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如。即令到了离我们很近的20世纪，大慈寺的许多情况也不甚了了。

    一座寺庙的历史，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那么要说清该寺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

    从一张《大慈寺诸师工作工分名单》，我们得知寺内每个人所做事及其月薪，这对考察1949年后的寺院经济也有一定的用处。

    由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时，生计日艰，后来再加上三线建设、备战备荒风潮渐起，因此寺庙里也在逐步遣散僧人……

    清末光绪年间重建后，大慈寺处于恢复状态，但其规模和香火情况不及唐宋远甚。清朝覆灭，民国建立不久，四川在1918-1935年的17年间发生了470次军阀混战，各地军阀横征暴敛，有的地方提前预支税收达几十年之久，其惨状可谓空前。紧接着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动乱频仍，活命尚且不易，况乎这种与民众日常生存关系不大的寺庙？

    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剧变待定，一些出家人弃佛寺而还俗。而此前未曾离婚即已出家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新婚姻法颁布后，便收到女方的离婚请求，我就曾搜到有这样的资料。当然还有更多的人，静等社会安定后，继续在佛寺修行弘法。我非常有幸收到一系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佛寺如文殊院、昭觉寺、近慈寺、草堂寺、大慈寺等的资料，这些资料事涉寺庙的寺僧工资、日常生活开支、工作情况、出差费用等，虽然琐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史料与1949年后中国的大历史诸如反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勾连在一起，可以让我们从佛教这样比较特殊的角度来互联印证，也算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的特殊记录。

    需要作一个总体说明的是，我对这些第一手材料的处理方法是如实照录，引原话则加引号，摘录则不增加任何意见。

    大慈寺僧人情况

    大慈寺在唐宋鼎盛时期，有96院，寺僧有几千乃至上万人。自宋以降，大慈寺的衰颓日甚一日，明清史料非常稀有。大慈寺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像样的寺志，因此其寺庙诸多情形付诸阙如。即令到了离我们很近的20世纪，大慈寺的许多情况也不甚了了。我曾向大慈寺的有关方面人员打听大慈寺有无保留下来的档案，他们均说没有。一座寺庙的历史，没有很好的实物档案和地下文物相互印证，没有较为完备的寺志，那么要说清该寺庙的历史是比较困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慈寺到底有多少人，我手上没有寺僧的花名册，但我从手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还是可以大致还原此一时期的一点基本情况。

    1964年3月13日所填写的《成都市供电局（公司）表灯用电保证金凭证》，就写明大慈寺电表容量为5安培，存入用电保证金33元，这说明大慈寺用电人数并不多。1963年则为12人，烟票4份，1963年9月23日备注一栏有“职工12人吸烟的4人”，收取者释演如、释宏清。凭1964年、1965年的单据——成都市商品票证领取凭单——来看，大慈寺寺僧人数应为10人。凭单在“正住户口职工人数”填10人，寺庙为集体所有制（但也有填成“全民”者）。每月棉花票、副食品票、糖票、布票各10份，而每个季度的一类烟票（有时是“全民烟票”）为3份，其所有领取者均为释真观。这说明1963年为12人，而1964年和1965年两年则为10人，因何少了两人，或因为僧人圆寂，或因为转寺，或者被遣回原籍还俗，总之几种情形都可能存在。

    1958年大慈寺住持圣钦和尚年老，故将永建法师调到大慈寺来任监院。永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任大慈寺监院和成都市佛协理事。从历次学习、开会来看可清理出一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代初大慈寺寺僧的名单。圣钦（大慈寺方丈，1964年去世）、永建（大慈寺监院）、宏奎（出纳）、演如（制表）、真观、大朗、园果、隆云、戒品（右派分子）、证光（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宏畅、清修、寂心、维钧、隆福、隆诠、圣淮、真悟、凡法、愿成、福翠、通智、智益、宏青，其中居士陈述尧曾有一段也在大慈寺学习过。不包括曾在此寺学习过的居士陈述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大慈寺的寺僧名单总数为24名。常在寺庙的寺僧长期维持在10名左右，大慈寺已经沦为一座有历史的小寺庙了。

