件事却给我带来幸运。复旦大学的生物学院拆散后，通过蔡翘先生的介绍，我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在林可胜先生指导下学习，这是我得到机会做生理学研究的开始。由于协和医学院的优良学习和工作条件，我在那里的两年得益很大。那两年间，我曾先跟张锡钧先生做关于甲状腺生理的研究，但主要是跟林可胜先生做胃分泌的研究。除参加具体研究工作外，通过听课，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在该院很好的图书馆里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杂志，我对生理学各部门获得了广阔的背景知识。
我在复旦大学毕业时，已有较好的英文程度。到协和后，我更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大大地加强了我的外文基础。除英文做到真正四会外，还学会阅读德文和法文专业文献，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专业杂志的文章勉强也能对付。这对于我以后出国学习很有用处。
《六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俞焕文：公共卫生系的教学安排
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教学课程安排在医本科三年级，由兰安生教授讲课，讲课后到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及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参观城乡卫生工作三天。在三年级夏季，要求每个学员回到家乡（农村或市区）作一初步公卫调查，包括人口、环境卫生、疾病及死亡统计、学校卫生及妇婴卫生等。回校后交一简要报告，其目的是让学员走出学校大门，接触社会现实。到医本科第四年，每个学员有一个月到北京市第一卫生事务所或定县平教会实习公共卫生。1932年我到定县实习时，感到比一年前参观得更深入些。我看到农村中病多医少，许多可预防的疾病未能预防，可早治的病人未治而死亡，例如，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当时都是可以预防的，但因未防死亡率很高；还有很多的黑热病、猩红热、白喉、天花等病人。农村的环境不洁更严重，水井缺井台、无井盖，厕所也未改良等等。医学的发展水平与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我思想上有波动，有疑问。1935年，我在协和毕业后任内科住院医生一年，后经福美龄女士介绍，与晏阳初氏相识，谈话后，来到定县平教会卫生教育组工作。
《协和医学院与定县平教会》
李懿秀：护校的课程设置
协和护校的课程分为五组：第一组是生物自然科学，包括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第二组是社会科学，包括护理发展史、护士伦理学、护士职业问题、卫生宣教原理；第三组是医学科学，包括病理学、临床检验学、药物学及治疗学；第四组是护理学及护理技术，包括个人卫生学、基础护理学、营养学及饮食学、疾病饮食学、内科护理（包括基本内科、传染病、皮肤病及性病、结核病等）、外科护理学（包括基本外科、矫形外科、泌尿外科、眼耳鼻喉科等）、儿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神经精神科护理学、急诊护理及急救学、公共卫生专科护理学（包括妇幼卫生、工业卫生、学校卫生、结核病及传染病防治等）、护理教育及护理行政管理；第五组是语言学，即中文课。以上各科课程都有实验或实习。
入学之初的基础课，理论多，比较枯燥，加之中文课外的全部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同学们的负担很重；初期的病房实习，也都是基础护理，因对“病”懂得不多，也是困难重重，摸不准护理工作的门道。待进入内、外、妇产、儿科等临床课的学习后，课程内容结合实际，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大增，学起来也不觉困难了。掌握一定的知识后，再到病房实习，体会就与前一阶段不大相同。初期实习，主要是对病人作晨、晚间护理，发药打针，因此往往从掌握技术出发，只求准确无误就行了。学习深入了，和病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这时开始了解病人、病情，工作中逐渐有了预见性和针对性。
《从护士生到教师》
李懿秀：重视个案研究
同学们对护理工作的真正认识，还是通过“个案研究”获得的。个案研究是基础护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学习理论后，我们在内科和外科病房实习，要各作一例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病人是由教师选派的。从病人入院后的护理到出院后的休养安排，从始至终，要由指定的同学负责到底。我们首先要对病人作细致深入地了解，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性格、爱好、生活习惯、饮食、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健康史、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及相互关系、此次生病的详细情况和医生的治病方案等等，都要一一掌握，然后据此制订详细的护理计划。计划中要提出每一阶段的观察重点和护理要点，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应采取的措施，要知晓每一项治疗中使用药物后可能出现的作用和副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还要做好保健宣传教育和出院指导。出院后家里没有休养条件的，要为他们联系疗养院，需继续观察护理的，要把他们介绍给卫生所护士，有其他困难的，要请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人来协助解决。个案研究计划在实施中，要根据情况随时修订。病人出院后，要把写好的完整的个案研究交给教师，教师从中选一部分写得好的在同学间宣读交流。写一份个案研究报告，实际上是作一篇研究论文，少则二三十页，多则四五十页，大家对这项工作都很认真。通过个案研究，同学们可以把对病人的护理作一全面的回顾，获得完整的概念，认识到任何一个病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这就使医护工作者在工作中，避免了见病不见人的冷漠、呆板、肤浅、片面等缺点。总之，个案研究的过程，锻炼了我们的思考能力，懂得了如何把脑、心、手——即把知识、感情和技巧融合在一起，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逐步地成长起来。
《从护士生到教师》
周璇：营养部的教学任务
营养部担负多种教学任务：
培训营养师。协和医院营养部每年培训一届实习营养师，招收大学理学院家政系毕业生进行培训。在培训中，理论学习与业务实习相结合，培训一年结业，成为正规的营养师。凡是在协和医院工作过的营养师，都是经过本院培训的，或是在美国大医院里培训，否则不能担任营养师的工作。
担负协和高级护校的食物、营养、饮食治疗学的教学工作。这门课很被护校重视，除讲课外，护士生还有饮食制备的实习。高级护校有一间很好的饮食学实验室，其设备完善，操作极为方便。随课程的进展，护士生有机会学习制备各种疾病的饮食及婴幼儿的饮食。护校学生结业前，要到营养部来实习两周，除了解厨房供应病人膳食的情况外，营养师还指导每个学生做一个“个案观察”，观察病人用治疗膳食的情况，并写出总结。护校学生学到的食物、营养及治疗饮食等的知识比较多，这对她们在以后护理工作中重视病人的饮食营养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医学生讲授病人饮食学。营养师向医学生介绍医院的基本膳食和某些治疗膳食的原则和供给方法，以及病人营养入量的计算方法等，有助于临床医生根据病情开出正确适当的膳食医嘱。我认为给医学生开这门课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膳食医嘱是由临床医生开的，如果他们不了解医院各种膳食的原则及供应方法，怎能开出正确合理的膳食医嘱呢？
为其他医院培养管理病人膳食的营养护士。那时候有些医院（多系一些教会医院）选送在职的护士到协和营养部实习，委托营养部培训几个月，回去后担任管理病人饮食的工作。每届只收两三名，讲授食物、营养及膳食治疗以及医院膳食管理等课程，同时也到厨房实习。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裘祖源：教学风格多样化
新生的入学考试是很严格的。我们那年（1923年）是从上海、苏州、广州和北京报考的300多人中录取了30人。考试分笔试和口试。口试主要是考英文的听、说能力。后来我们才知道，口试时打分的项目多达10个，如口齿、礼貌、应答及悟性等。经过八年的学习，我们这一班毕业时只剩下8个人，其余大多数是第四年（本科一年级）刷下去的。
学校有足够的教师、助教给学生各种指导。学生入学后，校方就指定一位教员做他的“顾问”。每个学期或学年终了，教员要把学生叫去问问学习及生活中的问题。如果学生哪门功课考得不好，自然在这时就告诉了。升到本科的学生并不多，教员对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认识。学生到门诊及病房实习时，总有一位讲师不离手地检查指导。最后一年做住院医生实习时，则要接受上面两三层医生的检查和领导。
教师绝大多数知识渊博。他们讲课很有特点，一般很少照书本讲课，讲义也多是提纲式的。各科教学的方法各不一致。比如生物化学，每次课必举行小试，其中多不涉及上次课的具体内容，但又有一定的联系，没听懂上次课就答不出。到下次课前发下判好的答卷，如果答卷折叠起来，就说明得的是“零”分，刺激学生主动地复习和预习。每星期三，在阶梯讲堂安排一次临床大课，多半由主任主持，很精彩。讲课以某病人为题，以与住院医生问答的方式开始，进而进入有关诊断的一步步深入的讨论，其中加入有关的医史内容和当前最新的研究方向及成果等。
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临床教学巡诊。巡诊有多种，有的全科参加，有的少数人参加，后者一般由科主任教授带领，以检查初级医生的工作为主。首先由实习医生将病历及检查结果当众详述，主任一般只做重点检查，或重点提出某些问题，并做出必要的指示，然后移至下一个病人。有一次巡诊，某实习医生叙述一位女病人的检查结果时，说了“前列腺不大”，大家听了都很诧异，因为女性没有前列腺。主任听了，并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轻轻地说：“某某大夫，你摸了么？”不等回答即转向下一个病人。主任的态度代表一种教育方法，我相信在场的人一生也忘不了这个教训。
协和的教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的进步，也做过一些改进。例如，以往解剖、组织、胚胎及神经等课所占学时很多，而且有些内容与生理、药理、生化等课是重复的，因而挤掉了临床的时间。经研究讨论于1926年试行所谓联合教学，即讲课及实验各科对某系统同时进行，如对消化道的解剖，生理、生化一一讲习，这样既避免重复，又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协医旧事琐谈》
王志均：熔教材与实验于一炉的《生理学大纲》
协和的生理学教学，也有它的独特之处，精心设计了全部生理学实验，并别具一格，熔教材与实验讲义于一炉，写成一套《生理学大纲》供教学之用。林教授对教学很认真，讲课生动活泼，娓娓而谈，引人入胜。他对学生实验也严格要求，如果所记的动物曲线不合标准，写的实验报告不合要求，都不能通过，不准带实验教师签字。他还设计了一系列示教，帮助学生理解课堂知识。示教中的实验难度较大，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完成，这样，也培养了助教和技术员的实验技能。
《我在林可胜教授指导下当进修生》
第二节 回想当年的学生生活
邓家栋：学医的缘由
在我的幼年及上小学时期，我曾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堂兄、一个堂弟和一个堂妹均因病得不到恰当的医治而悲惨地死去。回想起来，堂兄和堂弟患的同是消耗性慢性病，可能是肺结核；堂妹患的是急性热病，可能是肺炎之类。那时我们乡下只有一个自学的“中医”，家人把他请来为堂兄、弟、妹治病。他开了中草药方，给他们服了很多剂均无效。他还说病人怕风、怕光，因此要他们关在黑暗的小房间里。我当时就很怀疑他不过是一个江湖医生，没有本事治病。但在那时还找不到第二个医生。这就使我想要长大了学医学药，学到真本事为人治病。
在大学所学的科目中，我对生物、化学、物理和数学都很感兴趣，医预科的课程就恰好都包括了这些科目，学医就有机会学到这些学科和利用这些学科。
在旧社会，行医是一种自由职业，基本上可以不靠别人吃饭，这在旧社会是很重要的。不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留学美国回来的电机工程师，我们广益中学的李衷老师就是因怀才不遇而不得已做了一个中学教员，最后抑郁而终。学医则出路不致如此，当时的社会就是如此。
《协和医院内科大巡诊》
叶恭绍：最难过关的一年级
一年级是个难过的关。这关就是生化学和生理学。有这两员“哼”“哈”二将把门，许多考上协和的同学，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一关而留级或离开协和的。当时，生化课是由中外知名的吴宪教授亲自讲授。每次讲课前，他都先出一道考试题，限你5分钟内答完，并立刻判分，然后把零分及10分的考卷挂在墙上。开始，我们极不习惯，而且很难预测他会出个什么题，认为这门课真不好上。生化课最后考试也很厉害，出一道大题50分，其余若干小题共50分，这道大题全班只有四个人做对了，其余没有做对的提心吊胆！生理课考试的一半分数放在实验上。让学生用青蛙做实验，要划出一个动作曲线。我拿到题目时，信心百倍，按操作规程把实验用具及青蛙都准备好了。但做实验时，青蛙动作的曲线就是出不来，我焦急万分！这时，助教走过来，指出我某一地方的缺点，得到纠正后我立即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动作曲线。但我担心及不了格，但是及格了！后来，这位助教对我说：“我看到你拿到题目后，一步步的安排都非常合理，只漏了一小点儿。”他认为因此做不出来太可惜了，才给我指出来，简直救了我的命。所以，人人都说协和严格，这是不假的，但它的严格，也是很近人情的。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刘绍光：分秒必争
说实话，我在雅礼附中读书时，并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真正开始用功学习还是进入协和之后。尤其是预科开学后，学习骤然紧张起来。协和授课、实习，全用英语。那时上课连一份讲义也没有，全凭自己用英文做笔记，然后下来查阅参考书。老师每次上课都要提问，每个学生学得好不好，老师是一清二楚的。至于实习，那就看得更加清楚，学生弄不懂，老师是不允许他进入临床实习的。
在学习中，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于是，我就减少睡眠的对间，早起晚睡，挤时间看书。因为睡眠不足，我只好利用午餐后的空暇坐在椅子上睡一会儿。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坐在椅子上也能睡着觉的习惯。这一习惯，给我争得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在学习和实习过程中，我也碰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老师态度有时生硬，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这时，我就会自然地想到我国的贫穷和落后，想到自己一定要争口气学好，委屈的心情便一扫而光，代之以更加振奋的精神。又比如，在学习内科的时候，我总感到西医与祖国的传统医学相去甚远，中医治病用药，考虑的是人的整体和药的各种效用，西医则侧重于局部的病理检查和局部用药。我在家乡学习时，可以和朋友及乡里人讨论中医中药，但来协和之后，便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也使我不快。我就想，今后如有机会，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医中药，使它也能进入科学的殿堂。
协和重视的是学生的学习，不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不提倡，也不反对学生参加游行集会。1919年春，传来中国代表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的学生涌向天安门集会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当天，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学习，听到天安门有游行集会的消息，立即放下手中的书本，赶到天安门广场，加入游行的行列，爱国主义的激情洋溢在每个青年的心中。
《协和——我走向科学道路的起点》
吴英恺：优越的生活条件
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工作非常忙累，生活条件却很好，男生宿舍在O楼（后称十五楼），女生宿舍在F楼（后称六楼）二层。一般为双人间，总住院医师一人一间。室内有电话，每人一张中型写字台和一盏台灯。屋内都有壁橱，每人一个五斗柜，屋子中间放着一张躺椅。每人发制服上衣四件，裤子七条，包括内衣、手帕，统由医院洗衣房浆洗。夜间皮鞋放在门外，次晨就有人打油。宿舍每层有电话，24小时有服务员在班，以便病房护士随时找人。每层有放个人信函、通知单的格架，有关病人住院、出院、病危、死亡、会诊的通知单以及个人信件，都分别放进小格，以便及时拿到。
