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藩

    黄昆所长的辞世，不觉已过两年，两年后的今天，黄老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诙谐幽默都仍历历在目，好像他仍在我们之中，在学术报告厅给我们讲课，在大会场的主席台上给我们做报告……

    最近，听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要为黄老出书，故而翻箱倒柜，寻找有关黄老的素材，把他留存在我身边的手迹贡献出来，组成书稿，以资纪念，并表示我对黄先生永久的怀念。

    关于《自叙》

    这篇《自叙》成文的时日已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阶，不记得是中国科学院人事部门还是办公厅的同志来函向黄先生约写的，好像对文稿的字数和交稿时间都有特定要，当党委办公室收到黄老交来的这一材料后，原稿上交了，留下了复印件，一是存档，二是为了应付媒体的需求。

    这一手稿的全文内容是：

    自叙

    这几年人物介绍的文章很多，但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文章怎么写法呢？对没有文字写作修养的人，我想也只能回忆一下各个年代，想到什么就写什，一个人讲问题，往往不免受个人经历的制，我对小学生负担重曾发表议论，认为大可不，这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小学学习是糊里糊涂过来，当时自认为最出色的一次表现，就是在三年级时曾带回给母亲一份因学习而得的奖品，那就是北京史地课考试得第5名时奖给一份介绍北京城的油印讲，我始终为能熟练说出北京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同样是由于自己的经历，在要我和青少年谈话时，我总不免讲，中学打的基础是影响一辈子的，可以说，这里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我初上中学的半年是住在身为教授的伯父，他见我下学后很空闲而询问，我说老师安排的数学作业我都作[做]完了，他说那不行，数学书上的题自己都要，从此，我就按他的话作了，其影响深，这不仅使数学课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由于我下课就忙于自己作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我后来回想，总觉这一偶然情况有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我的反面经验是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老师出作文题，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好，其后果也可以说是影响一辈子，举个实际例子，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留美和留英两项考，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再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居然我被录取曾使我大吃一，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更低的分数，我当时是其中之，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关远没有过，拿近年来说，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时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我上大学是在当时为燕京大学，当时物理系的课程内容是很有限，回顾起来，从两个方面讲，这对我是很有利，一是我深知自己的才智十分有限，正因为当时的课程比较浅，份[分]量不重，才使我的学习得以比较主动，而这种主动性无论对学习或是对从事研究都是最为重要，正是基于自己这样的体验，我讲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另一方面，由于课程不重，使我得以花较多的精力完全是自学阅读钻研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论，使我达到了入门的水，这正好与我毕业后到西南联大随吴大猷先生作研究相衔，吴先生当时是在国内最早开展原子、分子的量子力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跟随吴先生作[做]研究工作就在使用量子力学上取得了经，所以1945年我到英国留学，和一般英国研究生比较，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1941年我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给吴大猷先生任西南联大的助，系主任饶毓泰先生第一次接见我时就严肃对我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作研，后来我的情况正是如，当时西南联大名教授很多，课也开得很，我在一年中就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我听课很多，但是课后不复习，所以大部份[分]没有懂，但仍旧得益不，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某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还是学到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力学、电磁理论、群论的一点入门知，后来的经验表明，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能用得上，在用中把它掌握起来。

    莫特教授是我到英国投奔的博士导，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教授，但已出版了三本著名的专著，每一本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原子碰撞理论、金属合金理论、离子晶体中电子过程）。正因为他有如此广阔的成就，我初和他接触时十分惊奇地发现，他只对他当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和他谈更广的问题他不感兴，我后来才领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专注的治学特点，才使他能在十年之中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取得重大成，他治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尽管他有深厚的数学理论修养，但最善于抓住问题的物理实质提出形象的模型，以最简单的数学获得结，他的这些治学特点，不能不对我有很深的影，但也无可讳言，长时期习惯于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也给我带来很明显的局限性。

    在英国时，在我的心目中，主要研究固体的除了我所在的不[布]列斯托大学，就是爱丁堡大学的博[玻]恩教，所以我获学位后就到他那里访问半，博恩教授不仅是晶格动力学的创始人，而且这个学科几十年的研究进展大部分是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完成，没有想到这次访问最主要的结果，是他建议我与他合作完成一本以量子理论为基础的晶格动力学专，写书的工作从1948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三，到最后时期，如果不是有约在前已经很不想写下去，这是因为当时这远不是一个热门，我想书出版后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过两年也就会停版，没有料到，由于固体物理学全面大发展，这本书成为一本标准专著，过了25年出版社才决定停版；而且过了3年又根据科学家提议，再次出，这真是万万没想到，我于195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到1977年，前后26年主要是教，最初教了两年普通物理，以后开的两门课：一门是固体物理，一门是半导体物，早在刚回国后为上课作准备作过一次试讲，45分钟的讲课就被助教提了10条批评意，院系调整后，特别强调教学要十分认真，所以当时我教普通物理，每周上三次课，备课足足要用50到60小，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经过这一练，我对课堂教学讲求效果获得锻，现在听到别人作科学报告，事先没有下工夫让人听懂，就会想到课堂教学的锻炼很重要。

    我开设固体物理课是从碰钉子开始的，我初回国时正值思想改造时期，系里要我和当年三名研究生商量给他们开一门，因为我在国外时研究的主要是固体的问题，我建议讲一门固体物理，他们听过介绍后干脆说，听起来这个课没有啥意，首次开固体物理的尝试就这样碰了，其实这样一门课应主要包括什么，我也不清，还是以后，经1953～1955年，先后给几个研究生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员两次讲课，并结合专业建设才形成了一门比较系统的大学课，半导体物理课的开设，更是没有蓝本可以遵循，连综述性的文章当时也很，所以，第一次在学校开课是由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和我各依据自己熟悉的一点知识讲几个学时拼凑起来，回顾起来，开设这两门课最大的收益者恐怕是我自己。