    从一张《大慈寺诸师工作工分名单》，我们得知每个人所做事务及其月薪，这对考察1949年后的寺院经济也有一定的用处。按名字、工种、收入（工分所得）排列如次：

    而在另一张表格上文殊院22人，工资伙食335元（宽霖自己确定只7元伙食费）；昭觉寺62人，不包括慈青的在内（大抵他在市佛协任职之故），工资伙食为1131元；而大慈寺则为13人，196元，平均每人每月15元。这样的工资伙食费用，若有充足的物资可买，是可以过得下去的。

    由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计日艰，后来再加上三线建设、备战备荒风潮渐起，因此寺庙里也在逐步遣散僧人。在一张调查表格里，爱道堂有14人，其中有10人有自己的去向，比如定静、净凋、广超到铁像寺；隆净和果戎拟退休，生活由办事处供给；退休做临时工者有海寿、昌厚、隆定3人；海密拟到绵阳老家或者师父智光在梓潼的住处；本慈拟与自己的徒弟明忠随组织疏散。而大慈寺的8人名单里只说到戒品是“摘帽右派”，现住在文殊院，而宏畅跛脚，永建则“他本人表示拟在大慈寺挖防空壕，不走”。永建除了是大慈寺监院外，他还是省、市佛协常务理事，他当然不能说走就走，况且宗教局方面也不可能让他走，故留下来挖防空壕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生活的困难，当然不只是吃的东西缺乏，穿的东西也不富裕，大慈寺还算好的，还有些公用棉背心、短大衣、棉裤等可以出借，比如曾有单子上列有“遍能和尚借（棉裤一条），未开条”。（一张“大慈（寺）布票分配名册表”，有寺僧10人及李美前、陈述尧两位居士，均为布票10尺。其他用品换回布票175.5尺，最后添加为11尺，作为炊事生产的围腰用，多余布票上缴44.5尺。）

    不过寺庙里的方丈和监院，作为寺庙的领导人，要么工资较高，要么在工资之外还另有补助，胜过普通寺僧不少。1964年3月9日一个列表上有永光（曾是市佛协会会长、今系近慈寺方丈）、述超（曾系近慈寺监院、今为市佛协理事）、法喜（曾任近慈寺库房保管兼买办、今为市佛协理事）、心会（曾任近慈寺监院、今任成都市佛协副秘书长）四个人的名字，只有永光下有“每月薪资43元”。查当时物价和普通工人的工资，永光的43元工资应为普通工人的两倍，这对一个日常用度并不多的出家人来说算是够高了，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大慈寺方丈圣钦法师去世时为什么有1129元存款。再者，大慈寺监院永建多次收到“补助费通知单”：“兹送去补助费壹拾伍元正，请查收。永建先生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1965年整年和1966年1月都有，可能这是对永建担任省佛协理事的补助。

    政治学习

    彼时的政治学习长年累月，层出不穷。大抵1949-1978年是寺僧参加各种学习、开会最频繁的年代，念经修行反而成了余事。现将手中掌握的部分材料陈述出来，以便大家管窥一斑。未能在正文标示的学习文件及时间，我将在《大慈寺年表》里有所体现，以便将来编辑大慈寺寺志，能够据实采入。从保留下来的开会及学习材料看，与大慈寺有关的学习、开会，1958年共15次，看展览3次；1959年共20次；1960年17次；1963年5次；1965年5次，参观1次。

    1959年10月26日以永建个人的名义曾写过一页《大慈寺学习简报》，其中主要是说工作忙，只是每周二、五晚七点至九点回寺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宏畅、维钧、清修、大朗、真观、洪青、寂心、永建。隆云有时到有时未到，演如在组织上学习，园果有病未参加，圣钦老和尚未参加。学习的文件主要是周恩来的伟大十年和李大章省长的讲话。“因为讨论时除宏畅师、真观师谈一点，其余年老的没有记忆力，故对于文件上全国同我省在1958年大跃进的增产数都记不得，只有及时多讲多读关于建设同节约增产（的内容），基本上都能以新旧对比来分系（析）确切（实）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把鬼都变成人。种种伟大成绩，是有目皆见的……我们现在能记录的人都没有，我本人现在眼睛更坏，晚上读报都感困难。眼下都不如去年了，在领导学习上是很惭愧的，谨此具实呈报。”

