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茨很快像黑客一样由衷地爱上了计算机，他甚至有本事在大一学年推迟了必修课"西方文化介绍"，以便自己加学计算机学科的其他课程。皮茨觉得计算机科学既有趣又简单，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它极具逻辑性。虽然老是独来独往，皮茨还是养成了每个时代的典型电脑黑客特有的癖好——酷爱解锁——他们一部分是喜欢接受智力挑战，一部分则是追求非法获取隐藏信息的刺激感。
皮茨在大一那年养成了这个课外爱好。每天深夜完成课业之后，他就偷偷解锁潜入斯坦福校园的各个建筑。这可不是个轻松活儿，与集邮者扩大藏邮、登山者攀登高峰类似，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等到大二学年中间，他已经基本上潜入过学校的每座建筑，甚至包括那些"地下墓室"——学校在地下铺设的蒸汽管道。皮茨还征服了胡佛塔（Hoover Tower ）[2]的塔顶，而塔内图书馆是为了纪念那位保守派总统胡佛而创立的。他通过一扇铜制活动门进入了逼仄的塔顶。皮茨发现门上刻满了之前的征服者们的姓名缩写，于是毫不客气地添上了自己的名号。
皮茨已经接近所向披靡了。有一天他开车去一家名叫"罗索蒂"的时髦啤酒屋，它坐落在波托拉谷的阿尔潘路上，在斯坦福校园以西两英里左右，是斯坦福学生、摩托客和自行车骑行者消磨时间的好去处。车开上斯坦福校园后方连绵群山间的阿拉斯翠德罗路时，皮茨看到一条上山的车道。吸引他眼球的是车道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唐纳德·C·包沃实验室"（Donald C.Power Laboratory ）。从字体上他辨认出这必然是斯坦福大学的某个机构，他寻思着又找到了新的征服目标，于是暗暗记下地址，准备当晚再回来。
晚上11点，皮茨出现在山顶那座让人过目不忘的半圆形建筑前的停车场里。起初看到大门敞开、停车场车辆密布、大楼灯火通明、还有三四十个人在楼里埋首工作时，他还相当失望。不过，很快好奇就战胜了失望，他走进门去看看那些人这么晚了还在做什么。他惊讶地发现有个计算机室里装着PDP—6型电脑，这里正是约翰·麦卡西的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AIL ）。
皮茨找到了新的归宿。不仅如此，他终于回味过来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他居然想黑进世界上最顶尖的计算机黑客基地之一。
在阳光照耀下，人们能看到实验室被藏在风景秀丽的山坡上一个隐秘的所在，靠近菲尔特湖小水库；放眼望去，北有旧金山、海湾、耶尔巴布埃纳岛和塔玛佩斯山，东有恶魔山，南有汉密尔顿山和乌木罕山。走进大楼，迎接来访者的是挂在狭小的迎客区的一幅难看的导览图，在漫长岁月里屡遭涂鸦。它还有点像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 ）[3]为《纽约客》（New Yorker ）创作的那幅描绘了纽约人眼中美国版图的著名封面画。SAIL 这幅起初只是简单的实验室和斯坦福校园平面图，但富有创意的好事者们不断在上面加入标新立异的视角，把图上地点画成位于人类大脑中心，或是靠近某颗在中型螺旋星云的螺旋臂上的不知名恒星，无奇不有。
计算机科学家兼数学家约翰·麦卡西于1964年成立了斯坦福人工智能项目。在1962年到斯坦福以前，麦卡西已经在计算机界创出了几项令人景仰的业绩。他发明了LISP 编程语言——在1960年代，高度灵活的LISP 语言成了人工智能研究员们的标准工具。他还率先开发了现代的分时运行系统，为交互式计算机的发展打下基础。
"红尿布婴儿"麦卡西1927年出生于波士顿，他的父母都是活跃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约翰·帕特里克·麦卡西（John Patrick McCarthy ）是个爱尔兰移民。全家因为小儿子的健康问题移居洛杉矶后，父亲成为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he Daily Worker ）的业务经理。他的母亲艾达·格拉特（Ida Glau ）是立陶宛裔犹太人，也是妇女普选运动的积极分子。麦卡西1949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数学，加入了当地的基层党支部。支部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当清洁工的黑人老妇女和当园丁的意大利移民。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赤色恐怖"。麦卡西看到了1950年代早期的莫斯科公审（Moscowshow trials ）[4]，暗自期望苏联的权力滥用能有所缓和。不过由于远离家庭，他最终还是退了党，没给自己丢脸，也没让家人蒙羞。
麦卡西和约翰·纳什（John Nash ）那时都是普林斯顿的学生。纳什后来因博弈论（game theory ）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生平被西尔维娅·纳萨尔（Sylvia Nasar ）写成了《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读研时，麦卡西、纳什和其他几个同学喜欢互相搞些恶作剧，以验证博弈论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胡闹。
三十五岁那年，麦卡西头顶着"人工智能"一词创造者和昔日神童的光环，第二次来到斯坦福（1950年代初期他曾在斯坦福短暂地教过一段时间数学）。1956年夏天在达特茅斯学院教数学时，他曾是首届计算机智能建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并在会议提案中创造了"人工智能"一词。当时，麦卡西正在开发一个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程序；终其一生，他都对发明智能机器充满希望。在1960和1970年代，人们飘飘然地认为智能机器似乎真的唾手可得。但经历了这些岁月后，麦卡西反而转向更为理性的态度，他预测：要创造出真正的人工智能就必须有"1.8个爱因斯坦和曼哈顿计划全部资源的十分之一"。确实，从一开始就有不少迹象表明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可能会低于预期。1966年，实验室安装了PDP—6型电脑后三个月，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在一次开放参观日活动上，研究员们展示了一个机械手臂原型机，设定程序的机械手臂将为来宾们倒潘趣酒（punch ）[5]。刚开始机械手臂的表现还十分出色。但由于系统是提前一晚在PDP—6型电脑工作负荷较轻的情况下设定的，而当天在实验室各处同时进行着多个不同演示，系统终于不堪重负，机械手臂随即出现了故障。它将杯子浸入潘趣酒中，举起杯，却不能在合适的高度停下并从杯子里倒出酒液，而是沿着纵轴不断举高杯子，直到把酒泼满全身。围观的人群乐不可支，居然任凭机械手臂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个错误的动作。尽管机器人科学的发展有些缓慢甚至一度停滞，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SAIL 的"手眼并用"机器人研究组就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对手，他们的研发成果直接催生了广泛应用于当今工业装配线的机械手臂。由于科技创新方面的百花齐放，1963至1969年这段时间堪称人工智能发展的"黄金年代"。包括机器视觉、机器人学、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合成语音和语言理解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世界就在那时分成了两大阵营。有一派认为机器最终可以成功地建构人类大脑的神经功能，使得人工合成例如视觉和语言这样的人类固有能力成为可能。另一派则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人类可以创造"超级大脑"，而且人工智能机器最终将超越人类。
麦卡西从一开始就坚信人工智能应与用户实现彼此互动，不过他从未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有一台自己的机器。正相反，计算机运行速度已经快到可以将计算机的编程资源切分为小的时间片（timeslots ），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用户，这样每个用户都会有一种自己完全操控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错觉。由于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堪比电光石火，而且在图形显示出现之前大多数的人机互动仅限于在键盘上进行文本和数据输入，所以在等待用户输入时计算机绝大多数运行时间都被浪费了。早年兰德公司也曾发明过一台分时计算机"JOSS "[6]，与之连接的每台终端顶部都安了个小灯泡——哪个终端的灯亮了，这个终端才能使用计算机资源。
