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出手，用手心在它们的脸上往过摸，姐姐看着不耐烦，催我快点走，我的动作就毛毛糙糙的，不知道花朵们感到疼痛了没有？它们的呼喊我听不到。它们的面容始终很平静。没有因为一个过客的造访而惊讶或者喜悦。我想起我们在参加葬礼或者圣纪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娃娃挤在一起，因为平时很少出门，也很少见到这么多人，所以山里的娃娃每一个都是羞于见人的，我们跟在母亲后面，有人注意的时候，会掀起母亲的衣襟把自己的脸埋进去。花儿们的妈妈在哪里，它们害羞的时候，借用谁的衣襟来掩饰颜面呢？姐姐将路两边的地埂子分了工，她铲左边的，我留心右边的。我们埋头将路两边的所有草丛一一细看，见到大朵的白蒿子和环环菜就铲下来，这是我们寻找的东西。拿回去晒干了，攒多了，就能拿到马莲集上去卖钱。姐姐把左边划归自己是有道理的，左边的地埂子下去有三四步宽的一点平地，然后就面临着一道悬崖。悬崖下面的平地上坐落着很多人家。我们每次走路的时候，大人都在警告，娃娃不能走悬崖畔上，万一玩性来了一脚踩空，掉下去可就是小命儿呜呼的后果。姐姐比我大三岁，仅仅是三岁，在她的意识里这三岁就是很长的一段距离，这距离让她永远处在比我高出一截的位置上。干什么都是她下达命令，我绝对服从。当然也有不服从的时候，那就是摩擦和起火，接着是一场战争。这一过程中我肯定会极力反抗、斗争，不惜大打出手，流鼻血，淌眼泪，最后去父母那里告御状。但是最终输掉的总是我。因为我离不开她，就是她的跟屁虫。有时候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透，我就急慌慌自己揭掉伤疤，黏在她屁股后面要给她当尾巴。
姐姐是有点看不起我的，觉得和我玩降低了她的档次，所以很多情况下她是不愿意和我一起耍的，而是跟在姑姑等大姑娘的屁股后面去给她们当跟屁虫。跟屁虫的日子自然不会怎么滋润。就像姐姐常常蓄意甩掉我一样，姑姑等人也会想方设法甩掉姐姐。被甩掉的姐姐像一截斩断了没人要的尾巴，她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和我混在一起耍。但是姐姐好高鹜远的心劲儿却是不改的，我们刚划分了区域，她忽然提议别急着动铲子，我们先抓一阵儿五子吧。五子就装在她的兜里，掏出来，是五个磨得光溜溜的半透明的石子，这种石子我们扇子湾可是不出产的，只有到了前往马莲街上赶集的时候，途经一条河，河滩里有沙子，沙子中有这种石子。我们家经常赶集的是爷爷，爷爷才不会撅着老屁股趴在河滩里给小孩子家检石子呢。母亲也常去，但她总是最忙的，去集上绝不是在脸上涂点脂粉穿一件水红的衫子然后扭着胯子去显摆。一个女人要想显摆，没有比集市更好的地方了。那里到处都是眼睛，熟悉的有，陌生的更多。女人的有，男人的占了大半。一个天性妖冶的女人，是很愿意在人群里挤来挤去，脊背上落满目光的。男人的目光意义复杂充满企图，女人的目光含着挑剔和不屑。这样的女人，在我们扇子湾这些年只出现过一个。大部分女人都是安分守己一心过日子的。像我们的母亲吧，去集上甚至连衣裳都不讲究，就穿一身半旧的衣裤上路了。新衣裳倒是有一身的，可是舍不得穿啊，再说这时候也不适合穿新衣。她去集上，不是赶着一匹驴子，就是怀里抱一只母鸡。驴背上多半驮着一口袋麦子去磨面，或者半口袋豆子去变卖。也有驮着胡麻榨油的，糜子碾米的。
母鸡肯定是要卖掉的。手头紧困，卖一只鸡很正常。磨坊油坊都是机器轰鸣粉尘漫天的地方，母亲一去就一头扎进去，排队等待，等磨完了抬起头来，整个人身上早扑满了灰尘和污垢，你说你能讲究到哪里去呢？要是把一只母鸡从扇子湾抱到集市上，十几里路走下来，母鸡的稀屎一泡接一泡往下拉，谁知道哪一泡会糊在你身上呢？所以我们的母亲赶一趟集有多忙有多累是可以料想的。这时候我们还能觍着脸央求她到河滩里为我们捡石头吗？要拥有真正的好石子儿，只有我们亲自去捡。可是我们赶集的机会真是太少了。一来路远，我们短小的双腿实在无法一步一步地走完那漫长的山路。二来嘛，我们扇子湾人历来是不鼓励女娃娃赶集的。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女子娃嘛，就要从小认真调教，一言一行都不能大意，这样长大后才是好姑娘，吉发后也才能当一个乖爽媳妇，一辈子做一个真正的好女人。一个女子娃怎么才能往好的路子上调教呢，母亲觉得首先就不能从小儿任由她疯跑，动不动赶集。集市上五花八门，杂七杂八，什么物儿都有，什么人儿都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也都是通过赶集人的嘴巴交换和传播的。母亲说女子娃家，就乖乖在家里宅着，满世界跑啥呢，人还没长大呢，就把眼看花了，把心跑野了，往后还咋教养呢？所以上次姐姐跟着母亲去集市上，去了啥都没干，就趴在河滩里捡了一包石子，然后拽着母亲的后衣襟在人群里低头走，最后母亲看着她嘴唇干巴巴的怪可怜，忍不住发了慈心给买了一根一毛钱的冰棍。姐姐背着石头回来了，脸上的汗水亮闪闪的，她的神色也是亮闪闪的。我们把石头藏在一个木匣子里，然后开始配对儿。大小合适的五个配一起，就是一副五子。
最后我们精细到什么程度呢？黑色石子儿配一副。亮白色的一副。淡黄色的一副。褐色的一副。配了很多副。那段日子姐姐活得忽然有了气势。庄里的女娃娃有好几个来巴结她，想从她这里得到一副五子。姐姐豪爽，今天送这个一副，明天给那人五颗。过了半个月，姐姐的身边空落下来，那些围着她玩耍的姐妹们疏远去了，她们有了五子就不用再来巴结姐姐了。姐姐落寞了，只好回过头重新找我耍。这时候木匣子里只剩下两副五子。姐姐将其中一副时刻装在身上，为的是能随时随地地掏出来玩耍。另一副她不会给我，而是藏起来，说等这一副万一哪天残缺不全了，就该是另一副出场的时候了。我们把笼子放在身后，铲子压在屁股下面，然后将凸凹不平的路面刨一刨，仿佛这样的动作能将原本斜坡的地面给刨得平整了。路面还是那个坡度，只是上面的浮土被我们刨干净了，露出一片光溜溜的地面来。我们开始抓五子。其实要姐姐和我耍这个，真是委屈她了，她和我不在一个水平层次上，虽然我们之间只差了三岁，但是实际出现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比如心智，比如习惯，比如动作行为，这差距绝不至三年时光。可能是角色不同造成的，姐姐就像我的一个缩小版的母亲，而我就是她的一个不懂事的大孩子。姐姐简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做。而我还处在混混沌沌的状态，需要姐姐的指教和照顾。姐姐的手背上能坐住五个石子，我却两个都坐不稳，很多时候只能驮住一个，可是游戏的规则规定一个石子儿就等于无效。姐姐胜利的计数从几十到几百，成倍成倍往上翻，可是我呢，还在几十上徘徊。姐姐让了我一盘，再让一盘，我还是遥遥落在后面。姐姐忽然觉得意兴阑珊，一把刨乱了石子阵营，说算了算了不耍了，没意思得很！
我们铲蒿子去——边说边从屁股下抽出铁铲，习惯性地在空中划拉一下，意思是我们快出发。我还沉浸在游戏的连续失败情绪里，所以起身慢了半拍。忽然眼前亮光一闪，嘴唇一凉，接着锐疼起来。铲子抡到了我的下嘴唇。我捂住嘴巴，谁知摸下了一把血。看到血我顿时慌了，再摸，还是一把血。殷红的血居然源源不断地往外涌流，热乎乎腥烘烘的，我茫然地望一眼主心骨，她也是两眼茫然。我的主心骨倒了，我自己就更六神无主了，只能嘴巴一咧嘿嘿大哭。忽然一把干土捂到了我嘴上，一个声音呵斥说不哭，哭啥呢，再哭把嘴扯大了，扯成个簸箕大嘴，我看你以后咋找女婿哩——这吓唬很有效。我眼巴巴看着她，不知道该咋办才好。不哭吧，疼，血流不止。哭吧，嘴巴咧大真不是好玩的。姐姐又按一把土上来。我们早就知道黄土止血有奇效，但奇怪的是我嘴巴上的裂口竟然止不住，姐姐手里的黄土一把一把往上捂，有些灌进了我嘴里，有些落进了衣领里，裂口上的红色液体还在浙浙沥沥滴落，冲掉了黄土。被鲜血浸透的黄土不是黄颜色了，而是褐红色，湿漉漉的。我哇哇大哭。恐惧感远大过了疼痛感。姐姐扯一把我的胳膊：悄声说，再哭我用铲子打死你，再在这儿挖一个坟坑把你埋了，家里人要是问起我就说你不听话，被狼吃了！这一招很有效，我真怕她会挖一个坑埋了我。我只能乖乖跟着她走，按我的心思这会儿还是回家吧，让大人看看伤口。
但是姐姐害怕受罚，她说走吧，一点小伤，等我们铲满一笼子蒿子，血自然就止住了。我们就真地盼望血能自己止住。姐姐一边走一边寻找蒿子和环环菜。我又疼又疲倦，捂着嘴巴跟在后面慢慢走。这时候马存名拉着架子车从后山下来，经过我们身边看到了我捂着的嘴巴，他好奇，要我放开手给他看。看完他没说话，架子车轮咕噜噜滚动下山去了。姐姐坚决不带我回家，而是向着远离家的方向走去。我知道她心里害怕，怕我这样子被大人看到，她肯定逃不了一顿饱打。可是我实在疲倦，昏昏沉沉的，感觉路面也不平整了，每走一步都颠簸一下。身后忽然传来喊叫声，是奶奶的声音。姐姐往身后看一眼，命令说快跑，大人来了——她撒‘（子跑了几步，回头看到我摇摇欲坠。奶奶赶上来，我喊了一声奶奶就扑进她怀里昏迷了过去。后来我怎么好的，姐姐挨了母亲的毒打没有，我都没印象了。我的嘴角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早年是赤红的，后来随着年月转移，和皮肤相近了，但还是很明显，好像左边嘴角被什么扯了一把，缺着一片。小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伤痕对于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在师范学校参加集体演出，化了浓妆对着镜子端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伤痕那么醒目，口红的颜色强调突出了一对红唇，下唇边那个裂痕像不小心被口红狠狠地摁了一下，落下了一处暗红的斑痕，我试着补了几次妆，彻底泄气了，因为我发现不管怎么补，这个童年的补丁是无法抹去的，它始终在那里固执地残缺着。
记不得我几岁了，姐姐几岁了，下过雨的中午，很多人围成圈子挤在一面炕上打牌。姐姐嫌我挤在她身后烦人，忽然伸手推我一把。我掉在地上，大哭，但是他们都沉溺于打牌，没有人理睬我。怎么办呢？我在地下拧着屁股转圈儿，不甘心，不甘心呐。受压迫的苦日子我过够了。真够了。恨恨的目光碰到了一把冷冰冰的利器。那是母亲做针线用的剪子。据说这把剪子不简单呢，是我那做毛客的舅舅专门买了陪给他碎妹子的嫁妆之一。当年这一把剪子可值钱了。母亲很看重，一般放在针线簸箩里。有一回母亲不在家，姐姐忽然骑在门槛上，腮帮子鼓鼓的，噙着一大口水，将一个磨石抱过来，要给母亲磨剪子了。我觉得奇怪，问她为啥要磨剪子。姐姐嘴角溢出一缕水，洒在剪子上，然后按住剪子在石头上霍霍磨。磨得磨石上砂水横流。我在一边认真看着，不由得佩服起姐姐的能干来。她只比我大了三岁，可是你看看，她多有本事，竟然能想到帮母亲这样的大忙。我什么时候才能跟她一样呢？过了两天母亲粘鞋底，握着剪子剪厚厚的格褙子。剪着剪着母亲脸色黑了，喊我们过去，呛啷一声把剪子砸在炕上，问，谁磨了我的剪子？我和姐姐面面相觑。谁的手那么长，谁叫你磨它了？我反应快，明白母亲的意思是极其的震怒。我使劲摇头，不是我不是我，我没那个本事。那就是金花了？母亲忽然笑眯眯望着她的大女儿发问。大姐被母亲的笑脸鼓励了，顿时来了精神，带着邀功的得意踏上前一步，是啊，我看着刃口老得不行就——啪！话音未落，一个巴掌脆生生落在大姐脸颊上。
我的碎奶奶，谁叫你磨它的？你咋就那么勤苦呢？你以为剪子那么好磨？你看看，你给我磨反刃了，老得啥都铰不下了——母亲气得眼里迸溅出泪花来了。这把剪子就这样被大姐废了。那段日子母亲做针线只能去二奶奶家借剪子。一直到冬天大舅舅来我家浪亲戚，他才凭着高超的技术重新将磨反的刃口给矫正回来，这把剪子才获得了重生。现在我攥着这把剪子，铁手柄冷冷的，我的手心也冷冷的。我茫然四顾，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看见姐姐由于激动，蹲了起来，屁股圆绷绷撅着，注意力在人群中的纸牌上。她穿的是一件灰棉裤子，母亲为了省钱，扯了布回来自己在缝纫机上做的。这裤子又让我想起了一件气愤的事情，当日母亲说就剩这点布了，裁剪了可惜，紧边子做一条裤子，长了姐姐穿，短的话妹妹穿，反正谁穿都一样。裤子出来有点短，应该归于我了。夜里我恨不能抱着新裤子人睡，母亲说睡梦里不知道就会压在热炕上，肯定就压皱了。我跪在枕边将它叠成一个小方块，依依不舍地放在枕头后面，这才怀着甜蜜睡觉。睡梦里幻想了几遍自己明天穿上新裤子的样子。等我一觉睡起，发现裤子不见了，大姐也不在家里。大姐在不在我无所谓，我只记挂我的裤子。我满世界翻寻，急得就要哭。母亲从沟里挑一担水回来，迎门就给了我一瓢凉水，说别寻了，金花穿上去你二姑姑家了。
我泪水横流，坐在门槛上用光脚蹭地面，我说凭什么？不是明明已经给我了吗，为啥她又穿去了？难道就因为她比我大，比我大就能随便欺负我吗？娘你为啥不把我养在她前头呢？凭啥我要比她小三岁呢？母亲不耐烦给我解释，背着背篼上山铲草去了。我望着空洞洞的屋子一个人哭了很久。九天之后大姐回来了，我不看她的脸，盯着腿看裤子。我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那条裤子哪里还有崭新的影子呢，早就变得又旧又难看。往事在心头重播，我又想起她刚才对我的轻视，忽然感觉这屁股是她的另一张脸，正满含嘲讽地望着我龇牙咧嘴。我怒向胆边生，剪子在手里跳跃了一下，就向着那嬉皮笑脸的肥屁股攮了过去。姐姐的屁股比我想象的要软得多，也脆弱得多，很轻易就攮出了一个窟窿，血很快渗了出来。姐姐趴在炕沿边哭，顾不得羞丑，褪下裤子叫母亲给烧棉花灰止血。我站在门背后大气也不敢出，在不知道伤势轻重的情况下还是装小可怜来得妥当一些。我就尽量地装出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来。母亲顾不上训斥我，手忙脚乱地忙着止血。我远远望着姐姐的屁股，我惊讶地发现姐姐褪下裤子后的屁股竟然很瘦，远不是隔着裤子看见的那个圆绷绷的气人的屁股。它们分作两瓣，像一个杂粮饼子被谁从中间掰开，变成了两半。它们一旦被掰开就再也不能严丝合缝地合到一起去了，这一半和那一半只能隔着一道沟相望。伤口倒显得很小，剪子尖戳进去一点，一个小小的窟窿。这足以让姐姐痛得乱了方寸，那神情早就没有做我姐姐时候的趾高气扬，她哭累了，乏沓沓趴着，把一个瘦屁股交给母亲处理。她忘了平日里的害羞。