《我是怎样由实习医师成为外科总住院医师的》
吴英恺：“协和脸”
当年协和医学院的医疗教学活动以及学术论文的著述，都一律用英文。教授、襄教授中，以美籍最多，也有英、荷、加拿大籍的，中国的教授只有吴宪（生化）、刘瑞华（耳鼻喉）、谢元甫（泌尿科）、胡正详（病理）、谢志光（放射科）等几位，襄教授有关颂韬、李宗恩、张孝骞、孟继懋等。大家日常交谈也惯用英语，有些人只以洋名（保罗、多玛、约翰等）见称，同事多年竟不知中文名字是哪几个字。住院医师宿舍有文娱室，书报也以英文为主。有一台大型收音机，当时还没有电视，有些人好打桥牌。院内有五个网球场，冬季有滑冰场，小礼堂星期日上午有人做礼拜，有时也有文艺演出。住院医师中很少人结婚，女医生不能在任住院医师期间结婚。每年6月末7月初结束住院医师任务时，也是许多男女医师们结婚的时刻。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那时做住院医师，成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协和脸”。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和工作确实繁重而紧张，可以为苦，也可以为乐，就看你如何想了。
《我是怎样由实习医师成为外科总住院医师的》
吴阶平：同学之间的激烈竞争
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从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就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况。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1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当局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该年级的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升级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一、二、三年级结束时评出两名优秀生（不分先后），免交下一年的学费100元。毕业班只评一名优秀生，对获奖者除颁发证书外，还有500元奖金。
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由于竞争激烈，偶尔也有阿谀奉承教师或争出风头、表现自己的事发生，但这种作风为同学所不齿。五年级时，我们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吴阶平：折磨人的“特殊关照”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跖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试，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一年级的生理学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上有名的林可胜教授主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八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四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四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W，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七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愈问教授兴致愈高。考了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50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10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的举动实属罕见。后因林可胜教授离院，以及科内个别人科学作风差，引起了我们的反感，我改变了主意，打算以后专攻外科。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吴阶平：不知之知
生物化学课的部分课程，由国际上很有名望的吴宪教授主讲。为了督促同学的学习，每星期六都要进行测验，然后在星期一上课时，教师分析和讲评学生的答卷。有一个星期一，吴宪教授刚一上讲台，就神情严肃地问：“你们知道人和猴子有什么区别吗？”台下没有一个同学敢作声。他接着说：“人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猴子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接着他就开始讲课。几分钟后，同学们恍然大悟：这是教授对我们上周考试成绩极端不满的表示。这次批评虽过于刻薄，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来，我经常感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特别在进入临床工作之后，生怕由于自己的无知而贻误患者，总是倍加谨慎。这“不知之知”，或许就是从吴宪教授的一骂中开窍的。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吴英恺：重返协和
谁料想到协和工作还不满三个月，体检发现我肺部有活动性肺结核，当时叫“肺痨”，只好停工养病。按照协和医院规定，工作头三个月是试工期，出了毛病，不论是工作问题或是健康问题，一律停止工籍。由于我年轻，工作勤快，奉公守法，受到科主任娄克斯教授的赏识。他决定把我作为例外，不但没开除，还送我到西山福寿岭同仁疗养院去休养，也算是我厄运中又交了好运。当时我的直接上级医师司徒展大夫告诉我，主任对我生病很惋惜，怕要失去一棵好苗子。在科主任的关照下，校医霍尔大夫也特别客气，很快就把我送进了疗养院。那个年代肺结核是最可怕的病，虽然大夫告诉我是属于轻度的，但我也不知究竟前途如何。进入疗养院正是初冬，成天绝对卧床，大便不出屋，小便不下床，三九天也要开窗通风，除了鱼肝油之外，别无良药。饭食虽好，但无食欲。每天有工友来擦地、送饭，男护士来试体温，每星期日医生巡视，由协和医院肺科王大同和唐希尧二位大夫交替来。除了看看报纸别无消遣，头一个月的日子真感度日如年，三个月后回协和医院复查，照X线胸片，查血沉，结果是“无变化”，令人十分沮丧。再三个月后第二次复查，病灶部分吸收，体重也恢复了，医生这才许我下地走走，这时心情也轻松些了。到了第三次复查，有了“进一步吸收硬结”，医生同意让我出院。回到医院后科主任和同事们都很欢迎，又给我一个月假期过渡，让我7月初回来再做一年外科实习医师。
这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不怕艰苦，重返协和医院，继续干外科；一是回沈阳小河沿医院，在比较轻松的科室做个一般医师。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重返协和，一则我热爱外科工作；二则我已初步适应了协和严格管理的工作环境；三则我觉得病好了就离开，有负协和医院和科主任对我的关怀。这一抉择，并非不担风险，也不是轻易决定的，但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
《吴英恺回忆录》
吴阶平：要做有心人
斯乃博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他讲话和分析病例时，总是中心突出，层次清晰，逻辑性强。他那篇题为《有准备的头脑》的演讲，紧密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说服力很强，至今我都记得，可以说是终生受用。联想到自己四年级做器械员时的一次实践，更是体会深刻。
1940年我在四年级时，曾担任外科代理实习医师，这个职务可以极大地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手术台上，实习医师做器械员，也就是位于手术者、第一助手、第二助手之后，职责是术前准备器械，术中为手术者及助手递送器械。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一次外科主任娄克斯做一个大手术，患者正是我分管的病人，所以由我来担任器械员。为此，我做了认真准备，不仅参阅了《外科手术学》的有关篇章，还到病案室翻阅了主任过去做同样手术的所有记录。我认为只有熟悉手术的步骤和术者当时的意图，才能及时递出需要的器械。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我这个器械员配合得也很默契。最后，作手术切口缝合时，主任回过头来问我：“大夫，你以后准备专修哪一科？”我回答说：“准备修外科。”他和蔼地说：“我意识到你应该学外科。”这是对我的嘉奖，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听了斯乃博的演讲，更深化了对“有准备的头脑”的理解。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处处要做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毕业5年后，一定要超过一般毕业10年的医生的水平。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黄宛：第一次写医学综述
协和的一个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年学生理、生化和解剖，生理是重点，生化、解剖内容都有些脱离以后的医学专业，并不足取。第二学年的前两个学期学细菌、药理学等几门课程，其中细菌学有一项要求，在今天看来的确有独到之处。这项要求便是在第一次上细菌学课时，由教师拿来一些纸条，条上写明要求撰写一篇论文的题目及导师的姓名，每人抽取一张。我清楚地记得，我抽得的题目是《病毒的物理、化学性质》，导师是颜春晖。当时细菌学课程还未开始，病毒是一种比细菌还小得多的新鲜小物，我怎么去写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呢？一下课我立即打听谁是颜春晖，他的办公室在哪里。原来颜春晖是一位台湾省籍的讲师，知道了他的办公室后，我马上去找他。他告诉我如何到图书馆去翻阅医学索引，如何把有关病毒的物理、化学文章读到、读好，做学习卡片，所有卡片按第一著者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编号，然后将读过的各篇文章内容融会贯通写成论文综述。他还特别嘱咐我，必须在每个引用的内容旁边注明卡片的号码，文章写好后，按卡片的号码顺序开列出参考文献目录。这是我第一次到图书馆使用近10年的医学索引，初步学会了找有关病毒的这种性能的文章。在众多文章中，我删去英文以外的期刊，专找英文的有关期刊，一一做出卡片，然后去借阅这些期刊。遇到期刊被借出时，还要了解是谁借用的，能否向他们问明何时可还图书馆，有时碰壁，有时却得到答允，或能立刻去借书者那里优先一睹所需文章。我把有关文章阅读完后，写出了较详细的摘要。不料，我自每篇论文所附的文献资料中，又引证出更多的文章，又得选出重要的做出卡片，再依此寻找另一批期刊，另添卡片。如此下来，我便拥有近几年来有关这个题目的一百几十篇文章。一一阅读，写摘要，然后将这分散的资料去粗取精。遇有内容矛盾处，得一一寻根究底，去伪存真。最后理顺内容，引经据典地写成一篇比较像样的英文论文。
这些步骤说来简单，但对于一个初次涉足于浩瀚文献的低年级医学生，做起来磨难却也不少。当我把文章写成初稿后，又一遍一遍地修改，并对照文献卡片反复核对，唯恐有误，最后才算定了稿。送交导师审阅时，完全不知是否合格。不料，第二次当我按导师约定的时间去见他时，他一见面便笑容满面地说：“我列这题目时，还不知这篇东西可以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你整理得如此有顺序，很好，实在是很好。”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受宠若惊。几个月来花的心血，使我初步学会了如何撰写一篇医学综述，为我日后撰写论文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在协和前五个学期学习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项学习，它是我毕业撰写医学论文的起点。
《我做医学生的苦与乐》
黄宛：一次难忘的临床考试
期末考试前一二周，便禁止我们去病房了，为的是新收的病人要做我们考试的对象。一学期下来，我自以为有些把握了。岂知考试那天，住院总医生分配病人时忽然问了我一句：“你是南方人吧？”我原籍浙江嘉兴，便说：“是。”哪知，我这个南方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老家话却一点不懂（现在我能懂些上海话，甚至还可以南腔北调地说几句上海话，是后来协和停办到上海借读及任实习医生时逼出来的）。结果住院总医生分配给我的病人，是个13岁的自江浙一带来的瘦小男孩。我一问病历便出了麻烦。我问的他不懂，他说什么我也不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我们俩一个南腔一个北调，搞了近半个小时，病历结果等于零。做体格检查吧，体温正常，脉搏较慢，心肺正常，只是在查腹腔时，摸到脾脏大一些，其他正常。连忙去做血尿常规，除了白血球偏低些，分类中淋巴细胞高些，其余都正常。
一个钟头很快过去了，我的病史除有一个稍稍增大的脾脏和白血球略低，近乎空空如也。诊断则做不出来。可是三位考试教授——斯乃博、刘士豪、钟惠澜都来到了面前，他们怎么考其他同学我都无心听了，只准备考我时挨剋吧！原来准备在教授面前流利地报告病史、体检及化验结果，然后再对答如流地分析、鉴别诊断，现在全成了泡影。但丑媳妇终需见公婆，当三位教授提着马蹄钟到我和我的病人面前时，我却只好说，“由于言语不通，我没有问到病历。”三位教授大为惊异。“那么报告体检及化验吧！”我说：“只有脾脏大些，肝脏却不大。”再问化验，“只有白血球低些，淋巴细胞多些。”“你的诊断？”“我没有做出诊断。”刘士豪教授听了，气得就要走。幸好钟惠澜教授是搞热带病的，再看斯乃博却还未动气，就问我：“就算没有病史，那么脾脏还大，白血球低些，你考虑该是什么问题呢？”这一问，突然触动了我的灵感，我立刻说：“莫非他是个刚从伤寒病初愈的孩子吧！”当时紧张的空气似乎变得松动了，我这么一句答疑居然把一位已要离开的教授请了回来，顿时使我信心倍增。接着教授们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心中有了底，回答也自如多了。考试后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们组中唯有我的导师黄祯祥大夫像家长一般地在病房外等待着我。他详细询问我的考试情况，我含着眼泪把考试中遭到的困难及以后的转折一一向他倾诉。他连连安慰我说：“你的困难我能理解，不论你答的是否正确，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事后查明那孩子果真是个初愈的伤寒病患者。导师告诉我他了解到我摆脱了困难，并能正确地做出诊断和答对，通过了以后的考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当时竟有不少同班同学以为导师替我加了分数。若干同学竟纷纷去找自己的导师，希望也给自己加分。在协和的严格考试制度下，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被迫关门之前，学校把每个学生历年成绩发放给学生本人。虽然那时它已没什么价值，但我看到了三年级内科学成绩，确实是意想不到的高分。
《我做医学生的苦与乐》
李懿秀：食、宿条件好
为保证学生的学习和休息，食、宿方面等条件是很好的。宿舍每二人一间，室内有书桌、台灯、镜柜和大壁橱。平日的杂活，如收拾房间，换洗床单衣服，刷工作鞋，洗涤手巾、浴巾等，都有工友代为服务。甚至手纸和肥皂都有人按时送来。学生若上夜班实习，白天可以到休息室睡觉，那里没有嘈杂的声音，街上挂有不透光的大帘子，该起床时有人来叫。夜班时有丰富的夜餐。平日的伙食极注意营养，早餐是米粥、馒头，每人两个鸡蛋，还有黄油；午餐和晚餐，都是每人四个菜，一荤一素和两个半荤，主食有米饭、馒头，任意选择。此外，上午10时有一顿加餐，备有牛奶、可可；中午有水果，晚上有冰激凌或牛奶；大客厅里，下午备有冬夏不同的各种点心和饮料。学生有了病，可以住疗养室，有专人照顾，需要住院的，免费住院；患结核病的有专门的休养室，可免费休养一年……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讲究的饮食营养，照理说，学生当中不应再发生因病退学的事，其实不然，几乎每届学生都有因病退学的。至于减轻体重，那更是司空见惯。
《从护士生到教师》
李懿秀：晚睡早起
睡得晚，起得却不能晚，因为早上7时就要到病房去实习。说是7时上班，但谁也不敢到7时才去。病房里早7时准时开早会。早会之前，上班的人都要把交班报告本、医嘱本、新入院病人的病历等看完，最晚6时45分到病房，才能做完这些事，而护士长和科护士长往往6时30分就到了。为了保证每个上班的护士和护士生都了解病人的情况，早会时，除夜班护士报告病人情况外，护士长或督导员（即现在的科护士长）要提问：新住院病人的病情怎样？用什么方法治疗？几个重病人的病情有何变化？护理上要注意什么？哪几个病人早上禁食？哪几个要多饮水或少饮水？为什么？当日有几个病人要做特殊试验？何时留标本？