在1950年代晚期，麦卡西的构想颇具前瞻性，与道格·恩格尔巴特对增智机器的构想不谋而合。但他俩的想法还是存在着基础分歧。从最基本的层面看，他们的分歧就在于人类是仍然留在机器的发展前景中，还是被踢出圈外。恩格尔巴特预见的并不是除了模仿以外更将超越人类能力的智能机器。虽然两大阵营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他们追求的确实是截然相反的目标，分别代表了针对计算机科技发展前景的人本主义观点和机械论观点。不过虽然二者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他们在工作成果上却殊途同归；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斯坦福研究所增智实验室和SAIL 的成果便共同定义了"个人计算"（personal computing ）。
十年后的1970年代中期，当廉价个人电脑终于走上舞台时，它们被认为是站到了分时微型电脑的对立面。不过，更重要的应是麦卡西对交互性的元初构想，亦即对个人用户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麦卡西本人并未理解恩格尔巴特预见的功能日益强大、体积却日渐缩小的微芯片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过他依然对能极大提升个人工作效率的研究怀有浓厚兴趣。要知道在个人电脑还是天价的情况下，分时系统的确是理想的备选项。
1962年，麦卡西感受到了加州的强烈召唤。1960年代加州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自由氛围，与东海岸的沉闷守旧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提起加州和计算机业的结合，麻省理工的精英黑客们总会轻蔑地做鬼脸，但麦卡西还是满腔热忱地奔向了"黄金州"（加州别名）。另一个促使他离开的缘由，则是麻省理工要求在启动一个新的大型分时系统项目前必须先做市场调查，这事让麦卡西非常失望。他把这事比作"对一群挖沟苦力做市场调查，询问他们蒸汽挖土机是不是个好东西。"麦卡西带着年轻的计算机黑客斯蒂芬·罗素（Steven Russell ）一同来到西部。1950年代还在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读书时，外号"懒鬼"的罗素就已是麦卡西手下的程序员之一。在LISP 编程语言的设计中他也承担了大量繁重的工作。罗素为人友善开朗，每次说了什么格外睿智风趣的话，他的头就会微微后仰，下巴上抬，脸上绽放出颇具感染力的笑容。
从很多方面看，罗素都是典型的电脑黑客。虽然从未踏足加州，但他把追随麦卡西横穿美国这事看得稀松平常。在许多方面，他甚至没意识到居住地从东海岸换到了西海岸，因为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在那台迪吉多（Digital ）PDP—1型电脑旁维护机器、编写程序。罗素是个科幻小说迷，1961到1962年间还和麻省理工的一小组黑客一道编写了世界上首个电子游戏程序。罗素和朋友们有个雄心勃勃的理想。他们都是E·E·史密斯"博士"的"透镜人"（Lensman ）系列[7]通俗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这一充满了火暴枪战的外太空剧集似乎是交互式软件游戏的完美原型。罗素做事向来有些拖沓，编写基础代码的活儿一拖再拖，还声称手头没有必要的子程序，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写。直到另一个麻省理工的黑客艾伦·科托克（Alan Kotok ）专程跑到位于马萨诸塞州梅纳德（Maynard ）[8]的数字设备公司总部取来了存在纸带上的必要代码，罗素的借口才宣告失效。科托克把程序交给罗素时说："行了，罗素，这是你要的功能程序，这下没话说了吧？"
到1962年1月，罗素已能在屏幕上初步演示可移动的物体，后来这个游戏被称为"太空大战"。游戏中，在星空背景下两艘二维宇宙飞船捉对厮杀。敲击键盘上的不同键，显示屏上的飞船就会移动，还能让两艘飞船对射子弹。《太空大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协作编写和修订程序的经典案例，也是由一组程序员自觉自愿地不断改进开源共享程序的早期范例。虽然是罗素完成了最初的开荒工作并编写了基础程序，但其他程序员很快为游戏添加了几可乱真的星空背景以及由屏幕中间一颗恒星产生的重力效果。起初，PDP—1型电脑足以精确计算飞船受到的重力效果，但不足以同时计算出多个鱼雷的弹道轨迹。黑客们便将射出的子弹定义为"光子"鱼雷，这样鱼雷就不再受恒星的重力牵引影响，由此解决了这个问题。
罗素后来离开了麻省理工。但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数字设备公司的电脑在，电脑中的《太空大战》就能迅速集结一批狂热玩家。它也吸引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大多是男性），虽然他们并不是程序员。十年后，在斯坦福校内特莱希德学生会的咖啡馆里安装了由比尔·皮茨和他的一个朋友设计的商业版《太空大战》游戏，名叫"银河争霸"（Galzxy Game ）。这款游戏机刚发布几个月，年轻的企业家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 ）就开发出另一款相似的游戏《电脑空间》（Computer Space ）。布什内尔是在犹他大学读研究生时偶然发现了《太空大战》游戏。虽说他开发的《电脑空间》在商业上并未获得成功，但随后推出的《乓》（Pong ）游戏[9]却风靡一时，布什内尔的雅达利公司（Atari ）[10]也由此实现了爆炸式的业务增长。
起初，斯坦福大学搭了几座临时建筑来安放学校的电脑，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程序员们就挤在这些建筑的狭小区域里干活。不仅如此，在麦卡西迎来第一台由ARPA 资助的电脑之前，程序员们还被迫与其他科学家共用一台笨重的IBM 7090大型机。"其他科学家"说的就是另外两个数学家，他们甚至还不是斯坦福的教职员工，却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霸占着电脑不放。每当罗素要运行一个程序时，只能彬彬有礼地请求他们先暂停运算；此时这两位数论专家就得将临时计算结果输出到单张打孔卡上，再把计算机使用权移交给罗素。等罗素运行完程序，数论专家们又得把打孔卡插回机器，让计算机继续运行计算。
最终，SAIL 迎来了PDP—1型电脑，还硬是配备了12个显示屏，并在人工智能研究员们和帕特里克·萨普斯（Patrick Suppes ）之间进行了平均分配。萨普斯是斯坦福的一名哲学教授，当时刚开始研究计算机辅助教学。这台电脑有几个显著特征：它是世界上首个面向显示的通用分时系统；而且它的键盘有两个"控制"键，用于修改标准打字机键的功能。
这一设计深受斯坦福客座教授、瑞士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尼可劳斯·沃思（Niklaus Wirth ）的影响。沃思有欧洲学者浓厚的教条主义治学风格，他坚持认为除了主要的控制键以外，键盘还需要两个额外的功能转换键。罗素和麦卡西在沃思背后管他叫"巴基海狸"（Bucky Beaver ）[11]，因此他们也满怀深情地管这些按键叫"巴基小不点"。今天，从现代键盘的"alt "键和"选项"键（option key ）上还能依稀看出早期PDP—1型电脑键盘中"巴基小不点"的影子。
在SAIL，麦卡西和他的研究员们有多种多样的研究课题，覆盖了计算机科学和其他科研领域。早先，他曾试图在哲学框架下为人工智能研究寻找基础思路。在这方面，麦卡西支持当时不少研究员的意见——他们更关注人类智能建模，认为这是为最终实现人工智能而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不过在另一方面，麦卡西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脑"也颇感兴趣。还在麻省理工时，他就对能下国际象棋的机器十分着迷。他刚开始教授计算机科学的本科课程没多久，就着手开发下象棋的程序。1965年首次出访苏联时，他还带去了由麻省理工几名本科生设计的一个下象棋程序。
在这次访问中，麦卡西做了一个关于下象棋程序的讲座，结果发现苏联的计算机科学家早就有了能下象棋的电脑。数学家亚历山大·科隆罗德（Alexander Kronrod ）带领苏联研究组在莫斯科理论和实验物理研究所设计完成了这一程序。科隆罗德向斯坦福团队发起了挑战，提议让两台计算机下几局棋。不过由于当时美苏两国都没有计算机网络，科学家们只好每天通过电报互相通知下一步棋的走法。
这次比赛前后一共下了四局棋，持续了将近一年。麦卡西的程序在IBM 主机上运行，没花费多少计算机时间；苏联程序的运行速度虽然慢得多，但算法却要精细得多。最终，不论是初级版还是改良版都优于美国程序的苏联程序连赢四局。
