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里士来斯坦福研究所纯属意外。他父亲是个电气工程师，在肯塔基长大的英格里士天生就爱捣鼓小器件。他在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 ）拿了个电气工程的学位，在校时还给大学的广播电台当工程师。和许多1950年代中期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英格里士就进了海军服役。1958年退伍后，他打算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于是跑到伯克利想找个研究助理的职位。他顺利地被录取为伯克利的民用工程学研究生，但他很快发现了伯克利校园的冷漠薄凉。英格里士个性安静，脸上总是挂着随和坦率的笑容。伯克利教授和研究员们势利傲慢的嘴脸让他格外震惊。没有人对新来的工程师表现出丁点兴趣。冲动之下，他给斯坦福研究所打了个电话，询问是否有工作机会。在旧金山半岛上，英格里士受到了研究所温暖备至的欢迎，因此他把读研的念头搁置一旁，搬来门洛帕克上班了。
他的新工作与军事训练系统有关，虽然一样无聊乏味，但他很快有机会进入合作教育项目，半工半读在斯坦福大学修读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在斯坦福他师从当时的一位传奇教授比尔·林维尔（BillLinville ）。头一个军方项目完成后，英格里士被介绍到磁性研究组，开始加入磁芯内存器的课题研究——军方资助这一项目是为了获得能在宇宙空间和高辐射环境下使用的存储设备。
在磁性研究组，英格里士结识了背景各异的年轻工程师们，上班下班都泡在一起。他们常到道格·恩格尔巴特家参加民间舞的舞会，其中有四个人关系特别铁：休·克瑞恩、戴夫·本宁恩（Dave Bennion ）、豪依·齐德勒（Howie Zeidler ）以及隔壁物理实验室的查理·罗森（Charlie Rosen ）。
罗森在斯坦福校园后方圣克鲁兹群山的高地上买了些地，买了之后才发现其中有一片二十英亩[1]的葡萄园，大概是某一位前任业主开辟的。罗森原本打算把这块地当做家人野营休息的地方，但是本宁恩对这个葡萄园抱有极大的热忱。和克瑞恩一样，本宁恩也是个逻辑设计工程师。他来自农场家庭，总想找个地方甩开实验室的那些活计，顺便在户外活动一下。因此在1959年，这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开办了山脊葡萄园（Ridge Vineyard ），这个葡萄园后来竟成为美国最受推崇的小酒庄之一。
在磁性研究组，英格里士也遇见了恩格尔巴特。没过多久，英格里士就知晓了这位性情平静的工程师的梦想——将万尼瓦·布什的"麦克斯记忆拓展存储器"变为现实。在实验室，大家都知道，恩格尔巴特在这干活只是为了领工资付账单，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打造数字计算机。起初，这个课题没有引起英格里士的兴趣。当时还是模拟计算的天下，不过他很快又发现恩格尔巴特可是个死心塌地的梦想家。
最令恩格尔巴特卓尔不群的就是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番努力后他终于为自己的疯狂构想筹得资金。第一笔钱是查理·罗森帮他从空军科研局要来的一小笔拨款。这样的涓涓细流根本无济于事，不过斯坦福研究所终于肯为他的项目做些投入，在1960至1965年间从一般经费里拨给了他十二万美元。
在研究所工作的头两年，道格·恩格尔巴特主要还是在反复琢磨那台梦想中的机器。他写了几份论文草稿，探讨他已命名为"人机界面"（man—machine interface ）的理念。在历史上，机器只是被用来处理原材料或者发电，但现在加入信息之后，人们就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计算机的运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思考计算机除了计算器以外的其他功用。
恩格尔巴特的构想强调了机器和用户之间的互动，这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他写道："计算机世界也应实现类似的进化。我们现在还处于大型计算机时代，所有运行都是预先排定的；但我们很快会进入计算机新型应用的时代，用户可通过持续操作来指挥计算机的运行、控制信息的流转从而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
接着他添上了这样的预言："让我们确保人机界面的概念不会卡壳在大型机安装和预先排定的旧模式中。人机界面……应该需要修改控制系统来适应人类的能力。"
道格·恩格尔巴特上下求索的正是个人电脑。但是和十年后那些追随他脚步的PARC 研究员一样，他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一的电脑。他的构想始终着眼于由工作团队组成的社群，而非单独的个人。
这一理念在1960年代末正蓄势待发，那时恩格尔巴特的团队已被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ARPA）选中作为阿帕网（ARPAnet ）[2]首批两个网络节点之一。J·C·R·里克莱德认为阿帕网是一种"星际计算机网络"，它能将不断扩大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社群紧密连结在一起。
1960年1月，恩格尔巴特和休·克瑞恩一起前往费城宣讲自己对成比例缩放理念的看法。此前不久，恩格尔巴特开始在斯坦福研究所组织一系列非正式研讨会，探讨人类智识增进的课题。虽然手头没有实体计算机来探究他们的想法，但参加研讨会的人还是试用了一些原始的应用程序。那时，最有效的简单分类方法就是打孔卡档案系统。数据手工录入卡片，卡片外沿边缘布满打孔眼。根据不同的对应特征在卡片上钻眼儿，然后摆成一摞；需要查找信息时，由一只编织针似的细针穿过这摞卡片，不停震动，钻了相应孔眼的卡片就会从一摞卡片里掉出来。这种方式使简单的数据统计成为可能。
有些时候，研讨会还邀请一些外来学者做讲座。1961年2月，恩格尔巴特在一份通知里宣布："保罗·豪沃顿（Paul Howerton ）先生已受邀参与研讨，将与各位互通有无。"豪沃顿先生"在政府某项情报工作中领导一个大型项目组，并且负责管理汗牛充栋的信息档案。他博文广识，游历丰富，才辩无双，诸君定能发现此番交流于增进才思甚有裨益。"
研讨会也探讨提升开会效率、扩大会议成果的各种技巧，由此亦可看出恩格尔巴特感兴趣的课题不仅是技术方面的，也涉及社会学和组织学理论。在恩格尔巴特看来，智识增进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不应止步于单纯的机器。
在研讨会上，恩格尔巴特率先采用了在二十年后成为新一代"会议主持人"引导会议的重要方法：主持人从某个小组收集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写在白板或者大张白纸上，供与会者讨论。在恩格尔巴特早年举行的非正式的增智研讨会上，不同的小组会指派一人作为"黑板演示者"，并且把这一过程看做一种实时反馈。
为了向呆伯特（Dilbert ）[3]的创造者卡通画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 ）致敬，最初在记录研讨会上遇到的问题时，恩格尔巴特不仅按性格给参会者分类，还给他们取了体现不同个性色彩的诨号，这些诨号一一听上去仿佛就是漫画书里的恶人图谱，包括：吹毛求疵者，分类狂人，拼命三郎、探索者、骑墙派、自大狂、疑心病、俏皮话专业户、大权在握者、摆布人心者、眼高过顶者、文不对题者和闷葫芦。这些典型的人物行为特征在日后的公司会议上屡见不鲜。
有一种改进工作组工作方式的办法就是使用能提供即时反馈的投票设备。1961年4月，研讨组临时应急弄了个投票系统，参会者可以选择"赞成"或"反对"；演讲时，只要听众的支持率没有掉到50%以下，演讲人就可以一直讲下去。研讨组还想出了一种"秘密打断程序"，每个参会者都可以反复按钮表示要打断演讲人。可惜这个点子不成功，因为会议主持者光是统计按钮次数就忙得焦头烂额。
从头到尾，恩格尔巴特都只是个安静的指挥者，坚守目标，毫不动摇。他不是个独裁者，后来硅谷金字塔顶层那些强势人物惯有的恣意妄为的性情在他身上一丝也无。正相反，他显现出朴实坚定的决心，还略微有些宿命论倾向，似乎他眼中的世界随时可能崩塌。他在某次研讨会的通告中写了如下结语，充分暴露出他心中的这份不确定感："本次会议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你们真诚的道格·恩格尔巴特将不会到场。各位还请尽兴。鉴于在下不能到场，若各位在会上有所成就，还请于会后惠知在下。"
对恩格尔巴特后来所说的"增智框架"（Augmentation Framework ）而言，1961年至1962年是关键的成形时期。但在早期，这些构想都还只是空中楼阁，看不见、摸不着。如果要着手打造梦想的系统，恩格尔巴特还需要大量研究经费。有一阵子，他觉得刚出现的人工智能领域也许能为他的项目提供一些支持，或至少能进行部分共同研发。不过，人工智能的研究员们仅仅用自己的思维模式来解读恩格尔巴特的构想，在他们眼中"增智"这一理念变得苍白无力，被降格为平庸无奇的信息检索，完全背离了恩格尔巴特原本的理想。
渐渐地，恩格尔巴特开始明白人工智能研究组与他在理念上其实是针锋相对的。他们想要用机器取代人脑，而他则想要拓展和增强人类的能力。恩格尔巴特后来说过，他无意反对人工智能的构想，只不过认为要实现人工智能还得耗上几十年的时间。他那时觉得自己的构想才更脚踏实地。
他还常常因学术偏见而四处碰壁，这种偏见在他的整个研究生涯中都令他苦恼不堪。1960年，恩格尔巴特在美国文献学会的年会上讲授了自己的一篇论文，概述了未来的计算机系统将如何改变信息检索专业人员的职能角色。可惜听众根本接受不了他的观点，对他的论文漠然视之。他还跟一位研究员争论了起来，那位研究员坚持说恩格尔巴特提出的构想和其他现有的信息检索方式并无二致。
那真是漫长而落寞的两年。计算机科学技术正朝着数学算法的方向飞速奔驰，但其他计算机科学家却对恩格尔巴特的成果嗤之以鼻，轻蔑地认为那最多不过是办公室自动化应用，因此也就不屑一顾。
不仅如此，原本提供资助的空军方面对恩格尔巴特也产生了怀疑。空军科研局本来就因为总是资助些不着边际的想法而声名远播，其中有些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便如此，恩格尔巴特的研究项目还是差点被降到昆虫群集现象研究的那个层级。就连身边的同事对他也颇多疑虑。有一次，一位朋友对他说："你知道，如果别人真的理解你，那是一回事。但要是不了解你的话，你听起来跟其他江湖骗子没啥两样。"
在他的整个研究生涯中，恩格尔巴特总是难以让他人理解自己的想法，但他从未放弃努力。1962年10月，在向空军方面递交的题为《增进人类智识的概念框架》的总结报告中，他大体描述了自己的构想。接下来这一年，他将自己的想法浓缩成论文集《信息处理展望》（Vistas in Information Handling ）中的某一章。人类团队配备电脑、工作效率提高、解决复杂多样的现实问题——他的"框架"实际上为这一构想提供了技术方面和组织学方面的规划。由此，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终于在人类智识增进上合二为一。