回答不出，说明对病人的了解不够，自己丢面子事小，重要的是影响每季度工作鉴定上的评价，所以大家不做准备不敢上班。对学生，也要根据他们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应掌握的内容进行提问。
《从护士生到教师》
李懿秀：75分才及格
协和护校每届学生都是入学时人多，毕业时人少。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就像爬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几乎没有一届学生入学时和毕业时的人数是相等的。不是因为功课吃力而自动退学就是因病退学，最多的是被校方认为不适于继续学习而被淘汰下来的。
一般学校60分及格，在协和，60分别说不能及格，连补考的资格都没有。这里是75分才及格，65分以上的才有补考机会，65分以下或补考仍不及格的，要重读。重读又必须得到任课老师的许可，不能重读即意味着退学。每门功课都及格了，但期末平均分数不足80分，不能升级，也要退学。
对学习成绩要求得如此之高，以至学生一入学就心情紧张，四年中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中。平时下课或实习后回到宿舍，最多在大厅里开留声机听一会儿音乐，稍事休息，或是跳一会儿舞作为运动，然后就是跑图书馆或是找个安静的角落去读书。
《从护士生到教师》
邓家栋：内科大巡诊
20世纪30年代，我在协和医院经历了实习医师、助理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的各个阶段。在我成长过程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记忆犹新的经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协和医院内科每周一次的大巡诊。
我不确切知道协和医院内科大巡诊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早在20年代就已实行。据我了解，大巡诊这一制度不限于在协和内科，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医学院里也有。我还记得，1939年我在美国时，曾参加过哈佛、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医院的内科大巡诊，虽然做法和风格不尽相同，但热烈的场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我们国内，有些大医院同样也曾实行过类似的大巡诊。可见，这是一个受到欢迎的制度。
协和内科对大巡诊历来都是很郑重其事的。事先，总住院医师要从各专业组（那个时期，内科还包括儿科、神经科和皮肤科）、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的常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病例，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训值得学习和重视等等。大巡诊于每个星期三上午举行，每次有两三个病例，时间仅两小时左右（参加的人如有门诊或其他任务可先退去）。经常参加的有全科的医生，包括各专业组的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和实习医师，进修人员、高年级学生，有时本院其他科（如放射科、寄生虫科、微生物科等）和少数外院的医生也来参加，各病室的护士长和部分护士也参加。
病例选定公布后，负责的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就要积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全部病历要整理好，有些该做而未做的检查要补做，有疑问的化验报告要审查核实，有些资料要画成图表，X光片、化验检本、病理切片等要备齐，以便到时当场展列出来。他们要特别熟悉病人的病历、诊断和治疗过程的详细情况，并准备提出当时尚待解决的问题和拟议下一诊疗步骤。主治医师则要准备在巡诊大会上作中心发言，对诊断和治疗措施作必要的说明和讨论，并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还要准备解答众人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护士长则要保证在大巡诊时病室有良好的秩序。
大巡诊按时开始。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病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之由主治医师发言，然后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有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最后，通常由科主任综合众人意见，表明自己的见解，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一时未能解答的问题，往往可以进一步地观察、检查，或从外科手术中的发现得到解决。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体检查中得到答案。新的资料，都可在以后的大巡诊时向大家作追随报告。
每次大巡诊，常常给每个参加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种制度无疑对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医生通过参加大巡诊也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因为各自的发言都可反映各自的学术水平。
我还是总住院医师时，大巡诊后常要陪送内科主任狄维德教授返回办公室。在办公室他总要问我对大巡诊有何评论，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我。针对我的意见和问题，他会说出他的看法。他对会上的发言者，特别是青年医生，例如报告病例的实习医师和参加讨论的其他人的表现，有表扬也有批评。这对我常常也是很有教益的。
《协和医院内科大巡诊》
林雨：学习南丁格尔精神
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怀着美好的憧憬踏进了协和护校，在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老师们的欢迎中，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你们是大学生，必须成熟，一切是自己管理自己。”学校不仅这样要求我们，还规定一律住校。
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一天夜晚，大姐姐班为我们表演节目，同学们沉浸在欢歌笑语之中。忽然，灯光暗了下来，只见一位穿戴齐整的护士，手拿一盏小油灯，缓缓地走出来。她神情庄重，认真地巡视着面前的每一个人。彼时彼刻，这盏灯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克里米亚那场残酷的战争中。无数肮脏不堪的伤病员在痛苦中呻吟，在死亡线上挣扎，是南丁格尔手中的小油灯，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之火。从此它成为一盏不灭的长明灯。
在南丁格尔精神的鼓舞下，我们的学习是认真刻苦的。学校的制度也驱使我们必须刻苦。75分是及格标准，平时小测验接连不断，到各科实习都要写个案研究，对论文的要求就更为严格。从一开始就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养成了我们自觉学习的好习惯。除了课堂上学习，我们还经常跑图书馆，借阅大量的参考书，“学然后知不足”，我们这些南丁格尔的继承者，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跨进护理事业的行列。
《护士的形象——我的回忆》
林雨：第一次做助产士
从进入护校当学生起，我们就得连续不断地到病房实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实习护理技术操作，从每天两小时开始，逐渐增加到四小时、六小时，毕业前专科实习要每天八小时。
记得在公共卫生实习中遇到了一件事，它使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实习的第一天，我随老师深入家庭访视，刚巧遇上一位孕妇临产，我便自觉地担负起助产士的工作。胎儿被娩出却偏偏是脐带绕颈三周，当时我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凭着以往所学的知识和勇气，迅速地操起两把无菌止血钳夹住脐带，而后用无菌剪刀从中剪断。当婴儿“哇哇”地啼哭时，我方吐出一口长气。这是我第一次帮助一个弱小的生命艰难地离开母体。看着他安然地来到人世，我由衷地高兴，并深深地体会到老师平时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是多么重要，也感到作为一名护士责任是多么重大。
《护士的形象——我的回忆》
林雨：给保育员们义务讲课
毕业前的一个暑假，老师安排我这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到香山慈幼院给保育员们义务讲课，为她们讲解体温的测量、配奶、妇幼保健等知识。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认真地准备了讲稿，壮着胆子走上了讲台。面对座位上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学生”，开始时心里就像揣了只小兔子，不免有些发慌，直到和大家熟悉之后，我才稳定住情绪，慢慢学着我的老师的样子，有板有眼地讲起来。听课的保育员都有丰富的育儿经验，但她们文化程度低，理解问题就慢。比如解释百分比，就要反复讲好几遍，测体温和配制牛奶的操作，不仅费口舌，还要手把手地教，这样她们才能弄明白、做好。我总是很耐心、热情地对待她们。因为，第一，我不能辜负学校和老师的信任；第二，我比听课的“学生”年龄小，我应该尊重她们。这些老大姐不但向我学知识，还教会了我一些我原来所不知道的东西。说实话，大家叫我林老师，我真是难为情。从那以后，我便和社会上的姐妹们交上了朋友。讲课结束后，我返回学校，慈幼院的姐妹们却还惦记着我，她们让人从香山背来了半麻袋剥了皮的白核桃仁，说是同学们的一点心意，送给林老师尝尝。对于这种情意，我该说什么呢？40多年过去了，这半麻袋核桃仁的故事我却没有忘记，因为它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只要你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护士的形象——我的回忆》
吴桢：社工人员的职称等级
社会部的社工人员也有职称等级。社会部的负责人、主任浦爱德，是出生在我国山东省的美国人。副主任于汝麒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平时我们都亲昵地喊她“于大姐”。以下有若干指导员或称“监督员”，再下面依次是高级社工人员、初级社工人员、学员。一般大学毕业生来社会部工作只能被定为学员，经过时间长短不一的实习期，可被定为初级社工人员。社会学系的毕业生评定为初级社工人员的时间要短些，大约三个月即可。
社会部与其他部门的联系最为频繁，所以社会部（social service）既要讲“social”，即社会交往，搞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又要讲“service”，为病人服务，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
社工人员在医院有相当于医生或其他生化、心理学专家等的地位，但需经过实际的工作和本身的努力争取。对于这样的社工人员，医院规定可以享受穿白大褂、在医生食堂用饭、用午茶，有病可住头等病房等与医生同样的待遇。
《我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周璇：“营养师”名称的由来
1942年1月底，日军宣布遣散协和医院全体工作人员。散伙之前，俞锡璇主任召集营养部人员一起开了个会。会上大家要求营养部给每个人开个工作证明，便于以后找工作和外出旅行。而我们的工作证明用什么职称呢？在协和医院，我们的职务叫做“dietitian”。这在欧美是很通俗的称谓，而在我国，由于这一专业发展不快，从事的人极少，从未有过合适的中文职称。将“dietitian”译为“营养专家”，也是不大确切的。当时考虑到为房屋设计，为各种工程规划的人员称为“工程师”，而我们为各个年龄的正常人及各种疾病患者设计和规划他们所需要的营养膳食，是否也可以称为“营养师”呢？大家同意了这个称呼。于是证明书上将我们的职务写成“营养师”。从此，“营养师”这个职称才在我国逐渐被普遍应用。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黎秀芳：重返北平
1946年夏天，协和结束了她的流亡生涯，重返北平复校。记得我和护士班的费美云、臧美玲等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搬迁组，并负责运送教师、学生的行李和部分教学设备。路程是成都—（汉中）—西安—徐州—南京—天津—北平。当时，成都到西安的铁路很短，漫长而崎岖的山路主要靠汽车慢慢地爬行。可是汽车费贵，火车花钱少，一路上，我们有火车就交涉乘火车，没有火车就坐汽车，几百件行李上车下车、下车上车全靠我们七八位女同学搬运，背不动的就抬，实在抬不动就一步步向前移运。我们也想找搬运工人帮忙，可是怕学校花钱太多，舍不得。最后终于靠自己动手完成了。在颠颠簸簸一个多月的旅途中，为了多次的转车，我们经常日夜坐在车站上或旷野地里看管行李，等候车辆。大家围着行李，风餐露宿，有时高歌欢唱，有时互相呼唤，并无沉寂之感。可是，到南京的第二天夜里我就高热、咳嗽、胸痛，患了大叶性肺炎。说到患病，我就想起了我们敬爱的聂毓禅校长。聂校长在学生心里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她是一位学术高超，作风正派，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治学严格的好校长。如在华西坝时，护士班有一位女同学因作风问题违反了校规，事实调查清楚，立即予以除名，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拥护。聂校长平时发现学生有缺点错误时也决不放松，随时叫去谈话。有同学说：“一听到通知去办公室就心惊胆战。”可是同学们都很爱戴她，因为大家都知道严是爱的体现。同时也因为聂校长对学生的一切真像慈母一样的关心爱护，在她身边常有温暖亲切的感觉。例如，我病了，她坐在我身旁，抚摸着我说：“你有病要安心治疗，不要着急，我们先回北平，还得筹备一个时期，才能开课，等开课时，我会给你来信，你在南京好好休养。”话语不长却使人快慰。我在南京家中休息了两周后，就给聂校长写了一封信，问问复校情况，希望返校复课。她老人家很快就亲自回信说：“你的病痊愈了吗？病刚好，坐火车太累了，一个人也不方便，你可乘飞机来北平，机票由我报销。”那时，一个普通学生能乘坐飞机是不多见的，可见聂校长对学生的体贴之微、爱护之深。
飞机掠过南京繁华的市区，穿云破雾向北平飞去。在飞机上我想了很多很多，从聂校长的爱护学生想到了协和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协和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想到了母校对我们进行的医德教育，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协和很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要求学生始终要以一颗无私的爱心对待病人。并教导我们，病人住院、治病是民众的权利，不是乞求，医护人员使病人尽快康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是恩赐。因而，我们对病人非常尊敬，每天早晨进病房首先向病人问好，然后开始工作。有人说，这是形式，这是区区小事。不对，这是护士道德的修养和责任心的自然表现。
《难忘的岁月铭心的教诲》
林必锦、吴阶平：外科实习医生的日常
协和医学院医学生的第五年为实习学年，在临床科室实习时，就住进医院工作，即做实习医生。临床有三大科室，即内科、外科和妇产科。学生实习按自愿原则报名，经挑选批准后即在该科实习一年（由本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止），不相互轮换。我们挑选的是外科，必锦于1937年、阶平于1941年开始在外科做实习医生，必锦并于1938年始在外科做住院医师。
在外科，医生每天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
早7时前进病房检查病人，换药，更改医嘱。手术一般上午8时开始，医生护士7点半或7点三刻刷手，严格消毒，备皮铺单（即由病房护士给手术病人剃毛刷洗，进入手术室则由助手用碘酒酒精消毒后用无菌的白布单铺盖病人身体，只露出术野），准8时开刀，不得无故拖延。手术当中要聚精会神，十分细致，全场肃静，不准喧哗谈笑。术者需用的刀、剪、钳，助手早就备好，对术者一举一动，创面一切情况，助手须时刻目不转睛地盯着，以随时递上术者所必需的器械。术者要器械时，只做手势，不用口说。手术间内鸦雀无声，秩序井然。术毕由负责麻醉的实习医生伴随病人到病房。
上午手术完毕，下午1点半外科进行门诊，有主治医师负责为住院医师检查核对化验常规，明确诊断，并分析讲述，为病人治疗。病人如需要住院，则收住院治疗。下午4至5点，在门诊小手术室进行小手术，如粉瘤切除，脓疡切开导流等。门诊操作实践亦为教学一大课题。