对苏联的数次访问令麦卡西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有些心灰意冷。虽然很早就退出了共产党，但在1960年早期，他心中仍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抱有很大希望。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他这才开始相信：在他有生之年，恐怕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法推进民主事业了。
在学校里，麦卡西对左派政治的反感在一次离奇事件中表露无遗；而此事也坐实了他易怒怪人的名声，此后多年一直挥之不去。一天早上在斯坦福的白色广场——广场地面铺着沥青，绿草蔓生，郁郁葱葱，是大多数校园政治活动的聚集地——斯坦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在老学生会楼和学生书店之间的草坪上组织了一场很有特色的集会。他们树起了一个网格状球顶，展示了一些幽默讽刺的物件，批判斯坦福教员是校务委员会的跟屁虫，而校务委员会又是美国军企利益集团的走狗。这种蒙太奇手法的展示还包括一个滑稽可笑的轮盘赌，嘲讽教员们操守可疑。正好穿过校园的麦卡西默默观察着这次展示，还停下脚步仔细看了看这个轮盘赌。这种含沙射影使他勃然大怒，他毫不犹豫地上前把轮盘赌给撕了。这一行为也激怒了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虽说麦卡西对苏联感到愤恨，还看不上左派学生，但难道他没听说过言论自由吗？可惜麦卡西就是没这根筋。事实上，这次遭遇只使他产生了嘲弄政治活动家们的想法。不过，虽然对左派不满，麦卡西还是深深沉浸于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在1960年代晚期，他甚至戴上头巾，留着长发，还蓄起胡须。
在计算机科学世界里有几种不同的学术带头人风格。增智研究组的道格·恩格尔巴特和犹他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创始人戴维·埃文斯善于激发研究员们忘我献身的精神；而数年后，罗伯特·泰勒则在PARC 证明自己有能力激励最杰出的研究员创造出最优秀的成果。
这些气质风采跟麦卡西无缘。他是个离经叛道者，时常显得鲁莽生硬。他态度冷淡，没啥兴致扮演魅力四射的领袖人物。不过，和人们眼中的惯有印象不同，他并非真的那么傲慢，反而是个极度害羞的人。他还诚实得可怕，即使对自己的缺点也直言不讳。虽然有这些性格局限，但麦卡西还是一手创建了拥有高度自由的实验室，招揽了有志于计算机研究的各色科学家。多年后，PARC 的成就广受推崇，它的光芒让SAIL 研究员们黯然失色；荣耀原本应该属于SAIL 研究员开发的系统，但他们却颗粒无收。因为SAIL 研究员在PDP—6型电脑的分时系统和多终端显示技术方面的成就是在一份人工智能研究合同下完成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被外界忽视了。但有那么几年时间，SAIL 的系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使包括文秘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在自己办公桌上拥有一台显示终端。
有一段时间，实验室有些人担心"区区"文秘能否操作得了这么复杂的系统。有一天麦卡西上班时发现有位面生的女士坐在一台终端前娴熟地打字。"那是谁？"他问。当得知那是代替缺勤者的临时雇员时，麦卡西明白了先前的顾虑完全是杞人忧天。
当了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之后，麦卡西觉得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去拉赞助了，于是他找到了已在国防部任职并一心研发交互式计算机的里克莱德。麦卡西此前曾使里克莱德对分时系统产生兴趣；多年后，麦卡西曾说，如果当时知道里克莱德准备资助麻省理工的研究，那他就不会转投斯坦福了。
最初，麦卡西成功地从里克莱德那里搞到一小笔款子资助人工智能研究，而数字设备公司也向这位年轻教授捐赠了一台PDP—1型电脑。麦卡西还对计算机视觉领域一些棘手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如果想让机器人识别并操作物体的话，就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1964年，他申请并获得了更大金额的资助，他甚至还有胆子向ARPA 申请给自己聘一个行政经理。那时，绘图板系统的杰出设计者伊凡·萨瑟兰已经接替了里克莱德的职位。他告诉麦卡西他觉得雇个行政经理是个不错的主意。
"你是我们资助的所有研究员里唯一一个表现稳定的，"萨瑟兰说，"你可从来没交过项目进展的季度报告。"
萨瑟兰很快就发现麦卡西对于管理SAIL 的项目毫无兴趣。与此同时，既是科学家也是ARPA 管理者的萨瑟兰正考虑要拿莱斯·厄尼斯特（Les Ernest ）怎么办。莱斯也是个不服管的工程师，当时他在MITRE 公司[12]的工作令他的挫败感日益加深。他对萨瑟兰说："我做的事情越无聊，他们给我的钱就越多。"厄尼斯特这位富有创造力的工程师曾在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学习，而且他很快就将投身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活动。ARPA 把厄尼斯特调去SAIL，不经意间便造就了一个极其出格的研究实验室，它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着正统的计算机科学家以及不合时宜的奇才们。
厄尼斯特到斯坦福时，斯坦福刚刚让一组约三十名研究员和研究生搬到校外尚未完工的唐纳德·C·包沃实验室去。这座实验室大楼是由通用电话与电子公司捐给斯坦福的。这家公司在靠近斯坦福校园的一块土地上修建了新的研究中心，临近完工时公司悄然发生了一起经营丑闻，管理层发生了变动，于是决定搬到新泽西州去。虽然最终事实证明隐于群山之间对SAIL 来说是件好事，但一开始工作条件还是非常恶劣。
当厄尼斯特问起该由谁来负责设计、装修这幢形状好似半个多纳圈的烂尾楼时，斯坦福校方回答："就是你！"虽然没有丁点建筑设计的经验，这位年轻工程师还是完成了计算机机房和办公室的布置规划。他甚至还留出了足够大的阁楼空间，方便了几位干脆就住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员。
SAIL 的研究员们于1966年5月搬进了大楼，6月就迎来了ARPA 资助购买的PDP—6型计算机。这台机器招引来了一大群不受管束的研究员、研究生和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比尔·皮茨一样都是与旁人谈不拢的聪明孩子。他们来自美国和世界各个角落，热情向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他们的世界观略微有些灰暗和愤世嫉俗，但只有真正深刻理解世间万物运行法则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世界观。他们是昼伏夜行的狂人部落。吃完黑客们挚爱的、永远吃不腻的中餐后，总能听见有人高喊实验室非正式的战斗集结口号："回实验室去，伊戈尔（Igor ）！[13]"很显然，研究员们都明白，人工智能研究和弗兰肯斯坦创造怪物的过程是有几分相通之处的。
未来科技的显山露水甚至令一些研究员都难以相信眼前所见。一天，傍晚排球赛结束后，大家都跑回实验室去看《星际迷航》（Star Trek ）。剧集刚开始没多久，SAIL 的机器人就大摇大摆开进屋，停在一张躺椅旁，对准屏幕慢慢调整镜头。大家不由多看了它几眼，难道机器人的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当然不是。原来有个研究机器人的工作人员无法从办公室的工作中抽身，但又不想错过电视剧集，于是便派出了这个机器人。
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十名计算机科学家都在SAIL 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包括富利（Foonly ）、映像（Imagen ）、齐德克斯（Xidex ）、维康（Vicarm ）、有效逻辑（Valid Logic ）、太阳计算机系统、施乐PARC 和思科（Cisco Systems ）在内的多家公司[14]拥有的技术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源自SAIL。SAIL 的技术革新成果还极大推动了一些公司的技术进步，例如数字设备公司、卢卡斯影业（Lucasfilm ）和英特尔。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SAIL 的研究还推动了一波人工智能的创业浪潮。
