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0年代中期，旧金山半岛中部的波西米亚亚文化圈大多数时候还处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艾伦·金斯堡在1950年代曾来帕罗奥多体验LSD，民谣音乐尚不成气候，左派政治还是个稀奇玩意儿。1964年年底，由于对斯坦福保守的政治风气感到失望，少数激进的社会科学家组建了一所名为研究生统筹委员会的"自由大学"。它效仿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 ）而建，其宗旨与1964年初在伯克利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相呼应，由对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和教育改革感兴趣的各类团体组成。课程表全印在一页油印纸上，学校的组织者们时常在两位大学遗传学者兰恩和李·赫森伯格夫妇（Len and Lee Herzenberg ）家里聚会。
不过1965年12月4日在半岛中部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整个文化圈的地震。那天晚上，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 ）在旧金山南部的牛宫（Cow Palace ）举行了演出，作家肯·克西邀请年轻吉他手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 ）[2]带着自己的乐队到圣何塞的"黑老大"俱乐部为早期的某次试药聚会进行现场演出。试药聚会从此面目一新，在电子乐器、灯光表演和大量LSD 的作用下，药物的效力被放大了上千倍。加州缪尔海滩、帕罗奥多、俄勒冈的波特兰等许多地方都举行了试药聚会；第二年年初随着斯图尔特·布兰德的"迷幻之旅音乐节"（Trips Festival ）的举行，试药聚会更是在旧金山地区攀上了巅峰。感恩而死乐队就此崛起，旧金山的音乐氛围逐渐形成，由此催生了全国性的反主流文化。在言论自由运动的引领下，大学校园中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这股激流终于与反主流文化汇聚一处。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斯坦福校园一直处于时代潮流的漩涡中心。这股潮流最终改变了那些即将成为个人电脑理念先锋的年轻人的生活。
维克·洛弗尔从1957年起就住在佩里街，直到1963年开发商强行拆除了街上部分住房。强拆给这块文化飞地上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以至肯·克西的妻子菲·克西（Faye Kesey ）愤恨难平地拿斧子劈碎了一架钢琴。
洛弗尔1964年在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在斯坦福咨询和测试中心以及旧金山州立大学打零工。后来他把两份兼职都辞了，专心协助运营自由大学，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没别人愿意干这事。
他在自由大学的合作伙伴罗伯·克莱斯特（Rob Christ ）以前是斯坦福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也是个满腔热忱、办事利落的组织者。克莱斯特在帕罗奥多城区的大街小巷四处找人聊天，借此了解人们希望学习何种课程。要是自由大学暂时还没这门课，他就设法找人开课。自由大学从创建伊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最初的办学焦点亦是当时学生政治论争的主题——到底在校内还是在校外组织活动。校外派赢了论战，于是自由大学就在帕罗奥多东部一座房子里安了家。那是个贫民社区，和帕罗奥多的富裕社区之间只隔了一条湾岸高速公路。一开始，自由大学只有两门课，一门讲的是美国统治阶级和权利精英，另一门上的是瑜伽。虽然东帕罗奥多主要是黑人社区，但所有来校上课的学生都是白人。因此没多久就有邻居上门声色俱厉地要求自由大学挪到高速公路另一边去办学。学校只得迁回帕罗奥多城区，还分裂成了两组人，一组人成立了斯坦福的"试验"项目（the Experiment ），另一组人则组建了帕罗奥多自由大学。
1967年，自由大学迎来了爆炸式增长。原先它只是一个不足百人、四分五裂的小团体，不同派别还老死不相往来；几乎在一夜之间，它脱胎换骨、欣欣向荣，坐拥百余门课程、一份新闻报纸、千名成员以及五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接下来三年里，它更是成为半岛中部茁壮成长的反主流文化的核心。自由大学创建了一家医疗中心、一个法律研讨会、一家租房中心、一家杂货店和一个机械修理厂。大学的行政办公室搬到了门洛帕克的国王大道，从凯普勒书店沿街向北走几步就到了，它同时还兼作手工艺品商店和复印店。
自由大学吸引了反主流文化社群的各界人士，从SAIL 的教授到帕罗奥多高中的学生。第一拨加入者中有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人马克·波拉特（Marc Porat ），他父亲是从纳粹铁蹄下逃离的难民，后来入读斯坦福获得了博士学位。虽然父亲已经安排马克毕业后到一所好大学读书，但马克在高中阶段就已是社运激进分子。上高中时，他的一些同班同学在校时是体育健将，却在加入海军陆战队后一年内全部战死，他由此看透了越南战争的荒谬不义。
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离开帕罗奥多前往南部参加民权运动。詹姆斯·钱尼（James Chaney ）、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 ）和迈克尔·舒瓦纳（Michael Schwerner ）[3]被害案件刚发生不久，有一晚他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在加油时，他看见有五六个男人朝他走来。还没来得及把油管从油箱里拔出来，他便慌忙跳上汽车，迅速驶离加油站。波拉特旅途的最后一站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他在那里试着组织一些政治活动，直到种族平等大会（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4]让白人工作者们都离开此地。
次年，波拉特回到帕罗奥多，这时他已成为全职的运动组织者和活动家。他回来时正好赶上参加帕罗奥多的新年试药聚会，在聚会上他第一次尝试了LSD。他加入了自由大学的管理团队，还组织了在帕罗奥多城区的开阔广场和斯坦福街对面的城市公园举行的一系列嬉皮士公开集会（"be—ins "）。波拉特联络了感恩而死、杰弗森飞机和索普维斯骆驼（Sopwith Camel）[5]这几个旧金山乐队，请他们在帕罗奥多公园的反战公益活动中进行义演，这些乐队几乎全都如约而至。
波拉特还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新左派不仅关注政治，也致力于文化和社群建设。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帕罗奥多大学路的一所豪宅中，房东是成功的房地产律师约翰·蒙哥马利（JohnMontgomery ）。这所豪宅面积巨大，有一个游泳池，由于老是举行狂野派对而在1960年代末那几年臭名昭著，圣克拉拉谷里许多自由开放的技术人员们都曾参加过这里的派对。一到夏天，每周末宅子里都有盛大狂欢。有人在晒裸体日光浴，也有孔雀在后院闲庭信步，大喇叭嘶吼着摇滚乐，亮音风琴（light organ ）[6]——伴随音乐投射彩光的一种电子设备——则光芒四射。在室内，地板上铺着质量最上乘的亚洲地毯；宅子里有不少集体狂欢室，还有个房间专供大家尝试笑气（一氧化氮）。硅谷一位知名计算机专家的夫人后来说，她就是在约翰·蒙哥马利家的派对上发现硅谷众男士到底割没割过包皮。
波拉特也成了维克·洛弗尔心理剧（psychodrama ）[7]工作室的成员。会心团体在1960年代迅速成为主流心理治疗方法之一，不过心理剧还是作为更强烈、更具情感挑战性的治疗方式保留了下来，其过程更具对抗性、更为激烈。心理剧逐渐成为自由大学的一项重要活动，连约翰·麦卡西都时不时将自己的寓所借给这些心理剧工作室。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倾向右翼，但在1971年当地一个毛派组织"我们必胜"纵队（Venceremos ）接管了自由大学前，麦卡西仍然非常赞同自由大学的办学精神。那时麦卡西刚刚说服一位朋友即计算机科学家艾德·弗莱德金（Ed Fredkin ）给自由大学杂志捐赠了六千美元，但在当权的毛派分子手里这笔钱消失得无影无踪。怒火中烧的麦卡西参加了在"正切"举行的会议，那是自由大学在帕罗奥多城区开的一家咖啡馆。当时屋里约有四十名参会者，麦卡西站起来提出一项动议，要求自由大学重申它的非暴力宗旨。但由于无人附议，这项动议无疾而终。更糟的是还有个好战分子跳起来威胁要杀了麦卡西。这次经历进一步坚定了麦卡西的想法——要是这些激进学生掌握了国家政权，那他们必然成为苏联斯大林式的官僚。这种激进主义的狂飙期也没能持续多久。在美国反战运动内部，类似的派系分裂很快也耗尽了波拉特的热情。他认为既然自己在外部推动的变革无法成功，那为什么不试着从内部进行改革呢？波拉特觉得自己所参加的政治示威活动无非就是为了能上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8]的晚间新闻，因此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在他看来，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新闻报道主宰一切，于是他矢志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的一号人物，这样他就能从体制内部推行改革。
可惜现实和理想总有云泥之别，两年后波拉特重新回到斯坦福，在那儿拿了个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创造了"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 ）一词，入职苹果公司，后来还成为硅谷一家时运不佳的创业科技公司——通用魔力（General Magic ）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西海岸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像磁石一般吸引了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多萝西·本德（Dorothy Bender ）就利用"爱之夏"（Summer of Love）[9]的机会离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到加州。作为一名女程序员，她算得上是1960年代计算机世界的异类。
