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兴创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御赐了1000亩土地，作为寺庙建筑及其他活动用地。征诸全国各地寺庙史，这样的“大手笔”也算是少有的。

    唐代会昌灭佛，是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大毁灭，但大慈寺幸属唐玄宗的御赐和敕建，因此躲过了一劫。

    如果从大慈寺的兴创期乾德元年亦即758年算起，大慈寺真正遭受第一次破坏，应该是宋代淳化五年（994）的李顺陷成都。

    清初大慈寺的重建，是昭觉寺的名僧丈雪和尚和懒石觉聆1675年带领一干人完成的。

    1958年的市政道路改造，是继1925年的市政道路改造后，对大慈寺的寺庙范围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次。

    大慈寺兴创初期，唐玄宗一下子就御赐了1000亩土地，作为寺庙建筑及其他活动用地。征诸全国各地寺庙史，这样的“大手笔”也算是少有的。大抵唐玄宗仓促奔蜀，看到沙门英干如此卖力救济灾民，并为唐朝国祚祈福，在高力士的大力撮合下，便如此阔绰地赐予了这么多土地。正因为有这么多地，加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土的历史并不算太久，寺庙管理者承袭了印度以单独的院来组成一个寺庙的方法——最繁盛时达96院，至今能考其名者只有71院，其他25院连名字也消息于天壤间——实施逐步的建设策略，才最终实现了大慈寺无论从占地、寺庙院数、僧侣人数、教学人数（从周围各寺庙来大慈寺学道、学律、讲经者）、壁画数量和质量等，在唐宋时期名震禅林的格局。

    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不衰落的繁荣。唐代会昌灭佛，是一桩全国性的佛教大毁灭，但大慈寺幸属唐玄宗的御赐和敕建，因此躲过了一劫。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成都各大寺庙纷纷将他们贵重的东西寄放在大慈寺，更增添了大慈寺在佛教界中的分量。但能够躲过一次劫难，并不能保证永远能躲过劫难的降临，再强大的机构和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保持它长久的兴旺，谁也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一座寺庙的兴衰，因素甚多，难以罄述，但我们从史料中发掘蛛丝马迹，也可以大致勾勒出其兴衰轮廓，以使我们后人明了什么是无须徒劳的，什么是可以有作为的。

    解玉溪的兴衰

    我认为大慈寺草创于开元时期，兴创于至德年间。其兴起，固有唐宋时期许多学者所谓四川人有乐善好施的佞佛传统，加之整个川西地区物产丰富、饶有资财，因此佛寺兴旺才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颇有意味的节点：即它的兴创是因唐王朝的第一次大劫难——“安史之乱”。虽然残酷，但我们常常也不得不承认人世间的一点“守恒定律”：他人的痛苦，未必不是我们的甜蜜。唐朝统治者的灾难，未必不是大慈寺的福气。事实正残酷地证明了，唐朝的一次使皇帝逃奔至蜀的灾难，成就了大慈寺。这虽然不是大慈寺刻意的乘人之危，但说沙门英干善于抓住机遇是不为过的。

    皇帝幸蜀，大批官员随从护驾，不少的文化人入川——诗人杜甫、画家卢楞伽等就是此中翘楚——更多的黎民百姓逃难入蜀，给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带来了极大的机遇，而大慈寺就非常有幸地抓住了此点。唐玄宗赏赐之丰、高力士的尽力襄助、无相禅师的擘画、英干的机敏就不说了，卢楞伽的作品也给大慈寺的壁画奠定了高水准的基调，其起点之高，其他寺庙难以望其项背。既如此，后之帅蜀主政成都的人，必对大慈寺另眼相看，小者前来游玩，带来香客人气；大者捐资修缮，写文谕扬。785年帅蜀的韦皋领导民众开凿了给大慈寺带来深远影响的解玉溪，使得大慈寺乃至成都市的城市格局有了极大变化。

