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续《世界大串联》

    1996年6月6日，按国内的说法，这是一个六六大顺的日子。

    我的内弟阿伦却有点忐忑不安。设在纽瓦克市的新泽西州移民分局，半个月前就通知他，这一天下午的2点钟，他得到该分局来接受加入美国籍的面谈。按惯例，面谈得进行两个小时，其范围有个人历史、家庭情况、来美后经历，还有对美国历史、法律、公民权利及责任等内容的提问，诸如：“WhyistheConstitutioncalledthesupremelaw？”（为何宪法被称为至高无上的法律？）“Whatisanamendment？”（何谓修正法案？）“WhowasthePresidentduringtheFirstWorldWar？（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总统？）……

    在夏威夷大学读海洋工程获了硕士学位、又在密执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阿伦，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上，能否像我10岁的儿子一样娓娓道来从努尔哈赤到宣统的清朝各代君主，这都是一个问题。天可怜见，他不得不在好些个晚上，割舍了他心爱的“Windows95”，像铁锚一样沉进了一本不薄也不厚的“入籍大全”，满脑子里缠满了那海草般的100多个问题。眼下，睁着一双红丝的眼睛，踏上了去纽瓦克市的车程。

    40分钟后，阿伦便通过安全检查。坐在了该分局二楼的一间房里，房子有一间教室般大，一排排紧挨的靠背椅上坐了好几十号人。左侧有两扇门，不断有人被叫进去。阿伦心里想必一惊：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下午面谈，莫不要谈到东方之既白？可坐了一阵，便发现速度挺快的，一个人进了门，几分钟后出来，一个人又被叫进去，几分钟后又出来，大抵均匀得似在一条流水线上不断转出真空压膜好了的鸡胸脯。待到阿伦出来，我问他在里面谈了些什么，他说只是在确认了他的身份后，给了他一纸通知，要他3点钟去州联邦法院，参加入籍宣誓。

    州联邦法院的大楼，就在州移民分局旁边。大楼黑色大理石贴面，光可鉴人，正对大门的台阶下，是一座一丈多高的石雕头像，像是取自于古希腊、罗马神话里的哪个人物，双目上蒙上了一条纱巾。阿伦告诉我，在被著名的辛普森案件搅得几近全美大气都透不过来的日子里，他也天天看电视，他发现在审理该案件的洛杉矶市法院的门口，也耸立着这么一座头像，我想它的寓意大概是正义之神吧，当有罪者或是无罪者走进法院时，它的眼睛是蒙上的，但当他们走出法院时，它的目光将会是雪亮的。在石雕的基座上，以金字镌刻着1991年美国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的几行诗：当正义在伸张时，人们的心灵将获得洗礼……

    3时整，法院的大厅里庄严、肃静。大厅的布局横向展开，高大的讲台置于中部，栏杆上悬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两边坐着几百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男男女女。其中面若紫枣、发须浓黑者居多，像是来自于南美洲诸国。白种人、黑种人也不少，我注意到有二三十位黄皮肤者，凭一种感觉，我断定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放眼望去，女人多是一袭盛装，即便是坐在残疾人车上被推进来的老太太，脸上皱巴巴似一枚风干了的橘子，可橘皮上也有几抹猩红的妆影。男人一般衣着整洁，扎上色彩醒目的领带，有的怀里还揣着个皮革公文包，庄重得似在出席一个什么国事会议……

    一位体态臃肿的黑人中年妇女，身着黑袍站在了讲台上，她的声音却像一位当今美国家喻户晓的黑人女歌星一样清亮，像是发白一把擦得一尘不染的金色小号里，且在清亮之中，还有丝丝缕缕、能让听众心灵微微震颤的磁性，她显然是主持人籍宣誓的法官。她宣布道：从今年3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33票对87票通过了经过修正的移民法案，预示着美国政府将会对合法移民以更多的限制、给非法移民以更严厉的处罚之后，在新泽西州，本来每月一般只有4000人申请人籍，现在则突破了8000名。移民分局无法再按常规办理了，经过筛选，现在在场的人们无须经过面谈，在宣誓完毕后即成为美国公民。

    我从北美大陆上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里得知，在这之前的5月14日，旧金山移民分局首次在同一天内举办两场宣誓大会。在美国移民总局局长姚乐丝·麦斯纳的亲自主持下，当天有3500人宣誓成为了美国公民，旧金山与洛杉矶一样，是华人在西部最集中的城市，因此如同每次宣誓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新公民为华人，这天宣誓人籍的也以华人占大多数。

    5月17日，在近百年前曾是数百万外国移民前来美国登陆并人关的纽约艾利丝岛，在距离被关闭接受检查的砖楼只有几步之遥，特别搭起了一片白色的帐篷，纽约市移民分局选择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为来自59个国家的300名移民举行人籍宣誓。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仪式上致词说：96年前，他的父亲也是先到了艾利丝岛，才进入美国本土。他希望将近一个世纪前他的父亲怀抱的梦想——追求人的有尊严、有价值的美好生活，也是现在人籍的人的梦想。

    美国移民总局局长麦斯纳又出现在这个仪式上，这位半老徐娘、却风韵犹存的女士宣布说：90年代在全美每年平均接到近100万份入籍申请，上半年以来，这一纪录被迅速打破。为此移民总局及各州的分局．将耗资2200万美元加速作业流程，这个被称之为“美国公民”的计划的目标是，将把申请人籍的作业，加快到6个月里完成。

    同一天，在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也举行了宣誓入籍仪式。

    我还从一位住在得克萨斯州的朋友的电话里获悉，5月、6月两个月，该州共有10000名外国移民人籍，他本人则被通知到达拉斯市宣誓……

    人们哗地一下站起来，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顿时像闯入松林的风一样，在大厅里浑厚地漫卷。视线之内没有站起来的人，除了那位坐轮椅的鸡皮鹤发的老妪，就是我了。我进来得显然不伦不类，陪同来的亲朋好友们均在大厅外等候。阿伦的美国妻子安丽，就在走廊上一边浏览墙上的各种布告，一边嚼着口香糖。她似乎对大厅里正进行的仪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不感兴趣，她自己身上就有爱尔兰、德国、法国、波兰等好些血统，我戏称她为“八国联军”。她不稀罕美国，在密执根大学她拿了中国文化硕士学位，与阿伦结婚后，她便嚷着要去中国看看。比起朱利安尼先生，她的梦想也形而下了，她想去中国卧龙山国家动植物保护区照料熊猫，或是进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去非洲、前南斯拉夫地区，抢救那些在兵燹、饥馑里奄奄一息的妇女儿童。她那一头金发下的海蓝色双眸，还溢不出沧桑，而要体察大厅里的一切，恰恰需要沧桑之感……

    宣誓开始了，随着黑人女法官的领誓，人们举起右手，张开巴掌，与胸部持平，有节律地念道：从今天起，我主动放弃原所在国的国籍，并放弃对原有君主国、共和国的忠诚，效忠于美国与美国的法律……必要时，愿意拿起武器，和美国的敌人作战……

    我打量着一张张面孔，有的人嘴里含含混混，像是含了一根小萝卜，不知是尚未能通晓英语，还是在国会不断提出打击非公民永久居民福利法案的威胁下，视人籍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之一，对这形式则漫不经心。但多数人就像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提“人民公社”、“五七道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满脸就红光奕奕，一个个精气神儿吊得足足的，显然感知到了这是自己生命历程的一场嬗变，目光里倘若没有灼热出激动，也翻滚着难以抑制的欣喜……

    誓言的最后一句是“让上帝保佑美国”，随后人们排成两列，等候法官叫到自己的名字，去讲台边领取美国公民证书和克林顿总统的一封贺信。全文不长，不妨照录如下——

    亲爱的美国同胞：

    我在此祝贺您迈向这一重要的人生里程，成为我们伟大国家的公民，当您收益于美国公民权以及承担伴随而来的责任时，您在追随许许多多勇敢的人们，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他们牺牲自己，建立捍卫了我们的民主。您现在肩负着一个伟大的实验：一个国家应致力于这样一个理想，人人生来平等，一个国家应极度尊重人权。美利坚合众国这一自由的土地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然美丽以及广阔机会，她是我们共同的家，人们来自世界各地，踏上这片土地，对人生和自由享有共同的爱。

    请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希望、祈祷、精力、以及努力，致力于我们这一共同的美好国家的未来。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捍卫我们珍惜保持的自由，这不仅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

    希拉里和我真诚欢迎您成为一名新公民，在此衷心祝愿您幸福快乐。

    您忠诚的

    比尔·克林顿

    女法官的脸上笑得很灿烂，宛如一潭幽幽的泉水里，纷纷飘落的桃花瓣。她和领到了证书和贺信的人一一握手，并嘱咐人们：从现在起，你们可以享有美国人的权利了，可也不要忘了尽自己的责任。有的人趁此问道，入籍后是否要取个英文名字，或者怎样办理美国护照……

    大厅外面，人们一堆堆地雀跃着、拥抱着，我像走进了一条各种语言堆砌的隧道里，不知道人们在喊着什么，笑着什么，我却感到了此刻各种语言的光彩，好似散落在暗处的一斑斑云母片。突然，我听到了一串久违了的吴侬软语：好咯，好咯，阿拉家里又多了一个美国公民！

    说这话的是一位六十几岁妇人，旁边立着同样笑态可掬、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的长者，自然是她的先生。不知是他们的女儿、还是媳妇的一个女子，腰肢似弱柳临风，款款地将手里的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送到快步走出大厅的一个男子怀里，后者亲了亲孩子粉嘟嘟的脸蛋，又摇摇孩子藕节一样的小胳膊，喟叹道：“阿爹没侬福气好，侬一落地就是美国公民，阿爹为了今朝，可是奋斗了8年！”

    并非所有吃不到葡萄的人，都会讲葡萄酸，我想极力去分享这一家人的喜悦之情。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已跑了美国东西部的不少城市，对于这片被世人众说纷纭、毁誉参差、乃至同时并举为“天堂”与“地狱”的新大陆，两个多世纪以来，以何种姿容与魅力，吸引几乎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的亿万人们，抛弃昔日已经拥有的一切，不远千里、万里，甚至不惜一死地登上她的土地，从零开始，栉风沐雨，胼手砥足，以最终成为她的一员为自豪，有了初步却不一定是肤浅的体察。

    像油难融于水一样，我却进不了他们的喜悦。眼前蓦然浮现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里，我已见到的那些已人籍美国的中国人，他们去国来美已经有了10年，其中不少人是我的大学同学，或是在过去的写作生涯里结识的朋友。又一想到再有二三年，因国内“六四风波”而一下获得美国绿卡的七八万莘莘学子和访问学者，连同他们的家属，将有超过10万人的炎黄子孙，陆续会在星条旗下宣誓，我的心里，反而有了一阵隐隐的刺痛……

    生活像一幅被打乱了的拼图，错乱着时空的次序，又如急转的螺旋桨，将我昔日的乐观与希冀，劈成了粉雾般的疑惑与怅惘。9年前，仅仅在北京、上海走了一罔，从未走出国门的我，竞在蜗壳斗室里洋洋洒洒地写下当时正沛然而起的一股出国潮来，并命题为《世界大串联》。在《当代》杂志刊出后，一时间居然也反响闹猛，据说当时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也去书店里买了几十本，可能是拿回去，作某种国情并制定某些政策的分析与研究。在该文里，我写道——

    “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工作的美国专家罗伯特·弗兰德告诉我们，据他所知，真正打定主意要定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太多，大约只占总数的1/10。”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对不回国的人，不要批评。即使他们马上回来，我们的大企业还没有搞活，也发挥不了作用。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继续搞研究工作，有什么不好？到1990年，国内情况变了，他们都会回来的，他们不也是当年的钱学森吗？”

    我还预言：

    “当21世纪如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已经估计的那样，成为一个亚洲的世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成熟起来，发达起来，犹如天穹上一枚云蒸霞蔚、金晃晃的太阳，那时又将会出现一次‘世界大串联’，此次‘大串联’的流向，就是由西方至东方……”

    眼下已经是1996年了，我这趟美国一行得到的总体判断是，已经去了这块新大陆的中国人，未打定主意要人籍美国公民或是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最多只占总数的1/10。虽然新世纪的曙光尚未镀亮窗口，却能日见清晰地听到她朝我们走来的脚步，呈胡马扑向溯风瀚漠的激切，有弦鼓排开黄钟大吕的深沉。但在这激切与深沉之中，并未见“大串联”从此开始逆转的迹象，现在美国每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仍近40000人，绝大多数是自费生，高踞日本30000、南韩10000多人之上，数量为之第一。

    在国内，因为90年代那令人应接不暇、走马灯一般转悠的公司热、地产热、股票热、易经热、气功热、毛泽东热、奥运热、足球热、旅游热……出国热或许被淡化了，遮掩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都市醒目的时尚，成为令年青人初恋一般兴奋不已的一个话题。但是，倘若你站去了大洋彼岸，你就会发现，自80年代中叶开始涌动的那股热潮，经过10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消停下来，仍在訇訇然的澎湃。迄今，它已经蔓延去美国的每一所城市，每一所第一流或是二三流的大学。以美国的计算机行业为例，越是大的公司，中国人越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名校的好些专业里，前七八年的毕业生们，倘若想就近找个地方聚会，重温青春与友谊，这地方还非得是在美国的哪个城市不可……

    如果是几个、几十个人的选择，可以套用张爱玲女士的一个比喻，视之为一袭华美的锦袍上的几个虱子，虱子掸去了，锦袍依然穿在身上，或醉卧东篱野菊，或缓步南山迭翠，遥望落日正网，吟哦起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今天在全美的900万亚裔中，华裔已经占到了200多万，面对着这百万人的共同选择，你便不能轻描淡写了。自然，你可以将自己置身于一种血脉里积淀已久的情绪中，如同大虾被丢进滚烫的油锅里，然后通红起双眼，以“中国可以说不”的方式，斥责他们，拒绝他们，早就有一位伟人说过：打起原子战争来，中国不怕死掉一两亿人。既然死都不怕，中国还会在乎这区区的200万人？

    这近200年来，中国在饱受外敌入侵、异族瓜分的苦难与耻辱之后，不也历经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拒绝文明、捣毁科学、践踏理性，乃至最后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与精神迷狂？

    民族主义当然是一个国家的脊椎骨，可它也是一把两刃剑，轻率地使用起它来，既能伤人，更会自伤。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独木桥的逼仄，暴风雨式的喧嚣，在和平的年代里，倘若它充满了自信，它更多的表现于海纳百川的雅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气度……

    在美国转了这么一大罔回来，我倒是觉得，必须倾听他们，了解他们，如是做，并不仅仅为着一笔勾去自己的疑惑与怅惘，而是因为解读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解读一部民族的命运史，一部20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尽管隔着风涛浩渺的太平洋，我们各人有各人的故事，但是我们都在这部历史中，一串糖葫芦里绝对跑不出两个味儿，品味彼岸的他们，其实就是在品味此岸的自己。

    而且，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从纽约飞上海，只需要17个小时，其中还包括在皑皑雪峰映照的安格雷奇停靠的一段时间。一位在华尔街上从事投资服务的朋友太太告诉我，每天7点半钟，她准时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自世界各地政治、经济、金融、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有的仅仅发生在一小时之前，便从电脑里如一片无形的海浪，哗哗地泻满了她的案头……必须承认，在先是中国籍、现在或是即将人美国籍的他们之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在本质上已是具有全球眼光的世界公民。我很难设想，不沟通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他们的心灵，不用我们的眼光去交汇他们的眼光，当今的中国能在多大程度的真实上，去把握这个异彩纷呈、鱼龙混杂的世界，并走向这个公元第三个千年的嫣红色帷幕即将徐徐揭开的世界？

    见阿伦从大厅里出来，安丽过去，不见大厅外一般亲友们的欢悦言辞，她细声细语，似春风轻拂的芊芊青草：“亲爱的，我渴了，我们去喝Coke。”

    我从一通浮想里转过魂来，随这对手牵手的年轻伴侣，走出了州联邦法院。外面的大街上，一个高大威武的警察，骑一匹同样高大、毛色油光水滑的棕马，笃悠悠地过来。他友善地看了我们一眼，修剪得如一排整齐的冬青树的大胡子下，跳出一句：“GoodAfternoon。”

    我看了一眼手表，下午4点35分。不知怎的，我一下想起，此刻地球的那一端正胸罗星斗，我的祖国尚在一片万籁俱静之中……炼不出的铁石心肠

    5月27日-5月31日于加里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采访对象刘先生，47岁，1986年由上海来美，1994年入美国籍。

    我来美国的目的，既不是在国内混不下去，当时领导刚刚提拔我为一家影视杂志的副主编，也不是想来读书，“文革”耽误了10年，1977年考上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一年编辑，又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进修了两年，再回到原单位干了一段，已经是37岁的人了，早过了读书的年龄。

    我就是想换一种活法。在国内，打从呱呱落地开始，直到人死了送八宝山，几乎一切都是组织给你安排好了，“社会主义”给中国人带来了不少麻烦，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可这个制度也省去了中国人的不少麻烦。一口大锅总在广场上放着，不管粥稠粥稀，人勤人懒，是人总有一碗。我想到以个人主义为价值系统的社会里去闯闯，看看自己的生存能力如何，也瞧瞧这个过去只能从电影与杂志里了解的世界……

    我比妻子先来半年。她的一个表姐早年嫁给了一个香港人，60年代随丈夫移民来了美国。1985年，他们曾经来大陆一趟，住在当时尚屈指可数的五星级宾馆，妻子和我去宾馆里看他们，一进门，妻子就唤姐夫，他像是没有听见，从沙发上站起来，去了落地长窗边看风景。她表姐抻了一下她的衣襟，小声说：“不要称姐夫，叫他潘先生，人前人后我也称他潘先生哩。”妻子这么一叫，他果然转过身，淡淡地点了一个头：哦，你们来了，坐吧……

    从此我也唤他“潘先生”。是他做的经济担保，我来后，又是他给安排的工作。潘先生先后在洛杉矶市郊盖起了好几处公寓，在好莱坞附近还有一家汽车旅馆。他要我去一处公寓做房东代理，白天下班后，夜里10点至凌晨2点，又去汽车旅馆里值班。他每月开我1200美元，在公寓里免费让我住一个一问一厅的居室。半年后，房间里该置办的东两，置办了些，又凑足了机票钱，妻子和儿子便来了。

    在美国，小人物有时倒成了法律的宠儿。房东和房客若有纠葛，最后倒霉的十有八九是房东。房客如果有二三个月没有交房租了，房东不能赶他走，更不能破门而人，或趁人不在时，将他的东西扔去马路边。唯一能做的就是告去法院，法院的调查一般要二三个月，最后判决下来，房客无理，他才必须卷铺盖走路。至于已拖欠的房租，也不一定拿得回来，有的干脆不付，有的则脚板揩油。他来租房时有个信用卡，全美有个信用卡中心，你可以雇个律师去查，可这种人的信誉早就倒了，信用卡公司都懒得找他了，就是追到了他，你也追不到他的钱。

    我白天的工作，一是有人来租房了，我先得去查明白对方过去的信用情况；二是有人拖欠房租了，我得打探清楚，对方是手头一时确有闲难，还是有暗渡陈仓之嫌。此外就是领着个水电工，房客打个电话来，反映什么出了问题，赶快去修好。法律规定，倘若因为设备原因，如灯不亮了，或是水管漏了，房客在房里摔了一跤，房东不但要出医药费，还得付赔偿费。在我之前的一个房东代理，一房客向他说了几次房间里发现蟑螂、老鼠，他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后者告到了法院，法院判决他在这房间里住两个月，门上架着个摄像机，整日里对着他，身上还必需带着个电子小仪器，只要跨出这个门，那小仪器便嘟嘟地响，几分钟后警察局就会来人。少了两个月的房租是小事，这事还被地方电视台当做笑料给报道了，大半年里，公寓的出租率掉到了历史的谷底，气得潘先生差一点心肌梗塞！

    在我手里，公寓终于客满了，再也没有发生过欠账、赖账的事。妻子很为此而高兴：“老公，你真为我和表姐做脸了……”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我早就发现，如同潘先生的模样，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商贾的精明，既有额头的一片坦荡、红润，又有甸甸垂下的肚皮里饱藏的私欲，他对我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不能说他没有关照我，否则，一出洛杉矶机场，我就得去中国城哪家餐馆里洗盘子；可他看我的目光从来都是冷冰冰的，像一枚刀片在暮色里划动。他似乎要让我充分意识到什么，畏惧些什么。

    我渐渐明白了“潘先生”这一称谓的含义。表姐曾解释说，在和他结婚之前，她给他当了3年的秘书，而且他比她大17岁，彼此都习惯了这一称谓，要改称别的什么，真有些拗口了……我看这只不过是表象，“先生”其实是一道鸿沟，沟那边站着他这个富足的、总打着饱嗝的香港人，而沟这边在他看来，则站着一排蔓扯藤、藤扯蔓的大陆人。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以隔条沟为他们做点什么，可他决不打算让他们也站到沟这边来。

    妻子能“为此高兴”，她就当然明白那是一枚刀片，她却像一笼刚出锅的小笼汤包，急于要送上前去，让刀片挑开那一包冒着热气的浓汤来。来美后，表姐介绍她进了一家成衣厂，在国内念中专时她学的就是时装设计，进厂里踩了几天的缝纫车，很快就进了设计室。这是一家做中、低档衣服的厂子，设计花不了她多少脑筋，她多余的精力，几乎就全用去了潘家。隔三岔五，下了班，她就径自去了那边，陪表姐搓麻将，陪逛街饮茶。一次，潘先生说没有胃口，她将厨娘晾在一边，自己进厨房去烧了一桌子菜。有时三更半夜，表姐也有电话来，说是失眠了，她陪着天上地下地神聊。居然也学会了广东话，叽叽呱呱，像是一群被暴风雨惊了巢的野鸭……

    夜里，我要去汽车旅馆上班，她又常常不在家，儿子正上小学，美国的中小学从来不带作业回家，学习全靠自觉。这下正好，看腻了电视，又玩电子游戏机。他说他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干部在和干部不在一个样。可考试卷发下来，成绩一次不如一次。老子自然想打儿子，可在人权至上的美国，凡对17岁以下的未成年之儿童、青少年，在肉体上有任何威胁性或攻击性的行为，就可以构成虐待罪。洛杉矶的华语电视台，常常提醒华人家长要遵守美国法律，一个报道过的案例是，一个华人家庭里小孩中暑了，母亲按国内的土法子给女孩刮痧，次日，女孩去上课，老师见她脖子上、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吓了一大跳，马上去报警。警车风驶电掣般来了，警笛响得令人天旋地转，同一街区的人，都以为这里出了一级谋杀案。结果，父母被逮捕，女儿也交由他人领养。法庭上，母亲解释得牙床要滴血：在咱们中国，在咱们中国……法官则越听，越气不打一处来：有病该去医院治病，用这种非人道的方法将女儿搞得血块斑斑，没病时还不知道将孩子打成了什么模样！

    我锁死了电视机，砸坏了一台游戏机。儿子哭哭啼啼，妻子说我：你想逼得孩子晚上离家出走？警察发现了，一样要抓你。我只能开了电视机，又抱回一台游戏机……

    除了表姐说了些什么，潘先生又在哪里发了财；妻子就是告诉我，今天在哪里买到了打折的商品，或者在哪家车行又看到了一辆新的“林肯”车型。我的车是一辆1988年产的“别克”，只花了1500美元，她的车是花5000美元买的，她仍做梦也想“林肯”。她说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女人，年纪一到三十好几，一般都开“林肯”，它给人以典雅、沉稳之感。我很想和她谈点稍具深度的问题，两人聚少离多，有时间聚一起了，她又没有兴趣，3年来我和她的对话，全部收集起来，大概能凑满一部电影，而且有一大串重复语句。

    性，几乎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交集。这方面，她倒是表现得磊落大方，倘若有了生理上的需要，她便将时装的纸样带到家里来摆弄，硬是等到我回来。有时熬不住了，自己先去睡，等我上了床，她一翻身就压我身上……到后来，她迷上了美容之道，睡前脸上经常涂上一层绿色的美容膏，还在头上夹满了发夹，她不能倒下来，只能坐在我身上以完成生理上的纾解，我却屡屡让她白忙乎了一阵。白天、晚上连轴转，精力不济自然是一个因素，但以前人再累，只要她有需要，我还是努力尽了义务。实在是那满脸涂得绿荧荧的，微弱的台灯光一照，活脱脱似《聊斋志异》里跑出来的一个女鬼，你说悚人不悚人？她几次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到了美国的中国人，牛排、黄油一吃，一个个生龙活虎，干了洋妞的有的是，你怎么反倒越来越不行？莫不是在外面沾花惹草了，你可要当心，汽车旅馆里什么人都有……”

    真是不幸被她给“言中”。加里福尼亚州和美国的大多数州一样，法律是禁止卖淫的。在洛杉矶市，警察每年都会针对卖淫采取几次集中行动。每到这时，潘先生就一再交代：“你们得多长一只眼，看着像妓女的，就说没有了房间，一定不让她进来。”他异常谨慎自己的产业，因为一件什么被掉以轻心的事情，再给卷到沸沸扬扬的传播媒体里去。可妓女不是时装，时装不管如何新潮，总有固定的纸样。一天，我刚当班，有人推门，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几乎将我熏倒，一身环饰叮当，珠光摇曳，低胸领的裙装下饱满的乳房耸得好似一对炮塔。来投宿的，是一个年纪约在50上下的红发女人，满额的皱纹，暴露出来的颈胸部色斑点点，好似在台布上打翻的一片可乐……

    我没有起疑。在香港，去年也有47岁的宫雪花女士，打扮得玉树临风，梨花带雨，出来竞选港姐，何况这是在美国？我给了她二楼的一间房，她上去了。未等我看完一张报纸，一个一身肌肉结实似铁坯的黑人进来，径自就要上楼。我叫住他，问他干嘛，他说来看一个朋友。我说时间太晚了，客人已经休息，要看请明天来。他说是约好了的。我问客人叫什么名字，他讲出来的是红发女人的名字。这下，我才起疑了，坚决不让他上去。他只有悻悻然地走了。不一会儿，服务台的电话响了，是红发女人打来的，她客客气气问我，能否去她房间一趟，她有事情和我谈。我拒绝了。她自己下来了，告诉我：她住内华达州，丈夫死去五六年了，现在一个人养两个女儿。她拿出钱包，里面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她和女儿们的合影。两个女儿才真是玉树临风，梨花带雨，那份清幽之美、无瑕之神，一下能让你的瞳孔为之放大！

    她说为了给女儿们盖一所新房子，她有时出来干干这种营生。现在年老色衰了，全靠往日的一些老客户关照，不过盖房子的钱已经筹得差不多了，这次回去后，就不再干这事了。她问我，能不能给她点方便，今天晚上她还约了一个客人来。说完，她将一张20美元的票子塞到我手里，我退回钱，说：“就今晚这次了，明天你若要干这事，就请你退房。”

    十几分钟后，一个绅士模样的白种老男人上去了。我继续看手里的报纸，突然，楼上响起了咚咚的捶门声，我赶紧跑上去，一看，是潘先生，他怎么进来的？大门口就是溜进来一只猫，我也能听见动静。一看二楼的后门敞开了，它能通外面，平时总是锁着，而服务台却没有钥匙。我一下明白了他开此门的目的，就是为着他幽灵般地暗访私查。他处于少见的盛怒之中，脸涨得似一块刚割下来的猪肝，哼哼哈哈，要死要活，“将我这里当成种马场了！你得给我讲清楚，这对鬼佬是怎么进来的？”

    门已经被撞开，几乎半裸着上身的那对男女，抱着衣服，狼奔鼠蹿一样跑出房间。临下楼了，红发女人转头剜了我一眼，悸动着的愤怒目光，犹如乌云里的闪电……我发现房间的桌子上，还放着些项链、耳环等女人的饰物，我拿起来，想赶快追出去，潘先生拦住我，一把夺了过去，捏在手里摸了摸：“我就知道是地摊上买来的，抵我一夜的房钱都不够！”

    妻子为这事，和我吵了起来：“你以为这是在中国，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得你去解救？先解救一下你自己吧，若不是潘先生给你一碗饭吃，我看你在美国混，大概也就比这些人蛇强一点了……”

    她指着的电视画面上，正报道“金色冒险号”上的人蛇现在的情况。这条货轮，载着290多名中国大陆的偷渡者，在纽约外海洛克威半岛上搁浅，这天是1993年6月6日，他们企图强行入境时，遭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逮捕。快两年过去了，当年同舟一命的人蛇中，有7人获得美国政治庇护，7人获厄瓜多尔的永久居留权，五六十人忍受不了长期监禁，主动要求返国，另有数十人被在美国的亲友保释外，剩下的90余人还拘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郡监狱。

    在700多个等待移民听证的日子，枯燥、无奈之中，一个懂得福建民间折纸法的人，用纸折了一只简单的鸟。像草原上的星火一般，其他狱友迅速跟进，以他们在绝境中进发出的创意，试验各种不同的材料、折法、造型，制做出了凤梨、七层宝塔、有翅难飞的笼中鸟、金色冒险号的模型、圆顶的美国国会山庄等上百件作品。这些作品经美洲华人博物馆以“飞向自由”为题展出后，在全美获得了巨大反响。各地买主纷至沓来，卖得的收入，部分支付他们请律师的费用，部分存在他们的狱中账户里，但电视上显示出他们的面容，一个个阴郁、茫然，尚看不出有重获自由的希望……

    我从来没有打过人。那天晚上，我狠狠甩了妻子两个耳光，转头出了家门，开着我那辆破“别克”，上了高速公路，不管附近有没有巡逻的警察，我一上来就是70Mile（英里）。打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以后，蛛网一般密布的高速公路遍布全美，给美国的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外，我看也给历代青春期的反叛者与生活中的压抑者，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好去处。冷风嗖嗖地吹来，公路两旁起伏的树冠，似波涛一样劈面而来，又倏然而去，人有一种站在快艇甲板上的解放感。路上川流不息的小车尾灯，在湿润的雨夜，乍看像一只只红血球，流人了夜深色的动脉血管；而远处比华利山庄附近的环球影城，即使是在夜里，也耀眼得似一顶镶满了宝石与钻戒的皇冠……

    走下影城，往南折一点路，就是好莱坞大道了，又称星光大道。以早年颁发奥斯卡奖的中国戏院为中心，两边的人行道上嵌满着绛红色的五角星，星正中以金字镌刻着历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的影星名字，以及经美国演艺界协会的专家评定后才有资格上去的视星、歌星。越靠中心，表明其艺术成就越高，影响也越大。中国戏院门口，还有一块块水泥地，当年影星们获奖后在此留下了各自的手印与足印……此刻，正是这条大道上一天中最骚动不安的时候，车流如水，霓虹如水，人似炸热锅里的芝麻。干完了一天活的导演、影星、制片人，在名目繁多的Party里切磋艺术，讨价还价，也轻歌曼舞，寻欢作乐。来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年轻的俊男靓女们，更像退水时的泥鳅，翻滚在大大小小的酒吧间、咖啡屋，等待着被星探们所看中。能够有一天，在大道上那些尚无主的五角星里填上自己的名字，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心里有了隐隐的后悔，妻子的话讲得难听，却剥出了我潜藏已久的一块心病：我不要社会主义养我，难道跑到了美国，还得寄潘先生之篱下？

    不是又发生了一件事，我这块心病还一下除不了：那天我一上班，先翻了翻登记簿，见一楼一个房间的客人，用房只到10点钟，交班的那位也忘了交代，此人是否退了房？我得去查房，一推门，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仍躺在床上。我喊了她几声，她不应，我不得不叫醒她：“你已经到了时间，得走了。”她坐起来，从脑袋上的发际上看，那一头黑发像是由金发染的，嘴上也涂着厚厚的黑紫色唇膏。外面已是寒风料峭的冬日，她却上身穿一件银蓝色的薄衫，下面是一条连底裤也无法遮盖的迷你裙。我心里一惊：真是见到鬼了，怎么又碰到了那路货色？

    她脸上烧得像喝醉了酒，一讲话便有一股熨人的热气喷过来：“我病了……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我说，“那你就再交钱办续住吧。”她将床头的坤包丢给我：“我没有钱了。”翻开一看，一堆乱糟糟的化妆小零碎、避孕套和一点药品外，只有几张5美元、1美元的票子。也许是坤包里还有的一个精致的小像框，才让我神经又一次搭错了弦，像框里镶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我感觉，十有八九，这姑娘也是来好莱坞捕捉星光之神的青睐。在中国戏院门口的那一块块水泥地上，梦露遗下的颜色偏黄的那块，总挤满了留影的青年男女……

    我说，这房间可能马上就会有新客人进来，你得离开，暂时到我车子里去休息。她点点头，我拿起床上的毯子披在她身上，随我去了停车场，我将车内的暖气给打开，她就这么在车里坐着。凌晨2点钟，我下了班，将车子开到灯光依然阑珊的星光大道。我要她下来，自己想办法去哪里过夜，她轻轻地吐出一句：“Thankyou．”摇摇晃晃地下去了，柔柔弱弱得像一只刚钻出壳的毛茸茸的雏鸡。你说这事巧得莫不是天命？我转回身，正要扳档，妻子和她的表姐，像一对“NOPARK”的标志一样，笔直地站在旁边的人行道上，脸上因为震惊与气愤，几乎绷紧成了一面淹去了五官的鼓皮，唯一凸现的是双唇，失血地抖动着，如沙滩上一条干渴欲绝的鱼。我突然想起来，这天是复活节，她们前几天就约定在今天晚上出来，看能否目睹到几位大影星的风采。