多萝西对计算机的兴趣来自她的父亲。她父亲在1930年代末逃离纳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来到纽约，在一家工厂找了份工作。他热衷于股票市场，每晚都捧着股票行情表，列出长长的上市公司清单，仔细琢磨。小多萝西趴在父亲肩头上看他研究手里的清单，也由此对信息的系统化管理产生了兴趣。她在曼哈顿长大，后来进了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研习数学。之后她嫁了个律师，并随丈夫迁往华盛顿。不到两年，这段婚姻就变得一团糟。急切渴求新生活的多萝西被西海岸方兴未艾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深深吸引着。当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提供给她一份程序员的工作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机会。
虽然也是技艺高超的程序员，但她并不像身边的男同事们那样对计算机怀有黑客式的狂热。二十三岁的计算机学研究生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 ）就是这些狂热男同事之一。他的工作地点在波利亚大楼附近，而多萝西的主要工作地点也是这里。泰斯勒是多萝西遇见的第一个单身父亲——从这点看，泰斯勒也是个异类。认识多萝西后不久，泰斯勒正好没了住处，便带着小女儿丽萨搬进了多萝西的公寓。她的公寓已然拥挤不堪，离校园也有几英里远。泰斯勒身材纤瘦，五官轮廓似鹰，一头蓬乱的红色卷发，还留着胡子。他身上混合着不同世界的气息，这是多萝西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泰斯勒不仅沉迷于计算机，还全身心地投入了湾区正在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活动。
泰斯勒带着多萝西参加了她在自由大学的第一次聚会。1967至1968年间，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变。1967年1月金门公园的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 ）[10]成了此后湾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导火索。1967年夏天直至1968年夏天，舞厅和公园里演奏的全是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新音乐，大街小巷都在公开讨论革命。身处斯坦福内外政治和文化动荡之中的多萝西和泰斯勒成了密友。他们一同嗑药，一道去上自由大学的课程，甚至在那儿一起教课。
公开课第28号真是好天气！！！（组织者）多萝西和拉里水中浮木，海藻，砂岩，山峰，1号高速公路，圣格雷戈里奥（San Gregorio ）[11]，美国加州……让我们享受人生、感受自我、体悟他人。感官认知初级课程！会心团体恳谈！野餐会！带上孩子！活动用时一天。
6月8日星期天上午11点，在斯坦福购物中心梅西百货停车场的邮局前集合出发。[12]
泰斯勒后来成为自由大学的领导者之一。有时，等志愿者们把学校的课程目录收拾起来后，要是看到页面上还有空白，他就现场提笔在空白处加上一门课。
公开课第1号金牛座派对：（组织者）拉里·泰斯勒只限太阳星座是金牛座者参加。我们要做真正的金牛座人，尽情吃喝、舞蹈、做爱、睡觉、宿醉。请自带食物饮料，但不得带非金牛座人士参加。满月将上升至金牛座，太阳在天空正对方位。
10月25日周六，晚8点举行。
泰斯勒还教授带有政治倾向的课程。1968年年底，他开了第一门课，名为"如何终结IBM 的垄断"。那个时代的电脑黑客们对IBM 的感情有点像今日大众对微软公司的感情。当时美国司法部正准备起诉IBM，而泰斯勒发现来上他课的竟然大多数都是IBM 的员工。起初没人承认，但逐渐有人开始坦白，最后班上的学生们已能开诚布公地讨论这家计算机制造巨头的种种行径。
和多萝西一样，泰斯勒也在纽约市长大，并且在那产生了对计算机的爱好。1960年，他还是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 ）[13]的学生时，就独力发明了一种生成质数的新方法。他把自己的成果拿给一位老师看，给老师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泰斯勒跟老师说这是一个公式时，老师回答："不对，这不是公式，而是一种算法，而且在电脑上可以运行。""上哪儿能找到电脑呢？"泰斯勒问。
老师说先给泰斯勒一本编程手册看看，然后帮他想想上哪儿能找到一台电脑。
一天，泰斯勒坐在学校自助餐厅苦读那本编程手册，手册指导他如何用最低阶却也最晦涩难解的机器编程语言在IBM 650型电脑上编程。餐厅另一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 ）——未来的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正在众星捧月中高谈阔论时政话题。
有个同学走到泰斯勒跟前问道："你看这本书做什么？""我在学习编程呢。"泰斯勒答道。
"我也在650电脑上编程，但我不用机器语言，我用的是Fortran 语言。"另一个同学说。接着他告诉泰斯勒，这种语言的妙处就在于编程者可以使用与英语语言类似的指令来控制电脑。
纵然心驰神往，但至此泰斯勒还是从未亲眼见过一台真正的电脑。问题很明显，没电脑的话上哪儿去使用这么神奇的语言呢？另一个同学告诉泰勒斯，由于选修理科绩优生课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台电脑上有免费的使用时段。他答应去问问计算机中心的主任看能否允许泰斯勒也拥有电脑使用时段。
不久之后，泰斯勒就获得了一台大型机每周六上午半个小时的使用权。他自己在卡片上打孔，然后不辞辛苦地用编译器程序转换生成一系列指令给电脑直接执行。在这半小时里，要是他速度够快，那么理论上可以让电脑完整地运行一遍他的程序。
当然了，泰斯勒的程序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他只好下周回来重新启动程序。直到最后，他的程序都没有成功运行过一次。更糟的是，还没等他检测完，他就犯了初学者常见的错误，造成巨大损失，因而被禁止进入大学的计算机中心。IBM 650型电脑有个笨重的磁鼓内存，可以储存两千个单词量的信息。磁鼓由一条橡胶皮带带动，每次关机后都需要几分钟时间慢慢减速。有一次泰斯勒无意间关了机，意识到犯错以后他立即重新开机，结果就听到了磁鼓皮带断裂的声音。
他回到家里跟父母说想要一台自己的电脑。"别逗了！"父母告诉他，这种机器至少要几万甚至几百万美元。但这并没有说服泰斯勒。"总有一天电脑会降价的，"他对父母说，"总有一天我会有自己的电脑。"
他的父母不以为然地翻了个白眼，但一颗重要的种子已经播种在泰斯勒的心间。道格·恩格尔巴特追求的是复杂而强大的计算机，泰斯勒在数年后倡导的理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背道而驰，但最终依然在推广恩格尔巴特增智理念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泰斯勒的理念就是简便性（simplicity ）。
第二年即1961年泰斯勒考入斯坦福大学。上学第一天他就结识了几名教师，并获得了学校电脑的使用权。其中一台就是真空管IBM 650型电脑。由于没人用它，泰斯勒便获得了这台电脑的所有使用时段。不过当他发现总是只有自己用这台电脑时，他又对学校另一台晶体管布劳斯220（Burroughs 220）型电脑感到了好奇。很快他便甘之若饴地钻进了学校计算机中心纯净的小天地。次年夏天他成了斯坦福的计算机操作员，很快又升任程序员。又过一年，他在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 ）手下找了份编程的工作。莱德伯格也是斯坦福学者，1958年因研究细菌遗传物质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为莱德伯格工作时，泰斯勒终于有机会接触LINC 电脑——从某种程度上看，LINC 已经可以算作真正的"个人"电脑了。
LINC 最初是麻省理工早期的电子和计算机研究中心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 ）的简称，后来变成"实验室设备计算机"（Laboratory Instrument Computer ）的缩写。LINC 电脑的发明者是麻省理工物理学家韦斯利·A·克拉克。他于1961年5月开始设计，次年LINC 便首次应用于分析一只猫的神经反应。这只猫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实验对象。每台LINC 电脑都由四个金属模块组成，拼起来有并排摆放的两台电视机那么大，机体微微后仰。这种十二位计算机拥有一个五十万赫兹处理器（相比之下，今日3G 赫兹的英特尔奔腾芯片的运行速度已经比LINC 足足快了六千倍）、一个小屏幕和一个键盘。每台LINC 售价为四万三千美元，这在当时还算公道价，最终LINC 由第一家微型电脑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生产并投放市场。第一批共生产了五十台原装LINC，其中一台就到了莱德伯格在斯坦福的实验室。
这台电脑由分离式晶体管制成并使用磁带存储数据，以现代计算机的标准来看，它的某些特征相当怪异。例如，LINC 的前面板上有个旋钮，可以降低或者提高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另外它还装了个扬声器以便用户能了解系统的内部运行情况。
从历史角度分析，LINC 电脑极大地推动了日后个人电脑技术的发展，对泰斯勒而言也是莫大的启迪。它将1950年代在麻省理工萌芽的交互式计算研究与个人用户操控电脑全部资源的构想结合了起来。尽管在那个年代还属天方夜谭，但泰斯勒确实完全拥有了这台新电脑。
泰斯勒还去上了麦卡西的LISP 编程课。次年，还是大学生的他决定创建自己的编程公司。那时已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需要计算机程序，但是很少有人懂得如何编写程序。当泰斯勒给电话公司打电话登记自己新公司的号码时，他发现电话簿里面竟然还没有编程公司这一类别，而且电话公司也不愿意特地创建这一类别。于是他只好把公司登记在"数据处理"类，当时帕罗奥多电话簿里这一类下面只有五六家公司。泰斯勒在斯坦福大学街对面的"城乡村落"购物中心找了间办公室。上门的首批客户就是急需编程协助的研究生和教授们。
泰斯勒的公司从来不缺有意思的研究项目。他曾协助斯坦福统计系系主任林肯·摩西（Lincoln Moses ）对一种有争议的新型麻醉药进行了统计分析。起先人们十分担心这种新药的安全性，但统计结果解除了人们的顾虑。泰斯勒的名字也出现在研究报告中。