最终，人工智能的梦想未能实现，但SAIL 已培养出了一大批计算机黑客。他们经过SAIL 的锤炼，而后在计算机研究的各个领域开疆拓土；和之后从施乐PARC 出来的那批人一样，他们都将在计算机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些不眠不休的晚上，高德纳（Donald Knuth ）[15]——斯坦福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发明了计算机领域最重要的几种算法——总会出现在实验室和其他黑客一起使用电脑。高德纳后来撰写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是编程领域的殿堂级著作。几年后，由于对数学类书籍排版印刷质量不断下滑感到强烈不满，他设计了一种高级文本排版语言TeX。SAIL 的电脑闲置几十年后，有人给系统中所有文件编目存档，发现高德纳创建的数据和文档的总数超过了其他一千七百个用户。不过，高德纳在斯坦福研究室的那些夜晚也不全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利用每个终端都可以作为电视屏幕的特点，经常让某个黑客同事帮他在屏幕上调出电视节目，这样他在晚上就能一边编程一边看电视。
SAIL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风格也吸引了不少聪慧而叛逆的高中生，他们宁可和黑客们混在一起也不愿去上课。有个常来的男孩是从伍得赛德高中辍学的马克·勒布伦（Marc LeBrun ）。勒布伦住的街区离SAIL 只有一英里远。他父亲是位惠普工程师，早年也接触过晶体管。
勒布伦从小生活在舒适的中上层家庭，他初识电脑滋味时便盗用他父亲在惠普的分时系统账号，编写了数学和作曲程序。他拥有非凡的自学能力，十分腻烦学校那一套。十岁那年，勒布伦得了肺炎，那个夏天大多时间都在家里拿到什么读什么。他还找到一本早期的描述LSD 体验的书，可把他母亲吓坏了，他本人倒是对此心驰神往。致幻剂、反战示威以及与SAIL 世界的经常接触——这些碰撞使他在1969年辍学离开高中。他喜欢数学，还尝试自己创作音乐。
此时，父母对他已是智穷技尽，终于有一天父亲开车带他到SAIL，并满怀歉意地询问约翰·乔宁（John Chowning ）——计算机音乐的先驱，当时已在SAIL 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是否可以让勒布伦在实验室干点活儿。SAIL 搞的可是英才教育，乔宁抓起几本手册丢给勒布伦说："拿去读吧。"勒布伦读完书后回到实验室，渐渐成了SAIL 的常客。
勒布伦还自学微积分，并开始读高德纳写的编程书，同时自己做些练习。比起干坐在单调乏味的高中教室里，能由高德纳本人当面赐教岂不是有意思得多！后来，勒布伦为音乐合成贡献了非常重要的整波算法（wave shaping ）。
找到SAIL 的高中生不只勒布伦一个。少年吉奥夫·古德费罗（GeoR Goodfellow ）是门洛帕克市的一个超级电脑迷。他在斯坦福研究所和网络信息中心找了份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中心经理觉得与其让他从外面黑进系统，不如把他招进来随便折腾。古德费罗从学校辍了学，全天候泡在斯坦福研究所。到了周末，他就跑到SAIL 待着。早先他还曾在SAIL 的计算机机房里发现了禅宗的智慧。有人把琥珀玉米花包装盒里的赠品贴在电脑上，上面写着："平均分配时间，人人开开心心。"这也是分时系统世界的不二法门。另外两个偶尔到访的高中生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芬·沃兹尼亚克。和他俩一起混迹SAIL 的还有一个年龄稍长的朋友艾伦·鲍姆（Allen Baum ），1970年秋天鲍姆曾在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乔布斯后来说自己在SAIL 感受到的"震撼"伴随了他一生。痴迷电脑的沃兹尼亚克更是从洛思奥多斯（Los Altos ）[16]家中骑自行车一路奔向实验室。后来他也说在SAIL 的这段经历使他萌生了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的渴望。
虽然隐匿于斯坦福校园后方的山麓小丘中，但SAIL 并非政治和文化孤岛。1960年代的政治浪潮冲刷着研究中心的方方面面。多年后，莱斯·厄尼斯特用"从右转左"来描述自己在1960年代的政治轨迹，而约翰·麦卡西的轨迹正好相反。不过SAIL 的工作人员绝不按党派站队。事实上，麦卡西和厄尼斯特一手缔造的这个实验室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背景多样、高效踏实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不仅来自各个学术领域，其政治和文化背景也丰富得超乎想象。
和所有自主意识强烈的亚文化群体一样，SAIL 的黑客们也自创了富有表现力的行话。许多术语是从麻省理工第一代黑客那里直接引入的，但其他都是SAIL 黑客们后来不断添加的。1975年，SAIL的一名系统程序员拉斐尔·芬克尔（Raphael Finkel ）创建了一个术语表。没过多久，麻省理工就拿到了副本，从此双方开始定期互相通知更新。这些术语精准地抓住了黑客文化的精髓，例如像"超大"（moby ）这样的形容词，像"开关旋钮"（frob ）这样的名词以及像"阶段调配"（phase—wrapping ）——名词"调配周期"（wraparound ）的同义词——这样的描述性术语。最后这个词是应时而生的产物，当时的计算机在夜间运行负荷较小，黑客们只好相应调整了自己的睡眠周期来进行夜间工作，当然成效因人而异。他们甚至设计了线上计算器来计算睡眠周期，这样连轴转的黑客们就能调整自己的睡眠周期，以便生龙活虎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测试。
SAIL 堪称黑客天堂，但它与麻省理工以工程师为核心的治学世界迥然不同。诚然，它的两位缔造者就是从麻省理工逃出来的麦卡西和厄尼斯特。不过麦卡西是个心无旁骛的知识分子，对行政管理既没兴趣也没耐心；而厄尼斯特虽说管着一屋子黑客怪咖，但依旧推崇无为而治。
厄尼斯特有个很招人喜欢的特点，面对手下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们搞出来的一些复杂棘手的事情，他总得冥思苦想一会儿。很快，大家都知道厄尼斯特喜欢在SAIL 楼道里晃悠，遇到什么问题或难事时，他总是一手支颐，皱着眉头，嘴里还轻轻地"嗯——"着。就为这标志性的表情，后来厄尼斯特还得了个写着"咕哝（MUMBLE ）"的车辆号牌。"咕哝"就是黑客们面对自己不愿回应的说法或问题时作出的模棱两可的反应。
音乐学家约翰·乔宁在SAIL 发明了当今音乐合成器的基础技术，他管SAIL 叫"苏格拉底之家"（Socratean Abode ）。SAIL 也象征了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家、SAIL 前系统程序员布莱恩·哈维（Brian Harvey ）所说的"黑客美学"（hacker aesthetic ）精神。哈维的描述是针对斯蒂文·莱维（Steven Levy ）在《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们》（Hackers：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中提出的"黑客准则"（hacker ethic ）而阐发的，莱维将麻省理工黑客们的不成文宣言总结为：
·电脑——或者任何能引导人类了解世界运行原理的事物——的使用理应不受限制，应完全开放。动手实践永远是最高准则！
·所有信息都应自由流通。
·永远不要相信权威——推动信息的去中心化。
·只以电脑技艺来评价黑客，而不是拿学历、年龄、种族和地位这样的虚伪标准。
·你可以用计算机创造艺术和美。
·计算机能改善你的生活。
相比之下，先后在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和SAIL 担任核心程序员的哈维则认为黑客行为根本就不是道德立场问题，而应是美学层面的问题。"黑客行为无所不包，可能只是搞个恶作剧，也可能是编写一个高超的新程序，"他写道，"（VisiCalc[17]堪称黑客佳作，但其跟风效仿者就算不上黑客作品了。）不论是怎样的形式，一次好的黑客行为必须在美学上臻于化境。如果是恶作剧，就必须恶搞到底。
如果想把哪个倒霉蛋的宿舍翻个底儿朝天，光把家具粘到天花板上可不够格。你还得把所有纸张都粘到桌子上去。"不过哈维也反对麻省理工最知名的黑客之一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 ）关于"信息应该自由流通"的看法。斯托曼的理想并不是基于私有财产即盗窃的道德立场，而是建立在信息保密会降低效率的认知之上："信息保密必然导致没有丝毫美感的重复劳动。"只要是和计算机科学家们相处过一段时间、尤其是目睹计算机发展历程的人，都会发现两人说的都有道理。风格固然可贵，但黑客行为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也就是在当今计算机世界里成为强大力量的一种道德准则。