    我抛开了潘先生给的工作，也和妻子离了婚。儿子在父母间做出选择，母亲给了他自由，他像中国的孩子都喜欢吃汉堡包、肯德基一样，喜欢这种美国式自由。他跟了母亲，我每月得付抚养费300元。另外的一个离婚条件是，我必须在两年内，送她一辆价值3.5万元的“林肯”，至于是分期付款，还是一次性付清，这是我的事情。属于我的东西，全部能放进“别克”的后车厢，我开着它，来到了旧金山。这是我近6年来，第一次走出洛杉矶。

    站在了举世闻名的金门大桥上。它之所以闻名，一是牵引它的粗粗细细的钢缆、钢绳，据说可以绕地球三周；二是自建桥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是全美自杀率最高的地方。自杀者并不都是厌世者，当达到499名时，有餐馆表示将为第500名镌刻名字，次日，即有人穿件T恤在此跳海，T恤上印着“我就是第500名！”。去年又有人统计，这数目到了999名，他走到了桥上，正翻栏杆时被警察发现，后者冲过去，打算拖住他。他竟掏枪向警察开火，情急之中，警察只有还击，打折了他一条腿。此人在医院里伤愈后，又溜了出来，非要成全自己成为第1000名的壮举。这究竟是否是第1000名，他魂归大洋后，警察局始终缄默其口，以防未来还有人要成为第1100名，或是1500名……

    自然这是一出出闹剧，我却起了个怪念头：在少数美国人为了追求刺激、或是青史留名，可以无端的牺牲掉生命的极端性格中，是不是也可以折射出一种美国人普遍的求新求变、乐于接受挑战的文化精神呢？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太超稳定了，这一稳定结构不但表现在外在的体制上，还表现于人们的内心中。“得陇望蜀”、“见异思迁”，在中国的辞典里是带有贬义的词，见鬼子才挂弦，不逼急了狗也不跳墙，而“得过且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则成了吊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倘若不是在潘先生手里延宕了这许多年，我四十大几的人了，何止于在美国的土地上仍两袖清风、一无所长呢？

    是这辆破车，给了我一个新的工作。那天，“别克”抛锚在了马路上，我从后厢里取出总随车带着的修理工具，打开车盖进行检查。这时，一辆车停下了，一个30多岁的亚裔人走出来，他问：“要不要我帮什么忙？”我自然感谢他，可我想自己能修好它。车破也有车破的好处，过段日子它总要折腾我一回，送去店里修，打开盖查一下，就得上百元，买块豆腐花不起肉价钱，便只有自己捣腾了，试着摸了几次，再买几本有关的书来对着查，便对汽车的结构和各个部件的功能有了印象，对这辆“别克”驴子犯犟脾气一样老犯在何处，也八九不离十地摸熟了……

    奇怪的是，这人不曾走开，直盯着我换滤清器换了半个多钟头，车子发动后，他微笑着说：“朋友，我想请你喝杯啤酒，有份差事不知你是否感兴趣？”他黑里透红的脸膛上，一副整齐的洁白牙齿，玉雕般反射着加州灿烂的阳光，笑起来的模样，很是归真反璞，很是天然未凿。我一下信任了他，随他的车走了。

    喝啤酒时，他告诉我，他叫楚川，也来自上海，现在在丰田公司驻旧金山的一个销售部，做汽车销售员。这几年日产轿车与美国轿车竞争异常激烈，旧金山地区住了不少亚裔，头头便要他再物色一个亚裔销售员。他不想去找南韩人、印度人、台湾人，要找就找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既做同事，又做朋友。他说如同我未说什么就随他去了，他见我打开车盖起，便断定我这个上海老乡正是他要找的人，恍若是天使今天专程为他送来似的……

    我去这家销售部上了班。我可以给你描绘一下某一天我在班上的情景——

    将车停妥，走进展示厅，办公室就在里头。展示厅有一面大镜子，我习惯性地在镜子前整理一下自己的尊容。镜子里冒出来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年人，我总感觉在什么地方见过，今天终于想起来了，在前妻手指着的电视画面上，有一个人蛇面容僵硬，眼神空洞，茫茫然地注视着摄像机的镜头……

    楚川经过，拍拍我的肩膀：“伙计，快活一点，别一大早就哭丧着个脸。”我报之以苦笑，他摇摇头道：“无可救药。”一对青年男女进了展示厅，他的双眼一下亮得似猫闻到了腥味，做了一个杨子荣打虎上山状，对我耳语道：“俺共产党员见困难就上了……”他迅速迎向了那对男女。

    我进了办公室，在自己的桌子边坐下。泡了一杯咖啡喝，这时一辆墨绿的丰田“皇冠3.0”缓缓地停在大厅前，一对老者走出来。男的，一头亮如锦缎的银丝，上身是件火红的衬衫，下面是条纯白的裤子；女的也是一头银丝，身上一袭乳黄色的套裙，这几种颜色一映衬，再慵倦的人也顿感眼前涌满了生活长风般呼呼的活力。我想起，几天前他们已经来看过一次车，赶忙出去迎接：“你好，史蒂夫先生，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们效劳吗？”他说：“我想试试前天那辆看过的白色‘凌志’。”我说：“OK，请你们稍等，我去取钥匙。”

    取来钥匙时，我还带上一把椅子，请史蒂夫太太先坐下。一入门，楚川便谆谆教导，接待老人顾客，礼节非常重要，如果能使出中国儿女对父母的孝敬态度，再加上日本人打揖的一半功力，你就能无往而不胜。

    史蒂夫夫妇各自试了一阵车，两人对视了一眼，那股愉悦的会心劲儿告诉我，这笔生意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剩下的就看自己的议价手腕。他们看起来懂得生活，也会享受生活，自然该是事业的成功者。可真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行当里是怎么挣钱的，在这里，他们显然没有做任何准备，不像一般顾客在进来之前，都已参考过各种报纸、杂志上的广告，或是去其他车行进行比较，了解了车子的底价。我说了一个数，他们的犹豫不会超过10秒钟，便首肯了，而且我还连带推销给他们获利颇丰的保险和防锈处理。我由衷地赞叹：“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可像你们这样识货而又爽快的人不是太多，能和你们成交，真是我的荣幸……”

    生意做到这里结束，便如一部戏尚未进入高潮就落下了帷幕，下面还有楚川教会我的几段台词。我满脸溢不住的诚恳：“史蒂夫先生，这样好了，你们去我办公室稍等一会儿，我去跟我的经理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将车价优惠你们100元？”他满脸溢不住的感动：“那太好了，谢谢你，年轻人。”叫我年轻人？大概所有白发者看黑发者，皆是年轻人。

    陪他们进了办公室，我由侧门去了专卖二手车的一个后厅，我拿出一支烟点上。楚川正和那对青年男女站在一辆红色的跑车前，车子的左侧有大半往里凹陷，楚川绕车走了一圈，边看边摇头，表情凝重似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目睹了被座山雕、许大马棒一帮土匪洗劫过后的屯子。那对男女和他争执起什么，他似乎想了想，便径自去了维修部。不一会儿，将维修部的经理坎顿给拽出来，两人嚷嚷着的声音，十几米外的我都能听见：

    “不过是次小小的车祸，你就出个好点的价钱，让他们将车卖了，再去前厅买辆新车吧。”“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那辆车子，昨天我就看过了，简直撞得面目全非！”楚川脸上涌起了一种如大姑娘头一回上花轿的羞涩：“坎顿先生，求求你了，小声点，没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事，他们是我多年的好顾客……”眼见楚川为自己的跑车不能卖个好价钱而吃排头，那对男女顿时尴尬了，一对脑袋耷拉了下来……

    丢掉烟头，进办公室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恍若一个拳击手，在休整了一段心力与体力之后，又要戴上厚厚的皮手套上阵了。进了办公室，像被霜打了的秋茄子，我一言不发地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两手似乎下意识地整理起桌上的材料。我能感觉史蒂夫夫妇的焦灼目光，一直在随我的十指游移。终于，我抬起头，叹了一口气，额头上的皱纹里一定填满了自责：“很抱歉，我的经理没同意，他说如果你们是我的父母，他才可以通融。”

    “没关系，没关系，年轻人……”史蒂夫先生一下伸出右手，牵起我的左手，在上面轻轻拍了几下：“才100元而已，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你。”一股浓浓的热力，从他厚实的手心间，一下辐射到我的体内。片刻间，我感觉自己的皮肤是纸做的，骨骼是竹子搭的，再不赶紧将手从他那里抽回来，我就可能会被烧成灰烬……

    我极力撑持住，一直在脸上的灼烫感之中，为他们办理好购车的各项手续。直到握手送别时，我才不得不与他们正面对视，却不过是蜻蜒点水似的轻轻一触。

    中午，楚川和我一起去了马路斜对过的一家餐馆，坐在我们的老地方——个靠窗的台子。楚川好似牛饮，咕咕嘟嘟，一下灌进去大半杯冰镇啤酒，白色的沫子沾满了嘴角：“痛快，痛快，上午我们可是一场漂亮的双打，我少付了300元，你多进了300元……”

    我没有喝啤酒，在上饭菜之前，我要的是一杯咖啡，手里的小勺默默地搅动着，放了三小袋糖了，在嘴里咂了一口，还是苦的：“你不觉得，你我都可以改行，去好莱坞试试运气？”

    楚川是个聪明人，一下便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有几分激动了：

    “你说我们是在演戏？演戏怎么着，谁不在演戏？竞选时，克林顿这个黄口小儿，骂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太软弱了，他上了台，布什怎么做的，他还得怎么做。再说‘六四’前后来的那帮国内留学生吧，当时没几个人不慷慨激昂，仿佛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个个人回去都会被拎进大狱，哄得布什统统给了政治庇护——绿卡。1992年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国内一下开发热滚滚，仿佛遍地都是黄金。在美国找不到合适活干的留学生，又纷纷游说国会，上言总统，不能取消对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原来他们自己十有八九办了公司，正要回去大展鸿图，捞上一把……你我当然不是正人君子，但起码我们比他们做得正派，新车就是新车，旧车就是旧车，一点也不会含糊，不过挖空心思想多赚一点钱罢了。这在商业行为中也不算个啥，你卖我买，谁手里也没有一把包青天的虎头铡，要成交还得双方愿意。事情就这么简单……”

    楚川说得不无道理。打算角逐下届总统竞选的政客们，又在拿克林顿总统的对华政策开涮。他们如果上台后，同样不能无视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他提到的那些同族类的面孔，如风中旋舞的乒乓球，这几年更是经常在我的眼前浮动……他的这番高屋建瓴的高谈阔论，却未能洗去我胸中日愈厚重的质疑，一个对自己的人格、品行、良知、乃至存在价值的质疑。我直视他的眼睛：“楚川，你就真的心安理得？”卑鄙，即便经过包装，变得美轮美奂了，可也跑不去卑鄙的味儿。

    他的目光并没有躲闪，那对眸子里黑色的深处，似乎有点点的火星在积聚，我以为他多半要勃然变色了，脸上露出来的却又是他那极富特色、极有感染力的笑容：

    “算了，算了，和你们这些学文的混在一起，真累！照理说，再富有正义感的人，在我们这一行里混了几个月，就该炼就一副铁石心肠。可你每过一段日子，就会表现得不安，好像是提前进入了更年期。我看，或许你该转行了……”

    我付了餐费和小费，站起来拍拍他的肩：“今后，我们还是朋友……”

    某一天，成了我在销售部工作的最后一天。

    他陪我在旧金山转了两天后，又往南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领我来了这不太为世人所知的加州蒙特雷市（Monterey）。该市紧靠太平洋，长达17英里，颇像是一幅长轴的山水画卷，在加州又被称为17英里黄金海岸。

    这里的草秀，大片大片的青草地，登坡跃岭，起伏有致，以无声的流韵，泄向碧海，泼向云天，融入远处黛色的山林。这里的水美，海浪因风生势，因石赋形，微风徐徐时卷起千堆雪，疾风劲吹时如玉山崩溃，一直溅到岸边游人的衣上。海浪激起的水雾，似淡淡的轻烟，向岸边缓缓扩散，湿气扑人，黄昏时分溢彩流姿，宛如云蒸霞蔚。这里的树造化钟秀，沿岸的松树是被海风塑出来的，一棵棵以虬劲的枝十蜷伏在地上，那一蓬蓬烽烟般抖动的叶子，又象征着一场亘古以来永远不屈的进军。这里的流云也似乎特别多情，仪态万方，与17英里的每一处都保持着默契与和谐，即便是黑云翻墨的时候，它们也不夺去这黄金海岸线上那一片令人慑魂惊魄的宝蓝！

    我们两个躺在草地上，他告诉我，打从离开那个销售部后，他在硅谷附近开了家汽车配件店，楚川也搭了一股，生意还不错。已经买了一辆新“林肯”，给前妻送去了洛杉矶。此外，一个星期有四个晚上，在硅谷的一家公司里学习电脑，美国电脑技术发展最集中、最领先的地方在硅谷，近水楼台不邀月，真愧对了这块风水宝地。他现在日子过得颇充实，心里抹不去的阴影只有一个，那便是已经进了高中的儿子，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马上放暑假了，他要儿子来这边住一段，他母亲也同意了，可他本人的回答是：我得考虑、考虑……他担心儿子，会像一些美国孩子一样，中学毕不了业就游荡去社会上……

    美国的基础教育，和美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一样，真令人感喟——

    一方面，孩子们的身心成长得到了法律最严格的保护，受到了政府的无限关怀。在公立学校，中小学均实行了免费教育，政府还为全国属于低收人家庭的2500万名学生提供午餐，仅此一项，每年就耗费50亿元。这份午餐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打发的，早期的菜单里包括奶油汤、炖牛肉、肉糕、熟洋白菜、肉汁红萝卜和奶油蔬菜……当有消费者团体指责这菜单含太多的脂肪和盐，并获得了美国心脏病协会的支持：高胆固醇和高血压都是由坏的饮食习惯引起的，政府便于1994年对此菜单进行了重大调整，克林顿总统为此发表声明，内称：今日更健康的儿童，将是明日更健康的成年人。

    在脂肪含量减少了的新食谱里，有较多的谷物、水果和蔬菜，学生们可以经常品尝柠檬鸡、意大利式蔬菜、卤汁面条和红萝卜沙拉……对很多低收人家庭的孩子们来说，这顿午餐已成了每天首要的营养来源。在这批天之骄子面前，老师们从不敢滥用其权威及权力，一个个煞是小心，乃至谨慎到如果要领学生去校外举行什么活动，不但要学生同意，而且还要家长签好书面意见，以免真出了什么事情，自己就会被缠上说不清、道不白的官司。

    另一方面，青少年中，弃学屡屡发生，早恋现象严重，单身妈妈已司空见惯。在全美包括凶杀、抢劫、强暴等7种重大犯罪率1994年减少2%、呈连续第四年下降趋势时，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却成隐忧，仅青少年犯下的凶杀案在1990年至1994年间，便增加了22%。窃取自行车、汽车零件，或者在商店里顺手牵羊者，一般年龄均不超过16岁。这对下一个世纪的美国人而言，决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我理解他的担心，更能体会他的尴尬。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这几近“自生”的环境里，美国的孩子们多数并没有“自灭”。华人的孩子们则表现得非同凡响，在由总统颁发、授予全美最优秀中学生的“西屋奖”里，每年度10个名额，华人的孩子总要占到1/3，而华裔在美国的总人口中尚不到1%。我有位在波士顿的同学，她每次打电话来，几乎都要对女儿津津乐道一番，她的女儿在一所收费高昂的私立中学念书，之所以费用高昂，就在于你一只脚进去了，几年后，你另一只脚就可以进去同在该城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不过不是她付钱给学校，而是该中学向她女儿一年提供1.7万元的奖学金，能享受这份殊荣的，全校只有两个孩子……

    他坐起来，沉沉地叹口气，我转换了一个话题：还打算结婚吗？或者先找个女朋友？他表示不想再结婚了，他怕了。他和前妻是在一块儿插队认识的，应该说有很深的情感基础，不过变了一个环境，就导致了如此结局。听说她现在和一个国内来美几年的画家好上了，每逢节假日，她常常开着那辆“林肯”，送那画家去四处写生，又到处寻求支持，要帮他在平行于星光大道的落日大道上开了一个画廊。似乎婚姻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环境变了，换一个人并不会比换一辆新车更困难。他有了几分透彻，男女之事，动辄讲“白头偕老”，或者要求大真大纯，那反倒是一种矫情了……

    他却又被一个叫岚的女子所感动。

    岚是他学电脑的那家公司的一个雇员，负责他这个班的行政管理。课间课后，两人有过短暂的交谈，最长一次也没超过10分钟。一次去上课，他见岚的双眼肿得像小红桃。过去在乡下时，在这样的季节里，他也有过花粉过敏的经历，不禁问她：“你也患花粉过敏症？”她支支吾吾，脸上有一种要掩饰什么的尴尬笑意。深夜，已经过了12点钟，她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我忍不住，还是要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在读《THEBRIDGESOFMADISON》，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哭了四五次……”

    过了两天，已经多少年不读小说的他，也去书店里买来这本如今也在国内流行起来、被诗意地译作《廊桥遗梦》的书。久经了异国他乡最为实际的忙碌生活之后，他自觉不自觉地、慢慢地远离了那些比较深刻的东西；可现在他发现，他已经习惯了这大干世界里的百般砥磨之后，自己的心里，仍存在软融融的一角，仍会为红尘里的真情，掬一把热泪……

    “岚成了你的女朋友？”我问。

    不见回音，他走了，走去远处为我摄录这黄金海岸的风景。人在景中，景在画中。我不禁想：人间真有天堂的话，这里就是天堂了。可这天堂只好过了少数的游人，远处三三两两、优雅地打着高尔夫球的人们，再有便是缤飞如樱花雨的海鸥了。如果说人生旅途上真有不忍离去的驿站，这里就是那驿站了，或是在一洗俗襟烦尘的如茵草地上，枕着涛音，就这么沉沉地睡去，或是睁开眼睛，嗅着泄过松林的斑驳、温暖的阳光，想想自己的前路来程……

    二吴琼花自愿前来

    6月21日-6月25日于得克萨斯州MINERALWELL市，采访对象邱先生，40岁，1987年由北京来美，1995年入美国籍。

    那天夜里，达拉斯下了一场罕见的瓢泼大雨，地上溅起的白茫茫水雾，几乎将汽车和人都隐去，你的车子坏在了高速公路上。倘若是好天气，总会有经过的车停下来，问你需不需要帮你做点什么，你可以请他去附近打一个告急电话。可天气如此之恶劣，寥寥的几辆车，自己都战战抖抖的，好像蜗牛一样爬行，谁还有勇气打开车门，扑向这如鞭如电的豪雨？

    你不能走开，一走开，如果警察来了，按交通法规，不但要被罚款，而且车子也得被拖走，再要取回来，至少又得交几百元。你交不起罚金，那时你刚来美国几个月，从洛杉矶转机来达拉斯，出了机场，口袋里只有20美元，而你申请就读的成人英语学校，每月的学费就得470元。你也不能让车被拖走，那时在上学之外，你打了3份工，其中一份是为餐馆送外卖，除了睡觉，你片刻都离不开车。你还不能在车里坐着，就这么木头疙瘩似的在里面等待，同样视之违法。你只有站在雨中，铜板大的雨点砸在脸上、身上，似幽冷的蛇在绞杀体内的每一丝热气，你能感觉自己的体温，怎样由正常走到微晾，透凉，直至最后的滚烫。天快亮时，才有警察过来，你说明了情况，他准许你去附近找个电话，车则停在这里。你请来一个认识不久的美国朋友，靠着他车子的牵引，你才回到了住处……

    高烧，连着烧了3天3夜，不能下床，一下床就天崩地裂。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喝不到一碗热汤。住里屋的Y君，爱吃西瓜，得州又盛产两瓜，99美分能买一个磨盘大的两瓜。每次不是你嗅到空气里弥漫着蟑螂味儿，Y君决不会去处理那满屋的西瓜皮。朋友问有过几次忙里偷闲的出游，在餐馆里吃完饭快付账时，他不是上了厕所，就是去外面抽烟了。他能为你买来退烧药，大概就是破天荒了。他也曾在脸上涌起关切之情：“你这样挺，能挺得过去？还是去医院看看……”

    那时，你还没有办医疗保险，你说：“有这份闲钱，我也就不会感冒了。”他不再说什么，幽幽地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继续看那些3X级的录像带，他来美没有几天，就去跳蚤市场上淘来了一台录像机。有一回，你在车上，见他进了路边的成人录像带租借店。Y君是华中一所大学派到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进修的访问学者，时间一年，无须学分，是否听课取决于自己，每月可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领取生活费400元。

    在这3天3夜里，你谵语里几次喊远在万里之外的妻子，离别时还在襁褓里的女儿，以及正直了一生、也几乎磨难了一生的父亲。你对那位美国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文革”初期，你只有12岁，一天，你去送饭给关在牛棚里的父亲（仅什么叫牛棚，便让他好一阵子糊涂，也让你解释起来好一阵子为难）。到了单位，正开着父亲的批斗会。他佝偻着腰，像个弯曲的虾米，台上的人还嫌不老实，一个家伙冲过去，抓住父亲的头发往下拽，一把灰中带白的头发，纷纷扬扬落了地。你哇地一声哭起来，惊动了旁边站着的一个叔叔，“文革”前他常来你家串门，他妻子由湖南老家调到北京，是你父亲一手给办的。他夺过你手里的饭盒，一看上面是两个油汪汪的荷包蛋，便嚷起来：“怪不得这个走资派挺硬实，原来餐餐在打牙祭！”随即，叭的一声，饭盒给摔去了地上……

    美国朋友纳闷了：难道中国疯了，在整整10年里，就干人整人，人折腾人？干点别的什么不好，即便什么都不干，坐在茶馆里，边喝茶，边看马路上哪个女人的大腿漂亮，也远比这更像人呆的国度……对于这事，从那丛林兽穴般的年代里活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纳闷。你一度纳闷的是，那事在本质上伤害的唯有贤惠、善良的妻子，事后你十分懊悔，也获得了她的谅解。可为何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一位领导，却对此穷追不舍，在单位里煽得沸沸扬扬，非要将你在名誉上置于死地？

    你决定辞职下海，经过“文革”，对官场的黑厚学总算有了几分认识的父亲，表示了理解。半月后，你告诉他，干脆就此出国，他沉默了半晌。出国不但意味从此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还意味着你这个有了8年党龄、不是因为那事已经上了第三梯队名单的人，将从此脱党……父亲最后说，“我一下还想不清楚，也许你这样选择是对的，可你既然决定走这一步，以后就不要想到再回来。”父亲的这番话，来美后没有一天不激活着你，在那如鞭如电的豪雨之中，你像电线杆一样矗立着，通体泛滥一种几近自虐狂的快感。在这连续三天的昏眩与谵语里，眼见烧热抽丝般缓缓退去，脑门上似镇了冰一样点点的清醒，对自己终于挺过来了，你感到由衷的欣慰。

    你深切地知道，无论先是在国内，为获得领事馆的签证而绞尽脑汁，还是到了美国后，为生计与发展而像猎狗一样地奔忙，这些都不能称之谓苦。这一批批以多少中国工人、农民一年的辛劳所得，换来的一张飘洋过海的飞机票，到这片新大陆上“大串联”的人们，既不是当年被法西斯捆绑了去服苦役的犹太人，也不是战乱中的波黑难民不得不身居陋巷，箪食瓢饮。只有决非个人的选择并牛马一样驱赶着的命运，才能谓之为苦。

    而这一批批中国人，正所谓南霸天未发出邀请，吴琼花自愿前来，无论是来实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还是冲着淘金而来，都是作为不速之客来到这个尽管富裕、这富裕里却从未投入你的半点血汗的国家。有什么理由，刚刚在这个国家里流下一点血汗时就奢谈苦；又有什么资格，奢望这个集中了全世界各国移民的国家，在你下机伊始，便铺开红地毯，送上鲜花，并接你去五星级宾馆里呢？

    除了这场高烧，你没有少上一节课，耽误过一份工，你想尽早将妻子和女儿办来美国。妻子将你的每封来信都编了号，珍藏起来，而她的每封来信，你都像反刍的牛一样，要在心里“反刍”很久、很久：女儿丫丫学语了，跌跌撞撞走路了，小手指转着地球仪，找着哪是美国。一次，妈妈带她去公园玩，看见一只老猴子从猴山上摔下来，她突然很紧张：“妈妈，住在地球的那一边，爸爸可不得头朝地，脚朝天？”你常常手里捏着几张信纸，大梦沉沉地睡去。那不及关去的台灯，站在床头，以橘黄色的暖光，柔和地注释着你的梦境……

    Y君则要离婚。他是来美国前20天结的婚，人到了达拉斯，往家里发的第一封信就提出得离婚。你很是不解：“天下哪有你这样结婚、离婚的？除非这是个阴谋，你至少也要将对方办来美国再提出离婚，这样人家的面子也要好看一点……”Y君道：“这不是搞阴谋，我是在听命于一种社会心理，不和她结婚，单位不会同意我出来，领事馆也会怀疑我有移民倾向。将她办来美国后再提出离婚，等于脱掉裤子放屁，我反倒有口难辩了！”

    连着几天，Y君又将自己关在房里，这回他不是在检阅黄色娘子军们的操练，那台录像机的磁头已经被操练坏了，早些时候送去了店里修。他偶尔打开门出来，向你问个什么字，或是去厨房煮点什么以充夜宵。那神情兴奋得眼底似乎也有点充血的脸上，让你感觉神秘兮兮的，好像他已经被中央情报局录用了，在做什么地下工作……

    过了些日子，在《世界日报》、《星岛日报》、《自由时报》上，都出现了他署名的支持“六四学运”、谴责中国政府的文章，他出入于达拉斯市和得州首府奥斯汀市的诸多游行、集会之中，又飞去了东海岸一次。回来时，摊开了一桌子的照片，他拉你过去，指着一张张他与人家的合影：“这是吾尔开西。这是万润南。这是王若望……”他告诉你，他已经被委任为中国民主阵线在得州的召集人，他问你：“怎么样，你能出山，当我的副召集人吗？”

    你不知道在这段令国内巨大动荡、也叫全世界惊挛不安的日子里，他有了些什么长进。你问：“几日不见，如隔三秋，你怎么一下成了个‘职业革命家’呢？”

    他的率直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别用这种阴阳怪气的眼光看着我，你以为我把他们看成了一颗颗恒星，而我贴了上去，我也成了这星系的一员将能永垂于青史？笑话，我大学本科学的是世界史。论挣钱，你比我行，可对历史我比你看得透彻，古往今来，任何持不同政见分子的命运，总是随他们反对者的终结而一起终结的。我答应做这个鸟党在得州的召集人，也想让你老弟一块出山，不是为着要在中国真实现那痴人说梦似的民主，而是看在你我每人每月都可拿三四百元的车马费，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照片和文章交给移民局，它不给我们绿卡，还给谁绿卡？你不是想早些把太太和女儿办来美国吗？！”

    你的率直，也令他吃了一惊：“你会作如是想，贵阵线的主席、副主席，还有各州的召集人，也未必没有你精明。你们了解共产党吗，我过去是这个党队伍里的一员，也许现在中国最腐败、最保守的人在这个党里，可中国最清廉、最优秀的人也在里面。当初，我之所以要入党，就是因为在她的队伍里，有助于改造中国社会落后的现实，有助于推动我们民族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像你这样信仰都能折换成美金、油瓶子倒了都不愿意扶的人，怎么可能打倒她呢？和你们凑在一起，即便什么都不做，只是营营嗡嗡一番，我也作践了自己。我无须靠你的车马费来生活，也用不着通过从事政治活动来取得绿卡，最多一年，你看着吧，我一定能将太太、女儿给办来美国……”

    不过，Y君此人尽管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却也没有将事情做绝。他得到了绿卡之日，几乎就是他告别职业革命家之时。他也不要那车马费了，吭哧吭哧打了大半年工，也真难为了他，又托你在期货市场上小做了一笔，一共攒下10000美元，给那女方寄去，他称之为“名誉赔偿费”，这才把婚给离掉。

    你在期货市场上做得真不错，常做的是咖啡、黄豆，四两拨千斤，2000元进去，可做10万元的货，赢多输少，几个月下来，远比打工挣的钱多。期货公司的老板看中了你，要你辞去其他活儿，一心一意在他下面的一个部门当副经理。这把椅子上还没有坐热，众目睽睽之下，你将自己办公桌抽屉的钥匙，扔在了字纸篓里。经理以为你喝多了酒，又将钥匙捡起来，你悠悠地笑着说：“我太太和女儿明天到美国，像做期货这种3年赚不到、一赚吃3年的风险事情，我不能再干了！”

    你想自己得有一份不再在动荡与风险的嘴里觅食的工作，一家人得有一份不求日进斗金、却能细水长流的产业。在四处打工时，你就注意到了餐饮业，中餐馆进去过，美式餐馆也做过。你不想做跑堂，虽然能多拿几个小费，你要进厨房里干活，老板们一开始总觉得你不自量力，你炒上几个菜：京酱肉丝、红烧划水、干煸四季豆……这是你临来美国前，你母亲手把手教会的，她老人家是要你伺候好自己，你拿来伺候了老板。他们尝了尝，脸上有了可意的神情后，你又及时加上一句：“我决不给你讲工资，你看着给。”

    几个餐馆做下来，你发现，美餐多是快餐式，简单、朴实、卫生。人们宛如进了食堂一样，来了就吃，吃完就走，问题是千店一面，缺乏各自的风味。中餐琳琅满目，色香味美不胜收，但油水太重，一顿饭少不了一个钟头，美国人难有如此悠闲，更畏油水为肚皮里的垃圾。虽人都是禁不住诱惑的亚当、夏娃，但这诱惑也多半只在节假日时，才会变成一个红扑扑的苹果。你设想，能不能开这么一家餐馆，中餐为主，但少些油水，采取自助餐式，西餐为辅，倘若一起来的三四个朋友里，有一人不爱吃中餐，他便可以点虾仁沙拉、蔬菜水果沙拉，或是美式面条……这样顾客们便有兴味餐餐吃，天天吃。

    你在FortWorth市机场接到了妻子与女儿。这是该市和达拉斯市合用的一个国际机场。虽然几分钟便起降一个航班，却远没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喧嚣与拥挤，大厅与走道里均是静悄悄的，每一家航空公司都有自己驻场的大楼，每一个航班均有专门的出人口，旅客们一下被分流了，走出各自的楼外，便是各自的停车场和车道，不过七八分钟，一家人便上了去达拉斯的八线高速公路。

    妻子显然被震住了，这才叫真正的地大物博，两边是大片大片青草无痕也无垠的丘陵，白云蓝天下，散缀着星星点点的牛群，一卷卷盘好、半盘好了的金黄色的牧草。远处苍翠的丛林里，隐隐约约地闪过颜色鲜亮却造型各异的屋顶；近处，间或划过现代化的商场、旅馆和游乐场，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衬在如毯的草地上，那份精致与静谧，恍若是孩子们搭好了又离去了的一堆彩色积木。因为地处丘陵，公路起起伏伏，高架桥似笔走龙蛇，腾挪旋转，如水掀涟漪，环环相扣。倘若能随便拿下几座桥来，不要说放在内地的哪个城市，就是放在了北京、上海，凭其规模与气势，无论是在报纸、电视里，还是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都是一件可以鼎沸一些时日的盛事；可在得州，没有谁感叹，也没有谁留连，仿佛打造物主创世纪起，它们就如几根带子似的丢在了这广袤的大草原上……

    妻子显然被感动了，你见她两道清润的目光在粼粼地波动，宛如沉浸去了温馨多梦的少女情怀，而抱在她怀里的女儿，小脑袋瓜一动也不动，眼睛一下不眨地盯着前面，好像草地上一只呆呆的、被什么东西给慑去了魂的松鼠——天是那样蓝，蓝得让她想起普希金的诗，施特劳斯的多瑙河，让人心里陡然涌起一阵美丽的忧伤。云絮是那样白，白得似一朵朵被风吹散乱了的素菊，让她怕它们被飘落下地，以至于不自禁地想用手去接住。因为空气澄洁，往西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是半沙漠地区，气候也干燥，难有锈蚀，前方达拉斯市那一排排的摩天大楼与纪念性建筑，在阳光下显得品品莹莹，新鲜似黎明时纤尘不动的果园……