为了让听众理解智识增进的伟力，恩格尔巴特偶尔还会借助"反增智"（deaugmentation ）的理念。在替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研究中心维护风洞的时候，最初的成比例缩放的构思就在他脑海里出现了，"反增智"的理念也是受到同样的启发而产生的。为了让人理解这一理念，他将一支铅笔和一块砖捆在一起，接着让某人用这支笔写字；然后他在一旁观察受试者的表现，拿这种书写方式和打字机打字以及正常的手写做比较。当然，输入文本还是打字机比较快；铅笔负重后本来就不好移动，用这样的铅笔写字实在是受罪。
在对自己远大愿景的第一份完整概述中，恩格尔巴特拿配备了计算机的建筑师打比方。"让我们设想一个"智识已获增进"的建筑师正在工作，"恩格尔巴特写道。"他坐在工作站前（二十五年后"工作站"将成为硅谷的流行词汇），距他三英尺[4]远的一侧有一块由计算机（可视为建筑师的"办事员"）控制的显示屏，这就是他的工作界面；他可以通过一个小键盘和其他各种设备与计算机进行交流。"在描述了作为问题解决者的人类和计算机"办事员"之间的新型关系之后，恩格尔巴特还在文中简要地描绘了自己的远大愿景。计算机绝不只是数字处理器，他写道，计算机在规划、组织和学习等与数学无关的领域还有许多用途——"但凡用符号概念进行思考的人……都会受益匪浅。"在恩格尔巴特朴素平实的文字背后，是同时代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深远而广阔的计算机技术。直到那时，计算机依然是庞大笨重的怪兽机器，执行着大型组织机构的工作任务，不论是处理支票还是计算导弹轨迹。只有道格·恩格尔巴特意识到计算机的用途远不止数据处理。此前一台电脑需要好几组人来伺候，但现在电脑应该成为一个私人助理。这一理念直接来源于万尼瓦·布什的"麦克斯记忆扩展存储器"。十年后，施乐研究员艾伦·凯伊（Alan Kay ）构想的"动力书"（Dynabook ）——由无线网络支持的、强大的便携式计算机——才将这一理念具体化。事实上，这一理念在硅谷已然成为检验各种创新的经久标准，而它正是诞生于道格·恩格尔巴特探索如何提升人类心智力量的过程中。
1962年的那份报告中，恩格尔巴特还描述了一种书写机器，它将彻底改变创意工作的过程。那时他还没有想出用鼠标定位装置作为编辑工具，但他清晰地预见到计算机设备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
他在报告中对万尼瓦·布什的"麦克斯"作了一番简述，然后花了几页篇幅探讨"相关链接"（associative linking ）的可能性，这一设想即是超文本的前身，并直接催生了三十年后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 ）。在谈及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注解中，恩格尔巴特提到了J·C·R·里克莱德的理念——两人在1962年初的一次技术会议上已经碰过面。他还评价说，里克莱德创造的"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 ）理念是对现代计算机的最明确阐释。这二人的相识也是计算机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篇章。
在总结自己的增智理念时，恩格尔巴特虚构了用户"乔"（Joe ）来辅助说明。假设乔正在包括两块显示屏和一个键盘的强大系统前工作；键盘上布满一排排命令键，有序地分了组。用于点击和编辑的设备则是一支随手可得的光笔，悬挂在乔面前的半空中。
恩格尔巴特描述道，大部分时间里乔都是一手操作键盘、一手掌控光笔，操纵着显示屏上的符号。
乔就是恩格尔巴特构想的人类增智系统最早的推演示例，这一系统也实践了他早年在菲律宾小茅屋图书馆里偶然获得的某些想法。增智系统雏形的提出比施乐"奥多"（Alto ）——首台现代办公用个人电脑——的诞生要早十年多。最终，不是恩格尔巴特而是施乐研究团队获得了引领个人电脑研究的大部分荣誉。但毫无疑问，研制出奥多电脑的施乐研究员们都深受恩格尔巴特增智构想的影响。
手头有了构建增智框架的计划，恩格尔巴特便开始为自己的项目寻求更多的支持。他从查理·罗森那里学了几手，他把报告复印件同时送交军方和非军方的政府机构，其中就有当时开始支持各类计算机研究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突破口似乎出现了。收到他的报告复印件后，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派出由四名电脑专家组成的现场评估委员会到斯坦福研究所来。但在评估了他的项目之后，委员会通知恩格尔巴特，说他们认为这一项目需要尖端的计算机编程资源，可惜由于恩格尔巴特身处西海岸，他无法轻易获得这样的资源。结果，委员会没有同意对他的项目进行资助。
不过向各路潜在投资者派发报告的方式也并非全无所获。有位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的年轻项目管理人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也收到了恩格尔巴特的一份报告。虽然那时恩格尔巴特并不知情，但实际上泰勒正是当时美国极少数既能理解他、又有能力帮助他实现理想的人之一。
泰勒是个心理学家，在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获得了心理声学（一门研究声音感知的学科）的硕士学位。1960年代早期，他在NASA 总部负责管理一个计算机研究项目。虽然不是计算机专家出身，但是泰勒读了许多关于人机互动的文章。大学期间读到万尼瓦·布什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时，泰勒同样颇感兴趣；另外他也读过控制论[5]专家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 ）的著作。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认识J·C·R·里克莱德——心理声学方面的权威研究者，同时也是泰勒在得克萨斯大学的论文导师的密友。
1960年初，里克莱德在一篇题为《人机共生》的论文中勾勒出了计算机的发展前景，与恩格尔巴特的构想极为接近。里克莱德曾在BBN（Bolt，Beranek and Newman ）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工程和军方合同承包商——领导过一个小型研究团队，他的理念正是来自于该团队完成的一些基础研究。里克莱德的研究团队曾经购买过数字设备公司建造的第一台PDP—1微型电脑。在约翰·麦卡西的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在这台机器上设计并运行了最早期的计算机分时系统之一。和恩格尔巴特相似，里克莱德也认为计算机可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拓展思维，而不是仅限于数字计算；而且他还认为交互式计算机要比1950年代用一摞摞卡片进行编程的批处理大型机要灵活得多。
也许道格·恩格尔巴特最走运的事就是1962年泰勒和里克莱德成了莫逆之交。那年里克莱德到了华盛顿，计划重组ARPA 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以进一步实践自己的人机共生理念。他的直接目标就是通过重点解决计算机在指挥和控制领域的应用问题，来推动军方计算机研究部门的发展。为开展这一项目，里克莱德叫来了华盛顿所有跟计算机研究沾边的人，准备在会上集思广益。
泰勒很早就到了会场，与会代表来自NASA、空军、海军、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6]、原子能委员会以及其他六七个政府机构。泰勒走进里克莱德的办公室，年岁较长的里克莱德上来就问了一个关于泰勒硕士论文的问题，这让泰勒十分惊讶。共有的学术热情使他们迅速热络了起来。那年晚些时候，二人又一同参加了在雅典举行的北约会议，这份友情由是日渐深厚。
泰勒从自己1961年的NASA 预算拨款中拿出一小部分给了恩格尔巴特。由此开始了对恩格尔巴特的资助。第二年，出乎意料地，泰勒给恩格尔巴特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已经从NASA 的兰利研究中心"骗"来了一笔八万美元的款子，准备给恩格尔巴特用于启动增智项目。泰勒稍后向里克莱德提起了恩格尔巴特，没过多久，ARPA 也给了恩格尔巴特一笔差不多数额的款子，这样恩格尔巴特终于能够购买一台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缩写为CDC ）生产的微型计算机，也有钱雇佣其他工程师干活了。
不过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计划，它在初期遇到的问题就已预示了恩格尔巴特在未来十五年里将与自己的赞助人展开持久斗争。不幸的是，ARPA 的首笔拨款是有附加条件的。里克莱德来自剑桥市，当地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麦卡西新近发明了分时计算机系统。里克莱德下决心将政府的研究资源转到分时系统的研究方向上。因此他来到加州圣莫尼卡市（Santa Monica ）[7]的系统开发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缩写为SDC ），亲自指导该公司启动研发分时系统，以使这一技术在未来能广泛投入使用。
为了实现自己的分时系统理想，里克莱德让恩格尔巴特用系统开发公司的机器来实践增智构想。
恩格尔巴特对此安排感到诧异。"这台机器还不是分时系统呢！"他抗议道。
"总有一天会是的！"里克莱德答道。
这个意外事件只是两位科学家之间充满剧烈对抗的糟糕关系的序曲。有些时候，恩格尔巴特会说里克（众人对里克莱德的昵称）是第一个信任自己的人，他也一直把里克视为老大哥。但他俩的交往始终有阴暗的一面。后来恩格尔巴特曾经说，他得知里克莱德对他的信任来得十分勉强；给他的赞助与其说是出于赏识，莫若说是出于尴尬，因为里克莱德发现原来西海岸竟然有人跟自己有相似的计算机发展理念。恩格尔巴特还发现，里克莱德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投给他的钱极有可能会打了水漂。最后，在恩格尔巴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狠心背叛他的也正是里克莱德。
但在1963年，恩格尔巴特只看到了信任，他已经开始着手证明自己的设想了，他将之命名为NLS 系统（ON Line System，即在线系统）。在山迢水遥的不同工作地点之间奔波着实辛苦，但恩格尔巴特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尝试。当时他有个程序员在门洛帕克给他写代码，写完后程序员得跑到圣莫妮卡市在机器上运行和调试；有时恩格尔巴特自己也得飞到那儿在机器上苦干。可是系统开发公司只设立了一个带键盘的小小显示器供斯坦福研究所的程序员们使用；更糟的还在后头，终端与计算机相距甚远，而且被摆在安保限制区内。这台计算机每天只有数小时以分时模式运行，由于系统不稳定还反复崩溃。被折腾得没脾气的恩格尔巴特开始研究是否通过一个早期的调制解调器，在门洛帕克自己那台控制数据公司的微型电脑上与系统开发公司的电脑实现远程连接。很不幸，他的工程师从来没能建立这种稳定的通信连接。结果，其后两年间，恩格尔巴特手下羽翼未丰的增智研究中心只得在处理能力远不及十五年后苹果二代（Apple Ⅱ）电脑的机器上建造他构想的系统。
门洛帕克这台计算机使用的是恩格尔巴特、克瑞恩和英格里士在1950年代共同研发改进的磁芯内存。它的主内存只能容纳八千个12比特的字符，比三页纸打印出的内容多不了多少。当时还没有磁盘驱动器，它将信息永久存贮在一块能存下三万两千字符的转筒上；同时还有一个用于备份的磁带存储系统，以及用于输入程序的纸带和打印机。恩格尔巴特这台机器的另一奇异之处就是它拥有一块十六英寸[8]大小的圆形显示屏，可以显示每行六十四个、共十六行字符，不过只能以大写字母的形式显示。