也许没人比莱斯·厄尼斯特更能代表黑客准则和黑客美学。他曾经在MITRE 公司工作，1962年被"借"给中情局和其他一些情报机构，协助整合不同的军用计算机系统。果不其然，黑客理想深植于心的人——比如厄尼斯特——根本适应不了军情机关的官僚做派。起初，他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以申请新的安全许可。等填到"种族"这一项时，他思索了一会，便提笔写了个"杂种"。厄尼斯特这种顽劣的、学究似的诚恳给权力决策中心拉响了警报，他也被叫去训斥了一顿，但他就是不低头让步。最后他答应签署一份宣誓书，宣称自己的种族的确是"杂种"，情报官员们虽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如果情报机关仔细查看这位计算机专家的早年经历，它也许就能看出厄尼斯特似乎总有本事陷自己于卡夫卡式困境（Kafka—esque straits ）[18]之中。二战期间，厄尼斯特在南加州度过了少年时代。有一次，他和好友响应杰克·阿姆斯特朗（Jack Armstrong ）[19]广播节目的号召，将维蒂麦片的盒子盖寄给电台换取解密环，用来解开广播节目末尾播出的秘密讯息。俩男孩从此对密码学着了迷，厄尼斯特的朋友还买了本密码学方面的书。他们决定搞一套自己的密码，厄尼斯特把自己那份密码放在眼镜盒里。有一天他出门去圣迪亚哥（San Diego ）[20]海滩玩徒手冲浪时把眼镜盒弄丢了，于是他妈妈向电车公司申报了物品遗失。
不幸的是，有个自以为是的爱国人士发现了这个眼镜盒，并把藏于其中的编码方案交给了FBI。捡获者认为这肯定是日本间谍的密码。十周以后，厄尼斯特的妈妈在上班地点接到了FBI 探员的电话，要求她立即回家跟他们见个面。
厄尼斯特家来了两个探员，要求他解释密码的由来。幸好厄尼斯特的妈妈多多少少说服调查员们相信厄尼斯特并非敌军间谍。不过，一名探员坚持由政府保留这份编码方案。
厄尼斯特以为就此了结了，但此事在多年后依然阴魂不散，当然这也与他在填写政府调查表时总是过分诚实不无关系。
1949年，他在圣迪亚哥的海军电子实验室找了份暑期工，在由日后的ARPA 负责人里克莱德设计的声学实验中充当测试对象。有一项实验内容是让受试者听声纳录音，这需要申请一定级别的安全许可。在许可申请表上有个问题是"你是否曾被FBI 调查过？"执拗的厄尼斯特在"是"底下打了个勾。接下来有一块空白，要求说明接受调查的缘由，他如实写道自己曾被怀疑是个日本间谍。
等他把申请表递上去，负责安全管理的官员看了表格之后要求他解释一下。在厄尼斯特详细叙述那次密码乌龙事件的来龙去脉时，这位官员越听越烦躁。最后官员把申请表撕了，叮嘱厄尼斯特永远别再提起此事。
即使在以怪异著称的加州理工，厄尼斯特都算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烦透了那些书呆子同学们整齐一致地把十二英寸[21]计算尺系在皮带上，于是找了个算盘也挂在自己的皮带上。每次考试时，他那个算盘噼里啪啦的响声总扰得其他同学心神不宁。
起初，在斯坦福校园后方山麓间那幢半成品建筑里，在粗略拼凑的办公设施环绕下，人工智能实验室只有大约三十名研究员。不久厄尼斯特就邀请约翰·乔宁和他的计算机音乐研究组也来实验室落户，即便乔宁的研究组是空手而来，没有任何科研赞助。
乔宁的到来预示了业界的发展趋势——计算机很快将成为一种信息媒介，而乔宁也是最早预见到计算机此种潜能的先驱之一。在巴黎上学的时候，他聆听了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 ）[22]和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 ）[23]的现场演出，由此接触到电子音乐。不过1962年乔宁到斯坦福读音乐专业研究生时，还从未接触过电脑。
乔宁之前曾为拿扬声器作乐器的想法所吸引，但如果不是在斯坦福学生管弦乐团遇见戴夫·普尔（Dave Pool ），对乔宁来说电子音乐也不会从爱好转为事业。普尔给他看了贝尔实验室研究员麦克斯·马修斯（Max Mauhews ）刊登在《科学》（Science ）[24]上的一篇文章。该文预测计算机很快将崛起成为终极乐器，还大胆预言：在理论上，人类仅用一台电脑便可制造出任何可感知的声音。由于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乔宁专程去拜访了马修斯，回校时带了一摞打孔卡，卡片内容就是马修斯设计的音乐程序。
尽管普尔还是个本科生，且比乔宁小整整十岁，但他还是成了乔宁的良师，引领乔宁进入了计算机世界。作为一个典型黑客，每当乔宁理解不了在普尔看来再明白不过的事理时，普尔总是不耐烦地冲着乔宁咆哮。不过最后，黑客普尔终于明白音乐家乔宁的教育背景根本无法支持他迅速掌握电脑知识。于是两人之间逐渐有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
为了让电子声响更为真实，乔宁进行了颤音实验，并在1967年的实验中实现了突破。乔宁摆弄着两个振荡器，调合两台机器分别发出的正弦波，结果生成了音色悦耳、音质丰富的乐音，接近于单簧管、巴松和其他类似乐器的乐声；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调频合成技术。四年后，他把这项技术呈交斯坦福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办公室洽谈了美国几个乐器制造厂家，但这些厂家对此兴味索然，最后还是雅马哈买下了乔宁的技术专利。
SAIL 也是许多研究诡异项目的古怪黑客们的大本营。汉斯·莫洛维克（Hans Moravec ）生于奥地利，1953年刚出生不久便举家移民加拿大。孩童时代他就迷上了机器人，这份痴迷终生未改。在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Ontario ）获得硕士学位后，莫洛维克怀揣梦想——打造一个能独闯天下的机器人——来到了斯坦福。虽说约翰·麦卡西的目标只是建造一个能思考的机器，但他也愿意接受这样一台机器同时拥有眼睛、手臂和轮子的想法。
此前，SAIL 黑客们从机械工程系那里回收了一台小车，原先是专为月球登陆实验而打造的。加入SAIL 后不久，莫洛维克就接手管理这台被称为"SAIL 小车"的机器人。虽说速度不快，但它也能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没多久，通向实验室的车道上就竖起了一个黄色交通指示牌，上面写着："小心机器人车辆！"机器人小车外形粗笨，架着四个小自行车轮子，装着发动机、导向电子设备、无线电传动装置和摄像机。它的运行还不大稳定。比方说，你命令它前进，有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它会后退；让它往右，有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它偏偏向左。对人工智能而言，路漫漫其修远兮。
随着莫洛维克对小车的开发维护，小车似乎开始有了自己的主意。有一天，在接收小车摄像机信号的显示屏上，人们看到小车的那台摄像机镜头一直在跟拍一条条白线。有位程序员立刻反应过来，这辆小车居然已逃出实验室，正在阿拉斯翠德罗路的车流中有条不紊地沿着马路中线奋力前进。全员出动的警报拉响了，程序员们跳上自行车奔去追它。最后，实验室只得派出一辆小货车把那台出逃的机器人给接了回来。
虽然大多数时间没有资金支持，但莫洛维克在这辆小车上还是花费了多年时间。虽说他也有一份薪金，但总得向别人讨要设备。他写了个程序，使机器人不用依靠地面上画出的指引线，而是通过追踪视野范围内的物体来实现直线前进。但是这个过程相当费劲，由于SAIL 的电脑处理每帧图像都需要十五秒时间，所以小车每挪个几米就得停下来拍摄前方图像，再等候电脑处理。
几年之内，厄尼斯特就将研究组的名字从"斯坦福人工智能项目"改成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也反映了研究中心已经拥有了范围广泛的各类科研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代表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某一方面。
斯坦福计算机科学家和精神科医师肯·科比（Ken Colby ）在实验室成立初期就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加入了实验室。他曾经和后来成为麻省理工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的约瑟夫·魏泽堡（Joseph Weizenbaum）[25]协作开发了"依莱莎"（Eliza ）对话程序。人工智能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难题之一就是"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 ）于1950年首次提出。对于机器是否可以模仿人类心智的哲学辩争，图灵找到了简便的验证方法。他指出，在看不到对话对象的情况下，如果受试者分辨不出对话对象到底是计算机还是人类，那答案就不言自明了。魏泽堡开发依莱莎程序就是为了解决图灵测试的问题，而给计算机编写应对答案的正是科比。该程序模拟一位罗杰斯学派（Rogerian ）[26]的心理治疗师，以问题回应病人的陈述。科比不愿依靠现成的弗洛伊德权威理论，他感兴趣的是在精神病学领域开创新的科学理论。他研发的程序名为"疯狂医生"（Mad doctor ），他希望这一程序能对精神科医生诊疗病人的工作有所帮助。科比知道，当时的大型精神病医院里，通常一个专业医生要诊治五百个甚至更多的病人，这就意味着许多病人得不到任何专业诊疗。于是他想到创造一个模拟医生，这样也可使精神病患者有机会获得于自身有益、且更有意义的医患互动。
进入SAIL 后，科比开始研发模拟偏执型人格的交互式人工智能程序"派瑞"（Parry ）。最后，这一程序比仅仅以五十种交互模式起步的依莱莎要强大得多。派瑞足足有两万种模式，后来还通过了初级图灵测试。
