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自明初以来的多种方志，其中最早的方志是《金城志》，明肃王在永乐年间令儒臣修纂，可惜早已湮灭。”
据有关史志记载，清代，由于兰州地区士人群体进一步扩大，士人著作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史志的就有96人，共撰著作169种，其中经学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周易汇参》、皋兰佘德楷的《易翼贯解》等15种；历史方面的有皋兰王鉴潭的《历代帝王总纪》、皋兰张国常的《土司蕃族考》等4种；军事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训兵纪要》、皋兰朱克敬的《历代边防汇钞》等5种；医学方面的有皋兰张振濯的《痘症管见》、皋兰秦霖熙的《惊风治验录》、金县刘一明的《眼科启蒙》等10种，农田水利、个人诗文著作及其他方面的有135种。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兰州、甘肃乃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是兰州地方史志学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官修史志的空前发达。这一时期由地方官府组织或个人编纂所修的志书和由私人撰写的史书众多，民国以前的30部地方志中，有26种修于明清两代，其中清代的有朱士华纂的《兰州志》、陈如稷纂的《重订兰州志》、吴鼎新修，黄建中纂的《皋兰县志》、黄璟修，秦维岳纂的《皋兰县续志》、卢政纂的《皋兰县续志稿》、张国常纂的《重修皋兰县志》、耿喻修，郭殿邦纂的《金县志》、恩福修，冒蕖纂的《金县志》、无名氏纂的《平番县志》、李绍晟纂的《青城记略》等。
在现存兰州诸地方志中，体例严密，影响较大的是清光绪年间张国常编纂、1917年刘尔炘刊印的《重修皋兰县志》。
张国常（1836—1907年），字敦五，别署冬坞，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生性恬淡，不迷恋官场，因而数月后辞职归里，侍奉老父。后受陕甘总督之聘，任兰山书院山长20余年，教授选自全省各府州厅县的学生，这一时期考中举人进士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张国常为人端庄，教学严肃，学生心怀戒惧，发奋苦读。张维《陇学略述》说他：“常用经史教授，先后从学者甚众。训诂严谨，为一代宗师。”兰州著名学者刘尔炘、王烜均为其所培养。光绪十六年（1890年），甘肃学政胡景桂疏荐，加员外郎衔，以表彰其兴学造士之贡献。
张国常虽然是封建时代的士人，但他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却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在督署东侧（今甘肃省人民政府东侧）创设了甘肃电报局，栽了电杆，架设通讯线路。恰巧遇到那一年旱情十分严重，一些迷信的绅民便认为是由于栽了电杆，破坏了风水所致，便想拔除电杆缓解旱情。张国常却不相信这些迷信传言，亲自出面解释劝说：以前没有电杆，旱灾照样经常发生，可见天旱与栽电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他劝说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通讯杆线才顺利地架设起来。
张国常虽是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但却思想进步，能顺应时代潮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奉诏将书院改为学堂。三十一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多数绅士学子对这一巨变深惑不解，抱着抵触情绪，牢骚怨言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而张国常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明智的做法。张国常撰文解释，称赞崧蕃雷厉风行地废科举、创学堂的政绩，并呼吁学子“相与戒帖括（八股文）之陋风，鄙记诵词章之凡想”，鼓励他们读有用的书，学习机器制造，数学、地理知识和外语，为家乡服务，为国家做贡献，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在教学之余，他博览群书，潜心治学，著述《听月山房诗词文集》、《土司蕃族考》、《甘肃忠义录》、《重修皋兰县志》等书。
《重修皋兰县志》为甘肃有名的地方志。张维在其《陇右方志录》中给予高度评价：“（志书）分图、表、志、传四纲，依类相从，有条不紊，旧志讹误，订改无遗；又始立方言、金石两目，义例谨严，文词渊雅，吾省名志也”。张国常的《重修皋兰县志》为兰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科举时代，一个名进士，不谋仕途显达，不求生活安逸，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在一个书院任山长20多年，辛勤课士，致使兰州地区人材辈出，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被誉为“陇上文坛泰斗”。
这一时期，兰州士人继续深入地研究甘肃、全国的历史，并撰写出一些著作。同时继续整理经学，著书立说，为兰州地区的经学发展做贡献，如杨维仁所著《周易汇参》、王怀玉所著《羲经精义》等。
清代也是兰州书法与绘画的昌盛时代。这一时期的书法多学二王和唐宋名家法帖，楷书端庄，篆书圆劲，草书飞动，行书纵逸，绘画方面，唐琏的画骨格清奇、笔意生动，马虎臣的花鸟虫草气韵生动。