1964年，恩格尔巴特开始四处寻找助手。他手头有一台不成气候的微型电脑可供起步，但仍需要有人协助编程并将它建设成为完整的系统。比尔·英格里士还在斯坦福研究所的磁性实验室时，恩格尔巴特就认识他。恩格尔巴特找到英格里士，请他在一次技术会议上代表自己宣讲一份磁学论文，之后两人便谈起了增进人类智识的一些想法。不久之后，恩格尔巴特就邀请英格里士加入增智项目组担任总工程师。
英格里士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接下来六年，当恩格尔巴特挖空心思描述心中的技术发展方向时，他表述的概念虽然博大，有时却十分模糊。正是英格里士凭借自己的技能和耐心将恩格尔巴特的理念转化为现实。一开始，他对恩格尔巴特的远大理想并不十分认同，但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也爱上了计算机和编程；因此即使明知该项目与大型计算机无关，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抓住机会，加入这个事事需要亲力亲为的项目。虽然起初难以理解增进人类智识的宏伟规划，但英格里士很快就认定恩格尔巴特的项目是斯坦福研究所里最出色的。他立刻接受了在电脑屏幕上操作文本的设想，而定位装置实验又给了他动手创造的机会。要知道，比尔·英格里士的心头之好就是打造些小玩意。虽说英格里士的外表和一般的工程师没啥两样——都是白衬衫、深色领带、牛角框眼镜，但他却有着计算机黑客的灵性。对他而言，工作不是饭碗，而是激情所在。
1964年初，斯坦福研究所还没有建起现代化的办公楼。恩格尔巴特的研究小组只好在门洛帕克校园里星罗棋布、摇摇欲坠的二战营房里找了一处勉强栖身之所。楼里房间的木地板下面留有管线空间，于是研究小组很快就弄出了自己的"计算机走线地板"。一天，恩格尔巴特在给电脑布线时，从家里带来了"世纪"牌电锯。他在地板上先挖了个洞把线放下去，到合适的地点再挖个洞把线拽上来。
给恩格尔巴特干活的其他程序员都按正常上下班时间工作，只有英格里士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虽然成了家有俩小孩，他还是认为工作需要全情投入，因此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是不确定的。在他看来，光是为了试验定位装置而启动、运行计算机，就已经是个令人兴奋的巨大挑战了。
后来，正是增智项目这位寡言少语的总工程师英格里士获得了硬件设计师和程序员们最真挚诚恳的拥护。他固然也有自己的规划，但他会充分考虑整个团队的成就；在历次危机中，都是他将团队成员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英格里士向成员们清晰传递了他"只想打造有史以来最彪悍的计算机系统"的心愿，于是大伙紧密地集结在他的身后。
虽然恩格尔巴特并未在1962年的报告原稿中明确描述出鼠标的概念，但他已经非常接近了。利用NASA 的资金，他开始研究定位装置，并对如何选择显示屏上的文本或图形目标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研究目标就是发明一种装置，让使用者能以最快速度点中屏幕上的某个指定点，同时这种操作还可在误差最小的情况下反复进行。
英格里士焦急地寻找可以着手开干的研究项目，于是恩格尔巴特就让他从定位装置的实验做起。当时已投入使用的定位装置有光笔、轨迹球和配有尖笔的手写板等。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9]发明了带笔手写板，有一段时间恩格尔巴特想说服他们借一个给自己用于研究，但兰德公司告诉他没有任何可供外借的装置。
可单手操控的滑动定位装置的念头是恩格尔巴特在参加一个计算机图形学会议时想出来的。每次参加这种会议，他都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因为其他参会者都在侃侃而谈，而他的声音总是湮没在人群之中，这让他很不舒服。每到这种时候，他都心不在焉，神游天外。
在那次会议上，恩格尔巴特思索着：怎样才能以不同方式控制光标呢？他思绪游离，突然想到了求积仪——那是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使用者用它测量平面图形的边长后，即可立刻推算出图形面积。他想起在高中时就见过一个，当时还被它深深吸引了。他的高中老师曾解释过求积仪的工作原理。他随即想到求积仪中用于测量边长的两个小轮子，接着新的定位装置就神奇地在他脑子里成形了。
恩格尔巴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草草绘出能在电脑桌面上追踪光标运动的仪器的图形。他的想法是安装两个轮子以驱动两个电位器，并由电位器记录下轮子转动时变化的电压值。电位器的运转由轮子转动的程度来决定，通过变动的电压值就能读取光标——起初工程师们管它叫"小虫"——在屏幕上的位置。
当时，研究人员还在试图构建包括键盘、命令键等各种装置在内的人机界面；对他们而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屏幕上实现精确的定位指向。人们曾在半自动地面防空（SAGE ）预警系统的雷达屏幕上用光枪点击可视光点，伊凡·萨瑟兰也曾设计了一个带光笔的卓越的图形程序。但是，能够清晰表明计算机用户在显示屏上的操作意图的定位装置，此前还从未被用于文本操作。
回到斯坦福研究所以后，恩格尔巴特给了英格里士一份草图的复印件。他们找研究所的制图员雕刻出一个外形优雅、约手掌大小并以上漆松木制成的小盒子，大小正好装下两个轮子和两个电位器。然后他们把这个盒子交给斯坦福研究所机械工厂的技师，继续制造其他零件。研究组最初组装而成的鼠标又大又笨重，部分原因也在于可用的电位器本身体积就不小。英格里士也发现鼠标的滚轮必须要滚动五英寸[10]距离，才能充分反映对应显示屏的宽度。也就是说，鼠标需要体积更大的轮子以确保走完五英寸的长度只需要滚动一圈。
尽管大家普遍认为鼠标得名由来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不过当时比尔·英格里士手下的年轻硬件设计师罗杰·贝茨（Roger Bates ）还清楚地记得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称。大二结束的那个暑假，贝茨来研究组打暑期工，当了一名实验室技术员，英格里士很快成了他的导师。贝茨在实验室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设计能将并行数据转化为串行数据的移位寄存器，供英格里士正在测试的单手用小键盘使用。他记得人们今日所说的屏幕上的"光标"当时还被称为"猫"（CAT ）。贝茨和其他人都已记不得CAT 是哪几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不过回想一下，"猫"（光标）追着桌面上长着尾巴的"老鼠"（鼠标）跑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恩格尔巴特那时的想法是收集包括鼠标在内的各种定位装置，摆在一处，让研究员们找出在选择文本方面表现最出色的那种装置。显示屏被嵌入电脑桌上的框架里，与用作测试仪器的微型电脑装配在一起；其外形看起来和今日空中交通管制员仍在使用的圆形屏幕非常相似。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尽量快速、准确地在显示屏上定位一个特定的字符。受试者可以敲击空格键、抓起任意的定位装置、找到屏幕上的字符，然后按下一个选择钮。从某种意义上说，受试者们其实是在玩世界上首款电子游戏。鼠标轻而易举就赢得了比赛，不过有些比赛结果还是让人吃惊。踏板装置和光标键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是膝部控制装置居然成绩不俗，有时居然还紧跟鼠标位列第二。
用第一代鼠标完成测试后，英格里士开始改进设计理念，并做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关键设计变更。他一直在考虑鼠标上装备几个按键比较合适，不过不用他多想，大家很快就明白正确数目只能是三个；这倒不是经过细致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早期木制鼠标盒的内部空间只够容纳三个开关。
这个数字让恩格尔巴特很是失落，他原本还激动难抑地构思着复杂的控制装置。他坚持认为，使用鼠标需要经过训练，只要使用者一旦掌握了这种精巧的装置，就能对系统有更多的控制力。在恩格尔巴特心中，这和成比例缩放概念演示中那支绑着砖块的铅笔是一样的道理。
终其一生，普通用户便捷使用和专业用户熟练掌握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鼠标的发明者恩格尔巴特；即使在多年以后，他还是据此认定自己没有完成毕生使命。最终，在便捷性和控制力之间的抉择也成为计算机世界的重要分水岭。包括这个问题在内，在许多事情上，恩格尔巴特虽说是高瞻远瞩，但与身边的现实世界却有些脱节。恩格尔巴特怀有完整的愿景，但随着他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却是别人粹取了他最精巧的构思，并由此创造出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产业之一。此后不到十年，恩格尔巴特就开始感到受人排挤和误解，最后还被自己曾经推心置腹的朋友无情背叛了。
最终，不论是自己的构想还是技术，恩格尔巴特都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但这并不仅仅是计算机设计这种孤岛世界里内在发展的结果。这也归因于1960年代中期的社会大环境，那时的外部世界一边在包围收紧，一边却又支离破碎，撼动了美国社会的根基。恩格尔巴特的事业终将成为外界喧嚣躁动的牺牲品。
1968年，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吉姆·法迪曼（Jim Fadiman ）在汤姆·伍尔夫（Tom Wolfe ）的《兴奋刺激的果汁试药》（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11]一书的开场部分客串了一把，这算是他俩首次共同的公开露面。在书中，布兰德是洛伊斯·简宁斯（Lois Jennings ）的"爱人"，而简宁斯是一位有一半渥太华族印第安人血统的女子。
在等待肯·克西出狱的辰光里，两人坐着布兰德开的卡车一路狂奔，穿越了旧金山丘陵地带。吉姆·法迪曼则是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 ）的侄子；后者是一位美国作家和编辑，在1930和1940年代的广播节目《请接信息台》（Information Please ）中，他展示了自己犹如百科全书一般的渊博知识，从而蜚声遐迩。当伍尔夫遇见吉姆时，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正忙着往一本讲述神秘主义的大厚书的内衬里塞中国的算命铜钱，他们准备把这本书送给监狱囚室里的克西，还叮嘱伍尔夫务必告诉克西那些铜钱藏在什么地方。
到1960年代末，法迪曼和布兰德都将在道格·恩格尔巴特的增智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1962年，这两人才刚成为朋友。那时法迪曼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他指导布兰德接受了第一次LSD 体验。