    妻子没有不在达拉斯市住下来的准备，你却有了离开该市的打算。你向她宣传起“毛泽东思想”，“革命”必须先在农村积聚力量。若在大城市里开起一家餐馆，四五天没有客人来，店主就得一心惊肉跳，再没有生意，最多20天就要关门。可在小城（Town），至少能坚持半年，半年内不断调整经营策略，总能东山再起。大城市市场的机会已经趋于饱和，在得州小城市的机会却很多，你考察过的MINERALWELL市，这里原有一个空军的军事基地，冷战结束后，全美的许多军事基地和军火公司都“关、停、并、转”了。这里也一样，政府将基地里各种撤不走的设施拍卖掉，主要的买主是一些小公司，将一些兵营改造成为写字楼或生产车间，也有人买来做出租的公寓或汽车旅馆。甚至有人一买就是一成片，在周围拉上电网，配上保安人员和管教人员，成立了家“纠正错误公司”——实际上便是一座民间监狱，每接受政府给的一个犯人，他一天可赚6美元，现在里面已经关了1200名犯人……

    许多的公司雇员，中午都得吃饭，小公司却不会有自己的食堂，住店的旅客也需餐饮，可旅馆里尚没有配套的餐饮。此外，如同得州的牛仔从来对西装革履的“奶油小生”们嗤之以鼻，你对只能一辈子拥挤在中国城的华人，还有那些在大城市里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抱怨起美国社会给了他们天大不公的国内来的博士、硕士，也不以为然。你以为既然到了这块土地上，就要和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像种子一样去开花结果。

    妻子被你说服了，一家人到了离达拉斯两个小时车程的MINERALWELL市。在一家旅馆的附近，你按自己的设想，开了一家餐馆。开业的第三天，生意就上去了，此后每天中午都有100多号顾客来用餐，那一个多钟头忙得像开水浇了的蚁穴。想到住店的旅客，又开出了美式早点。晚餐来的人少了些，在自助餐外，加设了点菜。在国内当餐馆老板，给人的印象是坐一边，喝喝茶，抽支烟，是女人便剥盘瓜子，只管收收银钱，或是来了熟客，递上去个商业化的烂漫笑容，大抵其他的一切，都雇人给干了。你当老板，厨房里的活没有不会。在得州，家家户户都有枪，你也有一个发出一片烤蓝光泽的枪柜。你像会玩枪一样地玩会了红案、白案、中式、美式，倘若你玩不成它们，大厨们就要玩你。

    很长时间，你自己顶了一个大厨用，店里本来有两个大厨，其中一个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每月要付他2000元，你辞了他，自己来做，便等于店里每月多赚了2000元。等妻子渐渐地熟了，她也进了厨房，你在采买之外，又兼跑堂。夫妻俩从上午9时开店门，一直干到晚上9时，天天亦然，四季亦然。除了圣诞节时给自己放几天假，平常时节想一家人去哪里玩几天，都觉得被抽去了肋骨般的心痛。在美国，你们能真切地感知，那绿花花的钞票上，一面印着华盛顿、林肯等伟人的头像，一面印着的其实就是时间……

    有一年，你的岳母来美探亲，店里离不开人，你一个人去机场接来岳母后，她急于要见女儿，车子便径直开来了店里。岳母走进店堂，店堂里没有。走进厨房，这里也不见，只有两个大厨在灶台前忙着，岳母一脸茫然，正欲退出，女儿转过身，到案台上取配料。昔日的披肩长发，铰成了一副运动员式的短发，额头、鼻翼间汗光津津，眼圈有些红，不知是睡眠不足，还是油烟给熏的。身上系着一件围裙，手快、脚快，恍若哪吒踩在一对风火轮上……女儿看到了母亲，响亮地喊着：“妈妈，妈妈。”却一下过不来，至少得将这锅菜炒完。母亲点点头，顿时，泪水刷地一下涌出了眼帘。

    虽然像许多在海外的中国儿女们一样，向家里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她还是能想象到，女儿一家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创下一片家业的艰难，她却决没有料到是在这样一个场景和女儿见面的。那在巨大的一排抽风机下劳作的女子，只能让她想起“文革”前后，很是在宣传机器上红过一阵子的李素文、尉凤英、郭凤莲，却很难和自己的女儿联系起来。她是京城一家颇有影响的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耳濡目染之下，女儿从小就想当一个作家，参加工作后也在一家杂志做编辑。编稿之余，写了不少不求发表、只求寄托自己精神与审美情趣的散文……

    不仅仅为着洗刷自己似乎虐待了妻子的嫌疑，从岳母的那两行清泪上，你感叹起中国人呵，即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看待不少事情上，竟也蒙上了一层云翳。得揭去这层云翳，你为岳母办起了一个流动的“扫盲班”，那A、B、C字母，便是你的一个个美国朋友——

    威尔逊先生，原是小城医院里X光科的医生，太太则是医院里的护士。按收入，两口子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了。他业余喜欢搞机械，学会了维修洗衣机，有一天，他听说街上的一家洗衣店因设备破损严重，经营不下去，想卖掉。他便接了过来，一一修好那些投币式的商用洗衣机，又在里面卖吃的、喝的和日用品，添了不少书报和玩具，一下吸引了几千居民来此洗衣服。这时年仅40岁的他，便把医院里的工作给辞了，全心全意经营起这个店，你常在银行里碰到他，每天下午，他都得带一大堆硬币去银行里存起来。

    此后，他又将附近的一个小城的洗衣店也盘了下来，并将目光盯去了餐馆里的抹布、台布和餐巾，乃至墩布。这些东西，各家餐馆的需求量都很大，尽管便宜，用了一次便扔掉，毕竟有些心痛。他买了一大批新的，先给换上，然后将旧的全拖回去，用专业设备和药水去洗。洗过了，台布、餐布洁白如新，墩布送去检测，里面没有任何细菌，绝对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利润自然是蝇头绿豆，洗一条抹布，赚8分钱，一把墩布，也只能赚3角6分。因为他和太太都亲自动手，省了不少人工，成本降了下来，多少年里他的价格不动，始终铁了心的在分毫的利润里做大自己的生意。你这个餐馆算是中型的，一年付他的洗涤费是2000多元，而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发展到了附近几个小城的130多家餐馆，光是开车送货、取货，威尔逊先生每个星期便得马不停蹄地跑上3天。

    丹奎尔先生，原是军队里的会计师。按照美国法律，服兵役20年后，便可退伍回家，在军队里挣多少钱，政府每月还给多少钱。除了打猎、钓鱼，他终身什么都不用做了，他一双手却闲不住。每日开着一辆小货车出门，车上放着各种清洗剂，一台具有高速蒸气喷头的机器，去各个公司、政府部门去洗那些林林总总的地毯。过去专业公司上门清洗时，倘若每小时收费60元，他便开价55元，对方见价钱便宜，清洗的质量也毫不逊色，便索性每年固定开出一笔费用，全部的地毯都包给他洗了。那给白领职员们在办公室、走道里踩起来松软无声的硕大地毯，他要了；那摆在餐馆门口、晴天雨天给千人踩、万人踏，板结得似块橡树皮的小地毯，他也不放过。你的餐馆离他家有30英里，他依旧追了来，你们便是这样认识的。你看着他那认真干活的劲头，在得州夏日的酷暑里，汗水蚯蚓一样在脸上扭动，身上是一件油渍斑斑的T恤，裸露在外面的一双瘦长胳膊，被烤得像两条颀长的法式面包……

    当你得知丹奎尔先生参加过越战，退伍前军衔已经是上校时，你不能不涌起几分敬意。在国内，你看过一些资格并不太老的老干部，退休后那脾气大得让老干部管理处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着……他却这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一洗洗了17年，在不起眼的地毯上，洗出了一片新天地——现在他买了一个有几千英亩土地的牧场，养了几百头牛，在花木掩映的小山岗上，盖了两幢西班牙式的房子，旁边耸了一个像是哨所的小木屋，据此眺望，整个牧场尽收眼底，在黎明和落日时分，他能打到潜来牧场觅食、喝水的野鹿。他给了你一把牧场大门的钥匙，欢迎你随时进来，自己登上小木屋狩猎……

    在得州，一个马路边随随便便开着加油站的老板，可能就是一位百万富翁。一个市长、警察局长，未上任之前，可能就是一位医生、中学教师，或者是律师。即便真成了社会名人，如奥斯汀的一位女作家，写出了一系列以狗为主人公的童话作品，被称为最受美国孩子们欢迎的大人，去年仅版税收入就超过100万元，她也有一个6000英亩的牧场，她总是在伺候好了牛之后，才进书房去“伺候”那些狗……人们不管你干些什么，只要你在所从事的行当里，为社会提供了方便，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了体面的生活，人们就感佩和承认你的成功。

    人们没有地位差别的观念。选上了市长，或许他的收入尚不及他当一名医生，他是完全冲着为社会尽公责的理念走进市政府的，他便能货真价实地要求全体属员将“让纳税人满意，是我们的全部职责”这句话，不但贴在每间办公室门口，也铭刻在每个人心上。你为餐馆开业的事，去过市政府，一个上午便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因为从此你将给这个小城纳税，并为它解决了几个就业岗位，你所遇到的官员都对你满怀感激之情。选上了警察局长，因为和军队的优厚福利一样，警察只需干满了15年，国家就要管他一辈子，局长的待遇自然更高，可他也不能颐指气使，大盖帽两头翘。隔三岔五，他会到店里吃饭，顺便问一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他像任何一位顾客一样，静悄悄地吃完，静悄悄地付账。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除非这太平日子过腻了，想去监狱里换个活法，你才会想起给他送个红包……

    一个在仕途上没有终身制、职业上多元化的社会，一个不是由政府凌驾于个人之上、而是由纳税人制约政府的社会，上上下下都有一种不因职业与职务而改变的平民意识，便是很自然的了。

    岳母在这个“扫盲班”里进步很快，她终于明白了女儿的那句话“我们今日进厨房，是为了明天我们早点走出厨房”，除了显示一个梦，一个并不遥远的梦——一个跑着几匹美丽的小马、有着一条银笛似的小河的农场，一辆能走遍美国名山大川的流动之家；更传递出一种人生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嬗变。她惊异于过去在国内看到的书报上，美国人多沉溺于享乐主义，男人野心勃勃，尔虞我诈；女人无病呻吟，摩登放荡。与她耳闻目睹的得州人蚂蚁啃骨头般的求实精神，以及由人人几乎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所沟通起来的和谐世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她还神思邈远，因为编过一部关于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她感慨于你这番“洋插队”，将当年老人家为千万知识青年题词以壮行色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践在了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在看似有几分喜剧色彩之后，是不是也深藏几分悲剧因素？

    你已经没有兴趣与岳母讨论这个问题。“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风物长宜放远量”。在小城人们的目光里，已经很难使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了。你不愿开小车，尤其是日本的小车，钻进钻出，缩手缩脚，视线也不开阔，你开一辆有6个缸的FORD客货两用车，高高大大，宽宽敞敞，一踩油门，便如当年的牛仔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而得州的男人对此多半都有同感。与你餐馆隔着一个门，就是一个酒吧，有时晚上下了班，你会进去，要一小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或是朗姆酒，一边听着苍凉而又豪迈的西部早期歌曲，一边和熟人、朋友们聊天，内容五花八门：从狩猎、钓鱼，昨晚谁开车撞死了一头过公路的鹿，到哪里有一片要卖的地产，小城里新近开的一家鸵鸟肉公司，这个周末为一位患了直肠癌的3个孩子的母亲，举办一个募捐Party……

    倘若查理夹着根台球杆进了酒吧，你便在劫难逃了，众人一阵起哄，簇拥你走去球台，他一扇门板似的候在那里，笑嘻嘻地等着你去开局。这位五十几岁的黑人，是个汽车喷漆工，有4个孩子，拖家带口没别的什么嗜好，就是打得一手好台球，曾获小城台球大赛的冠军。他之所以套牢你不放，就因为屡屡败在他杆下的你，竞获得了那次大赛的头奖——400元。此外，君子输分不输人，你每输他一局，便按老规矩奉上5元，从不打白条。

    你的确成了一个得州化的美国人，像所有的得州人一样热爱脚下的这块土地与民风。它盛产花生、棉花、牛，以及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最富庶的州之一，它无际草原上的野鹿与它无垠沙漠上的响尾蛇，同样著名。在得州，人们只要出来买东西，一买就是一卡车，倘若让他们看见上海人买肉，二两一买，广州人买鱼，只买一段，真会以为走进小人国里了。人们什么都要最大号的，如果是进面包店，说的是要TXSESIZE，那便是在要分量最重的面包。如果是去冲洗照片，说的是要TXSESIZE，那便是要洗印远大于一般尺寸的照片……以至于TXSESIZE，在美国成了一个几乎人人都可意会的量词，即最大规格的。

    牛仔，是得州的一种时尚。当年的牛仔们，将成千上万头牛群，从南边赶到北边，从西边赶到东边，鹫鹰旋着大漠上的沙暴，美洲豹斑斓地展开山林里的阴谋。沿途上风餐露宿，警觉如星，快了不行，否则掉膘太厉害，慢了也不行，那又赶不上好的季节，只能富有高超技巧地边赶边放，时刻准备从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牛仔，为初挂历史枝头的美国，注入了第一脉艳红的果浆……

    当铁路伸展到了西部，随跑马圈地，铁丝网与木栅栏划出了一片片牧场、农场，一个牛仔时代便结束了，得州在日新月异地现代化起来。但牛仔的那种无畏侠义、经得住摔打的精神，自由与豪放的性格，至今仍受到得州人们的崇拜。你看到，在小城里，人们仍以一身牛仔装束为荣，即便是图书馆长，或是一名警察，家里虽有大片的牧场，却早已不靠牧场生活了，可下了班，还是要穿得和牛仔一样……

    你告诉岳母这样一件事情，你说这是来美国后最令你感动的一件事情——

    有位名叫戴维克的建筑包工头，领着七八个伙计在小城，和一家被日本人买下的公司签约了一项工程。他们住在旅馆，一天三餐便在你这里。一天，你们聊了起来，戴维克问起你来美国后的经历，你告诉他：先是一边读语言学校，一边打了3份工，随后干了一段期货，最后战略转移来了小城开餐馆，未来的理想是拥有一片自己的农场，携妻子和女儿走遍美国。他由衷地赞叹：“我明白了，所以现在你才这样玩命地干。说实话，在美国我可以云游四方，可要我一个人去中国闯荡，我真不敢去。其实，你就是一个牛仔，一个来自中国的牛仔！”

    他颇为激动地站起来，将头上的牛仔帽摘下来，放到你手里：“我这顶帽子，随我跑遍了大半个美国，现在按得州传统，我送给你，这表示我们接纳你为牛仔中的一员……”

    你走去客厅枪柜边的一个柜子，打开它，下面放着一双擦得雪亮的马靴，高高的靴帮是牛皮做的，靴面则是极珍贵的象耳朵皮。中间是几个牛仔腰带的带扣，宽宽地顶在腰部，让腰板直挺起来，也减去人在马上的晃动。其中最耀眼的一块，是用蒙他那州的纯银制成，四角镶嵌了玛瑙红的宝石，中间则镌刻有得州的地图，配以TXSE的字样。上面一层，便是那顶皮帽了，你脸上满是恭敬之情地取下来，年深月久，风吹日晒，那帽顶和周边的帽檐均有些变色了，但翻转过来一看，内沿上以金丝线织就的“10X”字样，尚光亮如初。牛仔的皮帽分10个等级，X越多，价钱就越贵，得州的男人们常在一起比较帽子，而10X级别的，最贵一顶可卖到1300元。

    你告诉岳母，在退休之后，你要写一本题目为《中国牛仔》的书。你萌生写这本书的最初冲动，是在戴维克送了你帽子的第二天，恰恰看了妻子去店里租来的录像带《新大陆》。在当天的日记里，你写道：

    来美近10年，先后看了3部国内拍的以留学生生活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先有《樱花梦》，后有《北京人在纽约》，现在又有了《新大陆》。这三部剧，像是在一条苦难、阴霾的跑道上进行着的接力赛，主人公们来美国好像不是自己情切切，如大海里已经看到了长江口的一条淡水鱼，而是一支被美国征召来的劳务输出大军，有干不完的活，遭不完的罪，几乎都曾为国格受辱而面有愠色，为人格遭贬而心有不平。那发达国家发达的一切，文明国度文明的一切，仿佛只是对其本国人民才有实际的意义，而对于像“民工潮”般涌进来的他们，新大陆则显得无情无义。倘若美国真如此，不用移民局轰，中国人早就该卷铺盖回来了……

    最不该诉苦的人诉苦。最不该抱怨的人抱怨。最不该骂街的人骂街。

    刚来乍到，邱先生就告诉我，这趟你来得州，我要安排你钓一次鱼。我说，我不会钓鱼。他说，在这里钓鱼，没有什么会不会的。

    这日下午5点，他把餐馆里的活都交给了妻子，我们一起上了他那辆FORD，后面的拖车上挂着一条蓝白两色相间的游艇。气温达到了华氏105度，摄氏该靠着40度了。车窗外，西斜的太阳依然亮得似一摊刚出炉的铁汁，令人不敢猝视。公路上，氤氲着冉冉踱步的热气。车内开足了冷气，我义感到有些凉意，他稍稍摇下一些车窗，笑着说：“得州人热也热得，冷也冷得，看这一点，你就长住不了得州。”

    几乎所有与我们同一个方向跑的车子，后面都挂着大小不一的游艇，今天是周末，天气义热，达拉斯市内十室九空，不少家庭都涌来了这里。有的车根本不关窗，在我们车旁倏忽而过时，传来了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间或，还有分贝极高的摇滚，擂鼓似的撼痛了我的耳膜，开这车的人，不看便知是十八九岁的青年……

    突然，所有的车子都一辆接一辆地停了下来，消失了一切音响与声响。人们各自端坐在车里，刚刚生动而义丰富的种种表情，骤然被统一的两个字所代替——肃穆。我以为莫不是前面出了车祸，警察已经赶来了现场？一看，又不像，不见警车，只见一个十字路口上，无论哪个方向的来车，均远远地退在一边，唯有一个以轿车、面包车为主的车队，均亮起左侧的尾灯，缓缓地驶去右侧的一条道上，这道路的前方，是一座被森林覆盖了的山丘。他说，这是一个出殡的车队，沿途的人们以这种停车的方式，来表达对逝者的尊敬……

    不知这湖为何有个这样的名字——鼹鼠王朝？据说，它是得州境内的第三大湖，湖面浩淼而又舒展，湖水澄澈而又温润。船舷溅起来的水珠，碰到手臂上有触到了凝脂的感觉。湖中，纵横起上百条雪浪，浪头上便是高翘的船舷，人们或是开着快艇冲浪，或是在价值十几万、上百万元的大船上，曼舞轻歌，像是在开Party。四周星星点点不动的，便都是在钓鱼了。这个湖里，以鲈鱼为最多。怪不得无所谓会不会了，很多的游艇上，在前甲板上都装了台声纳器，它小小的液品屏幕上，能显示船所经的水深、湖底的地貌，倘若有鱼经过，便有鱼的游向及离船的高度。你只要悠哉悠哉地坐在船头的靠椅上，按这个高度放下杆线，大抵鱼就要咬钩了。他见我有些猴急，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劝道：“得等到8点半钟，那时太阳快落了，鱼儿成群地往港湾走，咱们先抽支烟。”

    淡蓝的烟雾，水母般的在身边浮动，听着，听着，像是被谁在这雾中施了什么魔法，我颇有些怔怔的：

    在得州，钓鱼和狩猎，除了得有执照，还得上税。钓鱼一年得交十几元钱，钓到的若是鲈鱼，每次可钓5条，但必须在18英寸以上，比这小的需放回湖里。钓到的若是桂鱼，每次可钓10条，尺寸得在10英寸以上。打野鸭，交了州税外，还得交联邦税，因为这鸭子有可能是从外州飞来的。打鹿，交的税更多，并不是交了税又有执照，便能随心所欲，数目按生物链和谐配置的标准，每年的规定各有不同。打鹿的季节与时间也有规定，让你春季打，你就不能秋季打。让你在太阳升起前一个小时和下山后一个小时打，你就不能白日和半夜里打。再有一条，像是无微不至的上帝加上的，打野鸭和野兔，只能用小口径的枪，打鹿则必需用大口径的。最好你能一枪毙命，不要几枪下来，这野物还是满处翻滚，血污狼藉，惨不忍睹……政府则用这笔税金，完全投入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研究。

    美丽而义丰饶的得克萨斯州呵，你还有什么未能保护呢？

    你的牛仔精神薪火传播，被一代代的延续下来。你草坡上的每一头飞鹿，河流里的每一条鲈鱼，都在野生动物保护警察的雷达与电脑的掌握之中。你的大地下储藏着无边的石油、天然气，你却极少去触动它们，和美国的所有州一样，在那河网血脉般密布的汽车加油站里，汩汩奔湍的汽油均来自于中东的原油，你让它们静静地做着下个世纪中叶喷发的美梦；在几近口头禅的TXSESIZE声中，你每天都在消耗小山似的纸张，但这无损于你怀抱里每一座葳蕤的原始森林。从餐厅、卫生问，到厨房、办公室、汽车里，随时随手就能扯下的一团团纸张，多半产自于东南亚的纸浆……

    面对未来，你的目光不可谓不远大。面对全球，你的胸襟又难称之为豁达。但是，你几乎保护了一切，你就几乎拥有了一切。无怪乎，你只有几万人的一个小城，它所拥有的Mall（大型购物中心）、SuperMarket（超级市场），即便让来自于中国的大都会、已经见多识广的市民们见了，也会一阵吃惊！

    “快收线，鱼已经咬钩了！”他催促道，我一下回过神，猛一收线、提杆，身子一个趔趄，几乎跌落在满湖的落霞里。钓上来的真是一条肥大的鲈鱼，不知怎的，在脑海深处，同时也钓起一句台词，在国内我也看过《新大陆》，一个叫江建国的男主人公，说过一句话：别看老美牛，20年后，他们都会争先拿中国的绿卡。这话，当时真让我心热良久……

    三难题留给了中国

    5月18日-5月22日于纽约市，采访对象孙先生，33岁，1990年由湖北来美，现持绿卡，1997年将入美国籍。在美国，当然存在着种族歧视，我可以给你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我们一家3口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中华瑰宝展”，这个展览汇集了452件中华文物精品，是从台湾故宫博物院64万余件文物中挑选出来的珍藏，可谓件件瑰丽绝伦，价值连城，连几十年来深居简出、栖身于长岛的宋美龄老夫人也来看了。打开幕之日起，天天观者如潮，观众里西人很多，其次便是华人，他们大多带了孩子来，想必和我们带海通来的想法一样，得让打落地便长在美国的这些孩子知道：曾把米字旗插遍世界的大英帝国，不过百年昌盛，已成过眼云烟。永不落的星条旗，虽然雄视寰宇，迄今只是飘扬了200来年。而我中华悠悠5000载，独得上天之钟爱，大地之垂青，曾千年以上踞世界各国之巅。“天朝大国”，便是那时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万邦来朝”的金銮殿上，即开起了那时的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大会……

    堂堂中华，有过何等的风流潇洒，何等的气宇轩昂！

    耳边，还回响着博物馆里西人不绝于口的赞美，胸间正溢满如是的情怀，我们在中午走进了第五大道上一家意大利餐馆。许是因为这里离博物馆较近，来此就餐的华人也不少。找了一张台子坐下，随便点了几个菜，海通似乎没有不喜欢的。兴致不减的雪诗说：“你们大陆真得好好感谢我们台湾……”我一下反应不过来：“你说什么呀？”

    “说什么，这几十万件稀世珍宝，要是留在大陆，还能等到今天来美国光宗耀祖？”

    我正要反驳她，她朝里移动了一下身子，像是要给什么人让座。

    台前站着一个中年白人妇女，手里牵着个三四岁的女孩。女孩已经在雪诗让出的椅子上坐下，那妇女却站着，眼睛四下扫了一遍后，拉起女儿的手：“走，我们不到这一家，你看看，这些外国人把我们的位子都给占了……”

    雪诗的脸一下由白转红，她拿起身边的包追了过去，拉住那人：“你必须向我们道歉！”

    雪诗指着一大圈华人，他们也都停下手里的叉子、勺子，一齐望着她和那个白人妇女。后者有些吃惊：“我干什么了？”“你刚才说，这些外国人把我们位子都给占了，你凭什么讲我们都是外国人？”雪诗打开包，将她和海通的美国护照在那女人的面前晃了晃：你是不是看非白种人的面孔，在美国都是外国人？

    白人妇女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我以为……你们是……旅游者。”

    雪诗不依不饶：“旅游者又怎么了，只要是合法手续进的美国，在美国境内使的都是美元，他先进去的餐厅，你来晚了没有座位，你就得站一边等着！”

    旁边，开始有华人顾客讲话了：“什么以为是旅游者，她这是在撒谎，她就是从骨子里歧视美国亚裔公民。她还活在60年代，想着一切以白人为中心哩！她不道歉，我们去找个警察来，告她种族歧视……”

    白人妇女肩头微颠，脸色一下蜡黄起来。在当今的美国，谁被诉之以种族歧视，虽然不像杀人、抢劫一样，马上逮你进监狱，却像在国内某人若被定性为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在求职、仕途、人际关系等诸多事情上，马上便有严重的麻烦接踵而来。即便权位之高如克林顿总统，当辛普森一案被宣判无罪，因明显宣泄有种族情绪而导致全美非黑人社会普遍大哗，在一方的欢欣、雀跃和另一方的失望、乃至痛苦里，他也只能勉为其难的走起钢丝，发表声明说：我尊重司法的决定，并希望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司法制度不必过于悲观……

    那白人妇女忙不迭地向雪诗，也向众华人顾客点起了头，宛如一只正啄米的母鸡：“I"msorr，I"msorr——”

    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作为奴隶制和奴隶主政治权力的产物，白人歧视、压迫黑人这段血腥的历史，早已举世皆知。这段历史并没有随林肯所签署的《解放宣言》而画上句号，在这100年之后，即本世纪60年代，对美国广大的黑人来说，仍是一个梦魇的岁月。在南方各州，黑人区不过是贫民窟的代名词，黑人的基本流动方式，只是从一处较小的黑人区迁到一处较大的黑人区去。黑人子女不能同白人上一所学校，黑人上公车只能坐在后排座位……

    一位黑人妇女突然下定决心向种族歧视挑战，她上了公车即坐在前排不动，司机拒绝开车，又招来警察强行架走她。这个冲突，点燃了黑白之间长期压抑的低气压，黑人聚众推翻公车，纵火焚烧，警察出动镇压，种族冲突迅速蔓延到南方各州。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是那段狂飙岁月里时势塑造的英雄，他去各州演讲，鼓吹种族平等平权。我曾看过一部介绍他生平的纪录片，他在一次演讲中，以极冷静又极具煽动力的口气说：“他们不准我们像白人一样的乘坐公车，我们就烧掉公车！”

    在他及同时期的其他民权领袖的造势串联下，1963年8月28日，载运游行群众的巴士，从全国各地涌向华盛顿特区，包括黑人、也包括白人在内的逾20万美国人，聚集于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林荫道上，以和平集会方式为全体人民同享公正举行示威。在此，小马丁·路德·金，做了一个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他指着纪念堂大厅里的林肯座像，语调铿锵地说：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到我国首都是为着兑现支票，向这个国家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创建者们兑现一张支票。他们说，美国是一个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但美国没有承兑这一神圣的契约，而是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该支票被写上“存款不足”而退回。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所以我们来此兑现支票——这支票将按要求给予我们自由的财富和公正的保障……

    正是这一次盛大的和平示威，终于结束了美国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并使得这篇《我有一个梦》的演说词，迅速进入了美国语言和全民意识。此后，为着黑人在这个国家的繁荣过程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在很多白人的潜意识里，都隐约藏着一种对黑人的负疚感，对于“种族歧视”一词，更是如对艾滋病毒一样，唯恐避之不及。

    刚才的那个白人中年妇女，向雪诗他们道歉时，像一只正啄米的母鸡，而当今一些美国的政客，听上去便像是一只母鸡下蛋后在愤怒地咯咯啼叫。他们几乎每年都要指控他国违反人权，动辄指教他国必须改善人权状况，他们却很少去想一想，不过是在30多年以前，在这片历来被塑造成的“勇者的家乡、自由的土地”上，还存在着法制化的种族隔离条款，严格限制黑人居住、工作、乘坐舟车的行动自由；就在小马丁·路德·金的铿锵语调，激越得长空电光闪闪，美国历史的子宫里又要有一次壮丽的分娩时，国会山的一些议员们，还在把洋葱头似的圆润脑袋夹进裤裆里，拒绝通过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平权法案》……

    倘若他们这样想了，而且他们的愤怒又不是一种策略、一个伎俩，而类似于当年中国红卫兵们的一份真诚与激情，他们就能明白，不可能通过一次心脏移植手术，便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容忍一段历史进程，而这段艰难的进程，在美国则耗费了近200年内黑人的苦难与血泪。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被歧视的种族，它身上的锁链并不是全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自身。当它的意志与力量，如举重运动员饱满雄健的肌肉绽起了，这锁链也就砰然落地了。在美国早期，爱尔兰人也饱经屈辱。连接东西部的大铁路的劳工，主要是华人和爱尔兰人，前者由西部往东部修，后者由东部往西部修。如果说来自于英格兰、苏格兰地区、信奉基督教的英国移民，是“上海人”的话；那么，来自爱尔兰、多信奉天主教的移民，则被“上海人”视之如“苏北人”。在欧洲移民最先到达的波士顿地区，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均被“上海人”所把持，除了体力活外，“苏北人”难以申请到其他工作。

    爱尔兰人从造就自己的第一个社区开始，从培养自己的第一个代言人做起，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相互提携，终于在一个世纪后，改写了波士顿的历史。自视“正宗”的英国人，犹如一条巨大的鲨鱼鱼骨，在民意之浪的热吻下，被吻上了权力之外的海滩。打从20世纪20年代起，除了有两年为一名意大利人担任市长，波士顿市长的职位一直稳操在爱尔兰人之手，大的商业机构亦控制在爱尔兰人的股掌间，凡在波士顿学院毕业的爱尔兰子弟，在波士顿的第一流公司里工作，便成了题中之义。这个被改写了的历史最辉煌的一笔是，1960年，白宫住进了第一位爱尔兰后裔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

    日本移民也遭受过不平等待遇，其最惨淡的日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担心他们替日本从事谍报工作，有超过10000名的日裔美国人遭到了拘禁。然而今天在日本移民的主要聚集地——夏威夷，除了州长让当地土著人当着意思、意思外，其他的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官员，大多让日本人拿去了。倘若什么时候，你有机会去这个极具热带风情的岛上转转，你就会感叹，好像一只刚刚从丛林落叶里钻出来的、每一片鳞甲下均是各色小虫的穿山甲，这个岛上的一幢幢高楼、一片片海滩，已经没有多少不是属于日本人的了，他们之中既有归化了美国的日本人，也有仍在太阳旗下的日本人。这只默默无声、只管开掘的“穿山甲”，如今已稳稳地坐在了旅游业——该岛的经济命脉上……

    一个种族，虽不足以表现自身的意志与力量，可因为人口众多，在美国这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里日子也会相对好过些。得克萨斯州，原是墨西哥的领土，它是由美国的开拓者到达这里以后，又反叛墨西哥当局，于1836年宣布成立的一个州。历史因素之外，近10年间，又从墨西哥跑过来400万合法、非法移民。今天，西班牙语俨然成了得州的第二官方语言，对英语一字不识的墨西哥人，在这里一样得其所哉，乐其所哉。从处理各种事务、税务，到看病、交水电费，政府各部门、社会各机构，均有懂西班牙语的工作人员接待，即便是打一个电话，电话公司也设立了西班牙语的总机。

    一个相反的个例是，前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佛罗里达州政府最近宣布：有鉴于空心菜生长迅速，根系蔓延四窜，可能堵塞下水道，为此所有在该州境内种植的空心菜，必须于6月前销毁，不得再种植。空心菜是美国华人常吃的一种蔬菜，也是美国的中餐馆里常见的一道菜肴。佛罗里达州政府的一纸禁令，将迫使当地华人及中国餐馆购买外州种植的空心菜，或是从此在记忆里抹去此菜。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容忍了多少光怪陆离和全美最高犯罪率的该州，竟然容忍不了一把小小的空心菜！这绝对反映出的是一种狗眼看人低的心态，该州有大批的古巴后裔居民，如果空心菜是他们的盘中餐，我怀疑历来凡涉及古巴人的事务，总是顾忌三分的该州政府，还能不能如此禁令果决？

    对于这种狗眼看人低的心态，在我所认识的华人里，似乎还没有谁比雪诗表现得更敏感，反应得更强烈。

    雪诗在华尔街上美国一家历史最悠久、规模也最大的财务投资公司里，担任财务投资顾问。她的工作需要及时了解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各方面信息，我们家长年订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世界日报》等多种中英文报纸。我只是随便翻翻，报纸上时有纽约和其他城市的华人区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的报道，读多了，我并不会面潮耳热。过去打工时，我一天要跑两趟纽约中国城，满城吃的、喝的、玩的、穿的、戴的……可谓无时不有，无奇不有。倘若你想找一家电脑商店，或是一家高品味的书店，便如同要在密西西比河里抓一条中华鲟一样困难，给你视网膜与耳膜强刺激的，既有金银玉器的流光溢彩，也有酒池肉林中的喧嚣与纷乱，对于后者，一位名叫严歌苓、定居美国的中国作家，在一篇小说里如是写道：

