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瀛追随革命，一悟创建特支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兰州虽地处西北偏远地区也未能幸免于难。清朝末年至民国前期，兰州政治风云变幻，士人文化面临着保守与进步的抉择，经历了前进与后退的严重考验。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反封建的近现代文化在政治舞台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一方面，一些士人企图以传统的儒学思想反对、阻碍新政体的出现，如在辛亥革命后，兰州市的一些封建顽固士大夫和地方士绅在当地大量转发《尊孔论》，妄图复苏封建王朝。袁世凯上台后，又纷纷上“劝进表”；张勋复辟后，又闻风而动，准备朝贺。另一方面，先进文化在欢呼新政体诞生的同时，采取各种行动维护新政体。如1917年蔡大愚等领导的“甘肃护法运动”、“五四前后”由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兰州青年示威游行等。“潮流世界，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这一时期，部分士人因试图继续以落后的封建文化阻碍新的先进文化而被时代抛弃，如曾为兰州近代实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彭英甲，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宣告独立后，便作为攻陕各军营务总办，积极参与攻打革命军。再如，对兰州地方的文教实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兰州享有崇高威望，被列入皋兰先贤而为人铸像以祀的刘尔炘，1911年辛亥革命，他“遥戴皇恩，决不承认共和主义”，于是招募志果军300人，压制和防止兰州地区人民革命运动。中华民国建国后，才遣散其军。这件事给先生的历史留下了保守的一面。
但多数士人因能顺应时代潮流而成为兰州士人（即知识分子）文化的中坚力量，如李镜清、水梓、慕寿祺、王之佐等。
辛亥革命后，甘督长庚拒不承认共和，并兵分三路攻打陕西义军。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秘而不宣。李镜清、水梓、慕寿祺、王之佐等积极推动并倡组甘肃临时省议会，公推李镜清为议长，迫使长庚承认共和，撤回攻陕甘军，呼吁甘督赵维熙停止了对在天水宣布独立和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的黄钺的用兵等一些顺乎潮流的活动。再如进士出身的梁登瀛，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身边助先生讨伐陈炯明叛乱，进行北伐战争，受到中山先生好评，称之“真不愧为吾党忠实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派宣侠父、钱泉到兰州，创立甘肃特别支部后，兰州士人文化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一些同情、支持和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人、学者积极与共产党人交往，协助共产党人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梁登瀛，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甘肃榆中县金家崖梁家湾村。祖辈以种田为生，登瀛从小聪颖过人、好学不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解元，即全省举人的第一名。清政府先后任他为兰州道尹、四川巴中道尹，均未到任，后留京任法部主事。
辛亥革命时，他积极拥护革命，1913年初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随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登瀛自担任参议员后，认真履行职责。时日本人在长春大肆抢劫，商人警士干涉，惨遭杀害。而当局媚日不闻不问。
登瀛在参议会上依法质问袁世凯政府，袁世凯不得不过问，最后日本人才给中国死伤者给予赔偿。
1917年，护法国会在广州成立，登瀛任国会副秘书，积极参加护法运动。他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派，暗中接洽甘肃革命事务。甘肃护法运动失败后，他逃往香港，由香港返回广州。在广州期间，登瀛曾和中山先生畅谈，认为只有建立革命的武装，才能彻底打败北洋军阀，实现三民主义，而地方实力派是靠不住的，军队只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1922年恢复国会，登瀛回北京参加制订宪法工作，曾荣获国府颁赐的二等大绥宝光嘉禾章，并兼任国务院顾问。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20多位甘肃议员均接受贿赂，唯独王庚山、登瀛未贿选且持反对意见，登瀛并随即南下寻找中山先生。有人认为，梁登瀛也可能接受了贿赂，中山先生说：“梁登瀛是忠实的同志，必不为也。”
中山先生逝世后，登瀛退出政坛，1930年在北京逝世。政府要员送挽联者200余人，其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撰挽联曰：
反贿见中山荣同万里名洲绿野黄花埋烈骨；
弹奸传故国誉美千秋后世青天白日吊忠魂。
于右任挽联云：
议坛洒落抗风节；陇水凄凉失老成。
阎锡山挽联云：
久欲相逢他年我当独剪西窗细问粤中故事；
噩耗忽传此日谁料星陨北斗空怀陇上名流。
张一悟，兰州榆中县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918年赴京求学，上北大预科班。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兰州建立党组织。张一悟接指示后，很快在其家里（兰州市小仓子6号）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为甘肃第一个中共党的地方组织，一悟任支部书记。在成立会上，张一悟说：“目前，国共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的形势很有利，但是，我们特支刚刚成立，党员只有几个人，我们的队伍很弱小。因此，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国民党左派和进步官兵，团结各界人土，应当是特支的首要任务。”接着便积极开展活动，秦仪贞、王陶、谈仲瑜、韩玉贞等一批有志之士陆续加入，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1927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在甘肃组织“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一悟连夜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会议，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自己与秦仪贞等人于稍后离开兰州去西安，被派驻华县参加领导渭华暴动。1931年8月，他奉党组织委派赴山东济南以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1932年3月24日不幸被捕，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一悟坚贞不屈，于是以所谓“危害国民罪”被叛处死刑。后经邓宝珊向韩复榘求情才改判无期徒刑，以“政治要犯”监禁在山东第一监狱缝纫科“劳动改造”。在监狱里，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积极组织难友开展各种斗争，迫使敌人放松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城中大乱，一悟在难友的帮助下逃回榆中。他一边养病，一边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筹措经费，帮助介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兰州逝世。
众志成城，铁血铸成抗战文化