疼痛可以让人顾不上害羞。我透过那两半肉灰色的屁股偷窥着中间的那一道凹缝。那是一个隐秘的所在。可能在我们都穿着开档裤的时候，彼此看见过。自从我能记事的时候，姐姐就俨然在我面前充当起了人生道德的宣讲师，其实这些都应该由生下我的那个我叫娘的女人来做的，但是姐姐越过了她，姐姐就是我的老师，她要为我完成人之初的那些基本的教育。她说不能当着别人的面随地脱裤子尿尿；擦屁股的时候不能用骨头，不管是人的还是牛羊的；走路的时候腿子不要歪撇，那样很难看，像女人一样；坐下的时候不能岔开腿子面对着别人，这样像个不正经的女人；扫地的时候不要将扫把高高扬起，免得灰尘飞溅；饭做熟了不能自己先吃，要端给父亲看着他吃了第一口，我们才可以吃。等等，等等。这样的教导真是不胜枚举啊。这些教诲在我心里老早就埋下了一颗对女人的基本认识的种子。那就是我们作为女孩子，终有一天会成长为女人。而女人是复杂的，女人身上有很多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比如她们垂在胸前的大奶头，那是养育孩子的源泉，但是我们女娃娃绝对不能露出来，更不要叫人看到，那是一种耻辱。还有女娃娃身体上隐秘的地方，都是宝贵而不能外露的。还有女人腋窝下发黑的柔毛，虽然她们会及时拔掉，但那种毛总是会冒出来，那是让人感觉耻辱而恶心的。姐姐说到做到，我们姐妹常在一个被窝里睡觉，但是我很少有机会看到她身上的神秘地方。现在疼痛让姐姐糊涂了，自顾不暇，所以当我猛然看到那两枚白嫩中泛着红褐的花瓣时，我吓呆了。这种惊吓远比我将剪子戳进姐姐屁股鲜血流淌而出的那一刻还要深重。姐姐的屁股很快就好了，又能到处奔跑爬上爬下了，她自然穿戴整齐，再也不会把屁股露出来叫我看到。但是很长一段日子，我的心里都会显出那两半瘦瘦的屁股和缝隙间的两枚花瓣。它们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扎了根，我望着姐姐的背影时会想到，看着姐姐的面孔的时候也会想到。姐姐不知道，她身上的秘密在我心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而我攮了姐姐一剪子的事情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很多年后还被父母或者我们自己提起，当然已经没人责怪我了，而是当作一种笑谈来回味。
到了夏天，漫长的一整天里母亲大半时候都在外面忙农活。一群弟妹留给姐姐照顾。姐姐把我们放在南墙根下的阴凉处，她挨个儿抱着我们的脑袋捉虱子。其实我们头发茂密柔软，虱子那么小，她哪里捉得住呢？折腾一阵我们都不耐烦了，没人愿意给她配合。她说要不给你们打针吧。打针这游戏刺激，我们都赞同。姐姐将母亲的汗衫子穿一件，端着洋铁盘子，盘子里放着竹棍做成的针管子，针管子头上插着一根缝衣针，再把手伸进被子上的破洞里撕一点棉花下来，蘸上水就是酒精药棉了。给谁先打针呢？我不打，看着那缝衣针就发休。姐姐学着柯海平的样子和语气动员我们，说不疼，一点都不疼，“鹅”这个针管子看着吓人，其实一点都不疼，不信你把沟子给“鹅”就知道了。我们都想起了庄里的保健员柯海平。柯海平过一些日子就背一个白色的药匣子挨家挨户串门子，专门给碎娃娃打防疫针。
有时候还会给糖丸吃。糖丸我们是很喜欢的，但是那一针就没有人愿意去挨了。因为不知道哪一次发糖丸哪一次打针，所以我们对柯海平的到来总是很忐忑，怀着希望，带着恐惧，希望他只是发糖丸，不要打针。但是大人总是说话不算数的，明明说不打针，等你走到跟前，保不住会被大人一下子抓在手里，那一针就逃不脱了。柯海平这个男人长得眉目端正，很是白净。虽然是个农民，干保健员也只是兼职。但是由于早年念过书，他的身上始终有一股书卷的气息在弥散，给人很文雅很洁净的感觉。这在我们庄里那些两腿上总是沾满泥土的男人中显得有点特别。女人们在给娃娃脱衣服袖子配合打针的时候都要找机会和这个保健员多搭汕几句。柯海平什么都好，就是说话有点咬舌子，个别字发音不准，比如把我总是念成“鹅”。保健员我这娃今儿打针呢还是吃糖丸？一个年轻媳妇子笑眯眯问。哦，“鹅”记起来了，你家这个娃娃要吃糖丸哩，来来来，过来，“鹅”给你发糖丸！于是我们围观的孩子们就看到，这个长得一点不像“鹅”但是自称“鹅”的男人，捻着兰花指，从那蓝得发白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同样白森森的圆糖，喂进那个孩子幸福而羞涩的嘴巴里。柯海平是我们庄里为数不多几个可以打针的人。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数来数去，我们庄能打针的有我父亲，他是干部，他上班的文化站门口过去斜对面就是乡医院，而他很早就学会了打针。
还有一个是下庄的梅子。梅子没念过书，是个地地道道的屎肚子百姓。她的男人很早就患有肝病，成了肝硬化，一肚子都是积水。为了给男人打针，她学着扎针，硬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针。这个女人打针有一股狠劲，一次我父亲不在家，我发烧了，母亲背着我去求梅子打针。她手上糊满青草汁液，和我母亲一样，这是在地里一直下苦造成的，整整一个夏天都别想彻底洗干净。她的指头胖鼓鼓的，粗短，结实，有点变形。她草草洗了一下手，就拿起药瓶子，一剪子头敲掉了瓶子头，然后开始往管子里吸药。我看见她的丈夫脸色黑黄，枯瘦如柴，躺在一个旧毡子上看着我们。我看见她捻起的酒精棉有点干，根本没吸足酒精，她就已经向着我的屁股走来。我慌了，只有用湿漉漉的酒精棉擦着屁股，针头下去才不会十分地疼。她为了省酒精吧，干巴巴就给我要打了，这怎么行？她哪里容我分说呢，不耐烦地给我妈努一下嘴，一个圆墩墩的胖手压住了我的身子。果然酒精棉没怎么好好蹭几下，扑哧一声针头已经落下来了。那个疼啊，我倒吸一口凉气，心尖都在抽搐。那一刻我多么怀念父亲打针的方式啊，用一个酒精棉球沿着针头方向不断轻轻地轻轻地擦着，让人觉得是一种抚慰，药水推得很慢，很轻柔。和这个女人比，父亲打针那简直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啊。药水很快就推完了，我趴在那里起不来，一个劲儿哭。母亲嫌我哭天抹泪地丢人，一把揪住我胳膊说了多谢就告辞出来了。
从那间黑乎乎的箍窑里出来，我脚步踉跄，眼前只记住了那个黑瘦男人的眼珠子是泛着黄色的。这一针真是打得够结实，回去后我的屁股疼了好几天，疼痛沿着大腿外侧，像一根绳子一样抽成一股。以后我家谁有病了，哪怕不打针，苦苦挨着，也不敢去找梅子打针了。那女人打针不是一般的疼，而且我妈也亲眼看了，说她哪里是在注射药水呢，速度快得像火箭。呵呵，火箭自然是夸张了，但确实快，我父听了摇着头说胡闹哩胡闹哩，哪有那么打针的呢？太快了会出麻达的，闹不好出人命。可是很多年过去，直到梅子的丈夫病逝，我们也没有见那个女人打针打出麻达来。现在大姐想学那个梅子打针，实验的对象首先确定了她替母亲监护的我们几个。姐姐在一个用过的庆大霉素的小瓶里装了水，用脏兮兮的棉花沾湿了，爬过来要给我们打针了。我看着粗粗的那枚针，忽然想起母亲用它纳鞋底子的情景，母亲将一股合成的白线穿在针屁股里，抬针在头发畔上长长蹭一下，然后对着厚厚的鞋底子攮了进去。那么厚的一层底子都攮透了，我们嫩嫩的屁股难道会比鞋底子结实？我哆嗦着脱下裤子，妹妹们跟着亮出小屁股。弟弟不知道打针是伴随着疼痛的，他首先撅着开档的屁股叫给他打。姐姐犹豫一下，觉得他太小了，连柯海平都说他太小而没有给他打过防疫针。还是从大的开始吧。第一个挨刀的自然是我，躲不过去的。我趴在里面，觉得脊背上一股凉风在刮。姐姐说你要是屁胆子就抿上眼。我自然不能叫她看出我是屁胆子。一口碎牙齿被我紧紧咬着，我说不怕，谁说我是屁胆子？姐姐说那你转过头来看，看我打针的手艺咋样？姐姐的声音怪怪的，潮乎乎的。我扭过头，她把一条毛巾绑在了嘴上，只把鼻孔留着出气。
我说人家柯海平的口罩子是白的，你这麻的算数吗？毛巾将姐姐的脸遮蔽住大半，露在外面的眼睛越发小了，小得只剩下两道窄缝儿，这细缝儿挤吧挤吧，潮乎乎的声音又透出了，叫我哪里去弄真的口罩子，就这样凑合凑合吧——沟子抬起来，对，裤子往下脱，对，就在沟蛋子上打——我半跪着蜷起来，屁股露给姐姐。天气燥热，白云在地上投下阴凉，像一大群发疯的驴子在野地里狂奔。屁股凉飕飕的。忽然一个念头冒出来，打针不在沟蛋子上，绝对不是。我说姐啊错了——肌肉一股刺痛，针已经扎进去了，姐姐说屁话多得很啊，闭上烂嘴！针还往深处扎。疼死人了。我不敢哭。弟妹们爬了一圈儿看我，我这时候能哭吗？好像不能。我要做表率啊，哪有做姐的随便哭鼻子的。可是实在疼得很啊。我说姐姐咋不用酒精呢，太干了。一阵冰凉果然传来，可是越疼了，干疼变成了湿疼。湿疼比千疼还难挨。姐姐姐姐，咋还不拔针呢？悄住——姐姐烂毛巾下的嘴巴里发出柯海平一样的斥责，满满一管子药水呢，推得猛了不好！这又是父亲的口气。疼得很啊——我顾不得体面，失声呻吟起来。青霉素嘛，自然疼，忍着！
我感觉右边的半个屁股都麻木了，疼痛延续，席卷了整片屁股，连右边那条腿也麻疼起来。这条腿不是我的了，谁愿意要就拿去吧，疼死我了。云彩不跑了，停下来愣愣看着我们，估计它们是被这场面吓傻了。大门咣当一声，母亲回来了，你几个在做啥呢？母亲的声音带着劳作后的疲倦。姐姐忽然跳荡起来，身子像猴子一样灵活地逃窜，穿过母亲的腋下逃出大门走了。我起不来，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捉弄和欺负了，就大哭起来。母亲丢下背上的背篼，背篼里装着小山一样的青草，那是从田地里薅出来的杂草，背回来正好喂牛。母亲的手被绿草的汁液浸染透了，手指一根根像棒槌。母亲忽然惊叫起来，你这是做啥呢？沟子咋啦，咋冒血呢？麻木的疼痛被唤醒了，委屈也喷涌而出，我嘴巴一咧大哭起来。那根针被母亲拔了出来，母亲说全部插进去，就留下一个针屁股。母亲气愤愤的，忽然就记起很多和打针有关的典故来。说亏得她回来早，这要是把一苗针都攮进肉里去，麻烦就大了，据说针钻到肉里是会跑的，像虫子在平地上奔跑一样地快速，那时候就需要把肉割开了才能取得出来吧？这进了屁股，谁知道最后会跑到哪里去呢，取得出来吗？母亲越想越后怕，一边做饭一边气愤愤数落大姐。大姐呢，把自己挂在奶奶家的杏树上摘青杏子吃去了。我的一条腿疼了很长时间，走路一咧一咧的。不过我也得到了一些意外的实惠，有一段日子不用跟着姐姐去沟里抬水，姐姐自己用一把水壶往家里提水。还有就是妈妈在做饭的锅里偷偷给我煮过几枚鸡蛋。我躲在被窝里吃了，姐姐她们压根就没发现。
每一个女儿的成长都像在读一本经，这就是女儿经吧。这本经一般是由母亲传授的。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因人而异了。但是作为一个家里的长女，肯定要比别的姊妹更早地接受这种阅读，这是不容置疑的。母亲对姐姐的教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自然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们都在积雪消融后的院子里耍，我们的鞋子不断踩踏着雪水，湿透了，裤腿也糊脏了。一双双小手冻成了红萝卜。母亲丢下做了半拉子的鞋，手里提着烧火棍出来了，我们猝不及防，她已经扑过来了，一把揪住姐姐的小辫子，烧火棍照着屁股噼里啪啦招呼。我们母亲的烧火棍那可是了不得，这种棍子往往有大人的拇指粗，一尺多长，是厨房里烧火的人信手拿着用以动火的。为什么要动火，我们烧的是干粪或者柴禾，反正这些东西在燃烧之后都会产生灰烬，灰烬堆积在风齿上，越积越多，将巴掌大的一片铁风齿堵得严严实实，下面风道里的风就不能很好地吹上来。
这时候就算你把风匣拉得山响，那也是白费劲，窍诀不在于你使多大的劲，而只要把烧火棍探进去，轻轻拨动一下，风道通了，火势猛然蹿起老高，哗啦啦扑晃着，大笑着。看出烧火棍的重要性了吗？可以说农村的土灶，都离不开烧火棍。我们用烧火棍有一个讲究，说只能盯住一头动火，谁要是两头都烧得黑乎乎的，容易脏手不说，等出门去山洼里干活或者走路，狼会从千里路上撵过来吃掉你。这就十分可怕了。我们从小都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一根烧火棍绝不用会它的两头去动火。母亲捏着烧火棍干净的那一端，烧黑变细的那一端正好用来打人，这细棍子打在人身上往骨头缝里疼呢，母亲有五个孩子，靠一张嘴苦口婆心去教导是不现实的，所以得辅佐使用烧火棍。我们庄里的女人都这样，不知道是一个仿效一个学来的，还是大家天生就有这天赋，反正她们教育孩子（尤其女儿）的时候顺手抄起烧火棍就上，该出手就出手，绝不犹豫。母亲不打脸不打脖子，就打你的腿，落在屁股的软肉上烧乎乎疼，砸在小腿上干巴巴疼，最毒辣的莫过于敲击在脚踝骨上。我们扇子湾人把踝骨俗称雀蛋，棍子敲上清脆作响，疼痛是钻心的。
所以母亲除非被我们气糊涂了，不然很少敲击我们的雀蛋。姐姐拧着屁股箭一般窜进屋去。母亲撵着走了，她不来管教我们。我觉得心里不踏实，悄悄去门口看，姐姐坐在灶火门口那个木墩上，正埋头帮母亲烧火呢。姐姐的背影窄窄的，一对肩膀远远没有撑开，好像后脊背上那两片骨头是交织在一起的，还不能为她撑开一个宽阔一点的后影。姐姐学着烧火，左手抓一把柴禾丢进灶火门，再抓一把干牛粪扔进去。柴禾掺杂着牛粪，火苗像一朵花儿在开合，花瓣艳丽而妖冶，红中带蓝，绿色混杂在浅紫中，五颜六色交织了，拧成一股绳子，一会儿紧紧拧着，一会儿哗啦散开了，难以控制地扑出来，姐姐赶忙身子后斜，狼狈地躲避着火头。母亲把擀面杖裹在一片很大的面中，咯噔咯噔地推着擀杖，动作起伏降落，推远拉近，做着重复运动。唯一能看出的变化是那片面在成长，越来越大，越来越薄。从此母亲做饭的时候就需要姐姐跟着帮忙。
母亲说金花揽柴去。姐姐背着背蔸或者胳膊上挎着笼子，蹦蹦跳跳出去了。调皮的本性还是难改，一路走得漫不经心，所以背篼斜了，牛粪洒出一路。要么怀里的麦柴一根一根铺在脚底下，从麦场边一直铺到了厨房门口；饭下进开水锅里，就需要火势加大，来一阵猛攻，这样才能煮出一锅劲道有味的面条，姐姐可能太紧张，还是太笨，偏偏在这紧要的关头就乱了方寸，风匣拉得吧嗒吧嗒，额前冷汗直冒，锅里的面条就像睡着了一样，死沉沉不见动静，母亲一把提开她，灶火眼里只有死灰在飞扬，竟然没有火苗了，母亲气得鼻子歪到了耳朵背后；饭熟了，用勺子从锅里舀到碗里，这又是一堂女孩家的人生课，一把勺子平平稳稳端起来，舀起来的饭不能稠不能稀，连汤带水，汤饭均匀，看着给人一种垂涎的欲望。姐姐捏着勺子像掂着镢头把，紧张得直抖，汤洒了，饭稠了，或者清汤寡水的；端饭的时候，双手圆碗，恭恭敬敬地端到掌柜的跟前，两个手怎么放，又是有分寸的，要不高不低，切记指甲上翘，更不要指头沿着碗边紧扣，不然那指头就不小心泡进了碗里，那是多恶心的事！母亲的教育内容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啊。