夜间急诊随叫随到，如为病人检查化验，明确诊断，进行治疗等。如急诊需要住院，则邀请住院总医师核对检查决定。如需要急诊手术，准备好后，立即到大手术室施行。手术护士、麻醉师等，都在值班。常见疾病有急性阑尾炎、肠套叠、急性肠梗阻、嵌闭疝气、胃穿孔、腹膜炎等。有时一夜有好几个手术，一个接一个，直到天明。病人回病房后继续输血输液，也全由住院医师及实习医生掌握看管，常常是一夜不得合眼。第二天清晨，当天要做的手术又早已拟定。争分夺秒地快速早餐，按时刷手上台。下午也不休息，照常看门诊，晚上照样值班。
协和外科住院医师在生活上受到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吃饭营养丰富，住宿安静舒适，所以个个精力充沛，经得起冲锋陷阵，担得了艰苦工作。但在工作安排上非常繁重。除了上述日常工作外，还得写出每个住院病人的完整的病历。做完体格检查，做血及大小便常规化验，都得亲自操作，做出明确诊断，及时进行处理。一天可能有几个新住院病人，每个都得这样检查处理，写出完整病历，并且要求病历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所以每天要分秒必争地紧张工作。经过几年这样一丝不苟地磨炼，严守纪律和严格训练，对我们来说已成了一种习惯。尔后，不管在战地后方抢救伤病员，或在其他各级医院从事抢救，加班加点，丝毫都不觉得有疲惫厌倦之感。
《记协和外科》
林必锦、吴阶平：外科专家的培养
协和外科是由多专业科室组成的，共有七个专业学科：普通外科、胸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骨科、肿瘤科、耳鼻喉科。实习医生在各科轮转，时间一两个月不等。住院医师轮转的方式则是：普通外科一年，其他专业各半年。住院医师在六个月的专业培训中，按规定指标，学习一定内容，掌握规定技术。一般能掌握本专业常见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熟练手术，独立处理。住院医师在外科几个专业培训后，就有广泛雄厚的外科基础，留一般医院工作，在外科方面就能够独当一面。做完住院医师后，到了主治医师就选定固定专业。其培训方法，是更深入地进行医疗、科研和教学，在广泛打好专业基础之上，挑选某一病种进行机理研究、动物试验，探讨病因病理，以及各种试验性治疗。研究有效果时，就总结经验，写成论文，在科内或全院宣读，进行推广。主治医师培训目标是医疗、科研、教学三方面并重。这样就可培养出名副其实的专家。协和外科基础广、造诣深的多专业、宝塔式培训，实是培养专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历年来，协和外科人才辈出，散居各地，担负着繁重任务和主要角色，各专业都创造出优异成绩，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组织救护医疗工作，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也都以惊人成绩，载入了史册。
《记协和外科》
林必锦、吴阶平：每周一次的学术座谈会
外科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除了每日常规工作外，还注重学习新技术，到图书馆找文献看资料。每周还组织一次学术座谈会，由外科住院总医师发起组织，分给每个人一个题目，自己找文献写综述，做专题报告。经过大家讨论分析，深入理解，收获很大。这种训练使每个医师，根据自己在病房接触到的病种，主动到图书馆找有关参考资料，了解本病病因机转及治疗原则，以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这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培养住院医师和实习医生的独立思考和写作能力也是很有好处的。
《记协和外科》
王德修：病理科的文献报告会
一般是每月召开一次，形式比较灵活，可以是文献复习，详细报告一篇文章，也可简要地报告一本近期病理期刊中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时报告完了还进行简短的讨论。但是有一点，在这种会上，从主任起到新来科的年轻医师，人人都要报告，每人的时间不限。报告会多是晚上在主任办公室内举行，偶尔也在主任家中举行。会后主任则常常以美味的夜宵招待大家。
《协和医院病理系》
王德修：观察要仔细
病理课并不十分重视讲课，而是以学生自学为主。讲课内容由负责教师自己决定，可以完全不讲，也可只讲有关章节的一些重点，也可以讲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内容，类似专题报告的性质。第一讲是“引言”，照例由主任自己讲授。内容除了什么是病理学、病理学发展史外，还要介绍几本主要参考书的优点。最后还有一个内容是一定要讲的，就是“要观察仔细”。有一次胡正详主任问学生：“你们在黑板上看见了什么？”因为黑板上并没有一个字，学生们鸦雀无声，无人回答。等一会，胡主任说：“你们看，黑板上这个裂缝，你们谁也没有看见！”这时学生们才恍然大悟。
《协和医院病理系》
王德修：漫长的考试
病理课平时的小测验不多，但期终考试的分量是可观的，大体标本、病理切片（另外有为考试用的片子）、教科书及讲课内容都要考，有时还有口试。小的题目如解释名词、排列尸检诊断（即把一例尸检的许多诊断无次序地交给学生，要求学生按重要性、系统性、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等，合理地排列起来，以观察学生对疾病的认识和思考方法）等。笔试的大题目往往包括很多，大概是希望学生把他所知道的所有有关内容都写出来。所以，下午开始考试，有的学生要考到晚上八九点钟。卷子由主任一人评阅。给我的印象是，学生最后的分数，主任往往还要参考对他平时的印象给。但是，由于病理课降级或开除学生的事，我还没有听说过。
《协和医院病理系》
金荫昌：名不虚传的学生实验
协和的学生实验，果然名不虚传。有时少数学生拖到深夜不得下场，也有时多数人要做到很晚，原因是必须做出满意的结果。有时甚至还要另找时间，重复未完成的实验。虽然我在燕京大学负责过生理课实验，化学实验技术也训练有素，但这时在协和作为学生做实验，也不得不战战兢兢，时刻警惕着类似传说中某教授那样的教师来“探索”笑料。由于我在协和聆听“真传”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当时认为这里的教学，除给学生以压力之外，并没有可取之处。但有一个问题直至现在仍在我脑内萦回，那就是：为什么协和能培养出那么多的高质量的人才呢？除了那旬“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老话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奥妙之处呢？这个问题我几十年中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后来我逐渐体会出一些道理，那就是：师傅应有很好的专业素质，才能把学生领进门，门内也必须有浓厚的学术空气，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协和在这两点基本上是够条件的。
《我所知道的协和药理系》
谢少文：学写文献综述
1922年林宗扬教授继田百禄任微生物科主任后，十分注重培养同学的自学能力，他对原来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精简了四分之一的课堂教学（听课及实习），改为让学生写文献综述。这一教学内容安排在医本科的二年级进行。每一个二年级的同学有一位导师（或者是科内高年资的教师，或者是研究生）具体指导学习。科内列出一些题目，主要是有关应用细菌学或免疫学方面的内容，要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题，并到图书馆去找文献，写出大纲，征得导师同意后，就该题写出论文，每篇大约1万到2万字。导师亲自帮助修改定稿，然后由同学在全班及全科教师中进行报告和讨论。这样在不增加必修课时间的前提下，经过同学们自己的努力，既可学到教科书中没有的知识，学会正确利用图书馆的方法，提高专业外文的阅读、写作能力，并有机会报告自己的论文，这对学生无疑是一种全面的训练。有了这样的训练，不但对进一步学习临床课打下较好的基础，而且掌握了自学的方法，对毕业后继续自学，以及适应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的需要大有裨益。有的校友说，在校八年中，收获最大的学习，就是综合文献的写作。毕业后，微生物学早已忘记，而自学的方法，一直受用不尽。
《协和微生物学科的沿革》
周华康：扎实的基本功训练
医疗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它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实习医生是在上级医生指导下，在临床实践中学习医疗。这一年奠定了临床医生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临床工作包括收集资料、科学分析、确定诊断和进行治疗。这些都属于基本功，无论内科、外科或其他医学专科都需要这些基本功，其中收集完整的、准确的资料（包括病人病史、体格检查和化验）又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不论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对所有收入院的病人，实习医生都需要写详细病历，进行全身体格检查，并作常规化验。分析这些第一手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明确治疗的方向。因此，写病历，做体检和化验，是培训实习医生的重要内容。这些在六年级时曾经学过，但那时候只是练习，而实习医生所写的都属于正式记录的一部分，上级医师也负有责任。
实习医生写的病历需由病房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核实。如有较多修改补充，还必须重新抄过。这既是医疗工作的一个正式文件，也是考核实习医生学习工作成绩的重要依据。我和其他实习医生一样，努力将病历写得内容系统完整，字迹端正清晰。
每星期有一次主任教授查房，参加的医生比较多，有一次查到一个肾盂积水病人时，内科斯乃博教授问我是否摸到了病人肾脏，我说没有。他又问我是怎样摸的，叫我做给他看。我做了一遍，他说：“肾脏是不容易摸到的，必须两只手配合，左手放在腰部，右手放在肋下，当病人深吸气时，左手上托，右手下压，就可能触及圆形的肾下端。”他边说边示范，然后把着我的手，教我具体做法。斯乃博是欧洲有名的教授，学识渊博，讲起医学发展如数家珍。他在很多医生面前，花时间教我摸肾脏的方法，主要目的是教育大家，在查房时不要脱离病人，高谈阔论，而要结合病人，抓好基本功的训练。
《24小时实习医生制》
周华康：对实习医生的严格要求
协和对实习医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除了休假、请假外，实习医生白天晚上都必须在医院内。医院各处都是叫号灯，每个实习医生都有一个灯号，如果需要找某一个人而他不在工作岗位时，就打电话给电话总机，请总机打亮他的灯号。如实习医生去的地方看不见灯号时，应主动通知总机怎样和自己取得联系。夜间睡觉时，总机则打电话到宿舍，由值班人员呼叫。这个制度使24小时值班的实习医生既能在医院各处自由活动，又能随叫随到。如果半小时内找不到人，总机即报告院长办公室。第二天就会被通知，到院长办公室去说明理由。
每天查病房，当主治医师询问有关病人的各种资料时，实习医生必须能正确回答，不允许临时翻阅病历记录。这是为了训练实习医生熟悉病人的一切情况，心中有数，以便病人情况有变化时，能够及时发现，正确分析原因，并适当地处理。
我有一个病人患急性粒细胞减少症，这种病人的中性粒细胞变化很快，可能发生严重感染，甚至在几天内死亡。一天早晨在查病房时，主治医师钟惠澜副教授问我病人的白细胞总数和分类，我当即回答了他。他问，那是什么时候的化验结果？我说是昨天晚上做的。他说，你应该今天早晨再查一次，我们才能了解病人最新的情况，便于考虑更合适的对策。他的意见是对的，只要对病人有利，实习医生就应该更早一些起床。
有一个脑炎病人，发生呼吸循环衰竭，病情危重。我参加抢救，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查房照常进行。钟惠澜副教授详细了解病情并检查病人后，讨论了诊断和预后，并提出继续抢救的措施，却一句也没有问我是否很累，或让我白天休息一会儿。这种做法并不是由于主治医师不通情达理，不关心下级，而是为了训练一个临床医生具备在病人需要时，能坚持连续工作，不怕疲劳的作风。
病房工作很紧张，很辛苦。但医院为实习医生的生活做了较好的安排。此外，一般在两个月病房工作之后，安排一个月比较轻松的工作，如门诊等，可以休整一段，再紧张地干两个月。每年轮流休假一个月。这种一张一弛的安排，既保证对实习医生的严格训练，又可避免他们累垮。
《24小时实习医生制》
聂毓禅：改医学护
我自幼立志学医，认为医学可以解决我国四大基本问题（贫、愚、弱、私）之一的“弱”，可以涤除“东亚病夫”的辱称。因此我在192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举国闻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我入学不久，遇到两位熟人，一位是本院护士学校三年级的学员，她是我中学的同学，初次见面，见她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下身穿一条白裙，头戴一顶小方帽。这身护士的穿着打扮，使她仪表非凡。她向我介绍了很多护校的情况，谈了不少她在护校的动人感受。另外一位熟人是协和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她是我的长辈，名叫徐淑清，我和她的女儿是中学同学，由于她女儿的托付，她经常来看我，十分关心我的学习和前途。在这两位熟人的影响下，我对护士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特别是徐淑清，她向我介绍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高度赞扬协和护校的优点，她认为护士是女子最合适的终身职业，曾多次鼓励我转入护校。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护理工作同样也是保健事业的一部分，同样能实现我的初衷，再加上当时我家中并不十分富裕，医学生要八年才能毕业，而护士生只需四年，于是我决心改变志愿，决定由医学院转到本院的护士学校学习。开始，本院医预科教务长表示惊讶，不同意，说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才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回信说：“选择职业是你一生的大事，应由你自己决定。”凭着这封信，院方终于同意将我转入护校。从此，护士这一光荣职业，就成了我的最高奋斗目标。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聂毓禅：日军突闯校园
由于我是做护校校长的第一个中国人，感觉责任重大，暗下决心：只许干好，不许干坏，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在院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默契配合下，我兢兢业业地苦干了一年，还算有成绩。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国不宣而战。那天早晨7点多，协和医学院、护校以及医院全部被日军包围，许多工作人员被关在门外。正巧那天护校三年级学生毕业会考，两位监考员刚迈进大门，门就关了。她们告诉我，日本兵把守大门，不准出入，墙上还贴着“日美宣战”四个大字。听了这个消息，我立刻给医学院胡院长打电话，但院内电话线路已全被掐断。那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尚未上班，只有护士们已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工作；三年级的护士生正在考场等待考试，二年级的学生分别在儿科和妇产科病房实习，一年级的同学已在上课。我走在过道上，看见日本兵背着枪，满处乱窜，进行搜查。我怕正等待会考的三年级学生被扰乱，考不好，就急忙跑进考场告诉同学们说：“今天有日本兵来协和参观，如来课堂时，大家不必惊慌，照常进行考试。”稳定了一下学生的情绪，使她们思想上有所准备。因为那是第一天测试护理操作，如不及格就不得参加以后的理论考试。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兵真的没有放过考场。但学生们都沉着镇静地应试，没受什么影响。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聂毓禅：在成都复校
我到重庆后，已有部分协和护校教员在中央卫生署所属单位工作。我找到了他们，和他们研究恢复协和护校问题。在地点上，有的主张在重庆，有的主张在成都，意见不统一。我考虑，成都当时是大学集中之地，师资力量强，学生来源多，特别是华西大学又新建了一所医院，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因此我坚持在成都复校。最后，经过美国医药援华会和中央卫生署讨论，决定在成都复校，我仍担任校长。华西大学聘请我为新建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我接到两处的聘书后，立刻带着部分教师奔赴成都。
所谓复校，实际上是白手起家，重新办学。摆在我面前的实际问题很多，最紧迫的就是教室、设备和食宿问题。正好那时华西大学新建医院已大部分完工，护校就先占用了一部分房子，把现有人员安顿下来，以开展工作。再就是师资问题，尤其是急需聘请专职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我最伤脑筋，花力气最大。原因是有些领导机构，如中央卫生署，就向我严肃提出“警告”，万万不能抽调他们的骨干，拆他们的台！这样，便无法聘请当时在该署工作的不少原协和护校校友，而不得不另想办法。我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和周折，真是踏破铁鞋，费尽唇舌，终于请到了王琇瑛、王懿（又名王乐乐）、左汉颜、谢敏秘、关重华、秦源美、吴瑾瑜、周丽宝、黄爱廉、方庆萱和方文渊等人担任专职老师。师资问题基本解决后，紧接着就是招生工作。成都有不少从沦陷区迁来的著名大学，这是护校招生的有利条件，我积极地与其中有关的学校，如燕京、齐鲁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联系。从这些学校的护理系，一下子就招收了20名预科学生。