    麻色里淌出干海蛎，蛎肉铺成路，堆成山，肥腻的腥气，肉山肉海。淫邪的浓腥，整个空间成了块穿不出、渗不进的瘟臭的障幕，谁感叹一声，中国佬竟敢吃这样的糟粕！他实际上在感叹：能吃这样糟粕的人就能吃掉一切，能吃这样糟粕的人就能赖以万物去繁衍壮大，能吃这样糟粕的人，恐怕难以灭绝……

    这段文字，是雪诗特地画出来给我看的。她说：大概中国人当今最著称于世的，便是这张阔大似海、无往不前的嘴了！除了台湾来了朋友和同学，得陪着去中国城转转外，她自己能不去，便尽量少去。因此，对于一个五十几岁、名叫哈里逊的老太太的一番言论，我也就没有太在意。这番言论见之于3月末的《纽约时报》上，该报记者就纽约市法拉盛地区的社会风气问题，采访了这个老太太。法拉盛是以华裔为主的亚裔新移民的聚集地，这几年渐渐形成了一座新的中国城。身为该地区选…的市议员哈里逊，在采访中指责亚裔居民带着大笔金钱“入侵法拉盛”，从事非法勾当，无法与主流社区融合。她还讥讽亚裔居民所带来的生活习惯及其从事的某些职业，诸如，在法拉盛，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家美容院的话，我还会以为是进了妓院……

    雪诗是当天晚上10点以后，才看到这张报纸的。她能够在9点多回家，便算是正常的了，下班以后，她得和一些客户通报他们的财务收支情况，还得看大量的报告，以确定次日的投资策略。这些报告有多半出自于她公司里的100多位股市、期货、债券分析家手里，还有一些出自于华尔街上其他的金融、证券公司，这些公司间定有共享资讯资源的协议。她看着，看着，两条柳叶眉渐渐地团了起来，一向清朗得从来给客户以可信任之感的脸庞上，升起了一股罕见的倨傲之色。我以为她是想到什么事情不开心了，还没有意识到是这条报道成了她的眼中钉，她叫我过去，指着这条报道说：“你看看，这个老巫婆说了些什么呀？”

    我笑了：“这事呀，我还以为是我人民解放军打过了台湾海峡哩。让她说去吧，政客们不都是能将水说成点得灯着？何况法拉盛的华人，确也有可挑剔之处……”

    打结婚之日起，因分别来自隔离、隔膜太久太深的两岸，两人少不了有些磨擦。可这些磨擦，大体上还未能脱出贫嘴的范围，现在她真是肝火大恸了：

    “要挑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挑剔！不知是你这样，还是大陆人都这样，一回回子虚乌有的路线斗争，搞得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你们却跟着起哄、折腾；现在，真算得上是‘路线斗争’了，你却一锥子扎下去，皮厚得流不出一滴血。今天由着这老巫婆恶意贬损，明天就会有更多的政客，对更多地方的华人信口雌黄，这样下去，150多年以来，华人在美国到底是有功了，还是有罪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一看气氛不对，我赶紧插科打诨：“你得给我平反昭雪，我可没参加什么路线斗争，1976年最后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才13岁……”

    “13岁怎么了，13岁也可以是个红小兵。”

    “太太，你真是把你老公的经历给看透了……”

    “真看透了，我就不会稀里糊涂地嫁给你这个共产党员，否则打死我，我也不干！”

    “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不是把你这个小‘国民党’伺候得好好的吗？”

    雪诗的神情缓和了下来，餐厅的一侧便是厨房，我进厨房，想在微波炉里给她热晚餐。先不要热，现在我还不想吃。说完，她去了客厅打电话。

    她的客户以华裔为主，有一些是大纽约地区华界的成功人士，她约了十几个人星期天上午去中华商会碰头。那天上午，带着海通，我也去了，发现来的人里，老移民少，这十几年里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多；而在新移民里，来自台湾的多，来自大陆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中央某部在纽约办的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位是纽约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未等雪诗开场白讲完，坐我怀里的海通就耐不住了，嚷着要去中央公园里玩。雪诗瞟了我一眼，未等她再瞟第二眼，我带着孩子走了……

    此后，雪诗又忙了几个周末，我干脆做了家庭妇男，陪着孩子在家里玩。一次，她拿回来一份类似声明的文稿，要我给她看一看，我改动了几个地方，意思显得更简洁明了。这份文稿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发表在4月下旬的《纽约时报》和《世界日报》上，我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世界日报》，你可以看一看——

    亚裔联盟抗议哈里逊反亚裔言论集会

    1996年5月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于市政府公园

    在今年3月51日，市议员哈里逊利用周日《纽约时报》的首页，重复地攻击她选区内的亚裔，说他们是“走私罪犯及亚裔抢劫犯”、“压低了美国劳工工资的粗野商人及非法的外来者”、“说一些本地居民不明白的语言，出售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她说亚裔是入侵本地、永远不会被同化的“殖民者”。

    作为一个民选官员，哈里逊应该明白亚裔对法拉盛地区复苏的贡献。该区如今已成了纽约市的第四大商业区。她应该努力在选区内提倡各种族之间的和谐。她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却挑拨新归居民之间的团结，将亚裔移民当成代罪羔羊。她之所以这样对待亚裔，主要是因为亚裔不参加投票或目前未有投票资格。亚裔占整个纽约市人口7%至8%，我们对纽约市的贡献，就和哈里逊市议员的祖父母那一代欧洲移民对纽约市的贡献一样多。亚裔人士包括多个不同国籍的移民，他们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缅甸人、越南人、泰国人、菲律宾人、孟加拉人及马来西亚人等。我们希望和其他族裔的居民和谐地在纽约市生活。

    所有的亚裔人士，因为哈里逊的种族歧视言行感到被侮辱及愤怒，我们组成亚裔联盟进行抗议及游行。我们要使所有政府官员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攻击亚裔而不受惩罚。我们不再沉默，我们要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及地位。

    在5月2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我们将在市政府门前举行一个盛大的集会，30多个亚裔团体将联合进行抗议。中华商会呼吁所有餐馆工人和衣厂工人，停工参加示威活动，我们估计该示威活动将有大量群众参加，我们的要求是：哈里逊公开道歉；市议会通过一个决议指责类似哈里逊诋毁亚裔的言行；市议会采取更新并有步骤的行动去提倡种族和谐。欢迎所有抗议哈里逊言论的群众不分种族、宗教或政党来参加5月2日的集会。

    5月2日中午，有几千人参加了这次抗议集会，参加者中以华裔移民为主，还有韩裔、越裔、菲律宾裔、印度裔的移民。人们不分种族、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地走到了一起，并以商店、餐馆罢市一小时为配合，向所有具有反亚裔倾向的人士传达一个信息——亚裔移民已经不再沉默，我们将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平等地位和应享权益。此次声势颇为浩大的集会，还得到了部分白人的同情与响应，纽约市政府从副市长华盛顿以降，众多官员参加集会，纷纷赞扬法拉盛多元性的族裔和文化，肯定亚裔新移民的贡献，并宣布地区内绝不容许任何打击新移民的行为和言论。市审计长柯维西更谴责了哈里逊对亚裔的偏见，有如1963年民权运动前的三K党行为，他说自己好些日子不敢相信在1996年的纽约市，居然还能听到如此丑化亚裔的言论。

    几天后，哈里逊本人发表了深致悔歉的声明，她承认由于自己轻率的一番言论，让法拉盛地区勤奋工作、自尊自重的亚裔新移民们，形象上受到了侮辱，情感上受到了伤害。她又辩解说自己的第一个雇员就是中国人，她历来认为中国人肯干、能干，竭力不去触动那随时可能嗤嗤燃烧起来的“种族歧视”的引信……

    客观地说，我以为在美国存在着种族歧视，但这种现象远没有到令日月无光、山河变色的地步。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念博士时，我的一个老师是德国人，有一次下了课，一起随便聊天，他问我们几个来自亚洲、南美洲的学生：你们来美国，最少的也快一年了，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同学说民主，有同学说富有，也有的提到种族歧视。他当即对后者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大概就有多少个种族，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难免会有偏见。如果是将这100多个种族放到别的国家去，太概早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在美国，这方面虽有问题，但并不严重，相反，正形成了她文化上的巨大包容性。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人在骂美国，却又要跑到美国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这其中，也包括了你、我。

    作为当年自视优越、独步风云的日耳曼人的后裔，他能讲出这一番话来，自然不是无缘置喙。你就看看在当今的索马里、布隆迪，还有波黑地区，也就是几个种族，彼此间似乎积聚了上千年的仇恨，那种将孩子也炼成杀手的狂热，那股将公园也挖开来做战壕的血腥，早将这些国家的国土和人心，变成了一片片的焦炭与灰烬。我由此也联想到我的老家——福建省，在这个省里，有三种方言：闽南话，福州话，客家话。多少年里，持这三种方言的人们之间，也存在成见。还有在上海，国人尽知的江浙人瞧不起苏北人，住上只角的瞧不起住下只角的。当然，这些算不上是种族歧视，可咱们中国人，存不存在种族偏见呢？只要看看海外留学生们的某些心态，便能管中窥豹了：

    中国人找了中国人结婚，大家心顺气顺，熟人、朋友没有不去祝贺送礼的。如果是中国男人找了白人女人，大家便心粗气粗，好朋友们尽量要把那婚事给办得风光而又热烈。看人人脸上的那股神采飞扬劲儿，仿佛不是谁个人的一次婚礼，而是一回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式的集体出征。如果是同胞姐妹嫁给白人男子，我大学同班里就有一位，前几天她刚结的婚，众大老爷们便心态有点失衡了，像是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突然听到了一串荒腔走板；在令胃囊大振的宴席前，吃到了一粒臭不堪言的花生米。更严重的，那满脸的愤怒，让人以为是中国姑娘里出了川岛芳子。最后，大家的心情虽平和了下来，有人却是如此之平和的：她那么个摸遍全身、也摸不出女性特征的书虫，当年就是将刺刀架在哪个男生的脖子上，他也不会愿意和她犯一个生活错误。好啦，现在美国佬为我们班解决一个大难题了，否则作为同学，我们得好长时间心里不落忍，是不是？这位女同学本人，也一直不敢公开她和美国男朋友的关系，直到要结婚了，才不得不告诉我，要我转告在纽约地区的男同学们，她迟迟疑疑地问我：“你看他们……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尽管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结婚，这在美国早就不是新闻了，可现在我还没有听说有中国男子娶黑人女子的。倘若有一天真发生了这事，我想，那中国男子在结婚之前，起码被他的同胞们在心里给集体谋杀了三遍……

    别看雪诗是个“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人物，其实她对美国种族状况，比我体会要深。美国人里，虽有哈里逊这类大言不逊、还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物，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会去损伤他人的自尊。许多人的先辈正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或政治迫害，才踏上这块新大陆的，他们本人又从美国的历史中修来了一部真经，这真经即如托马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里所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有些人虽没有修到这部真经，在骨子里对你所属的种族或是原属的国家有看法，因而影响到了对你的看法，但他们的文明标准和法制观念，足以让他们将这看法锁在心里，极少在公开场合里表露出来。或许这看法，被加上了一把铁锁，永远暗无天日；或许，又如阳光下的巧克力，说化了，也就化了……在一个追求个人功利的社会里，人们对于个人价值的认同，远甚于对集体或是国家价值的认同。

    雪诗所在的公司，每年得招收一批雇员，名额是一州两名，再加上来自外国的，每批有120人。半年后首次考核，达不到标准的便淘汰，一般剩下五六十人。一年后又考核，剩下二三十人，到一年半后的考核，约剩下10个。今年是雪诗进这家公司的第三个年头了，当年和她一批进来的，只留下3个人。我去过她位于21层楼上的办公室，几次去，几次都见她旁边的办公桌上，又换了新面孔。在华尔街，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你能不能坐稳自己的那把椅子，只看你有多少客户，管理多少资产，在帮客户的同时也为公司赚了多少钱。只要你在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市场竞争中，能坐稳自己的这把椅子，公司就一定承认你，提携你，并给你相应体面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工资福利。

    我给雪诗开玩笑说：“看你在示威集会上那副慷慨激昂的模样，真以为你在美国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了，有几人能想到你这个黄脸的小女子，竟坐在华尔街的21层楼上，纵览世界风云，把握全球经济命脉？”

    她的回答是：“美国不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哈里逊的嗓门大，我们华人的嗓门，当然应该比她更大！”

    其实，有些现象的本质，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近年来，在美国社会的不少角落里都弥漫出一股反移民的情绪。所谓反移民的涵义，并不是要排斥已归化美国的新移民，而是主张在今后严格限制合法移民配额的同时，更要严厉打击企图入境或已经入境的非法移民。过去的美国，的确有些钟鸣鼎食、钱财泼天的劲头，一旦子女成了公民，父母便可以定居美国，倘若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还能领取社会福利津贴。一旦孩子生在了美国，孩子即刻是美国公民，不管其父母是合法、非法移民，只要在低收入生活线下；每个月均能享受500元以上的补助。对非法移民，合法入境的到期不走，大抵上无可奈何，没有劳工卡照样打工，总有公司愿意以低薪雇佣他们。偶尔被警察发现带上了法庭，交上保证金后，法院要他3个月后来听候审理，到了日子他早就消失于茫茫人海里……

    偷渡进来的，倘若走的是陆地，可以即刻遣返。但在毗邻墨西哥的1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那厚如飞蝗的偷渡者，多得让你警察没脾气。他们常常就坐在隔离墩上，一只脚在墨西哥，另一只脚放在美国。等你稍不留神，有人就潜进来了，你倘若在附近的商店里抓到了正在买烟的他，他可以潇洒地对老板交代：“这烟就放在你这里，我下午再来拿……”如果走的是海上，不能在美国的领海之内将其驱逐出去，得按美国的国内法律，将人蛇带上岸审理。这一审理便是一两年，住的是国内三星级宾馆的水准，花的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当然大部分人得打道回府，或转去他国，可也有这样的结果——几个福建的农民获得了政治庇护，理由是他们的老婆都怀上了第三胎。

    随着冷战结束，军事工业及其相关部门的萎缩，经济开始了滑坡。在苏联、东欧解体及海湾战争里声望如日升中天的布什，又很快被异常务实的美国人给抛弃去了得州的大草原上，只能以往日绚烂的记忆去祭奠今日无边的寂寞……美国终于发现自己并非侯门似海，有一并延揽天下穷亲戚的实力。蛋糕不见做大，分割它的刀叉却雨点似的袭来；车厢不见加宽，先上来者便总要对还堵在车门口的那道汗气蒸腾的肉墙，喊起“太挤”。白人喊了，华人也喊了，我就听过好些事业有成的华裔美国公民屡有烦言：凭什么要我们辛辛苦苦地养着他们？你按他的视线转去，十有八九，这他们便是他身边云一样游荡、生孩子如同鸡下蛋一般利索的黑人、墨西哥人……

    这股反移民的情绪，往往被沽名钓誉的政客们所利用，或是过分渲染，仿佛美国已是大厦将倾，自己则成了擎天一柱；或是偷梁换柱，以移民问题为拳坛打起党派之争，让在台上的左右不是，动辄得咎。即便如此，在这股情绪之外，还始终存在另外一种与此厘清的声音，拥有广泛影响的《读者文摘》，在今年5月号上发表了《移民神话》一文，内称：1993年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工程学博士，甚至有40%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些人是美国高科技的重要组成分子，也关系着美国的未来。许多公司说，如果没有新移民为他们工作，他们得把公司搬到海外去……

    其实，有些矛盾的源头，也并非种族偏见，而是相互之间文化与国情的隔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计划生育，绝大多数美国人肯定不会同意，在基督教、天主教的教规上都是禁止堕胎的。这些年屡屡有极端者，已经疯到若知道了哪个医生私下堕胎，便提枪扑上门去将其打死的程度。倘若听说了在第一胎之外，七八个月的肚子也得给打下来的有关中国的传闻，他们的反应只能是震惊与愤怒。

    只需到美国一些城市的动物坟场（PetCemetry）转上一圈，你便能理解他们的这份震惊与愤懑了：“这里埋葬了一个好男孩，他永远带给我们全家人快乐和怀念。”“姚丽丝，谢谢你带给妈咪令人难忘的13年，愿你在天国安息。”“虽然她只活了5个月，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爱她的爸爸、妈妈”……静静地细读那些关于狗、猫、马或山羊的碑文，欣赏着主人们细心设计的各种材料与造型的墓碑，股股温润而又博大的情感在你身边荡漾，你不禁有身在梦中的恍惚，因为那个没有一天不充满着罪恶和杀戮的世界，实在离你太远、太远……

    可只要美国人去了中国一趟，十有八九，他马上就能接受中国必须控制人口。但没有谁出得起这笔费用，让全体美国老百姓来中国，化解这宗教信仰与客观现实的尖锐冲突。仅仅是在不太遥远的1989年之前，了解小小越南的美国人，远比知道中国的美国人更多。

    在这世界上，遑论种族与种族间的隔膜，即便是我同宗同文的中华民族之间，不也有隔膜？我们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刚结婚时，我说“磁带”这个词，雪诗听不懂，台湾只有录音带一说。我说“计算机”，她便以为是只能放在掌上进行四则运算的那个小玩意。结婚几年后，我父亲来美探亲，说起现在冬天跑澡堂不用走很多路了，她马上糊涂了：“干嘛要跑澡堂，还离家近一点？”我们之间，还有过一次这样的争执——

    她说：“国民党比起共产党来，更会有生命力。”

    我说：“未必。”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是腐败，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去了台湾后革故鼎新，硬是让台湾的经济起飞了……

    邓小平也让大陆的经济在这十几年间出现了奇迹。

    她振振有词：“让老百姓能有口饱饭吃，这就叫奇迹？我可是带着几万美金来的美国，你走出肯尼迪机场，口袋里只有20美元。而且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在大陆竞混不上一套西装，你还记得吗？我们去市政府登记结婚时，我二哥临时在电梯间里，脱下自己的西装给你穿上……”

    我也口若悬河：“在即将逃亡的1949年，国民党已经把税收收到了1979年，这多收的后30年税金，无论如何也是大陆人民的血汗。又将当时4亿多中国人民的黄金储备，当在六七百吨之间，运去了台湾。台湾那时的人口只有1000多万，这等于台湾的国民平均储备，凭空就增加了近50倍。这种将民脂民膏榨至极处、将整个国库席卷一空的事情，连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倒台时都不齿于干，国民党却干了，你说台湾的经济起飞，倘若没有这大陆人民的血汗与财富打基础，蒋经国的革故鼎新真有那么神？”

    雪诗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她只要稍稍想一想，如今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过9000吨，人口却有2.2亿，平均下来，每1000万人口的黄金储备也只有450吨。这意味着，早在47年前，台湾地区的人均黄金储备量便高于今日的美国。她不能不叹服于我的结论。

    我与雪诗之间，再怎么“贫嘴”，不会伤害到感情。相反，在这“贫嘴”里，我们间历史、文化上的隔膜，渐渐得到了磨合。我想这磨合的力量，便是爱情的力量了。我无法说清楚到底雪诗看中了我什么，但在美国，两岸华人通婚的极少，台湾女孩子择偶的条件是房子、身份、好职业三者必须齐全，她却能不顾父亲的反对，硬是和一个如同她所说在大陆竟没能混上一套西装的我结了婚，我便能肯定，她真把一颗心托付给我了！

    她为我付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在五六十年代，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很多人都留在了美国；现在来的留学生，学位一拿到后一般都回了台湾。她因为找了我，回不去了，只好入了美国籍。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母亲卧病在床多年，前年深秋，老人家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要我们带上儿子，一定回台湾见上一面。去台湾驻美办事处，她和海通马上拿到了签证，我却不行，即便那时我已获得了美国绿卡，进台湾还得要由岛上有身份的人、或者有影响的大公司作保。她当即打电话告诉家里，次日下午，她大哥即将他所在的一家大公司的担保书给传真过来，我们又赶去了办事处，对方要我们回家等候消息，说像我这样身份的去台湾，一般得两三个月才能审批下来。

    雪诗急切地申诉起情况，母亲虽然对我们两人的结合很有些犹豫，可老人家相信女儿的如此抉择，总有自己的道理。是母亲要二哥来美国，代表家长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因为父亲的态度，婚后雪诗没有回过台湾，对我这个女婿和外孙海通，老人家还从未谋面……说着，雪诗的眼里泛起了盈盈的泪影，我不敢再看她，害怕自己再若即若离的视线，也会如暮春一缕微风吹卷去枝头的几朵残花，击落了那水银般闪亮的泪光。我紧紧地注视与我们谈话的官员，他那凝神静听的姿态，在表明他有良好的驻外工作素养，而且他也愿意理解我们；他纹丝不乱、显然是打了摩丝的头发下一张白皙的脸，却又多少显得有些漠然，让我觉得有一张漠然的白纸摆在面前，上面写了八个大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终于没能和仁爱、宽厚的老人家见上一面。雪诗和孩子，为了等我的签证下来，一直等到心成枯槁才上的飞机，他们还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空之时，医院病榻上，老人家的心律已渐成了一条直线，死时未能阖上眼睛……

    隔阂，隔膜，好似一道深深浅浅的伤口，划在我中华民族的胸口上。做一个中国人，有时让我倍感荣耀，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看《中华瑰宝展》；有时又真让我悲从中来：香港人是首先获得出外旅行自由的，但有人想去台湾，却不一定能拿到签证，去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是自由多了，但是仍有人被拒之于门外。台湾百姓也早就能自由到别国旅游了，可想去大陆，倘若又有一官半职，便几近难于上月球了，而大陆人能被批准进入台湾的，现在依然是凤毛麟角。你不妨放眼一下世界，当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自在、从从容容地走动，乃至去别的国家比去自己国家的领土更容易？

    雪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近几年来，一方面美国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外面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尤其是来自中国地区的钱。她的客户里大量增加的，均是来自港澳、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她这个行业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如果拿不出犯罪证据，关于客户的资金情况，即便是联邦调查局来查询，他们也无可奉告。但是，我能想见，这如潮似涌匆匆撤过太平洋的资金，在香港，是因为有所谓“九七大限”一说。在台湾，上有导弹撕裂气流的尖啸，下有台独不绝于耳的蝉噪，两难之间，如坐针毡，如置累卵。在大陆，私人能有钱来美国开设美元账户的，多半不是公子哥儿，就是贪官污吏了。在国人面前他们也多半是“社会主义”不离口的人物，他们的心里却是社会主义正在沉没，这条船上能掠走的东西，他们都想掠走，哪怕是一块舢板，一颗螺钉……

    你不妨再看一下全球，当21世纪正在向人类走来的时候，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不在时不待我地抓住机遇，同心同德地创造机遇，以为自己的民族力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

    我有一个观点，与其更多地挑剔起他国，不如更深切地关注自己的祖国。

    我有一个希望，这希望便写在我们儿子的名字上——海通。

    孙先生的家在曼哈顿苏活（Soho）区，这区里住了许多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房价颇是不菲。雪诗说，有本书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就在曼哈顿，可我感觉自己是个曼哈顿的囚徒，整天在华尔街的水泥森林里关着，又和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打交道，回到家里，再不找个有艺术氛围的地方透口气，人都会憋死。

    他们租的是一个两层的公寓，房子的底层是客厅、餐厅与厨房，二楼是一个工作间，两个小卧室，面积不很大，可设备齐全。此外，整个公寓村，有游泳池，桑拿室和涡水澡池，还有两个网球场。雪诗领我去了阳台，她说：“我看中这房子，首先是因为这阳台。有空暇时，我总爱捧一杯茶，在这里坐着……”

    漆成乳白色的阳台外，是一片层次分明、色彩斑驳的林子，远离着市嚣。我可以想见，坐在这里，品着一杯清茗，如同在欣赏一幅动感十足、变幻有致的有声画：盛夏是叶满的沙沙，暮秋是落叶的瑟瑟，隆冬是东山魁夷笔下那幽远的静谧。而阳台上则不管四季的天籁，总响着叮叮咚咚的风铃声，飘着干了的花瓣，缤纷的落叶……

    雪诗告诉我，在这里，她最容易想起的便是台北，她每回去一次，发现台北就显然的蜕变一次——越来越繁华拥挤，也越来越疏远陌生。高楼大厦取代了独门独院的小屋，克难克俭变成了灯红酒绿下满盆满钵的生猛海鲜，车水马龙的道路是汽车和机动车争夺激烈的战场，空气污染与热岛效应成了社会发展的代言人……没回台湾，想回台湾，可回去了，自己却成了一块孤零零的化石，镶嵌在以往那个熟悉的年代。

    她像是在问我：“是不是今天的台湾人，非得以一种最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去丑陋地展示富有？”我从大陆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属于大陆，不过最好还在后面加上一句：同时，也在丑陋地展示我们精神上的贫穷。

    为了我能了解更多的事情，孙先生和雪诗特地在家里搞了这次小小的聚会，小黄夫妇、小施夫妇和小陈夫妇都到了。前面两对还带了自己的孩子，后一对里的小陈，便是孙提到过的班上的那位女同学。她的美国丈夫叫佩里，他们还没有孩子。小黄、小施，是孙现在所在公司的同事，小黄和孙还同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的博士，但3人在国内读的学校不一样。小黄是上海交通大学1989届造船专业研究生毕业。这个班有27人，现在知道来了美国的有9人，在英国、德国各有一人，另外还有2人移民去了新西兰。小施是清华大学力学系1983年毕业的本科生，接着又读本校的研究生。在小施的本科班里，现在来了美国的，已占到2／3。连她在内的9个女同学，一共来了7个，肯定还在国内的有一人，另一人尚不知下落。（当晚回到阿伦家，我恰好看到最近一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面有这样一条消息：清华大学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84年6月试办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现已成为中国培养规模最大、培养层次最广的大学，至1996年6月6日，已累计培养硕士、博士10000名……）

    除了孙和雪诗在厨房里忙着，我们一伙人就坐在厚厚松松的地毯上聊着天。看着客厅门口那一片青青肥肥的草地，我不禁在心里吟哦起“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一次两代人间十分轻松而又异常真实的对话——

    我问他们：“来美国后感觉过苦吗？”他们不约而同地反问：“苦什么？”

    小施一来美国，就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一年1.3万美元。小黄是在打了一个学期的工后，才拿到奖学金的。那个学期里，早上两个钟头在校内餐厅里干活，周末去郊外擦汽车，等机械化洗完后用布揩干，一个月能挣400多元。小黄说，就算有些苦，在本质上用上海话说，也是为自己扒分，再渲染，这种苦也没有悲剧意味，没有崇高感，更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问他们：“你们对学成归国者怎么看？”他们说，公派出国的学成了，当然要回国。如果是像我们一样自费留学，学成了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去报效祖国的有志者，我们十分敬佩。可胸怀这一境界的人，在美国太少。即便是在回国人员较多的欧洲，也不是太多。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只要你是哪个方面的优秀人才，你能呆下来，一般就让你呆下来。而在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既没有移民传统，土地与资源又是紧巴巴的，你若没有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事，便很难在那里呆下来。我们之所以留在美国。无庸讳言，物质生活的充裕，自然是一个原因。在这里硕士、博士毕业的，只要能找到工作，年薪均在3.5万元～5万元之间，这便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了。

    但这却不是我们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在美国除了生活稳定外，一般来说，只要是你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你又努力的去做了，这事就能做成。在国内，恰恰在你想做的事情、甚至是按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你去做的事情上，你常常像进了鸡埘打拳，施展不了手脚，要不，就如同走在流沙上，你不知哪一脚踩下去，人就会给绊倒。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两个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一位想办法改变身份留在了美国，另外一位按时回国，并被当做典型给予了表彰。可回去后不到半年，就给这边的留学生打来电话，后悔当初轻率地回去了，要这边帮忙联系一所大学，再发出邀请……

    再有，我们也担心国内的政策再有变化。想想1966年8月的天安门广场上，你们老三届人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红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青春的脸庞，你们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10年过去，你们从云南来，从江淮平原上来，从北大荒来，从中国的穷乡僻壤来，苍凉着双眼，褴褛着衣衫，悲怆着话语，向时代要求公道，向城市要求户口，向文学乞讨爱情，你们又自以为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说实在话，我们能理解你们这一代人，可我们又害怕再成为你们这代人！

    我了解到，除了小黄夫妇还拿着美国绿卡，小施夫妇和小陈均已加入了美国籍。我问后者入籍时有些什么感受，小施说：“你去采访其他已入籍的中国人，可能他们会以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被迫做美国公民的。其实，没有谁会去强迫谁，都是自愿拿的美国护照。而且多数人都巴不得早点拿。这倒不是因为对美国有多深的感情，我们毕竟是后来者，还是白皮肤永远贴不上去的黄种人，入籍美国，我看主要是一种利益上的选择。像美国政府部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不是美国公民，便没有去求职的资格。像我们这些学工程的，成了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去军工部门工作。据我所知，在美国海军部门工作的亚裔公民不少，主要是来自南韩和台湾的，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被视为有共产党背景，能否进去还得经过安全检查。

    “最大的方便还是在旅行上，拿着中国护照，进出美国一次，就得去签一次，成了美国公民，自然便没有了这个问题。在没有入籍前，去其他国家也有麻烦，我去伦敦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得提前半个月到英国驻美领事馆去签证，因为拿着中国护照，它可以签给你，也可以不签给你。现在我再去伦敦，如果是明天开会，我可以今天买票直接飞过去，到希思罗机场签一下就行了，这叫落地签证。主要西方国家对彼此间公民的来往都这样，而且在伦敦签了一次，便能去所有欧洲共同体国家里自由走动……”

    我又问：“你们加入美国籍后，中国国籍还保留着吗？”

    小施说：“美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在中国目前也不承认。中国护照现在还在口袋里装着，也许下次再回国，这护照就要收去了。收去了，心里可能会起一些波澜，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平日虽也磕磕碰碰，乃至恶言相向，但真办完了离婚手续，出了门便要彼此各奔东西，心里难免有点酸酸的，何况我们是要从此在法律归属上割舍生了、养了我们的祖国……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便不会有太大的遗憾。没有了中国护照，要想到国内找工作，肯定会有麻烦，但毕竟我们是要在美国生活一辈子。我们的父母、兄妹都还在中国，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为国内做点事情，只要我们不持反共倾向，想回国走走的话，中国领事馆不应该拒签。”

    这时，坐在一边与丈夫佩里静静听着的小陈，那一对厚厚的近视镜片里，涌出了一片孩童似的率真：“我真想把中国护照、美国护照都装在身上，在国外老有恐怖主义分子绑架美国人做人质，如果这种事情真让我给碰到了，我就赶快掏出中国护照给他们看……”

    众人都笑了起来，佩里不无得意，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美国……敌人多，中国……朋友多。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现在……免费……送给你们。”

    他的一只手掌在小陈的大腿上轻轻地拍着，又转过脸来，讨赏似的望着小陈。她温婉地笑笑，一脸柔情似水，用手揉了揉佩里的一头金发。我不禁心里有些怅然：再怎么寒窗苦读，容貌平常，远非沉鱼落雁，小陈也是个东方女子。而如许的中国男孩，却不如眼前这个人高马大的美国青年，能将她温柔的一面给激活出来……

    两个孩子，加上海通，3人都在阳台上玩玩具正开心。一律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一律地讲着英语。即便是离祖国万里之遥，在眼前这3个孩子浑然忘我的嬉戏里，我也能强烈地感到，不过弹指一挥间的20年里，历史拉响着汽笛，山鸣谷应，在那块古老的大地上，更在一片银犁也难插下去的文化心理上，有着多少令人眩目、狂飙地火般的突进……

    同时，我又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起来，恍若是历史，本意安排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我们却进到了另一个房间……

    我很快从一种颇为矛盾的心结里钻了出来，不禁扪心自问：对待某个问题，我这一代人想起来总是企求深刻，总是显得沉重，也总是要竭力赋予它一个什么终极的意义，这到底是我这一代人的命运所孕育出的性格，还是这性格孵化出了我这一代人的命运？

    他们这批6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远没有我们活得沉重，似乎也没有我们想的深刻。但我早就发现，任何一种深刻都是危险的，因为有深刻就会有伪深刻，越是深刻得剑拔弩张，咄咄逼人，那里面涌动的伪深刻的水分也就越多。在孙的一番言谈里，我感觉到的正是一种弹性的深刻。他们这一代人，显然注重现实世界的生活，并按照自己的本来意愿去生活。他们很难被规定在某道风景里，要的是自己创造出一道风景。他们已经迈过去了，眼下的难题留给了中国——我的祖国，这十几年来您以一副博大的襟怀放了他们出去，现在您能不能以一种同样深邃的、真正跨世纪也跨国度的目光，去接纳这一道尚觉模糊、却终会清晰起来的风景呢？

    餐桌上，多是中式菜肴，佩里吃得津津有味，而3个孩子都叽叽呱呱地要着炸鸡块、汉堡包。雪诗对他们说：“今天这里除了一位美国叔叔外，都是中国伯伯、叔叔和阿姨，你们应该说中国话。”说了几句，孩子们又都变了回去，中国话，宛如他们盘子里刀叉分解不了的鸡骨头。

    孙叹了一口气，指指孩子：“他们成了一堆洋种，想想我们大人也不尴不尬，英语写写还可以，却讲不地道；中国话现在讲讲还凑合，可要写个什么东西，那不会写的字便成串的往上冒，我们两边都不踩的，也成边缘人了……”