    在未开凿解玉溪之前，成都河流格局全是从西南向东而去，殷实了整个大城和少城。但整个东边根本没有什么河流，使得东边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大慈寺自然也不免。没有河流，周围就不可能留住人，没有人气，寺庙就不可能旺盛。现在没有谁能够完全说得清楚解玉溪的流经地点及路线，但我认为有两人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其一是史学家李思纯之《大慈寺考》（见《李思纯文集》，巴蜀书社2004年版），其二是作家、学者流沙河的《芙蓉秋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和口述的《记忆中的解玉溪》（见锦江区地方志办编纂的《锦江记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他们两人的研究都是独自得出，但看法基本一致。至于四川省文史馆集体所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则相对比较略，语焉不详，而其他散见诸说，在我看来，颇多臆见，故不采纳。

    李思纯所考证的解玉溪流经路线如下：西北城垣外引水——金马街南（古碧鸡坊）——通顺桥——老玉沙街、成平街、新玉沙街——桂王桥北街——梓潼桥——藩署街——上、中北打金街之西——江南馆街——西糠市街之北（大圣慈寺前门）——油篓街北口出城。而流沙河的解玉溪流经路线如下：城西北角进城——宁夏街的西城拐城墙下水洞子——江汉路——白家塘——王家塘——青龙街——西玉龙街——玉带桥——老玉沙街——东玉龙街——新玉沙街——桂王桥——梓潼桥——东锦江街（原诸葛井街）——东大街——义学巷——红布横街——磨坊街——东门水洞子。

    比较李、流二人的解玉溪流经路线图，流沙河的更详尽，李的稍简略，除了入水的地理位置上有差异外，入水口及流经的大部分路线并无差异。这涉及大慈寺的山门位置、金河水和解玉溪在未流到府河（严格说来，在开凿了这两条内河之后才有府河）之前，是否在下游处合并，或者如陈一津的《蜀水考·分疏》所言金河水汇入解玉溪的下流，然后一同流入府河。李思纯反对此说，从流沙河所说解玉溪入水路线来看，他应该是接近或者同意此说。李思纯从雪锦楼、玉溪院清风阁的位置来判断古大慈寺山门位置和今天大慈寺山门位置近于相同，我认为可能对大慈寺彼时规模的估计过于保守。有资料显示磨坊街等街名，是解玉溪故道流经而得名的，同时附近的茗粥巷亦是佛家救贫之所，或许与大慈寺也不无关系。今天自然没有过硬的一手材料，来定李、流之说谁是谁非，但不管怎么说，解玉溪为大慈寺第一阶段的繁荣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什么到了785年韦皋一定要从西北到东南开通解玉溪呢？其理性依据何在？古代官员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如果没有投入与产出的理性预期，那么劳民伤财的恶评是官员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我们不能说解玉溪惠及大慈寺不少，就说韦皋开解玉溪是为了大慈寺，这样的命题是不成立的。韦氏帅蜀镇守成都，是为了解成都黎民百姓之苦而开解玉溪，因为当时成都户数在开元盛世，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有增无减。唐以前，四川人口东汉时期最多，计户有117万户之多，而唐朝开元时期稍逊，为114万户（数据见蒙文通《四川历代盛衰与户口登耗考略》）。其中成都的人口增加尤多，天宝剑南西道成都府路有16万零900余户（蒙文通《略论四川二千年间各地发展先后》，此二文均收入《古地甄微》一书），与杜甫诗中描述所谓“城中十万户”差堪仿佛。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城、少城，包括被两江切割的南市等地，人口非常密集。人口稠密，便须扩张生存之地，成都东边几乎尚待开发，但成都东边有个大问题尚须解决，之后才能让更多的人往东移，于是解玉溪的开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既然大慈寺在东边离南河很近的地方，因地势的便宜，加之此寺庙曾得玄宗的御赐和扶持，又是人们前往烧香朝拜的大寺庙，因此绕其侧墙，从其山门前流过，而最终汇入南河便是水到渠成之事。解玉溪从西北流向东南，润泽的大部分是当时商业尚不发达的地方，而在解玉溪与两江的广阔地带，水源亦是个大问题，于是白敏中在853年开金河以进一步夯实成都东边的发展。成都东边的迅速发展，使得民众大量向东移，给大慈寺带来了蓬勃生机，常年旺盛的集市、众多的游人、不熄的香火，都使大慈寺得到空前的发展。