唐琏，字汝器，号介亭，是清代兰州著名的艺术家，书画俱佳。他的画先学倪云林，后学荆浩、关仝、李龙眠，经过融会贯通，遂自成家数。《国朝画后续集》和《墨香居画识》对他的评价是：“点染云山，苍茫古秀，陕人目之为小子畏。”子畏是明朝唐寅的字，可见对唐琏的画评价之高。唐琏的书法也很有名，他的学生任国钧说他“行年七十有余矣，而画法入唐，且能日作蝇头千余字，勤勤忘倦。”唐琏的书法古朴雅健，真、草、隶、篆均有自己的特点，特别讲求骨力，正如唐琏自己所说：“学书不贵形貌，筋骨精神尚焉。”据陈永革《清代陇上著名书画家唐琏》一文介绍：他精通诗、文、书、画、印、琴、医、道学等，集多种技艺于一身，尤擅书画和医学。清乾隆年间至甘肃名胜榆中栖云山（现兰州市东郊榆中县境内的兴隆山西山）修道，住持四十余年，道艺甚高。他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书画理论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在书法方面，他十分重视书道，认为学书者要懂得文字的源流，考究真、草、隶、篆、行诸书体的演变，不作媚世之书。他在当时的金城艺苑中与朱克敏齐名，同被誉为“兰山二秀”，著有《松石斋印谱》等，作品流传甚多。唐琏书法诸体皆精，尤以行草书显山，其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也以行草书居多。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并达到了返璞归真，自然大成的最高艺术境界。作品《唐琏行书七言对联》用笔老到，自然流畅，上下联错落有致，方圆兼施，一气呵成；用墨粗细变化有致，枯润结合天成，善用胶，淡墨法；笔法或连或断，或慢或疾，或轻或重；结体上紧下松，以长势为主，兼用方、扁体；造型优美别致，变化多姿，章法布局协调，厚而不实，虚而不空，恰到好处；落款钤印与正文浑然一体，洒脱秀丽，飘飘然如有仙气。
唐琏的学生温虚舟也是清代兰州有名的画家。温虚舟名又新，号野园居士。幼年即喜欢绘画，长大后拜唐琏为师学习书画。成名以后，为表示永远不忘老师的教诲之恩，捐资刊刻了唐琏的书画理论专著《松石斋集》。温虚舟擅长画山水、人物，其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马虎臣，名文炳，字虎臣，号正山道人、五泉髯叟，清同治、光绪间兰州人，回族，是清代兰州有名的回族画家，他的花鸟画取法八大山人、石涛、李复堂等，笔墨简练豪放。马虎臣精山水花卉，特别善画写意墨牡丹，被人们称之为“马牡丹”。他所画的牡丹，一花数叶，疏斜历乱，别具情趣。他的画作曾经受到清太后慈禧的赏识。清同治六年，陕甘总督穆图善慕名观赏他的画卷，感慨万端，叹赏不绝。他所画的“雪景图”、“墨牡丹”等现藏于甘、宁、青穆斯林家庭。
马虎臣不仅善画，而且也善诗，他所写的七绝“不官不隐亦优哉，多少名花掌底开。为我子孙留富贵，玉树之下起楼台”。抒发了致力花鸟画创作的愿望。他常与回族进士马中律、举人马世焘以及名画家朱克敏、温虚舟友好往来。
清代，兰州书法名家甚多，从现存的一些碑刻、名胜楹联看，历代肃王、历届地方官员大多能文善书，如林则徐、左宗棠等，都是书法大家，只不过这些人由于政绩过于显著，其书法往往被人们忽略。
楹联与书法的完美结合，是明清特别是清代兰州士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兰州虽地处西北边陲，但自有明以来，人文颇盛，除诗词而外，楹联佳作亦复不少，遗憾的是，由于时过境迁，清以前的楹联几乎无存，现存楹联均为有清以来的作品。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楹联都有，但影响较大的则是名胜建筑楹联。清代以来，在兰州题过联的有名的或较有名的楹联作者主要有梁章钜、谭云观、查九峰、吴柳堂、左宗棠、裴伯谦、龚允凯、谢威凤、吴可读、刘一明、谭钟麟、刘尔炘、吴镇、慕寿祺等数十人。
兰州地区的楹联书法最早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但至明清时期，已经十分兴盛。自清代以来，兰州的官府、书院、寺庙、名胜古迹以及一些较有规模的民居等处，均广泛采用书法楹联以增添其文化内涵，加之文人墨客又往往以书法楹联相互酬赠、收藏，流风所及，影响到一般民众，从而使书法楹联的实用领域和艺术领域不断扩大。
从兰州楹联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看，有描写兰州胜景的、有借景抒情的、有以事言理的、有阐扬宗教义理的、有歌颂圣人的、有颂扬对国家和对地方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的、有表达作者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内容复杂，不一而足，总是以个人的身份地位、所处的时代环境、个人的思想理念、当时的心情等的不同而不同。
明代和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也较快，士人心态比较平衡，所撰对联多为描绘河山之美，名胜之优，表达个人的胸怀抱负，借景抒情，借景传意之作。
吴可读是清代兰州本土楹联成就最大的士人之一，在全国也是很有一些影响的。他的《携雪堂诗文集》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其中有死谏前自挽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自题京邸联：“万事未甘随俗转；一官辛苦读书来。”题兰州精忠祠联：“碧血奠英灵，万古忠臣惟孝子；翠微传妙句，千秋名将几诗人。”题兰州甘肃贡院联：“广厦万千间，地转长安，文运从来关国运；圣朝三百载，天生名相，将坛拜后又词坛。”题甘肃甘谷石作子墓联：“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梓里访遗踪，看空庭草碧，荒冢花殷，何处是唐封宋赞；杏坛亲教泽，听渭水莺啼，陇山鸟语，此中有化雨春风。”题兰州甘肃贡院联长达192字（见前），是全国书院楹联中最长的。联语典雅丰瞻，气势恢宏，状写出举院的宏大规模，甘肃的壮丽河山以及贡院对甘肃人文进步的巨大意义。
清代左宗棠所撰甘肃贡院至公堂门联云：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此联表达了左宗棠要求认真批阅试卷，为国家挑选有用之才，不使之埋没的思想，又回顾了他坎坷不平的科举之路，勉励兰州学子要奋力进取。这一对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左宗棠致力于为国求才的政治抱负和当时的思想感情。
印来明月一潭，青霭冥冥，此地上通星宿海；
傍着大河九曲，黄流滚滚，出门如见浙江潮。
这是清代杨昌浚为莲荡池（小西湖）所撰门联。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为布衣交，曾随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升任为浙江巡抚，坐事去官。后起任，继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著有《平浙纪略》、《平定关陇纪略》。此联为其用江南造园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修莲荡池并命名“小西湖”时所撰，联写莲荡池的美景，令人神往，同时表达了他思念故地的心情。有诗人的想象力，才能化优美为神奇，这幅楹联似乎已经把莲荡池之美说到家了。
清代道光年间甘肃布政使梁章钜为五泉山寺僧撰赠的楹联云：
佛地本无边，看排闼层层，紫烟千峰平槛立；