民国初期，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政府频繁更迭，文人墨客除吟唱大自然的山光水色外，大都以一种忧患心态进行诗词创作，或忧心忡忡，或愤而疾呼。如1935年，国民党要员朱绍良等人在兰州聚会，密谋反共和吞并杨虎臣的西北军，续范亭将军愤而写下了《黄河桥口占》一诗：“猪羊骡马会兰州，吃得山空水断流；桥上行人频拍马，河边舟子善吹牛。八年战乱民心丧，四省沦亡国事蹙；山河破碎家安在？我问将军羞不羞？”（因密谋者中除朱绍良外，还有罗姓、杨姓和马姓诸人，故曰猪羊骡马，取其谐以讥讽之）辛辣地讽刺了那些阴谋反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人士。
中国士人文化的根本是儒家学说，而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爱，要爱人。讲求人性，反对兽性；讲求和谐，反对侵略。这一思想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士人文化，还是民间文化，不论是兵家文化，还是宗教文化，也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农工商，都把它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旨来身体力行。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儒家文化思想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鼓舞士气、团结抗战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士人群体也积极投身抗战活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频频轰炸兰州，激起了兰州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兰州知识界人士纷纷加入抗日活动，其中，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本地、外地来兰的知识分子及文化工作人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又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派驻兰州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五月，张文彬、彭加伦等7人来兰筹建“八办”，同年8月25日，正式挂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撤销，历经6年零6个月。办事处成立不久，中共中央派谢觉哉来兰州，任党中央代表，伍修权任处长，办事处有工作人员12人。
“八办”全体工作人员在中共中央和谢觉哉等同志的领导下，以极大的政治热忱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千方百计营救西路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转运大批苏联支援的抗战物资并承担了来往苏联、新疆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保护、接待工作，成为中苏国际交通线上的中转站，在甘肃现代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重要而光辉的篇章。
在爱国将领圆耀祖的支持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积极组织和宣传影响下，集聚兰州的各地各类知识分子组成阵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兰州广大人民一起，迅速投入抗战活动中。一时之间，兰州各类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各类抗日报刊先后创刊，各类抗日书籍大量出版，各类抗战文艺团体相继组建，各类抗日教育活动迅速兴起，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文艺表演方面的有西北抗战剧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出队、王氏兄妹剧团等近20个剧团，演出剧种有秦腔、河南梆子、歌剧、话剧等10多个，演出内容大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烧杀抢掠的豺狼本性以及历代英雄抵御外侮、报仇雪耻、为国捐躯、伸张正义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情怀。抗战初期，时任榆中县县长的王云海就召其在上海、南京、苏州读书的子女回到兰州，由其子女王德璋、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威、王德乾兄妹5人，还有作家吴渤（白危）参加组成王氏兄妹剧团，在兰州、榆中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撤出赵家庄》、《打回老家去》、《烙痕》等剧目。教学校师生唱《救亡三部曲》，宣扬抗日，激扬报国。西北抗战剧团有塞克、王洛宾、罗珊、朱星南等演出《保卫芦沟桥》等剧目。1938年至1939年，作曲家王洛宾及他的妻子、著名话剧演员罗珊，戏剧家塞克，作家萧军，舞台美术家朱星南等，郑君里、赵丹、叶露茜、王为一等著名导演和演员来兰州导演和演出话剧。1938年2月，由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到达兰州，最大的团员17岁，最小的12岁，他们一到兰州，就展出宣传画、演出话剧和舞蹈，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讲、写标语、出壁报、放映抗日救亡幻灯片和进步电影等。8月，平津学生演出队先后来到兰州演出话剧、放电影、教唱抗日歌曲、发表抗日演说。参加西北抗战剧团的塞克、王洛宾夫妇随团在甘肃的古浪、武威、永昌、张掖、酒泉、定西、天水、临洮到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些演出活动为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凝聚人心、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坚定人们的抗日必胜信念起了积极作用。在新闻出版方面，有《西北日报》、《西北文艺》、《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老百姓》、《甘院学生》、《民众通讯社》等。《民国日报》由著名作家萧军主编；《西北青年》创刊后，谢觉哉不仅为其撰写文章，还亲自为该刊改稿；《妇女旬刊》是妇女慰劳会的刊物，由共产党员邢华主编；《战号》由青年进步作家白危主编，彭加伦请毛主席题写的刊头；《老百姓》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创办的通俗刊物；《甘院学生》一度为刘日修主编，谢觉哉、罗云鹏、罗扬实等同志都曾为该刊写过文章。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进步文章，鼓舞了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新观念。在它们的影响下，许多热血青年投入抗日战争，走向抗日前线。从1937年8月起，兰州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组织相继成立，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等，在这些团体中，也有大量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参加，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文艺工作者的一些成就对中国甚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新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将“河南邦子”改为“豫剧”，至今沿袭这一名称等。据牟万钟《〈达坂城的姑娘〉由兰州走向世界》一文记载：1939年的一天，新疆一支车队运送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的物资路经兰州，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举办了两次慰劳车队工友的联欢会，一次为欢迎，一次为欢送。在欢迎会上，车队一位维吾尔族司机为表示答谢，即兴唱了几句新疆民歌。因为他是用维语唱的，歌词也不那么连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但是，那特殊的曲调和韵律，却一下子震惊了音乐家王洛宾，他如获至宝，欢迎会后专门去向那位司机求教，还请“葡萄客”朋友帮忙翻译，匆忙地记下了乐谱和唱词。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不能入睡，连夜加工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填词、改曲，几易其稿。一夜工夫，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全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在兰州王洛宾的那间斗室里诞生了。他先请恋人罗珊试唱，听了很感满意，于是第二天在欢送新疆车队的联欢会上，王洛宾登台演唱了自己再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并配以刚学来的维族舞蹈，他一边用手势表现挥动赶马车的动作，一边唱着“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时，观众被清新、悦耳的曲调和生动幽默的歌词所打动，报以热烈的欢呼声、鼓掌声、口哨声，会场上出现了空前的演唱效果。歌曲立即不胫而走，传遍了兰州城的大街小巷。
