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就像一位孤儿，它当然得到过许多人的照拂，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抚养，才逐渐长成今天的样子，历千年而依旧有旺盛的生命力。

    大慈寺是怎么得名的呢？据流沙河先生的考证，早在无相禅师来华之前，就已经叫太慈寺了，那是因为“大”古音读“太”。如果大慈寺的名字与无相禅师曾是太子的名分有关，那么就必须承认大慈寺完全是无相禅师开创的。

    大慈寺的成长就像一个人，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传记和年表。可惜的是，它的历史虽然久远，却在很多要害处付诸阙如，至今没有像许多寺庙一样有比较完整的寺志。

    大慈寺就像一位孤儿，它当然得到过许多人的照拂，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抚养，才逐渐长成今天的样子，历千年而依旧有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有许多人用力考证，但以我的判断，开创它的“父母”并不能确定。对于大慈寺来说，有些重要的人物线索可提供，他们的业绩也斑斑可考，但在我看来，没有十拿九稳的证据可以指定他们就一定是开创者。由于历史尘封已久，年湮代远，本来的开创者已无法确考。因此，对于大慈寺邈远历史的追寻，对于它“婴孩期”的回溯，我用的不是“诞生”而是“胎生”。因为用“诞生”，你必须确切地知道它“出生”的准确时间和开创者，而这两点对于大慈寺来说，都还是未解之谜——就像一个人，他的出生日期不定，父母是谁，都渺不可考，是不好说什么诞生的——所谓“胎生”自是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可以取巧地避免诞生所带来的需要确指的尴尬。

    大慈寺名字的由来

    有人会说，大慈寺的名字有什么需要探讨的？大慈寺不就叫大慈寺么？真是吃饱了撑的，找些事情来摆。

    是的，表面上看起来，大慈寺的名字是不需要探讨的，因为大家都已经这样说了。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给一个人作传，我们对他的乳名、别号、表字都有探讨一番的必要。对于一个承载诸多历史人文内涵的地方，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官方正史再强大，都掩盖不住民间的众口腾播，不管这众口腾播有无道理。很多时候小道消息和暗通款曲的民间口碑，哪怕存在着以讹传讹，反而更为强劲有力。大慈寺的名称，在民间被称为“太子寺”，且不说“太”的古义与“大”有相同之处，就是如今四川俗语中的“太”与“大”还有深刻的关联。更何况“太子寺”一说，还真有相当的历史渊源，而这渊源与曾主持大慈寺修建的无相禅师有关。

    无相禅师（684—762），俗姓金，是唐代新罗国（今韩国）圣德王金兴光的三儿子，他于728年浮海西渡到了长安。732年游历资中，拜禅宗五祖弘忍的再传弟子处寂禅师学佛。“安史之乱”，唐玄宗西幸成都，无相被迎请至皇宫内殿供礼。后得知僧人英干在大街上施粥，倡建大慈寺为国祈福，唐玄宗十分高兴，不仅御书“大圣慈寺”匾额，而且赐田一千亩，命无相禅师和英干兴建大慈寺，于是拥有堂堂96院，皇皇8524间房的大慈寺终于建立起来。

    如果大慈寺的名字与无相禅师曾是太子的名分有关，那么就必须承认大慈寺完全是无相禅师开创的。那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危险，大慈寺在无相禅师之前，它的历史何来？无相禅师就是大慈寺的开创者，还是只是大慈寺的唐代开创祖师？

    在我看来，说无相禅师与大慈寺有一定的关联是说得过去的，但说大慈寺的得名都是因他曾为新罗国的太子，而叫“太子寺”，最后才定名为“大慈寺”，除了有以讹传讹之嫌的民间纪念意义外，并不具备史学上可以作为定论的价值。

    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大慈寺名字由来的最早文献记载是801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撰写的《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载《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三），但其名曰“大圣慈寺”。据学者王伟明考证，北宋以前压倒多数的文献均称之为“大圣慈寺”，而南宋以后却全是“大慈寺”的称呼（王伟明《大圣慈寺画史丛考》）。我认为这很好理解，唐代不说了，唐玄宗亲赐的御匾，自然应以“大圣慈寺”来称呼它，以显得敬重。而五代至北宋，去唐不远，道及大慈寺时谨遵习惯，多沿袭旧说，故亦是“大圣慈寺”的称呼为多。后代均称“大慈寺”，这说明在唐玄宗题御匾之前，它就应该叫大慈寺，否则这个圣字也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拿掉。