清泉不能浊，笑出山滚滚，黄河九曲抱城来。
以楹联这一文学形式，言简意赅地描写了五泉山水绕禅林的优美景色，以及登上五泉山极目远眺，整个兰州城紫塞千峰，黄流滚滚，城池南峙，大河北环的雄伟气势。这一联把兰州依山傍河的地理特点，兰州城四周层峦叠嶂，滚滚黄河远出云天，近压碧野，傍城而过的雄伟气势写得淋漓尽致。
千古文章功参麟笔；
两朝开济庆洽牺爻。
这是左宗棠六十四岁寿时，吴可读的赠联。上联盛赞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历史典籍；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中“两朝开济老臣心”句意，赞颂左宗棠历经咸丰、同治两朝，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联中暗喻其功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这正好与左氏平时爱自比诸葛亮相合。据说，左宗棠见此联后，非常高兴，并传各司道官员共同欣赏，声言“不可负此佳联”。
吴可读为伏羌石作蜀墓所撰写的联云：
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
这幅联结合甘肃士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对联的形式指出，不要以为甘肃地区只是黄沙漠漠的古战场，只能出一些手持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赳赳武夫，因而产生自卑心态，不求上进；事实上，古代的甘肃地区是一个人文极盛的地区，华夏文化的根就在甘肃，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其中七十二贤人中来自甘肃的就有石作蜀等三人。作者以此鼓励诸生不要妄自菲薄，而要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后来居上。
刘一明是个道士，他的对联道学气就十分浓烈。他所撰的兴隆山自在窝联：
老则无能，及早藏头退步；
虚而有益，须当洗垢涤尘。
这一联既是讲修仙学道，又是讲人生哲理。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着轰轰的炮声，如洪水猛兽般地滚滚而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兰州士人也和全国各地士人一样，产生了一种忧患和激愤心理，表现在对联上，就是除继续吟颂山川名胜外，忧国忧民、抒发救国情怀、劝喻国民奋起、学习西方长处以富国强兵等方面的对联多了。
吴可读的兰州镇远桥联云：
天险化康衢，直为海市楼中现不住法；
河壖开画本，安得云梯关外作如是观。
清林则徐的金天观缮性园联云：
跳荡中原，万派激湍流剑外；
萧疏斜日，四山苍翠落尊前。
清黄毓麟的五泉山赛楼联云：
碧天曾补，黄土偶抟，问从来何事非戏？一曲传奇，作俑且休嘲优孟；绿水常流，青山自在，到此处几人留名？千秋怀古，开场端合唱嫖姚。
清升允的明肃王府凝熙园拂云楼联云：
砥柱溯中流，正持节河源，乘槎天上；
阳关歌一曲，看驱车绝塞，饮马长城。
清李秀芳的甘肃贡院联云：
是辅世雄才，忠昭护国，义著分闱，化洽儒林，恩垂庶政，湘雨挟衡云，直润遍陇坡东西，天水南北；
誓安民壮志，意切解悬，情殷济困，筹抒阃阈，泽普闾阎，干城绾玉塞，重新见卧龙策略，司马文章。
清曹春生的五泉山武侯祠联云：
山水有清音，知其乐者谁乎？看栏外天晴，到眼前无非是云树茫茫，人烟错落；
春秋多佳日，登斯楼者几次？当村中酒热，留心处莫放过林泉啸傲，花鸟精神。
清林之望的兰州若己有园栖鹤亭联云：
此地复停骖，喜秦陇言旋，依然绕屋云山，满亭风月；
他年来瑞鹤，趁园林无恙，莫负向阳花木，近水楼台。
清代，兰州诗词歌赋创作进入繁盛时期，在兰州活动过的外地士人和本地文人学子写出了许多吟咏兰州的诗词。清代兰州人秦维岳的《听雨山房诗钞》，共收诗293首。清人洪亮吉在他的《北江诗话》中称赞秦维岳的诗是：“蹊径迥殊，语语超脱，五言如《泊舟江岸》云：‘江渚鱼争钓，衡阳雁正回’；七言如《黄冈即事》：‘新茶雀舌关心久，旧牍蝇头信手钞。’他若《勘灾展赈》诸作，则又仁人之言，语语自肺腑流出者矣。”评价是相当高的。秦维岳的诗大多是吟咏兰州山水人物、古迹胜景、风物人情、民俗民风的，形象地展示了兰州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的自然与社会状况。如描写夜雨岩的有“脉脉出石洞，滴滴垂下土。混漾水晶帘，常此遮岩户”；描写天都山的有“河湟山色多干燥，如此秀骨眼前无”；描写玫瑰花的有“霞光锦缎覆苍苔，点缀芳园朵朵开”等等。他在《金山寺》诗中，记述了道光十三年兰州大旱的惨景，描写民间疾苦：“目睹冻馁形，令我潸挥泪。连年遇旱荒，死亡复累累”。诗歌对平民百姓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清代兰州人江得符的《我忆兰州好》诗十二首，清新自然，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兰州的自然风光，如：
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
踏花寻竹坞，醉日泛莲池。
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
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脾。
诗歌以清新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兰州的夏季景色，突出描绘了莲荡池的山石林池之美和暮色中的河滨水车，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读来让人心旷神怡。
有的诗则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兰州的悠久历史和重要的军事地位，如谭嗣同《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拂云楼诗》共二篇，其中一首为：
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
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
西人转饷疲东国，南仲何年罢朔方。
未必儒生解忧乐，登临偏易起旁皇。
有的则吟颂名人的历史功绩，如杨昌浚的《左公柳》：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诗歌热情地颂扬了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沿陕甘新大驿道植树造林的政绩。