在传统的大学课业学习中，泰斯勒的编程技艺也派上了用场。他协助改进了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点阵图形计算机程序。1960年代最早的计算机图形显示一般采用显示器外加相关硬件——硬件必须能将矢量图还原为几何图形并显示在屏幕上。相比之下，现代的图形显示则使用点阵或者位映射图形技术，信息以像素行的形式显示，通过开关像素来建立图像和文本。
不过斯坦福学生们的雄心壮志更高一筹。他们的显示器就是斯坦福大学体育馆的啦啦队坐席区——共七十七行，每行四十五个座椅。赛事背景牌翻牌表演始于1920年代，1930年代引入斯坦福校园。到了1960年代早期，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和斯坦福大学都开发了编排翻牌表演的程序，不过只能用于简单的静态图形；电脑还只是用于控制单张背景牌的印刷。后有两名斯坦福学生开发了新的编程系统，先在方格纸上划出整体图形，再用布劳斯电脑对图形进行拉伸、变形和变色。它和今日广泛用于制作万维网网页动画的Macromedia Flash 图形编程系统十分相似。不过在1960年代早期，学生们能用电脑制作一系列动画并在打印机上进行预览，这在当时绝对是独门绝技。一旦形成了正确的图样序列，计算机就会进行归整，然后印刷出单张演示背景牌。
可惜这一程序语言的最初版本是以数字写成的，难以让举牌表演的学生理解。"移动！"有个对应编码，"红色！"也有个对应编码，不一而足。最初编写程序的人跑来告诉泰斯勒："太难了，他们用不了，到头来老是我把活儿都包圆了！"
演示牌项目也是泰斯勒第一次经历后来所说的"易用性"问题。他发现与他合作的啦啦队队员们，能入选靠的是脸蛋而不是数学成绩。接下来几年里，他不断改进程序语言，直到使用时不再需要学生程序员从旁协助为止。对泰斯勒而言这是异常宝贵的培训经历，最终将直接引领他走上现代个人电脑的开发之路。
圣克鲁兹山位于斯坦福校园西侧，时常大雾笼罩，山间尽是红衫木森林；虽然林木略显稀疏，但森林依然延伸至远处海滩。要到海边去的话，只需开车穿过校园自沙丘路开上拉翁路即可。拉翁路是一条蜿蜒的交通干道，从伍得赛德的豪宅街区一直通往另一个更为质朴粗犷的世界——那里居住着逃离城市、避居乡村的艺术家、农民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组成了混杂的乡村社区。
1966年8月开车前往海滩的人必然会在经过小山村拉翁时被一条写着"欢迎披头士！"的巨大横幅惊到。这支英国摇滚乐队当时正在美国各地巡演，获得了排山倒海的成功，而且马上就要来旧金山为数以千计疯狂尖叫的青少年进行现场表演。虽然"神奇披头四"特意绕道来这个偏僻小山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条横幅还是在湾区居民中引起了短暂的骚动。后来大家发现这只是肯·克西那伙"快乐捣蛋帮"搞的恶作剧，不过这倒很契合正迅速滑向失控边缘的时代风气。
沿着拉翁路开向海滩，在离山顶1.5公里的13.57英里里程碑处，你会看见一处外形莫可名状的村舍小屋，外墙画满醒目的迷幻漩涡。正对拉翁路的屋子前方则画着一个巨大的阴阳图案。这个村舍是吉姆·沃伦（Jim Warren ）的家，他身材矮胖，是圣母大学（College of Notre Dame ）的数学教授。圣母大学位于贝尔蒙特，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天主教女子学院。
十余年后，沃伦于1977年创办了第一届西海岸电脑展，该电脑展后来成为计算机玩家们的麦加圣地；他也一跃成为决定个人电脑产业发展方向的核心人物之一。不过早在这之前，沃伦已然是在他那山顶小屋里汇聚碰撞的文化、政治和技术力量的代表人物。
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长大的沃伦一直感到和家乡环境格格不入。他的父母没怎么受1940和1950年代在美国南部盛行的种族主义的影响。由于交了两个住在附近的好友，年幼的沃伦总是无法融入其他孩子的圈子。这两个好友中，有一个是妈妈做女佣的黑人小孩；另一个则是犹太人。上高中时，沃伦和一群浪荡不羁的黑人孩子混在一起，搞了个节奏布鲁斯乐队，后来乐队又改玩摇滚，要知道那时摇滚都还没正式诞生呢。
上大学时，沃伦获得了教师资质，随后在圣安东尼奥找了份数学老师的工作。几年之后，苏联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使美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承受了巨大的赶超压力，沃伦也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停职一年去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攻读硕士学位。在那他遇见了生平第一台电脑——和泰斯勒一样，也是台IBM 650型电脑——并且一头扎进无涯学海中。
再次回到校园的那段时间里，沃伦常和一个波西米亚文化群体一道出游，当时这个群体还处于得州大学主流文化的边缘。他的这群朋友里有考古系和人类学系的学生，他们经常到野外实地发掘美洲印第安人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当时在某些地方还不算违法的佩奥特仙人掌。尽管沃伦自认是个不沾毒品的好青年，但他总是不得不在往返圣安东尼奥时替人跑腿。那时他连啤酒都不喝，却老得去霍根仙人掌花园给朋友们采购三美元的佩奥特花蕾。他的那群朋友里还有个从来不穿胸罩的胖妞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 ）[14]，她从不曲意迎合周遭人事，还和女友公然在校内餐厅里搂抱热吻，直把得州循规蹈矩的乖学生们看得张口结舌。
拿到硕士学位后，沃伦又回圣安东尼奥待了最后一年。他把一群聪明孩子组成一个班，给他们上"现代数学"课——只学基本原理，摒弃死记硬背。上课第一天，他站在全班学生面前说："这是你们的数学课本。"接着他拿起课本、走向门口、把书丢进走廊，然后转身走回学生面前宣布："咱们打今儿起学点"真正的"数学！"
沃伦热爱教学工作，但是他对得州生活的疏离感与日俱增。最后他再也无法忍受得州的一切了。他知道自己得走，不过上哪儿去呢？有个朋友悄悄给他指了条道："没准你会喜欢加利福尼亚呢。"
沃伦决定买个卡车装下自己的全部家当，1964年夏天他启程前往圣何塞。到了目的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到家了，我终于到家了！"
沃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享乐主义和试验精神在加州正如日中天，他发现这里的女孩们居然敢于承认自己喜欢云雨之事。沃伦很快在山景城找了份工作。那时山景城还是个工人阶级社区，现在却成了硅谷的核心区域。不过很快他又发现自己再也不想给那帮荷尔蒙失调的初中小屁孩们上课了。
事实上，沃伦正是二十七岁游蜂戏蝶的年纪。他还被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吸引了，尤其是海湾对岸加州大学日益白热化的政治骚乱。言论自由运动使信奉新价值观体系的学生活动家和守旧的教育卫道士们针锋相对。在沃伦看来，他只身逃离了保守反动且令人感到幽闭恐惧的得州，而加州这些社会运动的时机和宗旨正好与他的行动相契合，于是他很快就加入了学生和反战团体的阵营。
不过，正在崛起的美国新左派政治远没有那么简单磊落。湾区一带和半岛中部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政治派系耗在彼此内斗上的时间和它们对抗社会保守力量的时间一样多。沃伦曾向朋友抱怨道："右派的问题是群龙无首；而左派的问题则是十羊九牧。"
沃伦逐渐走向了奢侈逸乐的生活方式。他的第一个女友带他见识了天体主义（nudism ），很快他们就成了卢潘自然保护区——圣克鲁兹山里天体主义者的大本营——的常客。在山里他还偶遇了快乐捣蛋帮。
在买下拉翁路那座小屋前，沃伦曾在拉翁附近租住了一段时间。搬入新房时，他发现房里有些擅自占房的住客。有天早上，他正站在自家新房前，准备对付这些迟迟不肯搬走的房客。就在此时，房门被突然撞开，沃伦陡然一惊，"垮掉一代"的传奇人物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 ）[15]阔步走了进来。卡萨迪就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主人公原型，小说中对他的原型身份几乎没有掩饰。当时卡萨迪正开着捣蛋帮的小巴四处游走，后面跟着一伙追随者。
卡萨迪也懒得做自我介绍，便和追随者们一边在房子里乱窜瞎翻，一边急促地嚷嚷着："大麻搞到手，存货哪里找？"沃伦如坠云里雾里。这诡异的一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一会所有人都奔出门外、挤进车里，沿着拉翁路扬长而去，空留轮胎的尖利嘶叫声。
1965年沃伦搬进新家没多久，警察就对克西家进行了毒品大搜查。沃伦早就知道警方要有所动作，因为有一次在克西家背后的小路上，沃伦的女友偶遇了两个穿西装、打领带还带着望远镜的男士。
沃伦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当了圣母大学这所女子学校的数学系系主任，从此开始每天通勤于山顶小村和贝尔蒙特之间。圣母大学的修女们属于相对开明的天主教派别，只有校务董事会较为保守。女生们都是第一次离家求学，沃伦看得出她们的家庭氛围必然十分压抑，因此她们相当享受在校的自由时光。
嗓音低沉有力、讲课妙趣横生的沃伦很受学生们欢迎。这一职业也与他父亲早年灌输给他的回报社会的价值观相契合。不过，接下来两年中，沃伦发现自己被三股互相冲突的力量撕扯着陷入天人交战。一方面他教书育人，参与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升数学教育质量的工作；一方面在圣克鲁兹山中，嬉皮色彩日益浓厚的自我放纵的世界一直召唤着他；另一方面伯克利那里的反战示威活动也愈演愈烈。这三股力量在1966年汇聚合拢。沃伦虽然滴酒不沾，但也卷入了1966年的致幻剂风潮。他的女友当时是伯克利的学术研究人员。
他跟随女友前往加州索诺马郡一处考古发掘现场，在那遇见一个年轻人向他兜售LSD。
沃伦心里暗想："我再也不会有机会买这个了"——后来的经历证明他当时的想法实在是很傻很天真——然后他把那些药片揣了起来。
没多久，他前往伯克利参加反战活动，遇见一个怪人木匠，这木匠居然还是门萨俱乐部（Mensa ）[16]的会员。有天下午在自己家里，木匠给了沃伦一支大麻烟。
"我以前没试过这个，"沃伦坦白道，还补充了一句："我听说这玩意让人疯狂，再说我又不抽烟。"
这位新朋友说服沃伦抽一支没啥要紧的。接着他在立体声唱机上放起了摇滚乐，并给沃伦示范怎样才能兴奋起来——那年这一仪式已经在美国被重复了无数遍。
"他已经飘飘欲仙了，我还一直说"没啥感觉啊"。"不一会，沃伦就发现自己在新朋友的起居室里莫名其妙地来回踱步。他俩走进厨房，朋友给沃伦尝了口哈密瓜，骤然之间沃伦感到脑袋像要爆炸了。"我以前从没听过那样的音乐。"他对木匠说。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人生从此来了个急转弯。