王洛宾的同学赵启海在王洛宾处获得词曲后，从兰州带到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了山城。随之又有人传到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达板城本是新疆天山中部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村镇，却因一曲《达坂城的姑娘》而驰名中外。越来越多的大陆、台湾、香港同胞和外籍华人，络绎不绝前往旅游观光，不知是去领略独特的西域风光，还是去结识漂亮的达板城姑娘。
抗战期间，兰州地区的文人学子怀着满腔义愤，吟诗作词，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表达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以动人的诗篇宣传群众、动员群众。
进士出身的王煊在抗战初期日机频频轰炸下的兰州愤而赋诗：
骊山烽火太苍黄，痛定犹思痛倍伤。
假成真空咄咄，是谁入室引贪狼。
杨巨川也是进士出身，抗战时期面对半壁河山沦陷，神州惨淡，岌岌可危的现实，毅然参加老人抗战团，并赋诗词多首，以寄爱国情怀。如在其参加老人抗战团后所赋的六首诗中有：
壮不如人烛之武，今虽老矣却秦兵。
立时放下毛锥子，要与同胞复两京。
而今天步甚艰难，女子从军有木兰。
笑语老妻莫家坐，河阳为我备晨餐。
表现了旧士大夫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表达了投笔从戎，收复河山的决心，就连“老妻”也要动员她同赴战场。
张建是甘肃名人，辛亥革命人士，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欣喜若狂，赋诗以记：
东瀛虎视每耽耽，到底仍将祸首函。
养战应知筹策误，飞机翻受烧夷甘。
烟消共笑丧家狗，丝尽谁怜半死蚕。
天道好还真不忒，神鹰击散海山岚。
外地来兰的士人也留下了很多爱国主义的诗篇，如于右任先生于1941年来甘肃视察时，到兴隆山拜谒成吉思汗陵，联想到山河破碎的情景，愤而写下了《越调·天净沙》曲子：
兴陇山下高歌，
曾瞻无敌金戈。
遗诏焚香读过，
大王问我：
几时收复山河？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脸上的喜悦表情尚未散去，内战便又开始，文人墨客吟诗作词的兴致又一次进入低潮，但从总体来看，民国时期，兰州文人士子的诗词创作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这一时期，编印的诗文专集主要有：王树中的《细阳小草》与《梦梅轩诗词草》，刘尔炘的《果斋前集》、《续集》、《别集》，张林焱的《舣艇山房诗词稿》、王炳麟的《拙庵诗词草》、刘绳武的《听云山房诗词草》、罗经权的《蛱蝶吟草》、周应沣的《棣园诗文集》等。
开发农业，兴办企业
民国初期，国内军阀混战，政局破败。作为西北交通枢纽、军事重镇的兰州，遂成为各派军阀割据称雄的必争之地，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甘肃督帅、兰州地方长官走马灯似的变换。1911年，甘督长庚出兵攻打陕西革命军；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前清布政使赵维熙一变而为民国甘肃省第一任都督，开始绞杀革命，如勒令国民党甘肃支部特派员蔡大愚10日内离境等。1913年，前清顺天府尹张广建替换赵而督甘。1914年，张广建与马安良在兰州城区相互殴杀，差点造成战乱；1920年，马福祥、陆洪涛二人为争甘肃都督而争战。此后，李长清、刘郁芬、杨虎城的陕军等先后控制兰州。政权的频繁更迭，给兰州士人提供了政治活动舞台，但对经济开发却力不从心，用力很少。西安事变后，兰州政局逐步趋于稳定，兰州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关心兰州经济建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各行各业的大量知识分子云集兰州，加之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口号下，先后组织了一批资金和技术人才输入兰州，使兰州经济出现了短暂繁荣，并对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心一，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专家、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1988年第20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授予其“荣誉终身会员”称号。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土坝水库，创办了第一个水土保持站，对兰州和整个西北黄土高原倡导水土保持和土地合理持续利用，引进草木樨、白兰瓜、洋槐等优良作物，培育人才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
张心一原名张继忠，祖籍甘肃永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生于兰州市。1922年于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国州立衣阿华大学农学院学畜牧，同时利用暑假在威斯康辛大学学遗传学，在密执安州实习森林材积测量，在怀俄明大学学习羊毛加工处理。1925从衣阿华大学农学院畜牧系毕业后，继续留美国学习农业经济。获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硕士学位。
张心一在1941—1946年任甘肃省建设厅长时，为建设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做了许多大事：一是根据甘肃缺水、贫困的特点，联系有关方面创办了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创建全国第一个水土保护站——天水站。采用水平沟、鱼鳞坑办法在兰州徐家山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保持水土，取得良好成效。这个造林示范工程曾受到当时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赞赏，说他有澄清黄河的志向。二是聘请水利专家原素欣，修成中国人自己建设的第一个大型土坝库——鸳鸯池水库，修建了湟惠渠、洮惠渠、新兴渠、永丰渠等水利工程。特别是河西鸳鸯池水库，既解决了酒泉、金塔两县多年来的争水纠纷，又为甘肃扩大了约35万亩水浇地。三是在洮河上游建立森林合理采伐，永续利用的示范林场，保存了祁连山的一大片森林。四是推广小麦良种，从国外引进草木樨等上百种抗旱草种、瓜果和蔬菜品种，兰州驰名国内外的白兰瓜即是张心一所引进。他引进的还有细毛羊种、黑白花奶牛等，并且大力开展防治小麦黑穗病，试种甜菜等工作。为甘肃和全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五是组织成立矿业公司、兴陇公司、水泥公司，创办电厂、机器厂等企业；以蒸气动力为主的机器生产得到较大发展，而且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化学、铁工、机械制造、建材等工业。