有的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林则徐因查禁鸦片而被投降派诬害，被革职，并充军新疆伊犁。在去新疆途经兰州时，写了不少诗。《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予兰州藩廨之若己有园，次韵奏谢》二首，其一为：
短辕西去笑羁臣，将出阳关有故人。
我坐名园觞咏乐，倾来佳酝色香陈。
开轩观稼知丰岁，激水浇花绚古春。
不问官私皆获惜，平泉一记义标新。
其二为：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老，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描写了若己有园的美丽景色和宴饮场面，表达了他对国家形势的担忧，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决不会真正有所收敛，作为封疆大吏，应当“须防蚕食念犹纷”，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不因身为羁臣而有所减弱。
谭嗣同在来兰州后，写有很多诗作，《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二篇》其一云：
作赋豪情脱帻投，不关王粲感登楼。
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
白塔无俦飞鸟回，苍梧有泪断碑愁。
惊心梁苑风流尽，欲把兴亡数到头。
首联写登楼的豪情逸飞，暗寓对时局的沉痛之感和个人不得志的感慨。胸联写登楼远眺之所见，腹联写近观之所见，由白塔写到断碑，从而联想到舜的遭遇，抒发诗人缅怀故国，追思先基的感慨。尾联由景入情，抒发慨叹。全诗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时之感和不满现实，要求变革的思想情绪。
有的吟颂兰州地区的名胜古迹，如陈跟垣的《五泉瀑布》：
谁导银河泻碧天，青崖怒劈走飞泉。
雷鸣峭壁四时雨，雪点危岩一炷烟。
仿佛断虹山外挂，分明素练阁中悬。
登临无限徘徊意，活泼灵源悟道传。
张澍《金城关》诗云：
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鸳幢影出冈峦。
轮蹄不断氛烟尽，风雨常愆草木瘝。
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湾。
有的描写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如王三祝的《青玉案·癸卯乡居春感》：
乡居我亦离尘秽，
恰喜得，
繁花退。
月姊风妹愁错配。
桃花艳水，
巧合穷儒对。
深知富贵多娇态，
柳眼迎人向谁睐？
只有春辉曾级爱。
黄河不冷，
青山不热，
日久交情耐。
清代，兰州士人们创作诗词内容相当广泛。这一时期，长期寓居兰州的外地士人和兰州本地士子也编印了很多诗文集。如谢天锦的《燕游近草》、王授的《停云亭诗文集》、江得符的《三余斋诗文集》、江为式的《幼则诗词草》、黄建中的《西圃诗文集》、许学诗词的《东园吟草》、王光晟的《晚翠轩诗词稿》、牟实有与牟实大兄弟的《牟氏诗文稿》、秦维岳的《听雨山房诗抄》、秦维岩的《妙莲馆诗集》、田毓采的《家园杂吟诗草》、陈增与陈坦二人合著的《世德堂诗文集略》、巫揆的《小竹巢诗词稿》、秦恩嘉的《藏诗词坞集》、杨绍玠的《吟竹轩诗章》。朱克敏的《赋律入门法》、朱克敬的《暝庵诗录》、李绍晟的《杂诗》、马世焘的《枳香山房诗词草》、吴可读的《携雪堂集》、王三祝的《文香楼诗文集》、陈泰的《听春雨楼诗文集》、秦咏的《醉石山房诗词稿》、王澍霖的《宜春草堂诗词集》、张国常的《听月山房诗文集》、刘尔炽的《南村诗词草》、段成忠的《蔗园诗文稿》、段维翰的《石芝山房诗词草》、段士俊的《筱园诗稿》、白鉴真的《北游诗词草》、黄国珍的《南墅闲吟》、张浚濂的《栖云诗词集》、李联桂的《龙山诗草》、金汝砺的《砚农诗词稿》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兰州士人从医者为数也不少，其中在兰州地区比较有名的有刘一民、秦霖熙、甘子民、关文清等。
刘一明是兴隆山道士，一生精研医术，专长眼科，尤擅针灸。
行医处方所用草药，均为他自己亲自在本山采集，并亲自炮制而成，从不收取患者分文。著有《眼科启蒙》、《痧胀全书》、《经验奇方》等医学专著。刘一明一生乐善好施，普救众生，在陇右颇孚众望。
秦霖熙，字春帆，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任广西恭城县知县，先后在京20余年，从事医业，他自己在所著《惊风绪论》中说：“余每年夏月诊病，阅人不下五六百人。”因医术精湛，尤擅长治小儿惊风，跻身京师名医之列。
光绪年间，北京宣武城南一带民间流传有“若要小儿惊风安，城南快请秦春帆”的民谣，可见其名声之大。即使在恭城任内，往往利用公余时间，治病救人。平乐府知府锡晋存《治验录》载：秦霖熙在任内“邑中之贵贱老幼，求治者恒无虚日，咸获十全。于是声名远播，数百里外，扶筇负襁而就诊，莫不霍然愈，欣然去”。著有《外感辨记录》、《惊风治验》、《简易录》等。
关文清，甘肃永登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廪生，淡薄名利，一生从医，坚持医道，注重医德，以“治愈病人为行医天职，若怀私念，不是为医的行动准则”为座右铭。一生重医德而轻于财，不交官，不谄富，不骄贫，不定方脉费，说：“定方脉费，岂不拒贫人于门外！”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曾因治好甘肃督军陆洪涛母亲之病，陆委以县令，被关婉言谢绝。后任兰州兴文社同仁局主治医师，为贫苦群众施医施药，深得社会信赖。
烟雨楼台，沉淀文化意识
古典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和诗文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它体现的是一种宇宙观，一种文化观。唐代，由于山水文学兴旺发达，士人（或称文人）开始参与营造园林。到宋代，士人造园已占领了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明清两代，士人园林继续发展，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甚至达到了极盛之局面。文人园林风格已成为社会上品评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深受社会的高度称许和推崇。