姐姐为此挨了不少烧火棍。就在这不厌其烦的近乎苛刻的日复一日的指教中，姐姐终于一点一点克服了缺点，向着母亲期望的方向成长。母亲说一棵树栽在那里，就要经常修理，用剪子把多余的斜着横着乱长的枝条给剪了，树才能长成好树。人也一样，女子娃尤其需要调教。母亲的剪刀首先在姐姐身上下手。姐姐像沙漠边沿最前端的植物，她替我遮挡了母亲教养我们的热情和责罚。我隐蔽在她之下，小日子过得自在惬意。我可以把自己挂在杏树上很久，不用惦记烧火的事情。可以在外面一耍就是一整天，弟弟妹妹不用我看，鸡狗不用我喂。大门口来个人有事儿，开口喊的不是我，而是金花。金花大姐比我先来世上三年，仅仅是这三年时光，很多担子自然而然由她承担了。女儿家的这本经，她在习读的同时，因为有她在前面遮风挡雨，也就替我拖延了被母亲指教的时间。
我七岁了，姐姐自然是十岁。上学的时候到了。父亲买回来四个书包。我和姐姐，还有碎爷家那小哥俩，父亲也给买了。上学前夕，念四年级的碎巴巴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我们趴在地面上用木棍儿划拉。我很快就写会了，歪歪扭扭的，笔画之间的间架松散而绵软，像才开始学步的娃娃，但大致上还是正确的。碎巴巴夸我心灵。轮到姐姐了，她居然是左手捉笔。碎巴巴教了好一阵，连一个姓氏都写不对，急得碎巴巴额头上冒了汗。父亲看了哈哈笑，说原来是个左呱啦啊，这可咋办哩？母亲心里等着这个茬儿，乘机说左撇子连笔都捉不对，念书估计也念不进去，还是拉倒算了，总得给我留一个看娃娃打零杂的吧，都使到学校去，娃娃谁看？我一个人撵不转啊。父亲觉得事情不能这么草率，因为关系到一辈子的命运呢，就问金花你个人咋看？你做决定。
金花哪里面临过这么重大的抉择呢？那时候甚至压根就不懂得不明白自己正站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她只是觉得念书生活可能有点新奇，想去试一试，所以犹豫着。母亲说你都十岁了，这么大了，已经迟了，又笨得很，能念进去啥呢？趁早跟着我把针线茶饭学好才是最重要的。姐姐看看自己的左手，再看看自己的个头，想到村庄里确实没有一个像她这么大了还去念书的女子娃，大家都在忙着学习做饭绣花呢。姐姐敢和别人不一样吗？她终于摇了头，说不念书，我给我娘看娃娃。当时父母的表情我都记不得了，也许我压根就没有留心去看。只记得父亲又问了我一句，你愿意念书哩还是回来看娃娃？念书，我念书！我当时很响亮地回答了他们。这一刻我们各自不同的回答，成为日后父母后悔未送姐姐进学校时候安慰自己内心的一个借口。可是这借口终究是太无力了，轻飘飘的，少年时候的孩子能懂得什么呢，更不会知道人生的残酷和漫长。我背着书包上学去了。父亲带着我和碎爷的儿子、堂叔的儿子一起去，村小学在邻村，需要翻过一座山，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路途是十分遥远的。父亲为我们几个人交了学费领了书，每个人七块半，都是父亲掏的。然后父亲就去乡政府上班了。下午放学时候自然会有姐姐来接我们。还没到放学时间，姐姐来了，远远站着看我们站队。那可能是姐姐少年时候唯一一次正式走进校门。
记得当时那个雇佣的年轻男老师问她为什么自己不念书呢，她用脚踢着地上的一根辣辣草叶子，但是声音很响亮，像个已经长大的女子，说家里忙得很啊，娃娃没人看，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老师说了什么呢，我没留意，是不是顺口劝了一句叫她也来念书的话呢？大半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风气，普遍认为念书是没用的。这老师据说也念了个初中，但是现在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块钱，他一直教到我小学毕业到县城念初中去了，他终于感觉到转正无望，四十块钱少得可怜，才卷铺盖回了家。念书有什么用呢？投资高，周期长，念到最后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对于我们这里靠天吃饭的屎肚子老百姓来说，我们看不到念书的希望。所以我们对于念书的态度是很淡漠的。能识几个字就算不错了，谁又敢真的奢望娃娃能念出点名堂来呢？我们一般中午不回家，早晨出发时书包里背着一天的干粮。我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学会了做馍馍，好像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背的馍馍都是姐姐做的。我不知道母亲在忙什么，或者她是有意要锻炼姐姐的手艺，反正我每次背的馍馍都是姐姐的作品。姐姐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啊，烙的饼子单薄干硬，稍微放一放就干得瓦子块一样，能崩掉人的大牙。蒸的馒头吧，更不敢拿出来叫人看，不是碱放多了，从里到外一通黄，要不就是欠碱了。而欠碱的馍馍，就像一张寡妇脸，没有一点笑意，寡寡地紧绷着，好像没有蒸熟就被中途揭锅漏了气。
世上的事儿都讲究个度，这个度适中了一切好说。这馒头里碱不合适，过了或者欠缺，馒头都不好吃。尤其从四年级开始，我开始在完小住校，一周只能回一趟家。所以每个周日的下午动身去学校的时候都要背够一周的干粮。姐姐做的馍馍塞满一个尼龙袋子做成的小提包，余下的装在一个黄色军用包里。我挎着两个包步行在通往学校的路上，一低头就闻到包里散发的馍馍的味道。从周一到周六半天，我一直吃着姐姐做的干粮。有时候干粮很硬，比瓦块还难啃，我气得哭，心里骂姐姐是世界上最大的笨蛋。唯一的一次，是村小的雇用老师要来完小参加一个考试，他给我带来了一包馍馍。我打开一看顿时惊喜了，烙饼子，我们叫作油旋饼的，掰开了，酥软得出乎意料，里面一层一层的白面之间裹着一层清油和香豆叶子，炫白的面，清亮的油，葱绿的香豆叶子，真是白绿相间，互为映衬。看着悦目，闻着扑鼻，咬一口，香得人想哭。上课铃响了，我迟疑着没去，留在宿舍里吃馍馍。我捧出一个馍馍仔细端详，它的形状和姐姐一贯的风格相近，饼子形状不够圆，擀得不够匀称，外表的火色也不恰当，有些地方焦了。但是这不影响它的好吃。是姐姐烙的吗？应该不是吧，那就是母亲了。一共八个饼子，我规定自己每天吃两个。每天我都在暗自感慨，母亲这几年都在忙什么呢，很少为我做一顿这样的好馍馍，让我多受了多少罪啊。终于盼到周末回家，我一进门就问姐姐那饼子谁做的？姐姐正在下面条，从一锅热浪翻滚的面汤前抬起头，细碎的眼睛眨巴眨巴，很快嘴巴一咧，眉角聚集起一抹嘲弄的笑意，还能是谁给你做呢？除了我这个瓜姐姐！你娃娃要晓得好歹哩，这些年我给你烙的馍馍能装一背篼了吧？她说完就抡着铁勺子翻搅饭菜去了。我发现她长高了，脊背变得宽阔了，汗衫的肩膀上有汗水湿透又变干之后的痕迹，一大坨，尿痕一样难看。正是秋忙的时候，她每天跟着母亲下地割高粱、挖洋芋、清理玉米秆子，一张脸晒得又黑又红，一双手和母亲的老手一样粗糙。令我惊奇的是她忙碌的背影，包括弯腰往灶火眼添柴时屁股撅起来的样子，舀饭之前用大手习惯性地揩一下碗沿的动作，竟然和母亲如出一辙。
我恍然记起很小的时候，三四岁吧，我在地上摇摇晃晃走路，看见母亲正是这样忙碌的。这些年姐姐替代了母亲，除非给清真寺里的阿訇做饭，或者来了贵客，或者宰牲灵念苏热，重大的关头母亲才亲自出马。日常性的一日三餐母亲已经很少沾手了。母亲像扇子湾那些生养了女儿，早早将女儿调教出一手茶饭的女人们一样，她们宁可多干点地里的苦活，也要把女儿留在家里完成一日的餐饭。她们只要凑在一起就叽叽喳喳地拉家常，说什么呢，扇子湾人的日子实在是清汤寡水，没什么经得起一再咀嚼回味的。唯一能引起女人们共同兴致的只有夸耀和攀比自己的女儿这件事了。我的母亲也不能免俗，姐姐已经被她调教出了成果，能独立地做熟一锅洋芋面了，能蒸馒头，烙饼子，能炒洋芋菜，能掌着勺子厨师一样给大家舀饭布菜，伺候大家吃喝，完了将桌子锅灶全部清洗干净，再把地上打扫得清清白白。什么是能干，什么是一个有本事的女子，攒劲的女子，这就是。扇子湾的女人们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锤炼中让女儿磨炼出了独当一面的本事。我蹲在地上扫地，姐姐说扫地就要蹲着扫，将笤帚头压得很低很低，最好是贴着地面扫，以免将地面上的烫土扬起来落到高处，呛着他人。姐姐的要求真是太多了，时时处处都有，见缝插针地体现着。饭熟了，做饭的人想尝尝味道怎么样，盐怎么样，调料合适吗，怎么尝？直接用勺子舀出来伸嘴就喝吗？那可是天大的笑话，叫人撞见了可是会笑掉大牙，弄不好的话甚至连前门牙也可能笑落的。怎么尝？少少舀一点放在碗里，然后远离饭锅，背转身，轻轻放在嘴边，抿小半口，用舌尖尝尝，酸，咸，苦，还是辣？自然就知道了。
用得上当着人的面大口大口吃喝吗，连口水都会溅进锅里去。什么是教养，这就是教养，从最细致最微小的举动上来体现。母亲将自己累积了近四十年的做女人的经验全部传授给姐姐。姐姐拧着抹布提醒我说轻点，压低些。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了起来，撅着屁股很粗糙地扫着。不行，扫过的地面上有划痕，一道一道，根本不合格。我回头重新扫一遍。蹲着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很不舒服，整个体重压在一对脚上。我记起来了，这要求好像来自外奶奶，早年外奶奶在我家做客的时候就这样要求过我们。她老人家拐着一双三寸金莲，日夜给我们立规矩，一边教导我们，一边摇着头叹息说世风日下，社会不一样了，人的肚子是吃饱了，但是世风不古了，女子娃都不成样子了，一个个哪里还听得进去老人的劝诫呢？外奶奶的唠叨我们都不害怕，所以也就不屑于去听取。外奶奶气愤地断言我们这几个女子不是好货，将来到了婆家肯定都是受气的命。外奶奶弓着腰用小脚盘旋在地上挥动笤帚的样子没有打动我们，倒是吓着我们了。娘呀，难道过去的女人都是这样活着这样伺候家人的，这规矩也太吓人了，还叫人活不活呀？活着有个啥意思呢？外奶奶那一套确实是过时了，时代已经是母亲这一代人在把持了，母亲这些女人早就与时俱进了，所以母亲对姐姐的教导远远不及外奶奶的年代。但是在后来的我看来，依旧是有些严苛了。我在学校里念书，念书生活让我变得好吃，懒动，没事儿就抱一本书躲在阴凉处看，这哪是农村孩子该有的品质呢，简直就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懒杆手。我严格按照姐姐的要求扫地，一个地差点扫了一个世纪。我在肚子里对姐姐进行着腹谤，我想你也就比我大了三岁，凭什么动不动训斥我，揪住我的小辫子大做文章，好像你就是我娘，我是你生的，所以需要你来处处教导我？！还俨然就是一个小母亲！我想这纯粹就是狗捉老鼠，把猫丢一边去了嘛，真是多管闲事！姐姐扭着屁股回头看着我，鼻子里嗤嗤的，不知道在笑还是在生气。
我乖乖蹲下去，几乎是膝行着一笤帚一笤帚地往前推着尘埃前进。姐姐说你娃娃不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我都是为你好呢，你看看你都多大了，啥都不会做，我给你说，马存仁家的澈澈已经会蒸花卷了，绾出的花卷像莲花，暄腾腾的，你说你娃娃除了吃，会做个啥呢？！我傻了一会儿，呆呆看着姐姐。姐姐不理我，转身提着抹布忙，把一个屁股丢给我。我就盯着屁股看，想和这个屁股对话。但是屁股不会对话，裤子上两个补丁，把两个屁股蛋子勾勒出来了，两半儿，姐姐走动，两半儿像一对被强行拆分开的双胞胎，一个劲儿想要凑到一起拥抱一下，可就是无法实现愿望。我惊讶地发现姐姐的屁股有那么一点像女人们的屁股了。你看看，腰部下来是圆圆的两半，最下面是下垂的。然后是大腿。大腿走动，这两个半圆就不停地抖动，软肉在一颤一颤。我不由得伸手摸摸自己的屁股。我有点绝望，姐姐真的像女人了。幸好我不是，我体弱多病，身体一直精瘦，此刻还远远没有发育。胸脯上平平的，只有自己知道那里才开始像春苗发芽一样悄悄在萌动。我忽然觉得姐姐很让我厌恶，我用厌弃女人一样的心思打量着她。同时我觉得一股感伤透过厌恶弥漫出来，浓烈得让我窒息。我草草甩完最后几笤帚，借着去找铁簸箕，跑出门在后院的树荫下坐着伤心。做一个女儿家多好，单纯得透明，简单得可爱，头发像营养不良一样地发黄，腿像麻秆一样细瘦，腰肢只有盈盈一握，胸脯上永远不要有那吸引男人目光的凸鼓。
姐姐，姐姐，你为什么要改变从前那一切呢？你的屁股向后突出，圆鼓鼓的；你的胸脯和女人有什么区别？你说话的样子，偏着头沉思的神态，一切都预示着你已经不是十四五岁还在睡梦里游走的清水般的女孩儿，你已经是大姑娘了，你的身体里蕴含着丰富的危险的味道，这是成人的味道，女人的味道。这味道让我惶惑，惊恐，感觉那么突然和生硬。终有一天你会离开女儿家的队列，被划进到女人的队伍里去是不是？那时候我该怎么接受这一巨变呢？在我的认识中，女儿家是可爱的，清水一样，小草一样，风清云白，草木幽香。一旦做了女人就变了，身体变得肥硕，丰韵，更重要的是，她们肯定和男人之间有了某种我目前所不能猜测的秘密，因为当了女人的女人，总是会变得很没有羞耻，动不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男人，叽叽呱呱地放肆地笑，丰硕的大腿让人看着担心会撑破了裤子，有的女人肚子甚至会高高地凸起来，那样子就更丑陋了，走路像蛤蟆一样咧着腿，屁股像磨盘一样让人感觉无比沉重。总之这一切的新变化是多么让人看着触目惊心啊。我看着这些邋里邋遢的娘们，就不止一次地暗自发誓，将来，我一定不做女人，不让自己变成这副丑态。我要永远保持目前这样的单瘦和单纯，永远像一棵草一样清爽。绝不沾染人间生活的肉乎乎的气味。哪怕我一直吃着姐姐做的馍馍，但是我在心里开始疏远她。我觉得我要和她保持距离，她庸俗的更女性化的气味会传染给我的。所以那天我坚持不相信这次的饼子是姐姐烙的，不相信她的手艺能达到这水平。她这几年一直在努力，但是进步很慢，母亲说都是左撤子手造成的，至今连个剪子都捉不利索。