尽管张心一任甘肃建设厅长时兴办的这些事业有成效显著的，也有效果不甚明显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自然条件恶劣、偏僻落后的甘肃，能做成这样多的大事、好事，毕竟是不同寻常的，可以豪不夸张地说，他为兰州乃至甘肃全省进入近代史上一度兴旺的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当时创立的一些企业，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隆，进士出身，他不仅是西夏文研究的开拓者，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近代实业家，民国初期即创办了光明火柴公司，开办了甘肃织呢公司。1913年，时任四川南充县知县的邓隆，在回乡省母时为抵制“洋火”流入甘肃，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商议，决定兴办甘肃第一个火柴厂，起名为“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兰州黄河北原官办铁厂旧址。邓隆、马福祥、孟智生、令惟一等7人为董事，邓隆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最早生产出的火柴为“大鹿”牌，火柴全部采用半铁半木的土机生产，手工操作。光明火柴公司的创办，不仅开创了甘肃火柴工业的先河，而且也起到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加拿大留学回国的刘宏生，1940—1944年也先后在兰州开办了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
民国时期，由于大批知识分子的参与，兰州的商业、金融、城市建设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倡办新学，繁荣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兰州市的文化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繁荣，广大知识分子与全体民众、军政各界紧密团结，对抗战的胜利和兰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涌现出了一批爱国主义的文人学子，或著文、或吟诗、或作画、或投身教育，试图以文学救国，以教育救国。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刘尔炘、王煊、杨巨川、张建等一大批爱国主义文人。
刘尔炘的《无题诗》云：
中原大学属英年，筹策纷纭上九天。
海内同声谈富国，不如人处是无钱。
讽刺一些年青知识分子空头救国，而不奋起实践的状况。
民国时期，兰州的地方史志亦有发展，虽然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不宁，但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仍然继承中华民族治史的优良传统，或筚路蓝缕从头写起，或搜罗剔抉补遗订伪，致力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如张维总纂的《甘肃新通志稿》和著录的《甘肃人物志》与《陇右方志录》等、王编纂的《皋兰县新志初稿》、窦秉璋编纂的《金县新志稿》和《重修榆中县志稿》、周树清编纂的《永登县志》、张鸿汀编著的《兰州古今注》、杨巨川编纂的《青城记》等，均为研究兰州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张维（1890—1950年），字维之，别号鸿汀，临洮人。民国时期方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清宣统间拔贡，授学部书记官。辛亥革命间，潜归故里，联合同盟会员与开明人士倡组狄道州议会。在兰州任甘肃省临时议会文书，倡办《甘肃民报》、《大河日报》、《政闻报》，并为主笔。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署秘书长、甘肃省政务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省政府委员、国史馆顾问及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特约教授。在省府任职期间，在文化教育方面，建议设立兰州大学、西北农专、西北医学院、兽医学院及各县专科学校并保送国内外留学生，设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等，为发展兰州乃至甘肃全省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平生致力于西北史志研究，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著有《甘肃新通志稿》、《陇右金石录》、《陇右方志录》、《甘肃人物志》、《仇池国志》、《陇右著作录》、《陇学略述》等数十种。总纂的《甘肃新通志稿》叙事上起远古，下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宁、青分省以前，共450万言，取材丰富，内容翔实，为研究西北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成时正值抗战爆发，无法刊印，遂将清稿交省图书馆保存。
民国时期，兰州士人也著有一些专著，但为数不多。主要有王树中的《细阳小草》、《梦梅轩诗词草》，刘尔炘的《果斋前集》及《续集》与《别集》、《劝学迩言》、《经日记》、《果斋一隙记》、《果斋日记》、《拙修子太平书》等，张林焱的《舣艇山房诗词稿》，郑元浚的《东游日记》，王炳麟的《拙庵诗词草》，刘绳武的《听云山房诗词草》、朱云龙的《中医先后天阴阳经集》，周应沣的《周易四卦解》、《金刚经了解》、《棣园诗文集》，杨巨川的《青城记》等和几部地方志书。
王树中（1868－1916）是皋兰长川村人，字建候，号百川，又号梦梅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进士，当时年仅27岁。以进士第指放安徽，为官十余载，勤政爱民，皖人呼之为“王青天”。他在政事之余，还潜心学术研究，与兰州乡贤、翰林刘尔炘过从甚密。
在学术问题上，王树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从不盲目苟合。刘尔炘曾说：“思与君以学术相增益，遇事辄规君，君或怒而去，怒已而喜，喜复来，来或复怒。二十余年中，相见辄相诤，相违辄相念。”他的诗作多收入《梦梅轩诗草》、《细阳小草》等诗集中，其内容除一些酬唱应和之作外，多属生活纪实，朴素自然，不事雕琢，具有较好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与他为官清廉，旨在爱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纪灾诗云：“携筐认说求桑妇，齐向郊原掘草根。一缕寒烟谁举火，斜阳黯淡照荒林。谁把婴孩弃道旁，声声犹自觅爷娘。几回恻念思留养，自顾残躯且不遑。灾祸流行盛疠疫，斯须人与鬼为期。荒原日暮群鸦噪，剩没残骸沟壑遗。”又如写天旱：“吁嗟我农人，连年忧穑事。四月雪花飞，五月骄阳肆，六月麦垂颖，雨雹见灾异。七八月间旱，良苗无嘉穗，垄亩怅徘徊，恻怆继以泪。”在《长途遣怀》一诗中写道：“十载牛刀聊复尔，归来裘敝逢揶揄”、“鲸鲲扬鬣海翻涛，当道豺狼竦发毛。”抒写了一小小县令，在腐朽的封建社会中面对百姓苦况，抑郁愤怒但又无可奈何之心情。
诗词楹联创作有新的发展。诗词方面，除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诗词外，主要仍是吟咏乡土风物、纪游怀古、名胜古迹、抒发情怀，展现兰州具有北国之雄、江南之秀的盛貌，抒写了热爱家乡，热爱兰州的激情。间有一些表现民间疾苦、抒发忧国忧民情怀的诗词，但为数不多。
民国周应沣的《五泉记游》诗云：
细雨如烟滴翠台，幽花涧底向风开。
岩头瀑布垂垂下，林角溪云故故来。
半卷诗成动苍海，一壶兴尽寄蓬莱。
诸君到此须留醉，不醉湖山未是才。
诗歌描写了五泉山优美景色，抒发了诗人对五泉山林泉之美的热爱。
民国刘尔欣的《兰州怀古》诗云：
天开地辟几多时，山自凌峋水自奇。
秦汉以还辛庆忌，羲轩而后段容思。
累朝文献原非足，继去人才未可知。
灵秀郁盘应发泄，家家诞有好男儿。
表现了诗人对先贤名哲的仰慕，表达了希望有更多后起之秀的心情。
民国王树中的《辛亥春日谯陵纪灾》诗组之一云：
携筐认说求桑妇，齐向郊原掘草根。
一缕寒烟谁举火，斜阳黯淡照荒村。
其二云：
家无长物剩锄犁，举室群如冻雀栖。
儿女频频啼索食，自加呵责自酸凄。
描写了灾区人民心酸生活，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作为母亲的心灵痛苦。
续范亭的《兰州黄河楼远眺》诗：
浩浩荡荡全是正气，蔚蔚苍苍皆有生机。
绿树兮荫浓，黄河兮长流。
此地也有黄鹤楼，雁滩胜似鹦鹉洲。
皋兰山水真如画，欣逢崔颢与同游。
作者以浓烈的情感，描写了登上兰州黄河楼远眺时所见的美丽壮观的景色，热情地抒发了对兰州山河大地的热爱之情。
无名氏的《虹桥春涨》诗二首，