    1962年11月23日的《成都市佛教协会诸山学习简报》之开篇就说：“我会在11月23日上午召集文殊院、大慈寺及诸山小庙僧尼及部分居士（我会理事）听了宽霖副会长关于全国、全省和全市佛教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计到人数46人。……在讨论中又由福田秘书长反复将报告的精神和古巴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作了一些个人发言。”如大慈寺永建说古巴从1957年生产就搞得好，700万人一条心。说到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永建则说，要不是有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这样享受。古话说，“灾荒之后，必有凶年”，而我们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能有这样的好，就是因为党的方针正确。对于党的宗教政策，永建又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宗教政策就是在贯彻执行的，为了一部藏经，还牺牲了几位战士。

    这样的传达和学习，自然会进一步落实到每个寺庙，大慈寺也不例外。1962年12月8日就出有《大慈寺学习讨论简报》。谈到国外，大慈寺简报说：“十月二十日我军略一还击，仅几个钟头打得印军落花流水，取回据点四十余处，事实俱在，万众周知。”至于说到国内，则是谈三面红旗的光辉，“虽然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是我国百年所未有的，但我们有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战胜了自然灾害。广大群众还是穿暖、吃饱，要是旧社会，早已哀鸿遍野，流离失所了，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至于说到许多寺庙特别是一些小寺庙想重修，有些还俗的僧人想重新回来。大慈寺简报则明确说道：“有个别妙想天开的，梦想恢复小庙，并（让）解放前离开寺庙的出家人回到庙内。这种思想，我们看来是大大错误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修建的庙宇，现在或修仓库、或办学校，都是群众所需要的，就应该归还群众。我记约1954年《现代佛学》登载过这样一段话，虚云老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提的意见，要求政府只能够重点培修，一般的应该收为公用。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的时候需要房屋，他老人家的建议我以为是合法的、是正确的。出家人不能遵守规章制度，见意（异）思迁，还算得忠实的佛教徒吗？”

    联系到上下文语意，以及简报最后的署名：“大慈寺永建同全体仅（谨）呈”，简报应该是以永建住持的口气所写，特别是在谈及宗教自由时，永建法师再次引用了他在市佛教协会上有同样意思的发言：“宗教信仰自由，我正确地认识到，始终是贯彻了的。如新中国成立前山西赵城为了一部藏经牺牲八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后，名山大刹的修复，用了国家很大的款项。再如我寺及文殊院、昭觉寺，党和政府都用了巨款培修，一洗旧社会寺观做军营、花木做柴薪的惨相。”简报的最后部分“今后的任务”自然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党的话之类的口号。

    政治学习在彼时是大家都不敢马虎的事，原则上所有的寺僧必须参加。尽管参加，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发言，有时甚至还不去，比如大慈寺园果、隆云就曾多次缺席，被监院永建等人批评为死不进步、懒于学习。大抵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1960年2月6日，园果还与永建大吵大闹过。

    右派分子名单

    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195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被打成右派的究竟有多少人，在诸种档案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要得到准确的数据，非常困难。何况划右派还有许多特殊性，如农村中的反右运动，根本没用右派之名来划，而是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称。与此同时，城市里不戴帽的右派或者相似的待遇，还有不少，很多无法证实而消息于天壤间。更有甚者，有被打成右派而没留下任何档案材料，连“平反改正”都无由者。

    一般认为宗教界都是方外之地、化外之所，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年代，哪有什么地方不被波及呢？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城山记》，1958年6月，四川灌县集中全县道士94人在天师洞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鸣放辩论，在道士中划右派分子5名。1980年根据政策进行复查，全属错划，已全部改正。同样成都佛界教也划了一些右派，据我查到的残缺不全的资料，看到“各寺庙的右派分子”名单一张如下：