兰州文人园林的建造主要在明清两代，这是因为明清时期规模较大的文人群体在兰州产生，他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将园居之乐熔铸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除寺院园林外也需要一些供闲暇游赏、吟诗作画的其他园林，从而促成了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推动了兰州文人园林的大发展。除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外，兰州士人园林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央派驻兰州的地方官员为主体的南方士人，将高度发达的南方士人造园之风和造园技艺引入兰州；二是本地士人在外地做官的越来越多，受外地士人造园的影响，卸任归里后从为改善地方生活环境、或者为自己营造一个文雅秀美的活动空间以显示其身份地位，有的主持或参与官园的营造，有的开始营造私家园林，有的二者兼而有之；三是受其影响，一些未进入仕途的本地文人，主要是一些文人绅士也投身于营造园林的行列中，甚至一些富商巨贾由于儒商合一，也附庸风雅，效法士流营造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延聘文人为他们筹划营造园林，这就使这些园林或多或少融入了文人化的色彩。
明朝建文元年，肃王移藩兰州，在浚治城池的同时，兴建了王府凝熙园、今小西湖处莲荡池等园林构筑，开兰州大规模刻意造园之先河。据陆杰仁先生的兰州《古、近代园林景观》一文所说，所造园林“既有北方园林粗犷、厚重的风格，将人工景园建筑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又汲取江南园林的纤细、婉约精华，叠石成山、引水为池，筑轩榭以邀月，设亭廊以增媚，所筑花园嘉树成荫、好鸟时鸣，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
陆文还说，清康熙年间，著名造园家李渔来到兰州，规划建成艺香圃，是小园之精品。嗣后私园、官园多有增建，书院、署衙庭院或开辟花园，栽植名贵花木，饲养珍禽异兽，或规划为前厅后园之局，在正院之后另筑花园，叠石山、凿水池、建亭台、置匾设联，以利休憩，增加文化气氛。
清光绪六年（188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为寓不忘乡土之情，在莲荡池旧址处，用江南造园之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建园林，命名“小西湖”。时湖景波光潋滟，堤柳如烟，春夏之际，水鸟咸集，鹭游鹇浮。亭台楼阁，错落其间。秋后黄茅，风前白苇，霜中红叶，风景十分美丽。
这一时期，东园南村、西津别业、傅氏别墅及彭、耿、林、张、王诸家私园，分布在梨园、蔬圃、农田之间，别有山野之风，而城郊兴隆山、仁寿山、安宁堡、兰山之自然景观，也被文人学士发现、命名，成为市民游览、观赏的胜景。
总结而言，清时期兰州士人对园林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使兰州的园林几乎全部文人化了。正如张蕾在他的《多少楼台烟雨中》所说：“中国古典文人园林形成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造园和文学、绘画的结合，其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它与整个封建士人文化和艺术体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在古代，园林环境是士大夫文化艺术活动最主要的场所，它既体现文人士大夫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激发文人墨客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和汩汩文思。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小桥流水，月明亭榭，把酒临风；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园林一泉一石，一亭一阁，全部都积淀着一种文化意识。自然人化了，人对象化了，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在这里，有限与无限冥合，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无论是林泉为友、烟霞为侣的文人隐逸，还是修道习禅、雅集聚会的士林风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都蕴涵着对自然天地的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思考。所谓‘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亦即缘此。”
继承建筑传统，发展建筑文化
建筑是一种综合艺术，是工匠与士人、建筑技术和文化艺术结合的产物。清代，受士人文化的影响和士人的直接参与，兰州建筑文化在继承明代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总体而言，清代建筑与明代一脉相承，没有明显差别，但品类数量增加，建筑规模扩大，并逐步在建筑文化中融入士人文化，扩大建筑美学的内容。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建白云观下观为一组三进建筑群，呈中轴对称，布局严谨，构造精巧。兰州现存古建筑多为明清建筑，主要是清代建筑。
1840年鸦片战争后，兰州建筑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而兴起。兰州新的建筑活动，新的建筑类型开始出现。清光绪初，左宗棠督甘，在兰州创设织呢厂、吸水厂等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工业建筑都比较简单，厂房大都为砖木结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由南方、中原扩展到西北，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在城区箭道巷南口修建基督教堂，西方近代建筑始传入兰州。传统建筑也开始吸取新的操作方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装饰工艺已十分精湛。清代茶商修建的茶务公馆使用水磨砖装饰工艺，屋形风格仿陕西泾阳、三原的建筑，天井深陷，院落幽静。