其一云：
不凭支柱架虹腰，独卧河干历几朝。
桥上行人桥下影，年年来去送寒潮。
其二云：
春桥春渡观春华，春水春山春景佳。
河涨春桥桥春涨，流沙过客客流沙。
紧扣“虹桥春涨”四字作文章，记述了该桥的作用，描写了它的景色。
民国张思温的《享堂峡》诗：
享堂峡里且寻幽，峭壁行经动客愁。
险道输煤仗驴背，高崖辟地种竽头。
两山突兀摩天起，一水奔腾破石流。
东望中原烽火满，太平何日写心忧。
描写了享堂峡的险要，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渴望太平的心情。
楹联方面在近现代甘肃楹联家中，最有成就，堪称楹联大家者，当数刘尔炘。他所做的联语，立意清奇、构思精妙、语言清丽、飘逸洒脱、情趣横生、通俗活泼、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引人入胜，是中华楹联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刘尔炘平生所做楹联颇多，仅题五泉山的楹联就多达一百三十多副，是其楹联中的代表作品。
如题孰乐台联：
最好四月天，尝听此七级台前，泉声乎？鸟声乎？钟磬声乎？高下悠扬，引我去游仙境里；
偶登三教洞，试看那万家城外，车来者，马来者，杖履来者，贫富贵贱，无人不在戏场中。
新中国成立前的兰州，每年农历四月八日都有过庙会的习俗，那一天的五泉山十分热闹，置身五泉山中，侧耳倾听，泉声、鸟声、钟磬声、唱戏声溶为一体，使人如置身仙境里。登上山巅的三教洞，俯神茫茫红尘，芸芸众生，熙熙攘攘，坐车的、骑马的、扶杖的……无论“贫富贵贱”，就好像全都在天地这个大戏场中。“无人不在戏场中”，通俗形象地写出了一个深奥的哲学道理：唱戏的戏台所表现的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整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戏台，帝王将相、庶民百姓，无一不在这个大戏台上游戏，从而通过写唱戏来表达作者对时势及百姓的忧思之情。
题睿源寺中门联：
我来敲不二法门，催座上菩提，快拔众生登彼岸；
佛既辟大千世界，种人间烦恼，莫耽独乐守名山。
此联看似问佛，实则质问时局之当道者，为何只顾自己享乐，而不管民生之疾苦呢？借联抒发悲世悯人之意愿，真是嫉恶如仇。
题睿源寺左“明月前身”门联：
花即是禅，鸟即是禅，山耶云耶亦即是禅，钟磬声中，随你自信禅意去；
男可成佛，女可成佛，老者少者都可成佛，松杉影里，何人不抱佛心来。
这一联全用禅语，借佛喻世。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具有禅意，人间男女老幼，人人都可成佛。关键在人是否心地纯正，有佛心即是真佛。
题睿源寺拈花坞门联：
白鸟忘机，任林间云去云来，云来云去；
青山无语，看世上花开花落，花落花开。
这一联语巧妙运用联语表达了作者旷达无羁但又消极出世的怅惘情绪。
题大雄宝殿联：
运法眼看得分分明明，这个该如何，那个该如何，到头来无可如何，绝世慈悲都入梦；
把性灵养的活活泼泼，动机亦在此，静机亦在此，立脚处全然在此，自家智慧便通神。
此联是借禅语来表达自我心境。上联抒写了愤世嫉俗而又“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下联提出只有脚踏实地，尽可能做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才算不负此生。
另一联云：
山即是空，水即是空，花花草草亦即是空，到此恍然空诸所有；天不可说，地不可说，人人物物都不可说，既然如此说个甚么？这一联也是借用佛语来讽刺当世，表面上看，联语似乎轻松诙谐，但实际上心情十分沉重，无可奈何，只好自我调侃了。
题大悲殿千手千眼佛联：
眼不宜多，眼多则遍观那人世间困苦颠连，徒增难过；
手尤要少，手少则专抱我自家的精神念虑，免得乱抓。
这一联将千手千眼反其意而用之，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题卧佛殿联：
还不起来么？此等功夫，怕是懒人都藉口；
何妨睡着了，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
这是一副惊世骇俗的楹联，上联借笑骂睡佛来讥讽那些不自食其力，专要百姓养活的懒人，下联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果能真是像睡佛一样睡着了，或许能做个好梦，即使是梦，只要是好梦也会令人高兴的。
题太昊宫二门内东廊“步履寻幽”门联：
人都要挤着进去，便闹得纷纷扰扰，乱乱哄哄，我劝你缓些儿好；
你既然游了出来，回想那弯弯曲曲，高高下下，他教人看个什么？
此联以生动风趣的笔触，写出了人世的曲折、官场纷扰。
题择步山房联：
进门来有贤有圣有佛有仙，他曾将宗旨说明，分为三教；
这路是可东可西可南可北，你须要主意拿定，走哪一条？
此联仍以佛理喻哲理，警告世人，要选对道路，不要误入歧途。
刘尔炘所撰五泉山清虚府左文襄公祠联：
提江南江北数千里扫荡之师，靖陇上烽烟，修明礼乐；
愿关内关外亿万户弦歌之士，学湘中豪杰，旋转乾坤。
在赞颂左宗棠的同时，呼吁国人要像左宗棠一样，“旋转乾坤”。
五泉山三教洞联：
看眼中滚滚尘寰，曾讲求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唐虞传授为经世大猷，天地无私，随在容佛国袈裟，真人炉鼎；
叹脚底茫茫孽海，全蔑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欧美文明夺圣门要道，乾坤将毁，何处著梵王宫殿，仙子楼台。
表达了作者对西方文化严重冲击华夏文化所产生的后果的极大关注和忧虑。
五泉山清虚府岳忠武王殿联：
若要教天下太平，须体贴王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这才是人间豪杰，能扶持世道，入则为孝子，出则为忠臣。
针对当时官场上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吏治状况，借岳武穆之言予以劝诫，表达了作者对澄清吏治，振兴中华的渴求。
除刘尔炘外，还有不少士人写出了很多名联。
薛笃弼所撰庄严寺国民戏院联：
因时制宜，开通民知；
旁术博采，发挥国光。
提出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但要“因地制宜”，既要“旁术博采”，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此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代表了兰州士人文化和士人思想的一种趋向。
牛剑秋的旧省民政厅进思堂联：
宦游经四载，壮志未酬，看农林工商矿甫具萌芽，恐辜负玉塞葡萄，金城杨柳；
胜地重三边，环奇待辟，愿汉满蒙回藏共殚心力，齐造成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此联紧扣“进思”这一主旨，指出兰州的近代工业已“甫具萌芽”，希望各民族团结一致“共殚心力”，创造一个“文明世界，锦绣河山”。
万众同心，兰州将宰丧家犬；
匹夫有责，甘肃不乏救国人。
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兰州一位学子针对被北伐革命军赶下台的吴佩孚在兰州妄图东山再起而写的一幅对联，充分表达了兰州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立志革命救国的决心。吴佩孚于1927年被北伐军赶下大帅的宝座后，先跑到四川投靠军阀杨森，不遇。1931年，西北军失败，甘肃空虚，便又窜到兰州，与盘踞陇南的马廷贤和洮岷一带的鲁大昌，以及乡绅李俊潭等勾结，妄图恢复北洋旧制。第一次吴李共餐，吴出一上联“才同南海，金城喜相逢，何以著筹匡一统”。李遂对一下联“德并东山，玉帅庆再起，不能席卷收八方”。
吴佩孚等人在兰州的反动活动激起了兰州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位中学生用白纸写了这副对联，晚间贴在吴公馆的大门上。次日，吴佩孚一看形势不妙，连夜溜之大吉了。
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量楹联仍然是山水名胜、酬和应答、借景论理、即景抒情之作。如刘尔炘的五泉山“若登天然”坊联：
高处何如低处好；
下来还比上来难。
五泉山太昊宫南“凉处坐”亭联：
谁教人只管好高，上，上，上，上；
我替你从容定喘，来，来，来，来。
这些楹联语言浅显易懂，所含哲理十分深刻，耐人寻味。慕寿
祺的荡喧楼联：
望白塔盘空，楼阁直连霄汉上；
展青天作纸，河山都在画图中。