    文殊院：宏奎、解空、澄济、圆照；

    草堂寺：广学、贯通、能悟、果云；

    大慈寺：戒品、证光（畏罪自杀）；

    昭觉寺：（缺）；

    爱道堂：隆净；诸山：果能、隆光、智信（尼）。

    这个名单不仅是缺昭觉寺，还缺成都市佛协的。

    在另一份材料上有非常详细的学习时间、人数、大字报数目、意见数目、右派分子名单。现依时间抄录于后。1957年8月3日-8月26日，成都市佛协学习24天，其中佛协右派分子张净侯、牛次封两名。1957年12月16日-1958年2月１０日，文殊院41人（本庙37人，成都市佛协会会长1人，工作人员3人）学习55天，大字报数目353张，意见数目730件，其中有该寺右派分子宏奎、圆照、澄济、解空四人。昭觉寺、草堂寺、大慈寺三寺合其他寺，都各自在3月14日-5月26日学习72天。昭觉寺43人，大字报数目730张，意见数目420件，其中有右派分子演光、光宗、宏明、圣语、如宗、宗法六人；草堂寺31人，其中有右派分子隆安（畏罪自杀）、广续（学）、贯通、果云四人；大慈寺41人（本庙22人，诸山16人，男居士2人，女居士1人），大字报数目783张，意见数目684件，其中有大慈寺右派证光（畏罪自杀）、戒品2人，诸山右派果能、隆光、伍心言居士三人。6月13日-7月17日，爱道堂83人（本堂49人，金沙庵15人，诸山19人）学习34天，大字报数目647张，其中有反社会主义分子隆静、智信。

    对照如上资料，可以看出整个佛教界反右费时基本上接近一年（1957年8月3日-1958年7月17日），参加学习人数、大字报数目、意见数目、右派人数的不完全统计分别为241人、2513张、1834件、23名。反右运动是从知识界、政界逐步过渡到宗教界的，因此佛教界的反右大抵是1957年8月到1958年才开始，1958年1月28日成都市佛教协会有一封公函和前述都江堰道观1958年6月才划右派，都可以证实我这样的判断。其公函如下：“公安派出所负责同志：我会在市人委宗教事务处直接领导下，在本月廿八日上午于桂王桥北街43号召开我会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并通过群众揭发之后要作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因此会议相当重要。昨日我会已通知你辖区果能（我会右派），可是至今仍不假不到，为此请大力协助，饬令该右派果能随我会派来的永观同志带来我会出席会议为荷。”1月28日开“右派分子汇报大会”，说明右派已经划定，但缺乏群众运动这一环节，必须补上后，方能达到广而告之、对右派本人的威慑和教育作用，同时让民众对其产生厌而避之乃至恨之的效果。

    除了“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外，1958年8月7日、9月1日大慈寺寺僧轮班19人到人民公园看公安展览一次，9月2日12人到斌升街7号看交心展览一次。大慈寺负责人永建在呈给上级的学习简报中说：“在交心展览和公安展览方面，据发言人数来说基本上认识了两个展览中的匪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罪犯坏分子等，都对广大群众是恨（很）残酷的，真表明这一切都是阶级敌人，也是我们的死敌。”“在整风反右后，在各方面出现了不少跃进的创造性和崭新的奇迹”，“我们党和政府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光辉的胜利，既打击了敌人，又挽救了落后人士，同时又促进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万马奔腾的跃进”。可以想见这样的展览对彼时孤立“五类分子”是有相当的作用的。

    我没看到大慈寺对右派分子的批斗会记录，一来大慈寺只有两名右派，二来有一名已经自杀。或许有批斗，但其材料却没有留存于世，但这并不表明各寺庙对右派分子没有开会批评。1958年7月7日草堂寺全体僧众对于该寺的四名右派进行批评教育。“草堂寺右派分子四个每个都比过去好多了，以（已）不敢在寺内扇（煽）动群众扰乱工作。”由于金沙庵缺少右派名单，或许下面一份《改造劳动规划书》的作者圣培，便是金沙庵的寺僧亦未可知。由于这份“改造劳动规划书”作为史料的珍贵性，特全录于此。

    我这次来文殊院学习，听了王处长的报告，得到了进一步的学习，我的心里很欢喜。我在这三年改造中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最近来在劳动工作中思想上放（犯）了冷热病，时而稿（搞）工作很努力，时而稿（搞）工作很消极，在劳动重的工作中有些渭（畏）难情继（绪）。我这个坏的思想根源就是见了别人揭（摘）了帽子，我还没揭（摘）帽子。我这些坏思想的根源，就是由这些地方来的。经过这次学习，我反省后，这些坏思想经（坚）决要改正过来，揭（摘）不揭（摘）帽子都要努力的工作，才对人民有利，对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利益。我今后的劳动工作坚决努力的（地）稿（搞）好。这次见了揭（摘）去四位右派的帽子，他们光荣地回到了人民队伍，今后我们一定向他们学习。我在鸣放当中犯下了重大的罪恶，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教育下，我只有好好的劳动，多一份劳动，少份罪恶。规划如下：

    1. 努力劳动工作，每年种跃进红苕三百斤，种跃进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窝，种小菜五百斤。