我五年级第一学期的初冬，姐姐嫁人了。姐夫是我们的姑舅哥，崔家沟大姨娘的第二个儿子。大姨娘早逝，留下四个娃娃自然是苦命的孩子，很早的时候都已经懂事了。尤其这个老二，刚刚能帮助他大拉牛耕地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在吴忠一带的清真寺里求学念经。记得这一年晚春的时候，我们家里忽然来了一个亲戚，个子高大端正，比我们的父亲还高出一个头。身体很不错，四肢匀称，五官端正大气，用面若银盆来形容可能正合适。母亲显得很高兴，亲热得直抹眼泪，当下抓住院子里一只散步的公鸡就叫这个亲戚宰。亲戚蹲在地上洗了小净，提着刀子要动手了，忽然醒悟过来，说姨娘你给我说实话，是家里有别的用处呢，还是因为我来了要给我宰鸡？母亲笑着说不是你，不是你，恰好我们这几天馋得很，要宰了吃肉呢，寺里阿訇不在，正愁找不着能宰牲的人呢，你就来了，你快给姨娘帮个忙吧。亲戚小伙子这才一脸端庄地念着清真言宰了这只骨架很大但其实身上很瘦的嫩公鸡娃子。母亲跪在后窑门口那个炕洞前麻利地拔毛，亲戚小伙子蹲在不远处和母亲拉呱闲话。他的口音怪怪的，除了他们崔家沟的盐官人口音，还有一抹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怪的言辞。我们的母亲也不再说我们扇子湾的常用语了，而是捏着舌尖说他们崔家沟的方言。我们都听着怪怪的，但是不敢笑，笑了会惹恼母亲的。
她可以容忍我们干错别的事，但是你敢当着她娘家人的面嘲笑她的盐官话，她肯定对你不客气。回到屋子里母亲正式告诉我们，来人正是大姨娘家的老二，多年来一直在外地求学，名字叫作穆萨。母亲像疼爱我们一样，照旧捏着舌尖把这个比她个头高很多的外甥喊成了“穆萨儿”，硬生生在后面加了儿化尾音。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翘舌的动作，喊出来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显示出母亲内心对这个穆萨儿特别特别的心疼和宠爱。我们姊妹几个听着感觉有点不顺耳，尤其大妹子，望着母亲把一盘子刚出锅的冒着腾腾热气的肉全端到上房去了，她冲我挤眉弄眼，说穆萨儿，穆萨儿，恨不能把心拔出来给煮了吃！哼，连骨头渣子也不给我们留一点。幸好这个穆萨儿特别懂礼数，他吃得很少，基本上就吃了个鸡大腿。剩下的肉母亲端回来，自然给我们大家分散了。第二天我们的姑舅哥要走，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早饭母亲留在家里做，父亲带着我们姐妹去山口边散粪。一大堆粪土是初冬时候我们用架子车拉到这里积存起来的。现在就要种洋芋了，需要把这堆粪土全部散开到满地去。过了这道山口后面就是另一个叫温塘的村庄，这片地也是温塘人的，是表姐夫家送给我家耕种的。这片地实在太陡了，没办法用架子车来帮忙，只能我们用肩挑手提来解决。除了最小的四儿干不动活儿，我们姐妹三人每人背一个竹篾背篼，父亲用铁锨将粪土铲进背篼里，我们背起来往远处走，每隔十几步倒一小堆。
这天风很大，天空高远，云彩不白，脏破的烂棉絮一样在头顶上翻着滚儿，太阳像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不愿意大大方方将一张脸露出来给我们，而是一会儿掀起这片云的衣领探一眼，一会儿又在那一片云的裙底露出红红的眼睛。风凉飕飕硬扎扎的，这样的风看似绵软，其实骨子里狠毒着呢，吹着吹着，就把人早晨洗过的嫩脸吹得干巴巴紧绷绷的，手背上全是细碎的裂口，得抹棒棒油才有效果。我们常年劳动，脸粗糙，手更粗糙，脸颊红突突的。女子娃终究是知道珍惜自己的容颜的，尽管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毒烈的阳光和无处不在的风在无孔不人地侵蚀着损伤着我们年轻娇嫩的肌肤，让我们从女儿家时候就像一枚隔年的洋芋，渐渐地脱干了水分。但是我们还是包了头巾，每个人一块，我们扇子湾人把这种头巾称作包巾，后来我自己买过一块，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岁了，一块包巾是五块钱。想必我们背粪那时候更便宜。我们借助着这一方粗糙的花格子尼龙纺织品将自己从额头到下巴包在里面，头顶的太阳倒是遮住了，但是迎面吹来的风还是会扑打在脸上。没办法，谁叫我们是农民的孩子，生长在这深山沟里，我们的命生来就是下苦的，就是背着太阳顶着风，一身汗水一身泥土，从土地里刨食儿才能活得下去。我们没有抱怨命运，而是认真地应对着。我们展开了背粪赛跑。我们姐妹三个一字儿排开，等父亲挨次装满了背篼，姐姐发一声喊，我们一齐向前奔跑，沿着陡坡冲向前，粪土沿着竹篾的缝隙飞溅，不要紧，肉烂了都是在锅里，粪土掉出还是落在了我们要耕种的土地里。姐姐的背篼最大，我的中等，三妹的最小。我们像三匹快乐的麋鹿，在争先恐后地抢着冲向终点。风太大，我们估计父亲听不到我们的嬉闹，因为他铲完了粪就拄着铁锨把望着远处发呆。他肯定在思索劳动这件事本身，他从能记事起就开始劳动，四十几年中从未停止过，近年来他对这没完没了的劳动本身产生了思索，有时候实在乏得不行就会望着我们感慨，内容无非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屎肚子老百姓的苦楚，一辈子春天种秋天收，重复重复又重复，多么艰辛啊。
太爷爷那一辈这样熬下来了，爷爷辈熬下来了，现在到了父亲自己这一辈，大家还在熬着，而我们这小一辈儿，还要这么往下活吗？父亲感叹的同时用痛惜的目光看着我们，多年以后，当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完全明白父亲那时候的心态。和母亲的苛刻相比，父亲属于宽和的人，对于我们的调皮顽劣很少出口说教，总是含着单薄的笑看着，不鼓励不怂恿也不压制，有一股顺其自然发展的意味。母亲不在现场。所以我们就像脱疆的野马，嘻嘻哈哈耍打溜手地追逐着奔跑着，脚底下的尘土扬起来扑进眼睛和鼻子，背篼里的粪土被逆风卷起来，灌进嘴巴里脖子里。我们像三个土贼一样你追我赶，将艰辛的劳作硬是变成了一场嬉闹。忽然父亲指着山口叫我们看，看什么，大路上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过来了，从我们的村庄里出来，要到外面去。这不是我们的姑舅哥，那个穆萨儿吗？穆萨也看到了我们，停下来，扯着嗓子和父亲说话。对话内容无非是你怎么不再多留几天呢，这么着急干什么？答曰忙，去温塘姐姐家转一圈儿，就马上回去，念经的地方还有事情等着呢。距离实在太远了，他们都使了很大的劲儿才让声音顺利传达到彼此的耳朵里。也有一些声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来了，我们无所谓，不感兴趣，继续追逐着嬉闹着。姑舅哥走了。我们继续劳动。往后的日子里还是该干啥干啥。过了一周，另一个村庄的大姨夫来了，拄着一根长木棍，在我们的炕上坐了一顿饭工夫，姐姐做的饭，炝浆水，擀长面。姨夫走后，母亲脚步轻飘飘的，等我们大家进了家门，她抬手关了门，我们聚到上房里，从母亲的表情上我们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儿。
果然她合不拢嘴地说好事儿，好事儿啊，穆萨儿，那个穆萨儿记着吗？自然记着的，不是一周前才走吗？因为他来了母亲才舍得宰了那只公鸡吃肉，我们都是沾了姑舅哥的光呢。母亲的表情简直有些轻狂了，摇着头说好娃娃啊好娃娃，真是个好娃娃，现在这社会，到哪儿寻这么好的娃去？！我们都被逗笑了，他是母亲的外甥，在姨娘的眼睛里外甥大概都是好娃吧。母亲看一眼姐姐，乐哈哈说你们大姨夫来当媒了，要给穆萨儿说金花呢，那真是个好娃娃，我一眼就看上了，人长得体面，心里聪明，还有本事，能一个人跑出去念经，明儿寺里给穿了衣就是个大阿訇。母亲的目光定格在姐姐脸上，说我的娃，没看出来你的命这么好，是个天天吃鸡大腿的命啊。我忽然觉得很好笑，差点就扑哧一声笑出来了，但是大人的神情都很严肃，姐姐也慒在那里。我赶忙把那点不怎么厚道的失笑压进肚子深处。事情明朗了，那个姑舅哥看上我家的大女儿了，所以托付大姨夫来正式做媒。我们这才有一种如梦初醒的味道，回味着那个人留给我们的印象。印象实在不够深刻。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他此来是有目的的，原来他在看望姨娘的同时，也顺便留意了姨娘的女儿。
这么说来，他早就悄悄将姐姐观察了，个头，长相，脾气，干活的利索劲)L，这都是考验一个女儿家是不是好媳妇的标准。看来姐姐通过了。我们不由得回忆起在山口背粪的场景，姐姐害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再不出来，她说自己当时瓜兮兮的，像个瓜女子一样跑着，骂着，和我们厮闹着，那哪是一个大姑娘该有的表现呢？是啊，当时我们真是闹得不像样子。再说姐姐这几天一直穿得很普通，没有刻意梳妆打扮，就是一副黄毛‘（头的青涩样子。姑舅哥他看上了姐姐哪一点呢？和方圆那些大女子相比，我们的金花实在很平凡，远远没有具备吸引小伙子眼球的魅力啊。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几天后母亲去马莲赶集，见到了约好的大姨夫，告诉他我们愿意答应这门亲事。父亲也是很赞同的。父母都说穆萨是个好小伙子，以后一定很有本事，女子跟过去估计不会吃亏。那时候我已经了开始大部头的阅读，四大名著自不必说，三言二拍，父亲带回来的书，只要逮在手里就不放过，连夜点着煤油灯看，第二天鼻孔里钻满了烟熏出的黑痂。我自然没有兴趣去注意姐姐的反应，这件事，父母征求过她的意见吗？她是什么态度呢？一口就答应了，还是犹豫了很久？在她心里究竟怎么看待这个穆萨姑舅哥的？这一答应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她心里出现过惶惑吗？她才十六岁。十六岁，有足够的能力判断自己一辈子的依靠吗？我不知道。我做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过着挨饿受冻但是很幸福的学生生活。很快就举行了定亲活动。自然是男方买好了衣物礼品，八个男人凑起一个队伍，到我们女方家来走一趟。奇异的是，这一对定亲的人中缺少了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新女婿穆萨。
穆萨早就去吴忠念经了，路远赶不回来，也是为了节省路费，双方一协商，就定下了这个权宜之计，新女婿不来，由媒人带着老公公等人前来定亲。这在我们的扇子湾好像是第一次，有着破天荒的意义，所以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骚动，据说这一天，当定亲的队伍，一行八个男人，穿戴整齐，步伐一致从南山脚跟下走来，踏进我们扇子湾的地盘，一步一步走向我们的家的时候，不少女人借着在门口扫地、晒柴、搅粪的机会，倚在自家门前，站在麦场边，或者躲在草摞下面，向着定亲的队伍行注目礼，从迎面一直看到人家走远，只留背影。马寸山的女人，那个一辈子脸色黑黄，好吃懒做的女人，打着借盐的幌子跑到我家门口看了一回。一会儿估摸着亲戚快走了，她胳膊下夹着一个小碟子脚步姗姗又出现了，要借一点小苏打。一行八个人，最年轻的是穆萨的大哥，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扇子湾女人的目光最后定格在这个大哥身上。大家很快就以疾风一般的速度将一个消息传播开了，金花的女婿不仅年纪大了，还是个残废，一个眼睛里有个很大的萝卜花！亲戚走了。马存山的女人憋不住跑来问我妈，说你家金花不缺胳膊不少腿，咋就寻了个瞎子？！这话太伤人了，我妈当时脸就黑了，说我的大外甥只长了个萝卜花，咋能是瞎子呢？就算是瞎子，那也比直不起腰的背锅子强！这话狠毒，却是有的放矢。马存山女人差点被呛死，讪讪地走了。母亲抱着胳膊笑，笑得坐在地上了。父亲说你的舌头咋这么毒呢？伤人心哩。母亲哼一声，说这种女人，就得拿狠话碰！她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是在看我们的笑话哩，看把她美的！我们也都觉得这个女人就是要被这样顶撞一回的。冬天她把一双娇小的手袖在棉衣袖筒里，带着一脸菊花笑纹说要给我们的金花当个大媒。我妈一贯觉得这个女人不错，她的懒和馋和我们关系不大，所以对她很客气，也就用调笑的口气说成啊，给我这女子寻个主儿，也不小了，快十六了。
她用审视的目光将金花从眼睛看到鼻子，又看到嘴唇和下巴，最后把脚面也掠了一眼，说会给自个做鞋吗？我家赛儿早就会做了，今年一年穿的鞋都是她自个做的，根本用不上我管！还说今年要学着给她大她哥做呢。她口气里有着故意夸大的得意。我们扇子湾的女人在夸耀自己女）L能干的时候都是这副德行。但是我们的母亲还是受到了刺激。等人走后就开始教训姐姐，因为姐姐还没有本事为她自己做一双完整的鞋穿在脚上。更不要说给父亲做一双出来。大男人的鞋很难做，针线技术没掌握到一定程度是不敢妄言去做的。我们的母亲被那个女人的一番话煽惑了，被一种焦虑感包围了，她掐着指头算了算，说赛）L比金花只大了四个月，四个月啊，如今的差距会这么大？人家都能做大男人的鞋了，金花的手里还没有捉过针线呢。说没捉过针线其实有点夸张了，姐姐很早就开始学习绣花和织毛衣了。将父亲的旧毛衣拆了，把毛线整理后洗了，再用旧毛线给我们织毛衣，我身上穿着这件褐色的毛背心就是她织的，我从四年级一直穿到上初中，初二那年洗净后搭在铁丝绳上，不知被大风刮跑了还是被人顺手拿走了，反正是下落不明了。