有了教室、宿舍、师资和学生，并解决了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就具备了开学的基本条件。这样，协和高级护士学校便按计划于1943年9月在成都正式开学了。除各科的临床护理理论和实习课由专职护理老师担任外，其他基础课和临床医学课均请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专家讲授。至于各课程的实验室，如解剖生理、细菌、寄生虫学等实验室，也都向华西医学院借用。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王雅芳：我在协和的实习经历
讲解剖学时，每人配备显微镜一架，用以观察各个组织切片和细胞形态，从宏观到微观，理解透彻，印象深刻。学习细菌学时，不但在理论上学习细菌的生态和形态，还要求在实验室实习细菌培养和涂片。有一个实验给我印象至今很深，即未洗手前把手上的水，滴几滴在培养皿上，洗手后再将手上的水，滴几滴在另一个培养皿上。将两个培养皿在温箱内培养24小时后，取出观察比较。第一个培养皿菌落很多，第二个则大为减少。这个实习，为学生以后在重视消毒和传染病隔离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学习基础护理学时，有专门做示范教学的教室，其布置、设备和病室完全相同。教师讲完护理原理后，即在模拟人身上作示范教学，然后让学生逐个作回示，有些操作还让学生充当病人，相互交换练习。不能交换练习的，如导尿、洗胃、放腹水等，教护理学的教师则带学生到病室观察或在教师的督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基础护理的第一项操作是给不能动的病人擦澡、换衣被。这项操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要求给病人翻身的次数越少越好，还要给病人洗得干干净净，用酒精擦背，扑爽身粉，以免发生褥疮。这项基本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促进病人血液循环，使病人感到舒适欢畅，有利于健康迅速恢复。
二年级时，每天早7点至9点有两小时的晨间护理实习，有教师和病房护士长的指导。我第一次到病房晨间实习时，分配我的是一间有八个病人的病室。其中一名是不能动的病人，需给她擦澡，更换衣被，有两名是自己擦澡，但需给她们换被铺床，其余是起床病人，也要给她们铺床。医院的床垫很厚，都是方角，外面的罩单也要铺成方角下垂，要求整齐美观。这些工作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因为两小时以后我要去上课，医生和护士长要查病房。因此，我每天都是分秒必争，脚不停步，行走如飞。时间长了，形成习惯，以致若干年后我行路的速度，谁也赶不上。再如学完药物学后，即在病室实习发药。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小药杯放在大盘上，根据大药牌上注明的病人姓名、床位及所服药名、时间、剂量抄在小硬纸牌上，然后用小铜钩挂在小药杯上。把药一一倒入小杯内，左手持药盘，右手持水壶，拿到病人床前，对床号、问姓名，无误后才给药。护士必须要看到病人把药服完，才能离开。
我在手术室实习是四年级初，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容丝毫马虎。刷手后，还要在1/5000升汞溶液里浸泡三分钟，然后戴上消毒橡皮手套，穿上消毒衣，戴白帽和口罩，进入手术室。手术前需根据手术类型，将手术台和器械桌准备齐全，器械和纱布的数量要清点并记录下来，手术开始后站在医生身旁做手术医生的助手，传递手术用具，此时思想要完全集中，根据需要主动地、默默地传递。手术完毕，清点器械和纱布数量是否和术前相符，如有短缺，必须寻找，一直要找到后才罢休，以防误入手术腔内。手术室实习是非常紧张的，要求手快、眼快、头脑细密，不等医生呼叫就将所需物品送上。如果配合得好，就可缩短手术过程，使病人少受痛苦。所有这些护士工作的实习，都是对所学知识的运用。
《协和护理教育的特点》
王雅芳：启发式教育
协和护校的教育是启发式的，校长作风民主。我学解剖学时，有一个瑞典传教士的女儿和我们共读。长桌上除每人有一架显微镜外，另有一架带示范标本的显微镜。当美国教师为另一个学生调显微镜时，那位瑞典学生就自行观察标本，她观察后，我也去观察了那个标本。当我观察时，美国老师即申斥我不应自行观察。由于民族自尊心强烈，我立即离开了教室，到校长沃安娜那儿告状，说这位老师太不公平。校长并未替老师辩护，只说她错了，叫我原谅她，并说你将来也要当老师，如果你有差错，是否也希望学生原谅你呢？校长慈祥的态度，民主的作风，谆谆的教导，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和民主作风，我带到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协和护理教育的特点》
周璇：严格培训营养师
1936年我即将从燕京大学理学院家政系毕业时，我的老师龚兰真博士推荐我到协和医院营养部（当时称饮食部）学习一年，然后可以成为正规营养师。于是我向协和提出了申请，协和医学院批准了我的申请，接纳我为实习营养师。从这时候起，我一直在协和医院营养部学习和工作。
协和医院培训营养师按照美国综合大学医学院培训营养师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实习营养师的来源，主要是燕京大学家政系营养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已经学过理学院的基础课程，也学过食物学、营养学、饮食治疗等一系列课程，到协和后结合临床，还要学习内科学、生理学、生化学、细菌学和寄生虫学，并要深入学习营养治疗、医院膳食管理等，同时要深入到厨房等处具体实习。
1936年以前，协和医院培训过几届营养师，但每届人数很少，一共不足10人。到1942年日军占领协和前，前后也只有20人左右。
我是1936年9月1日去协和医院上班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是日早8时整，营养部主任倪斯比女士找我谈话。她是一位既慈祥又严肃的美国老姑娘，据说是从1933年开始担任协和营养部主任的。在她之前，从1919年开始，先后已有两三位美国营养专家担任过营养部主任。我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和我讲了这样一番话：“这一届的实习营养师，仅有你一个人。虽然只有一名学生，一切仍按正规要求教学。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是实习。”她特别强调说：“从现在开始，你将成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不但实习要认真，各项课程要学好，你要像当兵一样，必须严格遵守纪律，重视礼仪……上级与你讲话时，你必须立即站起来，与上级同行出入房门或进出电梯之时，你须走在后边，凡是比你先来的营养师，即便只是先你一年，你也要这样对待……”这第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以后的实习和工作影响不小，我一直都是照着她的话去做。常常想到“要像当兵一样”，认真负责，遵守纪律，成为一生的守则。
我边上课边实习，在一年学习期内，每月还发给工资50元。因为我这一届只有一名学生，于是我被安排参加协和高级护校的一些课程。营养部主任倪斯比亲自给我讲病人食用的某些食物的制备，并做示范。她手下的第一营养师博克特女士，给我讲各种疾病的饮食治疗，我还轮流到三个厨房去实习，跟随厨房管理员学习厨房管理。她们都有多年工作的经验，知识也比较丰富。实习一段后，每当厨房管理员休息的日子，我须顶替她的工作。每到一处实习，倪斯比都发给我实习提纲，实习完毕要写出总结，并提出实习中发现的问题。这样就促使我在实习中认真仔细地观察和了解，否则难以做好替班工作和写好实习总结。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周璇：实习中的个案观察
在学习中，有一种较好的实习方法叫做“个案观察”，即给你几个需要饮食治疗的在院病人病历，一个个进行观察和分析。记得曾让我做过伤寒病、糖尿病、肾脏病、外科胃切除等个案观察。每观察一例时，需要先读病历，看望病人了解病情，然后读一些有关的参考书，按照膳食医嘱设计适当的治疗膳食，计算其营养价值，开出食谱后经营养师审查，自己在厨房制备。开饭时到病人床前观察进餐情况，记录用餐量，算出实际所进的营养值，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膳食内容。每个病人观察数星期后写出观察总结。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周璇：合理安排病人的膳食
打好在厨房实习的基础后，我才跟随营养师学习如何计划管理病人的膳食工作。当时，每一位营养师分管几个病房，被分管病房里的病人的一切膳食问题，都由分管者负责解决。营养师对病人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需要用特别治疗膳食的病人以及需要照顾的危重病人，因为营养师手里有每个病人所用膳食种类的记录。每次开饭前，营养师必下病房，先去配餐室观察开饭情况，然后到病人床前了解用餐情况。营养师十分注意用特别治疗膳食者及较危重患者，总要问问他们的情况，再去阅读他们的病历，以便对病情变化有所了解。营养师下病房时，有机会与主管医师和病房护士长取得联系，可以就病人的营养问题相互沟通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同时，营养师也有机会给病人讲些营养常识，指导病人出院后如何处理自己的膳食。那时候病人很少对伙食提出意见，这可能是由于没有把营养部单纯看作是做饭的伙房。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周璇：营养部的三个厨房
当时营养部下设三个厨房：
大厨房。制备全院病人中餐普通饭和软饭，包括头、二等病房的中餐，还有医生的伙食、病房卫生员的伙食等。
特别饭厨房。专门制备各种特别治疗膳食，如限盐膳食、低脂肪膳食、心脏病膳食、糖尿病膳食及其他称重膳食，各种流质膳食、半流质膳食、管喂膳食和胃病膳食等。凡是不能食用普通饭、软饭的病人膳食均在此厨房制备。
西餐厨房。制备头、二等病房的西餐，包括一切西餐普通饭、软饭、半流质饭、流质饭及特别治疗膳食等，并供应下午4时医生所用的茶点。
以上三个厨房，每个厨房各有厨房管理员，她们监督厨房的食物制备和食品卫生。每餐开饭前，她们要检查和监督食物的分发。在特饭厨房，为了防止开饭时出差错，有些膳食像糖尿病膳食、限盐膳食及其他称重膳食，都是装在特制的小碗里，一份份的放在不锈钢带盖的盒子中，管理员就按营养师开的食谱单一一核对盒中饭后，将单子插在盒盖上把饭发出。西餐厨房发饭时，管理员也是按照营养师所开食谱，一份份检查后发出的。
营养部不设采购员。各厨房每天所需食品，除米面等项外，均由管理员统计数量，填写打印好的要货单，要货单上列有品名、数量、单价、总值等，都要填写，并一式两份。各商店每天派人来取要货单，次日早晨便携带要货单及食品按时送到医院。管理员按单一个个过磅秤、验收，符合质量和数量才在单上签字。临时要的食品，可电话要货，商店会立即派人送来。
每个厨房都有足够的冷藏室，尤其是大厨房有三大间冷藏室。烹调用的是煤气和硬气（即蒸气）。营养师特别重视食品的保温设备，各个病房都有一间设备很好的配餐室，里面有煤气、硬气和冷藏设备，每餐在营养部的食品送到后，就立即将桶和其他器具置于热水槽中保温，并从暖箱中取出很热的餐具来盛食品。病人用过的餐具，在各配餐室里洗涤后用硬气消毒，再放置暖箱中待下一餐时取出来用。
《我对协和医院营养部的回忆》
黄文美、黄文昆：考试经常得满分的黄家驷
1928年，黄家驷以优异成绩进入协和医本科，凭着他早已养成的勤学苦练的习惯，顺利地通过了最为吃重的基础课学习阶段。有名的吴宪教授讲授生物化学，每堂课照例先举行5分钟的测验，事后将得5分的试卷贴在黑板上，称为“挂牌”。黄家驷的答卷经常在挂牌之列。他对病理学也有过浓厚兴趣，这些严格的基础训练拓宽了他前进的道路。后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能写出有价值的外科临床方面的病理学论文，不能不追溯到他扎实的医学基础。
1930年，黄家驷获燕京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33年，他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受聘于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生，受到严格的临床训练。
《黄家驷传略》
吴英恺：从洋学生到“土包子”
我们这两个青年人，在沈阳医大是洋学生，到了北京协和医院顿时变成了“土包子”。这里绿瓦顶白栏杆，找人打灯号，见面说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医生个个白衣笔挺，皮鞋光亮，尤其是那些专家教授和外国护理督导员，个个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很快就住进了住院医师宿舍，我和老项两人合住一间房，每人一床一桌一五屉柜，屉内放着四件白上衣，七条白裤子，熨得极为平整；室内还有壁橱，橱门内挂着洗衣袋；室中央摆着一把可供半躺半坐的沙发椅；桌上有台灯，五屉柜上有一个茶盘，放着凉开水和水杯。我们都是实习大夫，受此优越待遇，实属出人意外。宿舍楼道里有电话，24小时有服务员，不分昼夜接电话找人。每日三餐，伙食丰盛，下午4点和晚11点还有两次茶点，夏天常供应冰激凌。宿舍楼有文娱室，院内有五个网球场，生活条件可称高矣。只是工作紧张，任务繁重，不折不扣的24小时负责制，行踪要便于找到，外出要请假并找人代理，有事找你（电话及灯号）半小时找不到，第二天院长就要找你问话。这样的事一年发生一两次还可以，太多了下年就有被解聘的危险。
实习大夫的任务按科里年度计划分配，自己没有选择余地。我第一、第二两个月分配在耳鼻喉科，病人周转很快，每天都有一两名新病人入院，病人入院24小时内要完成病历和血尿常规，出院要在24小时内写出出院记录。上午参加手术，下午看门诊，真是从清早忙到午夜。第三个月分配在头二等外科病房，在外科主任直接领导下工作，更是兢兢业业，生怕出错，在科主任眼皮下当然要特别卖力气。
《吴英恺回忆录》
吴英恺：来之不易的读研机会
自1933年7月到1935年6月，除养病9个月，我先后在协和医院外科做了15个月实习大夫，工作上从吃力到胜任，最后以出色的评定，被选任了外科研究生。这是协和外科青年医师培养的一个优等安排，每年在十几名实习医师中选一名最有培养前途的到外科实验室，在一位教授指导下做科学研究。我以一个从沈阳来的“土包子”，在与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和美国医学校毕业生等的竞争中获此机会，实在来之不易。
当上研究生不免身价倍增，穿上了白大衣（住院医生穿短白衣），中外同事也都另眼相待，每天下午也可与教授讲师们一起在外科实验室吃茶点，人们不再叫“Dr.Wu”而叫我“Y.K.”（英恺的英文简称）了。
我的导师是一位骨科襄教授，名叫米鲁特诺（Leo Miltner），我常随他巡诊，但不参加临床工作。他给了我两个研究课题：一个是总结分析协和医院1921年以来，膝关节结核210例中77例外科治疗的经验；一个是做各种实验手术，找出在生长中的白兔下肢长骨能加快长度增长的方法。他只给题，自己要去查文献，分析病历，做动物实验，写出论文，定期向导师汇报，接受他的指导。这些工作过去我都没有做过，开始有些发怵，不知怎么干，又不能多问。我先抓第一个课题，复习了过去20多年有关膝关节结核外科治疗的文献，分析了210例病历资料和77例手术的近远期结果，写出了论文初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教授的评议。结果颇为满意，导师修改了英文，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二作者的位置，秘书打了清样，呈交科主任娄克斯教授审定，很快得到通过，不久就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第50卷（1936年）刊登了。这是我生平第一篇刊出的论文，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接着开始第二个课题，同样是自己摸索，查阅30年来有关长骨生长因素的论著及促进骨长度增快实验的文献，做实验设计。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在70多只小兔的股骨及胫骨做各种手术，一侧做实验，另侧做对照，定期照X线片，定期杀死对比两侧长骨长度，终于找到做骨膜剥离既不伤骨骺又可以增进长骨长度3—10毫米，主要发生在术后三个月期间的手术方法。写出报告后，再次受到导师和科主任的好评，论文后来发表在美国骨关节外科杂志第19卷（1937年）。两篇文章的刊发使我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外科研究生的任务，也为我后来被任为外科总住院医师打下了基础。
《吴英恺回忆录》
葛秦生：借读生的另类感受