    我在北大的年代中，基础研究由于种种干扰始终没有搞起来，我的研究生涯中断了近30，1977年，我被调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这时身在研究所不作研究道理难，但是，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自己年龄已近60，研究怎样才能作得起来呢？我当时想，科学家老了会掉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老化，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跟不上发展，二是由于地位容易脱离第一线的具体工作，以至于自己原来的老本也会逐步忘，我要把几十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认真地补上恐怕是作[做]不到，所以我拿定主意，承认这个局限性，只去作自己能作的问题，但是要坚持自己动手作第一线的具体工作。

    关于《我所半导体物理研究的兴起》

    1990年9月6日，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建所三十周，经中科院领导的批准，举行大，《中国科学报》给出专版（第四版），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通栏标题下，由本单位组稿，介绍半导体事业与半导体，除所长、党委书记、老专家王守武、林兰英必有文章外，作为名誉所长的黄昆也要撰文致，因此，他在难以拒绝的情况下，亲自动笔，写下了《我所半导体物理研究的兴起》这篇短文。

    这一手稿见报后的全文（与原手稿略有改动）是：

    值此建所三十周年之际，有同志要我写点东西，以资纪，我是1977年10月调来半导体所工作的，和所内大多数同志相比，是个后来，对所史的回顾，没有多少话可，幸运的是，正值我来所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经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重视加强基础研究的气候，使我在所内有了开展半导体物理研究的客观条，如果不是这样，我在所里恐怕只是个无所事事的人，撇开区区个人的事不谈，更为重要的，在所开展半导体物理的研究，是个关系到办所方向具有深远影响的大问，半导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如此重要的技术，正是由于早在几十年前，国际上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科学家重视开展深入的物理研究的直接结，伴随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从当代物理学的发展来说，半导体的物理研究，在精确和深入程度上，也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凝聚态物理的发展，这本来是尽人皆知的，但在我国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形成了越有重要应用的学科，越是撇开基础研究不搞的不正常局，在我到半导体所，在全国对基础研究有了统一认识，着力把半导体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就成了我所责无旁贷的责，回顾这段历史，正是由于院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所科技部门多年持续的努力，一批多年从事材料、器件应用工作的同志发扬敢于克服困难勇于钻研的进取精神，才使得我所半导体物理研究较为顺利地开展，并不断得到扩展与加强，在我所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中从事物理研究的物理，至此，半导体物理研究，已成为所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物理部承担了国家重大基金项目“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的重要研究工，在物理部已有的工作、规模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与中科院物理所共同主办了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际和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五百余篇论文，14项研究成果曾获得院级以上的奖励，有些工作已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享有一定的声，在迎来建所三十周年的今年，回顾一下物理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与进步，可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展望未来，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弱，我们应时刻牢记“不进则退”的道，为使我们的工作持续稳定地发展，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关于审稿时的“批件。”

    1995年10月，半导体研究所党委决定，在全所开展“学习黄昆优秀事迹”的活，所党委办公室约请黄昆过去的研究生及与他交往较密的同事撰文，介绍黄昆的优秀事迹，打印发至各党支部组织学，我从韩汝琦、吴自勤、莫党、秦国刚等人的文章中，摘录有关黄昆对他们的关爱和培养的部分资料，写成《院士勤谱园丁曲》一文送黄昆审，当时，他曾细看了这篇文章，因有两处错别字做了修，但是，他也毫不客气地给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黄老对我的批评全文是：

    你花了不少力气，但是我觉得很难提意，在我看来，说实

    在话，文章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即认真说得上是我培育人才的事迹）。大多数事实都是一些较年轻的同志协助我工作，以及随工作发展，组织上安排人员工作接替的经过话，我觉得一点也不像我会说的，很多引号内我，尽管我真说过的话，也不会记得。

    学术论文投稿被退稿是常有的事，想到此，使我鼓起勇气直书了以上意见（我想我们的报刊文章也应像学术刊物一样严肃，甚至应更严肃一些，相信你也会这样看）。

    黄昆1995.12.13.

    其他

    1981年，某杂志刊载了一报社记者撰写的黄昆事迹的长篇报，当时任半导体所宣传科科长的我把复印件送给他留存时，他以为是校样，后又还给了，在这复印件上，他进行了不少的圈改和批，文中提到“他两次被邀请到英国科学家云集的皇家学会作学术报告”，他圈后加批语说：“从没有这事！”在提到“《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同行的一致赞扬和好评”，他批“没有根据”；说他“以特别优秀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把“以特别优秀的成绩”划掉，批注说“博士学位无所谓优秀成绩”；文中又说“杨振宁多次来我国访问，黄昆总是陪同，并每次都设家宴宴请他”，黄昆将后一句划掉，批语说：“不是事实，一九八零年头一次请他到我，”

    对朱邦芬为某刊物撰写的黄老传略，他做了两处修改：一是将“黄昆是晶格动力学的奠基人和权威，是声子物理学科的奠基人，他为现代固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句改为“黄昆对晶格动力学和声子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是将“参与制定我国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为重点发展我国半导体事业提出了具体规划及实施的紧急措，”一句中的“提出了”改为“参与提出”。

    对录像片《我的治学之路》的文字稿，他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

    （2007年5月6日）

    作者简介

    何春藩，高级工程，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当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曾在第四研究室致力于微波变频二极管的测量工，1975年以后历任半导体所宣传科科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审计、纪检、监察联办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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