兰州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几千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兰州古近代建筑逐步从群体组合、材料结构、实物造型、色彩装饰等方面，形成了既具有中国建筑一般风格，又具有多民族建筑艺术融合的痕迹，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兰州建筑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在建筑结构方面：从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历代众多建筑中可以看出，兰州建筑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改革完善，逐步形成完整的木结构体系，以木材为基本材料，其中以柱上架梁，梁上迭梁，梁端架檩的抬梁式构架为主要方式。也有一些其他结构方式，如柱顶直接架檩、柱身以穿枋相连的穿逗结构，木料纵横交错形如井架垒为墙壁的结构和地板架高形成楼居的栏杆结构，以适应不同使用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各种建筑需要。明清时期，为节约木材，进一步发展构架方式，发展包镶、拼接技术，以短小木材接成长柱木梁，内部架构取消斗拱，梁柱直接搭接，简化整体结构，斗拱降为外檐的附属装饰。砖瓦出现后，大量采用木构架加上青砖墙壁，青瓦屋面，既坚固耐雨，又实用美观。
在建筑布局方面：兰州古近代建筑布局均采用单个建筑物的群体组合布局形式。庭院大都采用均衡对称方式，沿纵轴线进行设计，多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大体有两种，一为三合院、四合院式，先在纵轴上安置主要建筑，即主房，或称上房，再在院子左右两侧依横轴线安置两座形体较小而相互对峙的次要建筑，称厢房，构成三合院；或在主房对面再建一座次要建筑，大门置于次要建筑侧方，构成正方形或长方形四合院，并用走廊、围墙连接四座建筑的四角，形成封闭性较强的整体，院内可种植花木，造成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便于按宗法和礼教制度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以显示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别。二为廊院式，在纵轴上建造主要建筑及其对面的次要建筑，以回廊形式在院子左右两侧连接主、次两座建筑为一体，回廊各间装直棂窗。廊院式建筑的大小、高低、虚实、明暗对比明显，艺术效果好，对外眺望空间大，也可根据需要采取纵向、横向、纵横双向扩展方式，扩大建筑组群。以上两种形式中，第一种较为普遍，第二种多为王府、宫苑、寺庙中采用。
在建筑装饰与艺术形象方面：从文献资料和目前尚留存的一些古近代建筑中可以看出，兰州古代建筑在建造过程中，讲究建筑功能、结构和文化艺术的和谐统一，单体建筑从整个形体到各部构件，多用木架构的组合和构件的形状及材料本身的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
在高级建筑中，经常从形状到组合上艺术处理棱柱、月梁、雀替、斗拱等，使其以艺术形象出现于建筑上。屋顶基本有庑殿、歇山、悬山、囤顶、攒尖等基本形体和重檐屋顶，以及单坡、工字脊、拱券顶、盔顶、圆顶等。根据建筑不同用途，采取隔断墙、窗、门或全部敞开等各种做法，按照建筑组群的性质与规模对其进行艺术处理，王宫、衙署、坛庙等建筑，多以各种附属建筑衬托主体建筑。对建筑的外部装饰，除上述艺术处理外，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或主要公共建筑，往往综合利用工艺美术、文学、书法等各方面成就，如在柱上悬挂楹联，额枋挂匾额，墙上题诗绘画等。另外，兰州建筑对色彩也十分讲究，特别是王宫、衙署等高级建筑、邸第、公共建筑如庙宇等，多用白墙，红柱，彩画柱、枋、斗拱，屋顶覆灰瓦、黑瓦及少数琉璃瓦，各色琉璃屋顶，彩画檐下，有的秀丽淡雅，有的富丽堂皇，展示了兰州的建筑文化。
在建筑风格方面：建筑风格的多样性是兰州建筑的特点之一。
兰州民宅建筑多为地方传统风格，但也有一些融入了其他民族和地方的特色。兰州孙家台、榆中青城乡等地的庭院建筑，多建于清代，为兰州地方传统建筑。其建筑特点是：除墙体外，大部为木结构，如木门、木窗（扣花）、木前墙、木门柱、木地板、木隔墙、木暖房；房前走廊为木柱支撑，檐下木雕刻花饰，廊柱有木刻对联。一般为一进或两进四合院，有堂房、厢房、耳房、过厅、影壁、门楼。
院内有盆景、花卉，葡萄架，厢房屋檐有牵牛花吊挂。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座典型的兰州四合院建筑。而水梓故居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住宅，马福祥宅院是由十一进院落组成的中西结合式建筑。
兰州的建筑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从文献资料记载的古代和近现代建筑看，兰州古代和近现代建筑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一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兰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5000年前，兰州先民的建筑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二是兰州建筑体现了多民族、多地域建筑风格融合的特征，形成了兰州独特的建筑风格；三是兰州建筑集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文学、书法等为一体，形成了有较高价值的建筑文化；四是兰州的一些建筑以其年代的久远、风格的独特、造型的美观等饮誉全国，如鲁土司衙门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语）；中山桥是万里黄河上惟一留存的近代桥梁，也是西北地区最早引进国外技术建造的跨黄河桥梁（郑州黄河铁桥建于1905年，早兰州4年）等。
三教合一，宗教文化兴盛
清代，最高统治者采取重佛抑道的政策。乾隆时，降正一真人的二品官阶到五品，禁止其差遣法员传度；限制天师职权，只准许他统驭本山道众。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继续利用民间道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补充。所以兰州地区在佛教呈现兴盛局面的同时，民间道教仍然流行，而且涌现出很多宗教高人，其中最著名的为兴隆山道士刘一明。