    那么大慈寺是怎么得名的呢？据流沙河先生的考证，早在无相禅师来华之前，就已经叫太慈寺了，那是因为“大”古音读“太”。但为什么寺名前要加个大呢？“佛寺来头大的，寺名冠以大。北宋东京（汴梁）大相国寺，唐代长安（西安）大慈恩寺，皆冠以大。可知本名相国寺、慈恩寺。奈何唐宋时见诸记载者都是大慈寺，而非圣慈寺。成都人之好大，盖自古而然欤？”（流沙河《大慈片羽》）在沙河先生看来，大相国寺本来就是相国寺，大慈恩寺只是慈恩寺，大慈寺也不过就是慈寺。只是人们好大而讲攀比，加上大字以相号召，以广招徕。如果我们说世俗之人喜欢攀比，尚尤可说，难道出家人也喜欢这样的攀比吗？恐怕很难说完全没有这样的因素。

    事实正是如此，作为东方宗教，佛教讲究传承有序，寺院也等级森严，寺庙都讲究由有名头的人开创，时间越古越好。大家都喜欢以各自的长处傲人，比如时间长、名头大等很多地方的寺庙都有“千年古刹”、“震旦第一丛林”的称呼，自然是拿来宣传的好材料。这样看来，大慈寺的“乳名”应该是“慈寺”，腾播于民众之口的“学名”是“大慈寺”，“中举”成“进士”，被皇帝钦点成“状元”后，便成了“大圣慈寺”。年代久远，千年之后，便有晚清黄云鹄这样的官员来题山门，名之曰：古大圣慈寺。至于“千年古刹大圣慈寺”、“震旦第一丛林古大圣慈寺”这样的称呼，就像一位中了状元的人难免会在名字前面加上许多官爵封号，一长串，没有谁真能记得住。落到最后，依旧是最普通的叫法：大慈寺。

    何时开创大慈寺

    年湮代远，要想在历史的荆棘丛林中，在纷繁复杂的大事件里，理出一个线索，找出一座寺庙准确的诞生时间，那必须得有点幸运的成分。因为人世间要记住的历史和文献实在太多，一座庙宇，除非它能与重大历史的改变相勾连，否则我们是很难确切追踪出它成长的足迹。

    大慈寺的成长就像一个人，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传记和年表。可惜的是，它的历史虽然久远，却在很多要害处付诸阙如，至今没有像许多寺庙一样有比较完整的寺志。但随着2004年大慈寺重新开放后，大慈寺的历史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冯修齐先生发表在《大慈》杂志上的《成都大慈寺年表》，是我目前能见到的有关大慈寺历史较为清楚的文献，可以见出冯先生用力之勤。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冯先生关于大慈寺的年表很多地方也过于简略，这是无可如何且不必苛求的事。

    关于大慈寺的创建，冯先生的年表中，开篇辟首便说：“265年前后（魏晋间）印度僧人宝掌禅师‘入蜀礼普贤，留大慈’，为成都大慈寺创建伊始。”这条宝掌禅师与大慈寺有关的资料，最早出现在清康熙版蒋超《峨眉山志》的“高僧”条，但此前著名的《高僧传》却对此点未有丝毫的记载。荒诞的是这位宝掌禅师最后活了1712岁——此说在宋朝普济编的《五灯会元》中有——但许多人却拿这样的材料当科学证据。关于宝掌禅师与大慈寺的关系，那就是民国《华阳县志》曾载一位和尚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所写的《多宝寺石幢记》中有云：“蜀为西南巨镇，而大慈护国禅寺冠诸刹之首，在锦官城府中，盖魏晋时千岁宝掌禅师礼峨眉，寓大慈，究其由来亦远矣。”而再早的峨眉山和大慈寺的记载便没有，即便按宝掌禅师真活了1712岁的说法，他死于657年，离最早的记载已达800多年。我们从求真务实的精神出发，也不能不怀疑宝掌禅师与峨眉山、大慈寺、多宝寺的关系。至于有人用多宝寺与大慈寺的关系，来论证宝掌禅师的确是大慈寺的开山祖，我认为证据不足，亦属牵强。因为关于多宝寺是魏晋时期宝掌禅师的道场的说法，最早记载也是来源于千多年后的《多宝寺石幢记》。许多寺院夸大自己的历史，在佛教寺院史料中，所在多有，不乏其例。从我们这些世俗之人的理解来看，难免有争夺话语权和吸引更多香客朝拜的利益背景在其间。