    2. 努力加强学习，每天看报半点钟。学习毛主席选集，各种杂志一点钟。

    3. 争取重体力劳动出工走前头，收工走后头，每天收点集体农具一次。

    4. 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各种任务。

    5. 服从群众蓝（监）督，组织调配。

    6. 每月回（汇）报思想情况一次和检举破坏社会主义的坏人坏事。

    从“我这次来文殊院学习”，加上他没有出现在其他寺庙的右派分子名单中，利用排除法，说明圣培有可能是金沙庵寺僧。而且可证明此规划为1959年底左右为右派第一次摘帽后不久所写。成都市佛教界第一批摘帽右派为4人，其中一个摘帽的就是大慈寺的戒品，后来暂住在文殊院。因为1959年12月6-8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三寺的学习简报，其内容为“对特赦一批战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的看法。对战犯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对右派分子则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相结合”。简报中称“右派分子演光，他感觉战犯都特赦了，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未摘掉，他说起就当场哭起来。”至于圣培的规划书中劳动和（自我）检举、学习计划，与当时大环境的要求甚为合拍。但“每年种跃进红苕三百斤，种跃进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窝，种小菜五百斤”，恐怕是受大跃进和挑战书影响的表态，未必能真正做到。

    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出家当和尚、居士已不可能。1963年12月9日，四川省佛教协会汉民族地区理事（扩大）会议（草案），着重讨论十一条，其二是为了划清敌我界限，纯洁佛教组织。此条内容如下：“各寺庙不得接收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入教、出家，也不得把戒法传给他们；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不得进行传教活动，其所在寺庙的僧尼，应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改造。”已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寺僧在寺庙里当然要受到严厉的监管，因为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之必须。1965年1月6日，文殊院、大慈寺、诸山学习讨论“阶级斗争”，由仁勋主持，他说：“有的把反革命分子当先人在侍奉（妙轮）、请吃饭，有的右派翘尾巴，做转手买卖佛像。”右派分子转手买卖佛像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当时尽管经济有所好转，但寺僧劳动强度大，要想改善一点生活，就不得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自己自救的生产劳动

    我查了比较权威的詹兆渝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气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一书，1958-1962年五年间，四川部分地区有发生过干旱、小部分其他灾难，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正常。可是这几年却是四川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时期。即便如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在1958-1962年与子女、亲朋好友通信时，也多谈及饭菜不够、饿肚子的情形，何况平民百姓？

    寺僧自然也因不当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存在着吃不饱的情形。到后来情形稍好后，从一张成都市佛教协会的粮食定量单上可以看到，大朗清洁工兼杂工为29.5斤、维钧退休为27.5斤、戒品在缝纫组为29.5斤。粮食最高者为两名炊事员——常明、正明，都是34.5斤。从买国家公债的数字来看，也不难看出从1954-1959年经济逐步收紧和恶化的情形，1960年2月9日计算的大慈寺公债数目是：1954年50元、1955年20元、1956年400元、1957年500元、1958年1000元、1959年1000元，共计2970元。此前的1958-1962年，寺僧的日子亦不好过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在很大程度实现自给自足。

    1961年3月6日大慈寺监院永建同僧众制订《大慈寺生产计划》一份，其中说“我们要在1961年秉丞（承）党的措施，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坚决响应中共四川省委的号召，种早玉米、红苕、南瓜等早熟作物。在这三天已挖了四十余个南瓜窝子，准备挖八十个窝子，每个窝内种四根南瓜秧。今日以（已）良苗南瓜仔（籽）五至七百粒，育苗下种红苕二百斤，点早玉米二至五分地。”“准备在苗稼出土后，尽量见缝插针的办法，有空即填，多栽多种多收，既利于自给与饲养，又可以支援市场。”

    在一份《关于各寺庙种桑情况》的说明里，提到大慈寺种桑树550株，虽然他们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弱病残，“由于他们办理丧事，把时间推迟了一天”，但很快就组织起来，大家协力完成，并推选出真观、通智负责管理。在三页资料上留下有养蚕地点暂定在平安桥29号，有蚕房、蚕簸、蚕架数目的详细规划。共有桑树3697株，大慈寺只有13株。养蚕成员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三部分人员组成，共27人。佛教成员共有熊子宁、大朗、宏畅、通智、维钧、元盛、本成、仁德、广超、觉禅、定超、重应、仁济、演智、能潜、性泰、香融、隆福、惠先。其中大慈寺有大朗、宏畅、通智、维钧、隆福5人。