法迪曼此前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关系学，没多久他就认为这门学科实际上是变相的心理学，只不过实验动物不是白鼠而是人；于是他一门心思想当个演员。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跑到巴黎待了一年。他在巴黎的时候，蒂莫西·利里、理查德·阿尔伯特（Richard Albert ）和阿道司·赫胥黎正好途径巴黎前往哥本哈根，预备在那儿发表一篇关于致幻剂的学术论文。在巴黎，法迪曼在哈佛就学时的教授阿尔伯特告诉他："我经历了史上最美妙的事情，我希望能与你分享。"阿尔伯特教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就此把LSD 介绍给了自己以前的学生。
由于随时可能被征兵，一年后法迪曼被迫回到美国。他搬到加州，并于1961年怏怏不乐地进了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法迪曼觉得在美国继续读书简直是浪费时间，他宁肯在文化氛围更浓厚的欧洲待着。不仅如此，在他接触了致幻剂之后，整个世界突然面目一新。自怨自艾的法迪曼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斯坦福的课程目录，想找点有意思的东西学一学。他发现有一小撮跨学科课程，其中有一门叫"人类潜能"，授课的是一位电气工程学教授威利斯·哈曼。这门课的主题就是讨论人类能力所及的最深修为和最高成就。
当时法迪曼正处于崭新的和谐心境中，他心想："这门课一定有些内涵。"那天早上，他步行穿过校园去拜访哈曼教授。见到教授后，法迪曼做了自我介绍。哈曼看起来是个率直而保守的工程学教授。法迪曼询问是否可以进修这门跨学科课程，哈曼告诉他本季度的这门课已经满员了，没准下一季他还可以继续选修。
"我试过三次裸头草碱（psilocybin ）[12]。"法迪曼平静地说。教授走到房间对面关上门，对他说："咱们谈谈吧。"
最后，法迪曼成了哈曼的教学助理。他可以和学生们谈一些哈曼觉得自己不便和学生谈的东西。不久后，法迪曼成了新创立的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最年轻的研究员。麦伦·斯托勒罗夫创建这个机构就是为了继续推进对LSD 使用的研究。
1961年3月，斯托勒罗夫和哈曼在门洛帕克创立基金会时，除了他俩以外，旧金山半岛中部还有其他人也在研究LSD 的治疗应用。门洛帕克的荣军医院正在进行致幻剂实验。帕罗奥多心智研究所也在向当地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甚至向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3]这样的作家引介致幻剂。但是斯托勒罗夫的基金会还算是个新鲜事物。这个项目由工程师而非医学教授来主导，而且基金会的诊所坚持每次向客户收取五百美元的体验费。基金会创立初期，有一份当地报纸这样报道基金会的研究目标："致力于医学、科学、哲学以及神秘主义等多领域的研究"。虽有威利斯·哈曼的协助，但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还是来源于斯托勒罗夫。他创立基金会的真正意图是想完成必要的研究，好在医学领域中为LSD 的效用正名。为基金会工作的有包括法迪曼在内的几名心理学家，还有神秘的艾尔·哈伯德，他既是哈曼和斯托勒罗夫的精神导师，也是基金会董事会的一员。法迪曼不久之后在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14]谋了份教职，也在斯坦福读完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在基金会主要研究人在服食LSD 之后信仰、态度和行为的变化。
没过多久，基金会就发布了对首批一百五十三名受试者临床表现的调查报告。这份热情洋溢的报告的结论颇有典型的深夜电视购物广告的味道。服食LSD 后，83%的受试者认为有持续性的有益效果。报告中列举的行为上的改进包括：爱的能力的增长，78%；更好地化解敌意，69%；增进交流，69%；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88%；人际关系改善，72%；焦虑感减退，66%；自信心增强，71%；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83%。研究员们发现，若受试者感到"对超越自身的力量或是绝对真理有了更深的领悟"，那其中大多数人会宣称自己的获益是永久性的；两者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报告还提及仅有一名受试者在实验后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但是一年后此人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斯图尔特·布兰德也在首批受试者之中。一般说来，你很难给布兰德这个人贴标签。和六七十年代深受他那本《全球目录》影响的大多数年轻人不同，他的世界观从某些方面看要保守和传统得多。布兰德来自美国中西部，从埃克塞特（Exeter ）预科学校[15]进了斯坦福大学。1950年代末，他接受了伞兵训练并在驻扎欧洲的陆军服役。
服役期将尽时，他在国防部当摄影师。1961年，布兰德主动申请去越南战场。他觉得既然自己曾作为一个步兵接受训练，那就得参加一次真枪实弹的作战。军方的答复是他当然可以去越南，不过他必须再服三年兵役。为了强调这一点，军方还还告诉布兰德如果他不愿续服兵役，那他就会被送到迪克斯堡（Fort Dix ）[16]去干些上不了台面的活儿。
布兰德拒绝了继续服役，毅然前往迪克斯堡，1962年在那里退役。他在门洛帕克定居下来，开始学习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不久后，布兰德和法迪曼一起参观斯坦福计算机中心，看到一些研究员在玩一个名叫"太空大战"（Spacewar ）的古怪的电子游戏。他将这一程序和研究小组记在心里。直到六年后，布兰德才与他们再次相遇。
这次参观给他留下了生动的印象。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画面中，一群着迷于计算机的年轻男士们沉湎于游戏中，好似魂不附体。这是短期内布兰德受到的两次重大心灵启发中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温泉印第安人保护区（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17]和好友迪克·雷蒙德（Dick Raymond ）一起摄影时获得的。而在计算机中心，他又有了同样的感受：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比他自己的世界更富吸引力的广阔天地。他突然对多年后所谓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 ）[18]有了些模糊的感知。
同时，布兰德也接触到了斯托勒罗夫的基金会。当时的致幻剂地下团体规模很小，大家彼此都十分熟悉。195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布兰德就读过了赫胥黎的《众妙之门》（Doors of Perception ），后来还见到了作者本人。他还和一些浪迹于波西米亚文化圈边缘的朋友一起尝试了佩奥特碱（peyote）[19]。在陆军服役时，布兰德常去纽约市，总在"垮掉一代"的地盘闲逛。在那儿他结识了"垮掉派"诗人格德·斯特恩（Gerd Stern ），而斯特恩1949年就在一家精神病院认识了病友艾伦·金斯堡。布兰德跟斯特恩和另一些朋友一道，在哈德逊河上游一所经过改建的教堂里服食了墨斯卡灵。
1962年年底，布兰德报名参加了基金会配备专人指导的LSD 体验。这里的LSD 临床体验与数年后风靡全国、将LSD 作为娱乐用药的做法截然不同。艾尔·哈伯德从前指导麦伦·斯托勒罗夫时是从体验碳合气的短暂效果开始，然后再服食LSD；布兰德也是从吸食碳合气开始。不过对布兰德而言，似乎别人给他的大脑灌进了过多氧气，他的脑袋都要"着火"了。他神游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异度空间，似乎经历了"七重永恒"。但当他返回现世时，观察他的研究员还坐在那里，手上点燃的香烟仅仅烧短了一小截儿。布兰德觉得碳合气的功效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与后来服食LSD 的体验相比，他甚至认定LSD 反而有些令人失望。
1962年12月10日，布兰德来到基金会参加为期一天的LSD 服食体验。办公室外面有一棵大橡树，树皮粗糙，冠如华盖，很有巴洛克风格。在之后的四年里，这棵橡树吸引了不少受试者的注意力。基金会离罗伊·凯普勒的书店不远，到街上某个小得可怜的商店也只需步行一小段距离，这商店在1960年代中期曾是"半岛中部自由大学"（Midpeninsula Free University ）的商铺和复印店。后来布兰德在与基金会相隔一个街区的另一座楼里创立了"全球卡车商店"（Whole Earth Truck Store）[20]和《全球目录》。最初的人民电脑公司就落脚在距离卡车商店一英里的地方，它直接催生了1970年代中期的自制电脑俱乐部。正是该俱乐部点燃了个人电脑产业的火种。
数百万人在1970年代追求的体验，布兰德等一批先行者在1960年代便已探索过。剧烈的试药体验使他从自己的中产阶级成长背景中彻底剥离，赋予了他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在试药体验几天后写的一份报告里，布兰德记录了自己在早上8点41分饮下掺有致幻剂的第一杯饮料。然后他躺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带着耳机倾听古典音乐。早上10点他又喝下了第二杯掺有LSD 的饮料，最后在下午2点以注射方式接受了最后一剂LSD。
在布兰德的日记里，他将服药后的体验划分成不同的阶段，分别命名为："紫色阁楼"、"紫色螺旋"、"真空吸尘器"和"水泥"。起初，伴着音乐声，他的大脑中不停闪过动画片似的图景。"我记得自己穿过一连串尖顶阁楼，快乐地寻找着蜘蛛网；我感到耳畔的音乐宏大却肤浅；我暗知"存在"的理所当然，但它过于巨大，超出了我当时的视野范围，"他写道，"身体上则感到愉悦的寒栗，脖子有些酸痛。我还想起自己为了根本不好笑的事情咯咯直笑。"
在服下第二杯掺有LSD 的饮料以后，感觉发生了变化，更像达利画作的风格了。布兰德要求听曲风更简朴的音乐。他看着玫瑰，觉得花儿娇媚却浅薄。他变得侃侃而谈，他开始急速穿越"不同范围的存在"，想象以不同比例看待自己在地球全景中的位置。
到了下午，有人让布兰德站起来，这种变化令他很不舒服。他开始感到自己能将别人的面孔和身躯剥离开来，那些面孔在他看来仿佛面具一般。此时在他眼中，基金会的心理学家玛丽·艾伦（Mary Allen ）——即安培工程师唐·艾伦的妻子——简直美艳不可方物。
而镜中他自己的形象则看上去饱经风霜、坚毅不屈。
人们给他看了一些壁画图案和阴阳图形，但他觉得这些东西十分乏味。他走进卫生间，感到眼花缭乱、羞愧难当。手里握着的那话儿似乎又变成了孩童时那般大小。
在被注射了LSD 之后，世间万物变成了布兰德所说的真空吸尘器和水泥。"真空吸尘器"描述的是一系列图景翻滚着从他脑中滑过，很快他就感到自己似乎僵得动不了了。