    雪诗瞟了丈夫一眼：“你还向胡先生讲什么种族歧视哩，我看你是在自我歧视。你放心，他们这一代人可不会是边缘人，他们一定能打进美国主流社会，我还指望海通去当美国总统哩！”

    蓦然，一股溢自心田的属于母亲的神采，让她的脸焕然如一枝初放的水仙……

    四愿你清晰……

    6月16日-6月18日于马萨诸塞州AMHERST市。采访对象刘先生，39岁，1988年由陕西来美，1996年入美国籍。

    你到中国人简称为安城（AMHERST）的这所大学时，这里只有几十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你碰到的第一个同胞是X君，他一口纯正的京腔，伴着极为热情的邀请，使得来自黄土高坡的你，恍若昔日与天斗、与人斗的岁月，站在高坡上看见了天安门。你不自禁地跟他去了，住进他一房一厅的公寓，一进门，约有15平米的客厅里，已住着老董和小李。X君说：“你们不是嫌每月300美元的房租贵了吗，那现在起住3个人，每人各出100元。”

    一分钱，有时也能憋住一个英雄汉。你注册完，口袋里只有100多元。老董课余在两处地方打工，极需要一辆能开动的破车。小李为来美国，家里举债几万元，得尽量攒钱寄回去。你们沦为了“贫下中农”，不缺钱的X君，却并未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他无负债之累，他的父亲长期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也许多少靠着这份职务的工作性质，一旦春江水暖了，他便成为了80年代初期最早由彼岸游到此岸来的几拨鸭子之一……他眼下也无衣食之忧，两年前他就拿了会计师专业的硕士，做学生时已经在安城的一家公司里做业余记时工，毕业后正式进了这家公司，负责制表报税，处理生意场上的有关纠纷，有自己的办公室。虽然收入从来如金丹铁券秘不示人，但在美国，会计师的年薪仅次于律师。

    你尽可能夜里不上卫生间，只有9平米的里屋，住着X君和他的太太，而卫生间偏偏靠着里屋。你尽可能他烧饭时不呆在屋里，他炒菜从不用食品油，美国最便宜的食物就是鸡了，他老是去买鸡，将鸡皮下最肥的那部分脂肪挖出来炼油，满屋子粘乎乎的油烟味，能熏得你的五腑六脏，几乎似一块块霉了的糊墙纸一样掉下来。你还尽可能的绕开他堆放在车棚里的杂什，校园里每到夏天有大批学生毕业的日子，便成了他的目光最为敏锐、最为雀跃的日子，他搜寻着各幢楼里遗弃的桌椅、沙发，梭巡于垃圾箱边扔掉的彩电、冰箱，他抱回来的席梦思床垫便有十几个，一摞摞到了棚顶。

    新学年到来时，他又一脸笑纹粲然的出现在众多新来的同胞面前，如同打动了你一样，一口纯正的京腔总打动了他们，随着他来到车棚：“哦，这床垫弹性还挺好，给我来一个。”他回答得挺痛快：“行，你拿去吧，给20元。”还有抱彩电、搬沙发的，三三两两，络绎不绝，此间俨然成了中国留学生的接待站，你终于明白了他为何毕业了，人却还住在校园……

    你的老家在陕西省渭南地区的一个贫困县，打小起，你便十分熟悉作家柳青在《创业史》里所描述的一个细节：主人公之一的梁生宝去山外买稻种，临出门前将一张张角票和一两元钱的票子，用纸包了两层，又用布和玻璃纸各包了一层，如藏天物似的郑重地放进胸前贴肉的口袋里……你了解自然经济和严峻的生存环境之中的农民，诚如马克思所说是一堆被装在布袋里的马铃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个个孤零零的，有点钱紧贴体温，便是照亮了茅草房的美梦，便是再苦再累、补丁重重的生命之帆也能停靠的精神码头。

    X君不是一个农民，却极致地表现了农民的某些特点，又揉杂进城里人的心机与狡黠。你几次想向他说点什么，可在美国，在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得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缄默着，并劝说屡屡要发动“暴乱”的老董和小李：就当这是他的一些业余爱好，既然是我们住他的房子，我们就得接受他的这些爱好。

    一个下午，你从球场回来。一身臭汗想洗个澡。进了卫生间一看，浴池里泡着满满的一层衣物，你以为它们是X君夫妇的，像是抠得此后连洗衣房也不想去了。再一看，不对劲了，浴池边还放着一筐衣服，最上面的是一件带红道道的茄克，这是美国消防队的工作服，任何商店里不会有卖。你掀起茄克，翻了翻筐子，一股浓重的异味扑鼻而来，里面都是各式退色程度不一的男女衣服，还有一条美国邮递员穿的工作裤。那股冲得你步子踉跄了两下的异味，也冲得你脑海里一片发黑，像是黑漆漆的海面上，唯有愤怒似涡流在翻旋！

    你抱起筐子，走到门口，门前照例是草地。转身去了车棚，地面铺的是水泥，你把衣物倒在地上，视线落在了X君停在棚外的一辆1日雪佛莱，找来一根皮管，一头插进车上的油箱，往另一头狠吸了几口，汽油出来了，皮管却短了些，尚够不到那堆衣物，你抓过那件带红道道的茄克，让汽油直接撒在衣服上……这时，外面响起了X君炸雷似的喊声：“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在偷老子的油？”他进了棚里，一看是你：“你在干什么？”你不睬他，将那件浸湿了的茄克扔去衣堆上，又擦亮一根火柴丢去，火焰蓬地一下跳起了。X君像似身上有条尾巴也被点着了，他冲过来想揭开茄克，你伸出腿，使了个农民小小的狡黠，他被绊倒在水泥地上，头发险些被火苗舔去一块，火星顿时在棚里四下溅开……

    他爬起来，满脸灰屑，好似一个粘满了芝麻的汤团，从角落里抓起一根也是拣来的高尔夫球杆，扑向你，你纹丝不动。球杆砰地落下了，他看见大团的浓烟在那摞床垫上漫开，赶快抓起皮管去接水槽，皮管也短了，他像服了鸦片似的手舞足蹈起来：“你毁了我的衣服，你毁了我的床垫，你毁了我的车棚……”这一刻间，你纹丝不动的胸膛里，心思如余震般簌簌地抖动：你想帮他扑火，你很难估计这把火烧下去，是否真会烧掉车棚，乃至蔓延去棚外。一种恐惧感隐隐地向你袭来，或许你将因此处于此生从未有过的严重局面里；你又被一股愤怒宣泄之后的痛快所包围，你觉得自己不能动，即便是稍稍做一个救火的姿势，也是自己勇气的大面积溃退……

    几分钟后，警察和消防队便赶到了，粗壮的水龙头里喷出的急水，顷刻间就平息了你的“暴乱”。X君告你纵火罪，你被带去了警察局，在号子里呆了一夜后，次日法院开庭审理，很多中国留学生来旁听。法官问你：“你为什么要烧X君的衣服？”你答：“这不是他的衣服，还浸在浴池里的那些东西可以作证，这都是他拣来的旧衣服。”X君辩道：“按美国的法律，只要不是偷来的，我拣来的衣服也是我的衣服。”你应道：“按照中国的有关法律，一旦发现了由国外进口的旧衣服，必须立即销毁。X君和我，目前都还是中国国籍，应该共同遵守这条法律。我对美国这方面的法律尚不清楚，但我相信法官先生和风景如画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理由反对我烧掉这些极有可能传播包括爱滋病菌在内的各种病菌的旧衣服。”

    法官又问：“你没有考虑因为这把火而酿成一场火灾吗？”你说：“当时X先生的情绪有点失控，他用高尔夫球杆威胁我，使我未能控制住这火只烧毁衣服，它还烧坏了席梦思床，对此我表示遗憾。但我愿意赔偿他的损失，按他卖给中国同学的价格，每个床垫付给他20元。”

    听众席上一片哗地嬉笑声。法官浓眉下的目光，似两条威严的核潜艇一样巡弋着，法庭里一下寂静下来。人们听到了这潜艇里射出了一颗这样的核弹——法官同意你按X君卖给中国同学的价格，对他被烧掉的床垫做出赔偿，在这之后你无罪释放。你付给X君的赔偿金，他必须全额缴付法庭，以警戒他今后不得再去拣回那些可能影响别人健康、也可能影响自己健康的旧衣服。

    貌不出众的你，一下在大学里名声鹊起，走到哪里，都有人在前后指点，中国留学生们，不管你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你都和你热情地打招呼，渐渐地，每来一个新人，都有老人陪着来见你，仿佛你成了洪门的大爷，扶轮会里的堂主。你给他们参谋如何选择课程，如何打工，而这两者之间又不至于冲突。你给他们指点哪里有比较便宜的公寓出租，路虽然远了些，可附近却有半小时一趟的免费校车经过。你向他们讲解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习惯上有些什么不同……

    从你来后的次年起，几乎每天，你都能见到一个新鲜的黄面孔。同在一州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世界一流，学费也昂贵，能进去的中国学生是少数，而大量的留学生还只能盯上二三流的学校。你所在的大学，因为和北师大等国内好几所院校有着姐妹学校的关系，实行了鼓励中国留学生来此读书的政策，校方设有中国留学生基金会，每年可全额资助5名，转年间，再到新学年开学时，校园里一下有了近千名中国学生，首次成立了中国学生会，你以极高的票数当选为该会的主席。

    次年初夏，在那些站在大洋彼岸也能感觉天安门广场上流布炙烫空气的日子里，你戚然，黯然，默然，骇然，凄然。如同你坚信，中国唯有深化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才有出路，你也坚信，一部饱经折腾的当代史的中国，再也经受不了一次折腾。你不参加一些中国留学生发起的游行、集会，却无力去阻止另一些中国留学生去参加。你试图说出一些道理，比如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内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曾屈服过外部的压力……

    可对不少年青人来说，如果狂热无须支付风险的资本，或者自以为无须支付，这时放哨的思想便昏昏睡去了，唯有对英雄人格的向往与青春期的激情，像一对偷情的男女在一起疯狂地造爱。人们轻蔑地打量你，恍若你是出自于那皇天厚土的秦兵马俑，或是一件色泽沉郁的陶器。有人的话里，还飘过了蝎子爬过的气味：“你这样为共产党讲话，怎么不赶快回到祖国怀抱里？”说着，说着，你掀合的嘴唇终于僵止了，眼里漫出悲哀的凉光，使你有了一副几近濒临绝境的鱼类的面孔。许多以种种理由推举过你的人，现在又以种种理由罢免了你。那个夏天，你经常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着，美丽的校园里，无处不焕发一种夏季的诗意，你的感觉，则是在一个长长的雨夜，满头白发的你坐在阁楼里读史，书页里不时有历史粉尘沙沙地掉下来……

    如果说在这之前，你对自己今后的去留，还未做一个明确的决定，那么在这个夏天，你完成了一个决定。一年过后，你获得了法律学的博士学位，打点好行装，你启程回国。来美国时心情急切，想不起去京城游玩，这一次你又未走出首都机场，用美金买到了当天下午的机票，仅仅在机场餐厅里吃了一份快餐，便飞去了西安。母校人事处派出专车来机场接你，安排你住进校内外籍专家住的、星级标准的小楼，当晚为你设宴洗尘。次日上午，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校长，顾不得回家换件衣服，径直来小楼看你，一起来的还有党委书记。寒暄了几句，一十人去了市区里一家最富盛名的粤菜馆，作为正式宴请。

    席间，你正式提出回母校工作，校长很是激动，频频点头，花白的头发一下从耳际横斜而出，让你想起在美国居室的窗前，那暮春的风里，微微摇摆的如雪如雾的刺槐……他说：“我们就等你这句话了！法律系是个弱系，作为一所文理工综合性大学，它的地位还很重要，我们一直在国内物色人才哩，否则申报列入国家教委的‘211工程’都有困难。这下好了，你一回来，法律系便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

    书记也红光满面，接着说：你是我们学校里第一位学成归来的洋博士，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组织上一定千方百计给予解决。

    你出国前没见过这位书记，但从他那蟹壳般饱满的前额所透射出的轩昂气质里，你能感觉他一诺千金。你只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将在老家的妻子、女儿，一起调来西安，由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另一个是给妻子安排工作。校长笑了：“看你术木讷讷的口气，我还以为你要当我这个校长哩，你真要当，我一定给你。何况这些小事，天经地义，应该应该……”

    学校要你先回老家，去和亲人团聚一些日子，你的要求解决了，当即会给你县里打长途电话。回到阔别5年的家乡，县城还是那样天上扬尘，地上坑坑凹凹，但与过去的那份滞静、悠然不同，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忙碌的大工地，这里在建农贸市场、饭店，那里在翻造歌舞厅、发廊，一条横贯县城、刚修好不到两年的水泥路，正被大卸八块，将要埋下通讯电缆和自来水管道………切喧嚣而又杂乱，几乎无处不在散发一个热烘烘的、昏睡了多年的欲望：城里人有的，我们也得要有！东南边人有的，西北边人也得要有！

    你不禁想起，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半年前买了一幢房子，他想在里面再增加一个卫生间。并不是他有了房子的所有权，便可以在那地皮上随心所欲，他得将卫生间的设计图纸先交市政部门审查，通过了才能请人施工。施工时，市政部门还得派人来核查，光电线部分，就查了3次。一个小小卫生间的要求便如此严格，更遑论造一条马路了，要建，便得与城市的建筑景观、人文景观水乳交融，两边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各种管道、线路必须一次性埋入，至少得管上50年。你不会苛求县城里决策这些大小工程的头头们，有50年的眼光，可一个持家的主妇的眼光也能抵达10年，一个促狭的眼光却支撑着一个庞大的欲望，你察觉到了某种畸形，或许这一畸形并不仅仅来自认知上的差异，更来自落后文明追赶起先进文明时的浮躁……

    回到村里，你为乡亲们的日子有了显著的改善而欣喜，无须再冬吃春粮，野菜果腹，唯有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体会农民吃饱饭了的这个命题，尽管不无荒诞与酸辛，可在中国内陆的广大农村一旦成为了现实，便不啻于有一场革命的意义。乡亲们昔日奇暗如黄土的脸上，上了一层釉彩般，有了健康的红晕，一双双多少年里茫然而又麻木的眼睛，宛如枯枝垒成的窝里突然飞出了一只青鸟，溅射出为自己而活的勃勃灵气。人们呵护备至着自家的责任田，又在往日被山羊啃去了最后一点绿色的山坡上，种上了从日本引种的富士苹果。有了一些些生态意识的农民，在淘汰去山羊后，挖出了一口口鱼塘，在养鱼之外，又可蓄水，以解旱日之虞。有条件的人家，还买了手扶拖拉机，跑起了运输……

    欣喜过后，你被乡亲们拿来的一张张白条子所包围，你看得目不暇接，看得五内如焚：有交了粮食，收不到粮款的。有卖了苹果，收不来货款的。有小学教师，半年里未发工资，只发白条。有个体餐馆，被乡村干部屡屡赊账，直到倒闭后也未能兑现的一摞白条……白条之外，还有绿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给家里寄了钱，家里收到的却是邮局暂时付不了钱的欠条，这一暂时，常常就得猴年马月。就连你寄给家里盖房用的4000美金，已经过去10个月了，可银行还有1000元没有付清……你不禁想起自己在海外报刊上，看到过的一段被改造了的“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借了钱不还。

    这到底是海外敌对的政治势力，在极力地丑化国内的社会现实，抑或是一种道德化的溃烂，好似聒噪的鸦鹊漫过苍茫的暮色，正普遍地漶散开了国人是与非的心界？

    你是县里解放后唯一一个飘洋过海的洋博士，闻讯了你的返乡，县长特意派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来，邀请你去县城里住几天，并就县里如何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给机关干部们作一次报告。中国划时代的进步，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十几年前，就是一个大队书记，也能将你的命运给卖了，你还得老老实实给他算钱。今天，你一介书生，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脸上说得红一块，绿一块：

    “国内的好些事情，不是说的问题，更无须争论，而是认真去做的问题。比如，收了农民的粮食，你就要给钱。吃了人家的饭菜，你就得付账。要教师忠诚于教育事业，你就不能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境况，还远不如旧社会的一个私塾先生。要群众人心不散，是非分明，做领导的就得兢兢业业，中规中矩……这类事情，连村夫野老也明镜似的清楚，用不着一个洋博士去作报告，它们做好了，改革开放才有基础，它们做不好，改革开放的基脚便扎在了泥塘里，上面住着的人不踏实，旁边看着的人也揪心……”

    在家里住了半个月，学校一直没有电话来，你等不及了，自己回了母校。刚住下，给人事处长打了个电话，他马上来了，领你去了一幢新近落成的教授楼。前面临湖，波光潋艳的湖里，有个林荫匝地、鸟鸣更幽的小岛，与岸边以九曲回桥相连。旁边不远处，耸着图书馆那米黄色的高楼，与之相隔的是学校的玻璃花房。上了三楼，进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居室，约有近90个平方米，采光、通风条件极好。处长告诉你，按学校的分房制度，只有正教授的职称、且教龄在30年以上，才具备住进这楼的资格。现在经校长办公会议决定，破例分给你，并一次性的地发给20000元的安家费。

    心顿时变成了金色的海滩，任由一股股暖流在上面酥酥地推开细浪：你是大学毕业了才结的婚，你分配留校，妻子却来不了西安，你去了美国，两人更是抱残守缺，寄语尺素。你大抵是从照片上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她满月了，她会走路了，她上小学了，暑假时她能下田帮助妈妈干活了……你大抵也是从照片上看到时光这个魔术大师，如何在不知不觉里，将一个有着黑品品的核桃大眼、走起路来窈窕的身段似挺拔的参天杨迎着春风的农家少女，变成了一个眉间总笼着一抹轻愁的少妇，宛如黛色的远山漫了一层银雾。你注意到，妻子的眼角已有了鱼尾纹，它们不像一般农妇那样鱼网似的张扩，而是淡淡的，细细的，犹如一张鞣制极好的皮革纹理，或者说，就像她眉间总笼着的一层若有若无的心思……

    你像是自言自语：“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处长接嘴道：“是呀，再花点钱装修一下，这家在西安城里就算是高水平的了。”你说：“那还等什么呀，你赶快给我调令，我明天就回去办老婆、孩子的进城手续。”处长的脸上，一下由晴转了多云：“这事办起来，还有相当难度……”

    气宇轩昂的书记不见了，见你的是校长，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歉疚：学校里能解决的事，我们都解决了。可你夫人和孩子农转非的问题，得由省里下指标。偏偏最近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这几年农转非太多太滥，必须进行一次清理，清理期间，这工作一律停办。你看是不是等等哩，先上任再说。哦，忘了告诉你，学校已决定由你担任法律系主任……你问：这一等，要等多少时间？校长说：这我也说不上来。要不，你也去找找你那一届毕业的同学，有好些现在在省政府里当处长、副处长，看看他们能不能帮疏通一下，当作特事特办。唉，说起来他们都是这里出去的学生，可一当了官，我这个校长要见他们也不容易……

    他看着你，怔怔地，目光里隐隐的颤抖有几分请求。

    要不要去找呢？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个必要不必要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习惯的问题。你深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治的社会，在开放有限的内陆地区，和这人治一起长袖善舞的，还有自然经济时代的宗法关系。法律执行不了法律，它得人去执行。政策诠释不了政策，它得人去诠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找不到的人。没有找不到的人，只有找不到的关系。人是所有因素里第一的因素，关系是所有资本里比美元还要坚挺的硬通货。

    于是，不抽烟的买烟，不喝酒的买酒。长了胡子的，可以叫未长胡子的“学长”。住在山西的，能过太行、秦岭，将族谱一路写到陕西。人们像女人编织毛衣一样，精心编织着形形色色的关系：亲戚、乡党、校友、战友、插兄（谓之当年在一个村里插队）……有关系，卤得油光水滑的鸭子，没有毛也可以飞了；没有关系，在河里接喋嬉戏的鱼，一下便游进了墙里。

    可问题是，你在美国已经生活了5年，这是一个高度法制的国家，这是一个200多年来被一个极其庞大、又极其细密的法律系统所运转的国家。你只需要和法律打交道，而法律不会让你有煮熟的鸭子也飞了的幻想，但也避免了你有鱼儿游进墙壁的恐惧。你无须和关系打交道，在美国虽然也有关系的存在，但它们多半只具有情感与社交上的意义，不像国内它们浸蕴有那么丰富的社会学内容。你凭着自己的努力，便能活得清清爽爽，而这时，如果再要你去找关系，这对你便意味着得重新戴上一副沉甸甸的面具，你的脑海里蓦然浮现了小时妈妈扎粽子的情景：一盆洁白如玉的糯米，被一勺勺地舀到两片折好的粽叶里，包紧后，用麻线扎了一遍还不算，还得将七八个捆在一堆，再丢进锅里……

    你不想找关系，关系却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找来了你这里。3天里，4位同学请你吃饭，3位有自己的专车，另外一位混得稍次了些，叫了一部的士来，但他要了发票，显然是可以报销。几乎是一样的场面：红塔山，五粮液，上桂鱼、甲鱼、海参、大虾，粤式煲汤，最后一声中气十足、过去你从未听过的“埋单”，豪爽地摸出百元大票，又旁若无人地收起发票。

    也几乎一样地推心置腹：“你真是太单纯了，在美国活得那么滋润，我们羡慕都羡慕不过来哩，你怎么还要回来？你回来干嘛，去学校教书？教授教授，越教越瘦，非把你给穷死。去当律师？好办的案子，一目了然，无须劳你的大驾，不好办的案子，你去辩护了，公、检、法三家，只要得罪了一家，你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内的问题太多、太多，有些不说你也清楚，已经是积重难返了。白驹过隙，人生苦短，咱们这一代人耗不起啊，即使是咱这辈子咬咬牙，将这一百多斤献给党了，可总还得为孩子这一代的前途想想……”

    唯有各人寄予你的厚望不太一样。有的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他正读高中的儿子，弄到美国去上大学？有的交给你一本名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小册子，请你回美国后，代联系一所大学或是研究所，给他发出邀请，让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美国呆上半年、一年。有的受一位大款之托，后者有一笔20万美元的款子，想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要让你帮忙完成各项法律手续，最终弄出几个投资移民的配额……

    你不得不虚以委蛇，你不得不支支吾吾。酒喝了一口便放下，菜，夹了一小筷便堵在了喉咙。你的一只眼睛里，是在这西北地区极为昂贵的河鲜海鲜；另一只眼睛里，是雪花般飞舞的白条、绿条。你和他们同窗四载，曾在一口锅里打菜，一个瓶里喝水。现在他们看你陌生，你也看他们陌生。你本以为按他们各自职务的习惯，和众多的官员们一样，他们也会打上一阵官腔，诸如对你决意报效国家的欣赏与勉励，然后再来喁喁私语，看你的妻子、女儿进城的问题该如何办？他们却让你失算了，你想起出国前看过的一篇谌容的小说，叫《懒得离婚》，他们现在则是懒得官腔。没有谁问到你妻子、女儿的事情，更没有谁提到“211工程”，这为桑梓造福、为陕西立本、让校长寝食不安的大事，在他们的眼睛里，显然不及一张赴美国的机票……

    他们将极真实的自我抵押给了你，或许这正是同学之谊，可在这情谊里，你没有领略到醇酒润腑似的温暖。相反，你像是孤零零地站在野山荒郊，耳畔有凉风在幽幽地吹着，好似脚下一个长颈的破陶壶灌了风时的呜呜声响。

    你回美国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工作，受州政府委托管理全州民政事务的一家公司很快录用了你，聘你作法律顾问。随即你开始申请妻子和女儿的来美事宜，半年后获得批准。在这期间，你去过几封信，告诉她此事办理的进展，妻子的回信里却对此事避而不谈。当知道了结果后，她的来信里首次表明了不愿来美的态度。信里这样写道——

    我拖了这么久才告诉您自己的想法，您一定很不高兴，而且也浪费了您很多宝贵的精力。请您能原谅我，这是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的结果。您事业的发展肯定在美国，我又不能离开家乡，弟妹已经怀孕了，来年春天就要生孩子，要她现在就照故（顾）你父亲，肯定有困难，老人和我相处贯（惯）了，一下离开我也不适应。妮儿现在只有10岁，听说美国社会风气不好，我怕她会受坏人的影响，还是让妮儿在我身边在（再）呆五年，到时您来把孩子接走。

    您一个人在外多年，不能身边老是没有一个亲人，请您接受我一个请求，我们办理离婚，您在（再）找一个各方面条件不比您差的女朋友。您得先告诉人家，您有脚臭，以面（免）婚后她不高兴……

    随信一起寄来的，还有3双麻线扎底的布鞋。不知是什么原因，你父亲不这样，你弟弟也不这样，除非穿了布鞋，只要穿的是球鞋、塑料鞋或是皮鞋，你的脚便奇臭无比。在美国住着的中国人，进屋都有先脱鞋的讲究，可在安城的同胞，只要是看你来了，都会请你不必脱鞋。刚结婚时，妻子笑话你：“你没有享福的命。”你答道：“能一辈子穿你做的布鞋，我就享了福。”这想法，你一直没有变过。

    妻子是你的初中同班同学，她的成绩在班上总名列前茅，她还有一副云雀似的嗓子，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唱起歌来，你觉得路边的小草也在点头，路上的小石子也在跟着滚动。你9岁时母亲病故，她母亲也早年守寡，两颗过早拂上阴影的童心，或许因此而相濡相引。那时，你还情窦未开，每每看见父亲从山里砍柴回来，总要分出一捆，天黑了叫你给她家送去；隔三岔五又起个大早，去村边的小河里挑了水来，先倒满她家的缸，再挑自家的。你心里甜甜的，像拌进了蜂蜜，你尚不知道在两个大人之间这些正默默传递着一种怎样的情愫，你只知道她穿在身上总干净整洁的衣服，不用再给山里的荆棘划得横一道，竖一道，她稚嫩的肩膀，无须再压一副百来斤的水桶，蠕动于上下五六十级的石阶。她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作业、看书、睡觉，你就特别的高兴。

    拿到初中毕业证的那天，她告诉你，以后她不再读书了，得回家里务农，帮衬一把母亲。你如自己的前途由此将给葬送了，拉起她的手，急急地往家里跑，她不肯进屋，你叫她在外面等着。你求起父亲，要他想想办法，能让她和你一道上高中。母亲在世时，看见父亲，你两兄弟能避多远，就避多远，仿佛走来的是一尊黑脸的金刚神。母亲过后，父亲再未动过一根指头，他牛马一般的干活，牛马一般的吃食，往往不用筷子，就这么在嘴边旋着一个钵子，钵子里总是野菜拌橡子面粥，嘘嘘地吸吮一阵后，他抬起头来，一脸慈祥地看你和弟弟啃着窝窝头……

    你利用父亲的疼爱苛求他了，你以为这个劳作起来一身的肌肉似野兔一般腾挪的汉子，有着使不尽的力气，再支持个把人上学，不过就是多落几串白花花汗水的事情。你也心太粗，在毕业考试的忙乱里，竞没能注意到有好些日子父亲没给她家送柴挑水了。几年后你才知道，正是在那段日子，大队书记以本大队农业学大寨专业队缺一个烧饭的为由，将她母亲调去了公社的水利工地上，实际上只为他一个人烧饭、洗衣，最后又在他独住的工棚里，发出了牲畜屠宰场似的惨叫……

    父亲暗着脸，铁塔似的一声不吭，你嚷着，跳着，又去扯他身上的短褂，哪知这缀满粗大线脚的补丁、又印满了汗渍的短褂，竞跟纸做的一样，一下被撕下一大块来，叭地一声，一副阔大的巴掌扇上了你的脸，一股晕旋而又燥热的痛感之中，你觉得自己的左脸正像气球一样急剧肿大……

    你记得那天晚上，一弯鹅黄新月挂在深蓝的天角，淡若轻烟似的月光，宛如童话里的仙子，在小河里踩出明明灭灭、碎碎摇摇的波影。你和她坐在高高的石阶上，她花蕾般张开的手，轻轻地抚摩你的左脸颊，那么轻盈，像如丝的细雨洒在松枝上；那么滑腻，好似一块绸质的布擦过铮亮的琴弦。这是一种你从未领略过的感觉，因为生命之中一个最美妙的地方被触动了，你不由得一阵痉挛，更想发出几声快活的呻吟。你极力压抑着，害怕这呻吟一旦出口，便会让那小手给退缩了回去……

    后面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你一回头，是父亲。他没有看你，只注视着她，他硕大的脑袋上一片蓬乱的头发，活像根系扭曲一起的一个树兜，脸上也像被黄泥糊住了的树兜一样混沌不清，只有眼睛里熠熠放亮，噙着泪影。他牵过她的手，像是在她手心里放了什么东西，未语便哽咽了：“娃儿啊，大实在……对不住……你。”

    她还是未能上高中。你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母亲去世了，暑假一回去，你便和她确定了关系，把她接到你家里，她过早的、毫无怨言的担起了媳妇和兄嫂的责任。从此，多少年里一个失去了女人的家，渐渐地有了勃勃的生气。大学毕业后，离婚似乎成了社会上一种新的时髦，男人们隔了些日子再见面，很少问：家里还好吗？代之而起的是：你离了婚吗？班上的好些同学也像土拨鼠似的忙碌，奔忙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一边眉飞色舞地扮着天下最幸福的情人，一边苦大仇深地扮着天下最不幸的丈夫。不断有“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你耳里来，也有同学劝你这位高才生：同情不是爱情，两小无猜不等于心心相印。倘若林黛玉能和焦大走到一个屋里，便没有了千古绝唱的《红楼梦》。何况结束你们这种关系，没有撕肝裂胆的痛苦，闭上眼睛，咬咬牙，不过像剪彩一样利索！

    她当然不会视两人间的关系，如彩带似的脆弱，只需咔嚓一声，说断了，也就断了，可时下的生活类杂志以及耳边少不了的传闻与议论，都在帮着她在中国女子一种漫长而又苦涩的集体记忆系统里，挖掘出一种日益厚重的犹豫，这种犹豫，在她是以一种毅然而又决然的方式表现的。你在西安的大商场里转了几天，买够了必须买而你又能买得起的东西，然后喜滋滋地回到家乡。准备做新郎了，她却告诉你：咱们再等一年，这一年里若你在西安城里没有可意的女子，你心里又还想着我，咱们就结婚。整个假期，她不让你单独跟她，更不让你碰她，她怕你人还在心不死，把你安顿进你弟弟的屋里，夜里她住去了弟弟的对象家……

    读罢她的来信，你明白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要想她和女儿来美，看来你得先回趟中国。这次回去，你鱼不惊，水不跳，恍若一个擦边的乒乓球，从西安城擦身而过。长途汽车半途抛锚，你半夜才到的家，好像后院里突然掉进个外星人，妻子揉了几遍眼睛，以为是在梦里：“你……咋的回来了？”

    你将脚上一双爬满尘土的皮鞋脱了：“当今的时代变了，秦香莲要休掉陈世美，陈世美敢不回来？”

    淡淡的弥漫着返青小麦味儿的农户气息里，一下过电般迅速地散开了你的脚臭，妮儿从床上蹦起来，响亮地叫着“大”。弟弟光着膀子，欢乐地从自己屋里冲出来，不迭声地唤着“哥”。父亲屋里的灯也亮了，声音嘶嘶的，像是吊桶的绳子在井辘轳上发出的：“莫不是……老大……回来了？”

    当小院终复归于静谧，真焦灼得不啻于平息了一次世界大战的你和妻子，很快投入了一场原始的两人战争。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如果说昔日的相思，是两只总不作声却总在咬人的蚊子，那么此刻它变成了两条久未闻腥、挣脱开链条的猎犬，急急的在对方的身上梭巡。甘甜、深邃而又如此龟裂的双唇，嘘嘘地窜出热气，在白日里它红艳而又饱满，好似秋天山林里高挂的浆果。乳房，浑圆而又结实，没有因哺乳和长期的体力劳动有半点松弛的迹象，你握在手里，涨鼓鼓的，还有些清凉，像握着两支雨后刚出土的肥硕莴苣……起伏有致的胯部，让你如同抚摩庄严而又寂寞的黄土高原；坦荡如砥的腹部，让你眼前浮现春日的渭河平原上，那如纱如练的雨气里氤氲着的万物活力……

    丰茂的水草，在作悠长的遐想。露水点点的花芯，在默默地呼唤夺魂的采撷。两炉滚烫的铁汁交汇一起，两团浓郁的雨云乍泄一起，你汗津津地融人了她似哭似笑的嘤嘤声里，她化进了你雄性热血的拍打声中，忽高忽低，忽骤忽慢，恍若从终南山上吹过来的夜风，摇曳着小院外的麦地……

    你和妻子相拥在欲潮退去后的空灵里。如果这份空灵并不意味纯净，那么一个再聪明的女子，也能在此刻听进一个最虚伪男子的谎言。如果这空灵绝对纯净，任何世俗的翳障便匆匆遁去了，唯有两颗水晶般透亮的心在相依相偎。