刘一明（1733—1821年），清代著名内丹家。号悟元子，又号素朴子、披褐子、南台子，祖籍山西曲沃，早岁出家学道，遂成为清代著名道士，是甘肃唯一列入《宗教辞典》和《辞海》中的道教人物。据《中国道教（第一卷）》介绍，刘一明是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其所著《会心内集》自述云：年十七（乾隆十五年，1750），身患重病，百药不效。次年赴甘肃南安养病，愈医愈重，喜遇真人赐方，沉疴尽除。十九岁外游访道。二十二岁西游陇上，至兰州榆中兴隆山，遇道士龛谷老人，加之爱兴隆山山水之佳，遂皈依而结庐定居，学道修行，著书立说。此后，为求参证，居京师四年，河南二年，尧都（今山西临汾县南旧平阳县，为古之尧都）一年，西秦（今甘肃靖远县）三年，来往不定者四年。十三年间，三教经书，无不细玩。然于疑难处，总未释然。乾隆三十七年，复游汉上，又遇仙留丈人，经其指点，十三年疑团始被解释云云。后半生一直隐居甘肃榆中县栖云山、兴隆山修道，设坛传教，著书立说，成为晋、陕、甘、宁一带颇具影响的龙门派道士。
刘一明幼习儒学，“志图功名”，博览群书，尤好技艺，医卜星相、地理书画，皆在留心。定居兴隆山后，见兴隆山庙宇建筑经明末战乱，已残废败落，于是遍历兰州、临洮，广为募化，在金县（今榆中）把总林启明支持下，筹集资财，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组织人力修建，历经十余载苦心经营，建成殿、阁、楼、亭62座。
又将募化资金购置田地出租，以供寺观修缮之费，并设置义冢地。从此隐居寺中，潜心研究易学、医学和道家经典，著书立说，刻版印刷。其著述均在自己创办的栖云山刻坊刻印。修道期间，经常到金天观等处挂单讲学，阐扬道理，对兰州道教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一明精通内丹、《易》学，兼通医理，撰著有《周易阐真》《悟真阐幽》《修真辨难》《象言破疑》《修真九要》《阴符经》注等，以发挥内丹之道。后被辑为《道书十二种》，流传颇广，为清代内丹学一大家。又撰有医书《沙胀眼科》行世。其内丹学具有浓厚的三教合一思想。其《指南针序》以中正之道为“贯通三教之理”，谓中正之道“在儒谓之中庸，在释谓之一乘，在道谓之金丹”。他撰《周易阐真》《孔易阐真》，以易学论金丹，以金丹释儒门易学，故其内丹理论中，颇多融合儒释、特别是理学思想的言论。
刘一明对内丹学的阐发颇为全面，主张性命双修，循序渐进。分丹法为上中下三等，分药物为内外，谓内药生于自身，为元性，外药乃虚空中真一之气，为元命，并采理学之说，谓性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对《参同契》《悟真篇》《阴符经》等的注疏有独到之处，对火候的分别尤称细微，但其说较伍柳一派为隐晦。（引自《中国道教（第一卷）》）在刘一明等宗教大师的推动下，兰州宗教文化有了长足发展。
清代的宗教建筑十分兴盛。兰州现存寺庙道观大多是在清朝时期所建或者重修。如康熙时重建嘉福寺、重修隍庙、普照寺等，新建白云观、白衣庵等。据粗略统计，清末，今兰州市境内建有各类宗教建筑238处，90％以上建于明清时期。
兰州府城隍庙位于今兰州市张掖路中，始建于金承安元年，即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元、明、清历代重修，现为“兰州市第一工人俱乐部”。古建筑群现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现占地11050平方米，古建筑面积4730平方米。平面布局为典型的中轴线对称型，座北朝南，原一进五院，大门与戏楼之间为第一进，两侧为回廊、花圃，戏楼北望享殿之间为第二进，东、西两侧为看楼、钟鼓楼，享殿后面为正殿，享殿与正殿间构成第三进院落，三进院落两侧为兰州府属六县之城隍木主，并建长廊绘纪信将军荥阳捐躯救刘邦与“地狱、烧、舂、磨”等壁画。正殿后为城隍寝宫，正殿与寝宫间为第四进院落，寝宫与后门构成第五进院落，五进院落两侧为眼光、痘疹祠以及假山、凉亭等。历史上的兰州府城隍庙建筑群是一组气势恢弘、布局严谨的古建筑，原为忠烈侯坊，后为兰州府城隍庙，祀西汉名将纪信为城隍。
白云观，位于旧城廓外西北隅，雷坛河与黄河汇合之东侧，今滨河中路。兰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省、市道教协会驻所，亦为兰州市道教最大道场。据陈墉《白云观碑记》载：“嘉庆以来，吕洞宾屡次凌波徐行于白马浪上，以至万目共瞻。”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陕甘总督瑚松额应世人请求，“卜城西北隅，大河之浒，辟地树宫”，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完工，名曰“白云观”，又名“吕祖庙”，并列为地方祀典，以祀奉八洞神仙纯阳真君吕洞宾。昔日白云观建筑群规模恢宏，布局严谨。平面呈中轴线对称布局，坐南朝北，与黄河北岸昔日金城关遥相对应。中轴线上由北至南建山门、戏楼、望河楼、钟鼓楼、前殿、中殿、后殿，周建回廊。此外还建有云水堂、八仙阁、潇洒轩、鹤鹿亭、聚仙亭、群仙楼、来仙轩、四照亭、迎仙桥等，形成东、西道院。现存山门、戏楼、钟鼓楼、前、中、后三大殿及部分厢房、道舍。
白衣庵，俗名“稍门寺”，位于旧城通远门外，现兰州市畅家巷。为兰州市佛教协会尼僧住锡使用并保护。现为兰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光绪年间重修。现残存大殿、配殿各一座，厢房四间及部分零散平房，占地600余平方米。
大殿内设佛龛，内壁供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像，面目慈悲，木雕龛檐，上书“南无阿弥陀佛”，字体斗方，刚劲有力。另有楹联一幅，内容为“夜月千江天地晓，秋花一树镜台空”。
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大食法、天方教、清真教、回教等。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清代是兰州伊斯兰教的兴盛时期，西关、桥门等处的清真寺大多建于清代。
据马通在其《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一文中介绍：清真寺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和文化艺术标志，也是学习伊斯兰教经学的学校。中国清真寺的建筑形式以宫殿式为主，有些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建筑艺术风格，特别以拱顶和尖塔最为显著。清真寺基本上由大殿、经堂和水房三部分组成，大清真寺多建有八角或六角形的飞檐式“邦克楼”，高数层；小寺多为二层拱顶式“邦克楼”。礼拜大殿是清真寺的主体建筑，较大的寺多为宫殿形式，飞檐凌空，雄伟古朴，清净庄严。殿内无任何陈设，正西墙为窑殿，或有一方0．5米深、2米高的“米哈拉布”凹壁，标志着礼拜的朝向，领拜伊玛目站在此处率众礼拜。西北角有一木制小阁楼，称“呼图白”楼，有小木梯，放有一木拐杖。殿内均为木质地板，并置有拜毡或地毯。经堂，就是学习伊斯兰教经典的经文（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学校。水房是净身之地，每个清真寺都有。