当问起感觉如何时，他回答："真有"存在"感！"人们给他看了一张基督的图片，他无奈地感到现下只能任人摆布了。
吉姆·法迪曼让布兰德与他凝神对视，但布兰德照做之后却开始呕吐。他低头看了看呕吐物，竟然是紫色的。
体验结束之后，布兰德被送去法迪曼的家里，他有一种逃出生天的喜悦感。他还处在LSD 体验的余震的痛苦中，待他坐下，法迪曼温和地继续进行实验。法迪曼给布兰德看了一系列图片，包括唱片封套上一个面目模糊的女子、一尊雕塑和一张让布兰德想起自己的透明照片——这时布兰德把自己想象成了由两块石头和一根萝卜组成的面具。接下来又有几张图片，其中有一张他在基金会的办公室已经看过——图片上的云团如轻烟般逸散；还有一幅黑暗的地狱场景，背景中幽幽浮现出一个恶魔似的小孩。当布兰德定睛细看时，它又溶解成了另一幅山谷的景象。
晚饭时的咀嚼吞咽经历更是诡谲莫名。布兰德觉得自己似乎坠入餐盘中，在土豆堆里打转。他盯着被桌上蜡烛照亮的一小块土豆，觉得那似乎是勇敢无畏的另一个自己。
那天深夜，当他觉得药效退尽时，他走出房门抬头望向天空中的满月。他一动不动，看着月亮缓缓后退，幻化成三个舞动的形象。第二天一早，布兰德感觉不对劲，回到基金会诊所时他的心情依然十分抑郁。这种深沉的抑郁情绪持续了好几天，直到他陪法迪曼去参加一位朋友的日式私宴时才逐渐消弭。席间，布兰德对法迪曼说，他真希望当时他吐了以后，能再试着与法迪曼双目对视。
"现在试试吧。"法迪曼说。
透过桌上的一支蜡烛，布兰德凝视着法迪曼。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突然间眼眶里蓄满了泪水。法迪曼让他顺其自然。最后，法迪曼让他合上眼眸，"细细体味"。布兰德继续全神贯注地感受着，他发现法迪曼也沉浸在情绪中不可自拔，竟也在哭泣。他们眼神又交汇了一段时间，等布兰德重新加入宴会时，他感到精神焕发。
那晚宴会接近尾声时，布兰德在众目睽睽下脱掉衣服，纵身跃进后院泳池，没入幽灵似的池底灯那摇曳的光芒中。
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对身边的暗流涌动并不知情。从1961年开始的四年多时间里，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引导着三百五十余人体验了LSD。
药物体验一般安排在周二和周四，通常要持续一整天；有两个专门预备的房间，背景音乐和灯光照明都是精心控制的。一开始受试者需要付费，但政府很快颁布了法规以限制药物的人体实验。最后，基金会的研究员们搞了个项目，专门挑选科学家、研究员、工程师和建筑师作为实验对象。研究员们声称致幻剂是一种拓展心智的药物，只是人们无法确保在受到妥善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致幻剂。致幻剂似乎能让人们改善心绪，但LSD 是否也能提升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呢？
志愿者并不难找。实验参与者包括一位医生查尔斯·塞维奇博士（Dr.Charles Savage ）。他曾在1950年代早期为美国海军做过药物试验，测试致幻剂是否能让服食者吐露真情；还有旧金山州立学院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莫戈（Robert Mogar ），他曾协助设计和监督心理测验。研究接近尾声时，斯坦福大学工业设计学教授罗伯特·麦金姆（Robert McKim ）加入项目协助研究创造力和致幻剂使用之间的关系。唐·艾伦和另一人担任"顾问"。由于LSD 的效力如此强大，这个团队经常拿他们所说的"中西部工程师综合症"开涮——药物体验能使人彻底敞开胸怀，哪怕受试者在服药前比来自民风保守的中西部的拘谨工程师还更紧张。
在斯坦福研究所众人中，第一个尝试LSD 的是休·克瑞恩，实验室的几位科学家也紧随其后做了一番尝试，包括道格·恩格尔巴特和比尔·英格里士。
不难理解为何恩格尔巴特会觉得用致幻剂提升人类创造力的点子很有吸引力。早期的LSD 小团体的目标和恩格尔巴特执着追求的人类智识增进何其相似。药物挖掘出的创造力固然不符合他原本的设想，但若真能化腐朽为神奇，他当然欢迎将它引入自己的项目中。恩格尔巴特曾用"自引导"（bootstrapping ）[21]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进程——迭代反复，每一步进展都能加速推进之后的进展。从某种意义上看，自引导只是指数式增长的另一种说法，在这里它被用于描述人类社会组织。不过，恩格尔巴特本人的致幻剂体验却让他非常失望。
他的第一次LSD 体验是在吉姆·法迪曼的指导下和一组人共同完成的。恩格尔巴特只领到了"将将够"的二十五微克，服用之后的四小时里他只是冥想、听音乐并放松心情。在这次研究受试者创造力变化的实验的前夜，每一名受试者都接受了全面的心理辅导准备，辅导师鼓励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在药物的影响下解决手头问题。这一实验的基本前提就是希望通过实验激发受试者的热情，此前他们至少已有三个月时间扑在复杂的技术难题或者发明研究上却毫无进展。因此参加实验的科学家们都有心心念念想要解决的难题。午饭后，当LSD 开始发挥作用时，受试者回到工作岗位，由基金会研究员在旁观察。
在团队实验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有所进展。电气工程师在设计电路；惠普公司的机械设计师在改进照明设计；建筑师在画设计图。只有道格·恩格尔巴特一无所成。他的第一次药物体验实际上相当紧张。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墙壁而已。
即便如此，恩格尔巴特还是兴趣不减，这次体验彻底捕获了他的心。因此他向法迪曼建议采用团体体验的方式来实践他的自引导理念："如果你真相信LSD 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为什么不搞团体实验，看看我们是不是真能发明点什么呢？"
就这样，他们安排了第二次团体体验。这次有八个计算机研究员参加，地点就在青年心理学家法迪曼家中的起居室。法迪曼手持托盘走进房间，盘中摆着盛有当晚实验所服药物的小杯子。想起此前和法迪曼的谈话以及自己第一次药物体验时的表现，恩格尔巴特隐隐感到他将领到的分量必然要少于其他人。于是他一边不动声色地换到隔了三个人的另一个位置上，一边继续说话，神色如常。果然，当法迪曼最后走到恩格尔巴特跟前时，他不得不提前把盘子转了一下，才能保证恩格尔巴特拿到的那份只有一半分量。
结果，第二次药物体验确实提升了道格·恩格尔巴特的创造力，但是它对人类智识的增进作用还是不甚明了。恩格尔巴特对这次创造力实验的贡献，仅仅是在LSD 效力的影响下设计了一个小玩具。
他管它叫"叮当小玩意"，就是漂在抽水马桶水面上的一个小水车，当水流或者尿液冲过时它便滴溜溜地转动起来。家长可以用它来教小男孩学会自己上厕所，吸引男孩往马桶里尿尿。
最终，LSD 开始从旧金山半岛中部知识分子们的波西米亚小圈子里逸散出来，演变为横扫美国社会之巨浪。不过仍有些早期信号让美国惊觉致幻剂之猛烈冲击，其中之一便是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的某期特刊。在寻找受试者参加基金会的创造力研究时，法迪曼给《观看》杂志在加利福尼亚的编辑乔治·莱纳德（George Leobard ）打了个电话。当时该杂志正在做一期题为"加利福尼亚——新游戏，新规则"（California：A New Game with New Rules ）的特刊。莱纳德和另一同事来到基金会并参加了LSD 体验，希望能借助药物给特刊找些灵感。后来，莱纳德在个人自传《走在世界的边缘》（Walking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中描绘了这次LSD 体验，只是他并不确定这次体验是否确有其效。可是1966年6月28日发行的《观看》杂志却向世人描述了正在席卷加州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观看》杂志告诉读者们，加州正在经历着剧变。新时代的政治正在崛起，反主流文化也在大力清洗着美国1950年代的保守价值观。这一期杂志封面就是吉姆和多萝西·法迪曼夫妇在加州罂粟花海中紧紧拥抱的画面。
子弹出枪，后座力不可避免。法迪曼继续管理着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受试者的LSD 创造力研究；直到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和一组四个科学家在一起——科学家们服用了较少剂量的LSD，正躺在地上听音乐，还准备一会儿起来继续工作解决技术问题——这时法迪曼打开了一封来自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看上去官气十足的信件。法迪曼很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那时已是1966年7月，政府正在想方设法表明它已采取严厉措施遏止青少年滥用致幻剂。在这封信里，食品药物管理局命令基金会立即停止研究活动。法迪曼转身对同事说："咱们还是明天再看这封信吧。"
之后，基金会正式的实验项目终止了，不过纸再也包不住火了。1966年到1967年，LSD 从相对封闭的波西米亚小圈子里泄露出来，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化圈。LSD 甚至渗透了斯坦福研究所——要知道，虽然离基金会办公室和全球卡车商店只有几街区之遥，但它毕竟还是主要依靠军方资助的正统研究机构。
道格·恩格尔巴特逐渐开始在斯坦福研究所里散发出磁铁般的吸引力，大家越来越明白他的团队正在做着非同凡响的计算机研发工作。聪明人甚至是怪人纷纷找到他的项目组。其中有个叫戴维·卡瑟雷斯（David Casseres ）的年轻人很快进入了恩格尔巴特的视线。卡萨雷斯是个技术文档撰写员，在听说增智项目时他已经在研究所工作了一年。他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学了两年航空工程、物理和生物，之后改弦更张跑到里德学院读了个文学学位。里德学院是波特兰的一所传奇大学，以极其聪慧且行事颇有波西米亚风格的学生而闻名于世。
那时卡萨雷斯正在用打字机和浆糊拼凑关于军方研究项目的报告，有一天路过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时，他往里面瞅了一眼，仿佛瞬间穿越到了未来。
恩格尔巴特留给卡萨雷斯的第一印象是坐在一台气势不凡的工作站前忙碌的一位研究员，他面前的显示屏镶嵌在一张特别订制的桌子里。在显示屏前面有个体积庞大的键盘——在1967年这可是件非同寻常的东西。键盘一侧有个奇形怪状的滑动装置，还接着条电线尾巴；另一侧则是一个钢琴键盘形状的装置，上面只有五个按键。卡萨雷斯做了自我介绍，二人很快聊到恩格尔巴特需要有人帮忙写技术报告、来应付项目各路金主的事情。当他离开恩格尔巴特的办公室时，脑子里转的全是一个念头——用恩格尔巴特打造的领先时代的计算机系统，也许真的可以"增进"人类智识。
戴维·埃文斯（David Evans ）是在斯坦福攻读博士的澳大利亚学生，是个暴脾气。有一天他在去电气工程楼上课的路上发现了恩格尔巴特的讯息。增智研究组在校园告示板上贴了一张"增进人类智识"研讨会的通知。受此话题吸引，埃文斯逃了课，走进研讨会现场，坐了下来，而且像他自己后来描述的那样——"目瞪口呆"。
埃文斯有一个令他颇感自豪的优点，就是能认真倾听发明家们讲述各种不同寻常的故事，而恩格尔巴特让他彻底折服了。他仔细听完研讨会，而且还写了个短篇论文当作课堂作业。这篇短文引起了恩格尔巴特的注意，他邀请埃文斯在继续攻读电器工程博士的同时也在增智项目组兼职工作。