虽然有一段时间科比和魏泽堡曾是友好的竞争对手，但魏泽堡最终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严厉批判者，他还指责科比居然想用机器来治疗活生生的病人。当许多人工智能研究员对此技术还持乐观态度时，魏泽堡就在自己的论文合集《电脑力量和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中对计算机的那些盲目崇拜者提出了质疑。不过在SAIL 研究团队里，并没有出现这种哲学层面上的反对意见。
麦卡西和厄尼斯特可都是世界一流的机械师，他们打造的卓越的计算机系统最终实现了文本编辑、窗口显示和音频/视频显示，同样的功能在其他地方还得等上好久才会出现。
厄尼斯特找到了一家制造磁盘系统的公司，该系统可以同时支持三十二台终端；厄尼斯特又造了个交换机把系统支持的终端数目翻了一番，由此协助麦卡西实现了每张办公桌上都安装一个终端的想法。厄尼斯特还为SAIL 的计算机设计了定制键盘，键盘上有拓展了的字符集，包含了许多数学符号、希腊字母和特殊的命令键。用户可以通过一个"顶部键"（top ）来输入显示在每个按键上端的附加字符。除了传统的命令键以外还有一个"元键"（meta ）可以输入更多的指令组合。可想而知，校园另一侧的道格·恩格尔巴特一定会爱上这个键盘。由于使用了便宜的电视显示器，SAIL 研究组成功地将桌面显示器和键盘的成本降到了每套七十美元——这在当时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低价。
在SAIL 的PDP—6型电脑上运行的首批程序中就有斯蒂芬·罗素的《太空大战》。遵照神圣的黑客传统，SAIL 研究员们决定给麻省理工的这一发明搞个西海岸改良版。他们迎头遇上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分时系统环境下运行程序。几十个独立程序同时抢夺中央处理器的资源，而《太空大战》程序老是抢不到计算时间，因此游戏中的小飞船经常在屏幕上凝滞不动。
SAIL 研究员们想了个法子，在运行系统里加入了一种调配方式，使中央处理器能给予某一程序"1/60秒的任意倍数"的运行时间，以此设定该程序应获得的电脑资源的数量。如果滥用这种调配方式，计算机系统就有可能崩溃，不过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这种实时模式后来应用于各种编程应用，包括计算机音乐家们设计的程序。人们称之为"太空大战模式"，它也是游戏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最早例证之一。
SAIL 研究员们普遍认为软件资源应该自由分享。厄尼斯特初到斯坦福时随身带来了存在纸带上的计算机词典，这是他数年前在麻省理工读研究生时为一个手写笔迹识别程序编写的。事实上，他在无意间发明了拼写检查程序。当厄尼斯特开始在SAIL 电脑上撰写通知和信件时，他将这部一万单词量的词典上载到电脑里，并说服一个研究生用LISP 语言编写了一个程序以解决词尾后缀的问题。（这还不是个完美无缺的拼写检查程序，它总是先行剥离所有可识别的后缀，然后比对剩余的字母。）有时该程序还会匹配出毫无意义的单词。而且它还有点像"叮当车"——换句话说，它运行起来慢得要命。虽然缺点不少，但要是用二十年后才会出现的术语来描述的话，这一程序已经称得上是"免费软件"（freeware ）[27]了。
1960年代，为软件申请专利权还没有普及；几年之后，当SAIL通过阿帕网与其他研究实验室建立联系后，在厄尼斯特指导下由SAIL 研究生编写的拼写检查程序很快就被更多人分享了。在早期阿帕网中，利用名为ftp（即file—transfer protocol，意为"文件传输协议"）的小程序就可以在他人的电脑目录下自由自在地东翻西找，因此没多久这个程序就被大家借用，几周内传遍全国，连促销和广告都免了。文件共享的时代终于曙光初现。
负担起SAIL 的管理职责后，厄尼斯特就放弃了文字识别方面的研究。不过他在1971年构想出的电子"寻踪"理念的影响力也颇为持久，强化了线上社区在早期阿帕网中的地位。
在一个二十四小时工作连轴转的世界里，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并不固定，要给他们定位可不是件容易事。厄尼斯特发现，当研究员们要出去买中式外带快餐或者找人凑一局排球赛时，总要在SAIL 电脑上输入"谁"（"who "）指令，等屏幕上出现所有登录人员的ID（用户标识）和终端号码列表后，还得一行行看下去，以此来确定谁在办公室。研究员们可能会说："这是唐，那是帕蒂，不过刚才在哪看到汤姆了？"或者"见鬼的VVK 是谁？63号又是哪台机子？"
厄尼斯特喜欢跟人面对面谈话，于是他写了个程序，给每个电脑用户都加上了人名，还附加了一些信息使别人能识别出某个特定用户是否就坐在这台终端机前。他管这个程序叫"手指"（finger ）。没多久，他又给程序添加了新建"计划"目录的功能，这样人们就可以解释为何缺勤，或者留下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个程序甫一面世即大为流行，从数字设备公司的电脑迅速传到其他Unix 系统（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电脑，传遍了正在蓬勃成长的阿帕网。
还有个更流行的程序叫NS（即news service，意为"新闻播报"），是由SAIL 年轻的系统程序员马丁·弗罗斯特（Martin Frost ）编写的。NS 是史上首个计算机网络新闻播报程序，它将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的新闻通讯直接上载到SAIL 的电脑里。NS 的用户可以直接浏览新闻或者以关键字搜寻报道，甚至还可以设置筛选程序来保存特定主题的报道。关于神奇的在线报纸的消息一日千里地传了开来，没多久，全国各地就涌现出不少使用NS 的地下电脑精英们。
SAIL 的所有成果都体现了这种独树一帜的开放性。唐纳德·C·包沃大楼前的排球场（麦卡西悄无声音地找来资金铺设了场地）每天午餐时都挤得满满当当。大楼背靠广受追捧的裸泳圣地菲尔特湖；不仅如此，办公室里还建了个桑拿房，为日后硅谷这项传统娱乐项目首开先河。SAIL 的桑拿房彰显了那个年代的文化和技术精神。在1960和1970年代，电脑资源如此稀缺宝贵，人们不得不日以继夜地等候使用SAIL 电脑的机会，因此许多研究员乐于在桑拿房打发漫长的"待机时间"。
除了SAIL 以外，大楼里面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其他项目组。不过厄尼斯特在替人工智能实验室开疆扩土这方面可谓得心应手。随着计算机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只要是其他项目组有一段时间没用办公室，他一定会报告这种闲置情况，然后迅速征用这片土地。等厄尼斯特终于给实验室搞来一大片地下室空间后，他决定把新地盘搞成浴室。他跑到大学规划办公室询问能否给他们安装淋浴设备。办公室的人拒绝了他，不过又暗示他如果实验室用自己的钱建浴室也未尝不可。
虽然厄尼斯特手头没有什么日常维护费用，但他想到也许可以通过预售的方式来筹措经费。他又想到建一个桑拿房肯定会极大提升预售方案的吸引力。毕竟那时正是嬉皮士运动的巅峰期，桑拿房风头正健。厄尼斯特知道"人人都在找借口在公共场合宽衣解带，不管是在户外热水浴缸里，在桑拿房里，还是在半岛中部自由大学的按摩课或者高级团体爱情课程上。"厄尼斯特提出了集资方案，每股售价五十美元，很快就从员工那里凑齐了项目所需的两千美金——不过这笔钱大部分是用来购买原材料的，他计划找个义工来省下人工费用。他的建造计划包括四个淋浴间、一个更衣室和一个桑拿房。他拿着计划回头去找学校的规划办公室。果不其然，学校行政机构给了他一张单子，上面罗列了一堆施工要求，明摆着想扼杀他的计划。幸运的是厄尼斯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援手。有个新雇的建筑工人刚刚因为组织了工会活动而被斯坦福大学流放到"西伯利亚"——唐纳德·C·包沃大楼，他自告奋勇包下了主体装修和水管铺设的活儿。
虽然包沃大楼里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但从第一天起桑拿房就是男女共用的。研究员们经常在周末和夜间邀请女友们来玩，其中有位女士碰巧是斯坦福教务长比尔·米勒（Bill Miller ）家的保姆。有天晚上她回家时头发湿漉漉的，教务长问她上哪儿去了，然后从她那听说了SAIL 的桑拿房——从来没获得过正式批准的违章建筑。米勒教务长的第一反应是："谁允许他们建的？"
厄尼斯特手里留着规划办公室的单子，上面列举的施工要求都已经满足了，于是这一横生的枝节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桑拿房的配备也带来了对工作及生活便利设施的需求。除了阁楼上的临时宿舍以外，实验室还装了世界上第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售卖机。售卖机保有一份信用记录，每月都生成电子账单，还能选择赌一把"白得一份又或血本无归"。售卖机的名字"跃马"（he Prancing Pony ）来源于J·R·R·托尔金（J.R.R.Tolkien ）[28]的《魔戒之护戒使者》（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中的同名小酒店。它甚至还发放幸运大奖——大约每一百二十八次交易中会有一次是免费赠与的。售卖机的原始程序是由厄尼斯特编写的，因此有人怀疑他暗地里对程序做了些小动作——他从售卖机里拿东西貌似从没付过钱。有一段时间，售卖机里还卖啤酒，如果购买者尚未成年，屏幕上就会显示："小鬼一边儿去！"