    这样说，是不是宝掌禅师的传说对大慈寺就毫无意义呢？不是的。虽然传说和神话不能坐实某事的准确存在，但它确是后世人追求完美、弥缝堵漏的一种心理补偿。大慈寺到底创始于何时，目前我只能遗憾地说，不知道。但一些史家包括热爱大慈寺的人，总想把那无法确知的历史接续起来。不过所有经得住考验的史料，都指向唐玄宗逃难幸蜀重建大慈寺的历史。无论是《宋高僧传》卷十九里说无相禅师在被唐玄宗召见之前，感化了成都县令杨翌，“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还是宋志磐的《佛祖统记》卷四十“肃宗”里说唐玄宗赐田1000亩，让新罗国全禅师规制——“全禅师”是“金禅师”的误笔吗？不论怎么讲，不能用无相禅师的俗姓来冠其号吧，目前似乎无法证明这两人是同一人——僧人英干和高力士协助其开创或重造大慈寺。

    在我看来，宝掌禅师与大慈寺的关系是不能完全坐实的，我们不说这些史料近乎单文孤证，且为后世补缀的成分较多，至少这些史料的内在自洽度不够，逻辑上也有一定的问题。但传说和神话可以留给我们一点揣度和想象的空间，即在玄宗幸蜀而创大慈寺的确凿史料之前，或许此地存在着其他名字的寺庙，或者其本身就叫大慈寺。至少玄宗只是感于僧人英干恤贫拯孤、救荒济难、为国祈福，赐田1000亩，御书“大圣慈寺”匾额，并没有说大圣慈寺的名就是他取的。揆诸情理，唐玄宗在名字上加一“圣”字并御书恐是实情，但这名字可能是早有的，或是前人所取（因寺废而名存），或是僧人英干所取，断不会是玄宗所取，不然史集不会不明言，至少院僧及其追随者当会不失时机，大肆渲染，以光寺庙。说来也是很吊诡的，以色空以出家相号召的方外之人，却时刻盼望皇帝驾幸和御赐宝物，作为镇寺之用，皆因社会势利和不靖之故。

    学者王伟明在《大圣慈寺画史丛考》里对大慈寺的开创作了自己精细的考证，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谨慎的做法。他罗列了宝掌和尚的传说、《宋高僧传》和《佛祖统纪》的历史资料，同时也给出北宋初期的成都人黄休复《茅亭客话》的意见。通过我的分析，我认为黄休复不给出具体时间，只给出时段的做法比较稳妥，况且他的说法与其他已见材料无论从逻辑还是事实上都比较自洽。

    黄休复在《茅亭客话》卷四“勾生”条写道：“益州大圣慈寺，开元中兴创，周回廊庑，皆累朝名画冠于坤。东廊有维摩居士堂，盖有唐李洪度所画。其笔绝妙。”唐玄宗主政的开元时期为714—741年，为有唐盛世，蜀中寺院兴起，自在意料之中。开元时期总共18年之久，即以最晚的年份算度，也离唐玄宗幸蜀有十五六年之久。取个中间数的话，就算开创于727年左右，至唐玄宗到四川时亲书御匾“大圣慈寺”已达30年。也就是说大慈寺“兴创”不久，在诸多寺庙中只是小弟弟。它虽然地幅不广，实力未济，但它的僧人英干却在大慈寺设施粥点接济从北方战乱地方逃来的难民，并且大做佛事为国祈福。正因为如此，逃难的唐玄宗十分感动，御书大圣慈寺匾额，赐田1000亩，使大慈寺得以弘扬佛法，光大善心。

    宝掌禅师“寓大慈”的传说时间在公元265年前后，离唐玄宗来蜀已是500年后，中间一点有关大慈寺的线索都没有，倘若非得说他们之间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恐怕难以服人。至少这500年间的空白，你得帮助我们用想象、逻辑和事实来填充，可惜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小说家有这个能力，但小说家的这个能力，只好拿到非史学的地盘去显摆。《佛祖统纪》和《宋高僧传》里的两条材料显示，玄宗看到英干的善行后，一上来就题匾、赐田，还是显得比较突兀。因为英干不可能预知“安史之乱”以及唐玄宗的幸蜀，即便看到唐玄宗来了，英干很积极地去挣表现，如果大慈寺没有一定基础的话，那也是拿不到唐玄宗敕建大慈寺的圣言的——这里的“敕建”当然是让高力士、无相禅师、英干联手扩大大慈寺的地盘，壮大它的香火——但有黄休复的“开元中兴创”后，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在透露大慈寺创始于“开元中”的消息后，黄休复又在他重要的画论著作《益州名画录》里论及一位著名的壁画家卢楞伽——画圣吴道子的弟子——随唐玄宗入蜀的情形时说道：“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卢楞伽”条）。黄休复长期居住成都，且去这些事情的年代并不算远，因此配合“开元中兴创”的说法，此“起”应属扩大之意。玄宗赐了1000亩田，通过两三年的扩大，大慈寺的院落数量增加，急需要名手来画壁画，于是卢楞伽应命而来。