    关于督促寺僧种桑，1964年2月22日，成都市棉麻生产办公室开出第68号介绍信里说：“大慈寺负责同志：兹介绍许菊远同志前来你处检查桑树种植情况，希接洽为荷。”至于为什么养蚕呢？1965年27名养蚕成员写成了一篇《养蚕的意义》来解释。为了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我们一定要栽好桑和养好蚕，同时我们也懂得养蚕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吨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回一百吨钢材。今年我们初步计划养蚕十张，这十张养好了能够产丝半吨，半吨丝就可以换回五十吨钢材，五十吨钢材能够造出不少的机器、拖拉机和飞机大炮。”这些大的目标不能说没有，其实最主要的是寺庙养蚕自救，因为民生凋敝，是20世纪60年代不争的事实。

    1959年11月23日，大慈寺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清修发言说：“我在1958年亲眼看见大炼钢铁伟大的成绩，我自己要把生产、喂猪等工作，尽我的（能力）搞好。”其实真有伟大成就，是不必劳寺僧来劳动和养猪的，因为社会需要分工合作。同时，11月23-24日两晚文殊院、大慈寺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并读报纸“重庆人人动手，菜肉自给”。“对寺庙喂猪，有个别起初思想上想不通，如园教说：‘文殊院是个在国内外都是响当当的大丛林，名胜地方如何能喂猪。’经过学习，并且又是关起在喂，所以也就把思想搞通了。”想不通又能怎样？生存自救毕竟成了第一要义。

    1959年12月10-11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三寺学习简报（“昭觉寺因捡柴夜战未学习”）中称其学习内容是读报“省委关于迅速掀起群众性养猪高潮的指示”。“猪肥苗壮，猪瘦苗枯”，“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大家“尽量抽出时间支援菜园和喂猪，为1960年养猪头数比1959年增加50%以上及翻一番而奋斗”。12月19日《本周学习总结——大慈寺学习组》，“星期一二学习中共成都市委员会召开副食品生产会议，作了部署成都市动员全民投入养猪高潮。同时并读了刘少奇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们读了大量发展十种家畜高潮，……我们在1958年喂了一头，今年上（半）年喂了两头，现在喂了四头。我们还要争取多喂，致（至）于饲料，我们见缝插针，多种饲料，要达到自给。”

    1963年大慈寺自制《大慈寺自养猪仔月报表》，上有：窝头、头数、存活、自养、代养、已配、已怀、母猪、成年、仔猪、病猪、50-100斤四个等级、饲料储存诸栏目。表中显示大慈寺自养猪仔2头、一头50斤以下，一头100斤以上，其中的母猪已配、已怀，猪饲料，包括青、干、精各两百斤。这样精打细算当然会有所收获。1961年1月25日，市委统战部何江成前来取猪肉，猪油10.09斤、猪肉81.09斤、猪头14.07斤、肝子3.05斤。何江成持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总务处的信函来：“大慈寺负责人：兹派我部何江成同志前来取猪肉，请予给予为要。”昭觉寺寺僧纯宝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地将柴弄来，文化局来拿现成，他想不通。“宽霖和尚叫我们夜战拉柴到白家塘时，我想他倒睡了，叫我们送柴去，想不通。”（见1959年11月23-24日昭觉寺学习简报）

    除了养猪、种菜、栽桑、养蚕外，寺僧们还种植棉花。1965年底，大慈寺生产组长真观、大慈寺负责人永建同作《大慈寺种棉经验总结》，分析了1965年种棉花不如1964年成绩、减少37%的原因，如育苗时遭三次失败、秋天雨水过多致棉桃沤坏等。而且棉花的产量，则与寺僧可换的布票直接挂钩。1965年大慈寺从成都市供销合作社土产公司换取布票时曾填过“成都机关单位棉花换购布票领取单”，12人换购布票175.5尺，这说明成都市普遍鼓励机关单位种植棉花。在领取单上的说明栏中，“换购布票总数，系指你单位全部交售后，换回布票的总数”，表明布票不仅是买布的凭证，而交售棉花又是换购布票的“凭证”，且时常还要填“成都市购货券领用凭单”——大慈寺10人一次只有领30张——物资之奇缺可想而知。