    但问题在于，东方移来很多人后，解玉溪在饮用、消防（防火）、卫生（沐浴、除秽等）等方面用途大增，这就必然给解玉溪以很大的压力。加之金水河抢掉一部分水源，使得解玉溪的水量有所减少。白敏中之后帅蜀的高骈苦于成都频受獠人、吐蕃、南诏的寇侵扰攘，使得城中居民在污泥中汲水饮用，害瘟疫而死去的不少。为了解决成都水量分布不均，同时解决城市军事防御布局，875年高骈将二江由在成都南部平行流过，改由南河、府河二江绕城环抱的格局。二江环抱的格局使成都的发展更形合理，大慈寺也逐渐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但解玉溪的使命就逐渐趋于完成了。前后蜀时期，记录成都的书籍如黄休复的《茅亭客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解玉溪，在其他文献里也未曾发现。北宋时只有在大慈寺中和院当了几十年主持的惟简曾给吴师孟回忆过解玉溪一些旧迹，但也多语焉不详（见吴师孟《导水记》）。很多人拼命地找解玉溪消失的原因，我认为自己如上的解释比较合情理。

    875年后的两江环抱格局，使得临河两边的居民人数大涨，而大慈寺的东、南、北面都靠近河水，使得暴增的民众侵占大慈寺土地成为可能。在大慈寺范围内，前寺和中寺部分大约多为寺庙主体，但北部旷地比较多，可能开始由流浪的贫民占据，有一部分土地逐渐就被侵夺了。事实上，在所有关于大慈寺的文献中，并没有四至围墙的记载，那么是不是除了东部、南部等少数地段有围墙，其他地段并没有围墙呢？既如此大慈寺的土地是否有可能由于其临河的良好位置被商家、民众揩油呢？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战祸与火灾

    除了像大地震一样的陵谷改迁和大规模的瘟疫带来的蔓延性杀伤力外，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的破坏，超得过人祸特别是人类的战争对人类自己的伤害。战争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土地、民众、水、盐等，都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要素，从总体上讲这些资源都是稀缺的，在胜者为王的丛林时代，缺少有效的妥协、谈判和多赢，战争的多发性是必然的。人都不免枕藉沟壑，填尸荒野，自然其他为人所利用的物品，其遭毁灭的命运几乎是前定的——大慈寺自不能幸免——能保留下来，反而是一种奇迹式的例外。

    如果从大慈寺的兴创期乾德元年亦即758年算起，大慈寺真正遭受的第一次破坏，应该是宋代淳化五年（994）的李顺陷成都。过了236年的平安日子，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大慈寺开始走下坡路。李顺从正月十六日入住成都，到成都五月六日失陷，前后四个月不到，但宋朝官军与李顺军队激战——“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宋史·太宗本纪》），对成都市内不少文物寺观，均有损毁，大慈寺也在其中。大慈寺的毁损情形，正史不载，而千余年大慈寺又没有寺志，所以只有别从他文来考辨。

    张溥的《寿宁院记》是唯一记载大慈寺遭淳化之难的文章：“淳化寇窃之后，院为废田，吏民植碑其中，以颂上德。忠定作镇，乃选僧主之。”张咏两帅成都府，一为淳化，二为咸平。李顺寇成都时，他刚离任，咸平（998—1003）时他又来成都，因此才有“选僧主之”的事。淳化之后，“寿宁院”为废田，说明大慈寺至少是寿宁院被破坏得比较厉害，不然不会在几年之内变为废田。成都虽遭淳化李顺之难，但官方平息得还是比较快的，因此才有民众自发地在寿宁院被毁的废田里立碑颂上德之事。至于说范成大在《成都古寺名笔记》里所谈寿宁院孙知微的壁画，应该是寿宁院修复后新画的。

    淳化战祸，只能算一次小的损失，大慈寺的基本规模并没有改变。但到了政和二年（1112）冬天的大火后，大慈寺就发生了规模性的变化。宋人郭印说：“政和二年冬，火其旁小院十有六。府帅席公，改建三刹，使学禅者居超悟，学律者居宣梵，学讲者居严净。”（《超悟院记》）96院烧掉了16院，在被烧的这16院空地上，是北宋末期守蜀的席益主持重修了3院。也就是说席益守成都时除了承其先人席旦，对疏导成都水渠，注重民众饮水和消防、卫生以外（见其所写《淘渠记》），还对名刹大慈寺部分毁损的进行了重建，作出了非常实在的贡献。烧了16院后，而重修的这3院是大慈寺得以薪火相传，得以继续执成都禅林牛耳的精髓之所在。因为学律、学禅、学讲这三者是大慈寺传统的强项，也是大慈寺对整个四川及周边寺庙的和尚进行培训、传播佛法的重中之重。