实验室的黑客们有不少是托尔金的忠实拥趸，包沃大楼本身也有不少奇幻世界的痕迹。为SAIL 打印机创建的第一份字母表就是用托尔金发明的精灵语（Elvish ）写成的。斯坦福的行政机构要求实验室的所有房间都编上号，可SAIL 的研究员们交上来的却是一份详尽地图，每个房间的名字都是托尔金的"中土世界"的某处地名。可惜大学的行政官僚们欣赏不了这种奇思妙想，执意用传统数字给大楼所有房间编了号。
计算机黑客们对辛辣的中餐有着令人称奇的高度热诚，离SAIL 最近的饭馆里有一家名为"西南风味"的川菜小馆，多年来一直坐落在帕罗奥多市斯坦福校园对面的购物中心里。（西南饭馆也叫"路易饭馆"，由店主兼主厨郭路易而得名。）比尔·高斯伯（Bill Gosper ）曾是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研究员，加入SAIL 后每晚都在西南饭馆吃饭，整整吃了十年。多年间，西南饭馆墙上的告示栏上贴满了硅谷最隐秘的新创业小公司的名片，电脑精英们亦可藉此探知故交同侪们的近日动向。
SAIL 最常被人谈起的一则轶闻也发生在西南饭馆。实验室有位系统程序员杰夫·鲁宾（JeR Rubin ）为了学习中文曾在店主手下打过一段短期工。一天，SAIL 的一位负责人和数字设备公司的销售员一起来西南饭馆吃饭。正吃着，两人因为某个技术细节发生了争执，这个负责人突然停止了争论。
"这么吵下去没意义，"他说。"要解决这问题也不难。咱们问问跑堂的。"
"KL 10的高速缓冲存储器是啥样的？"负责人叫来鲁宾问道。
"32K 两路组相连高速缓存。"鲁宾答完便转身离开，身后那位销售员则目瞪口呆。
毫不意外，SAIL 许多研究员在构建网络空间之余也没有疏于体验致幻剂和其他迷幻药物。研究生们通常共用几个大办公室，每个房间里都有好几个学生。有一次，一个学生来找厄尼斯特投诉旁边桌上的人抽大麻烟，厄尼斯特只是叫那人到办公室外面抽去，就此了事。在他眼里，这也太鸡毛蒜皮了。
不过这种管理方式有点像养猫。有个系统程序员，人送外号"大麻仔"（Johnny Potseed ）[29]，因为他不论上哪儿都播撒大麻种子。有一次，他看到大楼化粪池排水管道那里的草木格外茂盛葱翠，于是很自然地把大麻种子撒到那片土地上。没过几天，他就找到厄尼斯特抱怨山里的野鹿正在啃刚刚发芽的大麻叶子。
没过多久，山上唐纳德·C·包沃大楼完全失控的流言就传到了斯坦福校方那里。斯坦福给实验室开了个"面圣会"，实验室的负责人们被召来面见大学的行政长官们。校方勒令SAIL 必须立即停止研究所内外的嗑药行为！
不论是摄像机还是录像机，新媒介刚问世时都得通过色情内容开拓市场、获得大众认可——现在这已经成了业界共识。不过SAIL 是个例外，它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此中细节也长年未见披露。
1971至1972年间，有些斯坦福学生利用SAIL 的阿帕网账户和麻省理工的学生做起了买卖。早在亚马逊（Amazon ）和eBay 出现之前，这种萌芽状态的电子商务居然搞的是毒品交易。那时，学生们利用网络悄然买卖了数量不明的大麻。
即使在1960和1970年代享乐主义泛滥的加州，年轻真诚的印度研究生拉杰·瑞迪（Raj Reddy ）——他后来成了麦卡西在斯坦福大学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也被是否尝试大麻的想法折磨了好几周，那段时间里大麻似乎总在他身边萦绕不去。最后，一位年长的办公室同事对他说："你可能好奇杀人是什么感觉，但你没必要亲自尝试吧。"这话彻底断了瑞迪对违禁药品的念想。
虽然如此，但如果实验室的头头脑脑们自己都拿禁药当家常便饭，他们哪里还能打压学生和研究员们的放纵行为呢？在感恩而死乐队的一次夜场表演上，曾就职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后来成为SAIL 系统程序员的安迪·穆罗（Andy Moorer ），就亲眼看到SAIL一位资深计算机科学家从上衣口袋里面掏出一瓶LSD，却不小心把药片都洒出来了。这位科学家倒是淡定得很。穆罗记得他只说了一句："看来咱们只能改吃墨斯卡灵啦。"
注释：
[1]红尿布婴儿（Red—Diaper Baby）：指美国共产党（CPUSA）党员、支持者或同情者的子女。广义上还指持激进政见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父母所属党派或团体不限。参见英文维基百科"Red Diaper Baby "词条。（译注）
[2]胡佛塔（Hoover Tower）：斯坦福校园内一建筑，于1941年建成，为胡佛研究所研究中心、图书馆和档案室所在地。所藏书籍和资料为赫伯特·胡佛总统所捐赠。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oover Tower "词条。（译注）
[3]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1914－1999）：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犹太裔漫画家和插画家。他在《纽约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开创了独特的插图风格。他最出名的作品是《纽约客》之《从第九大道看世界》（View of the World from 9th Avenue）。参见中文维基百科"索尔·斯坦伯格"词条。（译注）
[4]莫斯科公审（Moscow show trials）：莫斯科审判是在斯大林授意下于1936年至1938年间举行的三场公审。被告多为1917年之前既已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被指控勾结西方势力、妄图颠覆苏联政权、谋害斯大林等党的领导人或复辟资本主义；多数被告被处以死刑。这些审判被认为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一部分。本文所指应是1950年代早期苏联举行的类似审判。参见英文维基百科"Moscow Trials "词条。（译注）
[5]潘趣酒（punch）：含酒精度较低的饮料酒，主要成分是果汁、碳酸水、糖等，通常混有蒸馏酒或者某些烈性甜酒，常见于宴会派对。（译注）
[6]JOSS ：即Johnniac Open—Shop System 的缩写，直译为"约翰亚克开放系统"，是最早的计算机分时系统之一，也是史上第一种交互式语言的名称。（译注）
[7]"透镜人"系列（"Lensman "series）：爱德华·埃尔默·史密斯"博士"（Edward Elmer "Doc"Smith）创作的外太空系列科幻小说，在雨果奖史上最佳科幻系列小说评选中排名第二（第一名是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参见英文维基百科"Lensman series "词条。（译注）
[8]梅纳德（Maynard）：美国马萨诸塞州米德赛克斯郡一城市，在波士顿以西二十英里处。1957至1998年曾是数字设备公司（DEC）总部所在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Maynard，Massachusetts "词条。（译注）
[9]《乓》（Pong）：雅达利公司（Atari）在1972年11月推出的一款投币式街机游戏。游戏名来自击打乒乓球发出的声音。《乓》常被认为是电子游戏历史上第一个街机电子游戏，玩家能和电脑或与另一个人类玩家对打。开发者为艾伦·奥尔康（Allan Alcorn ）。参见中文维基百科"乓"词条。（译注）
[10]雅达利公司（Atari）：由诺兰·布什内尔和泰德·达布尼（Ted Dabney）于1972年6月成立的电脑公司，是街机游戏、家用电子游戏机和家用电脑的早期拓荒者。雅达利曾开发多款经典游戏，在电子游戏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7年起经历了多次收购、转卖，2013年申请破产。参见中文维基百科"雅达利"词条。（译注）
[11]巴基海狸（Bucky Beaver）：1950年代在北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艾帕纳（Ipana）牙膏的商标形象和吉祥物，最初形象由迪斯尼公司创造。参见英文维基百科"Ipana "词条。（译注）
[12]MITRE 公司（MITRE Corporation）：美国一家非盈利机构，成立于1958年，管理着联邦政府资助研发中心（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为国防部、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税局等政府机构提供服务。参见英文维基百科"Mitre Corporation "词条。（译注）
[13]伊戈尔（Igor）：根据玛丽·雪莱原著《弗兰肯斯坦》改编的多部电影中弗兰肯斯坦的助手的名字，该人物于1939年在影片中首次登场，在后来的弗兰肯斯坦影片中多以驼背形象出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Frankenstein （1931film）"词条。（译注）