卢潘天体俱乐部的两个朋友向他描述了一个秘密海滩，沿着他家小屋前的路一直开到圣格雷戈里奥的州管海滩北部的一个海湾就能找到。那儿穿不穿衣服都随便。于是在一个炎热的春日午后，沃伦决定开车前去一探究竟。那天下午过得十分惬意，他漫步在约两英里长的隐秘沙滩上，和情侣们或一家人聊天，人们穿的衣服或多或少或无。待晨光将尽、悠然返家时，沃伦开始邀请海滩上的人们在回家途中到拉翁路上买些东西，然后到他家开个烤肉宴会。
随后海滩众人陆续抵达，各色人等混杂其中，从铁杆嬉皮士到IBM 工程师，还有少数学者。很快就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在他家做着晚饭、互相交谈。有俩人问沃伦是否可以冲个淋浴把身上沾的海滩沙子冲掉，沃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等他俩回来时，身上竟一丝不挂。沃伦寻思了一下，然后以自己特有的热忱说道："哇！"
其他人看起来也不甚介意。没多久，屋里和花园里就堆满了人们脱下来的衣服。
这并非交换配偶或者湾区其他地方已然出现的乱交派对，也不是性爱自由联盟的活动。沃伦后来也曾涉足该联盟的聚会，那儿的规则就是"你必须脱光，你必须做爱"；因此他感到这些场合异常压抑，宛若被他毅然抛在身后的得州。相反地，沃伦家逐渐成为正在兴起的加州反主流文化的中心之一，他把自己家看做反抗死板拘谨的主流世界的堡垒，以及某些生机勃勃的另类团体的聚集点。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圈子——嬉皮士、学者、摇滚乐手以及海滩天体浴的朋友们——在他山间小屋的聚会上交融汇聚。对沃伦个人而言，这些聚会也满足了他内心深处的渴求。单身的他没有家庭，父母又离了婚。他并不想结婚，却一直有所追寻，于是他在聚会中感受到了社群的归属感。
1966年一整年直到第二年，他家聚会的参加者不断增多，最后已达数百人之规模。这些聚会逐渐占据了美国乃至世界级的新闻版面。有一次还来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摄制组，他们在拍摄时小心翼翼打上背光，并把拍摄内容收入了有关"当今"一代的纪录片中。
随后，《旧金山纪事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位匿名教授在圣克鲁兹山中大开天体派对。至此，刻板的教会学校终于听说了有关数学系系主任的风言风语。沃伦对家里那些"劲爆"派对也并不隐瞒，于是消息又传到了学生那里。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校长只好把他找来问道："嗯，是真的吗？"沃伦答道："呃，是的。"
校长接着说："沃伦教授，您是位优秀教师，我们很高兴您能主持本校数学系的工作，但我想您一定也明白，在家开天体派对的行为实在与天主教女校的办学宗旨水火不容啊。"沃伦也基本同意这点，于是问校长是否想让他辞职。校长不假思索地答道："如此甚好，多谢。"
起初，丢掉饭碗让沃伦陷入了窘境，所幸时间不长。在斯坦福大学周边，混合了政治行动主义、另类团体和激进教育实验的一锅炖正在沸腾。在校园外，自由大学正试着海纳百川，课程从蜡烛制作到毛派思想无所不包。在校园里，学生活动家们创建了各种新组织力图迫使大学校方放松管制并允许跨系学习。其中就有斯坦福政治社会问题研讨会（SWOPSI ）和斯坦福教育改革和研究中心（SCIRE ）。
因为对乌托邦社群感兴趣，沃伦也加入了自由大学。在政治激进分子和嬉皮士的纷纷扰扰中，他显现出自然天成的温和态度。和大多数参与者相比，沃伦都更为年长，而且在之前的工作中他也展现了自己杰出的领导才华。因此他很快成为自由大学的领导人。不过由于自由大学这个斗志昂扬的志愿者组织从来不发薪水，他不得不另谋生计。
沃伦开始找一份不影响他真正事业追求的工作，而他的事业就是干些"该死的苦活"来维持自由大学的运营。有个另类学校的一位老将是斯坦福医疗中心的研究员，他建议沃伦来医疗中心做计算机程序员。当时计算机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学院研究项目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这份工作堪称完美。程序员的收入比较丰厚，工作时间又是出了名的自由灵活。只有一个小问题，沃伦编写软件的经验仅限于在一台古董级IBM 电脑上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
"没问题，"那位研究员给他打包票，"你很快就能上手了。"
沃伦果然不负所望。他拿到了数字设备公司PDP—8型电脑的手册。这种微型电脑拥有八千字节的内存和磁带储存系统。那时PDP—8型电脑正如潮水般涌入旧金山湾区，并被用于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
沃伦在自由大学最先结识的熟脸之一就是拉里·泰斯勒。泰斯勒自己的编程公司已经关张大吉，他又在SAIL 找了份工作。那时，大学教育受军企利益集团的奴役程度似乎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对主流大学教育体系感到不满，这些人成为自由大学争取的对象。成千上万的人都被突破传统教室樊篱的新型教育理念所吸引，泰斯勒和沃伦也成了倾情投入的参与者。有一段时间沃伦担任校委会主席，泰斯勒则是财务主任。
晚间，这两人经常在自由大学位于国王大道的商店里工作，他们在商店里屋用一台当时随处可见的IBM Selectric 电动打字机编辑自由大学的校刊。这种打字机配有独具特色的球形打印头，打字时打印头跳动不已。它可不仅仅是公司办公室的黄金配置，就连用过的二手机都广受各类社群和政治团体的追捧，因为它能以低廉的成本制作品相还说得过去的小册子、报纸和传单。泰斯勒和沃伦使用剪刀、美工刀和胶水，不辞辛苦地剪切、粘贴、拼凑出自由大学的宣传材料。
有天晚上，工作速度太慢，泰斯勒十分沮丧。他扭头对沃伦说："你看，吉姆，这事真可笑。咱们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有那么些大块头的计算机显示器，我们完全可以在屏幕上显示这些页面，然后只要在显示屏上剪切粘贴就行了，那咱们就再也不用干这些苦活了。"沃伦也觉得这是个绝妙的点子，不过细细思量后，他问泰斯勒："那做完之后怎么印到纸上呢？"
一句话点醒泰斯勒的白日梦。"我还没想出来呢。"他答道。虽然这个念头当时被暂且搁在一边，而且隔了好几年才能开花结果，但交互式版面编排的构想自那晚起便深深铭刻在泰斯勒的心中。
1961年，拉里·泰斯勒入读斯坦福大学一年级时，他几乎与政治绝缘。大一那年，艾拉·桑德玻尔——本地的和平主义者、斯坦福校友，曾在凯普勒书店工作——到学校演讲，还带着民谣歌手琼·贝兹一同前来。当时贝兹已是民谣界巨星，因此大家都想一睹真容并观看她的现场表演。桑德玻尔详细讨论了圣雄甘地的思想，尤其是非暴力不抵抗运动。这些理念引起了泰斯勒的共鸣，但并没有立刻对他的人生产生显著影响。
毕业后，泰斯勒的思想开始受到越南战争和自由大学的影响。离开斯坦福后他很快结了婚，把人生重心放在了事业和家庭上。他那家编程咨询小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也是斯坦福校友，比泰斯勒要激进得多。此人常劝说泰斯勒更积极地投入反战运动。虽说泰斯勒没有多想，但他的政治参与度也在不断提高，尤其在他开始参与自由大学的活动以后。
由于已婚并育有幼女，泰斯勒获准延迟服役。不过此前，他在一次反征兵集会上公开烧毁了自己的兵役卡，并给征兵局写信宣称自己坚决拒绝上越南打战。征兵局的反应也很迅速——泰斯勒被重新归为1A 类人员，随时可被抽调服役。
警觉的泰斯勒拿着信找到当地一位受理强制兵役案件的专家律师。"如果你是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 ）[17]或者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 ）[18]，我就接下这案子，咱们可以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律师告诉泰斯勒。"但你只是个无名小卒，而且肯定不想吃牢饭，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向他们道歉。否则，就算不用抛家弃子去越南，你也得骨肉分离蹲班房，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成。"
泰斯勒简单地考虑了一下自己面前的选择，很快就识时务地给征兵局写了封道歉信。
起初他的生意蒸蒸日上。接了不少替斯坦福教授和研究生编程的活儿。小有名气之后又在斯坦福研究所找到了工作，最初是做计算机操作员，运行实战模拟程序甚至核辐射落尘模拟程序，后来又升做程序员。生意好做了，泰斯勒也开始承接硅谷里新创业的计算机公司的项目。
但1967年年底的经济衰退使得人们不再寻求咨询服务，于是泰斯勒的公司轰然倒闭。他决定到自己的老客户之一SAIL 那里去寻份工作。从1968年初开始，当了SAIL 程序员的他每天长途跋涉到唐纳德·C·包沃大楼上班。
起初，研究未来会思考机器的专业领域令泰斯勒悠然神往。他负责编写自然语言理解程序——这是语音识别等各种人工智能应用以及认知建模（cognitive modeling ）的基础技术。通过认知建模，人工智能研究员就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心智的运作原理。但接下来两年里，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令人失望，泰斯勒也颇有些心灰意冷。他看见身边的计算机产业突飞猛进，但人工智能实验室这里还是缺乏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连行业普遍预期在1960年代早期即可达成的初期目标都没有实现。
有一阵子，他试图说服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建设一个计算机图形研究项目，但遇到了阻扰；教授们看不出计算机图形能有什么重要应用。
不仅如此，当约翰·麦卡西、莱斯·厄尼斯特和SAIL 其他研究员都对分时计算机系统深信不疑时，泰斯勒却产生了怀疑。计算机世界似乎有条不成文的法则，不论一台电脑有多强大，总会有人很快开发出超出电脑运行能力的软件，使电脑不堪重负。而SAIL 的问题更为复杂，中央电脑的资源要分配给多至六十四个同时工作的终端用户，计算机性能就成了反复困扰用户的问题。
结果，泰斯勒和同事们不得不无所事事地坐上几小时，等候自己的程序上机运行。他开始抱怨现在反而不如批处理计算时代，那时的研究员们只需上交一摞卡片，即可等候主机每次运行一个程序。加之早期在莱德伯格办公室独自使用LINC 电脑的经历，更让被迫和他人共用电脑系统的泰斯勒烦躁不已。他开始思考"个人电脑"的可能性，虽然当时他脑海里思索的未必是这一说法。
1969年，泰斯勒终于决定要做点什么。他与一名在SAIL 为心理学家肯·科比打工的研究生荷瑞斯·恩尼亚（Horace Enea ）合作，开始设计一台小型计算机。他俩把设计方案拿给了后来被航天企业胜家公司收购的计算机公司弗里登（Frieden ）。弗里登刚刚发布了自己的微型电脑，但市场业绩十分惨淡。于是有人跟这两位数字化企业家建议说，也许弗里登公司会对能在新兴数字化世界里杀出重围的产品设计感兴趣。