姐姐织毛衣和别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从右边往左边走针，她需要从左边向右边一针一针前进，整个过程是反着的。挑平针还好，要是想挽花子，那就不是简单的困难问题，而是将一套本来就繁复的程序又弄得繁复好几倍。所以少女时候的姐姐连一种花样都没有学会，只能挑平针。论起绣花，困难不是那么明显，姐姐左手捏针，右手拿着花绷子，像别人一样飞针走线，给父亲绣了很多鞋垫。说起来，在这一方面父亲享受到女儿孝心最多的，就是大姐了，因为后面我们姊妹几个压根都没有捉过针线，更不要说做鞋垫了。姐姐会做鞋垫，会织毛衣，但是在扇子湾女人的内心里，最认同的本事不是这些，而是做鞋。尤其是大男人的那种厚重结实的千层底鞋。金花大姐还不会做，这让母亲很没有面子，感觉自己在马存山女人面前矮了几寸。马存山女人当时却笑眯眯的，继续拉呱当媒的事情。说她娘家有个碎兄弟，长得一表人才，在寺里念经，心灵得不得了，肯定是当大阿訇的料子，她要把我们的金花说去当媳妇。母亲瞅着这女人枯瘦矮小的个子，记起来她娘家人都是这样的身材，就断定她那兄弟也不会一表人才到哪里去。母亲淡淡地说娃娃还碎，再长几年吧。事情就这么搁置下了。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在马存山家门口转悠，姐姐担着桶子去沟里担水，刚下沟坡，那小伙子也挑一对铁桶慢悠悠下来了。在水泉边那小伙子忽然瞅着桶子说忘了拿水瓢，姐姐看着是个外村人，就把自己的借给他使唤，两个人边舀水边拉了几句家常。不久马存山女人又来了，要我们把金花许给她家兄弟。母亲还是不同意。马存山女人不高兴了，出了我家门就给人散布一个消息，说我母亲不识好歹看不清形势，女儿都和人家对上眼了，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她还蒙在鼓里呢，这样下去肯定会闹出私奔的丑剧来，那时候就是后悔得想上吊还找不到绳子呢。那时候我们扇子湾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女人们闲暇之时的乐趣之一就是传播闲言碎语。千万别小看这些细碎的闲话，它们可是能够以长了脚的速度奔跑呢。从一个嘴巴里出来，一会儿工夫就又从另外很多张嘴巴里再次被叙述出来，而且已经被二次加工了，添油加醋，佐料丰富。味道呢，自然是越来越邪乎，越来越变味。
马存山女人的话长了翅膀一般飞进我母亲耳朵里来了。她气得不轻，一张脸涨得面盆大。传播闲话的女人还想看到更精彩的场景，就怂恿她去找马存山女人对质，将唾沫直接吐在她脸上。母亲犹豫着，出了言语骂马存山女人。但是这赶上门去对质嘛，她迟迟没有行动。她不是那种特别泼辣的女人，而马存山女人是出了名的难缠鬼，所以那个时候母亲其实是不敢上门去的，一旦撕开了脸皮对仗，她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只是这件事确实不能等闲视之，这牵扯到金花的名声啊，你想想，一个女儿家，还待字闺中，就被人当头泼这样一盆稀屎，这可不是容易能清洗干净的。为此，我父母关起门研究了很久，他们都很窝火，尤其父亲，他首先指责母亲招惹了马存山的女人，明知道那是一泡臭狗屎，旁人都小心绕着走，你偏偏穿着新鞋往上踏，你说你就不能长个心眼儿啊。母亲很委屈，解释说不是自己要招惹那女人，而是人家撵着来的，谁晓得她原来是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呢。母亲和扇子湾的很多女人一样，具备着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毛病，摊上这样的事情，她除了置气，就是做个事后诸葛亮，一边后悔一边将时间倒回去，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悔恨。可是这些有用吗？没有，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事情发生了，再回头去看，其实人家是有预谋的，就算我们要防，估计也是防不胜防。幸好事实大于雄辩，扇子湾人的眼睛还算明亮，金花这女子为人咋样，大家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上父母采取了淡漠处理的办法，谣言没有大面积传播开来，在小范围里流淌了一阵，最后自己觉得没什么继续存活的意义，就主动夭折了。
金花以扇子湾女孩儿的姿势自然、茁壮地成长着。直到穆萨姑舅哥的出现，姐姐这一朵花儿算是有了主家。穆萨姑舅哥长得那么体面，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计较马存山女人心里还残存的嫉恨以及因为这嫉恨而衍生的种种事端。只是很长一段日子里，扇子湾有些人一直以为我家将女儿许给了一个眼睛有残疾的人。不少人为此表示可惜。温塘的一个女人和我母亲一起去马莲赶集，在路上拉呱闲话，说到火热的时候，她叹一口气，说要是晓得你们会把女儿许给一个有残疾的人，我就有胆量来给我兄弟问了，我兄弟啥都好，就是个子有点锉。我母亲不说话只是笑，懒得解释金花女婿的事情，这个半遮半掩的秘密一直持续到金花出阁，才算是彻底被大家知晓。
姐姐出门那天我专门请了假从学校赶回家。请假时候班主任问我为什么请假。我拿着假条愣住了，忽然大脑里一片空白。因为我一直学习好，很受老师偏爱，所以养成了一种骄傲自满的心理，总觉得自己向老师请假会无条件得到同意的。但是一脸青春痘的年轻老师盯着我的脸，说总得有个理由吧，假条上你也不写，这假叫我咋准？我傻傻站着，右脚在地上慢慢画着一个椭圆。姐姐比我大三岁，我还在傻兮兮地当小学生，而她就要嫁为人妇了，这事情叫我怎么说得出口？我忽然觉得有一种耻辱感攫紧了胸腔里的那颗心。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我结结巴巴说姐姐，姐姐嫁人……老师好像在刹那间洞彻了我的什么秘密，不再多问，迅速点了头，我飞一般逃出他的视线。等我赶回家，家里聚集了一些远处的亲戚。因为是家中第一个孩子办喜事，尽管父母决定不操办，只宰了几只鸡，把阿訇请来念个苏热。但是几个姑姑几个姑奶奶都来了。还有母亲娘家也来了一拨人。家里飘溢着一股奇异的气氛。大锅里煮着肉，另一口锅里热油在翻滚，母亲正趴在锅台边炸油香。黄灿灿的油香，圆圆的，像一个个正在怒放的向日葵花盘，一页一页码在一个倒扣的铁锅盖上。舅母、表姐、姑姑，很多的女人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剥葱的剥葱，切菜的切菜，烧火的坐在那个木板凳上呼哧呼哧拉风匣。各种热气升腾起来，交织成一团，空气迷离而浓香。
姐姐在炕上坐着，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安安静静清清闲闲地坐着。头上搭着一块折痕很明显的新包巾。舅母刚给她掀了脸，一个刚从开水锅里捞出来的熟鸡蛋剥了皮，在姐姐那拔过汗毛的脸上滚来滚去，嫩生生的白鸡蛋变得灰乎乎的。舅母将白皮剥离，露出里面的黄瓤，让几个小娃娃吃。弟弟妹妹看了直摇头，亲眼见过白皮脏兮兮的样子，谁还吃得下去呢？舅母说现在的娃娃啊，都是瞎怂，不知好歹！手一甩，蛋黄飞进了门口的老狗嘴里。姐姐端着镜子看自己，看着看着呆住了，愣愣地把脸面压在镜子上，好像她想一头钻进镜子后面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去。舅母盯着她笑了，说咋啦金花？不满意妗子的手艺吗？金花呜呜地笑了，镜子紧紧压在脸上，从缝隙间漏出一缕音，我不像我了，这是谁的脸啊，看着这么生分？说完呜呜地低笑。笑着笑着忽然仰起面来，一脸的泪水清冽冽往下奔涌。但是她分明没有哭，眉眼完全是一副大笑的样子，这副样子有点古怪，又哭又笑，哭笑不得。二姑姑瞅着说金花是太高兴了吧，要当新媳妇了，高兴瓜了。姐姐不理她，继续笑，渐渐地有一种狂笑的趋势。女人们互相交换着眼神，姐姐平时就直爽、开朗，都是母亲一直在压制着，不许她在人多的地方大笑，说话不能粗声大嗓。
母亲的剪子，一直在及时剪掉我们身上冒出来的各种她认为不好的刺儿。这会儿，一向把各种刺儿收敛得很紧的姐姐忽然不听话了，舒展开了自己的心，放肆地笑着哭着，把她性子里天然的成分发挥到了最高点。母亲不高兴了，别过脸狠狠咳嗽一声，一口痰喷在地上，然后一脚踩干了。姐姐拿开镜子，我们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是的，眉眼还是姐姐的眉眼，眼睛小双眉淡，鼻子还是那个细而高的鼻梁，依旧是嘴唇阔大双唇单薄的样子。但是确实变得不一样了，变化是很明显的。大姑姑扑哧笑了，说真是女大十八变啊，黄毛‘r头平时看着不扎眼，一拾掇就是不一样了！妗子洗了手，抖着粘在衣襟上细碎的汗毛，说是啊，脸一掀就清亮得多了，一下子有了新媳妇的模样儿。我心里一亮，再看姐姐，果然看到了新媳妇才有的那种感觉，好像妗子的手这么一拾掇，姐姐那张我们司空见惯了的脸上浮现出一层新鲜的气色来，脸上那层粗汗毛不见了，被线绞得干干净净。眉毛四周野生的那些眉毛也被拔掉了，只留下细溜溜的两绺子。姐姐丢开镜子，用被子捂住头睡了。夜晚来临了，这时候的扇子湾还没有通电，母亲点起了两盏油灯，大家在地下连夜忙碌。
我坐在灶火门口，借助油灯的光亮看着一本书。我从二年级开始独立阅读，如今发展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学校那个简易图书馆里的儿童读物几乎被我借遍了。书中的世界只属于我一个人，读书的时候我往往就远离了身边环境里的人和事，包括今晚摇曳的灯火和掀了脸的姐姐，真实世界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不需要刻意费神去关注的，我是个学生，在具备优秀学习成绩的同时，我被允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中。书看累了，夜已深了，丢开书，炕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女人们的身子，干活干累了的亲戚们草草地蜷缩着进人了梦乡。母亲还在地下索索地忙着什么。灯不用我吹，枕头被大家抢完了，我枕着一本书酣然人睡，这一夜睡得踏实，竟然连睡梦都没做一个。第二天一大早院子里就脚步杂沓。我赖在被窝里不想起来，二姑姑狠狠在我屁股上打一巴掌，说还睡？金花比你才大多少，今儿就要当媳妇子了，你哩，还瓜兮兮的啥事都不管！母亲在地上忽然来了气，冲着我低声而恶毒地骂了一句：这个吃屎的货还觉得她碎得很，再过两年就轮到你了！你到现在啥针线茶饭都不学，我看你到了婆家就是个驮鞭杆的命！我一骨碌爬起来，下地用脚尖挑了鞋，边走边给她顶撞回去：我才不跟人呢，世上的女人难道非得跟了男人才活得下去！我迈过门槛，其实心里还有一句话不敢说：姑奶奶我才不嫁人呢，一个人过到八十岁，逍遥自在！昨夜里肯定落过一层薄薄的清霜，我看见院子南墙根下残存着淡淡的残白。
父亲头戴一顶六角白帽，手里举着一束丹花牌卫生香和几根淡绿色的粗香，神色肃穆地走出大门去了，不用问我自然知道他是去清真寺里请上阿訇，然后去我们的老坟院里上坟。转眼间阿訇上完坟到家里来了，很快上房里传来念诵声，正式开始干尔麦里了。庄里的人稀稀拉拉走进门来，大家是来搭情的。这是老辈人手里流传下来的一种富有人情味的行为，谁家里有了红白事情，亲戚邻里都要去走动，这样一来一家的事情就成了大家共同关心关注的大事。我家吉发女子，庄里人自然要来走动，表示一下。等尔麦里结束，阿訇等人吃完离开后，就招呼前来的人吃。上房里是男人老人，厨房里放了一个桌子，周围坐着女人们。今天只要从我家门里进来的，都是贵客，都要受到招待。但是我父亲断然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来人递上来的钱，明确告诉他们，我们不收情，我们没有大过，只是宰了几只鸡，把女子吉发出门就是了。母亲舀一碗肉端给炕角的姐姐，姐姐挑了两筷子，不吃，说心里满，吃不下。母亲端回来倒进锅里。再舀一碗。金花还是不吃。灶膛里别着两根又粗又长的干木头，火势哗啦啦大笑，一大锅烩菜翻着热腾腾的跟头，萝卜粉条凉粉菜，油汪汪的辣子，香味薰得人摇摇欲醉。我沉默的肠胃被唤醒了，尤其看着姐姐面前那一碗肉馋得慌，母亲对我们很严格，这样的情况下总是不会让我们先吃的，先等着去吧，等亲戚朋友们吃得差不多了，才可能轮到自家人。姐姐这些年早就适应了这样严苛的待遇，要不是今天特殊，那一碗肉绝不会那么早送到她面前。但姐姐还是摇头，不吃，心里满。我望着碗咽了一下口水，一大早的，姐姐心里装了什么，会那么满？是激动？忧愁？伤心？还是别的？我望着她觉得恍惚，我们相差三岁，仅仅是三岁，但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她分明正在走向一个我从来不曾去了解的世界，而我，还滞留在原地，像个贪玩的孩子，留恋着身后的风景。
我望着那一碗肉咕咚咕咚咽口水，盼望母亲能说一句金花不吃麦尔燕吃去吧。可是母亲没有说。最后一次母亲将那碗凉下去的肉倒回锅里，再舀一碗热的，双手端了亲自往姐姐手里送，姐姐忽然拧过了身子，不看母亲，不看那一碗热气腾腾的佳肴。母亲端着碗往回返，我忽然看见母亲的脚步有点蹒跚，从炕沿到锅台边，七八步的距离，母亲足足走了十几步，那一碗肉重新倒回到大锅里，在油汪汪的烩菜里欢快地翻着滚儿，很快就被大队伍淹没了。硬柴火在灶膛里一直呵呵傻笑。母亲伸手扶住锅台，忽然身体深处迸出一声悲枪的呜咽，这声音太突兀了，我们不由得都去看她。我们看出来了，她原来肯定是一直强忍着的，这会儿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她捂住肚子呜呜地哭，抽噎着，身子在颤抖，恰好帮忙的堂叔端着盘子进来，给上房里端烩菜。母亲再也没有心情照顾锅灶的事情，伸手捂住肚子，蹲在地上放开了声大哭。我和几个妹妹看着顿时傻了。亲戚们倒是都很坦然，看来大家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幕的。二姑姑早就捉起母亲丢下的铁勺，站在锅台边给大家舀菜了。大家继续吃喝，没有人因为一个女人的哭泣而停止对美味的进攻。一个娃娃跑进门来，边跑边嚷，来了来了，对面子路上过来了！顿时有很多娃娃闻声向外跑去，都去大门外看那大路上正在快步走来的娶亲队伍。迎娶金花的人来了。金花向着炕角默默挪过去，按照扇子湾几百年来嫁女儿的规矩，出嫁的女儿需要面对着墙角而坐，早早地哭啼。哭声有特别的讲究，不要太高，不要太放肆，不然就是号丧了。但是也不能太低，至少要让院子里的人都听到。最佳的效果就是悲悲切切地伤感地哭，不能诉说什么，只能呜呜地哭。