    你告诉她，不是所有的价值观念，在环境变化后都会发生变化，也不是所有的男人，在对待女人上，都像熊瞎子闯进了玉米地里，嘴里啃一个棒子，手里掰一个棒子，眼睛还在盯着另一个。在所谓的“般配”一说和责任感上，你欣赏的是后者。前者总是相对的，后者则是永恒的。前者在移情别恋时，常常被用作一块既交代自己又交代别人的道德遮羞布；后者，在遇到矛盾与诱惑时，则是一条不至于旗靡辙乱的马其诺防线。在这世界上，一个男人如果不愿意为任何一个女人承担责任，那他不过是一头总在情欲的泥淖里打滚的公猪；一个男人能为几个女人承担责任，这责任感里便或多或少的掺了水；一个男人愿意为某一个女人而不想为其他女人承担责任，这就是爱情，或许不那么浪漫，却一定实在。

    眼下，似船帆泊在港湾一样，靠在你肘弯上静静地听你讲述的她，便是你愿意终生为之承担责任的唯一女人……

    她的睫毛颤动起来，像一对断落了翅膀的蜻蜓跌进水里，潮润润的：“我这辈子真嫁了个好人。”她猛地亲吻起你，头发水银似的柔柔拂在你的脸颊。少顷，她问：“中国字我都认不全，跑去美国，我能做啥呢？”“先不管做啥，到了美国，你出去走走，四处看看。我再帮你找一所成人语言学校……”

    似被蜂蛰了，她哆嗦了一下：“那我可不敢。到了美国，除了你上班，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为啥？美国是一片大森林，林子里都是老虎？”“你别笑，我听说美国的大街上到处是坏人，抢商店，贩毒品，嫖娟卖淫……稍不留神，就会碰到个人口贩子，将你骗到大西洋里哪个岛上给卖了。开始我还有些不信，后来在电视上看过几个美国电影，那片子上不都这样演着？我还一直为你担心哩。”

    你的笑意猛地僵住了，好似在渐凉的秋风里，蝉突然蜕去的空壳挂在枝头，给人以迟暮之感。你想起自己初到美国时，发现普通的美国人并不像世人想得那样关心他国的事情，在民意调查里，越来越多的百姓主张美国退出联合国，出了一多半的费用，虽换来了颐指气使，可也总伴随怨声载道，干嘛不用这笔巨款去解决国内几个焦头烂额的问题？在电视机前，当看到了索马里内战的双方，将彼此的尸体如死狗一样地拖来拖去，他们更是不约而同地涌去白宫前示威：这是一个无法维持和平与理性的国家，美国军人毫无必要派去那里流血……多数美国人也不了解中国。除了遥远的长城和古老的四大发明，眼前的中国人会读书、肯吃苦，讲起话来喜欢大声嚷嚷，他们不知道毛泽东、蒋介石是何人，还屡屡有美国同学，乃至教授问你：中国和中华民国有何区别？

    眼下在中国，在一个西北地区的农家女子眼里，美国除了摩登的高楼和如水的车流外，大街上大概就只剩下一个丛林里的世界了。或许妻子的话有些极端，但据你的感觉，这份极端并非空穴来风，它来自一扇畸形的、却是多年里颇为流行的窗口——在很难不展露美国的富裕、发达之后，也必然特写她的腐朽、冷漠与敌意；在很难不发出赞叹之后，这赞叹又必然被嘲讽与愤懑打个人仰马翻！你不禁想起在叶利钦的《我的自传》里读过的一段话：

    在大大小小的讲台上，宣传机器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资本主义腐朽、西方社会可怕的弊病，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何等的糜烂不堪。而与此同时，这些发布指令的首长却采取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宝贝”儿女们塞进将来能出国的外交官和专家的学院。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能让他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几个月到一年时间，使他们有机会在那儿亲身接受“腐朽”，那么，在回国后他们便会为此不惜编造任何谎言，撰写任何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神话，描述西方世界是如何的奄奄一息，并如何在作最后的挣扎……

    这一刻，一股深刻的悲哀卷过你的心头，这是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悲哀。对人类的文明进程起着伟大作用的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何以会隔膜如此，疏离如此？人类对于自身的沟通和了解，今天何以会远滞后于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与把握？你想，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强势文化造成的，只擅长了解自己，不擅长了解别人；而后者莫不是一种弱势文化造成的，尤其是当一种文化曾经强势过，如今却弱势了时，是否会梦魇般怀有一种羡恨交织的情结？

    这一切，好似一篇天苍苍、地茫茫的大文章，你一下无从对妻子讲起。文化上的冲突，唯有靠文化上的融合来解决。你相信，如同众多的美国人，到了中国便能领悟，自家的价值标准不一定都适用于他国人民；妻子去了美国之后，也将发现看待美国，其实和看待中国一样，都得持有一颗平和之心……

    在波士顿下飞机时，妻子要你紧牵着女儿的手，而她则牵起了孩子的另一只手。不到两年，她已经能自己开车去书店了。你长年订阅了《人民文学》、《当代》，只要看到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尤其是陕西作家写的，诸如《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白夜》……你都买。倘若这本书标价是20元人民币，在美国的中文书店里卖起来便是20元美金，一般的中国人再爱不释手，也只能退避三舍，经常有中国留学生来你家里借书报、杂志。一天，你风生水起，灵感大动，何不投资办个薄利多销的书店，一来妻子不必除了上课就是坐在家里，有了一份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工作；二来安城尚没有一家中文书店，要买中国书刊，得跑去几百公里外的波士顿，而安城的几所大学里，包括台湾、香港来的中国留学生，连同家属，已经接近万名。在你读过的那所大学里，尽管已经有人在喊此间又要起来座中国城了，校方也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取消中国留学生基金会，将托福录取成绩由550分提高到600分，可是仍挡不住每年都有1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有一度，妻子告诉你，由一个中国的农村户口，变成了一个持美国绿卡的移民，由天天扛着锄耙下地，到日日开小车上班，恍若梦里一个嗖嗖生风、跨山越水的三级跳，她常觉得不真实。有时一阵恍惚幻在眼前，她不得不赶快停下车来。所幸的是，她很快变得充实起来，一份新鲜而又联系着祖国的工作，让她的热情似水蜜桃一样饱满。她打听到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美国分公司在纽约的地址，你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给她写在一张纸上，她单枪匹马去了在好莱坞警匪片里总被描绘为罪恶的渊薮的纽约，找到了该公司，签下了长期供货的合同。

    你问她：“怎么没有碰到人口贩子？没有给人口贩子卖了，倒像是被好莱坞给卖了。”她颇有几分忿忿之色：“自己作践自己，要是放在咱们国家，政府早就将这些胡乱写、胡乱演的给封了，美国政府怎么也不管管？”

    你笑道：“克林顿只要一管，他就得下台。新闻和影视媒体能对白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克林顿便感激涕零了！”

    她又去信给北京、上海的各大出版社，请对方寄来近期的图书目录，经你择定后，她便要求直接进书。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包新书由海路寄到，为了省去美国国内的这段邮资，不是自己去取，就是请人顺便带来。次日，这些新书便摆在了书架上；因为女性心灵的细腻，她的心思还花在了让书店像一个人似的活起来，在店门口支上几扇阳篷，摆上一圈座椅，让顾客能坐下来看书。她免费供应咖啡、茶水，让那些午饭时也不忍离去的人，借此解决自己带来的的三明治、热狗。你埋头起草文案时，总爱放上一段悠扬的抒情曲子，她心里忽然一动，也在店里添了台音响。你担心，这一放总有人被吓跑，或是熏熏然进了睡境。她坚持放了一遍你收藏的全部CD，从中挑了《睡美人圆舞曲》、《天鹅湖》、《圣诗》、《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给爱丽丝》……未料，在原本上、下午各放一段之后，众多的顾客要求再加一段。

    如同你的那双大脚，脱了皮鞋依然可以去长坂坡上驱逐百万曹军，你也依然怀念家乡的饭食，窝窝头，菜饽饽，小米粥。想起在西安读大学时，周末的深夜，总和几个外地的同学一起去学校门口的小餐馆，叫上一海碗羊肉泡馍，边等边读着店里油渍渍的晚报，或是看着锅里咕嘟咕嘟滚着的鲜美高汤，听着收音机里热烈的秦腔，当那羊肉泡馍终于端上来时，便同时端来了一天的尾声——富足而又圆满。

    妻子没有来时，你只能在梦里过把干瘾。她来后，你的饮食习惯立马复辟到从前，当然比起在国内要丰盛多了。也是在妻子来了之后，你才去的波士顿里的中国城，你惊讶于天南海北风味的食品，在这里都能买到，国内同胞省下来出口创汇的各地的好东西，大抵都被海外同胞给享用了。家里每回吃饺子，或是有新鲜玉米上市，她买了来，都要多做些，带去书店里。你未免开个玩笑：“你不如干脆再开一家餐馆。”她答道：“你以为我不敢？真要开起一家餐馆，你这个幕后当老板的，就要大大破财了……”

    圣诞节的前几天，她告诉你，她想在平安夜约些朋友到家里来，你同意了。因为春节不放假，除了中国城里有一番喜庆气氛外，城外的中国人该干嘛还干嘛，一般都入乡随俗过起了圣诞节。

    这天，你一觉睡到午后3点，昨晚公司有一个急件要处理，你加了一个通宵的班。起来后，你发现自己一脚踏进了一个红色的海洋：大门上挂着一个红灯笼，门上一张洒金的红纸上，倒写一个大大的“福”字。两边虽未贴对联，却别出心裁地吊着两串艳丽的红辣椒。客厅里，两张大餐桌拼起的台面上，满是中西合璧的各式小吃，中间耸着一支长近一米、粗难盈握的大蜡烛。宛如一颗巨大的炮仗，你只需要在那洁白的绒线上轻轻地一点火，它便会飞溅起星雨般的壮丽，嘶鸣嚯嚯地冲天而去……

    5点钟以后，妻子请的朋友陆陆续续到了。你以为只是几位，来的却是十几位。你以为请的该是安城里和你一样已经拖家带口的熟人，来的却多是一张张陌生而又年轻的脸庞，他们是这一年里从国内来的留学生。最让你几乎大跌了眼镜的是，你竟在来客里看见了X君，他一身西装革履，面容却苍白而又憔悴，恍若大病一场过后由医院径直来了这里。你听说他太太这两年一直在和他闹离婚，他死不答应，结果不久前他太太不辞而别，去了波士顿和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同居……

    妻子赶忙过来，耳语道：“都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都不容易，咱们快去招呼人家呀！”你三步两步过去，X君将手里一束杏黄色的郁金香递给你：“这花送给你太太，祝你们圣诞快乐！”你握起他的手，笑道：“你看这屋里有一点圣诞的气息吧，我们这是过年啊，我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窗外是一片冰雪的世界，屋里红焰拂拂，暖意融融，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红扑扑的。满客厅的喧笑声，杯盏与刀叉的撞击声，渐渐地停息下来。好像一团团乳雾，蹑手蹑脚地潜进天色欲亮未亮的苹果同，在明明暗暗的烛光里，人人的神情恰似那枝头累累静思的苹果。心绪流变，陡然判若云泥，你想起了家乡已经在逐渐告别贫困、愚昧却还未在精神上站起来的那片黄土地。你眼前又浮现出白发浩然的校长那隐隐抖动有几分请求的目光，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国家教委已组织专家评审组，开始了对各地高校的验收，不知母校申报进入“211工程”是否通过？你萌生起一种良心负债的感觉……

    一个也是持陕西乡音的青年人打破了静寂：“大姐，你领咱们唱支歌吧。”

    一个在书店里打过工的姑娘跟着说：“先让大姐独唱一首，她唱得可好听哩！”

    大家一起鼓起了掌，妻子大方地站起来，却颇是羞涩地瞥了你一眼，宛如在你不经意间，她藏了私房钱。很快又转过头去：“那我就先出丑了。”她清了几声嗓子，随之，歌声娓娓而来，由雪花飘洒窗台似的轻盈，而渐人船头推波涌浪般的激情。她唱的是《新大陆》的主题歌，你听说在安城的中国人里，这部电视连续剧也时运不济，走了麦城，可它的主题歌却一下流行了开来——

    潮落潮起，轻轻地呼唤你，

    愿你清晰，默默地思念你。

    天涯海角春来秋复去，

    隔山隔水隔不断我和你……

    我托南天的风，吹去我的思念，

    我托北去的云，飘洒我的情谊。

    当遥远的你我再次相聚，

    我们将拥有一片新天地……

    本来，我很想和刘先生的妻子谈谈——由一个中国的农村户口，变成了一个美国持绿卡的移民，曾给她一度带来恍惚，可这是一个前现代性一下转入后现代性的恍惚，一个很文化性也很有文学性的恍惚，不亚于一个美丽的谜，引起我深深的兴趣。不凑巧的是，惊鸿远影，他老家几位父母官到了美国，她要陪他们，由东海岸一直陪去了西海岸……

    我们是在刘先生的办公室里交谈的，在了解他来美国的经历后，我想请他谈谈对美国的看法，由于他能广泛接触社会各个层面的职业特点，我以为他的看法一定比较准确。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本杂志来，是国内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海外版》，今年的第4期。他翻开目录，指着一个名为《感觉与失去感觉》的条目，问道：这胡平是你吗？

    国内国外，我所知道的胡平，已经不下一打了。尽管该刊从不曾与我联系，俨然天经地义得像是在自家的菜地里收胡萝卜，但不会有两个胡平去写同一个题目的文章。我一下便应道：是。他翻开那一页，有两段被用黄色的荧光笔给画了线：我很欣赏你这两段话——

    感觉丰富着感觉。我不知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像今天这样，缤纷跳跃的感觉，丰沛如海，披离如菊，喧嚣于市？似乎这一刻，所有的失望在膨胀，所有的希望在分蘖，所有的矛盾在汇合，所有的机遇在爆炸。人们在感觉中气喘咻咻，大汗淋淋，犬奔狼突，虎腾熊挪，或是愉悦、高亢，或是困顿、迷惘……感觉排斥着感觉。当我走过中国众多的城市与乡村，跋涉于各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们的心理高原时，我很难说清楚是谁在盲人摸象。我只警怵又惊讶于我们这条社会的航船，在一片顺流与逆涌、明礁与暗岩里，虽走得曲曲折折，颠颠簸簸，却终能化险为夷，履乱为安，真几乎有如神助。

    他说：谁能说得清楚当今的中国呢？美国也一样，感觉丰富着感觉，感觉又排斥着感觉。国内一家出版社约了我写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的书，我感觉头绪太多，一直静不下心来思考，只陆续搜集了些资料，做了些卡片。你要有兴趣的话，我给你看看。

    我当然鸡啄米似地点头。看了几张后，我想，何不从中择其若干，编为一组卡片集锦，以做本节的尾声……

    美国当然是个贫富不均的国家，在70年代，在美国最富有的400人的名单上，每人最少的资产是1亿美元，到了90年代，要想进入这个名单，至少得有3亿～4亿美元。据1989年联邦税务总局的统计数字，这一年里，全美年收入在60万美元以上的人，有350余万。但是这一贫富不均，由于收入税、遗产税等税务调节手段，尚未到阻碍经济发展及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美国梦尽管形形色色，但大抵上是由金钱编织的，在一个贫富状态总处于流动变化的社会里，底层、中产阶级何必要去和自己的梦想作对呢？富人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成了富人，可不会理财养财，便不会是最后的富人。电视上曾向美国人展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闻名全美的富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达琳·佛特曼，在她据说有世界级收藏的豪华住宅里，将她一根吃了一半的香蕉小心地包好，她说：这样可以留到下顿再吃……

    美国一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可谓全球之冠。用于慈善目的的林林总总的基金会，有300多个，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便是二三十亿美元，它们大多出自于豪门显贵。按教义规定，一般教徒要捐出自己收入的1／10，在1995年，克林顿夫妇的收入为30多万美元，根据公布的总统当年的报税单，他们确已捐献了3万余元。富人的捐赠成了时尚，平民们的捐款也习以为常。在各大超级市场门口和机场、火车站等处，经常站着一个“救世军”成员，身边放着一个小桶，过往的行人们，随时扔进一两个硬币，涓涓细水，也汇江河。最近报道的密西西比州的一个黑人妇女，已经87岁了，她将自己一生积蓄的15万美元，捐给了该州的一所大学作为奖学金。因为家庭贫困，她自12岁失学后，一直以洗衣为生，饱尝没能受进一步教育之苦。她的这一境界，不由得让我想起在国内看到的一条标语：财政再紧，不能紧了教育，日子再苦，不能苦了孩子。

    （他告诉我，以下两张卡片是他妻子写的。自她来美后，他鼓励她有余暇时，可以记下点在美国生活的感受，她乐意地照办了。我发现在这两张卡片里，她已消灭了错别字。）

    在安城，很多美国家庭的主妇，每周都拨出二三天，去医院、孤儿院、老人院做公益工作。我认识一个年已八旬的老太太，不管是炎暑，还是冰雪天，她都自己驾车去老人院，照顾那些没有子女的同龄人。在马路上，也经常能看到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为孩子和残疾人指挥交通。他们在中国，都到了早坐在家里享清福的年龄。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里很难看到，我们是家庭最重要，一出了家门便对一切漠不关心。他们的这种精神，真让我肃然起敬。在美国可以从事社会公益的地方很多，除了老年人外，工作和学习繁忙的年轻人，也总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环保机构帮助清洁环境，去单亲家庭，陪孩子们打球、钓鱼、划船……以代替离去的父亲，他们都是“兄长会”的成员，对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贡献很大。

    丈夫告诉我，邻居的男主人是个医生，太太在大学选修体育，她有极好的身材，名叫婕妮，有一个4岁的男孩。这一家有好几辆高级车，院子请花木公司管理，一年四季缤纷多彩。来美国不久，丈夫带我和妮儿去拜访了他们，我送了他们小礼物，他们很高兴，并说喜欢我们这样的邻居，安安静静，院子里从来收拾得很漂亮……

    一住就是一年，两家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一天刮起了暴风雪，她家后院的花盆刮得在地上跑，她在后面追，花盆吹到我家草地上，她迈过一步就可抓到，但她停下了，回到房里给我家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允许她进入我家的草地？她在电话上说：“糟糕，琳达不在家（另一家紧邻的女主人），我还有东西刮到她家去了，只好等她回家再打电话。”活得真累呀，我想，要是我走过去就得了。丈夫回家后，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一听急了：“你千万不能这样做，美国人的院子是属于私人领地，不打招呼就是侵入，小心对方开枪打你！”

    色情上网，是近年来颇为困扰各国政府的一件头痛事。今年3月，美国政府制定了通讯网络的检查条例，该条例规定，政府官员有权检查网络上涉及色情的文字、画面及声音，除予以剔除外，当事者得判罚25万美元的罚金，并处以有期徒刑两年。但该条例对色情的标准如何划分，未有明确规定。随即，民权人士、电脑公司和网络服务业者，向费城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起诉，指控该条例并不能有效的防止儿童接触色情资讯，却严重的违背了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克林顿政府，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应诉，但从过去法院对言论自由与色情的轻重取舍上看，最终结果不容乐观。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色情杂志《好色客》的老板佛特林，从1983年起，向全体国会议员免费赠寄该杂志，其理由是让他们了解“社会生活的趋势和公众口味的变化”。有260余位议员抱怨蜂起，邮局即要佛特林停止这一活动，他我行我素，照寄不误。无奈之下，邮局起诉于地方法院，败诉的却是邮局。几经周折，官司又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佛特林邮寄杂志，是他言论自由权利的一部分，而不必去管他人的喜怒爱憎。那潜台词便是，倘若议员先生们道德高尚，怕污染了眼睛，大可以将杂志扔去字纸篓里。

    在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人看来，这显然是一纸荒唐。可比这还荒唐的有，由于法律过分的保护人权，以至于罪犯几乎能视法律为花果山、水帘洞了，躲在里面悠哉愉哉。我去过一所关重刑犯的监狱看过，仅早餐的饮料就有：可乐、无糖可乐、牛奶、脱脂牛奶、维生素牛奶及应有尽有的水果汁。每天吃饱喝足，便是打篮球、台球、扑克，看电视，去健身房里练肌肉。倘若要他们去干活，就违反了不得使用奴工法，这样下去，谁还会惧怕监狱？乔治亚州有一个罪犯，1982年因为杀死一名女大学生被判处死刑，14年过去，却一直未能执行，他年年提出上诉。对此，最高法院最近举行听证会，会上依然争而未决，一种意见是该犯罪证确凿，他年年上诉，不过是为着苟延残喘；另一种意见是，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动物，只要他还上诉，就不能让他在喊冤声里走上电椅……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9人，均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并得接受社会舆论的公评。个个无党派色彩，人格伟岸，深谙法理。他们自然不会偏爱色情行业，更不会视社会秩序的安定为儿戏，可他们确有投鼠忌器之心：决不能让法律粗疏起来，如果今天官员们能去网路上检查涉及色情的文字、画面及声音，明天他们就有可能以同样的理由，去检查网络上非色情的正当内容。而言论自由一旦有了缺口，民主政治便会失守。如果今天杜绝一个哪怕是假冤枉者的诉求，明天就有可能对真冤情者，也闭上耳朵。而尊重和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信仰与财产，正是美国首要的立国精神。

    在美国，不管总统、国会对最高法院的某项裁决有何异议，大法官们一言九鼎，他们是一旦从瓶子里放出来，便再也收不回去的魔鬼。不管公民们和社会舆论，对最高法院曾有过多少失望与批评，可回顾220年来，美国政局稳定，因稳定而臻于富强，人们便都会承认，他们是宪法的守护神，这9个人照亮了美国的一大片历史。

    你可以找一打以上的理由，说美国像一个马大哈。除了亮出牌子的中国城、日本城外，在美国的各大城市，不亮牌子却约定俗成的各色外国城，比比皆是。在旧金山有墨西哥人的聚集区，在纽约有意大利人的聚集区，在芝加哥有以犹太人为主的区域，在夏威夷有以日本人、菲律宾人为主的区域，在洛杉矶甚至还有叫“小台北”、“小东京”的街区……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不同，人文景观不同。有人开玩笑说，美国的大城市是一个个被剖开的得州西瓜，一堆堆被世界各国给瓜分了的“租界”。

    我想，倘若美国真对此忧心忡忡起来，贲张起盎格鲁撒逊白人的纯洁性，乃至像国内开放之初，有人在深圳的高楼大厦上看见了外国公司的广告，也有“丧权辱国”之痛……那还有它的多元文化融汇起来的生命力和一部美国的历史吗？那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等外国移民，在美国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吗？

    你也可以找一打以上的理由，说美国社会是一个杂耍场：在这里，纯精神追求的人可以很高远。颓废的人可以很颓废。玩刺激的人能玩至心不跳。想赚钱的人能赚得风卷残云。想从政的人尽可以去涂脂抹粉。即便是爱耽于冥想的人，也无人敲门，随你去潜心勾沉，在美国人周围，不乏如是研究的堆积：“人身上的磷正好够做200个火柴头”、“大部分的猪睡觉的时候靠着右侧睡”、“一般人做梦只有5%是彩色”、“再过11948年，人类的小脚趾会退化消失”……

    如果16岁便进了哈佛、又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的卡辛斯基，不往诸多校园里邮寄自制的炸弹，他尽可以在蒙大那州的荒山野岭里隐居下去，与麇鹿、野兔为伍，以藐视电力、电视与自来水文化；如果克林顿总统夫妇，不想在电视的脱口秀节目里老被贬得灰头土脸，更不愿被搬头术搬去商店里卖着的一打打明信片上，赫然成了一对性虐待狂，他们尽可以回家乡的法律事务所，能赚钱就不手软，能风流就不萎缩……

    我感觉，所谓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并不是爱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爱这个国家里各取所需的生活方式。

    我想，倘若美国真面容严峻起来，像中国似乎总存在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在往日里是政治，在时下是金钱，便不会有成千上万、平面得似张照片的国人，打开放起，过江之鲫般的涌到这个绝对全新的世界里，他们从照片里走出来后，内心的感受总是“无论混得好坏，都形同再生一次”……

    美国是一条昂首翘尾、水柱冲天的长鲸，有一副几乎能容纳和消化一切的胃。人们当然要警惕它在全球的海洋里横冲直撞。可人们是否意识到，还有一种并非长鲸却也有的“强权”：那便是排斥容纳，拒绝消化。比如一个二战战败的岛国，在中小学里容纳不下一本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它的胃囊里像硌着铁一样至今消化不了当年血洗亚洲的史实……

    五新一轮物竞天择

    7月2日-7月4日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采访对象杨先生，45岁，1986年由北京来美，1996年入美国籍。

    与我的导师罗纳德教授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你是怎么跨进哲学之门的？

    我告诉他，那是在1974年，在中国靠近缅甸的一个小山寨，一个22岁的年轻人，带着口袋里仅有的5毛钱，去集镇上买灯油和盐巴。这时，他插队已经有6年，可他的全部财产加在一起，不过合人民币27元，其中最大宗的是一副价值12元的单人床板。他一个人病怏怏地走在斗折蛇行的山道上，他能感觉自己有些低烧，倘若是在过去，他能请同学代买，可现在除了一个因患急性疟疾遽然而逝的女同学，已化为一块风雨剥蚀的墓碑，还在这里和他作伴外，其他当年和他一起下来的同学，这两年间都千方百计调回了北京……

    他先买了半斤灯油，又去小摊上一个阿佤族妇女那里，买了一团沾满灰屑、泛黄的盐巴。回到栖居的小竹屋，他发现包盐巴的两张纸，是从同一本书上连着撕下来的。他看了起来：有一天苏格拉底站在街上，注视着一个个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小摊，这位有着宽大脑门的哲人，对身边的弟子们说：这些东西中，有太多是我根本不需要的啊！

    其中有一个弟子叫安提塞尼斯，平时便十分心仪老师那节俭的生活方式，他一下悟出，这话像是偈语，道破了自己正想创建的一个哲学学派。该学派的宗旨是，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丰裕的物质，强大的权力和健壮的身体，它们都是稍纵即逝的，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普通人都能拥有，而且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失去。

    当天晚上，在如豆的灯焰下，这个几乎已经不会笑了的年轻人，展开了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遐想，它根据安提塞尼斯一个名叫戴奥基尼斯的子弟的故事改编——

    他从拥有27元人民币的小竹屋里走出来，坐在门口舒服地晒着太阳，一脚伸过去，在一边经年的落叶丛里，踢出了一本不知谁丢下多少年的《毛主席语录》。这时，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无论是一纸回城的调令，一张党票，抑或是一个美丽如花的女人，一顿天上才有的美味佳肴，只要他想要，立马就能施与他。他挥挥手，像驱赶一只芒蚊：你走开一点好吗，不要挡住我晒太阳。他弯身拣起那本语录。懒洋洋地翻到了自己曾耳熟能详的第一页——林彪写的再版前言……

    我告诉罗纳德，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由犬儒学派一下撞进了哲学的大门。不知罗纳德教授是否真解了此中三味，他连连点头：有意思，有意思。

    我听系行政助理莎朗太太介绍说，罗纳德是系里7个教授中最用功的一个，常常星期天也关在办公室里干活。我不禁问他：你能告诉我，你搞哲学的动力吗？倘若是在国内，中国的教授回答起这类问题来，大抵会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告诉你：哲学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或者说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改造世界的武器。可在美国，没有一个教授会这样回答你，罗纳德眨巴着一双绿荧荧的猫眼，反问我，“那你先告诉我，从事音乐的人动力何在，难道音乐能管吃、管住吗？”

    我说：“音乐既不管吃，也不管住，但能给人以精神享受。”

    他说：“哲学也一样，人的精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理性，一个层面是感性。比较注重后者的人，需要借外在的对象，像音乐、绘画、电影、体育，来获得某种感官的满足。而比较注重前者的人，如果脑袋里有一个问题未能解决，他便吃不香，睡不好；一旦解决了，他在哲学里获得的满足，并不亚于人们在音乐里获得的满足。而且，倘若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困扰了千百万人的问题，他就有可能成为思想巨匠、历史伟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还有你们中国称之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

    我没有成为马克思的野心，他老人家曾说过，直到现在“哲学家诠释了世界，可是重点在于他们应该去改变这个世界”，这句话显示了哲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不再有过去的庞大的思考体系，而代之以人们所称的存在哲学与行动哲学。在实际政治方面，当然没有一位哲学家比马克思的影响更大，可无需讳言，我学哲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在诠释世界方面有所建树，并成为一个思想者。我为自己遇到的知音高兴，为自己终于能踏上美国而感到幸运。

    我在国内上的是××大学，毕业后留校，搞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系主任是个1957年划过右派的老教授，待我挺不错的。1983年，系里分到一个公派留学德国的指标，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系总支书记，要给搞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Z君，主任则力主给我。他在校方的陈述是无懈可击的：18世纪前半期，欧洲的哲学中心在英国，中期是在法国，而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哲学的太阳由西边落到了东边——德国，倘若我不能去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乡——德国，而改派去了延安，便如同该多去延安考察的Z君去了德国一样荒唐。

    在德国，我进的是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它就在风景如画的哥廷根小城里。也许大自然的风景，和最抽象的数学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而哲学与数学也以某种神秘性相通，20世纪初，在这所大学里，念数学、哲学的学生特别多，他们几乎整夜地在街边的咖啡馆里争论，去饭馆吃饭也信手在台巾、菜单上写下各种符号和公式……市民们特别宽容他们，以这批自由而又创造力蓬勃的大学生为小城的光荣，并且一代代的沿袭了下来。正是在这里，我对康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便是《论康德的时间、空间是人类感知的方式》。

    两年后，回到国内，我一下成了系里上课的主力队员。系主任勉励我：“先把你的研究课题暂时放一边，多上点课，早点解决你的中级职称。”在我离开的两年里，Z君等毕业留校时间与我相差无几的人，大都评了讲师。这时在大学生里，又恰好兴起了西方哲学热，几乎人人从厕所里走出来，也腋下夹一本萨特、或是弗洛伊德的书。同学们上起Z君的课，能开溜便开溜，后来动用组织手段不能开溜了，便人在庙堂，心在江湖，看起小说，写起情书来……他们在给Z君以冷漠的同时，却给了我巨大的热情，本专业同学一个不拉、必到无疑外，过道里、窗户上坐满了外专业、乃至外系的同学。

    课堂里静的谁打了一个嗝，也像撼起了一次里氏二三级的地震。唯有笔沙沙地在本子上飞着，恨不能将每一个逗号也给记下来。下了课，同学们众星拱月地包围了我：“何为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尼采学说的本质是不是超人？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法国30年代的荒诞派文学有何联系……”我不可能在每个哲学学派里，都是一只行上大远、弧线优美的白鹤，我却可能是一只水面上上下翻舞的蜻蜓，在每个地方都或深或浅地点到一下。尽了兴的，如喝了一杯醇酒，满脸微酡而去；未尽兴的，晚上摸到我的宿舍，一扯就是两三个钟头……

    我沉浸在解惑授业的兴奋当中，还从莘莘学子们的渴求里，察觉到一种远比技术、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思维层面的开放性。我也对同学们的巨大热情，有了某种隐隐地不安。从Z君见了我总是一副阴郁的面容，我感觉他看我总是一副阴郁的心理。皆非圣人，我陶醉于众星拱月，他岂甘门庭冷落？在人本性之外，我却没有去深想，是书记让我开了窍门。几次，他在系里开大会时说：“毛泽东思想在冷下来，西方哲学思想在热起来，这一在大学生中出现的严重局面，固然是诸多历史与社会的复杂原因造成的，但对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却存在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是加以疏导，让冷的热起来，热的冷下来，还是听之任之，乃至推波助澜？”窍门虽开，我却跌人了更深的糊涂之中：难道毛泽东思想非得与西方哲学思想划壑为邻？难道毛泽东思想不热，不该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里检验、校正，而只能去西方哲学思想里抓一只替罪羊？难道，只要我将自己的这门课给讲砸了，便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Z君所在的教室里，随即就人头攒拥，目光穿云？

    系主任私下给我打招呼：“他说他的，你讲你的，不过上课时，你的嘴巴得管紧点，最近周扬有两篇写异化问题的文章挨批了……”

    我不懂政治，却绕不开政治，凡经过“文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政治的分量。我打算降温了，正琢磨一种“疏导”的方式时，事情的发展出于我的意外，显然也出于书记的意外——新一茬的学生，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兴趣作鸟兽散了。我讲课时，很少看讲稿，我喜欢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目光的交流。现在从讲台上望下去，一张张脸上，既不兴味盎然，也不皱眉头，我不知道他们此刻在想什么，或许就如他们此刻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能这样做的就很给我面子了，尽管以石膏像的姿态恒坐着，对他们不啻于一次一个半钟头的苦役。有的同学就干脆埋下头去看自己的东西，偶尔抬起头来看上我一眼，那目光里不无几分讥诮，我成了一条被孤零零晾在沙滩上的鱼，我还成了一头牛，这牛不是对牛弹琴的牛，那讥诮似乎破译了这样一层意思：你比那牛还蠢，是一条弹琴的牛。

    我终于有所察觉，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在中国，一旦热成了时髦的东西，大抵只有两三年的风光。邓丽君如此，琼瑶如此，弗洛伊德与萨特亦如此……这里没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统统只是某类社会情绪招摇过市时的一件道具。当这情绪被一种新的情绪给挤出了红尘之外，这道具也就成了一次性使用的易拉罐……

