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丽生

    关于“写书。”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上关于量子阱中二维电子气和量子霍尔效应的研究已是轰轰烈烈，半导体量子阱和超晶格的研究在中国才刚刚开，我因为从1971年就从事半导体异质结激光器的研究工作，曾为学生开过几遍“半导体异质结物理”和“半导体激光器”的课，经过一番学习，就萌生了在原来讲稿的基础上写一本比较系统的《半导体异质结物理》的想法，其中包括介绍半导体异质结中二维电子气的基本特点和当时国际上研究超晶格的一些成果两个章节，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帮助。

    当我把这个想法去和黄昆先生商量的时候，他说：“现在全世界每年出的专业书有上万本，而真正的好书只有一两本而已，但不是好书也能够出，所以你也可以，”我听了觉得很诧异，正在琢磨他是什么意思，他笑着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写出好书的，即使不是好书，只要对读者有用、有帮助，也应该出版，你去写，”并且还叮嘱说：“写书就是给别人看的，要力求站在读者的立场，让人能看得，语言要简练，概念要清，不要搞一大堆公式，让人看完了都不知所云，这可是要费一番工夫，”我这才明白，黄先生的惊人之语正是他与众不同之，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写的《晶格动力学理论》正是一本有名的固体物理的经典之作，那才是世界一流的好，不过他虽然是标准高、眼界高，但他仍然鼓励后辈写书。

    1986年《半导体异质结物理》全书成稿后，黄昆先生把第五章“半导体异质结构中的二维电子气及调制掺杂器件”和第八章“半导体超晶格和量子阱”两章认真审阅了，对我错误的地方、写得不严格的地方一一挑出，还把非常具体的意见一条一条地写了三页纸，对我的帮助十分具体；最后还亲自写信向科学出版社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无数次地翻阅过1956年黄昆、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年纪愈大，翻阅的次数愈多，愈觉得黄昆先生写的书真是“字字珠玑”。虽然科学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其概念之清楚、语言之明确性和唯一性，仍然不得不令人折，这固然是和黄昆先生的物理功底之深厚、思维之敏捷、条理之清晰有关，但也和他对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有，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让每一句话都千锤百炼，使我们这些后辈即使想学也难望其项，我这才真正知道，就是写一本“不是好书”，写一本不误人子弟的书，也是多么地不容易，也是要用心血去写，这三页纸我一直保留了二十多年。

    关于“学生。”

    1984年在旧金山召开国际半导体物理会，我当时是以意大利理论物理中心代表的名义去参加的，所以我的胸牌上写着“Li-sheng Yu（Italy）”。有一天，当我和黄昆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还有其他中国人），正好碰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的沈吕九教，黄先生介绍说：“这是沈吕九教授，搞固体理论研究很有成，”沈吕九看着我的胸牌有些不，我马上说：“我是黄先生的学，”可黄昆却说：“不，不，她是我在北大工作时的同，”让我好一阵尴，事情过了以后，我问黄先生：“我怎么不是你的学生？我从上大学起就听你的‘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毕业后又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工作上、业务上也是时时请，现在混得也不算太差劲儿，怎么就给你丢脸了？”他笑着解释说：“不是这个意，你只是我的一般的学生，并不是我亲自带出来的研究，而沈吕九是专门做固体理论研究的，不要让他误会，”可见，他对于谁是他的嫡传弟子是很在乎，他教过的学生和受过他教诲的人有成百上千，但他的嫡传弟子却屈指可数，可能还不到10，他对挑选自己的研究生是很严格的，首先是要有天，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研究生并不考试，都是统一分配，虽然也征求导师的意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所看中的和欣赏的人并不能都成为他的研究，我记得黄昆先生对我们班的续競存和低我们两班的朱恩均没有成为他的研究生一直觉得遗，有人曾劝他多带一些研究生，但他认为研究生必须亲自带，他教学任务太重，工作太多，所以不能带太，不像现在有些教授，同时带的研究生就有一二十个，统统交给手下的人带，有些人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而发表文章时篇篇都会署，说起文章的署名，黄昆先生更是绝对地严，只有他自己做的，或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做的，他才会署，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说，有一个人曾给他一篇文章看，请他提意见，完了请他一起署，他大笑着说：“还有这样的事，简直不可思议，什么糟糕的东西让我署，”