泰斯勒和恩尼亚针对办公市场设计了一种超小型计算机。它的内存是光学存储器，用成本低廉的旋转式投影仪和幻灯片将数据存储为一次性写入的只读格式，数据文档则通过胶片记录仪进行储存。弗里登公司认为这种设计颇有新意，但对于继续卷入计算机市场的乱战仍心有余悸，于是只向两个年轻人提供了编程的工作，这当然被二人拒绝了。
心中挫败感愈来愈深的泰斯勒找到莱斯·厄尼斯特，告诉厄尼斯特自己已不愿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继续干下去。
"嗯，你可是个优秀程序员。这样吧，我手上还有其他几个项目需要人手。"厄尼斯特答道。他一口气说出好几个编程任务，目的都是要提升SAIL 计算机系统的运行品质。
泰斯勒选择了编写一种新程序语言以实现高品质文件打印。他想起了那天深夜与吉姆·沃伦的谈话。要是能就此终结用胶水和剪刀编辑文字的时代，那么这项工作也算功德圆满。
厄尼斯特向他演示了一个现有的RunoR（文件印出）程序，这种原始软件只能支持一些像"缩进"（.indent ）、"下一页"（.nextpage ）和"居中"（.center ）这样的基本指令。不过厄尼斯特希望能让它具备更强大的功能，比如他一直考虑的汉字字符、可变字体字号以及由计算机完成的页面排版。这样的软件当时还不存在，因此泰斯勒以RunoR 程序为蓝本加以改进，创造了印刷专用编程语言，实现了脚注、目录、下划线、页码等高品质文档所需的所有文档编辑功能。
泰斯勒编写的PUB 语言——该程序指南手册的封面上亦饰有英国一家老牌酒吧[19]的纹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它都预示了后来为万维网（World Wide Web ）和网络出版奠定基础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即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的出现，尤其因为它还是首个使用"嵌入式标签"的计算机语言。那时，印刷排版业也正在独立开发类似语言，但这些语言都只适用于某种特定型号的机器。泰斯勒的PUB 语言则是史上第一种不限设备型号均可进行排版操作的通用编程语言。
随着PUB 的忠实用户逐渐增多，泰斯勒觉得自己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工作也走到了尽头。那时《全球目录》对新生的反主流文化圈的影响力有增无已，数以千计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离开城市、回归田园、自力更生，体验公社群居生活。泰斯勒找到一小组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全球目录》的一位前雇员弗兰辛·斯雷特（Francine Slate ），他们决定一起买一个农场。斯雷特和小组其他几名成员本来住在阿瑟顿高端住宅区的一处群居公社里。阿瑟顿位于斯坦福北部，是常人眼中精英阶层聚居的社区。斯雷特等人都有正当工作，共同租住一幢有十六个卧室的大宅子。原本住得高高兴兴，不料房东又想把几个家人安置在这宅子里，就把他们给赶了出去。他们最后在俄勒冈州南部靠近临洞市（Cave Junction ）的塔基玛小镇买了块地，那里是建设乡间公社的完美所在，每英亩售价才一百七十五美元。
就在离开前夕，有个反战组织的领导者找到了泰斯勒。这个组织想把硅谷高科技公司和航天企业的员工动员起来，于是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来讨论工程师如何为结束战争做出个人贡献。
留着浓密的红胡子、戴着无政府主义风格无框眼镜的泰斯勒来到会场，看到了满屋子穿白衬衫、戴金手表的已婚工程师。他们大多是洛克希德公司的员工，对战事十分关注。他们不是激进分子，大多数人甚至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因美国陷入东南亚战争的泥潭而深感困扰。这一场景出奇地诡异，其他参会者热烈讨论如何转变防务公司，而泰斯勒却扞格不入。
"我要辞职不干了，"终于轮到泰斯勒发言了，"我要和女儿一起搬到农场去，我们要自己种菜吃。"
那晚结束时，泰斯勒感到自己似乎成了座谈会上的头号怪人。1970年6月，他终于离开加州前往俄勒冈建设公社。他走后一个月，也曾是SAIL 研究员的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伊才来到泰斯勒原来的办公室想拜访他。
艾伦·凯伊也是个人电脑理想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斯坦福和SAIL 待了两年时间，然后进了斯坦福工业园区离唐纳德·C·包沃大楼只有两英里的施乐公司，协助建设新的计算机实验室。1970年，凯伊开始四处物色人才。由于新实验室旨在开发未来的数字化办公设备，因此他觉得泰斯勒必然是绝佳人选。泰斯勒的朋友荷瑞斯·恩尼亚告诉他，泰斯勒刚离职，已经去过逍遥的公社生活了。于是又过了快三年，泰斯勒和凯伊才终于在PARC——1970年代初个人电脑的发源地——碰了面。
不过，早在PARC 成立之前，个人电脑的理念就已经影响了SAIL 的运作。在1960年代末，SAIL 内部对此理念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些研究员黑客已经开始感受到摩尔定律的冲击力。早年实验室曾有一派研究员认为未来计算机可能与汽车相似——需要时就用，不需要时就闲着。SAIL 的创始人麦卡西和厄尼斯特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想法。为何想要放弃计算机资源共享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为何要将好端端的系统弃之不用、推倒重来？几年后，对面山头上的PARC 实验室开始向大众推广"一人一电脑"的概念，而怒气冲冲的麦卡西则将其斥为"施乐邪教"。
正是计算机分时系统的理念使虚拟的"个人电脑"成为现实，但现代计算机分时系统之父麦卡西却认为将一台电脑分解成数千台性能稍低的小电脑的想法愚不可及。不过这也不足为奇。计算机技术世代更迭的显著特征，就是每一代技术的开发者都极为抵触下一代技术变革。从大型机、微型电脑、个人电脑到个人数字助理（PDA，即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每次变革伊始，旧势力的守卫者都会与正在崛起的新贵们进行殊死搏斗，但守旧势力最终也不得不在成本和性能的残酷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虽然麦卡西极力反对个人电脑的构想，但他还是积极参与了SAIL 对计算机发展前景的广泛讨论。讨论过程中争议不断，也许是由微电子产业成比例缩放效应带来的技术变革过于迅猛，以致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行业前景。产业进步不再是递增式而是间歇的跳跃式，因此硅谷众多创业"先知"们的预言经常沦为笑谈。出乎意料，SAIL 内部关于计算机前景的辩论将对政经界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之广泛也是麦卡西等人在那时无法想象的。
麦卡西在为1970年法国波尔多一次国际会议而准备的学术论文[20]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五年内普通家庭将配备"由一个打字机式键盘以及一个能显示单页或多页文字和图片的显示屏组成的"信息终端。他预测，这种终端将通过电话网络连接到一台分时电脑上，然后可将包括所有书籍、杂志、报纸、目录、航空公司时刻表、公共信息和个人档案在内的各类文档储存在这台电脑上。
实际上麦卡西已经勾勒出了万维网的轮廓，而真正的万维网直到1995年才成为现实。当时麦卡西已经看出自己的家用计算机构想有两个主要优点和两个缺点。先说优点：首先，任何人都可以在瞬间获取任何想象得到的文件；其次，家里再也不会故纸成堆，森林得救了，空气污染也会最小化。他还推测，这种新的电子信息系统能有效阻击由电视时代高度集中的大众媒体产生的同质化宣传，最终能使公众获知各种不同的观点。
与这些优点相比有两项缺点，一是必须承担终端的费用，二是至少在最初阶段人们没法享受床头阅读的乐趣了。而且麦卡西担心当代人不喜读书只爱电视，针对文字爱好者设计的终端很可能一经推出就为时代所弃。
虽然电子出版业者还在努力开发视频文本终端，但家庭信息终端的构想还是胎死腹中。不过这些讨论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一天，在思考这种系统的难点时，麦卡西偶然间与SAIL 的一名研究员、年轻的电脑黑客威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le ）聊了起来。
迪菲读过了麦卡西在波尔多发表的论文，并对麦卡西设想的无纸化世界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全电子化的环境下，用什么取代手写签名呢？这个问题耗费了迪菲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也促使他完成了在电子签名和公钥加密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他和斯坦福教授马丁·赫尔曼（Martin Hellman ）以及斯坦福研究生拉尔夫·默克尔（Ralph Merkle ）共同进行的研究工作，为电子世界的私密性管理和万维网商业交易必需的信息安全铺平了道路。公钥加密不仅确保了从不谋面的双方或多方之间数据信息传输的安全，也为迪菲最初的问题奉上了答案——电子签名。它为网络空间的相互信任和真实性验证奠定了基础。
在纽约土生土长的迪菲是个数学神童。1962年在麻省理工读本科时就是麦卡西教授的学生，1969年又到SAIL 为麦卡西工作，协助解决一个名为"正确性验证"的软件和数学难题。数学家们认为证明一个软件程序没有错误——即验证它的正确性——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麦卡西则拿到了国防部的拨款进行该领域的研究。
当时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男士，如果不是越南战争，可能不会考虑参与军方资助的基础研究。迪菲就是其中之一。比起被漂洋过海被送往印度支那、逃奔加拿大或者因拒服兵役而坐牢这些凄惨程度不分上下的备选项，替军方搞研究算是合情合理的折衷之道了。迪菲在孩童时代就接触了波西米亚文化圈。他的父母都在驻外机构工作，1928年在巴黎结为连理。回到美国后，他父亲在纽约城市学院教历史，专攻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历史。迪菲在1950至1960年代的纽约左翼政治学术圈里长大。高中时，他一头扎进数学世界，后来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并在大学时接受了当时数学家们的观点——计算机是高等艺术形式的一种不完美体现。
