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藩

    学生问（以下简称“问”）：你在英国读博士后期间提出的理论，在当时有无反面的意见？

    黄昆答（以下简称“答”）：没有反面的反，因当时还未能引起大家的重，不过有一篇文章，后来证明是比较重要的工，在投稿时，第一次给退回来，后被玻恩又替我重新送去，还是接受了，其他没碰到什么阻力。

    问：现在的青年，与你们的青年时代不一，现在青年提出什么观点、理论被权威否决以后，如果你是这个青年，应该怎么办？

    答：我到现在所接触到的，恰好是自己认为做对了，别人冤枉了他，实际上是他没有道理（笑声）。因为很多给我写投诉信的，认为冤枉了他，实际上并没冤枉他。

    问：你在英国所做的工作，当时是否意识到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答：可以说没，当时的几篇文章，我自己都还满意，不过并没有认识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重，中间好多年我完全脱离了研究工作，跟国外已无任何交，后在1975年，我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我参加，非常惊奇地发现，很多人对我当时的工作很了解，而且评价比较，原因是：有些工作是从理论上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实验，几件工作在实验上确立，要经过多少，如“多声子理论”出来以后，很快在国外就有出色的科学家接着我做了很好的发展工，这一来，在当时就很快引起一些行家们的重，关于“唯象方程”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耦合振荡模”，我写到与玻恩合作的书里面了，所以大家都看到了，不过并没引起特别大的重，到了1965年，在用拉曼散射证实了所谓的“耦合振荡模”，这才引起比较大的重视，接着就召开了关于振荡模的学术讨论会，将这篇文章作为里程碑重新印了，编在会议的文集，当时大家看了，仅仅是没认为它错，而要证实后才能引起重视，理论要由实验确立起，就这两篇文章而言，我是觉得写得不错，但并不知道它是否重要或不重要，只感到是自己满意的工，至于对它的发展后的评价与地位，在当时认识是很有限的，后来的发展我原来没曾估计到的。

    问：黄先生，你原来做实际工作多吗？

    答：我原来在布列斯托时，还是想做实验工，因为实验工作是最根本，在当时，我能找到的实验工作，就是在乳胶上看基本粒子，是宇宙线打在那上面，我忘了叫我数什么，数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来慢慢地就退出，杨振宁在美国开头也是想做实验，一发生爆炸准是杨振宁的事，所以后来他也就只做理论，可见，每个人还是有擅长或是不擅长的地，我在燕京大学做实验，结果教员训我“怎么这么笨”；后来做化学实验，对定量化学也特别感兴趣，心里想一定会做得特别准确，所以做得很仔细，最后结果并不好，在上天平时那张纸的重量我没算进，可见，我是不太善于做实验，做实验的人要善于观察，我不行，往往观察不到。

    问：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怎么理解？

    答：这句话的含义，是你学的知识应以运用为标，比如说，你掌握得能应用它就，如果你学得非常勉强，仅扩张点知识面，意义不，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条件的，是从我的实际讲，因为我学知识是不积极的，我看人家的东西非常费劲，特别不善于学习人家的知识，显得特别地“笨”。而我自己做一点东西就显得灵一点似，所以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是给自己找点理论根，不过，掌握知识一定要跟运用知识结合起，如你掌握知识很费劲，实际上是运用不了的，就别在这上面花太多力，我觉得其积极意义是，学知识，要用它，光是死知识就不太有意义了。

    问：有人说，您说话尖刻，都不敢给您提意见和讨论问题，是真的吗？

    答：我不知，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三个人（注：另两人是王守武和林兰英）讨论问题，都是我起的，有人说“他们不敢”，我觉得他们胆子都挺大的，讨论起来是很热烈，为何讨论都是我发动的？有个原因：虽然我喜欢讨论，不过讨论的都是我钻研的问，我没钻研的问题，他们提出来，往往我跟不，我这脑子闭门造车比较合适，对外面来的知识不大容易接受，也跟不上思考，很愚，所以人家不跟我讨论，是因为只有我感兴趣的问题才讨论得起，如果我没有想过的问题，往往人家说了，以后我听不大清楚，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我这人就不善于学人家的东西的，这也是个很大的弱点。