    蒙古与南宋的战争，四川军民抗击51年之久，在南宋朝廷投降后才没有继续抵抗。在如此惨烈的战祸面前，成都在1236年和1241年两遭血洗，城毁人亡，贺靖权之《成都录》甚至说，“城中骸骨百四十万，城外不计”（见赵汸《史母程氏传》）。对于大慈寺遭遇的毁损，史无明载，只有费著所写的《岁华纪丽谱》和《蜀名画记》里还说到大慈寺的游宴和壁画情况，好像大慈寺毁损得并不厉害。依我之见，这应是费著的回忆之辞或者是从史料中传抄出来的，因为你从他的记载里面，没有看到他所给出的准确属于他新见的史料。也就是说，大慈寺不可能在那样惨烈的战火中，毫发无损，即使大慈寺未遭全毁，那么被毁的细节也应该写出来，才能让大家信服费著在《岁华纪丽谱》和《蜀画名记》里面的记载是出自其亲眼所见，但目前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旁证费著所记就是元朝时大慈寺的面目。

    大慈寺的情况在元朝缺乏史料可查，在明朝，史料也不富裕。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记录是明代史料，即1481年释口量撰述的《多宝寺石幢记》：“宣德乙卯，大慈寺遭遇回禄，殿阁廊庑，荡然荒墟。正统丙寅，其寺一新。”其实关于大慈寺的史料，从南宋过后就已鲜见，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南宋时四川已成为抗蒙前线，阀阅望族、有产之家都逐渐东移到江南，文化的衰落必然使大慈寺这样的寺庙记载偏少，甚至于无。从1112年到1481年之间，达370年之久，中间除了费著《岁华纪丽谱》和《蜀名画记》二书有些传抄性的史料，没有什么关于大慈寺的新史料。这与人口的锐减、文化和经济的衰败有非常大的关系，除了临时抱佛脚之外，大部分人的信仰，都必须以吃饱了饭作为前提。因此大慈寺的衰败是必然的，这与四川在全国的地位从宋代的高峰往下坡走是同步的。

    1435年的一场大火，将已在宋元之战中受到破坏，在元朝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大慈寺，烧得荡然无存。但即便如此，在1446年大慈寺还是进行了重修，不过重修的规模可能相当小，且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也要到30多年后的1481年才有个简略粗糙的记录。回望唐宋达官贵人、文人学士、高僧大德、画家闻人频频与大慈寺发生诸种关系的历史，真如南柯一梦。但大慈寺的噩梦远没有结束，要等以杀人为乐的张献忠屠蜀，我们才能从史料中看到有关大慈寺自建立以来最黑暗的一页——四川抗击蒙古时，大慈寺也许非常惨烈，但史料乏载，我们不能凭想象填补其惨烈，所以只好将大慈寺最黑暗的一页让给明末清初长达51年的兵燹。

    明末清初遭遇四川有史以来的大毁灭，当然不只是张献忠一人的“功劳”，明军、清军、张献忠军及所部、李自成军及所部、吴三桂军等互相攻伐，长达51年的拉锯战，使得四川成为焦土尸国，人物、文化均被扫荡一光。其他军队对大慈寺的毁灭，文献记录得不多，但在提及张献忠屠蜀且毁大慈寺上，文献却不少。大慈寺经1481年后陆续修建，过了160多年的安稳日子，僧众渐多，因此当张献忠1644年攻占成都，于1646年离开成都并破坏大慈寺时，遭遇大慈寺僧众的抵抗。彭遵泗在《蜀碧》中说：“大慈寺僧众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阖寺俱斩。至是，并拘会城内外寺院僧道戮之。”现在成都的地名猛追湾就被民间说成是大慈寺僧众抵抗张献忠军队，与其展开血战的地方。不特此也，大慈寺由于其占地较广，成了张献忠幽禁明朝官员和士子的地方。如华阳知县沈云祚，“城陷，献忠欲用之，幽之大慈寺。而遣其党馈食，以刃胁迫。不屈，遂遇害。”（《明史·忠义传》）同时陈鼎的《东林列传》也载沈云祚被幽禁于大慈寺。不特此也，张献忠还以开科取士的方式陷害四川士子，先聚玉局观用兵剿杀，再移入城中大慈寺关押，“迟数月，照牌点名出，杀之，人为之泣牌”（费密《荒书》），大慈寺应是明末大屠杀见证之地。