[14]有许多未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并购后品牌消失的电脑公司始终没有官方中文译名（抑或译者没有找到中文译名），如Foonly、Imagen 和Xidex 等，因此翻译时以意译为先，无法意译的则采用音译。像Cisco Systems（思科）这样有明确的官方中文译名的则直接采用中文译名。特此说明。（译注）
[15]全名唐纳德·尔文·克努斯（Donald Ervin Knuth，1938－）：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先驱人物，被誉为"算法分析之父"。他于1974年获得图灵奖。"高德纳"是1977年他访问中国前由计算机科学家储枫女士为他取的中文名字。高德纳撰写的多卷本《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是计算机技术和理论的奠基巨著。他也是排版软件TeX 和字体设计系统METAFONT 的发明人。此外，高德纳还创造了WEB 与CWEB 软件作为文学编程（literate programming）开发工具。参见中文维基百科"高德纳"词条和英文维基百科"Donald Knuth "词条。（译注）
[16]洛思奥多斯（Los Altos）：位于美国加州圣克拉拉郡，是旧金山半岛南端一城市，属于旧金山湾区。（译注）
[17]VisiCalc ：似可意译为"可视计算"，是于1977年推出的第一款电子表格办公软件，由哈佛大学MBA 学生丹·布李克林（Dan Bricklin）和鲍伯·法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共同开发。他们创办了个人软件公司（Personal Software），在1979年将VisiCalc 和苹果二代电脑捆绑销售，VisiCalc 由此成为第一款最流行的个人电脑商业程序以及个人电脑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之后不断有类似改良产品上市，比如1981年IBM 的PC 版、卡普尔的Lotus 1—2—3以及1985年微软开发的Excel，至此VisiCalc 才逐渐被其他软件替代。参见百度百科和中文维基百科"VisiCalc "词条。（译注）
[18]卡夫卡式困境（Kafka—esque straits）：对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作品中人物思想和境遇的描述。卡夫卡的小说经常描绘出一个超现实的噩梦世界，威权压迫，人们内心麻木、困惑、无助，却无力逃脱。卡夫卡式困境在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常表现为"反乌托邦"思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引申为异常复杂、诡异、不合逻辑的情况。参见英文维基百科"Franz Kafka "词条。（译注）
[19]杰克·阿姆斯特朗（Jack Armstrong，1945—2008）：美国1960—1980年代著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在主持生涯中曾一度保持"说话最快的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ig Jack Armstrong "词条。（译注）
[20]圣迪亚哥（San Diego）：加利福尼亚南部一城市，位于圣迪亚哥湾畔，是著名的动物园和军港所在地。（译注）
[21]十二英寸约合30.48厘米。（译注）
[22]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杰出的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在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和磁带音乐等方面有很高造诣，其作品以创意新颖、复杂难解著称。他曾力图融合各种音乐和非音乐要素，创造一种新的"世界音乐"。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词条。（译注）
[23]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1925－）：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理论家，尤其在序列音乐方面成就卓著。自1950年代中期起，布列兹就和施托克豪森、路易吉·诺诺并称为先锋派三大代表。进入1990年代后，他更多的是与顶尖的传统管弦乐队如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举办音乐会和录制唱片。参见中文维基百科"皮埃尔·布列兹"词条。（译注）
[24]《科学》（Science）：创刊于1880年，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为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主要刊发重要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科研综述和科研新闻。参见中文维基百科"科学（期刊）"词条。（译注）
[25]约瑟夫·魏泽堡（Joseph Weizenbaum，1923—2008）：德国计算机科学家、SLIP 编程语言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1966年他发布了依莱莎（Eliza）对话程序，该程序应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利用模式匹配规则，运用开放式问题，使病人与之交谈时感觉像与真人心理医生交谈；因此被认为是会思考的机器的前驱。魏泽堡对依莱莎实验结果感到震惊，转而辩证地思考人工智能的影响。1976年他出版《电脑力量和人类理性》一书，在书中探讨了人工智能和人类思维的根本区别，提出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具备感情和智慧这些人类特质，因此机器绝不能代替人类做重要决定。参见英文维基百科"Joseph Weizenbaum "词条。（译注）
[26]罗杰斯学派（Rogerian）：创始人为卡尔·兰森·罗杰斯（CarlRanson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首创非指导性治疗，又称当事人中心疗法。他的基本治疗态度是：无条件地接纳和真诚同理地了解。罗杰斯认为受咨询者应展现充分的同理心，与当事人建立联系，帮助当事人体验自身、调整自我从而恢复健康。参见百度百科"卡尔·罗杰斯"词条。（译注）
[27]"免费软件"（freeware）：可免费自由使用、拷贝且无需向程序作者支付费用的电脑软件。但在拷贝时必须将完整的软件档案一并拷贝，且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转为其它商业用途；若未经程序作者同意，不得擅自修改程序代码，否则视同侵权。程序作者一般因兴趣而以分享性质发布软件，也有人是因不满或希望改进现有软件而自行开发新软件或优化原程序。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则是一种可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的软件。要将软件以自由软件的形式发表，通常是公开软件源代码，或以"自由软件授权协议"方式来发布。需注意的是自由软件或开源软件（open—source software）不一定是免费软件，反之亦然，但现实上大多数自由软件或开放源码软件皆是免费软件，而免费软件只有部份同时也是自由软件或开放源码软件。参见百度百科"免费软件"、"自由软件"和"freeware "等词条。
[28]全名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英国作家、诗人及语言学家，以创作经典严肃奇幻作品《霍比特人》、《魔戒》与《精灵宝钻》而闻名于世，是公认的"现代奇幻文学之父"。参见中文维基百科"J·R·R·托尔金"词条。（译注）
[29]"大麻仔"：原文为"Johnny Potseed "，此处为意译。Johnny 是常用男名；pot 原意是壶、罐、盆，在俚语中指"大麻"；seed 有"种子"之意，potseed 暗指"大麻种子"。"Johnny Potseed "应是戏仿"苹果籽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所得，意指喜欢播撒大麻种子的人。1960年代的一幅著名海报也描绘了Johnny Potseed 的形象：一个长发浓须、穿白背心蓝裤子的男人，边奔跑边在草地上播撒大麻种子，是典型的嬉皮士打扮和做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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