    在自种菜、棉、桑的基础上，砍碱及办硝厂，以增加佛协、寺庙收入，改善寺僧生活，为经济振弊起衰。市佛协成员成立砍碱组后，在彭县天台山参加制草碱的人有智一、果善、真观、愿成、隆福、常照、能维、永观、寂福。硝厂上游生产者，计有永建、永净、照悦、德明、宽霖等。1958年9月15日成都市佛教协会致函成都电信局：“成都市电信局：我市宗教徒在市委宗教事务处领导下，集资兴办‘火硝厂’，厂址在桂王桥北街天主堂内，现因急需，特请将我会电话机移至该处，希望协助为荷（我会电话机号码353）。”与此同时，为了赶快将硝厂建成，成都市佛教协会还去函给桂王桥北街粮站，要求站方提供帮助：“出动施工建设人员五十人，昼夜赶建，因此在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感到原先定量供应之粮米不足，要求在五天之内每人补助四两。”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可查询，不知硝厂后来情形如何，但曾经筹办是确凿无疑的。

    圣钦法师葬礼

    圣钦法师，驻锡大慈寺达30年之久，对大慈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于战乱中的振兴，居功至伟。1932年，他与侵占大慈寺川军的马德斋部周旋谈判，挽大慈寺倾颓于既倒，并用10年之力重修大慈寺诸多寺观。1950年，重新出任方丈，直至1964年1月30日圆寂。

    圣钦法师圆寂后，由省、市佛协及大慈寺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全寺寺僧为此还推迟了一天种桑树的时间，参与一切悼念活动。但圣钦法师去世后，办理丧事的一切资料，均未经人道出，似乎也未有人写成文章公诸于世。兹将手上保留的一份由“治丧委员会经手永建”亲笔所写的铅笔丧葬单抄录于后，以作保存唯一史料之用。

    其一是“丧葬收花圈名单”：除“街邻等”所送的三个花圈外，其余均为一个，名单如次：省政协秘书处、四川省文史馆、省宗教事务处、省佛教协会、市政协、市宗教事务处、市佛教协会、近慈寺、文殊院、昭觉寺、爱道堂、金沙庵、仁勋仁济、众弟子、严成文，共18个。送花圈的寺庙里没有净居寺、草堂寺、诸山、小宝光，不知为何，难道是这几座寺庙在圣钦法师圆寂时已经不存在了吗？

    其二是“钦公丧葬开支清单”，市宗教事务处出200元、圣钦遗存1129.46元，共计1329.46元。兹将丧葬清单按项目、开支、备注三项罗列如次：大小蜡18.6元、香烟蔬菜10.48元、用于永建、永光、真观、戒品的车费7.85元、孝纱2.04元、锁针0.24元、汽车费23.33元、诸师念佛（十七人四堂）70元、昭觉寺150元、永光封龛起龛礼8元、做坟35元、修廓20元、茶资1.2元、真观、宏清、张师的犒劳穿装费9元，合计355.74元，余款973.72元存银行。圣钦法师葬在他出家的峨眉山，做坟和修廓要花55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猜不出花在昭觉寺上的150元为何？

    大慈寺收支年表

    成都市佛教协会在其制订的《各庙经济和会计制度》中，将经费开支列为包括工资在内的“经常门”以及包括购置修缮在内的“临时门”，除了一再强调节约外，专门谈及“各庙经费，每月收支情况作出计算表，每年或半年作出决算表呈报本会和宗教事务处审核”。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各寺庙才将其月报表、半年报表、年报表呈给佛教和宗教事务处。因此当寺庙的收支报表弄丢后，也是一桩不小的事，当事人还要专门写成书面意见呈报，以昭慎重。1960年3月21日市佛协、文殊院的会计兼出纳、居士熊子宁曾写一条：“1961年3月21日清理未见文殊院的收支表（1957年、1958年的均未见），打电话问陈述尧，她曾在1958年时任秘书查文殊院账取出，后来因人都离开了，就不知放在何处。永净师亦知此事。”

    手上的资料显示，大慈寺从1957-1964年，都有月报表和年报表。以1961年年报表为例，分为下列事项：房租、欠房租、利息（公债存款）、门票、业务、生产（售菜）、物资折价（农药厂）、公债、上年存货（糖茶煤）。本年支出：佛协费（省市）、存入保证金（退房押）、宗教费用（花供香）、工资、税金（房产营业）、培补佃户房（工料）、文具报刊（1962年报）、购置（货车炉面）、医药、杂支（清洁用具蚊香）、本年存货（糠果茶叶煤）。其底部有负责、出纳、监制，同样以1961年年报表为例，其负责：释永建、出纳：宏奎、监制：释演如（以上为1961年年度支出，12月31日制）。