最好能哭出一份属于女儿家才有的娇柔和温婉。哭声动人，能把一院子的女人都惹哭。哭声表达什么呢，有着好几层意思。女子是不愿意嫁人的，所以就哭，用哭表达自己对女儿时代的不舍，对即将迎来的成人生活的不愿意。还有，对娘家的留恋。我们从小长到这么大，这些年其实见过了很多的哭嫁场面。扇子湾的女子们一茬一茬长大，一个接一个出嫁，每一个都在哭，都在自己的哭声里离开娘家。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清苦，很少有音乐相伴，是不是可以说，女孩儿家哭嫁的声音就是自己为自己奏出的一段凄婉伤感的音乐。眼看着娶亲队伍就要进门，奇怪的是金花她不哭，面对着墙角，试着努力了几下，哭不出来。地下围了很多女孩子，有人焦急了，说新媳妇咋不哭？快哭快哭，堂客眼看着来了！金花头上的包巾低低压在前额上，她伸手揉着眼窝，试图揉出眼泪来，但还是哭不出声来。和她平日交好的两个姐妹秀花和白女来了，她一听到她们的声音，一把掀起包巾，拉住她们的手，说憋死我了，这包巾太厚了。白女咬着嘴唇悄悄笑，秀花推一把金花，咋还不哭？压低了声音，快哭，那些女人看着笑话呢！姐姐苦恼地摇着头：哭不出来啊，心里想哭，就是哭不出来啊，觉得失笑得很！说完她竟然咧着嘴嗨嗨地笑。一地的人面面相觑，不谙世事的女子娃们跟着傻笑，那些成年的女人们则忽然交换着眼神，把失笑压进心里去了。事情有点严重了。我们扇子湾人老五辈手里，还没有哪个女子出嫁时候不哭的。哭得越凄惨越说明你舍不得娘家，不愿意嫁人，嫁出去当女人这件事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长大了就不得不面对的。我们的金花简直是在犯傻，丢人现眼，不哭就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很迫切地想做女人？娶亲人马到大门外了，金花还是笑嘻嘻的。我妈急了，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嘴里说金花我的娃你吃点馒头吧。走过去跪在她身边，一只手忽然伸出来在她腰里狠狠拧了两把。估计疼到了心上，金花再也忍不住，哇一声哭出声来。
第一声发出来，后面就顺溜多了，姐姐像所有出嫁的女儿一样，悲悲切切抽抽噎噎地哭着，在哭声里被堂叔抱起来扛在肩膀上，然后放在了一辆蹦蹦车上，在突突直冒的柴油烟雾中，被姐夫家的人娶走了。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注意力早就不在姐姐哭不哭这件事上，而是聚集在新女婿身上。新女婿就是我们的姐夫，想不到他比上次我们见的时候还高大了一些，青裤子黑皮鞋，上身穿一件藏青色二毛皮大衣，大翻领上的羊羔毛白生生的。映衬得他一张脸又大又白，简直是面如满月又如银盆。养儿满院红，养女儿一场空。等娶亲队伍一走，亲戚们都被安排送亲去了，看热闹的人也都一个个抹着嘴角回去了。我们家里顿时清冷下来。除了父母和我们，没有一个外人了。父亲瞅着我们几个，忽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叹一口气，说日子真快啊，想不到我的女子都长大吉发了。我记着她还碎得很么，穿着开裆裤，鼻涕跟葱根一样都淌到嘴里去了……父亲忽然缄口了。我们都沉默着。忽然感觉家里空荡荡的。哪里只是少了一个金花呢，明明是整个家都空了。母亲忽然笑起来，说好着哩，我们的女婿好得很，多少眼睛看了瞪得像碗口，都说我们金花的女婿攒劲，人长得体面，待人大方，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以后肯定有出息。父亲听了也跟着高兴起来，他们两口子嘀嘀咕咕议论着女婿的好和可能带给女儿的幸福。我拾掇口袋准备上路，赶回学校去。我将口袋里遗落的馍馍渣子洋芋皮子倒进装麦麸皮的大盆里，给自己装馍馍。装着装着，我忽然愣住了，我不知道应该装多少？是啊，从前都是姐姐在装，每次我走之前，她都老早把馍馍放凉，一个挨一个装好，挽好带子，只等我临出门拎起来走就是。她帮我装了几年馍馍呢？我一面迷迷糊糊想着，一面出门上路。返校的路还是那条路，黄土筑就，时宽时窄，宽阔处能容两辆架子车并列行走，狭窄处一辆车走也困难。黄土疏松，一下雨就冲出无数坑洼。我的布底鞋在地面上迈动，一步一步，没有声响，如果用心捕捉，也只是噗嗤噗嗤的摩擦声。我回头看到了跟在自己身后的影子，午后的影子比我的实际身高长出不少，它像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不离不弃地撵着我。干粮袋子在身后啪啪啪拍打着屁股，几个圆圆的油香和几个方形的馒头吵架一般在袋子里互相排挤着跳荡着。我知道是自己没有装好的缘故，但是我懒得再去理睬它们，加快步子赶路，风吹在脸上凉飕飕冷冰冰的，我想起姐姐给我烙过的那些饼子，她由最初什么都不会做，到后来一个人能熟练地发面、放碱、擀饼子，在锅里翻转，直到烙出一个个薄厚均匀、颜色鲜亮的饼子。她蹲在灶火门前吹火，倒扯的柴烟冷不防就呛进眼睛，姐姐细碎的眼睛里泪水清凌凌地淌着，但是她不能偷懒，流完泪还是得坚持把那些馍馍烙完。要是烙得不好，我会哭闹，挑肥拣瘦，给她找茬……那些日子，一年一年，一天一天，都过去了。
我泪水迷离，姐姐，远去了，从女孩的群落里消失，再也没有了。从此世上多了一个女人，少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再也没有人给我做馍馍了，帮我洗衣服扎辫子，和我吵嘴打架，出门的时候不愿意让妹妹给她当尾巴而想尽办法地丢弃我，但到了最后总是架不住妹子的眼泪和恳求，还是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了……姐姐，姐姐。我飞快地奔跑起来，风在脸上呼呼拍打着，像一个泼辣的女人，甩欢了巴掌在我脸上左右开弓，教训着我。面颊生疼，心里麻木，姐姐，姐姐，金花姐姐！就在这疯狂的奔跑中一个念头渐渐地浮上水面，变得明晰，我的金花大姐嫁人了，再也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而是属于了那个叫穆萨的男人，从此她跟着他，伴着他，生死相随，再也和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父母不再对她负责，包括衣食住行。如果说女儿家是一只鸟儿，那么娘家就是一颗孕育她的蛋，终有一天她会破壳飞出，涅槃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娘家的那段成长的日子就是一个破裂的蛋壳，碎裂在原来的地方，再也不会伴随她去远航。就算她常会回来走动，那也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金花了，是作为亲戚来走动的，我们之间会陌生吗，会疏远吗？泪水落在手背上，我狠狠地擦掉，抹进了嘴里，咸咸的，涩涩的，苦苦的。风真大啊，一遍一遍吹落了泪水，而我的双眼像不愿意枯竭的水井，重新涌出新鲜的清泪在脸上漫漶。最后一张脸变得干巴巴的，感觉就是一张浸过水又晒干的牛皮纸，硬邦邦，紧绷绷的。我就一直顶着那张纸一边落泪一边跑完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学校。我再次见到金花大姐竟然是七年以后了。这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在固原上师范。其实她初嫁后回来过一次，算是出嫁之后的回门，自然是姐夫陪着来的。我在学校，这一对新婚夫妻在一起是什么一幅情景呢，我无缘得见。听母亲说姐夫把金花送来就走了，过了几天又来相接。这一走就离开了姐夫的老家，到吴忠去了。当了媳妇的姐姐是什么样儿呢，我问过弟弟。
弟弟躲在门背后，给我模仿姐姐的样子，说：姐夫到院子里了，姐姐赶忙藏在门背后。姐夫进来不见人，把屋子找了一遍，出去了，姐姐才跳出来，嘻嘻地笑。娘问她为啥要躲呢，她说晓不得为啥，看着他就觉着羞得不行，就想躲起来。弟弟故意冷着脸，趴着门缝向外望，然后小眼睛冲我眨巴眨巴，说看着了吗，金花姐姐就是这个样子。我呆呆看着，心里想象着姐姐小鹿一样惊慌而娇羞的样子。结婚前她们去附近的新隆集市上买衣服，顺便照了一张相，姐姐穿一身绿色踏板尼衣裤，姐夫一身藏蓝色，两个人挨在一起站着，姐夫高了一个头。姐姐的脸紧紧绷着，显得说不出的紧张。我拿出这张相再三细看，想象着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情景，姐姐还是那么紧张吗？姐夫比她大了整整八岁。八岁的差距是多大呢？母亲说当年时候她抱着姐姐去大姨娘家浪亲戚，大家都指着襁褓里的金花给穆萨说这是你媳妇。穆萨咣当一声将怀里的放羊鞭子丢在地上，赤红着脸瞪着被子里粉红的女婴儿说：我打死她！说完他一溜烟跑掉了。他是害羞的，而我们这里的大人们就是这毛病，动不动就拿小孩子开玩笑。谁能想得到呢，十几年后，这两个孩子会成为夫妻走到一起。大姨夫家穷了几十年，现在还是狗舔了一样清寒。姐夫这个寒门里长大的孩子，不能把新婚的媳妇丢下一个人跑出去，他干脆带着她一起走，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仅仅背了我们家陪嫁的一床被褥，小夫妻搭乘班车离开了西海固，到宁夏中部的黄灌区求生活去了。那时候我们这里不通电话，后来马莲街道里有人装了部公话，给全乡的山里人接打电话。母亲很少去那里接电话，因为金花没有打来过电话。而我们也是没法打过去的，她没有号码，姐姐自己还没到装得起电话的时候。我初三的时候姐姐回来过一次。母亲去新疆舅舅家看外奶奶了。父亲带着弟弟留在家里。晚秋的扇子湾天空高远，空气干爽。父亲在山上转了一圈，怀里抱着一捆霜杀发蔫的高粱推开了家门。
院子里一只母鸡在慢悠悠散步，房门开着，门帘子高高打起。父亲觉得吃惊，他走的时候关了房门，大门也是从外面扣了门关的。弟弟念书去了。家里再没有人了呀。难道是上新疆的女人回来了？父亲说他进屋，炕上横趴着一个人，穿一件花格子上衣，宽大的青裤子，头上包一个红包巾，脸压在被子上呜呜地哭。父亲哭笑不得，站在门口不敢动，心里说这谁家的媳妇子，受了啥委屈不找申冤的地方去，到我家炕上哭啥哩，这成个啥样子！父亲赶忙伸手拍着门，喊，你是个谁啊，谁家的媳妇子，你跑我家炕上哭啥哩？有啥冤屈你起来说，说了咱帮着给你解决——.炕上的女人哭得更厉害了，猛地翻起来，伸手拍着炕沿，说大呀，我差点摸不到回家的路了，你为啥不送我念书哩？哪怕念三两年都成啊，我就不用这么作难了！一对小眼睛哭得红红的。父亲看仔细了，这不是金花吗？是啊，正是金花，她回来了。离开西海固后第一次回娘家。这时候金花已经有了孩子，她没有领娃娃，一个人留了一个礼拜，给父亲把家里的被褥全部拆洗缝补一遍，把锅灶上彻底清洗干净，又给烙了厚厚一沓饼子，扣进后面窑里的一口瓦盆里，窑里凉快，足够父亲吃十天半月了。姐姐谁家也没去，就看了父亲和奶奶，匆匆地走了。我们是假期回去才知道金花回来过。父亲给我们讲述他第一眼看到金花的情景，他说他没有想到金花一个人能摸回来，从吴忠到扇子湾，要倒好几次车，一天到不了，她在县城的候车室里睡了一夜。说到这里父亲很重地吐一口浊气，望着门外灰苍苍的天，说错了啊，我错了，没有叫这个女子念书，害了她！哪怕叫她认得厕所两个字，能把一百以内的加减算清楚，也就没有这么作难了啊。我们都沉默了。
我和大妹在城里念书，我们太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了，一个人大字不识一个，你想想，那是什么情景，真的就是睁着眼睛的瞎子啊。父亲忽然烦躁起来，看着我们母亲说都怪你，妇人家没远见，当年我给娃把书本都买好了，你偏偏说家里不能没个打零杂的，现在好了，把娃娃害了。你我在这穷山沟里一辈子过活，可以不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但娃娃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真是害苦她了啊！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啊——随着最后一句话吐出来，父亲的拳头忽然重重地砸在地上。我和妹妹都低着头不说话，一面在心里庆幸这样的命运没有落在我们头上，而是由姐姐承担了。另一方面，又觉得遗憾，姐姐现在才二十岁，要是念书，这会儿正在大学里享受着青春年华，或者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了。可是她已经是有着四年婚龄的妇女了。唉，姐姐呀。父亲忽然抬起头，看着我和大妹，说，金花的事情也怪我和你妈，但是也不全怪我们，都是命啊，家里那几年穷得很，就算念书，我们也供给不起啊。现在说啥都是后话了，迟了。以后你们工作了，日子好过了，一定要记着这个姐姐。做人是要讲良心的，我不希望你们以后昧了良心。父亲的语气沉重得压抑，严肃得冷酷。我们都噤了声，大气也不敢出。只是一个劲儿点头。一直不敢多嘴的母亲这时候才赶忙掺进一句来：就是啊，光是她给你们念书烙的馍馍，够有几背篼了！等我们真正见到姐姐，是在一年后。弟弟病故，远路上的亲戚都来了。
金花也来了，带着会走路的儿子。这孩子我们早就见过相片，一岁左右时候拍摄的，粉嘟嘟一张婴儿脸，骑在一辆照相馆的道具小摩托上。弟弟病危前曾经用暗哑的声音说很想姐姐，但是见不到，要求把那张外甥的照片拿下来他看，他摸索着照片上的小人儿，问母亲说为啥他那么那么想姐姐呢？姐姐来了，外甥来了，可是弟弟再也不能睁开眼来，哪怕看上最后一眼。弟弟的埋体送进土里后，不几天姐姐就走了，急匆匆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含着一包悲痛的苦泪，谁还有气力挽留她呢。好像是某一夜，我们一家人全部睡在上房里那面通铺大炕上，夜色中父母在说话。悲痛把心都浸满了，说什么呢？成天泪眼相对，每个人的心都变得麻木了。朦胧中母亲提起了金花。母亲的声音单薄而固执，说金花这回来是有目的的，本来是想来借钱的。但是一看我们都这样了，她没张开口。父亲不回应。为了给弟弟看病，我们家早就水洗了一样清寒，拿什么当钱借给她呢？我忽然觉得很生气，姐姐怎么能在这时候借钱呢，作为从这个家里走出去的女儿，她这样的打算不是太自私了吗？母亲说穆萨子病了，刚把家按在闽宁村，就忽然得了邪病，发作起来见什么砸什么，见谁打谁，幸好不打金花和儿子。原来为了求医，金花家里早就变卖了能变卖的，走投无路了才来娘家求救的。父亲还是不应声。沉默让空气变得无比沉重，感觉一层浓黑的东西在空气里漂浮，形成了一股合力，在向着我们的心灵压下来，让人喘不过气来。感觉心疼痛得都扭曲变形了。终于，父亲唉了一声，说都是命啊，一个人一个命，她就是这个命，我们谁都没办法啊。顿了顿，翻个身，面朝着墙里，说我看金花命苦，女婿也命苦，两个苦命的娃娃凑一搭了，唉，没法说了。