把站在荡喧楼上眺望白塔山高耸入云，雄奇秀美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教育方面，民国时期，兰州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受西方列强欺凌而无能为力的现况，深感人才的不足是国家难以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教育上，试图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培养人才，以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目的。于是，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便在兰州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据《兰州市志·教育志》载：“民国时期，新学发展，近现代教育初具规模。”民国二年，邓宗、王之佐等筹办第一所女子师范和女子小学。蔡大愚改办原政法学堂为公立政法专门学校，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建立。民国六年，改原停办的农林学堂为甲种农业学校。新办甘肃测量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内迁，人才西流，兰州国立高等学校相继成立。民国二十八年，兰州先后设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私立学校蓬勃兴起。民国二十七年，兰州首先设立北平私立西北中学分校。此后又先后设立兰林中学、志果中学、知行中学和兰山中学。
随着一些外来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如湖南的马邻翼、四川的蔡大愚等在兰州的宣传倡导，兰州回族的中国传统教育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马邻翼等创办了兰州回教劝学所和所属清真第一高等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小学，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回族的中国传统教育。抗战时期，东北、华北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兰州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较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兰州地区回族的思想观念。兰州地区出现了更多的回族中小学校。如兰州市的清华、明德、进德、尚德、崇德小学和知行中学，以及西北中学等，回族学生人数最高达到1200多人。
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兰州士人开始采用创办公共图书馆等形式，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推动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明清时期，随着书院的建立，大量儒家经典、史志著作的印行，藏书楼应运而生，但藏书楼只为少数人服务，一般社会士人很难看到，更不面向社会开放。书院作为古代教育机构，也有藏书，但藏书很有限，五泉书院是兰州府官立书院，藏书仅80多种。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号称藏书丰富，乾隆时藏书200多种，咸丰四年（1854年）失火被焚，此后陆续购置，至光绪时也仅101种，因此书院藏书也不向社会开放。清末建立的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教育制度，使书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年），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阎士璘会同士绅刘尔炘、张继祖等将原学务公所及兰山、求古、五泉三家书院的书籍搜罗到一起，创办了甘肃公立图书馆，诞生了兰州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计有各类图书9913种、78686册；杂志9931册；报刊4种。20世纪30年代，甘肃学院院长邓春膏广筹资金，派员到上海购书。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有中、西文书籍16355册，订杂志近百种。抗日战争后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刘国钧教授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创办了国立兰州图书馆，计有图书1万多册，杂志30多种，报刊18种。民国三十五年，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为满足学校需要，不遗余力花重金到京、沪等地购书，两年间，积书15万册，为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总的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国民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外，广大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西北名流水梓、兰州大学的创建者辛树帜、西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李蒸、倡导回族新式教育的马邻翼、致力于回汉教育的蔡大愚、创办私立志果中学的赵元贞、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刘尔炘等。
水梓，字楚琴，兰州人，西北名流之一。清光绪十年（1884）生，二十八年（1902年）中秀才。三十年（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曾为学堂总提调杨增新编译俄文外交条约等资料。
民国三年（1914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回甘从事教育工作，历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代表甘肃省教育界出席全国教育会成立大会，奉派考察直、鲁、江、浙等省教育。民国八年（1919年），代表甘肃省参加教育部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回国后仍任一中校长，提倡女学，创立省教育会，当选首任会长。自1922年起，先后任甘肃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狄道（今临洮）县知事、甘肃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兰州市政筹备处总办、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兼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甘肃省银行董事长、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1940—1949年间，先后任考试院甘宁青铨叙处处长、陇右公学董事长、甘宁青考试铨叙处处长、兰州大学特约法学教授等职，被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后，曾致函新疆、河西国民党驻军将领陶峙岳、刘任等，敦促和平起义。