    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理论工作，如果疲劳了，或者说遇到困难了，如何调节自己？

    答：你说这话对我现在倒很合，年轻时不易疲劳，现在特别容易疲劳，坐一会儿就疲，比如，我昨天在准备今天讲点什么时，想写一写，不到两个钟头，脑子就发木了，几个钟头也缓不过，如果碰上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出去散散步。

    问：您多年不招研究，有人说是因为您的研究生伤了您的心（注：传说黄昆的某研究生没毕业就出国去了），是真的吗？

    答：我的研究工作是完全没有计划的，所以我基本上没带研究生，因为带研究生就得有计，我愿意跟同志们合作，因为合作没困难就做下去，有困难就不做，带研究生如这样，就不好办，我刚来当所长，人家招研究生，我不招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来所只带了三个研究，带研究生都主要是“放羊”，让他们自生自，正好我的几个研究生能力都是很强的，我的预见性是比较差的，弱点是多得不得了。

    问：实验与理论发生矛盾时，怎么摆正其分量？

    答：我实在没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不做实验，矛盾不在我身，不过我总的感觉是要提高质，与国际上比，做实验的人在理论上还是太差一点儿，做实验的人的理论修养是需要提高，在我们所里，物理工作在实验上也有弱点，就是原来所里的物理工作，在过去很大程度上仅是种测量性的工作，真正做物理工作的基础是比较薄弱，国外也许是实验的自动化程度高，花的时间少，理论修养也比较好，这是给我的印，如真需要提高的话，是提高其理论修，如果做实验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有所优势的话，对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这些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也能做一些研究工作，不过也有些勉强，主要是掌握理论方面比较薄，从我的理论看，与国外比，仅相当于国外做实验工作的人的理，在内行中，我不敢说我是搞理论的，因为我的理论算不上理论，只能说是物，我这仅仅是讲，做实验工作的人的理论修养是很重要的，是很需要提高，不过我们的一些研究生，最近从论文上看，理论也不错似的。

    问：怎样才能与同事保持愉快的合作？

    答：我基本上没跟人合作，只是这几年才跟人合，以前在英国时，工作全是我个人做的，有一篇文章是与我爱人合作的，这也谈不上真正的合作，有些计算是她帮我做，我不是说跟外国人没法合作，是说我跟谁也没合作，这可能跟做实验的人不太一样。

    问：您讲的在燕京大学学习时的那位英籍微积分老师，是否对您的人生旅程有着重大影响？

    答：他组织的那个“讨论班”，不是一般的“讨论班”。他出面找的都是优秀生，有点“选尖子”的意思，或叫“尖子班”。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很年轻，自己也想跟大家一起成，这与一般的补充知识的“讨论班”不大一，这一过程，对培养我对科学事业的爱好与追求，探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在我从燕京大学毕业离校后，他后来也成了燕京大学理学院院，回英国后，他后来也成了国际上地球物理方面一个比较有声望的科学，他也曾到我国来访问过多次。

    问：您在英国工作出色，为何急着回国？

    答：我原来准备公费留学三年（注：1945～1947年）就回，在最后一年，论文也做完了，我可以到几个地方去访，原计划在玻恩处访问半年，然后到美国芝加哥一个研究所去访问半年，因为老在一个地方对增长才干有局限，在玻恩处访问时，去美的介绍信都开好，后来玻恩建议写书，所以就把计划打破了，就在玻恩处搞了一个三年博士后（注：从1947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到1951年回国前），完后我就按时回国，这并没什，这期间，只有吴大猷邀我去加拿大他所在的一个研究院去工作，我说我已应约决定回国，所以我就按期回，新中国建立以后，我的热情是比较高的，这并不是决定我回不回来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原来就打算回来，事实上也是按时回来，是按期办事。

    问：您留学的大学对您的成长有何影响？

    答：我在布列斯托（“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手下）待了两年，对那儿的条件并没怎么看得，除了导师我很佩服以外，研究工作不怎么样，好像没做什么工，结果事后证明，也得了“诺贝尔奖”，因发现了μ介，当时他们说要得“诺贝尔奖”，我说他们是“疯了”，结果真是得了“诺贝尔奖”（笑声）。后又提出“螺旋位错”，是当时我在那里时提出来，这在“位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事后证明就是我在的时候，那儿也出了一些重要成果，不过对我没有直接影，对我有直接影响的是导师的学术风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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