    总而言之，关于大慈寺的创立，虽然我们不能断定于一个具体的时间，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它兴创于“开元中”。而且正如王伟明所说：“该寺成立初期，有异国高僧的传教，现职官僚的提倡，施贫僧的发愿，宦官的推荐，皇帝敕寺额与土地，以至来自于京畿及当地著名画家的助兴作画，此一连串的活动则体现了唐代极为典型的官寺成立经纬与发展过程。”（《大圣慈寺壁画史丛考：唐、五代、宋时期西蜀佛教美术发展探源》P45，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4月版，下引只注页码）我认为这个总结是相当审慎，且符合大慈寺的实际情形的。

    大慈寺的范围

    大慈寺草创初期占地面积有多大，那只是个射覆游戏。唐宋时期是大慈寺的全盛期，它的好运仿佛在四五百年内用完了。宋末元初大毁过后至“文化大革命”，由于频遭各种各样的毁坏，加之资料的阙如，因此大慈寺面积大小的沿革史，并不容易探究。现在我们只能追忆前尘旧事，将历史上记载较多的资料，略加梳理，以便探寻其鼎盛时期的范围，以此作为标尺，来看其间为何越来越小。

    参以古代诸种文献的描述，今天的大慈寺所在地依旧为古大慈寺主体位置之所在，而今留下的部分建筑是1867年僧人真印发愿重修，到1878年建成的大慈寺景观的遗构。真印所建就大慈寺的面积只有40余亩，已只是鼎盛时期的二十五分之一了。而经过1958年修建东风路即今之蜀都大道后，大慈寺所余面积就更小，大约只有鼎盛时期的两百分之一，其相差何可以道里计？

    考察大慈寺的范围，流沙河先生用了古代丈量土地的概念：四至，这真是简明扼要而又深合产权概念。把“四至”弄清楚，就可以避免与他人产生不必要的纠纷，降低不必要的扯皮成本。但我们现在找不到大慈寺的地契，无法明确得知其“四至”究为何处，但我们可以根据文献考出个大概，以便使读者对唐玄宗钦赐千亩土地有个直观的感受，从而对大慈寺的繁华与热闹，有个物理意义上的了解。

    研究者大多相信，西墙应该在今天东锦江街、江南馆街一线，即红星路二段至三段，因为此地是解玉溪及后来粪草湖街的位置，同时此处有大阳沟，应为水渎遗迹，也算一种证明。但从后来发掘的文物来看，有人认为其更往西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如商业场往红旗商场一带就曾发现过卧佛头像，也不排除它是大慈寺旧物的可能。倘若是，大慈寺曾经扩张到这样的位置，但解玉溪穿寺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开解玉溪的时候（801年左右），离唐玄宗赐田已达几十年，所以大慈寺西址似乎不应该那么远。而北边则普遍认为抵四圣祠和今武城大街一线，不只是有庵街扩建，见着直径三尺的石础可以作证，且由于东墙挨着大河，那么北墙与西墙交叉的今天水东门一带，有下水道通向河边的景象恐怕就不只是清代才有。

    为什么说东墙挨着大河呢？正如流沙河先生用陆游的《老学庵记》的材料所考证一样，山门南向，出侧门便见大河，不应是西侧门的解玉溪，而是东侧门的府河。而南边的话，亦当在今天红布街延长线，而且当时的茗粥司（后来为茗粥庵、茗粥巷）也在今天的天仙桥南路的北段一带，也可以说明，南墙和山门都在今天东大街以南，不然孟昶偕夫人、群臣登山门上观看解玉溪与府河交汇处的夜景，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大慈寺的“四至”基本上是唐、宋的情形，但后来可谓一朝不如一朝。南宋覆灭前，四川处敌锋之下，阻挡大军铁骑几十年，江山人物损失惨重，所谓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况乎区区一寺院？大慈寺自此往下坡路走，屡遭火灾和战祸的侵害，我们自然会在“大慈寺生死劫”里细细地说。但就是从少数人的趁火打劫，也不难看出大慈寺普遍的遭遇来。如原来南接上北打金街，北至华兴街东口的书院正街，“明代宰臣万安侵占大慈寺空地建私宅，嘉靖十五年（1536）又改宅为大益书院，陆琛在《大益书院记》。神宗时张居正秉政，尽毁天下书院，大益亦废，然书院街之名则沿用不改。”（四川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P180，成都出版社2006年12月修订版）像这样被各种势力逐渐蚕食的例子，又岂止如此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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