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原来就读的上海医科大学迁校重庆，我作为该校唯一的借读生来到协和医科大学。刚刚走进这所我国医学教育最高学府时，立刻就被她那种把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和工作能力作为首要目标的教育思想和把课堂搬进病房，让学生直接接触病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所吸引。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从三年级开始插班的后三年学习期间，学校对每门课都是先由老师从理论上作详细的讲解，让学生走进病房，直接接触病人，从问病史、查体、做化验、写病历直到试图做出诊断。然后由专门导师校对，讨论有哪些病的可能，一一作出分析，最后按最可能的诊断顺序先后排列归纳。学生对不懂的病例通过老师介绍，亲身观察，看参考书及查阅文献，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如学习心脏病时先分配一个病例，学生熟悉病情与检查，并与专设导师讨论准备，然后再由主讲教授边讲边问，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印象极深。
如此反复不断地教学过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思维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填鸭式、灌注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不仅学会了教授的疾病知识，更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从而步入了追寻、探索、创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所以学生普遍具备了扎实的基础理论、广博的知识和较强的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尤其是协和严格的、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和工作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使他们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因此凡是协和毕业的学生，无论放在医疗、教学或科研的任何岗位上，他们都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还可以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
《一个协和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潘孟昭：重理论，更重实习
在课程的安排中，理论与实验实习的比例可达14。除学习解剖、生理、微生物等医学基础课有实验外，学习临床检验和营养饮食学等课程时，均安排有实验。营养饮食学这门课，如仅在课堂上讲授，学生会觉得枯燥无味。记得那时学校里有营养实验室，配合理论知识均安排了实验。学生分成小组，从设计食谱、计算热量和各种营养成分到烹调，均让学生自己动手，最后还要品尝和评价。如尝试了低盐和无盐的膳食以后，可以理解一个病人长期食用这种膳食后的心情，从而能较深刻地认识学习营养饮食学对从事护理工作的人的重要意义，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兴趣，也有助于学习如何为不同的病人设计制备各种治疗膳食。另外，学生进入护校，一旦开始学习基础护理技术操作，就要进病房实习，每天实习和上课穿插进行。在课堂和示教室学了什么，练习了什么，到病房就做什么。这样，所学的知识很快就能掌握了。学生和病房的环境以及和病人的经常接触，随着所学知识的不断增长，处理问题的能力也相应增强。学生也逐步认识到护理这门学科的特点，即不能只会读书，还必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有效地指导实践，会动手操作，真正做到用护理技术去解除病人的痛苦，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当学生看到自己护理过的病人的病情一天天有所好转时，她们便进一步巩固了专业思想。所以，实践还是学好专业知识的重要条件。如果只在教室上课，不去接触临床实际，就不会有这些收获和体会。
这样安排，使理论和实践都能循序渐进，学生就学得扎实。到了最后一年，学习了病房管理之后，有些学习好、能力强的学生，一毕业就可以代理护士长的工作，其他学生一毕业也能独立工作，不需要再有人带教了。
《回忆母校教书育人二三事》
曹竹平、臧美玲：抽题考试
无论理论考试或操作考试，都是严格的。一年级读下来，成绩不及格的同学就要被淘汰。我们班入学时是九个同学，到了二年级结束时，只剩下四个同学。四个同学中有一个同学学习成绩虽然及格，但是实习考试没有合格，还是没能继续读完。最后，我们1947年班只有三个毕业生。考试对我们来讲，是能否继续学下去的一个关键。护理技术的考试在示教室里进行，参加考试的学生严格按照病房的要求穿戴整齐，从老师那里抽到考题后准备用物，然后到示教室操作。学生被一个一个地通过，有许多老师监考评分。事先，无法预料会抽到什么题目，也不知遇到的“病人”是谁，所以在候考时，心情是十分紧张的。有一次考试，竹平抽到一个“为病人包扎肩关节伤”的考题。她准备好绷带等用物，走进示教室，发现在病床旁端坐着的一位“病人”，竟是穿着挺括白色护士服的护校校长聂毓禅，当时她慌得差一点把绷带掉在地上（这是要得零分的）。幸而监考的老师对她说：“这位病人是左肩部受伤。”才使她的心情镇定下来，按着要求向“病人”进行了解释，开始了操作。“病人”对她的护理是满意的，也是配合的，竹平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这次考试。
《抗战期间协和护校生活的回顾》
曹竹平、臧美玲：抗战时期的校园生活
在生活方面，我们的住宿条件还是不错的，在“八角楼”的学生宿舍里，三个同学一个房间。对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同学来说，开始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是上厕所要坐马桶。后来逐渐习惯了，厕所里摆着的两排红色小木马桶，竟成为同学们坐在上面聊天、谈笑的场地。
大多数同学的家都在沦陷区，断绝了经济来源，学生的伙食是由学校免费供应的，而且每人每天都有鸡蛋吃。伙食中常吃到的一个菜是用瓦钵盛着的四川风味的回锅肉。冬天，我们吃饭时偷偷地把钵里的大油倒在瓶里存起来，晚上大家凑在一起，在学生自习室的炭火盆上，把日常节省下来的鸡蛋用大油煎着吃。这在当时真是一种难得的美餐。煎鸡蛋只能悄悄地进行，被“舍监”孙师母知道就糟糕了。
为了换取一些零用钱，同学们经常到寄卖行去卖掉自己的衣服和零星用品。谁手里偶然富裕了一些，就会约请几个同学兴高采烈地到华西坝唯一的一家咖啡馆“Tip—Top”去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两块点心，打上一顿“牙祭”。
成都的橘子和花生米都很便宜。同学们上街的时候，在衣服的口袋里，装上几个橘子，再买上一包圆圆、甜甜的“八号花生米”，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当然，满是浆汁、又脆又嫩的四川特产“地瓜”（凉薯），也是颇受同学们欢迎的。
在我们紧张的学习空隙中，生活也是充满着情趣的。例如，周末和医学院学生的联欢和跳舞，就常常给同学们带来欢欣和愉快。学校是反对学生谈恋爱的，可护校学生仍然是医学院男同学寻觅女友的主要目标。华西坝是个风景如画的环境，在绿色草坪中的钟楼后面有个湖，这里就成了同学们秘密谈情说爱的好地方，许多同学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终身伴侣。
成都多老鼠，为害很凶。而且老鼠从来不怕人，在房间里随便出入，还和人们一起上下楼梯，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态。我们开始不晓得老鼠的厉害，吃了不少亏，没有收藏好的食物常被它们吃掉，衣物也常被它们咬坏。竹平有一双白皮鞋，不小心滴上了一滴油，第二天就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害得她去病房实习没有鞋穿，只好临时借了一双白鞋。
《抗战期间协和护校生活的回顾》
曹竹平、臧美玲：品尝无盐饮食
我们的营养学课程是由方文渊老师讲授的。同学们对实习课最感兴趣。每一段理论课讲授完毕，都会有实习课，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做一做，亲口尝一尝。记得老师讲到各种治疗膳食的调配烹调方法后，在实习操作中，我们亲手制作出的高蛋白膳食和贫血病人的饮食，真是色、香、味俱佳，大家高兴极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治疗膳食都是吸引人的，一次为肾炎病人准备的无盐饮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案子上摆好的原料同样是很鲜嫩的肉片、绿叶的蔬菜、清香的调料，如果按一般常规做，这份菜做出来同样会是味美色鲜的。然而，这是一份无盐饮食，调料中没有盐。若不是亲口尝了，我们是不可能想到它竟是这样难以下咽。老师告诉我们，尽管有时可以用“糖醋”为肾炎病人调节口味，但对一个慢性肾炎病人，如果每日三餐都是糖醋食品，他的食欲只会越来越坏，应该理解病人拒绝进食的实际情况，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调配膳食内容，促进病人的食欲。这一节实习课，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护理工作应当从各个方面为病人解除病痛，也使我们的心和病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抗战期间协和护校生活的回顾》
曹竹平、臧美玲：学习四川话
要在四川生活，就必须学会四川话。特别是在实习中，我们接触的病人几乎都是四川人，不会说或听不懂四川话，就无法向病人了解病史，也不便于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所以，我们都积极地学习当地方言，竹平在到达四川后，考入护校前，曾经认识了几个与她年龄相仿的朋友，她们喜欢听她讲普通话，她也向她们学习四川话。就这样，她们互教互学，使竹平较快地学会了四川话，为她以后的学习和实习创造了方便条件。有一次在病房中，一位成都老大娘问竹平是哪里人，竹平请她猜猜看，她说：“我听你说话，似乎不是成都本地人，不过住家也不会离成都太远。”这个评价使竹平大为高兴，说明自己的四川话基本是合格了。
《抗战期间协和护校生活的回顾》
梅祖懿：晨间护理
1938年夏季协和护校开学后，我们在试读期就开始到病房做晚间护理。以后各个学期加上了晨间护理，在病房实习的时间也逐渐增多。实习生在病房都由护士长排班和带教。每天上午7—9时做晨间护理。大家照例提前到病房看交班报告本、晨时护理排班表和特别护理记录单，以了解全病房情况和自己负责护理的病人情况。在两个小时内要做完两位病人的全身擦浴，或一位病人的全身擦浴和两位病人的部分擦浴，另外还要为病人更换衣、单，这是相当紧张的。护士长这样布置工作，是为了培养我们的运筹能力。如果中间有无效劳动或计划不周，就不能按时完成规定的任务。老师要求我们和病人交谈，了解病人的身心情况，并进行卫生宣教。不知道什么时候，护士长就会突然出现在拉着布帘的单元内，观察我们的操作程序和病人进行信息交流的情况等。她提问有关病人的症状、体征、服药、饮食、排便和液体出入量等情况，我们必须能够对答如流。由于护士长已经对病情掌握得了如指掌，所以可以判断学生的回答是否有误。这种培训，培养了我一生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养成了力求达到高质量、高效率紧张工作的习惯。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重视在实习中对学生的教育》
梅祖懿：漂亮的护士服
我们的护士制服是十分好看的，这一身衣服对年轻的女孩子也有吸引力。毕业护士穿的是一身白色服装，学生则是蓝衣、白裙、白领、白袖头、白鞋、白袜、白色燕尾护士帽。衣裙下边一律离地10英寸。许多学生在一起走起来，非常整齐、精神、好看。量脚统一制作的半高跟四眼白帆布鞋，穿着走路很舒服，不会因为鞋不合适而引起脚痛、疲劳。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内科病房里，内科护理带教老师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穿行在一个大病房的中间走道上。她走得十分轻快，我同样地用轻快的脚步跟着。下班后，一个同班同学对我说：“今天×先生轻快利落地在前面走，你也一样，小帽子一翘一翘地用同一姿态跟随着，看上去扬眉吐气，一模一样。”我们还看到老师下班后住在条件很好的宿舍里，生活十分规律。她们的言、行、作风，就像活的条文一样，把她们所教给我们的规矩，全都身体力行。我们耳濡目染，把护士的形象和对护士的要求，都全部渗透到身体的细胞里去了，要想轻易改，是很不容易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重视在实习中对学生的教育》
张惠兰：“三查五对”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人，不是机器。机器坏了可以重做，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老师教育我们工作要细心、谨慎，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绝不可因为我们的疏忽给病人增加痛苦。那时医院里很少发生差错，老师要求我们认真“三查五对”。“三查”就是摆药时做到摆前查、摆时查和摆后查。因为，人有时会出现心里想的和手里拿的不一致的情况，如不认真查对，就会发生差错。“五对”是对姓名、对药物、对剂量、对用法、对时间。老师指出要让病人在床上服药并叫病人一声，看着病人将药服下。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却是前人的经验总结，甚至有血的教训，使我们永记不忘。如不慎发生差错，学校的处理甚为严肃，例如曾有学生因此延迟半年毕业。
要做到慎，必须情况明。护士长每天早会要提问我们，促使我们上班前必须仔细阅读病室报告、医嘱本等，注意新病人、危重及手术病人，特殊检查和治疗，以及新开的或停止的药物等。老师还对我们进行诚实的教育，这在护理工作中是很重要的。
《勤、慎、警、护——我校的毕业徽章》
张惠兰：“警”字当头
病情观察是护士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要做到警字当头，不仅需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还需要有广泛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熟悉不同疾病的变化规律和早期征象，各种药物的副作用和毒性反应。老师要求我们在为病人进行各项护理操作或巡视病人时，要运用自己的感官，善于观察和判断，认真记录，以便早期发现或预见到病情发展，赢得抢救时机。
护士长常利用早会指出病人可能出现的意外，如何观察和抢救措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老师结合实例组织讨论，并指定我们看参考书，使我们不仅从实践上交流了经验，并且从理论上得到提高。
通过“急救”学习和在急症室实习，我们熟悉了各种急症的应急措施，并且随时备齐各项急救药品及用物，以保证分秒必争地配合医生抢救，及时挽救病人的生命。
注意观察病人的情绪变化，警惕精神改变、抑郁者发生意外，也是护士的重要责任。
《勤、慎、警、护——我校的毕业徽章》
张惠兰：“护”是根本
护即护理，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研究人类健康、预防疾病和护理病人恢复健康的科学。在医院，护士的任务包括：执行医嘱，完成医疗任务；负责病人的生活护理，协助病人的日常生活，供给病人所需，保持病人清洁、舒适与安全；病情观察与记录，宣传卫生知识，帮助病人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做好出院指导，训练自理能力并促进病人的康复。
我校和医院护理部统一由聂校长领导，各科护理老师兼任医院各科督导员，因此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不会忘记基础护理老师们为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护理技术示教是那样娴熟、精巧、科学性强，堪称为“最精细的艺术”。谢敏秘老师亲自到病房指导我们实习，记得每当我为病人做护理时，只要布帘子一动，就知道老师来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是，正是老师的严格要求，培养了我们正规操作和首先检查的好习惯。到内科时，左汉颜老师亲自为我们示范各项诊疗技术的配合，对其临床意义、解剖部位、医生的操作步骤等讲得十分透彻，与医生配合默契，使操作顺利进行，病人少受痛苦。妇产科余蕴珠老师为我们示范各项技术操作，特别是新生儿盆浴，一个小生命被恬静地放入盆中，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儿科刘静和老师研究儿童智力发育很有造诣。在她们的指导下，为不同年龄儿童开展的活动，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手术室督导员李顺生教师，也是一年级时与我们住在一起的指导教师。当时磺胺药尚未问世，由于她极为严厉的训练，使我们树立了严格的无菌观念。传染病房的实习也和手术室一样，要求无菌操作很严格，以防交叉感染。门诊王懿老师安排我们作诊疗后为病人指导，并分配我到一湿疹患儿家庭访视，了解治疗情况，指导有关护理知识。公共卫生由王琇瑛老师讲授，她亲自为我们修改卫生宣传材料，并组织我们参加工厂、学校的体格检查和缺陷矫治工作。在第一卫生所实习时，由地段保健护士指导我们家庭访视，如指导结核病人怎样隔离、怎样处理痰，使我们认识到护士在保护人民健康和预防疾病中的责任。
《勤、慎、警、护——我校的毕业徽章》
王季午：八年的学习生活