年轻的埃文斯很快就被恩格尔巴特的构想收服了，他称这一构想为"远大理想"。埃文斯来到斯坦福研究所以后，在与恩格尔巴特的最初几次谈话中有一次谈到了相似论，也就是1959年最初吸引恩格尔巴特的成比例缩放理念。鉴于该理念主要应用于微电子学领域，一开始他们只在技术层面上进行严谨的讨论；但是恩格尔巴特的志向更为高远。他对"拓展"自己的增智工具以及扩大未来用户群体的构思也颇有兴趣。这也是恩格尔巴特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课题——虽然大多数时候他都失败了。
因为不是程序员出身，埃文斯很难融入那些忙着为NLS 系统编程的软件奇才们，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强项在于可以帮助恩格尔巴特传达他的伟大构想，实现恩格尔巴特一心想打造的"自引导团队"——由技术人员组成、共同协作、"成就斐然"。
恩格尔巴特的这些得力助手有些是他自己发掘的，其他人则是比尔·英格里士找到的。在美国计算机研究的小圈子里，有越来越多关于恩格尔巴特的讨论，通常人们都是在这些讨论中听说了他手头的项目。在里克莱德和当时还受里克莱德提携、但终将取代他管理ARPA 的鲍勃·泰勒（即罗伯特·泰勒）的支持下，增智研究组在1960年代中期稳步成长着。
有四名来自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大学生——杰夫·鲁利弗森（JeR Rulifson ）、埃尔顿·海依（Elton Hey ）、唐·安德鲁斯（Don Andrews ）和查克·柯克利（Chuck Kirkley ）——因为曾一同整日泡在计算机中心而成了莫逆好友，之后又一起考入斯坦福研究生院。在1966年初代NLS 系统研发期间，还在斯坦福读书的他们先后被吸收加入增智项目组工作，不过柯克利没待多久。有一次，恩格尔巴特想要将一个极其复杂的软件功能加入系统，他和柯克利为此争论不休。年轻的研究生坚持己见："这事办不到！"恩格尔巴特则回答："我不管，你给我做！"作为领导者，恩格尔巴特算是柔声细语的；不过因为过于投入工作，对想要完成的目标极其执着，有时他显得有些暴躁。他的优点就是总能从用户的角度看待问题，然后要求程序员在整体设计的框架内绞尽脑汁地将他的构想变为现实。
1966年，一台更强大的二十四位计算机CDC 3100取代了项目组最早使用的CDC 微型电脑160A。最初，系统采用的是非交互式批处理模式，但杰夫·鲁利弗森为新的CDC 计算机造出了实时图形显示系统，而且研究组还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地编写出了文本编辑器。
1966年，人类智识增进研究中心搬到了斯坦福研究所的一幢新楼里。来访者会首先进入一个大房间，私人办公室环绕其中；装修是斯巴达式的简朴风格，摆的都是金属家具。不过地上的波斯地毯很快又扭转了这种摆设风格，使整个房间和研究所其他地方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增智研究组开始和荷曼·米勒家具公司一起开发创新性的办公用家具系统。其中一套名为"瑜伽工作站"，包括一张低矮的四脚咖啡桌，桌上有可拓展的键盘桌面。鼠标和形似钢琴且只需一手操作的"弦式键盘"可以摆在笔记本或者纸质文件的任意一侧。显示屏则是摆放在可移动四轮托架上的一台大电视。程序员可以坐在两个舒适柔软的软垫上。
增智研究组的办公室在研究所一幢三层楼房的第二层，从停车场走近大楼时能透过面向停车场的窗户望进办公室。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恩格尔巴特手下一名程序员已经决定要把家安在办公室了。研究组共用一台动力不足的电脑，于是这台电脑的使用权就成了稀缺商品，而电脑黑客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在电脑使用需求最少的深夜和凌晨时段来使用电脑。当你一个人独占电脑时，它的反应速度才比较快，因此以办公室为家自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原本也没什么，但是这位"住家"黑客居然把自己的一些衣服挂在衣架上，还公然放到办公室窗户外面晒太阳。这就终结了这位程序员节省成本、工作生活不分家的美梦。
增智研究组的研究员们最初专注于只需要单一工作站的项目。除了定位装置以外，他们还发明了文本编辑器和一些编程工具。恩格尔巴特凭直觉认识到微电子元器件的成本将不断下降，这份见识在他的早期研究中又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手上正在开发的系统成本高得惊人，可是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知道一旦这些技术真正为人所掌握，其价格一定会急剧下跌。不过，在依靠军方和NASA 的合同拨款的科研世界里，有高歌猛进就有风雨萧条。对恩格尔巴特项目的资金援助总是悬于一线，经常要靠像泰勒和里克莱德这样有卓识远见的支持者出手相助。
1967年，增智项目接受了NASA 的评估，结果堪忧；如果不是鲍勃·泰勒及时帮扶，整个项目都有可能失去NASA 的继续资助。泰勒在1966年取代伊凡·萨瑟兰担任ARPA 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了恩格尔巴特的项目处于财务困境。在这一时期，恩格尔巴特正带着一部影片在全国巡回展示，这部片子显示了如何在计算机屏幕上而不是在使用实体纸张的打字机终端上编辑文档。他还带着这部片子参加了ARPA 的年度研究员会议。这个会议每年都在国内不同地方举行，此次会址选在麻省理工学院。泰勒宣布会议开始时，扭头向恩格尔巴特问道："哎，道格，你来开头好吗？说说你都在忙些什么？"恩格尔巴特的心绪总是十分不安，此前他还以为自己获邀参会纯粹是来给大家逗闷子的，因为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人工智能和分时系统的研究者才是做"正经"工作的。他感到泰勒让他打头阵没准就是给其他人暖暖场。
于是他开始播放影片，片中展示的人机互动的运行速度是在场绝大多数研究员前所未见的。恩格尔巴特吃惊地看到他的影片令观众们大为震撼。给计算机安一个显示屏的做法刚一露面就造成了轰动。
那天晚上，与会者们围坐在休息室里交际谈天。泰勒转头对恩格尔巴特说："道格，你的问题就是思路太窄。"
一语惊醒梦中人。恩格尔巴特想起一直以来自己只是尽力维持研究组的工作不翻船而已。
"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泰勒问。
"搞到一个分时系统，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实验室；或者干脆自己搞一个分时系统，自产自用，再逐步开发。"恩格尔巴特立刻答道。
"好啊，那就写个计划书吧。"泰勒指点道。
第二年，泰勒拨给增智实验室五十三万五千美元用于购买加州埃尔塞贡多市（El Segundo ）[22]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 ）[23]制造的SDS—940型电脑。这台分时系统电脑原本是由"精灵项目"（Project Genie ）——由ARPA 资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交互式计算机和分时系统研究项目——开发的。
进入国防部工作以后，泰勒决定让精灵项目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商品。因此他邀请科学数据系统公司的总裁麦克斯·帕列夫斯基（Max Palevsky ）来他办公室一趟。在泰勒看来，既然纳税人已经花钱支付了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费用，那么将分时计算机系统上市发售显然是件水到渠成的好事。
帕列夫斯基带着几个员工来了，泰勒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帕列夫斯基当时还没看出此中商机。这位总裁几年后把自己的公司售与施乐，为施乐进军计算机产业铺平了道路，虽然施乐这次进军还是中途夭折了。
"不行。"在听完泰勒的推介后，帕列夫斯基答道。"为什么不行？"泰勒问。
"因为肯定卖不出去。"帕列夫斯基斩钉截铁地回答。泰勒又继续争辩了一会儿，但帕列夫斯基丝毫不为所动。
"这肯定是大学那帮书呆子异想天开的疯狂点子，"帕列夫斯基说，"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我可是个生意人。这么做太愚蠢了。"
这句话激怒了泰勒，他咆哮道："跟你谈话真是浪费时间！"然后下了逐客令。
过了一会，帕列夫斯基带来的一个员工把脑袋探进泰勒的门缝，询问是否能和泰勒谈谈。这个员工说他觉得帕列夫斯基判断有误，并问泰勒他能帮上什么忙。泰勒提议让他把潜在客户都带到自己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泰勒现场演示通过终端远程控制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
两个月之内，他们就有了二十多个感兴趣的买家，帕列夫斯基不得不低头认输，同意将这种新电脑作为SDS—940型号推向市场。
在里克莱德的引导下，泰勒也极力支持能增进人机互动的技术开发项目，在整个1960年代，他都是恩格尔巴特身后唯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在越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节，国防部有少数科学家与雇佣他们的军方机构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泰勒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泰勒在国防部的这些同事在1960年代同样支持计算机研究活动，他们大多与军方貌合神离。他们和穿制服的军人刻意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他们的价值观与在东南亚发动战争的官僚体制格格不入，反而与大学和企业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们的价值观更为接近。
和许多同事一样，泰勒对越战只表示了不温不火的支持。他曾认为南越有一些坏分子在欺压百姓、荼毒生灵。战时有四年时间，他亲自去了越南几次，去整饬当地的情报系统，以便更好地向身处白宫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 ）总统[24]汇报军事行动的进展。从前线送来的不靠谱的数据让约翰逊总统极为懊恼，他要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 ）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麦克纳马拉又找来了ARPA 的主任问道："你手下难道没个搞电脑的人能跑一趟越南，去看看那里见鬼的到底在搞什么？"
麦克纳马拉本人早年就曾是一名"青年奇才"，二战期间他将现代统计方法用于管理陆军航空部队——美国空军的前身。战后，有一组十名"青年奇才"继续采用这些方法使气息奄奄的福特汽车公司起死回生。他们的成功对整整一代美国企业管理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管理者由此日渐倚重以数值分析为导向的企业战略。麦克纳马拉稍后将这一套管理哲学也引入五角大楼，先是在约翰·肯尼迪任内，后来又在林登·约翰逊任内。不过评论家们后来认为，美国在越南的节节败退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对伤亡人数统计的过度依赖，却忽视了越南内战的现实政治形势。
