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福亨

    黄昆先生不仅对科研教学事业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对年轻人的成长也是非常关，1958年我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就参加了“科研大跃进”。由于入学以来运动不断，学习的基础不够，工作不能深，到1959年才有些改变，我们学生也参加老师的课题组工，我们的题目是用两源蒸发的办法做台面三极，黄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亲自过问科研工作；在汇报会上，提出与科研实验有关的一些最基础的理论问，例如，当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真空度抽上去，指导老师提出不用法兰盘，把真空系统做成大灯泡式的形状，以避免法兰盘漏，黄先生问我：“你算过没有，你们这样的情况真空度要达到多高，系统中气体的自由程需要多长，才能在样品上得到清晰的图形？”我想指导老师一定算过了，我自己就没考虑，黄先生说这是个基本问题，搞这项工作，应作为常识放在脑子，以后开展任何工作，我都尽量先把基本的东西搞清楚，这也使我以后在学习和科研中，更加注意基础理论。

    1962年我和张顺钧的毕业论文《用电桥法测量隧道二极管的结电容》要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本来这是个实验性的小题目，然而黄先生也亲自仔细看过，并做了几处修改。

    我今年已年过七十，身体很健康，能轻松举起四十来斤的饮水桶，有信心活过90，可是，谁能想得到，我是个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年的大病，北京的各相关医院都不敢收我，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活过50，在我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是黄昆先生把我从死神那儿拉了回来，使我获得了新生。

    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工作繁忙，1961年体检时，查出我得了肺结

    核，两年后病情稳定了下来，但是形成了结核，据大夫说当时病情是稳定的，因为病灶已经被硬壳包围住了，但是以后年纪大了或身体抵抗力下降时，结核菌就有可能突破外壳而发，大夫建议趁现在年轻，把结核瘤开刀切，正在这时，公费医疗制度有了新规定：手术只能到合同医院（北医三院）去做，而不能像以前那样转到专科医，当时北医三院刚刚建立胸外科，就把我接了下，果然，手术出了事故，在剥离肺与胸膜粘连时不慎将肺静脉切断，为此就要多切掉一些肺组，按常规，应切除一个肺段甚至一片肺叶，然而当时的大夫也许出于好心，只切了半段（后来其他大夫告诉我，这样做是不恰当的）。结果，刀口缝合不好，肺漏气了，引起肺不，药物达不到胸腔，结核菌大量繁殖，并通过瘘管向两肺播散，全肺都感染了新的结核，拍出X光片来，看上去就像大叶肺炎一，于是手术大夫就认为是大叶肺炎，不是结核，让我出院做保守治，校医院大夫把我的病例拿到市里会诊，结论是支气管胸膜瘘；而三院大夫不承认手术有问题，一推了之。

    当时教研室为我跑了多家医院，但没有一家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要解决问题，必须修复瘘管，去除病源，这就需要再做大手术，而当时我两侧肺叶大面积感染完全没有得到控制的身体情况，是很难承受再次手术的，风险很大，所以各医院外科都不愿接，不愿为别人的错误去承担责，同时，我对当时常用的几种抗结核菌的药物已经不敏感，保守治疗很难控制，会不断发生结核菌大播散，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内科也不敢，当时真陷入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

    就在这时，黄昆先生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专门与阜外医院的吴英凯院长讨论了我的病情，请他们尽力挽救我这个年轻人的生，于是我住进了阜外医院胸外科病房，教研室的同事和朋友又从苏联、香港等地带来新的抗结核药，从而减缓了病情发展的速度，我的情绪和体质都逐渐好转，具备了再次手术的条，于是第二次打开胸膛，缝合瘘管，同时剪断六根肋骨，完成胸廓成形手术，消除了结核菌的根，以后通过几年药物治疗，达到左肺基本失效、右肺终生伴有大量钙化灶的稳定状，由于肺功能不全，一度还引起肺心，虽然历经磨难，但是我终于战胜了死神。

    这场胜利是教研室的同事们辛苦奔波、恩师黄先生不懈努力，加上阜外医院医术高超的大夫们尽力抢救的结，特别是黄先生，他自己家里有事，从不愿意去麻烦别人，却为我这样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教员去想方设法求医，硬是把我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我不会忘记我的第二次生命来之不易，我要更加珍惜，要对得起帮助过我的恩人们，特别是黄昆先生。

    黄昆先生驾鹤仙逝已经两年多了，然而他那热爱祖国科技教育事业、辛勤开拓、奋斗不息的精神，关心、爱护年青一代的崇高道德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作者简介

    林福亨，高级工程，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先后在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光学（激光）教研室和电子学与计算机教研室工，长期从事电子线路和计算机的教学和科研工，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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