    奇怪的是，书记倒没有对我的沮丧袖手旁观。××大学的名气很大，当社会上盛起了“文凭”风时，我们学校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与社会各界联合办班的首选目标。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系，都一下哗哗的下起了金币雨，几家欢乐几家愁，最愁眉难展的便是我们的书记。在他的苦心操持下，哲学系好歹和中文系一起，开设了一个文秘、档案专业，报名的人虽不是太多，可系里总算有了一点创收，可以不时下点毛毛雨，多少稳住了一些人心。书记仍要我去这个成人专业，上西方现代哲学课。

    我说：“这课给本系学生上，我都黔驴技穷了，哪还有本事去上外面的课？”

    他脸上的肉一下绷紧了：“你要不上，这不是和我作对，而是和全系老师的钱包作对！”

    肉又一下蓬松了，他拍拍我的肩：“谁不知道你能侃，我相信你能上好这门课！”

    上完第一节课，我的最后一句话尚未落地，二十几个学员哗地站起来，卷起书本，急匆匆地涌去门口，人们多半吝惜得一个眼神也不愿意丢过来，随即便是一片搬动自行车的杂乱声、铃铛声……唯有一个国字脸上胡茬青森森、四十几岁的男人留了下来，他递给我一支烟：“老师啊，你看这在座的都是三十、四十好几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单位里还有一摊工作，日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您讲课还是轻松点好……”

    “这课怎样讲才算是轻松呢？”

    “顾名思义，哲学就是哲人们的学问，哲人肯定目光如炬，一定有许多机警的故事；哲人多半也不食人间烟火，会有不少的笑话。您就把这些故事和笑话，搜罗起来给我们说说。”

    “那考试呢？”

    “当然得靠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一个离考题八九不离十的复习范围，我们去背就是。倘若您要动真格，那您就糊涂了，现在社会上读成人班的，不都是这回事吗？”

    我好像身边站着一个来自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但我明白，他决不是在敲诈我，不过直率地托出了一个我难以接受却又得接受的事实。我难为这些年纪与我相差无几、同为一代人的他们干嘛呢？难为他们，并不能阻挡贬了值的文凭在社会上洪水猛兽似的冲决开来，也不能阻挡如同文凭一样，哲学在中国的急剧滑坡。

    哲学是人类认识长河里的神圣标杆，是社会心理的庄严框架，一旦沦为只能灌装社会情绪的一次性易拉罐，它的世俗化便不可避免了。难怪这几年里，我根据自己硕士论文的观点写的一本书，在国内转了七八家出版社，没有一家不认为此书稿论证缜密、清晰，观点富有创见，填补了国内康德研究的一项空白，可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建议，为了避免征订数太少、难以开机的尴尬，必需在书名前冠以“通俗”两字，并以通俗的尺度，对书稿内容进行斧削……哲学本是红尘外之物，它一旦滚落进了红尘，成为人们获取文凭的敲门砖，搏取奖金的轮盘赌，它的商业化便不可避免了……

    就在这天晚上，再度出国的念头，一下像根榫头一样，牢牢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在大学里我学的是德语。第二天起，我便雷打不动地看起了中央台正放的《FOLLOWME》，边看边录。上完课，好像是一个偷袭成功的恐怖分子，我掉头就走，也像与常人生活隔绝了的恐怖分子，系里老师们感兴趣的一功，诸如评定职称、奖金发放、科研项目与经费的申请……都离我日益遥远。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视机、录像机、将那录像带放得山重水复，春来秋去。妻子见我几乎整日里对着电视机，喃喃有词，五迷三道，她笑话我：“就你这样书不读一本，老师不找一个，只跟着电视里这对男女，你就能跟去托福考场上？”

    她高中、大学、考研究生，一路学的是英语，以后又翻烂了几本《许国璋英语》，该是正宗的少林弟子。可托福考下来，成绩只有520分，我半路出家，犹如江湖上突然杀出来的一个邪派高手，靠着门外功夫，剑走偏锋，居然比她多考了18分。她将莫测高深的笑容的专利一下转给了我，我喜滋滋地听着几位考友的盘问：“中国人考起托福来，都是语法部分好过关，听写部分难过关。你怎么颠倒了，莫不是家里藏着个金发美人？”

    “要有，你们都有，这便是可看不可碰的凯瑟琳小组。我可是铁了心地跟着她，理解的也念，不理解的也念，在不理解里去获得理解……”

    “行啊，伙计，你有戏了，只要在语法上再搞搞，你明年一定能考取托福！”

    诚哉斯言，第二年，我果然考上了托福。晚上去敲系主任的家门，不知是不是我第一个破了他立下的规矩，上任伊始，他就在系里大会上宣布，以后凡公事、私事，都请在系里找他谈。他有一位95岁的老母亲，长年信佛吃素，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老人需要安静。是他本人开的门，脸上未见不悦之色，倒像在预料之中：“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是不是为着评职称的事？”

    他这一提，我才想起，这一轮职称刚刚评完，我的职称是讲师，而Z君被破格升为副教授……我说：“哪回评职称，不是狼多肉少，领导能想着往我头上洒上一点甘露，就有观世音菩萨之心了，我哪会再让领导为难。”

    他真的不悦了：“谈问题就谈问题，不要贫嘴。我知道Z君被破格升为副教授，你未能升上，心里一定不痛快……”系主任真的误会了，我赶紧说：“我打扰你，真不是为职称，而是为去美国读书的事。该办的手续都办了，现在就卡在与学校签合同这一关上，我实在没辙了。”他哦了一声。

    这一年里，下来了106号文件，规定凡硕士研究生，不得再自费出国留学。实在需要出国留学的，只能以自费公派名义。所谓自费，便是国家不会给一文钱，在外的一切全靠你自谋出路。所谓公派，便是指尽管你自己出的钱，你仍是公家的人，你还得回来，为此文件里规定了这样一条，离国前，必需在原单位签下归国保证书，并交上一笔保证金（该款按国家对出国者已付出的培养费计算）。倘若你学成归国了，这钱就退还你，反之，不说你也明白……

    “自费公派”，字面上解，虽别别扭扭，但这一招——把人抵押给了钱，或者说把钱抵押给了人，却让我眼看要功亏一篑。按我的学历，至少得付5万元人民币。当时我的工资只有100多元，父母均是中学老师。找遍伯伯、叔叔、七大姑、八大姨来，也找不到一个官商，用手就这么往空气里一捣腾，也能捣出一把钱来。系主任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9点了：“我去扶母亲上床，你稍等一会儿。”

    我打量着他的书房兼卧室，空间不大，一切却井然有序，明净有韵，散发出一种古刹远寺里的怡然感，颇像是出自于一位贤明而又典雅的女主人的调理之下。可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个单身汉……他又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烟缸：“忘记你吸烟了，你抽吧。”

    他在藤椅里坐下，双手宽松地放在两沿上，眼睛里注满了清澄：“你就别瞒我了，人活一辈子总会有沮丧的事。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妻子提出离婚，一子一女也随了她，几乎一夜之间毁了一个家。好像伍子胥，我也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你说我沮丧不？后来守寡的母亲从乡下赶来，从此一直跟着我，我去农场劳改，她也去农场；我获‘改正’回城，她也跟着回城。现在她老人家快活到期颐之年了，我也能吃能睡能干。就此想想，世上的事再风诡云谲，不过就这么两条：总有不公平，不是张三轮着，就是李四挨上；总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你能不能不走？”

    我竭力控制住心头涌起的一股温热，恍若在把一根快化了的冰棍，急匆匆地往嘴里塞：“如果为了我个人，我可以不走，我为的是我的专业……”

    他想了一会儿：“那好，我不拦你。我听说外系也有一个硕士毕业的老师要出国留学，交不了钱，结果他的导师给他写了一张担保书，他才走成了。这样吧，我也给你写份担保书……”

    我感觉自己真卑鄙得可以，在拿一根看不见的绳索，往他的脖子上套，心一下虚了：“这担保书可不能写，万一……”

    他笑了，被圈圈的皱纹包藏的眼睛里，别有一番饱经世事沧桑的锐利：“没有什么万一，到时你回国了，这钱无须交。到时你不想回来，这区区几万元钱，能难倒我，还能难倒你一个海外学人？……”

    到了美国，按这所大学的规矩，对文科研究生一律不给奖学金，得靠自己去打工。从第二学年起，如成绩优异者，可以在经济上获得资助。这意思是如果系里有5个助教名额，那你的成绩必须进入前5名。倘若你是第6名，也当上了助教，这只意味着在前5名里，有一个研究生自己交得起学费，不想去挣助教的这份辛苦钱。在美国的大学里，其实并没有助教这个层次，但教授们总有些活儿要人帮着干，雇个专人来工薪不菲，且找个合适的人也不容易。交给研究生干，既大可放心，酬金也比在外面雇个人来要便宜。美国佬也精灵，说起来资助了你，实际上是让你为他打工，看起来给了你钱，实际上你却为他省下了钱。

    第一年，我拼死拼活，终于以各门功课全A的成绩，得到了一个助教的名额。其中有一门课是理论数学，我在国内学起来很吃力，可在这里却像牲畜吃了激肥素似的，成绩一下蹭蹭地上去了。数学系的中国学生就更不用提了，成绩分平时作业和考试两部分，前者占总分的30%，他们可以潇洒得不要这30%。该系的助教名额是11个，考试结果出来后，一个也参加竞争的美国学生，鼻子都气歪了：中国人没来之前，我助教年年有份，现在中国人来了，我没戏了，甭说前10名，就是前20名，也全是中国人！

    这事如果发生在国内，我看十有八九会炒成一件官司：怎么中国人的钱都给了洋人？这不是吃里扒外吗？俨然涉及到了民族感情与民族自尊。但在美国，没有谁会去受理这类“情感官司”，即便是当事者本人，鼻子歪了多少英寸，依然得回来多少英寸。依我看，美国佬更精明在，一旦制定了公平竞争的规则，就从不去触动这个规则。

    这里的哲学系，分析哲学占统治地位，不管你学的是哲学的哪个分支，统统离不开数理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不管是上课，写论文，要确立个什么观点，都得经过这两项逻辑的大量论证。即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我第一次去听他的课，见黑板上一大堆满天大雪似的数字，形形色色宛如抄自天书的深奥符号，我还以为自己进错了门，闯进了数学系的教室。罗纳德教授更是近年来美国分析哲学领域里的一匹黑马，在他眼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数字和符号组成的，哪怕是一场山呼海啸的海湾战争，大街上走过来的一位美丽如云锦的姑娘，或者校园的夜空里，不时如童话一样漫过的萤火虫……

    康德有个被称之为人类认知上的“哥白尼革命”的全新观点，他以为时间、空间，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乃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如同水倒进了壶，水的形状将被壶塑造一样，时间、空间也是被人类的心灵之壶给塑造的。我之所以对康德抱有浓厚的兴趣，首先便是被这雄视千古、把玩寰宇的大襟界所震慑！我感到，古往今来，所有诗人的想象力，在这个大瑰丽的想象面前，都显得苍白了……

    罗纳德给我在纸上画了两根坐标，一根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一根是洛克·柏克莱和休姆的经验主义。然后，他要我在两根坐标之间，推导出康德的思维历程。光这件活，我干了两个多月，在这之中，我感觉不到康德那份创造的才情与想象的快乐，我像在用数字的锯条拉扯他，用符号的利刃解剖他，我变成了一个长年在水银灯下做手术的大夫，缜密而又枯燥，敏锐而又麻木。

    真让我对在美国从事哲学研究的前景，感到了怀疑的，是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系里碰到了多日未见的罗纳德，一双眼睛红红的，让人想起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平日里总干净、挺刮得连一只小虫也挂不住的衬衫，揉皱不堪，好像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客串了一个酒徒回来……他说：“我已经几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正要找你哩，你说说什么叫死？”

    我松了一口气，说：“一个人死不死，大概医生最有发言权……”

    “NO，NO，我要的不是医学定义，而是哲学定义。”

    “也许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失去了反应，这就叫死？”

    “植物人失去了反应，可人还活着，这不能叫死。”

    “那就这么讲，主观世界不但对客观世界失去了反应，而且自身也变成了客观世界……”

    “N0，NO，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而言，这就是客观世界。而且，一个人死了，那墓地上会长出小草、小花来，这不又成了生？”

    我像是说上了一段拗口的绕口令，被人拖进了一座总也走不出去的迷宫。罗纳德却穷追不舍，他拉我到一块小黑板前，又画了一个垂直的坐标，一根线上写的是生，另一根线上写的是再生，他指指中间的那块空白，颇为神秘地说：“我告诉你，死就在这里面的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将这点找出来……”

    如果我不曾涉及分析哲学，罗纳德又不是我的导师，此刻，我真会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可哲学弄到了这个份上，如此繁琐化、细末化、程式化，究竟能对人类思想的积淀与发展，起到多大作用呢？过了几天，一个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都很知名的数学家、美籍华人王教授，应邀来我校数学系作学术报告。我知道他早年搞哲学，并看过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有关著作。后来他改行了，由逻辑、数理逻辑，直到现在研究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我也去听了这个报告，令我兴奋的是，一场报告听下来，并非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是处于一种似懂非懂、欲明未明的状态。趁着这股兴奋劲儿，在几个学生提出了专业问题之后，我不禁问：“王先生，你是学哲学出身的，当年也小有名气，可后来为什么改行了呢？”

    王先生四下看了看：“在座的没有学哲学的吧？”

    好似台风中心倒是安全的，王先生没有注意到本人已是一脸的尴尬，幸好在场的中国学生里，也没有谁“出卖”我。

    “那我就斗胆说了，我以为，凡是在美国学哲学的，大概都是这里有问题——”他用手指点点自己的脑门——“总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我打小也这样，等到要上大学了，好像没有哪个系能解决这些问题，唯一能神聊海侃这些问题的，就是哲学系了。如果我父亲是洛克菲勒，或是杜邦，那我可能会在哲学里泡一辈子，这的确是一块超凡脱俗的好地方。但我是个两袖清风来美国闯荡的中国人，生活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块好地方……”

    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王先生讲得不无道理。在未开始写博士毕业论文之前，我一气向社会上发了三十几封求职信，但每一封回信里都是“SORRY”。我终于断定，一个哲学博士想在美国找份工作，概率基本为0。之所以基本，不是绝对，哲学博士们尚有两个去处，一个是类似国内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但在美国它们寥若晨星；一个是大学的哲学系，可与国内比起来，也远没有后者的臃肿。一次，我告诉罗纳德，我母校哲学系里有97名教职工，他吓得差点由椅子上滚去了地下，这里全系只有15个人，系行政事务这一摊子，全由莎朗太太一个人包揽了……能进这两个地方的机会，几乎等于在美国看到熊猫的机会。即便“熊猫”真出现了，它们怡然地啃着竹子，你也得陶然地咽下全美教授、研究员里最低的年薪。

    美国肯定是个大度的国家，只要你无需纳税人的钱，你尽管去苦思冥想，胡说八道；美国肯定又是个吝惜的国家，至少比中国要吝惜，在国内，一个哲学教授和一个法律或者外语教授的基本工资是一样的，可在这里，如果你要花纳税人的钱，你就得为自己形而上的天马行空，付出形而下的某些代价。

    毕业论文实在写不下去了，我是用计算机写作的，每个键敲下去，溅在心里的都是一缕苦涩。屏幕上那一排排密密麻麻、排列齐整的数字、符号，刚刚还像一支浩浩荡荡出征的大军，突然眼前一片模糊，它们四下溃散了，犹如一支哗变了的队伍。屏幕又发出令我眼球生痛的道道光刺，好像在冷眼与讥讽这场征战的始作俑者……

    我将哲学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可结果呢？也许不但在中国，在美国，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哲学都走到了穷途末路，不会再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时代了，不会再有康德、黑格尔时代了，那时人类的精神原野无比壮阔，原野上思想的长风无比恢弘，清晨有霞光磅礴，夜晚有星汉灿烂。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疆域已经拓展去了月球之时，人类的精神原野，因耸起一片片意识形态的水泥森林而破碎，因扬卷一团团物欲的黄沙而缩减，思想不是被关在铁笼里难产，就是在汉白玉砌成的宫殿里养尊处优。哲学家们也变得卑微起来，他们失去了一对高翔的翅膀，只能像紧贴着地面的公鸡、母鸡，要不在莫名其妙的时候打鸣，要不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下蛋……

    在这个哲学博士无异于傻瓜博士的年代里，我还坐下来写什么博士论文呢？

    或许，我可以回国。回国倒不是为着收回系主任写的那份担保书，具有抵押性质的106号文件，只执行了一年，便寿终正寝了。回国为的是实践罗纳德爱国主义的教诲。我感觉罗纳德是这样一位教授，在哲学的小屋里，他时犯迷糊，尽管这是一种自得其乐的迷糊；可一旦走出了小屋，在许多事情上，他比不少自以为清楚的人们更清楚……

    一次，我和他在酒吧里碰上了，两人一起喝开了啤酒，不知怎的，聊起了日本人。他告诉我，50年代时，学校里最多的外国学生是日本人，以学理工科为主。二战时，美国的工业几乎都在造坦克、飞机，但大学的科研仍正常运转，开发出一大批民用工业的成果，战后，美国急需大批的工程师，将这些成果应用到工业的各部门中来，那满眼皆是的工作机会，对日本留学生来说，犹如雨后的大森林里可随处采撷的蘑菇。但95%以上的日本人回国了，留下来的多是中国人、印度人。因此在当今美国工业界50岁以上的高技术人才里，要找日本人不容易，可要找中国人、印度人，便如同要在美国的大城市里要找中国城、印度城，你就是走错了路，七绕八绕，也会绕到它的脚下。现在来美国的日本留学生，更是这样了，他们像候鸟一样，来美国栖落一阵，由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一双滴溜转的小眼睛，笃悠悠地打量一圈后，到时便飞回了那个岛国……

    罗纳德动弹不已的绿眼珠，在略显淡蓝的镜片上，打了一个个跳跃不已的光斑：

    我在二战的电影里看到，当时日本军队使的三八大盖，又长又重，几乎可以用做镢头刨地了，可50年过去，日本人的丰田、本田、五十铃、三菱……像甲壳虫一样爬满了世界的大街小巷；日本人的索尼、东芝、松下、日立……好像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妖魅，鼓惑得多少美国人掏钱出来，将它们请回家里，并帮着轰然一声推倒了美国的电子工业！战后，日本人不是靠着武器，而是靠着一股团队精神征服这个世界的。我就奇怪，中国、印度的经济现在还大大落后于日本，现在在美国留下来的外国留学生里，却还是中国人、印度人最多，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去，抓紧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呢？

    可我回去能干嘛呢？还做一头弹琴的牛，一个去编排故事和笑话的小品演员？还去参加那些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俨然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评定职称？如果这些也能算是“爱国主义”，那爱国主义便轻薄似酒足饭饱之后嘴里含着的一根牙签。

    或许，我应该留下来。我老婆和我同时到的美国，因为那场风波，我们提前拿了绿卡。可留下来干嘛呢？再回过头去打工？在美国，即便打再粗的活，也能赚够吃饭的钱，养一个家也不是难事。可这样混下去，十有八九，最后准混进中国城里，开起一家杂货铺，等别人先称我“阿哥”，后称我“阿伯”，当鸡皮鹤发、齿动牙摇之时，回顾起这一生来，我这个国内名牌大学毕业、飘洋过海拿了硕士又读博士的知识分子，也混得忒惨了点……

    这时，犹如“文革”初期各种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里，几乎你去厕所里小解一会儿出来，也会听说谁和谁又拉起了一家公司。这形形色色的公司，既有在社会上找不到活干的文科生开的，也有找到活却不理想的理工科学生开的。既有图谋在美国生存、发展的，更多的却一开始便把目光瞄准了大洋彼岸。在生意场上，他们陌生于美国人的游戏规则，难赚美国人的钱，却自以为熟悉中国人的游戏规则，他们要和国内做买卖，去赚同胞的钱。我也一阵心动，毕业论文不写了，推去了一边，案头上摆满《美国公司法》、《国际贸易通则》、《商战谋略》、《犹太人如何做生意》、《中国经济年鉴》……

    几个月里，我埋头在纸上撒豆成兵，而那厢的实战已见端倪：一架架奔彼岸的飞机，折戟沉沙，有的是被贪婪的炮弹击中的：你要做这单业务吗，可以，你给了回扣外，还得邀请我去美国。有的是被文牍主义的炮弹击中的：要盖上最后一个章子，你来的时候穿的是T恤，离开时你穿的是皮衣。也有被精明的炮弹给击中的：几个、几十个美国公司的老板，操着一副英语拌有国语的杂语，同胞们还有点敬畏，可成百上千个美国公司的老板，一律长着一副黄脸，同胞们就犯疑了，莫不是一家骗子公司？

    当然，也有软着陆成功的。我有一个朋友，来美国就是学英语，再没有学过其他专业。在美国就是在街上牵条狗来，也能懂几句英语，他要找份工作比我还难。他年纪不到30，我劝他先学点理工科的东西，再去找工作，他说他打中学起，一摸到数理化的书，就心里打怵。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久，他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市场调查部雇佣了。我问他怎样钻进了这家世界第一流的大公司？他告诉我，他写了一篇《中国电子工业的现状及其发展远景》的文章。他在国内电子工业界有不少亲戚、朋友，回国一趟，抱回一大堆《中国电子报》，有关上市公司的宣传介绍，以及在这个行业里搞独资、合资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有关政策法规的诸多文本。所谓写，便是浆糊加剪刀，然后稍加连缀而成。他把此文连同自己的一张名片，送去了电话电报公司，名片上他的名字前，冠以“中国通讯系统市场专家”几个字。多年来垂涎于中国这块最庞大的市场、可又担心会在这块陌生的大地上被“黑箱作业”了的该公司，正在物色既了解电子行业、更了解中国国情的白领人才，他的文章和名片经几个专家评估后，送去了公司主管人事的副总裁案头……

    一次，他来看我时，抱来了他用的那台电脑，这电脑没几个月就要闹出点毛病。他自己不会修，每一次硬要我给他修。我小时迷过半导体，插队时做过电工，到美国来用电脑写作后，也买了些关于电脑的书，自己看看。因为在这上面有兴趣，又不必实行“三包”，不过死马当成活马医，可回回我居然都能给他修好。

    我的心境正不妙，归国不成，留下来工作无着。此生本想圆一个思想者之梦，可到头来，自己的思想一片迷茫。在国内屡屡对青年学子讲萨特的自我设计，结果将自个儿设计成了一列熄火在黑暗隧道里的火车！此时，我的脸上，大概灰得可以去做遗体告别，他像是情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眼里一下热湿湿的，亮着烟酒嗓子大喊，喊出了一个闷雷：

    “老杨，你相信我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中国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会翻船在美利坚的这条小沟里？”

    稍顷的沉默，我耳畔又响起一个闷雷：“我看你玩电脑不错的，干嘛不试试去电脑公司求职呢？”

    我真的去一家中型电脑公司应征了。考试共3个小时，前一个小时是考上机操作，后两个小时是考理论。在这个部分，我有两道小题做不来，但一个关于系统设计的大题目，这3年多来在罗纳德手下玩熟了的数理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大大的派上了用场。一周后，我被公司人事部门通知谈话，对方问起我的学历，我的回答是硕士。

    三门博士课程的考试早就结束，博士论文也写好了近百页，但我实在没有心思与哲学再敷衍了，罗纳德见我去意已决，满脸挂着发现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叛徒的愤怒，对着莎朗太太，狮子般地吼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带研究生了！”当他离开系里，多半回了那小屋去做守节的寡妇时，自觉形秽的我，从隔壁办公室溜出来，去莎朗太太那里领出了我的材料，在学位这一栏里。我发现罗纳德填的是“ADD”，这三个缩写字母的意思是有博士的水平，却因为某种原因未能获得博士学位。

    我这样回答，是为录取再加一点保险系数。在美国，往往一个博士的招聘名额，有600人~800人来申请。博士远比硕士找工作困难，看似荒唐，道理却简单，劳工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学历者的工资幅度，一件活儿，如果有硕士学位的人就能干好，那何必要多花钱去请博士学位的人呢？

    干起了电脑这一行，我才真正领略了何为信息革命：

    在当今的美国，政府、国防部门主要从计算机渠道获取信息。虽然还印报纸，所有的报纸均在电脑网络上，广播、电视节目亦如此。计算机，把持了工业部门的开发系统和管理系统，在电脑的全过程导引下，在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生产线上，平均12秒~14秒即有一辆新车下线。计算机垄断了商业、金融业的财务系统和联络系统，即便是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圣地亚哥市，每一台收款机或取款机，也与设在纽约的总部相通，即时自动出账进账，不必再做报表……经济学家们已经无须将经济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与金融业，得州的农民用电脑来计算谷物、饲料，福特的蓝领在监视流水线的电脑控制台，华尔街的投资顾问在笔记本电脑上模拟明天的股市跌宕……传统的部门范畴，已经被一种“智能工作”的概念所打破，即便是邮递员、护士和旅馆的侍应生，虽然还得与人打交道，但同时也得花费大量时间，在电脑里获取信息与分发信息。位于职业最底层的纯粹体力劳动正在消失，以处理信息为主的知识蓝领在迅速增长。“无产阶级”一词成了绝响，而一个似能定名为“智能阶级”的词汇，将要进入美国社会的话语辞典……虽然还没有看到克林顿总统在敲击电脑，他依然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但总统决策的数据和资料，均是出自繁复的电脑网络处理的结果。谁能设计网络，并能将这一网络遍及全美、全世界呢？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真正有力量者，是能够告诉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去思考什么，选择什么。自从电视发明以来，各自拥有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一直拥有这种力量；现在，正如微软公司董事长盖茨似乎相信的那样，他麾下的国际电脑网络王国所在的西雅图，将很快拥有这种力量。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发展导致社会变化已不是第一回了，蒸汽机与电都是不远的先例。以往的技术发展都是可见的、渐近的，很少直接冲击社会秩序、文化秩序与心理秩序，人们还可以在文山会海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慢条斯理地讨论如何“适应”。然而，这次由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无论从规模、速度和深刻性上都是空前的，它所带来的冲击，让一个个文山会海变得目瞪口呆，一只只造型优美的咖啡壶砰然落地。“适应”，已远不足以表达这一冲击的紧迫性。更准确的字眼，恐怕是“避免淘汰”，它不仅把落伍者从就业市场中淘汰，还直接撼动政治家、经济学家、将军、工程师、作家、教师等诸多职业的人们赖以生存的舞台。

    比如，在传统的工业设计里，知识、材料和要求，都应当是常量。而在电脑设计里，有关计算机的知识、材料与设计目标均在高速度化，如果还把它们当常量处理，设计结束时，设计本身已成了昨日黄花。在教育领域里，电脑网络使得事业的成功者，也许不是那些掌握知识越多越好的人，而是那些知道何处寻求所需知识、并有能力抗拒无关知识诱惑的人。因此，将来的教师，会不会从一个全面的知识、价值的传授者，渐渐的变成学生与计算机之间的协调人呢？换句话说，在这场信息革命里，被淘汰不仅是职业、技能和生活方式，它还要淘汰去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近一时期，《时代》、《新闻周刊》等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都争先恐后的出专版或辟专题，以讨论和估量美国这只水蛭，将要被汹涌的计算机技术之河，冲去哪里，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自危心态……

    干起了电脑这一行，我也才真正领略罗纳德教授那番爱国主义的教诲，绝对是高瞻远瞩。我发现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在美国的电脑行业里工作或是将要跨进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毫不夸张的说，足足可以编成一个军团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像一张巨轮的拖网，招惹得还在学校里的学子，无须再读博士，便鱼汛似的涌入网里，也吸引得似我这样工作无着、或是无甚兴趣的人，能改行便尽量改行，也朝那银光闪闪的网眼里钻。倘若你去一座不允许有路灯、紧靠着长满参天大树的青山的小城——硅谷里走走，你就会看到在INTEL、IBM等世界一流或是不那么著名的公司里，有着那么多年轻的中国软、硬件工程师。有人开玩笑说，倘若美国人想进IBM工作，先得去学好中文，因为在这个公司里上班的大多是中国人。

    他们来美国的经历大体相似，当年只能揣着10美元，去逛绿宝石般镶嵌在太平洋东岸边的西雅图。如今他们事业的成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期待，打开卧室的窗子时，不再是乏味的街道和邻人的房子，而是满目苍郁的青山；在院子里夜泳时，不再面对自家令人深感压抑的木栅栏，而是山下的万家灯火。他们还决意要送孩子去收费顶尖、但师资与设施也顶尖的私立学校……在我所在的这家中型公司，中国人占到了1/3。有人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上个世纪，华人和爱尔兰人栉风沐雨、卧薪尝胆，以一条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为美国开辟了一个蒸汽机时代的话，那么，在眼下，华人、印度人，在全美铺筑起一个日新月异的电脑时代的宏伟工程里，充当着主要的外国高级劳工……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还远未有“天下安危系于电脑”的咄咄逼人感。尽管有名闻遐迩的中关村，各地星罗棋布、真真假假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它们却未能抱成团，抱出一个蔚成气象的计算机产业。搞硬件的多如牛毛，抓软件的凤毛麟角。捣腾来台湾、南韩的杂牌子，改头换面后往国内倾销的，大浪滔滔；死心塌地、固守寒窗创出自己品牌的，汩汩细水。电脑似乎被界定在办公室和家庭，只是用来处理公文、记个账儿、放放CD、VCD，让孩子玩玩游戏。虽然众多厂长、经理的办公室里，都放有一台昂贵的电脑，但它多半表示一个包装，一种品味，他们多半不能让它手舞足蹈起来，让它成为企业里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半是上帝、半是奴仆的幽灵……

    去年，我回国转了几个城市，感觉电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至少逊于气功和足球。每天早上，大概有几亿国人比昔日政治学习还要严格地练着气功。走在马路上，好似走在绯红的云霞里，一个比一个面孔红润。难怪一到夜晚，在街心公同或宽阔的人行道上，伴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总见六七十岁的老人们披红挂绿，扭起了秧歌舞……说起足球迷，中国总有几千万，那份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决不敢以卵击石的激动，好像打败了外国的球队，我们就打败了外国；那份呼天喊地、摔盆破碗、不思茶饭，乃至老婆也不要的悲壮，俨然我们被外国的球队打败，外国就打败了中国……如同中国人一定纳闷：不过就是肉眼也看不到的区区计算机病毒入侵，美国何止于回回朝野上下昏天黑地，如丧考妣？对此，美国人也一定难理解，足球不就是足球，难道踢好了，中国就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踢不好足球，中国就要山河变色，人头落地？真是这样的话，不那么稀罕足球，却自得其乐玩了上百年美式橄榄球的美国，早玩到大洋里喂鲨鱼了……

    在以往世纪与20世纪的技术发展里，中国已经落在了后面。可见一斑的是，当美国的高速公路，犹如雄视拳坛的泰森，已将铁路打得在地上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中国尚在倾全国之力，风雨兼程地架设横贯南北的第二条大动脉——京九铁路。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又一轮物竞天择中，面对未来世界的严峻划分：人类只有两种人——懂电脑的与不懂电脑的；国家只有两类国家——主动辐射电脑网络的与被动接受电脑网络的，中国不能再祸起萧墙，同室操戈，也不能掉以轻心，处处莺歌燕舞，夜夜灯红酒绿，恍若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环球保险公司里，稳笃笃买好了下个世纪的平安保险……

    谈到这里时，不远处，被乳白的灯光照得雪亮的小路上，走来了一家三口，像是从哪里散步回来。老杨喊了一声：“老洪，过来一起坐坐。”

    老洪闻声就过来了，老杨给我们作了介绍。老洪大约40岁出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后，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现在一家研制人工智能的大公司工作。因同住一个住宅区，两人都是北京人，搞的又是同一行，两家来往密切。点点串串的流萤，刚刚还在树丛里与草地上，抒写着一首无声而又美丽的仲夏小夜曲，可就在老杨进屋后的一会儿工夫，天上电光闪闪，紧接几声雷鸣，没来由地下起了哗哗大雨。我们赶紧由后花园退到了房檐下，老杨要我们进屋，我和老洪一看彼此手里夹的香烟，两人嗵地一声，便在水泥台阶上坐下了。老杨拿来几听冰镇啤酒和可乐，叭叭地撕开盖后，中断了的话题，又似那嗤嗤冲气的泡沫一样冒了上来……

    老洪告诉我，在美国的军事工业部门，乃至尖端武器的研制部门，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的一个熟人便在一个研究所里做着博士后，其研究课题是隐形飞机F-117上的那一层抗雷达的涂料。F-117虽在几年前便研制成功，但机身、机翼上的涂料造价极为昂贵，不亚于飞机通体覆盖了一层白金。他领导的一个试验小组的任务，就是在保持此种微波吸波涂料能有效吸收大部分雷达电磁波，从而降低雷达的探测能力的同时，使它的成本大大的降下来。

    课题完成后，一批专家来现场鉴定，机器启动后，只有几分钟，有专家拧头就往实验室外跑，剩下的几位无不退在门边，脸上挂着忐忑不安。他不知专家们跑什么，紧张什么，坐在控制台前继续将试验做完。出口里终于吐出了涂料时，一个专家长舒大气，走上前问他：“你就这样弄成功的？”

    他一脸坦然：“是呀，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那专家手指了一下控制台高处的一个小红灯：“你没有看见这个警灯在闪烁？”