于是合理统计伤亡人数的重担就落到了泰勒肩上。
数周后，他踏上了前往越南的行程。第一次去越南时，他带上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三名军官，包括一位空军上校。一位陆军少校和一位海军中校。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三名军官一露面，越南驻军再不敢敷衍了事。
等到第二次访问结束时，泰勒已深信美军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根本毫无必要，但他的工作还是要消除国防部信息报告系统的缺陷。
他很快发现海陆空三军对于自己应该上报的所有条目都有不同的定义，连数据统计都采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于是泰勒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后勤条目，统一了报告格式，并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城外的空军基地建了一个新的计算机中心。最终，只生成一份完整报告送往白宫。泰勒总结道，虽然这份报告仍然极有可能是满纸谎言，但至少是连贯一致的谎言了。
泰勒在军中的日子越来越难熬，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25]的深切憎恶最终使他离开了五角大楼。在犹他大学短暂地停留之后，泰勒又搬到帕罗奥多，在施乐公司新成立的计算机实验室担任经理。在那儿，他将收获1960年代自己在计算机研究领域播撒下的种子结出的丰硕果实。跟里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一样，泰勒很早就认识到计算机绝不仅是计算器，它还拥有更多的潜能。他还预见到计算机将成为一种沟通媒介，正是这份见识让他支持和资助阿帕网的建设。阿帕网当时还只是用于研究的计算机网络，但最终发展成为今日之因特网。
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则归功于里克莱德，他很早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即麻省理工学院、圣莫妮卡市的系统开发公司（SDC ）以及伯克利分校——资助交互式计算机研究。当泰勒到五角大楼就任时，他也接下了这份事业。不过他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分别连接到三个不同项目的独立终端。这实在没有意义，因此建设单一的计算机网络便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
回想起来，泰勒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是由于他一直寻找便捷直接的应用以解决军方的数据统计需求，而是因为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资助自己眼中的先锋人物或者技术狂人。在1960年代的关键时期，正是泰勒其人确保了科学家们能够不断挑战计算机发展的极限。
SDS—940电脑到了斯坦福研究所以后，恩格尔巴特终于可以动手实践自己最初的构想——聚集一组研究员，共用计算机系统进行协同工作，探索如何拓展人类智能力量。
此前，增智项目组一直使用的控制数据公司的微型电脑采用的是单一用户系统，交互性十分有限。研究员们管它叫FLS 系统（oFf Line System，即离线系统），他们开始研发新版本的NLS 系统。FLS系统需要加载一条纸带，并由终端打字输入一系列指令。第一条纸带处理完才能加载第二条纸带，计算机再根据用户输入的指令编辑文档。这个过程繁琐至极。
对改写更新后的NLS 系统在个人电脑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论怎么描述都不为过。1968年，道格·恩格尔巴特就开始"生活"在未来了。他的办公室里安了一个显示屏，连接着组装拼凑的视频系统，这一系统最终使他可以通过SDS—940电脑同时控制十台相似的电视屏幕。在1960年代，计算机显示屏的成本是个天文数字，因此恩格尔巴特的硬件设计师们就想出了在屏幕白色背景上显示黑色文本的低成本方案。他们最后拼凑了一个系统，这种解决方案虽然生硬却很有效。
由于计算机内存和大型阴极射线管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研究员们安装了一组五英寸高分辨率显示屏。每个显示屏都配备一台对准屏幕的摄像机，每组显示屏和摄像机之间均做了遮光处理，以使摄像机信号能清晰地传送到远处的屏幕更大、成本更低且用作桌面显示的电视屏幕上。要使这个系统运转正常，至少需要一个半全职技术人员，但它使既能显示文本也能显示图形的个人视频工作站成为可能；这大概要花五千美元，就当时而言确实不贵。
这一系统也使数个显示屏共享同一个信息显示平台成为可能，为计算机工作组操作奠定了基础。在新的NLS 系统环境下，每个工作站都有一个用于输入数据的键盘、一个三按钮鼠标以及一个五键小键盘。那个小键盘看起来有点像少了黑键的钢琴键盘，可用于输入文本或者向系统传送指令；这样人们就可以用两只手快速敲键，而不用腾出一只手在键盘和鼠标中来回倒腾。
对于那些用惯了标准打字机键盘的人来说，适应增智系统需要一定时间。恩格尔巴特把一个五键键盘粘到他汽车的仪表盘上，这样他就能一边开车一边练习使用键盘了。
增智研究员们测试之后发现程序员很容易掌握系统，他们编辑文本的迅速高效令人头晕目眩。组里有些成员还掌握了只用小键盘打字输入的技术——有一名年轻的程序员甚至每分钟能打出五十多个词。鉴于到1973年人们才能看到IBM 的Selectric Ⅱ型可更改电动打字机，当时这种超快的文本编辑速度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增智系统最终具备了文字处理、大纲编辑、超文本链接、远程会议、电子邮件、窗口演示、在线帮助以及一致的用户界面等功能。为了描述这一系统的重要性，有些人将它和在1980年代才出现的集成软件包——例如微软Oflce——相提并论。但是恩格尔巴特系统的范围和视界要宽广得多，它是增智项目的一部分，而这个项目最终将与阿帕网融合，构建技术研究员的社群。
到1990年代早期，恩格尔巴特最初的增智框架理念的广度已不复存，那时的商业计算机世界终于发现了因特网的力量。恩格尔巴特研究组在1960年代开创性的工作成果与各色电脑玩家缔造的、始于1975年的个人电脑产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由于急切地渴望拥有自己的电脑，个人电脑玩家们错失了恩格尔巴特原始理念的精华——通信交流才应是计算机世界规划中的关键环节。这也是恩格尔巴特早年顿悟所得的核心思想，正是这一思想引导他实现了万尼瓦·布什在1940年代构想的麦克斯信息检索系统。
从1960年代初到1969年，随着NLS 系统大部分研发工作的完成，恩格尔巴特和他手下的研究组似乎沉浸在安逸舒适的世外桃源里。虽然大部分资助来源于五角大楼，但和当时斯坦福研究所工程学和计算机领域的许多其他研究组不同，恩格尔巴特研究组的工作成果没有直接投入越战。不过，外部现实世界侵入的征兆总会不时出现，有几次，世外桃源的防线也确实被攻破了。
就拿"无名氏"来举例说明。
1960年代，大多数实验室的资金支持都来自于NASA 或者ARPA 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后来随着NLS 系统开始运作，研究组又迎来了空军罗姆研发中心这样的客户。偶尔还有一些神秘组织对增智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1966年8月，恩格尔巴特和英格里士拜访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Langley ）[26]的中央情报局（CIA ）总部，之后研究组便陆续签下了中情局的几份合同。
有一天，来了个自称来自陆军特别行动组的"无名氏"，大家都认为特别行动组就是中情局的某个门面组织。无名氏和增智实验室的研究员们开了好几次会，研究员们在会上对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但他不允许任何会议被录音或者照相。一份合同被悄悄地塞给了实验室，以便这位无名氏能偶尔现身观察。无名氏又在实验室逗留了一阵，之后便突然消失了。年轻的程序员们猜测他只是来打前哨的，没准这个神秘机构还想签下真正的大合同。大家窃窃私语，纷纷谈论着这个"SOG（特别行动组）合同"，可是无名氏再也没有出现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鲍勃·泰勒的鞭策下，1968年年底增智研究组决定走向前台，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大门一旦打开，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注释：
[1]二十英亩约合80937.12平方米。（译注）
[2]阿帕网（ARPAnet）：ARPA 即"国防部高级（防御）计划研究署"（the （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名称的缩写。阿帕网是建立在"包交换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去中心化或称分布式的网络系统（Distributed Networks）。在阿帕网中，网络通信不像中央控制那样简单地把数据直接传送到目的地，而是在网络的不同节点之间像接力赛跑一样传送。网络连接完全不需要中央控制，只通过各个网络之间的接口直接相连。阿帕网于1968年开始组建，1969年第一期工程投入使用，1970年时已初具雏形，并且开始向非军事部门开放。参见百度百科"阿帕网"词条。（译注）
[3]呆伯特（Dilbert）：由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创作的漫画及书籍系列，是以作者本人的办公室经验和读者来信为蓝本的讽刺职场现实的作品。主人公呆伯特是个不受上司和异性青睐的单身工程师，跟"宠物"狗伯特（dogbert）住在一起，有一个同样熟悉科技的老妈。他热爱发明，讲起喜爱的科技话题时总爱冒出一长串一般人听不懂的术语。呆伯特身怀奇技，能以术语催眠和让人发疯杀人。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呆伯特"词条。（译注）
[4]三英尺约合0.91米。（译注）
[5]控制论（cybernetics）：研究动物（例如人）与机器之间沟通交流规律的学科，是自动控制、传播学、电子技术、无线电通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医学、数学逻辑、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力学等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奠基人是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他在1943年首先提出了"控制论"这个概念，第一次把只属于生物的有目的的行为赋予了机器，阐明了控制论的基本思想。1948年诺伯特·维纳又发表了《控制论》，为控制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标志着它的正式诞生。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理论基础。参见中文维基百科"控制论"词条。（译注）