    他十分重视第一线的研究工，这点教导对我一辈子都受用无，我自己的实验结果都是用自己的双手“泡”在实验室去得到的，无论是实验工艺还是测量，都自己动手，一直做到70，也只有在第一线的工作中，才会不断出现有意义的想法，真正感觉到做研究工作其乐无穷。

    关于“导师。”

    大概在1978年初，黄昆先生刚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不久，甘子钊跟我说，黄昆调离北大，真是北大的一个大损，他鼓捣我去和黄昆说说，能不能在北大兼职，我就傻乎乎地答应去说，当然，那次我去“游说”没有成功，黄昆说：“甘子钊他们年轻的一辈也已经起来了，可以担负起责任，我既然已经从北大调出来了，那就不要再回去了，”又说：“有人说，60岁以后就做不了科学研究，我马上就60了（那年他58岁），好像觉得还可以，我想集中精力再做点科学研，”就在那次，我在黄昆的书房里看到墙上多了一张外国老头的照，照片不算太大，大约有7～8英寸长，黑白，老头满脸是褶子，却很有精，我问：“这人是谁？”黄先生说：“这是我的老师莫，”然后看着照片缓缓地说：“他七十大寿，寄了一张照片给我，老，”当时我从黄先生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态——是一种深情尊敬的师生情谊，还有一些感伤，让我印象深，原来黄昆先生也是性情中人。

    关于“家庭。”

    1989年夏天，黄昆先生受邀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讲座上去讲课，他的夫人李爱扶先生和他同，正好那年的6月中到9月中，我也在那里工作三个，黄昆先生讲课好是出了名的，深入浅出，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物理问题讲得使在座的人，不管对这个领域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都能听得懂，都能有收，在这一点上，无人能与之相，那天，黄昆先生的讲课我自然要去听，我去时，在一个不算小的会场上已坐满了，我正好和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E。Tosatti教授并排坐在边，讲座快结束时，Tosatti忽然很感慨地对我说：“黄昆教授讲得非常清楚，英语说得真，”我的英文是半路出家，根本分辨不出什么是好的英，讲座完了走出来时和一位英国教授同行，我顺便问了一句：“黄昆教授讲得怎样？英语很好吗？”他马上说：“非常好，英语也非常，”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我曾问过黄昆“你和你的夫人谁的英文好？”他说：“我的，”我大笑起来说：“这不可能，人家是英国，”他笑着说：“在写作和正式场合讲话、做报告的英语都是我的，”看来他确实不是吹牛的。

    自从他回国以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使他的夫人尽快学会中文，他禁止在家里说英，我曾看见李爱扶常常伏在案头，一笔一画地在方格纸上写汉，记得50年代后期，他的孩子们五六岁的时候，根本不会说英，我曾问过他说：“李先生中文已经很好了，你们该在家里说说英语了，給孩子们一个熏陶，让他们多会一种语言多，”可黄昆却说：“英文用不着学，长大了自然就会，我就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后来不知怎么就会，”我说“那不可能，这是违反唯物辩证法，”后来在经常的接触和观察中，我发现黄昆先生很爱看英文小，他的桌上、书架上到处都扔着英文小，英文小说是他的一种消遣和休，他从小就爱看英文小说，再加上教会学校用英文上课的环境，就使他自然而然地融入英语文化之，可惜我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为时已晚，看英文小说这一招已没法学了。