西关清真寺位于临夏路中段解放门广场东侧，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建，雍正年间扩建为“海乙寺”。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布局严谨，建筑美观。占地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外院大照壁、沐浴室，内院拜克楼、礼拜大殿，北院学房、宿舍等。
寺大门坐北朝南，朱红门，上垒叠数百块大小木坊，四檐飞翘，中脊高起，门顶雕莲花、葡萄等。进大门，西侧为砖照壁，上雕九龙，斗拱屋檐，上布蓝色琉璃瓦，壁座及屋檐雕花纹；花姑、须弥座以及斗拱屋檐上都置砖雕，以之与佛教、道教宫殿建筑多使用黄绿色琉璃瓦与雕刻人物相区别。砖砌大照壁为伊斯兰建筑之精品，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中最大的照壁之一。东侧为三座砖门，与照壁对映。二门更为雄壮，多姿，墙上以阿拉伯文组成圆形、三角形、其他几何线纹及各种石榴、佛手、桃杏之类的集织砖刻。拜克楼与礼拜大殿为中国宫殿式建筑。拜可楼高4层，仿宫廷建筑的“金水河”手法，建有水池与桥，“小桥流水”，颇有园林风味。下层平面方形，兼作大门之用，上层六檐，用6根大柱贯通上下，有4根为垂柱（吊柱），上层不用柱，用厚木坊叠起，中开壶门，枋上安三跳的特殊斗拱，四壁周围栏杆，每层楼上下贯通，形若天井。最上层正前悬挂寸楷书“省心楼”大匾。过省心楼小桥，即为礼拜大殿，单檐，斗拱重昂。显要处悬挂历代名人所题匾额。四间门面皆装雕棂方窗，刻各种图案，殿顶布绿色琉璃瓦，屋脊竖铜制宝瓶3个，置陶塑二龙戏珠，珠为红色，金光耀眼，传为稀世珍宝，日本人曾试图以百万两白银购买，遭当时回教教育促进会会长马麟拒绝，后不翼而飞，下落不明。大殿与拜克楼和二门之间以穿廊相连。大殿北侧跨院，内有小院3个，为阿訇、满拉住所，兼做学习阿文、授课之用。临街建铺面25间，内有水井三眼，俗称“三眼井”。20世纪60年代，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中拆毁。
兰州桥门清真寺始建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为兰州鲜门拉义布刘伯阳主持修建。桥门寺连卷棚、大殿和后窑殿于一起，全部采用重檐歇山式和带斗拱屋顶，气魄宏大，国内少见，是我国古代建筑中难得的珍贵建筑。卷棚高大华丽，在国内古建筑中罕见。卷棚内大量使用垂莲柱（亦称垂柱），柱头饰以各种花样，富有民间艺术特色。大殿进深5间14檩，为了使内部宽敞，使用“减柱移柱”手法，只用4根金柱承担上部重量，且金柱向左右推移。礼拜殿之后窑殿外部使用周围廊的做法，给人以“余意不尽”之感，同时也显示清真寺礼拜殿内无佛教、道教的建筑内容。大殿隔门、阿訇院楼房栏杆、大殿卷棚及后窑殿内栏杆等，均为我国小木作中难得之精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在兰州城区山字石修建的基督教堂，占地980平方米，教堂高3层，建筑面积642平方米。砖木混合结构，墙体内部为土坯，内加木柱支撑，外部为青砖照面，木屋架，木桁梁。教堂大门为挑檐式屋面，檐下有砖雕砌筑，半圆大门顶镶砖雕，两开光亮大门。
明清时期兰州的各类宗教建筑，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地方官员和当地士人捐资、主持、设计建造的。如五泉山的宗教建筑大多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陇上名人募捐所建。尤以刘尔炘为甚，他不仅募集资金，还亲自规划，且将儒家文化引入，使五泉山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近代园林，保存兰州的宗教思想文化做出了贡献。
士人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交融，有力地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发展。
宋代以后，儒道释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对兰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时期，兰州士人为了有助地方教化，充分利用宗教场所和宗教建筑这一载体，在阐扬宗教文化的同时，大力宣扬儒家思想。一方面，在募捐资金建设宗教建筑的同时，建造供奉儒家理念上的典范人物的庙宇，如孔子、关公、岳飞、纪信、阿桂、左宗棠、肃王妃等，对文庙和武庙的建筑特别普遍，几乎到了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的状况，而且在很多寺庙里也都塑有关公塑像，以宣扬其忠、信、仁、勇的儒家标准；建岳飞祠以宣扬其忠君爱国的儒家观念；城隍庙以纪信为城隍，以表彰其荥阳舍身救主的忠烈；为肃王妃立庙，以嘉其节烈，这些都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借宗教形式予以宣扬。另一方面，通过在宗教场所和宗教建筑上绘画、题诗、悬挂楹联等方式，在阐扬宗教教义的同时，宣扬儒家思想。如刘尔炘在五泉山望来堂题联：“从图书内察古今治乱兴衰，救世经纶全在道；为天地间衍圣哲精神命脉，后贤责任重如山。”在五泉山太昊宫秦子祠题联：“衍圣门十六字薪传，泗水被春风，同起秦州尊鼎足；辟陇右二千年文化，兰泉流教泽，聿新庙貌壮金城。”（秦子，孔子弟子，名祖，字子南，今天水市人。）唐琏在关帝庙的题联“熙朝帝，汉室王，忠扶万年社稷；大学诚，中庸慎，志存一部春秋。”刘一明在桥门清真寺的题联：“古兰载正道，护国佑民思波远；圣谕劝佳行，正己化人德泽长。”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看出兰州士人文化对宗教文化的渗透。当然，宗教文化对士人文化、民间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对兰州地区建筑、绘画、雕刻艺术的影响，对民俗的影响，对地方戏曲的影响，甚至医药、体育、民间文学等，都深受宗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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