虽然就读于一所主要为国防部研发技术的工科院校，但迪菲却成了一名反战活跃分子。因此1965年毕业收到征兵通知时他内心十分抵触。后来他明白了谨慎即为大勇，于是向波士顿地区的军方合同承包商MITRE 公司申请职位，以此免除兵役之苦。杰出数学家和软件设计者罗兰德·希尔沃（Roland Silver ）对迪菲进行了入职面试，希尔沃在其后四年里也是迪菲的导师。按照军方合同承包商的标准来看，这次面试可谓惊世骇俗。面试就在希尔沃位于剑桥市的家中举行，所有谈话几乎都围绕着致幻剂——怎样调制、怎样拿到手、怎样体验最有意思，等等。迪菲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面试。
这份工作着实优渥，迪菲甚至不用离开麻省理工。他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用麦卡西的LISP 语言编写程序。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如孤岛一般，唯独与西海岸的SAIL 保持着技术上和社交上的联络。麦卡西的第一任妻子1968年和他离婚后，曾搬到东部和希尔沃同居了一年。
1969年，迪菲前往西海岸进入SAIL 为麦卡西工作，他在这里的政治风气和文化氛围中如鱼得水。他和拉里·泰斯勒共用一个办公室。单身父亲泰斯勒是实验室里屈指可数的几个朝九晚五、按点上下班的人之一。在迪菲看来，SAIL 的工作对泰斯勒而言无非是个糊口的活儿。而迪菲本人的想法则恰恰相反。起初他和其他数学家一样，对电脑十分轻视。现在他早将这种偏见抛诸脑后，经常通宵达旦地在SAIL 埋头苦干。迪菲把一个乳胶床垫带到办公室，马拉松式的编程工作每告一段落，他便瘫倒在床垫上沉入梦乡。
不过迪菲和麦卡西教授的学术合作从未都不是一帆风顺。他俩在正确性验证问题上意见相左——麦卡西认为，对于已由小程序验证过的理论，只需编写验证程序运行即可；而迪菲则认为这个问题过于深奥复杂，很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两人并未因此红过脸或斗过嘴——口舌之争可不是麦卡西的风格。最终，迪菲将五角大楼资助的正确性验证工作弃之不顾，却把所有时间用于研究电子签名和公钥加密，绝望的麦卡西也只能听之任之。后来迪菲成了SAIL 的停薪留职人员，但依旧和麦卡西保持了良好的朋友关系。
迪菲在SAIL 来了又走的当儿，另一名软件设计员也在实验室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里构思了个人电脑的理念。艾伦·凯伊在斯坦福和SAIL 度过了两年毫无建树的惨淡时光，后来还宣称这两年是他人生中产能最低下的两段时期之一。不过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浪费了。
凯伊承认他亲身体验了麦卡西的LISP 编程语言的神奇。他也短暂地接触了当时计算机科学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还参加了与演绎逻辑系统有关的几项工作；那时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开发演绎逻辑系统来建设抽象规划和推理系统，于是凯伊也萌生了利用推导这些系统来开发新型语言的想法。不过，他的心思并不在此处。尽管身处分时系统世界，艾伦·凯伊还是一心想钻研笔记本式的"小家伙电脑"。这个似乎不着边际的想法使他与其他科学家拉开了距离，他们觉得没必要搞这种个人玩具电脑。
在来斯坦福当初级教员之前，凯伊曾是犹他大学的明星研究生，师从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埃文斯。凯伊曾是个喜怒无常的天才儿童。他父亲是专攻整形修复医学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在退伍军人事务局资助的一家研究中心工作。1940年凯伊出生不久，全家人就从马萨诸塞州迁往澳大利亚，他三岁即能识字读书。后来由于担心日本入侵，一家人又搬回美国，在他祖父母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农场宅子里住了好几年。他的祖母是位教师、妇女普选运动活动家及演讲家，还是今日的马萨诸塞大学艾莫斯特分校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祖父克利夫顿·约翰逊（Clifton Johnson ）则是著名的插画家、摄影家、音乐家和作家。家有书山，凯伊从小便博览群书。他的母亲则带他进入了音乐世界，十五岁那年他参加音乐夏令营后更是对音乐痴迷不已。不过小时候凯伊的课业成绩并不突出。他曾想研习生物学，于是进了西弗吉尼亚州的贝瑟尼学院（Bethany College ），但1961年因犹太人限额（Jewish quota）[21]制度与教务主任发生争执，被迫退学。
离开学校后凯伊就没法躲兵役了，为了不参加陆战，他加入了空军，在一次强制参加的能力测验后他被派去当了程序员，用一台老旧的IBM 计算机工作。从空军退伍后，他重返校园，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并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和数学学士学位。在博尔德，凯伊还学习了音乐和戏剧，同时靠给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当程序员自给自足。在那儿他见识了由控制数据公司的计算机设计师西摩尔·克雷（Seymour Cray ）设计的最早一批超级计算机。为完成在大气研究中心的工作，凯伊还到位于威斯康星洲奇普瓦瀑布市的克雷实验室待了半年时间。这些经历使凯伊有机会接近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设计师之一，但却未对他产生太多影响，因为那时对于计算机他还没有发自内心的激情。不过凯伊始终保持了酷爱阅读的本色，他读到了英特尔共同创始人戈登·摩尔那篇文章，戈登在文中预测：未来多年里，硅晶片的性能将实现指数级的巨大提升，而成本却会急剧下降。读到这篇文章时，凯伊正坐在办公室里，身旁是一台由氟利昂冷却的超级电脑，处理数据的速度高达每秒一千万个指令，因此最初这篇文章对他没有太深的触动。事实上，虽然觉得计算机设计很有趣，但他更倾向于从事医学行业，甚至有可能的话去读个哲学专业研究生。
最后，凯伊还是决定继续研究计算机，不过这决定或多或少也带有偶然性。由于喜爱博尔德的山区气候，他决定不管上哪读书，当地海拔都得超过四千英尺[22]。可惜博尔德分校没有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计算机学科课程，而且他想去威斯康辛读哲学的梦想也破灭了，最后只得去了犹他大学，入学时凯伊竟然已是囊空如洗。他在冬季学期快开始时到了学校，而且时来运转找到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埃文斯做导师。
埃文斯当时四十五六岁，看起来却只有二十五岁。当时凯伊和自己认识的所有人一样，穿着工程师的标准行头——白衬衫加宽松长裤。当他见到埃文斯时，发现教授居然穿着休闲的马球衫。
那时离正式开课还有一个月时间。埃文斯问凯伊，如果能自由支配时间的话他想干什么。
"嗯，我还没读过行业文献呢。"凯伊说。"如果能选的话，我就去图书馆把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所有跟计算机有关的文章都读个遍，再把有意思的东西都复印下来。"
埃文斯赞许了凯伊的想法，还给了他一笔复印的预算，然后就对他放任自由了。在图书馆里，初来乍到的研究生凯伊日以继夜地阅读他在美国计算机协会期刊上找到的每一篇技术文章以及在《联合技术会议》（Joint Technical Meetings ）秋季号和春季号上发表的所有文章。每看到一篇感兴趣的，他就把它复印存档。
除了埃文斯教授以外，凯伊还接触到了伊凡·萨瑟兰的工作成果。犹他大学当时是全国领先的计算机图形研究中心。（埃文斯和萨瑟兰于1968年在学校附近开办了一家堪称业界先行者的计算机绘图公司。）凯伊读到了萨瑟兰的博士论文《绘图板——人机图形通信系统》（Sketchpad：A Man—Machine Graph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在计算机还被认为是笨重的计算器的年代，绘图板程序（Sketchpad ）简直是划时代的进步。使用这种绘图软件时，用户通过一支光笔绘制图片、蓝图和建筑设计图。它使用户能够对线状图形进行多种形式的编辑、复制和变形，完成铅笔、纸张和橡皮无法完成的任务。埃文斯把这篇论文发给所有新入校的研究生，并告诉凯伊："拿着好好读读！"
犹他大学的科学家们还有个新传统——新来的研究生必须去啃其他人不愿啃的硬骨头，而凯伊正好是系里第七个也是最新的研究生，于是在Univac 主机上运行某版Algol[23]编程语言的任务就落到了凯伊头上。他刚到研究所，就发现有人在他桌上放了一盘计算机磁带，上面粘着一张便签写着："这是Univac 1108电脑上运行的Algol。现在不好使了。把它弄好。"
凯伊开始探究这个问题，他发现磁带上储存的是一种名为Simula 的挪威编程语言。更惨的是，所有文件都是用挪威语写成的，然后生硬地逐词译为英文。他经常发现用来描述某物的术语其实是生造出来的，而且有些术语跟对应的英文计算机术语的意义完全不同。
和其他几个研究生一道，凯伊煞费苦心地破解在磁带上找到的计算机程序，就像犹太学者呕心沥血解读塔木德经（Talmud ）[24]一样。犹他大学工科楼的走廊格外地长，研究生们将程序内容全部打印出来铺在楼道地板上，纸张连起来总长超过八十英尺[25]。凯伊反复琢磨，试图理解这种语言的内中奥妙。
凯伊绞尽脑汁地思考程序中的"存储分配器"这一部分，他沿着一行行晦涩难懂的数字往下捋，发现它总是指向另一段代码，他只得在走廊里来回跳跃，简直像是超文本链接的人肉演示。
之前，凯伊还不能完全理解萨瑟兰是如何使绘图板程序成为这么强大的画图工具的，不过看了地上铺开的Simula 程序后，他发现这两个程序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1966年11月11日，他突然有所感悟，发现这两种程序都试图构建与生物细胞机制相似的某种结构，都是用类似积木的简单要素来搭建复杂体系。想明白了这些，凯伊的内心愈发激动。传统上，计算机程序被分割为数据结构和算法。在他看来，这种计算机系统设计方式可谓先天不足。现在他偶然间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机程序理念：所有元件都是模块化的，模仿生物的细胞结构。而且从本质上讲，这种理念可以平行投射——每一个模块也可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计算机。凯伊由此又领悟了另一个关键点。他意识到，Simula 和绘图板程序都缺少基本细胞机制的一个基础要素——使用信息进行互相沟通的能力。