我是1929年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在这之前，我先在东吴大学读过三年医预科，随后又读了一年大学预备班，先后计四年。
协和规定，医预科期间，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时，生物384小时，数学96小时，化学544小时，物理384小时，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进入医科前先已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化生的基础。预科三四年的外语课，使得学生对进协和后全部采用外语教材，以及用外语听课与会话的做法能够适应。其实就是在医预科时，就已采用外文教材，并已在用外语授课了。
进入协和后，一年级即开始直接上医学基础课，为期1年又2个学期（每年分3个学期），以后的学期都是临床课程。全部授课时间4年内共约4000小时。每学年授课250日，假期为114日，平均每日授课4小时，其余时间做实验或自学。到三年级课堂每天2小时，四年级则仅1小时。2/3的讲课时间均要排为临床示教方式进行，三年级时采用将住院病人带入讲堂，用实例示范，四年级时采用门诊病人示教。自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每周举行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由病理教师和临床教师共同举办，会前发病历摘要，经讨论分析诊断后，有尸检材料给以核对。这对提高诊断水平，增进专业知识，获益甚大。留在学校工作以后一直可以参加这种讨论。自三年级起，学生除听课外，要进入病房当临床见习生。住院总医师给见习生分配病例，由见习生询问病史，检查体格、书写病史、做出诊断后，由教师进行讨论并作修改。四年级时分配作门诊见习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诊疗工作。病房见习生可参加每晨的教学查房和每周的教授查房。通过见习，以印证书本知识，增强感性认识，对提高技术水平有很大作用，是很好的教学方法。
《协医特点之我见》
王季午：边工作，边研究
各级住院医师实行24小时负责制，全医院各病房、宿舍、图书馆、病案室、食堂以及各处走廊等处，都安装有呼唤医师的信号灯，以便随唤随到。住院总医师卧室内安装电话，可随时与各病房沟通情况。
在我担任各级住院医师期间，除指导实习医师和低年资助理住院医师的工作，处理医疗业务外，还抓紧时间进行临床实验研究，总结临床资料，写出论文。在1936—1938两年多时间内，用英文写成11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内容涉及疟疾、回归热、黑热病、白喉、骨软化病等。有些论文是我一人具名的，有些则是与别人合具名的。做完住院总医师后，1939—1940年间，又发表了11篇论文。在我毕业后的六年中，共发表了22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我在担任各级住院医师期间，边工作边进行临床研究，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写成的。
《协医特点之我见》
何观清：难以通过的考试
协和十分重视保证学生的业务质量，采取筛选、淘汰的方法来选拔学生。筛选是从医预科时就开始的。我在东吴大学读书时（1929—1932年），读医预科的有五六个同学，可是至1932年夏得到学校推荐去报考协和的只有三人，其中只有两人被录取。该年从燕京、东吴、金陵、南开、岭南等大学考入协和的学生有25人，可是至1937年毕业时只有19人，有6人被淘汰，其中有5人是在念一年级时被淘汰的。要想不被淘汰，首先年终的笔试、口试必须及格。要想及格，就得用功念书。可是用功念书也不一定准能及格，因为年终考试这一关很不好过，笔试考的范围往往超出教师平时讲课所讲的和教科书所介绍的内容，而口试更是无边无际了。记得我那年年终口试时，著名解剖学学者沃特·琼斯教授手拿一个颅骨脑壳问我：“这是什么脑壳？年龄多大？有何根据？”一位“不受学生欢迎”的生理学教授问一位同学：“假若一颗普通手枪子弹从前额部正中与眼睛相平之处打进，而从头顶正中出来，受伤人会出现什么症状和后果？”最可怕的是，即使年终口、笔试及格，也不能保证不被淘汰，还要看你平时成绩如何，实验做得怎样，报告写得怎样，及教师对你的评议怎样。此外，还要看学校管理委员会教育组下设的课程及水平委员会（一年级委员会委员是从解剖学、生理学和生化学教师中选出组成的）对你所作的综合评议和鉴定如何，包括你是否具备做医生的仪容、你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潜力、你是否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英文要求四会：会听、会说、会读、会写）等。
《我在协医及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工作经过》
聂毓禅：仅剩一名学生
协和医学院高级护士学校与医学院同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创办，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高级护士学校。它的宗旨是培养高水平的护理骨干、师资和领导人才。
首届校长为美国人沃安娜女士，后由盈路德女士接任，也是美国人。学生由高中毕业生挑选，经考试，择优录取。教学要求虽很严格，但教师的编制和学员的实习都不够理想。那时只有两名美籍专职教员，他们分别担任基础护理和实习课程。解剖生理学由一位美国护士担任。其他基础课及临床各课则均由各科医生兼任，因此，有关护理的重要内容多有遗漏。学生的临床实习则全部交由各科病房的护士长辅导，而护士长因工作繁忙，只能安排学生的工作，难以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指导。由于当时社会上轻视护理工作，来校投考的高中生寥寥无几，第一班只招了数名。尽管学校对学生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但在学习过程中，由于跟不上要求或缺乏兴趣，常有人中途退学。第一班到毕业那年，竟只剩下一名学生了！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曹竹平、臧美玲：“书上没有说”
我们的学习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没有教材，参考书也寥寥无几。医学基础课和部分临床课由华西医学院的老师任教，护理课程则全部由护校的老师来讲。各门课程的老师都是用英语讲授，靠我们自己记笔记。当时，纸张十分缺乏，我们在经济上又都比较困难，都是用四川特产的“竹纸”裁成笔记本大小，自己装订成册来用。这种纸是黄色的，很薄也很粗糙，唯一的优点是可以用钢笔记笔记而不致洇透（那时没有圆珠笔）。每门课学完后，我们能够复习、翻阅的，常常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在课堂上认真记录下来的一本厚厚的笔记。我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摆满书籍的大图书馆，让我们在书的海洋里去寻找迫切想得到的知识啊！
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并不一样。护理技术是护理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虽然我们班只有九个学生，任教老师倒有两位。一位是刘志贞老师，还有一位是美籍老师韦斯特拉女士。护理课中的大部分技术课都是刘志贞老师示教的。刘老师有一双灵巧的手，操作沉着而熟练。韦斯特拉女士却只擅长按摩手法，其他护理技术则一般。记得有一次她上课时，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没有想到这位老师的回答竟是：“The book didn't say.”（书上没有说。）当时同学们对老师这样解答是不满意的，但是没有和老师在课堂争辩的习惯与胆量，事情也只好就这样过去了。这件事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上教学岗位后，我们始终记住要认真备课，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对同学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要力求给予满意的答案，做一个让同学信得过的好老师。
《抗战期间协和护校生活的回顾》
严镜清：一流的物质设备
协和的校舍，包括医院、住院医师及学生宿舍等，外表富丽堂皇，内部精致、合用、宽敞、舒适。学校有自己的上下水、供电、煤气及取暖系统等，能保证教学、科研、医疗及生活的要求。记得我第一晚进入文海楼宿舍的卧室与卫生间时，我的印象是远比我在上海中学时的条件好得多，其实相当于当时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物质设备水平。我当时即有身处象牙宝塔的感觉。至于教学上应用的仪器设备，它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第一流的。图书馆中图书杂志数量丰富，管理科学化，阅览方便，总之，物质条件优越。
《纪念我的母校——协和医学院》
张中堂：社会服务部的日常
社会服务部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病人因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住院费用，医生就把病人介绍给社工人员。社工人员就去同病人谈话，用英文写病人的社会历史，并作家庭访问，通过调查作出给予患者以医药社会福利的决定。具体项目包括减、免费或分期付款，资助衣物，给予营养、路费和殡葬救济。救济形式有临时和常年定期两种。
为了帮助教学及科研工作，了解掌握病人愈后情况及实施救济的执行情况，对病人做定期随访。随访形式有信访和家访两种。信访多系由大夫写出几个让病人回答的问题，社会服务部打印成表寄给病人填写，病人寄回后再转交大夫。有时大夫需要已病愈出院的病人来作教学示范，也通过社工人员去把他请来，病人一般很合作。
社工人员的工作对医生帮助很大。社工人员写的病人社会历史记录对医生下诊断很有参考作用，特别是神经精神科的大夫，能从中了解到病人得病的原因及他所处的环境等情况，对下诊断和开医嘱很有帮助。
《社会服务部二十年》
李洪迥：意外到了皮肤科
四年的学习生活顺利地度过了，最后一年是当实习医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做门诊和病房的诊疗工作。这时，同学们都在考虑毕业后进哪一科好，我也不例外。究竟进哪一科前程好些呢？内科学的人比较多，竞争太激烈；外科，个人能从事工作的时间不长，到了六十来岁，眼花手不灵，做不了手术。儿科倒还不错，学的人比内科少，孩子病了哪个家长也焦急，所以儿科业务总是门庭若市，我就决定毕业后专修儿科。但事与愿违，在我实习才半年的时候，皮肤科的外籍主任傅瑞思教授来聘我当该科的代理住院医师，因为该科的住院医师陈希礼中途辞职回福建老家去了。当时我心里实在为难，我思想上从未考虑过要去皮肤科。民间有句俗话：“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因为这两类病很难根治。我若到了皮肤科，老跟癣打交道太没有意思了。但是，傅瑞思在协和是很有权势的，每当医学院院长休假回美国时，都由傅瑞思当代理院长。我如不应他的聘，也休想去其他科，而离开协和，我又舍不得。因为协和有学问渊博的教授，有国内最好的医学图书馆、良好的设备、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考虑的结果，只好硬着头皮应了聘。从1933年1月开始到皮肤科任代理住院医师。
在皮肤科工作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住院病人虽然少，但是门诊病人很多，在各种病人中居第二或第三位，病种多到1000多种，常见的也有一二百种，可学的东西很多。在治疗手段方面既有内治，也可外治，如用药物、手术、放射、同位素、冷冻、电解、电干（即用电爆发出火花，使病损干燥脱落）、电灼等，于是渐渐建立了学皮肤性病的专业思想。
《我与协和皮肤科》
何观清：教学大巡诊
内科、外科和妇产科还各设有教学巡诊，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教授带一小组学生（三至五人）到病房至病床边进行教学。这种结合病人的实际进行的教学特别生动、深刻，深受学生欢迎。有一次巡诊时，诸福棠教授（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对我们说，一个小孩若发烧超过一个星期，应该想起三个病：结核病、黑热病和伤寒。短短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至今一直难忘。这句话也反映出解放前这几种病在北京的猖獗流行。妇产科的老教授马士敦的巡诊也深受学生欢迎。巡诊过程中，常碰到有肛门漏疮的产妇。学生事先打听到马士敦教授很重视询问此病的病因，他认为此病多是由于食鱼后鱼骨刺伤肛门而引起的。所以当他提问我们这个问题时，我们齐声回答说：“鱼骨刺！”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我在协医及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工作经过》
吴英恺：幸运成为总住院医师
1936—1938年我做了两年助理住院医师，在普外科、泌尿外科、肿瘤外科轮转，后来由于在我之前的汪凯熙大夫到南方参加抗日医疗工作，我便提前一年，在1938年6月底被任命为协和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排在我后边，任第一助理住院医师的是范乐成。协和的总住院医师在一个科里是科主任的耳目和直接助手，并负责指导全科30多位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的日常工作。科主任手术时是当然的第一助手。普通外科病人的急诊手术都由总住院医师做出决定和进行手术，其他专科手术如骨科、泌尿科、肿瘤外科则由分配到各分科工作的助理住院医师和专科主治医师处理。每天的手术安排和会诊都要经总住院医师之手，组织每周一次的全科大巡诊和科主任每周一次的临床教学，每月排工作表，总结上月工作。科里随时发生的重要问题，总住院医师都要知道，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报告科主任，每天至少向科主任汇报一次，星期天上午还要陪同科主任查病房。因此工作十分紧张，与病房、急诊、手术室以及各科教授、副教授、护理督导和护士长都要保持良好关系。每天上午多半在手术室作科主任或主治医师的第一助手，下午旋风式地巡回办事，晚上督促检查病房和下级医师们的工作，外出要委托第一助理住院医师代理。我采取了勤快、周到的工作方式，对上紧跟，对下紧帮，保证不误事，无差错。这一年对我来说深感任大责重，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各方面的任务，上上下下关系十分融洽。我自己不争做手术，但在当助手的过程中，学到多家之长，所以在1939年夏天以后，当我做了外科主治医师时，我就能做好各式甲状腺及胃肠肝胆等部的大手术，并发症较少，效果良好。我掌握了虚心细心学习和循序渐进的规律，这条经验至今有许多青年人不能理解，学手术不掌握规律，不练基本功，只想多当术者，早当术者，违反了学习和实践的规律，其后果是原则掌握不准，技术操作不精，终身不能成为上乘的外科专家。
一年总住院医师的工作包含了不少科学地组织和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经验，为我在以后的年代领导一个科室打下了基础。
《吴英恺回忆录》
林崧：首创妇产科病理学
我做完住院总医师后，就留在协和妇产科做助教。当时，妇产科的一个分支——妇产科病理学在全世界尚处于刚刚发展的时期。1936年，科里安排我去德国进修，主要是学习妇产科病理学专业。为什么去德国呢？就是因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妇产科病理学专家都是德国人。我在德国到过三个地方，在基尔和莱比锡时，师从罗伯特·施罗德，在柏林时，师从罗伯特·迈耶。两位罗伯特都是世界著名的学者，也是公认的妇产科病理学的始祖。这次出国，我还到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学习考察了当时妇产科研究发展的最新成就（在协和工作每两年都有机会出国学习，名曰“周游学习”），这些对于我后来从事妇产科病理学帮助很大。
我在国外学习了一年多，1937年夏天，乘船回国，在天津下船后，转道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福建探亲。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被阻在家乡达一个多月，以后辗转到香港，打算在香港搭英轮到天津。我一踏上国土，就听说马士敦主任已经卸任，也是在这前后要回美国，并将途经香港作短期逗留。我到香港时，本打算再见马大夫一面，后来因为时间没约好，一下子错过去了，没能见成。
关于我回北平，还有一段意外的小插曲：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沦于敌手，但协和因是美国人办的，暂时还没受到什么威胁。所以我一到天津，协和就派了一个“日本通”到天津码头上来接我。从他口中我才知道，我已被日本的谍报机关盯了梢，原来他们错把我当成了袁世凯家里的什么人了。回到北平之后，我没敢贸然回家，而是住在麦克维教授家里，每天早上和麦大夫一起去协和上班。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警报才算解除。
我进修回来，仍在协和妇产科工作。麦克维教授也是搞妇产科病理学的，来中国之前，他刚刚从欧洲学习完回到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久。著名的妇产科病理学家施罗德和迈耶都是他的老师。麦克维很看重我，从那时起，我就和他一起开展妇产科病理学的工作。这项工作当时不仅在协和是首创，在国内也可以说是首创。