    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所在地的里亚斯特离威尼斯很近，坐火车只需两小时，可当天往，黄昆有一次问我怎么去威尼，我说：“我已经去过五次了，我可以陪你们，”他说：“我们自己会去，不用你，”我简单说了一下过程，不过我还是坚持陪他们去了，觉得做学生的总应该鞍前马后照应着点，去了威尼斯后稍稍转了一下，他们对广场上五花八门卖东西的毫无兴趣，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觉厌烦，就坐船沿着大运河到了出海，黄昆说：“到外面的岛上去，”我说：“那到做玻璃的岛上去看看，玻璃是威尼斯很有名的工，”黄昆说：“那有什么可看的，还是去一个安静的岛，”这样，我们就买票去了丽都（Lido），在这个狭长的小岛上，人很少，很安，那一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亚得里亚海上的天空湛蓝，海水在沙滩上轻轻地涌动，远处能看到出海口处大教堂白色的圆顶和圣马可广场上的塔，却听不见那里的喧嚣，一派恬，他们俩在沙滩上坐了下来，我离他们稍远的地方也坐了下来，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很，我扭过头去，看着他们两，那天在海边，我看着黄昆先生的侧影，他也老了，头发全秃，那年他正好70岁了，和当年他的导师莫特教授一，不知他静静地看着海想些什么，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了我的心，一代名师也会年华老去，虽说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上帝还是太残酷了。

    看着黄昆和李爱扶并排坐在沙滩上望着远方，我又想到，黄昆一生的成就和他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做的贡献，有一份是李爱扶的功，她真是一个伟大的女，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完完全全地融入中国社会，和黄昆琴瑟和谐五十多，想当初，李爱扶也是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和黄昆共同发表文，可到了中国以后，黄昆坚持只给她安排一个实验员的工作，工资也很低，长期带电子线路的实验课；在家里负担起全部的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无怨无，家里从来没有用过保姆，只在黄昆病重的最后一年里，才请了一个小时，她为人真诚、善良，不争名利，与她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之感，在“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里，黄昆受到了冲击，可物理系没有一个人对她非礼，没有一个人说她的坏话，足见她的人缘有多，黄昆去世一年后，在一次春节聚餐时和她同桌，我曾问过她：“你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黄昆，完全不考虑自己，这在许多中国人来说也做不到，你不后悔吗？”她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很融，”“黄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们在一起觉得很好，我很喜，”我说：“这真是伟大爱情的力，”

    关于“生活。”

    黄昆先生在品德上的清正也是有名，生活俭朴，自律甚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这样严格的要求；对他自己的家人和亲属有时更是十分地苛求，让我们外人都看不下，他特别不喜欢走后门、送礼、托人这一类事，该怎么办就怎么，我每次去请教和讨论问题，他都没有拒绝过，总是耐心地听我叙述并给我认真的回，虽然有时给我的意见是以“嘲讽”的方式说出来的，但他的意见是认真的，使我受益匪，1993年以后我退休了，有一次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带了一瓶多种维他命送，他半开玩笑地说：“你送东西给我，是不是有事求我？”我马上嚷嚷起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几十年了我送过什么给你？我连贺年卡都没有送过一，我知道你的秉，现在我已经退休了，退出江湖，再没事儿求你了，才第一次送东西给你，还只是一瓶，”他看我真急了，打着圆场说：“那我就收下了，这下子她（指着夫人李爱扶）又要天天逼我吃药，”

    黄昆先生思维敏捷，反应快，还常常出其不意幽默一，记得1999年他八十寿辰时，王阳元和甘子钊组织原半导体教研室的老同事共二三十人在小汤山的九华山庄为黄昆祝寿一，那时黄昆先生已经患有帕金森氏病，行动不便，上午在一起座谈、聊天的时候，有些人他都二十多年没有接触了，却还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当大家都在啧啧称叹时，最后他指着我，一本正经地说：“这个人我不认，”全场爆发出哄堂大笑，黄昆是一脸的得意。

    黄昆先生在做学问上和做人上都很注重品，他的独特的见解、语出惊人的表达方式和与众不同的行事，再加上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高尚情操，孜孜不倦的教诲，严谨的治学风格这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

    作者简历

    虞丽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留校工作至退，长期从事半导体光电器件的教学和研究工，曾出版《光导纤维通讯中的光耦合》及《半导体异质结物理》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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