母亲赔着小心，说谁能晓得哩，当时把金花给他的时节我们都看着是个好娃娃，谁能晓得半路上病了哩。父亲有点烦躁了，嘘一口气，说眼前头的路黑着哩，谁能看那么长远哩？话折回来说，穆萨这娃娃争气得很，一个人两手空空啥也不带就跑出去，能在川区买一坨地方把家安下，不容易了！我们山里娃娃嘛，还能要他咋办哩！我睁大眼睛去凝望黑暗，那最后一声叹息从父亲嘴里滑出来落在黑暗中，我感觉黑暗被砸疼了，像巨大沉重的石头砸在了厚厚的潮湿的泥土上。声响被吸附掉了，疼痛也被隐蔽起来了。我们只看到黑暗的表象在流淌。我赶忙回想这几天看到的姐姐，这才发现我竟然没有好好地看看姐姐，没有用心说上几句话，更不要说问问她这些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眼里瞬间浸满了泪。这一次不是哭弟弟，是哭姐姐。是的，哭我的金花大姐。模模糊糊的，记起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孩子要摸蛋蛋，她当着炕上好多前来送埋体的女人就掀起了内衣，露出一个白亮的大胸脯，孩子的小手紧紧抱住了奶头。当时好像是大姑姑问她，身上又有了？她撩开衣襟，往下推了一把秋裤，把小肚子露出来了。我也跟着扫了一眼。小肚子那里鼓起来一个包，圆圆的，像一个大碗倒扣在那里。快五个月了。记得她当时这么咕哝了一句。我看了对姐姐的举动很反感，觉得那完全是一个成年女人的缺乏羞耻的行为，因为和男人在一起的夫妻生活，因为经历了生育，所以女儿家身上的那些羞涩和童真早就涤荡干净，现在只剩下直接和无所谓。可是，在这深夜里，慢慢地回想起来，我觉得满心酸涩，我这样的念头，是不是有些矫情呢？她只是比我大了三岁啊，我还躲在学校里过着单纯的日子，心里成天只装着书本，可是她呢，她的内心世界离我是多么遥远。不是她故意要和我拉开距离，而是不同的经历让我们的内心沾染了不同的色彩。后半夜，月亮从南墙上爬上来。
黑暗渐渐地消散，变得稀释，透亮，一层薄如蝉翼的东西漂浮在上面。悲凉在我们共同的睡眠和呼吸中变得单薄了。父亲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个的身体共同释放的呼吸温暖了空间里的冰凉，具备了人间烟火的味道。我望着低矮的窗户，月光穿透了薄窗帘，光气在流泻，我试着闭上眼，再睁开，再闭上。就在这开阖间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还在活着。是的，我的生命意识是清醒的，大脑在思考，生命体征正常持续。这炕上的一对男女，父亲和母亲，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时候孕育出了五个孩子，如今，弟弟已经埋进黄土深处过去八个昼夜了。金花大姐呢，她也早就滑出我们的生活轨迹，成为别人家里的人。这些年我忙着念书，用尽全部心力为自己拼搏着一个和众多扇子湾女孩不一样的命运和未来。我早就淡远了姐姐，很多时候甚至记不起自己还有一个姐姐，至于那种十分强烈的思念，更是很少。可是为什么，如今蓦然回头去看，我还是这么心痛，为什么而心痛呢？说不上来，内心只是五味杂陈。
五年后我去首府银川参加一个考试，考完后忽然心血来潮，不想着急回家，就坐上了通往闽宁村的班车。这时候条件好了，我带着一个手机，姐姐家里也有了电话。我们很少联系，各自在不同的空间里拿着冰冷的听筒，听着对方的声音，觉得词穷，没话可说。话费又很贵，所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要紧事儿干脆不联系。在闽宁村的街道上我下了车，沿着街道往前走，看到路边一个人在收购蝎子，我站在边上看那一团褐色的活物挤作一团蠕蠕而动的情景，忽然身后有人喊我小名。转身看，一个妇女，穿一件宽大的粉红衬衫，手里推着自行车，在八九步之外笑哈哈看着我。大姐。金花。金花——我喊出了声。喊出来我愣住了。我能直接喊她的名字吗？是啊，能吗？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喊过她一声姐，因为年龄差距小，小时候我总是从内心觉得喊她姐姐是抬高了她，我吃亏了。所以一直不愿意喊姐姐。
为此母亲训诫过很多次，但是我这毛病没有改变。现在呢，还能像小时候一样直接喊名字吗？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我也有了自己的婚姻和孩子。哎呀呀，寻着你了！她欢快地嚷嚷一声。她的嗓门真高，把我从本来就稀疏的人群里一下子拎了出来。走到跟前，我们互相瞅着。本来按照回民的礼仪，见面要说色俩目。我们都犹豫着，没有说。觉得要像陌生人一样正经八百地说出那一句很正式的问候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克服这一抹从小就存在的因为熟悉而产生的奇怪的羞赧。就在这犹豫的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缕过往的熟悉。对，曾经弥漫在我们姊妹之间的骨肉相扯的那种气味和感觉。她依然笑嘻嘻看着我。这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表情，她会变得这么乐观？本来我还预想着多年未见，我们见了会不会热泪盈眶呢？至少会像蹩脚的影视剧里表演的那样，互相搂抱一下，最不行也要捏一把彼此的手吧。可是姐姐这轻松甚至戏谑的态度，让我们又一次久别的重逢变得轻松而日常，好像我就是住在她家附近的一个邻居，我们只是来街上赶集，无意中碰上了，随意地问候，然后相约了一起回家。碎婊子，想啥哩？是不是还没来就想我妹夫了？她忽然很生猛地骂我，骂完了吃吃坏笑。我彻底从恍惚中清醒，情绪也全部调整过来。这个“碎婊子”，听着粗俗，但是其中含着一种只有我们能体会的亲昵和熟稔，这是我们扇子湾人骂人的惯用语，尤其喜欢用来骂比自己小的女子。
还是我们小时候她常这样骂我。如今已经很多年没人这样称呼我了。这一刻，我恍惚觉得时光的履带在快速往后倒，我们回到了童年和少女时候。我们一起往前走。她的自行车发出咣哩咣当的声响。这让我想起有人自嘲地形容自己破自行车的话语，说除了车铃不响，全身上下哪里都响。这破车看样子赶得上那种程度了。车链子哗啦啦哗啦啦呻吟不断。我说你骑上走吧，我在后面跟着。她呼一声笑了，笑得腰都弯下去，然后直起来，说你个碎婊子，咋还这么好耍哩？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我故意瞪大眼，你没变，我敢变吗？我啊——她说了半句忽然又笑了，好像听到了很好笑的事情，浑身夸张地颤抖，那破车子也受了刺激一样哗啦啦直抖。我早变啦，不变行吗，日子把人熬死啦，不变咋成啊？她不笑了，忽然认真起来。走进了一个村庄，有不断路遇的人和她打招呼，我闭了嘴巴专心走路。水泥路两边的地里全是绿油油的玉米，玉米穗子像老汉胡子，只是这胡子没长在下巴上，而是挂在腰里。路边水渠边长着一种叶子细碎颜色白绿的树木，这是我们西海固没有的。沙枣子树，姐姐见我注视，给我解释。能吃吗？我摘了一颗沙枣试着咬，很涩，不能吃。姐姐笑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北四点到了。开始挨着一户一户人家的门往过走。家家户户都是红砖院墙，院子里白墙红瓦的房子拔地而起，整齐而气派。这就是新农村的气象吧，怪不得闽宁村的名气很大。姐姐家也是这样子吧。
在一道长长的墙跟前，一扇门出现了。门开着。院子里露出两间房子。我的目光漠然扫过，准备继续往前走。到了。姐姐在身后提醒。到了？我开始认真打量。墙是泥土垒筑的，但不是西海固老家那种纯粹的绵软黄土，而是一种掺杂了不少东西的泥土，石块，砂石，红色的泥土，混杂在一起。墙头上还零零星星戳着碎玻璃渣子，看样子是人为别上去的。这就是姐姐的家了。两间房子，属于很早时候的那种平房，那时候也可能是很时兴的，但是时间过去十多年，它们显得又旧又落寞，屋檐低低的，门窗窄小破旧，进了屋，感觉像回到了老家。土地面，土炕，炕上铺一页席子。锅台还是灰沉沉的水泥台子。姐姐随手拾起一把短笤帚在案板上弹扫，又把桌子扫扫，然后赤手在炕上拍打着，却不叫我坐，让我去大房里坐着。在大房里我见到了姐夫。见面的那一瞬间我们都有些紧张，不知道在紧张什么，但是真真切切地紧张了。我手心里攥了一把汗，悄悄伸手在后背上掀起T恤衫扇风。姐夫退回去，慢慢坐在了沙发上。我闪目打量这个家里的最好的房间和房间里的陈设。一面大炕，一张丝绒床单遮住了下面的所有。这种丝绒是近几年在农村时兴的床单材料，它光滑，柔软，不会轻易糊脏，就算脏了，因为颜色鲜艳，也能遮蔽一些。所以农村小媳妇老婆婆都青睐这种丝绒。这种床单通铺铺上去，下面铺的是软腾腾的毛毯还是硬得硌肉的席子，外人看不到，都被遮住了，所有的内幕都被遮起来了。
再看姐夫，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怎么不像我记忆里的姐夫了。两个沙发是走村串户的乡间手艺人做出的那种粗笨的样式，仅仅具备沙发的样子，其实功能和一把大椅子相当，座椅和扶手都瘦得皮包骨，没有沙发该有的丰韵，自然就没有松软感，坐在上面自然不会有舒适感吧。况且这瘦沙发还那么破旧，好几处绽开了皮肉，露出里面填充的劣质材质。因为陈旧，它们显得相当低矮。陷在沙发里的那个男人跟着一起变得矮小了。沙发之间夹着一个木头茶几，制作粗糙简单，没有工艺性和美感可言，仅仅是能放茶杯和饭碗吧。那个大半个身子被茶几堵住的男人，神情很不自然，有些叫人说不清楚的感觉，是畏缩吧，是淡漠吧，还是很热情而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的热情？我忽然觉得一抹不适感在心头缠绕。当年那个高大端正五官清亮面目豁达的姐夫哪里去了呢？怎么会萎缩成眼前这具身躯呢？他几年前莫名其妙发作的那场邪病经过到处求医，折腾够了，后来总算是痊愈了，那么他的变化是那场病留下的影响？还是被常年的打工生活累垮了？当年将姐姐许给他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成为一个阿訇，去寺里开学，姐姐就是阿訇的女人，隔三岔五谁家里念苏热，姐夫去了吃好的，还能给姐姐捎带一个鸡腿回家呢。但是事情没有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不是姐夫不努力，而是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阿訇不再吃香了，一个阿訇每年挣回的学粮和海底耶钱，远不够一个人打工的收人呢。
所以阿訇已经不是大家羡慕的角色了，姐夫也就没有挂幛穿衣，因为他要挣钱养活女人和娃娃，在现实生活面前，还是做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似乎更为实际一些。姐姐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红毛公鸡，叫姐夫去宰。我知道这是要招待我，就赶出去阻拦。姐夫戴了白帽，坚持出去宰鸡。我看到他的两个裤脚上都粘着白花花的白灰粉。光脚穿着的旧布鞋上也糊满了灰乎乎的石灰。看样子刚从不远处的工地上回来还没来得及换洗。姐姐在一个墙角旮旯里拔毛，我躲在一个葡萄架下乘凉。和老家比，这里简直就是蒸笼。姐家的房子浅，感觉被晒透了，在里面也还是冒汗。一架绿莹莹的葡萄，倒是一片难得的好荫凉。我这是头一回亲眼见到葡萄长在架上的样子，觉得很新鲜，就抬头到处瞅。一串晶莹的绿葡萄下露出一对亮晶晶的小圆眼睛。大外甥撒里哈尾随着我来了。这孩子要比弟弟和妹妹黏人，我一来就一直跟着我，却不大声打搅，含着羞涩，只是悄悄跟着。我拉他穿过葡萄丛，问他葡萄能吃吗？他嗤地笑了，小手很灵巧地摘下一把喂进我嘴里来。一股鲜嫩清甜在口舌上喷射。好吃，好吃，我点着头笑。他也笑。他的眼睛很小，小得和面目不相称。我们坐在一起吃肉的时候我乘机观察，发现三个孩子眼睛都很小，尤其女儿，那眼睛像是用锋利的薄刃在眉毛下面轻轻划出了一缕细线。姐姐看出了我的疑惑，忽然哗啦啦笑了，笑容里带着愤然，说：说啥哩，都是我们的父母害了我，把我给了亲姑舅，人都说近亲不能结婚，现在可好了，你看看这几个娃，眼睛都那么碎，只是开了个缝缝嘛！这么碎的眼睛能指望把书念好吗？！我笑了，赶紧开解说念书成绩好坏可是和眼睛大小没关系。三个孩子眨巴着小眼睛，看着他们的妈妈分发鸡肉。姐姐给我一碗，姐夫一碗，轮到她和孩子们的就少。我将鸡腿送回去，再给三个娃每人分一块。他们齐刷刷端着小碗躲避着不要，目光去看妈妈。我从这眼睛里看到了他们内心对美味的渴望。
直到姐姐点了头，他们才高高兴兴接受了，然后各自端着小碗笑嘻嘻骑在门槛上啃骨头。晚上要睡了，孩子们像小猴子一样缠绕在妈妈身边，不愿意去陪爸爸。姐姐生气了追赶，撒里哈手扳着门，碎眼睛里闪出恳求的光，说姨娘来了，我要跟姨娘睡嘛。我看着可怜，拉他进来，他猫儿一样乖顺机灵地溜上炕，炕小，他不敢跟我们争夺位置，很自觉地乖乖蜷缩到炕角，头朝里睡了。一张干净的褥子给我铺了，他们母子们就直接睡在光席上。我觉得于心不忍，提出来把褥子横着，这样我们大家都能铺到一点。老三尤布从被子里探出头刚要表示赞同，姐姐手一抬将他摁了回去。灯灭了，孩子们很快就睡着了。一片寂静。天气晴好，一轮弯月渐渐清亮起来，挂在葡萄架上方。架上的葡萄一团浓黑碧绿，上方的月亮显得出奇明澈。我舍不得睡，爬起来掀开窗帘看。看一会儿，扭过头看室内，屋里也飘满了月光。锅台上的锅盖碗筷上面浮着一层柔和的亮光。三个孩子睡姿各异，有一样是相同的，每一张小脸儿上都涂了一层毛茸茸的光泽。我看看老大，看看老二妹妹，再看老三。老三比较结实，瓷墩墩的圆脸盘分明是一轮十五六夜晚的满月儿。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的情景，我们也是这么小的时候，也是挤作一团，盖着一床被子，窗外的月一夜一夜照着我们的睡梦。如今我们都已长大，四散各处。再也不能像这样团聚在一起，共享一轮明月了。姐姐见我靠着窗子坐，也跟着靠过来，依了窗子跟我看月亮，无声地看一会儿忽然叹一口气，说把这看了个啥，凉森森的，倒把人心里看得凄惶了。白天的酷热散下去了，夜晚凉爽多了。我这会儿才觉得胸口不那么憋闷了。望着越来越清幽的月亮，我忽然觉得要接姐姐这声叹息实在不易，就缄口不语，慢慢地跟着吐一口气。姐姐忽然打破了静谧，声音有些惶急，愤愤地说：你们都好过了，就我一个人命苦，连一天书都没念，睁眼瞎子嘛！连出门去打工也吃亏，到处让人浅看！唉，都是两个老人把我害了。