    当1646年张献忠快要离开成都的时候，他更是大肆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正如彭遵泗所言：“尽毁宫殿，坠砌堙井，焚肆而逃。”（《蜀碧》）而其他军队在战火中也一样为恶，因之清初成都人迹寥寥，可见老虎从青羊宫到浣花溪喝水。直到全蜀平定两年后的1683年，方象瑛在其《使蜀日记》里说：“今通衢瓦屋百十所，余皆诛茅编竹为之。西北隅则颓墉败砾，萧然惨人。其民多江楚、陕西流寓，土著仅十之二耳。”这就像清末的一首竹枝词所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说明明末清初51年的拉锯战，给整个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从历史上来看，清军全取成都应是在顺治十年亦即1653年，但整个四川完全战乱平息要到康熙二十年亦1681年，所以即便如《大清一统志》的“本朝顺治年间修”，《华阳县旧志》里说“国朝顺治间重修，成都知府冀应熊书大慈寺三字额”，也只相当于插标草建以备遗忘，以免他人侵占而已，并不表明大慈寺能建得多么有规模。全川拉锯战尚待平息，官方和民间都没有心思来协助寺院完成其相应的建设工作，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初大慈寺的重建，是昭觉寺的名僧丈雪和尚和懒石觉聆1675年带领一干人完成的。他在《康熙乙卯经修大慈寺工竣》一诗中写道：“俄乘愿海到蚕丛，瓦砾翻成释梵宫。只为聚沙为佛塔，常伸只手撮虚空。长裙扫地山河动，短杖支云日月红。工竣正拟垂帘卧，殊期外有扣门翁。”艰难地将大慈寺重新修建后，丈雪和尚的弟子懒石觉聆成为清代有记录以来，大慈寺第一代住持。曾两次到过四川的诗人王士禛，在1696年的《秦蜀后记》中写道：“大慈废寺在东城之内，不见所谓玉溪者何在。入东门，遂至大慈寺。毁于献贼，懒石禅师甫构大士殿、达摩殿数楹，具体而微。有一版书东坡阁记。”“数楹”而至“具体而微”，真是遭重创后的草创。对此情形，彭县康熙朝丙午（1666）举人杨岱也写过一首名叫《大慈寺》的诗，就叙述了清初大慈寺的萧瑟荒凉，盛筵不再的情景：“久废先朝榜，何人礼大慈。青苔荒石马，昏月宿寒鸱。不见张玭咏，空留孟昶碑。年年春草绿，古迹问谁知。”（孙桐生辑《国朝全蜀诗钞》卷五）

    人为侵占

    宋末元初的战争、明末清初的屠杀，使整个四川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唐宋时的荣耀，自然大慈寺你无论怎么重建，也已不复昔日荣光。何况除了战祸、火灾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大慈寺的发展，如人口的极速增长，对于曾经基本成为废寺的大慈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因此官方采取一切实惠的手段移民，一时间插坡占土的“圈地运动”成为移民浪潮的主题，大慈寺这样还没有人来认领的废寺，在丈雪和尚等人没重修以前，是否有些土地因此被人占领，史无明载，不能确定。但我们看大慈寺在清末与市民的一系列纠纷，恐怕也是其来有自。

    我分析解玉溪的湮塞、金河的开凿，特别是府河流经大慈寺的东面与南河交汇，形成两江环抱的城市格局，既是大慈寺兴盛的因由，也是它埋下隐忧之所在。因为这样的交通要冲和水陆辐辏之地，其便利的生活和较高的商业价值都是人所共知的，加之其所处的东大街、总府街周围逐渐成为商业中心，所以大慈寺必成达官贵人的肥肉。火灾之劫后，往往伴随着打劫之人，1435年宣德大火使大慈寺成为“荡然荒墟”，直到1481年这几十年间大慈寺都荒废而空着，即便是重修了，规模也非常小，这就给成化、弘治两朝的奸相万安以可乘之机。作为眉山人，万安当政20年，曾权倾朝野，侵占大慈寺紧邻明代都指挥司亦即总府街旁边的一块地，自然不费吹灰之力。