那年1月，埃文斯给凯伊安排了一项咨询工作，让他和一位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硬件设计师艾德·奇德尔（Ed Cheadle ）一起合作。奇德尔正在开发一台小型台式电脑以辅助自己的工程计算。这台名叫"弗莱克斯"（Flex ）的电脑使凯伊有机会实践自己关于编程语言的一些想法。1968年5月他以Flex 编程语言的设计获得了硕士学位。
正当艾伦·凯伊思索Flex 的软件设计时，道格·恩格尔巴特拜访了犹他大学。恩格尔巴特给早期NLS 增智系统拍了个演示片，正周游全国向ARPA 的其他合同承接机构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这位斯坦福研究所的科学家随身带了一台在贝灵巧公司（Bell &；Howell ）[26]专门定制的十六毫米投影仪，可以定格甚至可以回放幻灯片。那时大家都不熟悉在屏幕上用于点击和选择的移动光标，因此必须随时向观众说明屏幕上发生的一切。
凯伊已经开始将自己在Flex 电脑上的工作视为"个人计算"，而恩格尔巴特的片子也让他看得如痴如醉。在恩格尔巴特的系统中，他看到了未来的"乐土"。在计算（computing ）的主要功能还只是数据处理的时代，恩格尔巴特的系统便已凝聚了现代个人计算的几乎所有关键要素：超文本、图形显示、多个窗口、高效导航和指令输入、协同工作以及鼠标定位装置。这些要素使人们得以一窥未来计算机世界的真容。
他俩还有一些共同思路。恩格尔巴特的演示片让凯伊想起戈登·摩尔关于计算机能力飞跃发展的文章。凯伊又想了想自己手头这台微型电脑，瞬间领悟到摩尔定律所预示的计算机行业的未来图景。
这一想法几乎使他感到恐惧，因为他立刻意识到1960年代的计算机系统很快便会失去生存空间。突然间，他仿佛看到了即将涌现的数以百万计的电脑用户。凯伊觉得自己很像几百年前一些古人——他们初次读完哥白尼的著作，终于意识到太阳并不是绕着地球公转，继而举头望天，心头涌上万千不安愁绪。
恩格尔巴特和凯伊对今日个人电脑之形态影响最大，而且在微电子电路面积以指数级缩小的问题上，他们都是最早洞见其效应的有识之士——这些并不是巧合。这份领悟成为他们强有力的武器，使他们分别走上了引领计算机界巨大变革的道路。
戴维·埃文斯培养研究生有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方面让他们受苦受难完成枯燥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把他们当做羽翼丰满、能力完备的研究团队成员。虽然研究生们工资微薄，但却享有丰足的出差经费——凯伊读完研究生时已经飞完了十四万英里[27]。他们不仅能与全世界其他研究者直接联络，还能跟随埃文斯到各处参加会议，亲身接触国内最顶级的学者研究员。
与Simula 程序的偶然接触使凯伊对模块化软件有了一定的领悟。1967年2月他参加了在犹他州帕克城举行的一次教育研讨会，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研究员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 ）在会上做了演讲。明斯基猛烈抨击了传统教育模式，盛赞并详细引述了另一位麻省理工研究员西摩尔·裴伯特（Seymour Papert ）的观点。裴伯特开发了一种名叫Logo 的新型编程语言，他认为Logo 语言将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们的受教方式。这一设想打动了凯伊，他暗自决定将来一定要亲自拜访裴伯特。
埃文斯也带自己的研究生们去参加ARPA 的研究员会议，会上国内最顶尖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和电子工程师汇聚一堂，探讨当时最前沿的科研课题。有一次会议地点选在犹他州滑雪胜地阿尔塔的一处宾馆里。专家们坐成一圈；研究生们坐在导师附近，也坐成一圈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力资助道格·恩格尔巴特的心理学家鲍勃·泰勒主持会议。会议快结束时，泰勒询问研究生们对于今后的会议形式有何建议。
约翰·沃纳克（John Warnock ）和凯伊都是犹他大学早期的计算机研究生之一。他后来创建了Adobe 系统公司，正是该公司开发出了Post、Photoshop 和Illustrator 等著名软件。沃纳克提出：既然研究生们毕业后很快会成为并肩战斗的研究员，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年会。泰勒和助手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 ）很欣赏这个点子，立即拨款资助来年夏天的研究生年会。当时的方案是ARPA 资助的每个项目组都派出一至两名最优秀的研究生参加这一年会。
1968年夏天，ARPA 项目的研究生们在伊利诺伊州蒙蒂塞洛的阿勒顿之家酒店共聚一堂。凯伊准备了一张Flex 电脑的复杂电路图，足有三英尺长、两英尺宽[28]，准备在介绍这种电脑设计的时候使用。这次演讲受到了不少赞许，不过等到参观附近伊利诺伊大学时凯伊才遭遇了惊心一刻。在实验室工作台上，他发现一块一英寸的氖气玻璃面板，可以根据指令点亮不同光点。这一平板显示器让凯伊目瞪口呆。他立刻领悟到电脑不仅可供个人用户使用，更可成为一种移动设备。凯伊和其他研究生花了好几个小时计算是否能将512×512像素的平板显示器直接装在Flex 电脑上。根据摩尔定律，他们算出这样的电脑至少要到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才有可能实现——他们可等不了那么漫长的时间。
在差旅行程中，凯伊还拜访了国内几个实力最强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他在门洛帕克市的增智实验室待了一段时间，比尔·英格里士亲自辅导他，并为他引见了恩格尔巴特手下最优秀的青年研究员们。他去了趟麻省理工学院拜访了裴伯特。他还参观了兰德公司，见识了能使计算机对人类肢体动作直接作出回应的圣杯（GRAIL ）系统。凯伊已经十分熟悉当今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的基本理念。不仅如此，ARPA 在夏威夷资助的实验员们正尝试搭建无线网络，这就意味着凯伊那笔记本大小的Flex 电脑未来也可与外界网络进行无线链接了。
所有这些系统和理念在凯伊脑中翻腾聚合，但总体思路仍有些模糊。不过凯伊很早就认识到自己与恩格尔巴特抱有不同的世界观。他认为恩格尔巴特的构想更接近于"个人动态工具"，在凯伊看来这与IBM 公司那官僚气十足、非人性化的大型机系统简直如出一辙。
而他心目中真正的突破口应该是创建一种个人动态"媒介"。在裴伯特的影响下，凯伊也意识到坐等高中课堂开始讲授计算机知识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电脑的普及和学习应该像学开车一样。当电脑成为无处不在的信息媒介时，它自然会成为孩子们的学习内容。
1968年12月，凯伊的研究生生活快要结束了。他的女友即后来的第一任妻子，急切地想摆脱在摩门教[29]占主导地位的犹他州那牢笼似的生活环境。最终凯伊在SAIL 找到了博士后研究员的职位。不过在给自己在犹他州的工作扫尾时，他听说道格·恩格尔巴特将在旧金山的计算机科学年会上进行一次重要演讲。
在前一次去增智实验室时，凯伊曾经目睹恩格尔巴特操作早期NLS 系统，包括一台控制数据公司的电脑、一块大显示屏以及比尔·英格里士特制的鼠标和弦式键盘。早在几个月前，业界就已有传言说恩格尔巴特这次演示必然不同寻常。计算机界也将迎来自己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不过令凯伊懊恼的是会议召开的前一周自己居然因为脓毒性咽喉炎病倒了。他瘫在床上，高烧不退，体温甚至到了103度[30]。卧于病榻的凯伊心想决不能错过这次期待已久的演讲。于是会议开幕前几天，他紧咬牙关和其他研究生一起飞往旧金山，并带了几条毯子在飞机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注释：
[1]自由大学：原文标题为"Free U "，是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的简写。同时"Free U "也可解读为"Free You "，即解放身心之意。（译注）
[2]全名杰罗姆·约翰·加西亚（Jerome John Garcia，1942—1995）：一般被称为"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美国音乐家、歌手、吉他演奏家。是感恩而死乐队的灵魂人物、主音吉他和"发言人"。参见英文维基百科"Jerry Garcia "词条。（译注）
[3]詹姆斯·钱尼（James Chaney ）、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舒瓦纳（Michael Schwerner）：1964年6月21日，三位年轻的民权运动工作者——詹姆斯·钱尼（黑人）、安德鲁·古德曼（白人）和迈克尔·舒瓦纳（白人）在密西西比州那肖巴郡（Neshoba County）被残忍杀害。当时他们正在为黑人投票者进行登记并调查黑人教堂纵火事件。他们三人被当地警方以莫须有的交通违章罪名逮捕、刑求后释放，落入三K 党（Ku Klux Klan）手中，最终被虐杀。后来庭审证实当地警方竟和三K 党合谋进行了此次谋杀。参见英文维基百科"James Chaney "词条。（译注）
[4]种族平等大会（t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缩写为CORE，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之一，创建于1942年，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1961至1968年间组织参与了自由乘车（Freedom Rides）、华盛顿游行（March on Washington）和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等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活动。该组织现在依然存在，但民权运动结束后其影响力已不复当日。参见英文维基百科"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词条。（译注）
[5]索普维斯骆驼乐队（Sopwith Camel）：1960年代旧金山迷幻摇滚浪潮中的一支摇滚乐队。乐队名"索普维斯骆驼"实为英国索普维斯飞机公司在一战期间设计的战斗机机型名称。乐队成立于1965年，1967年和1974年两度解散。乐队最著名的单曲《你好，你好》（Hello，Hello）是1960年代旧金山摇滚乐名曲之一。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opwith Camel （band）"词条。（译注）
[6]亮音风琴（light organ）：一种将音频信号（例如乐曲）自动转换为光学效果的电子设备，其光学效果还可以随节奏变化。它是1970年代在迪斯科舞厅和舞会上广受欢迎的光效设备。一般由红绿蓝三色聚光灯组成，对应低频、中频和高频声音。由于该设备构造简单，1970年代的电子爱好者经常自己动手打造。参见英文维基百科"Light organ "词条。（译注）