    大慈寺和其他许多寺庙一样，除了出租房屋以取租金外，还有服务部，专售一些商品。以一张1959年1月31日盘存底货表为例，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经营的品种有糖、米花封、中点、面包、芽茶、春茶、煤炭、烟（牡丹、精前门、简前门、光荣、哈德门、玉叶、企鹅、锦太等）。再缩小一些子项来看，1958年12月收支表糖果、茶水、纸烟、门票四项总盈利为64.14元，其中最高为茶水收入17.67元，门票次之16.80元；1961年11月糖果、茶水、火柴、门票四项收入245.93元，最大项收入是茶水为142.84元，其次是门票收入72元。喝茶和门票收入是呈正比例关系，这说明进寺庙喝茶的人占门票收入的比较大。与此同时，这不仅说明大慈寺和其他寺庙一样营业自救，而且还表明成都人喜欢喝茶，即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变，堪称最不易改的习惯。1961年较1958年不应该存在太多的通胀，如此看来的话，1958年年底较1961年年底经济状况差了不少。从这样的细节，再参看其他的资料，1958年下半年，四川已开始进入困难时期，而1961年年底已有开始好转的迹象。

    劫后重光

    1958年修东风路，大慈寺的接引殿和铜像均被拆毁，随着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猛烈开展，寺庙受到的破坏也是空前的。比如成都郊区第十三中心小学1959年6月22日公函：“佛教协会负责同志：我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需教室。目前给国家节约建设资金，支援工农业，挖潜力，拟将静（净）居寺佛像拆毁（部分坏的），特请研究，希支援。”像这样“支援国家建设”的事情一定还有，只是对大慈寺的具体破坏情况未有进一步的实物资料。

    不过自然也有例外。1964年8月，大慈寺有铜像还在迁移修缮中。8月22日，成都市东城区红星街建筑修缮队《大慈寺铜神像迁移耗工概算》表明，由省佛协迁至大慈寺后殿的佛像迁移工程，其项目分14项：拆除神盒（龛）、吊装运起铜像、拆除花纹神坐、运输铜神像、修复花纹莲台、神像后续刷白、吊装铜神像、机械设备、拆除隔坪、修复隔坪、拆除修复板门、竹编拆修、改修神盒（龛）、前后绕拆机械架，共计花费459.36元。加上使用材料为旧报纸、水泥、河沙、石灰、铝钉、石膏、颜料和耗工，间接费用为工程费的50%，即229.68元，与上项费用加在一起共费489.04元。此种较大之修缮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很大的一个举动和开支了。

    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大慈寺受到的破坏就越来越多。当然，偶尔也有来大慈寺玩的年轻人破坏寺中公物。1964年1月23日崇德后里2号的镋钯街民办中学给大慈寺发了一公函，内容是就该校尹华成等四人于21日在寺中损毁公物的问题，由班长曹永成“带领他们前来认错、道歉、赔罪，希你们严格给以批评，并提出赔赏（偿）公物的条件。”至于学生损坏的是什么公物，如何赔偿的，在这张单子里并没有清晰地展现。

    在众多大慈寺的资料单中，其中有两张成都市公安局的收据，分别是1965年1月11日、2月8日，户名为大慈寺，分别是代收开水费5角4分、3角7分。经手人金国屏，这样的收据是何因由，没办法说清，但彼时肯定公安局还没有代管寺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4月2日还见有大慈寺收支季度表之整理，但随着“5·16通知”的下发，各地寺庙被造反派占领，占领大慈寺的造反派属于成都红卫兵部队的“中红成”（中学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野鸭子战斗队”。“野鸭子造反队”的半大小子们，在占领大慈寺期间，砸寺庙的“四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扫荡大慈寺附近的“牛鬼蛇神”，如省图书馆的图书被拿出来卖，以换钱买酒喝买东西吃，文联的沙汀、艾芜等名作家，都被“野鸭子战斗队”抄家。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大慈寺一派荒芜混乱，成都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搬进大慈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人们说到去大慈寺的时候，不是去逛什么寺庙，因为那时虽有一些破旧的寺物，根本无和尚进驻。人们要么是去喝茶，要么是去成都市博物馆办事，这一切直到2004年大慈寺重新开放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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