    万安强占大慈寺的空地所建成的私宅，是今天邻总府路的红星路二段及步行街一带——此街前名为书院正街，街南口栅子横匾有“王道正直”四字——这自然是1952年街道被改造后的格局。万安建宅几十年后，由于激起民愤，加以在他死后子、孙相继皆殁，再也无后，所以1536年他的私宅被拆而建成大益书院。陆琛在《大益书院记》里说：“盖自正德戊寅，实始共事，即故少师万文成公之旧寓。……历二十年，经营数公，前此所未有也。”由1518年开始，到1536年才建成，可见其规模不小。可惜的是，40年不到，张居正当朝为相，于1579年尽废全国书院，但大益书院实在1570年已经废除。“治东书院街，旧为大益书院。明代张江陵当国，尽革宇内书院，大益遂废。万历丁亥，学使郭相奎改名大儒祠，耿定力有记。”（《华阳县志·古迹四》）这大儒祠此前叫濂洛祠，祀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毁掉。

    大慈寺被人为侵占的情形，万安之类并非孤例，我们可以从大慈寺同光之间的再一次重建中，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书法名家、丁宝桢幕僚顾复初说大慈寺：“遭张献忠之乱，毁于兵燹，百不存一。佛像皆陷土中，大者露处巍然。国朝康熙间，或覆以屋，卑漏湫隘。其他或夷为路径，或废为农圃。其有屋者，或割为编户，或改为他庙宇。余昔尝至其处，则委巷短街，逼灶溷厕，龌龊污秽，交错其间，几无置足处。”（《重建大慈寺记》）所谓夷为路径、废为农圃，都是土地被占的佐证。更有甚者，大慈寺的空地上还有普通民众的不动产房屋，或者其他寺庙——惜字宫南街这样的街道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取出来的。虽然说中国一向儒释道容易相处，但在佛寺里修道教的“宫”，多少还是有点鸠占鹊巢的意味。正是有这么多麻烦，所以顾复初说“尝有宰官居士，欲谋恢复，卒以难而止，为拊心浩叹者久矣”。有权有势甚至有钱，但其间的烦琐渎神、利益纷争，就是“宰官居士”也未必能一蹴而就。

    宰官怕麻烦的事，还是得佛教界人士依信仰的力量来身体力行，新都宝光寺的真印禅师就是这样一位力任肩扛的人。但此时的大慈寺已是四处被人侵占，而收赎回来，所费不赀。“禅师昔立志愿，誓兴此寺。锱铢积累，聚积数十年，蓄有白镪二万金，已而尽糜于是焉。既已收赎接引殿，价逾三倍。而居主犹婪索不已，屡爽厥约。诸无赖助之，遂至构讼。叶州牧庆荣、李大令希邺、叶观察毓荣，与予商，乞完毅公勤公平其事，且蠲赀焉。”（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虽然有这么多官员的帮助，但大慈寺方面与侵占其地其房的居主之间，仍不能达成真正的谅解和契约。必须得有一场颇为戏剧性的大火，才能解决此一问题，亦可以想见寺庙被侵占要想恢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四邻不戒于火，延烧百家。火及寺垣，辄反风旁煽，寸椽片瓦无伤者。先是奸民悍夫，多方

    龁，蜚语狎至。逮睹斯异，翕然悚惕，咸息厥喙，且以焦土尽归之寺。”（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奸民悍夫”不怕世俗惩处，只怕偶尔的风向所就的“斯异”，也算是佛教因果报应给大慈寺带来的功德吧。

    1958年的市政道路改造，是继1925年的市政道路改造后，对大慈寺的寺庙范围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次。大慈寺周围许多街道如湖广馆街、金玉街、棉花街、长胜街（原名福寿街）均已消失。大慈寺接引殿等被拆除，其中的一些土地被占来修成东风路（今蜀都大道）。不久，铜像也被拆除，反右、四清等，寺僧开会学习，接受改造，使大慈寺处于半废状态。迨至“文化大革命”来临，寺庙驻着“野鸭子造反队”，佛寺工作完全废弃。后来成为成都市博物馆的工作场所，直至2004年大慈寺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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