水梓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主张“教育救国”，一直关心文教事业，并积极支持、促进。欧美的考察，使其更深刻地感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故在甘肃省工业会成立纪念特刊题词说：“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借石他山。群起建设，力能回天。”同时提倡学好外国语，为吸收外国的文化科学技术创造基本条件。因此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特别重视英语教学，还曾引起读经派的反对。在任教育厅长时，极力提倡“尊师重教”，曾为全省教育界有成就的人士绘制画像，张贴于省教育会楼廊墙上，以示表彰。水梓创立省教育会，主张教育救国，提倡学好外语并身体力行，对兰州乃至甘肃全省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辛树帜，字先济，湖南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和农史学家。1946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合并国立甘肃学院与国立西北医科专科学校，成立国立兰州大学，由辛树帜任校长。他在上教育部的签呈中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按原计划要之工作。”他来到兰州后，对兰州大学机构进行调整建设，使其更加科学，他按综合大学的规程，增设文学院、理学院、新设兽医学院。为适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在文学院内增设边疆语文系。为提高教学质量，聘请国内著名学者顾颉刚、石声汉等数十名专家来兰大任教。重视图书馆和教学硬件设施建设，使兰州大学很快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辛树帜创建兰州大学，为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蒸，字云亭，河北省滦县人，我国著名教育家。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任校长、院长，为西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相继西迁，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次年，改西安临时大学为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1939年，又改称西北师范学院，校址设于陕西城固。1940年4月，迁来兰州。李蒸院长亲自来兰州勘定校址，选定在十里店。建院之初，院长李蒸和广大师生员工一起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不怕苦，不怕累，就地取材，一边建设，一边搬迁，一边教学。经过四年的艰苦创业，到1944年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来兰州，李蒸、黎锦熙先后任院长。全国著名学者数十人来学院任教，使西北师范学院真正成了西北教育的摇篮。
马邻翼，字振吾、振五，回族，湖南邵阳人。他为了在回族中倡导新式教育，殚竭毕生精力。1912年任甘肃提学使时，即与甘肃提督马安良、甘州提督马麟、甘肃省印花局局长喇世俊、政法专门学堂校长蔡大愚等筹办甘肃回族新式教育。次年5月，在兰州孝友街清真寺创办了“兰州回民劝教所”，使甘肃回民新式教育有了良好开端。随后，又在今酒泉路、新华巷、临夏路、金城关等处创办回民学校5所。并在甘、宁、青三省创办回族新式小学100多所。1928年，马邻翼在北京与孙绳武、白崇禧、马松亭、马福祥等回族著名人士联合创办清真中学。1930年改名西北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迁兰州，仍称西北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兰州回民中学。
刘尔炘（1864—1931年），字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晚年自号五泉山人，兰州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受聘任五泉书院讲席。二十年（1894年）进京述职，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后辞官归里，次年复任五泉书院讲席，继任主讲。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期间，联合同仁整顿健全了皋兰兴文社，创办了两等小学堂、兰州修学社、皋兰修学社、陇右公社义赈处及陇右乐善书局等文化教育和慈善社团。1931年卒于家。刘尔炘一生对兰州文化教育、社会公共事业以及园林景观等作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地方官为他在五泉山竖立铜像，并改五泉山层碧山庄为“果斋祠”，以志纪念。
赵元贞，字正卿（1879年～1974年），正宁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工科。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矿学工程师、冶金学工程师，后又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22年后，历任甘肃实业厅、建设厅、教育厅厅长，创办《建设月刊》、《甘肃教育月刊》，在小西湖创办农村讲习所。1939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兰州，绝大部分中等以上学校迁至邻县或郊区，许多小学毕业生辍学在家，赵元贞十分关切，故于同年创办以刘尔炘的字果斋命名的私立“志果中学”，以示对刘尔炘的纪念。他自任校长兼教师，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为提高教学质量，延聘了不少兰州著名的专家、学者，如慕少堂、李孔昭、李端严、谷苞、薛国璋、李恭等先后来校任教。因此，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全市中学的佼佼者。
民国时期的兰州文人书画也是硕果累累，主要书画名家有曹兆镜、刘尔炘、范振绪、裴建准、魏振皆、赵西岩等。
曹兆镜，字月如，号蓉江、鎔江，别署兰谷后生、也和尚，兰州人。曹兆镜出身于世宦名门，但淡薄名利，一生追求无拘无束的精神生活和绘画艺术。他的画着力追摹八大山人等名人画法，形成自己的花鸟山水画风格，名列甘肃画坛前茅，声名远播省外。
赵西岩（1900年～1955年），原名锡坤，字子厚，静宁人。著名国画家。据《甘肃大辞典》介绍，赵西岩于1925年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专习国画，师事齐白石，深得器重。1929年毕业，先后在山西太原美专、西安第一师范、兰州中学、兰州女师、兰州农校、甘肃学院教授美术，并在兰州、太原、西安、宁夏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与张大千、常书鸿等名家交谊很深。1931年，北平京都书局出版《赵西岩画册》。其力作《刮》、《芦雁》等，得到齐白石、张恨水等赞誉，被选入《西北美好展画册》。作品以功力深厚、气韵生动见长。
魏振皆，名著中，字继祖，号振皆，甘肃皋兰人。自幼喜爱书法，寻师求教，如饥似渴。启蒙于刘尔炘，后游学京师，结识在京书法界名流，眼界大开，并选定魏碑为主攻方向，广采博纳，兼收并蓄，反复临摹，特别对张玄墓志用功尤勤。终于形成了自己空灵潇洒、疏密相间、独具风格的魏碑书体。对魏振皆的书法艺术，国内书法界评价很高，有的论者指出：近两百年来，在魏碑书体方面打破陈式，独树一帜，创出新风的惟于右任与魏振皆二人。于右任的书艺世人皆知，与他显赫的地位齐名。而魏振皆自求学归来之后，长期僻居陇上，一生以舌耕为业，辛勤耕耘、不求闻达，尽管书艺精湛，但因地域所限，声名不卓也在情理之中。著名书法家舒同在《魏振皆书法艺术》的序言中说：“他学书于古而不拘泥于古。他以魏碑古朴拙劲为基础，吸收隶书的活脱美巧的结构，取金文之势，采撷篆、隶、楷、行、草之精华为一体。
写魏体，一般要写出像张旭、怀素狂草那样飞动流畅、挥笔多变的笔路是比较困难的。但在魏先生的书艺中形成的魏碑书体确能在严谨中求多变，在用笔、结构上求创新，从而使浑厚、苍劲见长的魏碑也吸收了多变的笔路，颇为生动感人。……独树一帜，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医疗卫生方面，自晚清以来，兰州医疗卫生事业受西方理论和技术影响，逐步打破中医的一统天下，向近代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发展，其间，地方官府和知识分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据《兰州市志·卫生志》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吴可读在兰州倡设牛痘局。清光绪七年（1881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在兰州设牛痘局，管理牛痘接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立官医局。光绪时，俄罗斯商妇为西固农民医疗接生，创兰州西医治疗接生之先河。
但兰州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在民国时期。民国三年（1914年），英国传教士金品三设博德恩医院，为兰州首家西医院。民国十二年，董季高创办陆军医院及陆军卫生教习所，是为中国人最早在兰州创办西医院和西医学校。民国十七年，公立中山医院开业应诊。
此后，医疗单位逐渐增多。民国时期，兰州虽有西医传入，但群众有病仍主要靠中医治疗，中医较前有所发展，出现了一批医术较为精湛的名中医师，如柯与参、牛孝威、马凤图、于有五、甘惠廷、董静庵等，这些人士大多成名于民国时期，贡献于解放以后，为兰州乃至全省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建设生态环境，发展士人园林