    他一对鼓鼓的近视眼，惊讶得几乎跳上了脑门：“怎么这是警灯？从开始试验起，我看它就这么一直亮着……”他真不知道几个月下来，自己一直在为美帝国主义玩命。幸好美国对安全的标准要求很高，哪怕只有1%的不安全因素，那警灯也会闪烁。

    老洪还知道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参与改进爱国者导弹的控制系统。该系统内的线路板是由众多的芯片胶合而成，每一芯片上均布有几十层线路。当导弹处于发射状态，因为导体传输繁忙而一下升高了芯片的温度。过去所用的胶耐温不够，使芯片与芯片之间的隔层得有相当的厚度。现在他在负责研制一种新型胶，大大增强耐温后，将大大减少隔层的厚度，从而使得控制系统的体积小巧起来……

    雨还在哗哗地下，白茫茫的水汽，淹没了小路和树丛，淹没了一幢幢各有特色、既像居于城市又像居于田同的房屋。我的心里，也一片白茫茫的混沌：

    中国人啊，几十年里，我们一直以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杰出华人为自豪：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贝聿明、王安……可当岁月已逼近了世纪之交，当许多国家正凝聚起全部的心力、人力与财力，将要风姿抖擞地走向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起跑线上之时，犹如风暴来临前的礁岩上，聚满了摇首摆尾的海豚，在美国计算机、军工等诸多领先世界的高技术领域，大面积的出现并活跃着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这对于我们民族来说，究竟是一种自豪，抑或还是一股难以言说的别种滋味？

    面对老洪，我不想去问为何不回国一类肤浅的话题，除非与老杨一样，他自己告诉我。两人虽都比我小几岁，他们和我还是一代人，正如我在纽约采访过的小施、小黄所说的那代老三届人：在1966年8月的天安门广场上，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0年过后，又自以为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当浮泛的激情和浮泛的悲哀，一起随着青春凋落，中年的肩膀上压上了生活的重轭，曾被历史像蛋一样玩弄于股掌、也似蛋一样无力防御自己的这一代人，他们的任何一个理由后，几乎都闪动蜥蜴般警醒的眼睛，他们的任何一个选择后，几乎都深埋磐石般成熟的理性……

    老杨看出了什么：“你在忧国忧民了？”

    我脸上勉强抖开的笑纹一定很阴悒：“忧它干嘛？当今国内，谁还在广场上布道，谁就是神经病。下课的钟声早敲过了，现在广场上满是形形色色的贩子和二道贩子。我也是个二道贩子，将你们的事情打听了来，然后想法写出来、发出去，无非为几个稿费而已……”

    老杨的眼里漫过一缕惆怅：“说是这样说，可现在能让几个老三届人坐下来聊聊的，除了家事，还是国事啊！”

    老洪咕嘟嘟地灌了一大口酒：

    “也许是忧得太多，反而不敢回去了。马克思有一句话千真万确：存在决定意识。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在国内像和尚念经似的，念了多少年了。是提高了，在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月工资有七八百元，比起过去翻了两番。可物价翻了多少倍呢？十七八年前，一个蛋卖1毛钱，一斤肉不到1元钱，现在一个蛋卖5毛钱，一斤肉近10元钱。50年代有100多元，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现在得三四百元，才能糊住一张嘴。如果一个教授，请个朋友去稍有点门面的馆子里吃饭，都感到阮郎羞涩，战战兢兢，他怎么可能会有一种体面的生活？没有体面的生活，他怎么可能会有一种体面的精神，去从事他的教学和研究呢？

    “我在这里的年薪是46000美元，刨去税，可以拿到35000美元，需要筹划的事情，只是什么时候能住上自己的房子，还有将来要不要送孩子进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两下一对照，我有了回国之心，也没有了回国之胆。毛泽东也有一句话：凡有人群的地方，便存在左、中、右。有人说了，有奶便是娘，中国穷，美国好，虽然不是你创造的，但人家创造好了，你不享受白不享受，还想中国干什么？说这话，与汉奸差不多，这种人少。可能将这一差距像一根汗毛一样忽略不计了，决意回去奉献与报效国家的高尚者也少。40岁上下、在美国留了下来的大陆留学生，大概都像我这样，心还是中国心，但夜里抬头望明月，白天埋头赚美元……”

    老杨接着说：“国内的某些政策导向也是个问题。不能说国内不看重人才，几乎每年都有各部委和各省市的代表团来美，或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广告，招聘留学人员回国，许诺以种种优惠条件。不过他们所看重的，主要是有种种成果、或是回国后能做学术带头人的。国内似乎还是这么一种体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里最拔尖的，不是分到中国科学院、各部委的研究所，就是留下来执掌教鞭。科研、教学与企业脱节，难以产生应用市场，而企业宁可花费巨额外汇，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也很少向教育、科技界要人、要项目。其实，国内当今最急需的人才，并不一定要有什么重大发明，或是占据了哪门学术前沿，能写多少漂亮的文章；而是能将当今已成型的先进技术武装去工业部门，尤其是还比较落后的基础工业，为企业节省能源、材料、时间并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的人，这种人也就是工程师。

    “在美国，学电脑的人为什么好找工作？就因为计算机技术已经渗透到一切领域，对电脑工程师的需求，就像20世纪中叶，随着各种电器设备的普及，各大小公司绿着眼睛到处找电工一样。这大概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新加坡，因为大学生对理工科的兴趣日益降低，将有可能影响到未来10年内新加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该国的经济发展局，联合教育局，发起了一个说服更多的学生投身于工业部门的运动。此外，去年，该局又带领50家大公司，从西方、苏联、东欧招聘了2000多名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5500多名技术工人。像前类人员，在中国已留美的硕士、博士里，可谓比比皆是……”

    雨停了，唯有树梢与房檐落下湍湍的素练。天上的云渐次散开，又透出了一片深邃的靛蓝。老杨站起来，走出房檐，抬头注视了一会儿：

    “在云南插队时，当村里的北京同学都走了，夜晚，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后的高坡上看天，那里的天空也有这么蓝……”

    树丛与草地上，湿漉漉的，又有点点的萤火虫在游弋着，这小小的脆弱生命，刚刚它们躲去了哪里呢？现在它们又要去哪里，卸下自己那点微弱如豆、却又鲜亮似春的梦呢？老洪那被络腮胡子兜了一罔的粗犷脸膛，漫起了一层女性般的温柔之色：

    “在北京是找不到萤火虫了，我的孩子是到美国后才看到这些小不点的……”

    六黛色太平洋

    在离开美国的前几天，一位大学同学领着我，由纽约曼哈顿南端的一个港口乘船，登上了离自由女神像一箭之遥的艾利丝岛。

    在这个近百年前曾有数百万外国移民由此进入美国的岛上，森森郁郁的参天大树下，当年的海关大楼风貌依旧，被辟作了美国移民历史纪念馆。从海关的审查记录、移民们交付的形形色色的各国护照、钱币，到检查有无牙病的专用器械、测定儿童智力水平的各种木制几何拼图……均一一完好无损的保持着。今天有兴趣寻根的美国人，有不少可在这里查阅到当年自己祖先进入美国的纪录。

    我想起了得州的达拉斯市，在市中心毗邻着极富现代风格的肯尼迪遇刺纪念碑，有一所朴素无华的小木屋，它的主人是当年最早赶牛来此放牧的一个名叫达拉斯的牛仔。还有好莱坞的环球影城里，从南部带有谷仓、马圈、以原木建造的楼房，西部一片乳白、洋溢着西班牙风情的平房，到东部具有维多利亚风格、总耸有尖峭房顶的屋宇……新大陆各个时期的民居，都在这里弥散着历史的气息，而我们则仿佛能在这一片氤氲的气息里，触摸到在《乱世佳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魂断蓝桥》等美国电影、小说里所熟知的一些人物，刚刚离去的余温。我不禁感到，与中国比起来，可谓没有历史的美国，将沿途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点化成了历史的风景；而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在很多年里常常粗暴得像一挂烈马拖缰的战车，沿途迤逦的风景，在浩荡的车轮下，不知有多少被碾落成泥……

    我注意到，在这个移民历史纪念馆里，关于中国移民的展品，只有3张照片：一张是早期的旧金山华埠，不过是几幢紧挨一起的简陋的中国建筑；一张是街头上站着的几个长袍马褂、头戴罗宋帽的中国人，昏蒙蒙的画面上看不出年龄；最后一张，是一个提着小桶、十四五岁的中国女孩，穿着斜襟长袄，面容疲惫而又麻木，下面的文字没有说明这是在哪里，只写着此照片摄于1887年。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是1868年竣工通车的，我琢磨着，这是来美国第一代华人修通铁路后，开始散居各地并成家立业时的一组照片。

    正是在这一时期，良弓藏，走狗烹，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以限制在铁路工地上退下来的大批华人，争夺西人们的饭碗。20世纪初，来美国游历了20多个城市的梁启超先生，对华人们的生存状况作了考察。他估计当时在美国的华人约有50000人左右，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里，手工业有采矿、渔业、农业、卷烟、制鞋、洗衣、厨工、织帚；商业有杂货、裁缝、饮食业。其中以洗衣业为华人的主要职业，此业因几近无须成本，只要力气，盈利尚好，东部华人里十有八九从业于此。渔业则偏于西部，其业最苦，每半年工半年竭，所得仅糊口，且有生命危险。而厨工各地皆有，东部稍盛，此时华人自开餐馆尚不成气候，多半是去富裕的美国人家或旅馆里充任厨师……

    梁启超先生此行，就华人社会及各地之亲见所闻，进行了总结。他称赞在狭隘的生存空间里打拼的华人，“爱乡心盛”，“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独立自尊”。就其短处，他也坦诚陈述：华人一般“保守”、“缺乏政治能力”、“无高尚之目的”。当时在美华人里，以广东人居多，他们派出多门，歧见多争，诸如“三邑（南海、番禺、顺德）、四邑（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之分，四邑中又分为五帮五派，彼此间，“殆如敌国”，更有甚者“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记。非旧金山，其他埠亦然”。对此不幸内讧、乃至酿成流血悲剧，梁公在其赴美日记里连喊“呜呼”……

    其时，受“庚子赔款”里超出美方实际部分损失的资助，美国大学里，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身为中国学界泰斗的梁公，对这些“庚款留美学生”情有独钟，后者慕名前来求教的亦不少，“每来复（周）日辄渡河来谈。亦一快事也”。他还应斯坦福大学校长佐顿之邀，参观了该校，并看望中国留学生，他的印像是“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

    近100年过去了，20世纪里，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朝代更迭。临风猎猎的旌旗，萧萧惊寒的马蹄，铁与火的磨砥，血与肉浇铸的长城。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上，吟哦“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蒋介石登上驶离大陆的军舰，遥望渐渐融进雾霭里的吴淞口，心中一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捎出了李后主的亡国之泪，温热地滑下那皱纹纵横的脸颊。如同民国三十九年，有多少呱呱坠地的婴儿，取名叫“台生”，有多少叫“沪生”、“鲁生”的孩子，从此在一方孤悬的岛屿上度过苦涩的童年；在公元1966年，有多少青年改名为“卫东”、“向东”，并同时将自己的青春抵押给了一场全民族的精神迷狂与肉体自虐。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希望的白鸽，泼上金箔似的阳光，一串串高旋于如洗的蓝天；稍稍后，失望的蝙蝠，开始无声地滑过暮色，最终双翅扑簌簌地作响，颇为不安地抖动在人们心头……

    这是一个令人心醉又令人心碎的世纪；

    一个巨大光荣和巨大耻辱并存的世纪。

    这是一个鼓长江大浪、唤黄河惊涛，却强国梦百年难圆的世纪；

    一个更多的中国人，如絮如萍，茫茫飘零，他乡当故乡的世纪。

    今天，在美国的华裔公民，已经达到了200万，虽然在全美人口的相对数里，尚不到1%，但绝对数的增加是巨大的。个中原因自然与此有关——实施了60多年的排华法案在1943年被撤销，按照这一法案，当时来自中国的移民配额每年只有105人。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每一次大的战乱、动乱，或是政权与政策的更迭，都将一大批同胞送去了大洋彼岸。仅抗战和随后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达到了5000余人，华人总数为118000人。“文革”后期，由大陆经香港、东南亚地区转去美国定居的移民也不在少数，这时华人总数到了435000人；而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又适逢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由大陆直接去美国读书留学，或是谋生发展的中国人，在走向遍及西方国家的出国潮里，更是始终保持居高不下的纪录，华人总数在1980年是806000人，10年过后便翻了一番，达到了1645000人。在早年的华埠里，随处听到的大抵是广东话，而现在，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北京话，乃到四川话和东北口音，让你恍若走在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上，斑斓地展示着当今移民们地域来源的丰富性。

    这一代移民的职业特征，也有了相当显著地改变。自然，还有人固守在中国城里，干着传统的衣厂或餐饮业，开着金铺或是杂货铺，但也有不少在台湾、香港或中国大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纷纷进入教育界、文化界和企业界工作；而这十几年来在美国取得了高学位的大陆留学生，更是多半视中国城为可去不可留的宵小之地，毕业后相继进入电脑、金融、法律、工程、医学等领域。在来美较早的华人里，已出现了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做着美国名校——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的田昌霖教授，正出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梁吴美琪女士……而今年起出任旧金山市警察局长并成为该市历史上首位亚裔警察局长的刘百安先生，几个月来，到其他城市参加全美警察局长会议，几乎每次到达会场办理登记手续时的遭遇都相同，对方问道：“你的老板在哪里？”他回答：“我的老板在旧金山市政大厅内工作。他是市长。”对方又再问：“我指的是旧金山市警察局长。”他再回答说：“我就是警察局长……”

    与此同时，在来美国历史较短的华人里，也不断有人在科技、教育领域崭露头角。1995年美国总统专家奖获得者名单中，有4位是这10年来从中国大陆陆续抵达美国的留学生。在同年的美国总统学者奖的4位华裔得主，也全是中国大陆的旅美学者。今年2月，进入西屋奖决赛的纽约地区华裔中学生当中，有大约1/3是近年来从大陆各地移民来美的家庭的子弟。

    如果说，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们，正在改造着昔日“金山伯”的传统形象，那么，他们也在大刀阔斧地修正着往日美国华人社会几乎单一的政治倾向。诚如钱宁先生以极为节制的笔调，在《留学美国》一书里所记述的——

    “1987年春天，中国国内开始‘清除精神污染’，当时，在美国各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曾联名上书，表示‘忧虑’；

    “1987年初，胡耀邦辞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之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曾又一次联名上书，表示‘关注’；

    “1989年6月4日，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平时对政治有无兴趣，都做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

    另一方面，主张同中国政府接触和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的新移民团体，如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旅美商业协会，以及律师协会、工程学会等等，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已由过去的19个，增加到现在的54个。在纽约，新移民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的影响力迅速提高，往年中国国庆之日，要筹办一个有千人出席的庆祝宴会，得纵横捭阖，苦心孤诣，在1995年却一下吸引了3000人出席，把中国城里三家最大的餐馆给塞得水泄不通。他们还在这一年里组织了抗战胜利5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纽约市政厅广场花园里，举行了庄严的五星红旗升旗仪式。今年3月17日，他们针对某些侨社声援李登辉和鼓吹台独，又组织了千余名新老移民在哥伦布公园举行集会，声讨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趋势，呼吁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某种抽象的、以固定的意识形态为参照物并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的爱国主义，如同被暴雨湿透了的旗帜，子弹击中的双翼，在新移民的心里，显然再难卷起激情的旋律；这是一种既出自于民族尊严、祖国情怀，又不无理性审视与个人利益算计的爱国主义，或许它没有熊熊烈焰似的蓬勃，它却是一束束无须口号与运动编织起来的自由的火焰，或许它尚有着蒲公英式的迷茫，但在迷茫的风里，它终究是一朵朵上了天也惦着地的蒲公英。

    没有变化的是中国人的精明。

    一位开公司的老板告诉我，公司初创时，需要买一部复印机。因手头拮据，他不能到商店里去买，只能到旧货拍卖会上打主意，他将自己的此项投资定为不得超过400元。拍卖会上，一气推出了七八部复印机，第一部很快被卖掉，会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第二部是佳能400型，正是他想要的，可看中的买家也不少，随着报价员的叫价声，七八双手此起彼伏，最后被人以750元买走。惋惜之余，他担心将失去第三部的机会，心急如火，身心更加投入，结果力挫群雄，以450元买到了第三部，可价格超过了预算50元。他的脑海里即刻旋起了数字的风车，结果他又梅开二度，以350元买下了第四部。

    回到家里，他将450元那部复印机上的鼓轮拆下来，换在了350元的那部机器上。然后在当地报纸上登出广告，转让此部机器，作价为750元，次日就卖出去了。接着，他又花了300元买了个新轮鼓，装在第三部机器上，这样终于得以比他预定的此项投资便宜了50元。如今9年过去，它依然像一条勤勉干活的老牛……

    凭着此等鹭鸶腿上也能刨下几两肉来的精明，即便是收入并不高的华人，在多民族杂居的美国社会里，也显得一个个有头有脸，家境殷实。如果是和一些黑人比起来——有钱便去酗酒、吸毒，没钱便游荡街头，眼睛发直地盯着姑娘；或者和一些墨西哥人比起来——大抵身上最贵重的东西，就是腰间的一根皮带、脚上擦得雪亮的马靴，外加一辆破车，华人们则更像是住在吉光片羽的天堂了！

    倘若这份精明，被发挥到了极致，便有了刁钻的意味。洛杉矶市警察局曾对亚裔违法犯罪情况作过一个调查：酗酒闹事的多是南韩人，打架斗殴的多是越南人，而小偷小摸者，多是华人。在美国多住了些日子，听到此类事情，你大概不会为之面赤耳热：去自动售报机里买当天的《世界日报》，投进一个25美分的硬币，盖子打开后本该取出一份，他却取出三份，一份自己看，一份给哥们，另一份再拿出去卖，哪怕只能卖10美分。打起投币电话来，他也投币，那币上却钻了一个眼，上面吊着一根线，待时间快到了，得再投币时，他吊出那一枚币来，又再次放了进去……

    但一定会有让你瞠目结舌的事情：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年妇女，去超级市场买东西，顺手往怀里塞了几双丝光袜。高处的摄像仪监视到了，出大门时她被保安人员截住，她证实自己白璧无瑕的唯一方式是，打开鼓囊囊的钱包，里面仅现金就有30000余元。

    大国民的风范，在历史的莽莽森林里，即便如头大象踏出过惊蛰的阵阵巨响，可在现实生活里却是脆弱的，一份多拿了的报纸，一枚钻了眼的硬币，几双丝光袜，也能如一排偷猎的枪口，让它血污遍体，訇然倒地……

    少有变化的是中国人的内耗。

    在美国的许多华人怕华人。好些中国老板向我坦言相告，在他们的公司里，以前也用过自己的同胞。后者多半当面温良恭谦让。背后却给你使绊子、下套子，一旦羽翼丰满了，即便你城门失火了，他也要拆下个灭火器带着，弃你而去。美国人里也有磨洋工的，但你可以给他定时或是计件，发现了问题，他会老老实实承认，最多狡辩一句：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倘若他再不改正，你便炒了他的鱿鱼，他也接受被你而炒。和中国人比起来，美国人要使坏，像下围棋不会超过三步以外，在三步之内你就能看个清清楚楚。而中国人的城府之深，犹如中国五花八门的菜系，仅扬州一地的风味小吃，便能打倒美国那天长地久的老三样：汉堡包、三明治、热狗……老板们一个个保证，此后哪怕花高薪聘用洋人，也不用低薪就可招来的华人。

    在美国的另一些华人又不怕华人。

    在洛杉矶，日本人社区抱团，南韩人社区也抱团。前者地处市中心，周边社会治安较乱，却没有为非作歹之徒敢来此作案，倘若有谁来了，警察局不管，或是管了不能破案，日本移民便一定能通过黑道自行解决。1991年发生种族骚乱时，黑人屡屡抢劫南韩人开的商店，南韩社区当即组织起来，除了给每个商店发枪自卫，还自发的成立起巡逻队，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歹徒果然不敢再来。

    中国城里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恍若砧板上的一条死鱼，胆大的，胆小的，持枪的，不持枪的，谁都敢到此一游，剁上一刀，被抢的，噤若寒蝉，不敢报案，未遭抢的，成了缩头乌龟，关起门来庆幸。华人的黑社会呢？它伸去了其他族裔的地界，那腿便成了棉花杆做的，颤颤地打抖；可一站到自家的地面上，它立马便成了一头凶狠的美洲豹，抢劫凶杀，掠人勒索，走私人口，贩毒营娼……专以华人为目标，且受害者多为新移民。近年来有关华裔犯罪的大量案件表明，相当多的移民，不仅从一开始离开中国大陆时，就沦为以走私人口为业的犯罪集团的牺牲品，而且在抵达美国后，其命运也难逃犯罪组织的控制。

    刀光剑影里，血肉横飞中，也不乏帮派组织的内斗。据说，仅在纽约的华人黑社会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山头，诸如温州帮、青田帮、福清帮、铁拳帮、白虎帮、青龙帮、东安帮、天生杀手帮……它们像影子如飞蝗一样追逐自己的同胞，哪里的华裔人口在聚集，哪里的华人社区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它们就赶到哪里，撒开阴谋的雾幛，播下罪恶的种子。今年2月，由联邦调查局与移民归化局主导的一次扫荡华裔帮派行动，遍及了纽约、新泽西、弗吉尼亚、科罗拉多、达拉瓦及宾夕法尼亚等各州，所涉及地域之广，行动时间之长，均是联邦历年类似行动中罕见的。

    想想造物主真是个充满玄机的家伙，在设置中国人的生态上，一边让咱们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边又让咱们不管走去哪里，彼此间有着太多的疏离。90年代初的几次大选中，本被华人社会普遍看好的几个重要的民选职务，却因华人间的疏离连连失手，年年望断的不是南飞雁，而是一架国会山。与此同时，1993年，有5位日裔公民和一位南韩裔公民，当选为国会议员。在美期间，翻开中文报刊，我屡屡看到如是的报道——

    中国大陆旅美新侨民团体之间和内部的不和与矛盾，也十分突出，常常山头林立，所以每逢各社团改选时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之风更甚，以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侨务组馆员不得不蹲在华埠花巨大精力协调……

    旧金山侨社酝酿近百年来大分裂。日前中华总会馆主席团中有3位主席（其中一位为当值总董）自费前往台北参加李登辉总统就职典礼，而另5位现任主席则在中共当局的全费资助下，在同一时间将抵达北京访问。这个具全美传统侨团龙头老大地位的中华总会馆，是否因此而分裂或式微，将是一个具有爆炸性而又耐人寻味的话题……

    曾经做过纽约州银行厅副厅长的利勇民，对于华人社区知名人士王碚遭到自己同胞杯葛而失去总统任命的官职感到十分难过。他激动地说：“不管你喜不喜欢王碚的为人，不论王碚在社区地位的轻重，到目前为止，王碚是美国今天政界比较熟悉的社区领袖。他有这样的声望与地位，也是华人社区近30年来的培养。经过这样长时间造就出来的人才，最后毁在自己同胞手里，这不仅是王碚的损失，也是华人同胞的损失……

    我有一个感觉：在美国，虽然存在华人社区，但华人并没有严格的社区概念。其实，社区是一所民主的军校，在这里，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杯葛服从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最终化解种种杯葛。一旦社会契约精神，如口令般溶进了血脉，这就是一支无须武器也能披坚执锐的军队。只需考察包括波士顿在内的被称为新英格兰地区的东北6州的开拓史，便能发现，包括爱尔兰人在内的欧洲移民的各个社区，在人心的凝聚力与爆发力上，都不亚于一所名声显赫的西点军校。

    社区更是一种文化根柢，在母国与移民国经济与文化的巨大落差中，以悲壮抵御冲刷，以自傲保持纯净，一代代在创造的硕壮树干上，生出更青葱、更亮丽的民族特色的枝叶，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取得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而在华人眼里，对社区似乎不及对家族、亲朋、乡党的看重，这圈子再扩大些，也不过就是增加个娱乐圈，大抵是麻将桌上一起抛日掷月的牌友。犹如鹌鹑蛋里孵化不出长鲸，这架以血缘、地域和相同脾味为黑白琴键的古典钢琴，实在难以弹奏出流畅、隽永的现代文明的曲子……

    令人欣慰的是，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洞察，当美国的政治家们在讨论涉及种族权益问题时，总有人会先留意参加讨论的人中有无少数族裔人士在内，假如有，他们在讨论中就不敢蔑视少数族裔的利益；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将少数族裔的利益排除在外。今天，越来越多的华人，尤其在各个领域里追求卓越的年青一代，他们在尊奉孔子、孟子、老子和其他先哲先贤的教化，恪守和谐相处、勤奋工作的同时，也在挣脱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枷锁，他们热情投身公职，拓展政治领域，勇于标新立异。他们要让美国的大地上长起一片墨油油的木耳，以倾听华人世界那春雨沙沙似的心音，他们的美国梦已经穿越了金钱的光泽，期待在自己的子女当中，会出现美国未来的领袖和社会栋梁。

    无疑，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最终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

    在美国的日子里，无论是在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还是心智在液品屏幕上展开一片绿荧荧芭蕾的硅谷，生命在白云蓝天、草原湖泊间舒扬一片如歌情怀的得州，我所见到的专家学者、商贾职员，还有莘莘学子，他们与我谈得最多的，除了自己的祖国，便是与她密切相关的两个国家了。

    由此，站在新大陆上的我，比行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更清晰可闻地听到了一个巨人的大转身。中国虽屡经顿挫仍澎湃向前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的程度上，其意义是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格局上，实现一个由面朝西北变为面朝东南的大转身。这是一个必将强国富民的大转身，因为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这是一个终将荡涤百年耻辱的大转身，因为这一百多年来的深重耻辱，均来自浪高涌急的太平洋。这个毅然而又不无艰难、悲怆的大转身，无疑将构成20世纪末至下个世纪中期，世界的地平线上一道最壮阔的景观。

    的确，在美国国会、政府和新闻媒体里，有一帮大腹便便的身腰在马背上怎样也挺不直的伪牛仔，他们看似要为天下剪除一切不平，比咱爸咱妈还要关心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们的马队却陷在一个悖论的大沼泽里出不来：一方面，他们呼吁中国政府坚持市场经济，实现民主政治，声称得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以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对中国大转身后必然走进海洋，他们又惊恐不安，仿佛鸠占了鹊巢，鼓噪“遏制”。很多时候，与其说他们在找中国的别扭，不如说他们在找自个儿的别扭：按照他们的声称，一个舒筋活血了的中国，在早晚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同时，必然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何况当北美的广袤土地上，只有印地安人在饮血茹毛、刀耕火种之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国……

    然而，如果我们对美国人民有些切实的了解，不为那类意淫式的文字所迷惑（之所以用“意淫”这个词，缘于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王小波先生的一篇杂文，文中提及他上小学时的一件往事——

    老师见我这样子，就批评我，见我又不像在听，就掐我几把。这位老师是女的，20多岁，长得又漂亮，是我单恋的对象；但她又的确掐痛了我，这就使我陷入了爱恨交集之中，于是我常做古怪的梦，一会儿想象她掉进水里，被我救了出来；一会儿想到她掉到火里，又被我救了出来。我想这梦的前一半说明我恨她，后一半说明我爱她……（针对个人的意淫虽然不雅，但像一回事。针对全世界的意淫就不知让说什么好了。）——

    “美国的没落，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还要早，因为它已经显示出集体民众心理上关门锁围的强烈征兆”；

    “好逸恶劳是这个国度里最弥漫的气息”；

    “美国从成年人到孩童的游戏都在昭显着人类末日的征兆……”（以上引言均见《中国可以说不》）

    而且，我们又多少能知晓既受选票市场、舆论市场支配，又受国会牵制，总是在各种对立的利益集团中平衡折衷出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不可能具有一套稳定的长远战略，我们就能准确地判断，伪“牛仔”们的“遏制”中国的鼓噪，实在是经不住美国民间辩论和政府仔细推敲的，因而它不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诚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美国如果想遏制中国，这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耗尽美国的财富，而且也没有国家站在我们这一边。”

    与此同时，我采访过的在美华人，几乎无不担忧太平洋上一个狭长的阴影，阴影上那对磷火闪烁、总在窥探着什么的眼睛。

    大半个世纪里，从甲午海战、掠取台湾，到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挑去所谓“一衣带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实则在中日之间的太平洋上，从来都在流淌中华民族的惨烈，弥散太阳旗上的血腥。

    这些年来，从一班文人骚客不动声色地篡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到一届届首相、内阁大臣不动声色地参拜靖国神社，我在一种阴鸷而又前赴后继的沉默里，看到了一个远未被扔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给摧毁的情结，仍在一个国家的深层心理上灼痛，这便是天照大神，八弘一宇！

    从日本1995年的军费已达到5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到最近兴风作浪于钓鱼岛，我怦然听见剑在拖出剑鞘的第一声，倘若全部出鞘，剑不会放飞和平鸽，昔日关东军的一句誓言，注释了它的唯一去处：“要消除战刀上的铁锈，满洲便是磨刀石！”

    在此，一介草民的我，不妨作个预言，无论着眼于历史劣迹，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的角度，在下个世纪里，正走进太平洋的中国，与当年视满洲、当今视太平洋为自己的生命线的日本，将成为真正的对手。

    要让这个预言落空，大概会有多种途径。

    美国一行让我相信，这其中必定会有一条是，打开彼此的开关。

    在东方看来，因为历来毁誉参半，既袒露有美好，又袒露着丑恶，美国是一间光线朦胧的暗室。其实，在西方人眼里，神秘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一间暗室？

    当我们将彼此的开关打开，都沐浴在雪亮的灯光下——

    以对话消除隔膜；

    以接触寻求理解；

    以合作摈弃对抗；

    那么，太平洋两岸的两个伟大国家，就能让黛色的太平洋，只柄息海鸥的梦境，只浪犁和平的诗情……

    1996年7月-1996年9月

    写于南昌大学北区校园

    写在最后

    《移民美国》，写的是美籍华裔公民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这十几年间去美国的新移民的心态空间。这显然是一个属于开放的时代——

    美国，在很长时期里，曾被认为是世界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俸垒，中国的头号敌人。即便是中美建交后的近20年问，两国问的麻烦与纠葛也不曾问断：美国某些政客与记者，尚抱着冷战时的心态不放，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动辄指责，对于中国经济加入世界市场的无端挑剔，对于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性大国、在21世纪必然要成为一个政治与经济大国的遏制鼓噪……

    国内近年来，也有在种种动机里，肯定有商业炒作动机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中国怎样说不》、《中国不仅仅说不》等书籍接踵而至，颇有臧否滔滔、挥斥方遒的气概……但如同美国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与技术伙伴之一，美国也始终是中国人最渴望了解、也去得最多的西方国家。如同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双方关系中，总在寻求不平衡中的平衡，不妥协里的妥协，以求眼前利益与战略利益的较好统一，在两国的民问舆论里，占主流位置的声音，依然是认定中美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与魅力、也最伟大的两个国家。

    对于越来越多的走出了国门的中国人而言，无论是放眼自己欣欣向荣、问题与难题也迫在眉睫的祖国，还是评说大洋彼岸那个毁誉纷纶、森罗万象的国度，都能避免一股情绪化的冲动，一种貌似理性化的挑剔，而表现为一双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移民美国》，力图在字里行问被导引着的就是这双目光。

    在这篇作品里，我写了四五来个人物，必须说明的是，他们在生活里并不有名有姓，他们是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综合或者虚拟化的产物。我追求细节的真实与独特，我着意于人物心理的开掘与作品氛围的蕴藉。作为文学作品，自然要在文学性上下功夫，但我几乎偏执性地认为，倘若个人的遭际，不能折射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者一方地域的命运，那就最好写成给自己看的日记。

    我自觉这篇稿子，本可以写得更厚实、更展开些，但《移民美国》一稿，只写了8万余字时，去年9月问，我的父亲不慎摔了一跤，由股骨错位导致卧床不起，褥疮、肺部感染接踵而至，直至脏器功能全面衰竭，最后无力回天，于11月9日乘鹤远去。近50天里，颠颠簸簸，忐忑不安，由于体力不济与心境黯然，我只能将此稿粗粗杀青。我以前出版的书，父亲大抵一一看过，唯有这一本应该能引起他老人家某种认同感的书，他却无法看到了——

    和近百万知识分子一起，他也被送上了1957年苦难的祭坛。一场“引蛇出洞”却称之为“阳谋”的反右运动，本质上也是封闭于现代文明与科学理性之外。当一个开放的时代来临后，他的境遇有了判若云泥的变化，但我感觉，在年逾花甲的父亲集中起全部心力运筹教务与学术活动时，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角如雾般的苍凉，这与父亲中年失妻有关，但也因为这苍凉之下的东西一定无法复苏，它永远地死在了1957年……

    我不想沿用一个俗套，说是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但我却想以此书表明，作为一个国家封闭或是开放国策的最终承受者与最大影响者，总是芸芸众生的老百姓，如我的父亲，也如当今静水深流于美国社会的华裔公民。与历史常常有拥抱大人物的喜好相比，其实小人物们的爱恨歌哭，相聚离散，更能传递出所谓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997年1月15口于南昌大学北区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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