[7]心理剧（psychodrama）：一种心理学治疗方式，即让患者在戏剧中扮演某一角色，体会角色的情感与思想，宣泄情绪、消除内心压力，从而达到治疗效果。患者的角色、剧情可与实际生活相似或不同，心理医师既可在旁指导也可参与表演。该疗法适用于治疗心理失常的儿童、青少年、老人、弱智者、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等。创始人是犹太人雅各布·马任诺（Jacob L.Moreno，1974—1989）。参见百度百科"心理剧"词条。（译注）
[8]全名小沃尔特·勒兰德·克朗凯特（Walter Leland Cronkite，Jr.，1916－2009）：美国记者、冷战时期最富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1962年起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招牌节目"CBS 晚间新闻"的主播。在三大电视网主导美国电视节目的时代，该节目稳居新闻节目收视率第一名。克朗凯特每晚播报的结束语"事实即是如此"（and that's the way it is）更成为当年的流行语。参见中文维基百科"沃尔特·克朗凯特"词条。（译注）
[9]爱之夏（Summer of Love ）：1967年夏天，超过十万名嬉皮青年涌入旧金山海特—阿什伯利（Haight—Ashbury ）街区和金门公园。嬉皮士们在这里进行集会、演讲、乐队演出和吸食毒品等活动，宣扬性别平等、集体群居和自由恋爱的价值观体系，由此将反主流文化和嬉皮士革命推向主流视野。是年10月，由于高犯罪率、滥交、毒品交易以及与FBI 交恶等原因，"爱之夏"终于走到了尽头。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ummer of Love "词条。（译注）
[10]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1967年1月14日，旧金山地下报纸《神谕》（San Francisco Oracle）在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的草地上举办了一次超大型行为艺术表演，约有两至三万人参加。艾伦·金斯堡和蒂莫西·利里在现场发表了演讲。此次活动体现了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反对权威、维护个人权利、政治和文化的去集权化、群居、生态保护、服食禁药、政治上的极端自由主义等等。它也是"爱之夏"活动的前奏。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uman Be—in "词条。（译注）
[11]圣格雷戈里奥（San Gregorio）：美国加州圣马提奥郡一社区，位于旧金山湾区，在1号高速公路以东。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an Gregorio，California "词条。（译注）
[12]这篇课程介绍和下一篇课程介绍都摘自1969年半岛中部自由大学的课程目录。（原注）
[13]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美国纽约最著名的三所老牌重点高中之一，始建于1938年。另外两所是史蒂文森高中（Stuyvensant High School）和布鲁克林技术高中（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参见百度百科"布朗士科学高中"词条。（译注）
[14]全名詹尼斯·琳恩·乔普林（Janis Lyn Joplin，1943－1970）：美国歌手、音乐家、画家和舞者。她在1960年代以"老大哥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乐队主唱之姿崛起。她单飞后，由柯兹米克蓝调乐团（The Kozmic Blues Band）和冲击布吉乐团（The Full Tilt Boogie Band）为她伴奏。1970年乔普林因吸食过量海洛因突然死亡。她被誉为最伟大的白人摇滚女歌手和杰出的布鲁斯歌手。参见中文维基百科"珍妮丝·贾普林"词条。（译注）
[15]全名尼尔·里昂·卡萨迪（Neal Leon Cassady，1926—1968）：出生于犹他州盐湖城，是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1960年代致幻剂浪潮、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主人公迪恩·莫里亚蒂的原型。卡萨迪童年生活颠沛流离，少年时多次犯案被捕甚至入狱；1947年和妻子搬至纽约后，与凯鲁亚克、金斯堡等人交好；后举家迁至旧金山附近农场。卡萨迪与金斯堡在二十年间断续维持着同性恋人关系，他曾与凯鲁亚克和金斯堡多次旅行穿越美国。1962年卡萨迪结识肯·克西，后来也成为快乐捣蛋帮的一员，他是捣蛋帮从旧金山到纽约的小巴之旅前半程的主要司机，这段经历因被载入汤姆·伍尔夫的《兴奋刺激的果汁试药》而名噪一时。随后几年卡萨迪一直过着云游四方、嗑药作乐的日子，直至1968年去世。他的名字和毕生经历出现在当时多部文学作品以及多个歌手和乐队的音乐作品中。参见英文维基百科"Neal Cassady "词条。（译注）
[16]门萨俱乐部（Mensa）：正式名称为门萨国际（Mensa International），是由律师罗兰德·贝瑞尔（Roland Berrill）及律师兼科学家兰斯洛特·韦尔（Lancelot Ware）于1946年在英国牛津创建的国际性高智商组织，以智商为唯一入会标准。至今Mensa International 还没有官方的中文译名，依坊间习惯译为"门萨俱乐部"。参见中文维基百科"门萨国际"词条。（译注）
[17]全名戴维·维克多·哈里斯（David Victor Harris，1946—）：美国记者、作家，是越战期间著名的反战活动家以及反对强制兵役制的领袖人物。1967年他成立了"抗争"组织（The Resistance），号召青年退返兵役卡、拒绝服役、终结战争。1969年他因拒绝服役被捕，在联邦监狱关押十五个月后释放。参见英文维基百科"David Harris （protester）"词条。（译注）
[18]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1942—1996）：美国政治活动家、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核心人物，也是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萨维奥以一系列激情演说而广为人知，特别是1964年12月2日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布罗大楼前发表的"以血肉之躯对抗齿轮"的演说（"put your bodies upon the gears "）。参见英文维基百科"Mario Savio "词条。（译注）
[19]PUB 在英文中即是"酒吧"之意。（译注）
[20]即约翰·麦卡西在1970年法国波尔多第一届国际人机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 and Computer）上发表的《家庭信息终端——1970年前瞻》（The Home Information Terminal—a 1970View）一文。（原注）
[21]"犹太人限额"（Jewish quota）：在某些社会机构和组织中限制犹太人数量和份额的做法。十九至二十世纪一些国家高校招生时就贯彻了这一做法，加拿大和德国等国甚至颁布法令正式实施，而在其他国家则是不成文的规定。这些国家的高校或禁止犹太学生入学；或限制犹太学生人数，使其份额不超过犹太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又或对犹太学生人数增长率进行限制。参见英文维基百科"Jewish quota "词条。（译注）
[22]四千英尺约合1219.2米。（译注）
[23]ALGOL（Algorithmic Language）：纯粹描述计算过程的系列算法语言，最早开发于1950年代，与Fortran、LISP 和COBOL 并称最成功的四大高级编程语言，也是许多现代编程语言的概念基础。参见中文维基百科"ALGOL "词条。（译注）
[24]塔木德经（Talmud）：是犹太教最重要的宗教文献之一，写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经书共二十卷，约一万两千多页，两百五十多万字。内容有三部分，分别是密西拿（Mishnah）——口传律法、革马拉（Gemara）——口传律法注释以及米德拉什（Midrash）——圣经注释。塔木德经是犹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及智慧的结晶。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塔木德"词条。（译注）
[25]八十英尺约合24.38米。（译注）
[26]贝灵巧公司（Bell &；Howell）：美国一家电影设备生产商，1907年由两名电影放映员在伊利诺伊州创立，专营缩微摄影机、扫描仪和投影仪等器材。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ell &；Howell "词条。（译注）
[27]十四万英里约合22.53万公里。（译注）
[28]三英尺约合0.91米，两英尺约合0.61米。（译注）
[29]摩门教（Mormonism）：即基督教复兴派（Restorationist Christianity）中的后期圣徒运动教派（Latter Day Saint movement），由小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Jr.，或译小斯密约瑟）于1820年代创立，其教徒信奉《圣经》和《摩门经》等经典。摩门教的核心信仰与主流基督教信仰不同，摩门教认为小约瑟夫·史密斯和摩西一样也是先知，从上帝那里另接受了启示和经文。1840年代史密斯去世后教会分裂，大部分教徒追随杨百翰（BrighamYoung）西迁至犹他州盐湖城，自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这一支教徒于1891年正式宣布禁止一夫多妻制。摩门教还有其他较小分支，包括始终保留一夫多妻制的摩门原教旨派（Mormon fundamentalism）。参见英文维基百科"Mormonism "词条和中文维基百科"摩门教和基督教"。（译注）
[30]此处为华氏温度，约合39.4摄氏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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