民国时期，由于大批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兰州生态环境建设开始起步，士人园林进一步发展，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生态环境方面：明清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兰州气候和生态环境逐年恶化，水土流生严重，植被越来越少，逐渐形成童山濯濯、满目荒凉的景况。为尽快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从政的知识分子开始借助自身的权力，进行水土保持、绿化荒山的实验。民国七年（1918年），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与兰州各界人士在五泉山二郎岗举行植树节大会，开始提倡植树造林，绿化兰州。民国十五年，改小西湖外场为甘肃省第一苗圃，育苗造林。民国三十年秋，甘肃农业改进所勘定皋兰山、白塔山及其东部山地为试验区，研究黄土荒山造林诸项技术问题，以便绿化甘肃。次年，蒋介石来兰视察，对兰州植树造林作出指示。此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在兰州徐家山，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取得显著成效。
民国时期兰州的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为以后兰州的生态环境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在士人园林方面：民国时期的士人园林较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一是大规模整修原有园林，二是官吏士绅的私人园林大量出现。
据陆杰仁先生的兰州《古、近代园林景观》一文介绍：民国时期兰州大规模的景观建设主要在五泉山。五泉山位于兰州市城南的皋兰山西北麓，因有蒙泉、惠泉、甘露泉、掬月泉、摸子泉五眼清泉而名之。
民国八年至十三年，兰州名士刘尔炘倡议集资，募捐白银48万两，亲自规划设计，遍邀能工巧匠，依山布景，次第展开，一改过去五泉山“大抵浮屠之宫、道士之宅”的旧貌，山水、建筑、花木有序布局，形成了柳烟花雾、雕梁画栋集儒、释、道为一体的大型园林，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经典之作，因而勾引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究其原因，除风景秀美，即所谓“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外。更重要的是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以文化衬托景观。那些充满诗意、哲理的题咏，确实是画龙点睛，是西方园林望尘莫及的。经过增修的五泉山，除了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和品种众多的树木花卉外，其最令游人玩味的莫过于遍布山门、牌坊、寺院、楼阁的对联和题咏。这些对联和题咏模拟形胜、抒写性灵、充满哲理禅意，加之书法与楹联完美的结合，给人以美好的享受。五泉山名胜楹联，大多为重修五泉山景观的清末翰林院编修刘尔炘所撰。入山牌坊匾阴题“仁静智流”，景壁背面题“真实无妄”，山门匾题“乐到名山”，蝴蝶厅额联题“作雨还云随时天趣，钟灵毓秀他日人才”，浚源寺联题“大地山河造成乐土，满林风月来扣禅关”，青云梯牌坊联题“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韫玉门联：“妙造自然上有飞瀑，所思不远人闻清钟”。怀珠门联：“红杏在林是有真宰，绿杉野屋忽逢幽人”。万源阁门联：“正学废兴关世运，斯文绝续在人才”。摸子泉联题：“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为求父母，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惠泉联曰“打扫开草迳松坡来盟白水，收拾起芒鞋竹杖悔踏红尘”，蒙泉题曰“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五泉”，企桥联题“想过去么过去便能通碧落，休下来了下来难免入红尘”。最能引人入胜的，是嘛呢寺的院落建筑命名。如亭曰“曲曲亭”、斋曰“巧巧斋”，径曰“依依径”，门曰“仄仄门”，园曰“叠叠园”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重音叠韵的名称，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寺院紧凑小巧、宛转开合的布局，读名入院，趣味横生，反觉得小得好、小得妙。仅就这些对联，便为五泉山景观增色不少，空灵之气荡人心胸，观景读联，使人一扫猥亵之气，清心明目。
因五泉山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园林，除去佛、道之处，它所标榜的大多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圣人及民族英雄、人文始祖如伏羲、岳飞、刘、关、张等，所以建筑既有院落、又有楼阁，既有亭榭、又有牌坊、戏台、游廊，形成了院落和单体相联系、相补充的格局，有些建筑藏于密林，有些建筑建于高台，有些濒临碧波，有些高耸悬崖，聚散有致，主次分明，既有僧人道士修炼的场所，也有文人雅士聚宴的环境，既便于普通市民洗尘踏青，又便于仁人志士登高抒怀。
同时，兰山之巅三台阁也予以重建，高阁凌空、几近触日，为兰州观景最高点，是市民游览的胜景。而这一时期，官园多有增饰、扩大，士绅名流之私园遍布城内外，如颐园、魏园、拙园、梁园、亦园、杨园、慈爱园、煦园等或小巧雅致、情趣盎然；或开户缩景、招揽风光；或茅亭菜畦、寓山人之意，总之，方丈之内寄托园主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之情，是兰州园林建设独具特色的部分。
兰州士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就士人和士人文化发展过程而言，士人在明代以前，虽然历朝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数量都很少，而且大都在外地活动，在本地没有什么影响，即使有一些，也不能构成具有兰州地域特色的士人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兰州士人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清两代，这是由于南方士人大量西来而引发的，作为对南方士人西来所带来挑战的回应，兰州士人文化在自身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调整和适应，终于在明正统以后出现新的气象，并最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士人文化。在明清两代形成具有兰州地域特色的士人文化的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四个节点：一是明建文元年肃王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明王朝的藩都。大批士人随肃王来兰，加之肃王本身对文化十分重视，这就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二是清康熙五年，甘肃巡抚、甘肃布政使迁驻兰州，兰州成为省会，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甘肃士子大都要来兰州寻求仕途，给兰州士人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乾隆二十九年，陕甘总督由西安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总督、布政使、府、县驻地，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吸引西北地区大批士人来兰，进一步促进了兰州士人文化。四是清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奏准陕甘分闱，兰州士子不再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去参加乡试，而直接在兰州参加乡试，激发了兰州士子的勤学上进之心，也促进了士人文化的发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