《协和妇产科和我》
林崧：妇产科的繁重工作
协和的医学生毕业之后，一般要做二至三年住院医师，第四年如果被挑上，就再做一年住院总医师，然后才能结束“住院”的生活，进入主治医师级。我比较特殊，在做完第一年住院医师后，因为当时科里没人，便提前被提为住院总医师，以后又按常规接任一年，所以1933—1935年我连续做了两年住院总医师。
妇产科住院总医师的职责是管全科病人和各级住院医师。当主治大夫不在科内时，全科临床上的一切事务，住院总医师都得管。病房里病人有什么事，住院大夫先要找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解决不了，才去找主治医师或主任。所以住院总医师担负的责任重大。我那时每天晚上7时都要给主任打电话，汇报全科病人的情况。
协和的妇科和产科是合一的，产科病人住在三楼，妇科病人住在二楼。住院医师分别在这两种病房轮换，每次3个月，但是住院总医师对两种病房的病人都要统管，因此每天上班以后，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协和的要求之严格是出了名的，那时血、尿、粪便三大常规检验等工作要求住院大夫亲自动手做，所以住院总医师的工作头绪特别多，工作也特别累。那时我床头有一部电话，晚上电话铃一响，我随手即可接，如果是有急重病人，就得赶快爬起来，赶到病房去（为接生两三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如果能在电话里解决，就不必再起来，在电话里处理一下，搁下电话马上就又睡着了，可见当时是多么疲劳了！
现在回想起来，两年的住院总医师生活真是辛苦，真是劳累！但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能够自如地应付繁重的临床工作。另外，协和在全国是有名的大医院，各地的疑难病症都送到协和来求治，做住院总医师，使我医治了不少疑难病例，使我在医术方面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后来我一直没有离开临床第一线，几十年来我接生的孩子数不清有多少，迎接新生命的工作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经我治疗过的各种妇女也无数。记得1934年，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协和住院，就是我协助伊斯门襄教授为她做的手术。张夫人十分感激我们，曾送我一只银表和一个银杯做纪念，可惜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从此不知下落。
《协和妇产科和我》
荣独山：重视学术交流和病理讨论
协和非常重视学术活动交流和临床病理讨论。临床各科都有教授查房和专科病例讨论，还有全院性的临床病理会议，放射科常需派人参加，报告X线检查结果。临床各科医师亦常来放射科，共同看阅X线片和讨论诊疗问题，其中以肺科、胸外科和骨科为最多。我同胸外科切斯特·范阿伦教授、肺科王大同医师共同阅看肺结核、支扩和脓胸等胸片，讨论诊断和治疗问题，约有三年之久。我随同泌尿科谢元甫教授做逆行尿路造影检查和讨论诊断，亦有一年多。这些接触非常有益地增强了我对有关各科的临床知识，使我能在X线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开阔思路，并加深了我对X线诊断最后必须结合临床考虑的认识，和多与临床医师接触、商量的习惯。此外，我还常有机会去手术室看手术结果，去病理科看标本、尸体解剖和参加临床病理讨论会，加以有良好的图书资料参阅，使我获得从事X线诊断工作所需的坚实基础和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当谢志光主任于1931—1932年出国考察时，我已能基本独立负担起放射科的诊断工作。其后，1933年，当我去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马林克洛特放射学研究所，跟舍伍德·穆尔教授进修X线诊断时，附属巴恩斯医院聘我为临床助教，让我检查病人和对录音机口述报告，由打字员听打，我毫无困难。此外，还让我在胸外科著名教授埃伐兹·格雷厄姆和肺科专家辛格的胸科门诊，担任X线检查和诊断工作。
《协和医学院放射科》
叶恭绍：去协和学医的缘由
我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祖父母生了三个男孩，我父亲排行第二。我有七个姐姐，在女孩子里我排行第八，还有一个九妹。我7岁时父亲逝世，从这时起，我们的一切抚养教育，都是由我二哥叶恭绰负责的。
当我的二哥做到交通次长时，家里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为赶时髦，女孩子也要上学，而且要学点英文或法文，将来才好门当户对地嫁出去。于是我在天津圣功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天津的中西女校（美国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当时我的目的，只是想将来毕业后能到小学教书，主要是为了能经济独立，不再像我的嫂子和姐姐们那样，结了婚后一切都依赖丈夫，自己就是管管家务，我的妈妈和嫂子们整天都把时间花在麻将牌桌上。对她们的生活，我是很反感的，常常暗想，她们为什么甘于这种寄生生活呢？
在中西女校，有的同学读完初中，就到隔壁的妇婴医院去学护士。有时我也去找她们玩。在医院里我看到门诊病人，有的满脸脓疮，看过门诊后再出来，就包扎得干干净净，换了一个人似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中西女校毕业生、考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聂毓禅，在中西女校时就是个佼佼者，她上协和后，有时回母校给我们讲协和医学院及协和护士学校的情况，使我对医生、护士职业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当时就想：做护士一切都要听医生的，自己事业上不能有所发展（当然这是当时片面的认识）。于是我默默立下一个心愿，将来协和医学院学医去。
《协和医学院对我一生的影响》
第三节 未忘国忧
陈志潜：参加爱国运动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运动以前，该院图书馆里没有一份中文报纸，所有书刊都是外国的，只有少数学生订阅《时报》，了解一点社会情况。学院的院长和教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在钻研医学知识和学习技术方面。还有少数教师每逢星期日就邀约从教会学校来院求学的学生赴教堂做礼拜，从未接触过基督教的学生在星期日多半则去图书馆看书，当时学院的社会宗教部还安排一些旅游、参观。因此，大多数学生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一心努力学习医学技术。
五卅运动爆发时，学院当局和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只是从报章上看见一些有关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暴行为的报道。直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号召北京所有学校参加运动时，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会才坐不住了，开始考虑响应号召的问题，学生会开会时，高年级学生中杨济时、贾魁、诸福棠等平时比较注意国家大事的学生，主张向学院当局提出要求，参加运动；中年级学生朱章庚、李瑞林、陈志潜等表示支持这个意见，其他大多数同学，随着运动的发展，也都逐渐觉醒起来，同意参加市学联的各种运动。但学校当局不理解学生的要求，他们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办的学校，挂的是美国国旗，不应该受中国政治的影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医学科学人才。遂由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刘瑞恒出面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学联对该院学生的要求，对于罢课参加运动一事，学院表示反对。在会议上，学院当局对学生会的代表指责性的言词，引起学生会多数学生的反感。最后由于燕京、清华、北京大学等知名学校的学校当局都允许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在此形势下，协和医学院当局才被迫同意了学生会的要求，决定提前结束课程，延期考试。于是学生会很快地推选出杨济时、朱章庚、李瑞林和陈志潜同学为代表参加了北京市学联，并由这几位代表组织本校学生积极参加市学联所组织的爱国活动。
《丙寅医学社》
陈志潜：成立丙寅医学社
第二年，即1926年，协和医学院学生为继续发扬五卅运动的爱国精神，以学生会成员杨济时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和本院青年医生发起组织“丙寅医学社”。参加的主要成员有杨济时、朱章庚、贾魁、诸福棠、李瑞林、胡传揆和陈志潜等。经过研究讨论，该社成立后即创办了一种通俗的医学读物，向广大人民介绍宣传近代医学的卫生常识。由于没有经费，不能单独出版、发行，就由学社成员朱章庚的亲属介绍，在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占一个版面。每周出一期，由陈志潜任主编。发表的文章，内容上很广泛，除介绍一般卫生常识外，还对当时社会上不合理的医药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如当时许多开业医生并无真才实学，使用假药欺骗病人，又如当时主管卫生行政的警察局只管收取卫生费，从不关心环境卫生的改善，再如政府对许多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霍乱、斑疹伤寒、猩红热等病的流行不闻不问，等等。由于这些内容直接涉及人民的卫生健康问题，因而周刊很快就受到各界人士的关心和重视。但是出了几期之后，《世界日报》因出周刊减少了广告收入，拒绝继续合作。又由于丙寅医学社社员的功课压力太大，文章来源也发生了困难，周刊面临夭折的危险。幸而此时新创刊的《中华日报》愿与合作，双方建立了合同，学社成员也克服困难，挤时间写文章，周刊才得以继续办下来。但不久，《中华日报》由于某种原因停刊，使《丙寅医学周刊》不得不转向天津《大公报》求援。在《大公报》的支持下，周刊一直出到1930年。1930年以后，由于主要人员相继离开学校而宣告停刊。
自1926年至1930年，周刊每年发行一次合订本，共发行五本。这五本合订本在全国起了很好很大的影响。可惜，这五本合订本因年久多已失落无存，仅有一套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内。1932年，朱章庚、贾魁根据丙寅医学社的精神，又在南京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定名为《医潮》。
总的来说，《丙寅医学周刊》是受了五卅运动爱国思想的影响才创办起来的，在全国医学院校的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爱国表现。
《丙寅医学社》
罗玉麟：男护士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协和医院任职的男护士中，有人提议：现在全市学生发起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的爱国运动，我们应当组织救护队，在开会和游行时，担当起对学生和群众的救护工作。这个提议得到了我们全体男护士的一致拥护，于是立刻选举负责人进行准备。但是，当时协和的美国领导人，是反对在协和任职的任何中国人参加社会活动的。因此我们就采取暗中进行的办法，派人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联系，说明我们对学生爱国运动是支持的，以及欲组织救护队的打算。经学生会同意后，我们就积极进行准备。由于怕院方干扰，我们首先规定两项决议：一、不占医院一分钟时间，全体救护队人员皆由下班护士组成；二、不用医院一点物品，棉花、纱布、绷带、药品和一切其他用品，皆由全体男护士出钱购买，需要的汽车也不从医院借用。当时北京的社会知名人士熊希龄先生，舆论称之为慈善家，我们就同他联系借车，他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答应借给我们一辆福特牌小轿车，并说需用时可随时同他的秘书联系。到此，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后来，每次学生会有活动就通知我们参加。这支救护队对保护爱国学生和群众的身体健康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来也有少数女护士参加了救护队。
《协和医院男护士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
范日新：协和医疗队赴武汉救灾
1931年夏秋之交，长江中下游流域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相继发生大水灾，灾情十分严重。饿殍遍野，许多农村灾民逃往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希望得到救济和医疗。
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的地理位置，在我国十分重要，它不但是长江流域的最大都市，而且又是平汉铁路的终点。北平协和医学院应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的邀请，曾在1931年9月至11月期间，派遣两批医护人员前往武汉，协同当地医疗预防单位，参加疾病防治工作。第一批约10人，由关颂韬、董承琅两教师率领，队员有张纪正、裘祖源、李洪迥、彭达谋等医师，其中董承琅、李洪迥和彭达谋等人，被分配在洪山一带工作。他们工作一个多月之后，便被该院派来的第二批医护人员所接替。第二批医护人员由襄教授李宗恩率领，主要骨干为张孝骞教师，还有陈国桢、周寿恺、瞿承方、方先之等人。他们大都分配在武昌千家街教堂内设置的临时医院工作，唯张孝骞教师分配在汉口武圣庙英国教会办的普爱医院，协同该院医护人员，进行灾民患者的防治工作。
灾民中流行的主要疾病是霍乱。张孝骞教授对这项重点的救治工作曾回忆说：“汉口普爱医院地滨汉水，居民稠密，霍乱流行甚烈，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我们夜以继日抢救。医院的床位和设备都远不够客观需要，多数病人卧地如床。当时霍乱治疗方法主要为大量输液，由于人员和时间的限制，许多患者没有接受经静脉的高渗输液，而是做皮下等渗输液。这种输液，病人吸收慢，疗效差，我们明知如此，但迫于形势，爱莫能助。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个可悲的插曲。一些接受皮下输液的病人不断患皮下巨大脓肿，检查器械消毒和注射技术，都无可疑漏洞。直到最后才知道，由于盐水的用量过大，需用过急，一部分装瓶后尚未消毒就送到病房使用，致有此失误。然而用同样盐水经静脉输入者都未发生感染，充分说明血液的高度防御功能。”
协和医学院两批医护人员，在武汉工作近三个月，对武汉一带灾民的疾病救治做出了贡献。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狄维德对此项工作也很重视，在第二批工作人员将返北平之前，曾亲自来到武汉各医疗单位作巡视检查。
《协和往事三则》
范日新：协和抗日救护队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协和医学院的广大师生，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也自动地组织起来，进行了各项必要准备和严格训练，以便遇有急需，即投到抗日的医疗救护工作中去。
1932年春，全院本科的一、二、三年级全体男生共40多人（四年级同学在医院和门诊部有临床实习任务，不能参加），在我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教授的倡导下，踊跃地参加到学生救护队中去。当时大家情绪极为高昂，训练中一丝不苟，充满着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学生医疗救护队设队长一人，由当时生理学系助教卢致德担任。该队下分三个排，由李文铭、容启荣、邓家栋、彭达谋等人先后分任三个排的排长，俞焕文任司务长。
救护队成立以后，全体队员开始了严肃的军事训练生活。从战士的基本教练开始，进行了严格的制式教练、夜间教育、急行军、野营演习以及紧急集合、担架运送、战地伤员抢救、包扎、止血等技术训练。当时，我们以能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为救死扶伤稍尽绵薄之力、为抗日救亡事业贡献一分力量而自豪、而高兴。
学生救护队的建立，不但受到北平广大群众和一些军政部门的重视，就连医学院的欧美外籍教授，也都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个学生救护队的骨干和队员，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曾在古北口、喜峰口、多伦等地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中，担负了艰巨任务。
《协和往事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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