[6]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缩写为NIH，隶属于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研究部门，是美国政府负责生物医学和人类健康研究的主要机构。NIH 下设二十七个不同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大多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前文提到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也是其中之一。NIH 一方面在研究院内部进行医学研究，一方面也为研究院以外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赞助。NIH 的内部研究项目（Intramural Research Program，缩写为IRP）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参见英文维基百科"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词条。（译注）
[7]圣莫妮卡市（Santa Monic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城市，位于洛杉矶郡（Los Angeles County）西部及太平洋沿岸，气候宜人，是著名的度假胜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anta Monica，California "词条。（译注）
[8]十六英寸约合40.64厘米。（译注）
[9]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后来逐步扩展成为向其它政府和盈利性团体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等跨学科、综合性分析咨询服务的智库。该公司在美国航空、计算机、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兰德公司"词条及止戈国防百科"美国兰德公司"词条。（译注）
[10]五英寸约合12.7厘米。（译注）
[11]《兴奋刺激的果汁试药》（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汤姆·伍尔夫于1968年出版的纪实小说。书中描述了肯·克西和他的"快乐捣蛋帮"开着一辆名为"远方"（Further）的小车周游美国的经历，包括他们著名的试药聚会和致幻剂体验。酷爱（Kool—Aid）是卡夫公司的果汁品牌，当时被克西等人加入LSD 在试药聚会上饮用。这本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全面而深入地披露了嬉皮士运动的根源和发展。参见英文维基百科"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词条。（译注）
[12]裸头草碱（psilocybin）：提取自墨西哥迷幻蘑菇的一种致幻剂，也称裸盖菇素。（译注）
[13]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文学运动领袖、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奉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en generation）之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反战及左翼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长诗《嚎叫》，描绘了美国青年的颓废生活方式，对美国泛滥的物质主义与墨守成规进行了猛烈抨击，从而确立了金斯堡在"垮掉的一代"中的领袖诗人地位。参见百科百科"艾伦·金斯伯格"词条。本文按国内翻译习惯将其姓氏译为"金斯堡"。（译注）
[14]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即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一般被称为San Francisco State，缩写为SFSU）。旧金山州立大学在1935至1972年间曾名"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该校创立于1899年，是一所公立综合性大学，创校一百多年来几易其名。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词条。（译注）
[15]即菲利普·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 ）：简称Exeter 或缩写为PEA，美国顶尖寄宿制私立学校，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市。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即毕业于此校。参见英文维基百科"Phillips Exeter Academy "词条。（译注）
[16]迪克斯堡（Fort Dix）：1917年建于美国新泽西州，原为美国陆军基地，主要用于动员、训练和遣散陆军士兵。2009年空军和海军力量加入后，改组为麦奎尔—迪克斯—雷克赫斯特（McGuire—Dix—Lakehurst）联合基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Fort Dix "词条。（译注）
[17]温泉印第安人保护区（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建于1855年，位于美国俄勒冈州中北部，面积约2640平方公里。参见英文维基百科"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 "词条。（译注）
[18]网络空间（Cyberspace）：或译"赛博空间"，是哲学和计算机领域的一个抽象概念，指存在于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网络空间"一词由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两个词组合而成，由居住在加拿大的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在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融化的铬合金》（Burning Chrome）中首创。参见中文维基百科"赛博空间"词条。（译注）
[19]佩奥特碱（peyote）：用佩奥特仙人掌提取的致幻剂。（译注）
[20]全球卡车商店（Whole Earth Truck Store）：布兰德和妻子洛伊斯曾开着1963年款道奇卡车周游全国，这辆卡车同时也是个图书馆和移动教室。后来卡车永久地停在门洛帕克市。在车游时代，布兰德将商店带到消费者身边；当卡车停靠门洛帕克之后，他决定创建"全球目录"让消费者与销售者建立直接联系。参见英文维基百科"Whole Earth Catalog "词条。（译注）
[21]自引导（bootstrapping）：在计算机领域中此词有多重含义。一般指启动一个无需外部输入的自举程序，在开机或者重启后将基础软件上载到计算机内存。有时亦作booting，指启动计算机特别是启动软件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一系列步骤，每个步骤都通过一个较小较简单的程序来读取并执行下一个步骤中更大更复杂的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拽鞋带把自己拽起来"。
在软件开发中，此概念始于1950年代，特指开发更快更复杂的编程环境，亦即通过简单低级的软件程序来编写复杂高级的软件系统。这个词也被道格·恩格尔巴特用于描述他自己的理论，指通过改进那些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实现社会结构的进化，也就是通过时间积累取得累加的效果。研发出NLS 超文本系统的恩格尔巴特团队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利用自己开发的工具来改进了工具本身。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ootstapping "词条。（译注）
[22]埃尔塞贡多市（El Segundo）：美国加州洛杉矶郡一城市，位于圣莫妮卡湾区，是一座沿海城市，有不少与航空和石油相关的产业。参见英文维基百科"El Segundo，California "词条。（译注）
[23]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缩写为SDS，是由麦克斯·帕列夫斯基创立于1961年的电脑公司。它是最早在计算机设计中采用集成电路的公司之一，也是首家采用硅晶体管的公司。1969年公司被售与施乐，成为施乐在南加州的计算机部门，但该部门在1975年因管理不善、经营亏损而关闭。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cientific Data Systems "词条。（译注）
[24]全名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美国第35任副总统和第36任总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接任总统。约翰逊个性张扬跋扈，在签署民权法并赋予黑人选举权的同时，他带领美国积极介入越南战争。由于越南战事、种族矛盾和民主党党内分裂等诸多问题，约翰逊于1968年被迫放弃连任。参见中文维基百科"林登·约翰逊"词条。（译注）
[25]全名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美国第36任副总统和第37任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尼克松任职初期加大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参与力度，但最终还是在1973年终止了美国的军事介入。1972年他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参见中文维基百科"理查德·尼克松"词条。（译注）
[26]兰利（Langley）：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是中央情报局（CIA）总部所在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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