话语来得突然，结束得也利索。借着月色我偷偷看，能看到她的下巴明显鼓起，嘴唇朝前嘟着。她在生气。她的口气充满了愤慨。我越发不能接茬了，因为矛头不仅仅指向耽误了她一辈子的父母，还隐含着对我和几个妹妹的不满吧。我忽然心情低落下来，回头看炕上三个酣睡的孩子，忽然觉得自己面对月亮产生的幽思是多么矫情，姐姐这些年比我多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我不知道，从来没有机会听她说起。如今，她还有倾诉的欲望吗？就算今夜有那么一点，可是我这幼稚的举动是不是粉碎了她的欲望呢？是啊，姐妹间早就不是童年时候的情义了，有了隔阂，有了心结。我在心里叹一口气，顺墙根慢慢溜倒。夜色沉默，我听到孩子们的呼吸强弱交替，长短穿插。我想起了自己这些年在婆家度过的日子，我也有了一个女儿，也经历了生活，那些柴米油盐的不易和在生活里挣扎的痛楚我已经尝到了一些。但是和姐姐比，我肯定幸运了不少。仅仅从我们的体型和面相上就能看得出来。姐姐还不到三十岁，标准的下苦女人的腰身，看着和四十岁的女人一个样。一张脸早被这盐碱地上的毒日烈风摧残得严重缺乏水分，因为缺水而过早添了皱纹。现在细想她白天的笑容，我蓦然觉得随着笑意的牵动，那眼角骤然堆积起来的一圈圈肌肉不是亲切，而对我是一种惊心动魄的打击。我偷偷伸手摸自己的眼角，没有一丝鱼尾纹。我们都还很年轻，不是姐姐到了该长皱纹的年纪，而是生活过早折损了属于她的青春。按计划我还要留一天，但是天亮吃过早饭我就匆匆出发了。姐姐一家在沿山公路边送我。我们的神情都淡淡的，尤其我，心里忽然变得懒懒的，话也不想多说。我已经坐在车里了，忽然窗口伸进来一个手，直戳戳指着我。手里一个塑料袋鼓鼓的。拿上路上吃——姐姐的声音，在吃力地喊着。车早等得不耐烦了，摇晃着起身。我望着落在手里的塑料包，打开看，五个煮熟的白皮鸡蛋，一律是椭圆形，像五个患难与共的亲生姐妹，一个挨着一个，亲密地挤在一起。
哪里来的鸡蛋？难道她一大早一边做饭一边就抽空儿煮了鸡蛋？还怕几个馋嘴的娃娃看见，所以需要偷偷摸摸地进行。我磕开一个鸡蛋，橙白的瓤儿，婴儿肌肤一般鲜嫩。再往里剥，露出一枚圆圆的蛋黄。还带着股温热。我不看窗外，一口气把三个鸡蛋吃了。剥第四个的时候，一股带着鸡粪味的饱嗝从胃里直冲上鼻腔，一股火辣辣的热浪在眼里流窜，眼泪落下来一滴一滴打在鸡蛋上。好像这颗鸡蛋破了，自己在流水。我始终没有回头去看姐姐站立在路边的样子。我忽然发现自己很想姐姐，从来没有这样焦灼地思念她，就像我们不是刚见了面分开，而又是很多年没见了。思念像这辆已经破旧但还在坚持从宁夏中部到南部的道路上跑动的客车，摇摇晃晃，颠簸不停，我觉得一颗心被晃荡得痛楚无比，直到渐渐变得麻木。
这一别又是多年未见。只是我们之间的电话却是多了。开始是我有意识地给她打。做出经常打电话的决定，是因为受了一件事的启发。一天我和妯娌闲聊，她的姐姐来电话了，她就当着我的面和姐姐聊天，两个人说说笑笑，很是亲热。完了她一边挂电话一边感叹说人活在世上啊，等父母都无常了，就只剩下一娘生出的亲姊妹才是最贴心的骨肉，日子长了走动走动，说说心里话，这才是最难得的。我知道她这个姐姐日子过得很富裕，家里常年宰牛贩肉，顿顿吃喝肥汤油水。她的口气明显带着炫耀的意味。我埋头看脚底下，一群蚂蚁在乱纷纷跑动。我才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了一个蚂蚁窝上，屁股蹭塌了松软的窝口，吓得蚂蚁们大祸临头一般奔走相告，甚至做出了举家逃难的决定。几只大黑蚂蚁连窝深处的白色蚂蚁蛋都抬出来了。我起身离开了。夜里想起妯娌的话，再细细思量我们姐妹这些年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想起我们面对两个新书包，一起学写自己名字的童年，那时候要是姐姐哭着要求上学，那么谁留在家里帮母亲带弟妹呢？我一包一包背到学校去吃掉的那些干粮，是姐姐一锅一锅为我烙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是两棵并排生长的苗子，唯一不同的是姐姐长在了边上，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她都替里面的我遮挡了风雨和骄阳。如今这两棵树之间，该怎么站立和对望呢？往事在脑子里涌现，翻滚，姐姐的身影在眼前重叠，她带着微笑保护我的小红脸蛋儿，她目送我离家去学校的少女的眼睛，她出嫁时候傻乎乎的哭相，她面对三个孩子一个男人一份需要不断操持才能维持的日子……第二天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是你啊！好你个碎婊子啊！还记着你大姐啊！死猴儿，好着吗！哈哈，我嘛，好着哩，日子嘛，还是那个样子，没病没灾就好，吃饱穿暖就好，哈哈，我妹夫好着吗，你给他说我问候他着哩……直到电话挂了，我才明白过来这个电话是我在打，不是她打来的。但是她喧宾夺主，竟然没给我插嘴的机会，话都叫她一个人全说了。她的声音还是那个样子，硬朗朗的，干爽，明快，迅速，像一把手枪在连发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听不出一丝一毫的芥蒂。姐姐不是善于伪装的人，说明了什么，说明她压根就没有像我一样在内心里产生阴影。我开始后悔，我怎么能那么对待姐姐呢，多年不见，面对面的时候竟然连话都没有好好说。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冷傲一点矜持呢？你以为你大专文化水平，她大字不识半个，你就能随意揣测她的内心并擅自做出决定？你在和她的对比中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比你老多了，腰身变形，皮肤黑红，但是你知道她比你多干了多少活吗？那一双手，对，那一双给你做过馍馍的少女的手，给你煮了五个鸡蛋的手，临别时抢过来伸进窗口的手。那两个手哪里还是女人的手呢？我想起来了，回忆让我心头一沉，姐姐的手的五指已经伸不直了，外表被一层坚硬的死皮套住，像两个已经长大的身躯被困在明显窄小的童年外套里，伸不直腰身，蹬不开腿，就那么委屈地蜷缩着。
艰辛的日复一日的工地上的活儿让姐夫从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变成了今天的矮老头儿，洗衣、做饭、平地、放水、除草、撒化肥……无尽的零碎活计自然也能将姐姐的手变成蜷曲丑陋的老树根。我伸出自己的手看，做饭、洗锅、干农活，我的手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和姐姐比，我这双手又幸运了很多。至少这些年我在劳动的间隙还有理由握握钢笔，翻翻书本。阅读和写作远比劳动轻松。再打电话的时候我主动问到了几个外甥的学习。姐姐说我们两口子都是睁眼瞎子啊，不懂嘛，娃娃个家学着哩，假期里还花钱补课哩，唉，我们这辈子就这样子了，宝都押在娃娃身上了！又牵扯到姐姐没念书的旧事，我不好多说，只能泛泛地说把娃娃抓紧，从小抓起，不敢大意，等等，其实连我自己都听得出这一番不咸不淡的话是多么没劲儿。我又不能帮上他们实际的忙，不痛不痒地说说能起多大作用呢？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我的女儿也已经是小学生了。姐姐在电话里说想来我这里浪浪，我也多次说要去她那里的，可谁都没有下定决心去变成现实。我们陷在各自的生活里，一天一夭活着，我有了烦心事可以在网上和网友去扯，或者通过写作发泄。我们姐妹间在电话里从来不说烦恼，姐姐嘻嘻哈哈地说，我也跟着嘻嘻哈哈地应答，渐渐地我也变得油滑浮躁了，跟她没大没小地开着玩笑。然后我们挂了电话，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奔波。
姐姐好像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大姐了，而是一个开心的朋友。我们时间长了的通话，也不是非得要知道彼此近来的行踪，而是通过无伤大雅的玩笑式互骂，把心里的一些东西排泄掉了。所以当2014年秋天我们在母亲的玉米地里相遇的时候，我们都愣住了，我早一天到，所以一大早就戴了手套、口罩和围巾在玉米阵中开展大战。在咔嚓咔嚓掰棒子的单调得要命的声浪中，忽然插进来一声轻笑：哟，死猴儿，大姐想死你了，我来了你咋不迎接一下哩？我抬起酸麻的脖子看，姐姐站在玉米地埂上望着我笑，笑容欢实，泼辣，小眼睛眯缝起来，一张红彤彤的脸像抹了很多胭脂。呃……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和她搭话。喊什么呢，自然是姐姐，可是我从小就没有喊过呀。总不能像她喊我一样也喊她死猴儿、碎婊子吧。我哗啦丢了镰刀，脱掉胶皮手套，要陪她回屋去。她大手一摆，快掰，按天黑看能不能把这一块子掰光——说着走进来伸手就干，咔嚓咔嚓，枯干的玉米叶子呻吟起来，她双手揪住一个玉米棒子分开包衣，狠狠往下脱，像给女人脱衣服一样，直到赤条条露出一个金灿灿的胴体，手腕弯转，劲力暗生，咔嚓，金黄的胴体脱离了母体，哗啦，被丢到了玉米堆里。不用扭头看，接着去对付下一棵玉米腰间的下一个棒子。这过程干脆利落，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我不由得停住了，专门看姐姐掰棒子。她一个人揽了四行，叉开腿斜着身子往前走，步子不用左右斜跨，只要伸出胳膊就将玉米拽过来了。四排密匝匝的玉米像小学生，排着队乖乖地等着被检阅。我看看手上已经磨起的血泡，疼得抽冷气，这要是狠着心一直干还罢了，只要停下来歇一会儿，手疼得再也搭不到玉米上去。你还是戴上手套吧——我给姐姐喊。嘁——她无所谓地笑了一下，抬起手虚晃一下，我这手，怕啥？都成破叉子了！咔嚓咔嚓声不绝于耳，姐姐的身子很快被苍绿中泛白的玉米丛林淹没了。夜里我拿出一塑料袋化妆品，说我换了一个牌子，之前买的这些闲放着会过期，你拿去用吧。姐姐看也不看，伸手在脸上捋了一把，嘁，我这老脸，都晒成死皮了，抹那些干啥？我不要！白糟蹋东西哩！说完躺在炕上只喊腿疼。我将化妆品一盒一盒摆出来，央求她拿去用了，不然过期了也就只能扔了。
她伸开腿，说死猴儿啊，你晓不得我有多忙，今儿来娘这里浪亲戚哩，前两天就赶着把攒下的活儿都给干了，乏死个人了。我一天忙得恨不得多长一双手，我哪有时间有闲心往脸上抹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哩！我啥也不爱抹，就抹个棒棒油，我觉得不裂口子就行了！棒棒油我自然是知道的，我们小时候常用，一种透明塑料纸包成圆棒的植物油。抹在皮肤上油腻腻的，太阳一晒会流油。我们那时候的条件也就只能用个棒棒油。我们的皮肤过早地衰老，长满了雀斑、褐斑和血红丝，就是小时候不知道防护，常常裸露着脸在毒太阳下干活风吹日晒造成的。棒棒油除了滋润，真地不能起一点点防护的作用。可是怎么跟姐姐说这些呢？她已经拉起了疲倦的鼾声。我昨天和今天加起来掰下的棒子，还不如她今天一口气干出的多。我望着她在灯下酣睡的样子。她的身上再也找不到我记忆里姐姐少女时候的一点点痕迹了，眼前的这个中年妇女，身子发福得厉害，屁股肥墩墩地翘着，一双大手肥厚，粗糙，哪里具有女人的纤巧和细嫩呢，一根一根的指头像小棒槌。除了那一对小眼睛能让人依稀想起她从前的样子，别的五官却都变了样，呈现出一种明显衰老的趋势，皮肤被烈日暴晒后没有及时护理和修复，留下了大片大片的黄褐斑。眼梢和眉角挤满了肌肤松弛后的褶皱。从外表上看，她比我何止大了三岁的差距。我继而想起最近一段时间在外面学习接触到的那些女性。
有几个看着比我还年轻水灵，熟悉了才知道都已经是过了四十的年龄，还有一个厦门的，差两岁就五十了，但是看着细皮嫩肉，简直没有皱纹，真不知道是怎么保养的，和她们比我都显得老相，而才三十五的姐姐更是小老太婆了。第二天是古尔邦节，姐姐腰里系着护裙，陪着母亲忙出忙进，整整操持了一整天。日落之后她忽然提议我们背玉米去，将掰下的两亩地的棒子全部背回来，我们干了，就能免却母亲的一番辛苦。我们提着蛇皮袋子出发了。想不到这玉米棒子死沉死沉的，拾半袋子，甩起来驮在背上，然后越过一片一片死尸一般卧在地上的玉米秆子，越过一片菜地，才能到房门口的台子上。我背了两趟，手疼，脚疼，腰疼，这几天忙活的后遗症全出来了。我跟姐姐的小儿子尤布往袋子里拾，姐姐和妹妹弟弟背。弟弟十五岁，我们怕他背多了累着，一个劲儿喊他少背。妹妹本来就是个瘦弱的人。能承担重活的似乎只有姐姐了。姐姐甩开了步子，说你们快拾，我背，这点活儿难不倒我，我带耍着就干了。她果然是带着戏耍的情绪来背玉米，半袋子接着半袋子往地头上运送。夜色渐渐落下，月亮在头顶上看着我们，朦胧中一个高大结实的身影欢快地小跑着，身后跟着妹妹和弟弟，三个人嘻嘻哈哈笑着，闹着，你追我赶，月光下的玉米地里一片笑声。我忽然觉得这样的劳动一点都不苦，就算劳损后的手碰到玉米棒子疼得哆嗦，但是不断地捡拾让疼痛变得迟钝了。
心里不由得就腾起欢快来，跟着姐姐高兴起来，我大声地唱起了歌。姐姐也跟着唱起来了，竟然是《妈妈的吻》。尤布不甘落后，站起来扬着脖子唱，也是《妈妈的吻》。我呆呆听着，这首歌我给姐姐教过，那是我念三年级时候，村小学的雇佣老师教我们唱的，夜晚一起睡觉的时候我再教给姐姐。想不到二十几年后姐姐还记得。我听着这跑调跑得严重的歌儿，再抬头看那轮越来越清亮的满月，童年时候那些洒满月光的夜晚一幕幕展开在眼前，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我们没有丈夫孩子，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不用为孩子的穿衣上学发愁，不用为一天比一天高涨的物价担忧，不用在苦巴巴的日子里挣扎。我们跟着父母吃喝，生计和人世的艰辛和我们无关，我们只有小女儿家小小的忧伤和欢喜。世界很大，和我们无关，我们过着扇子湾给予我们的无忧无虑的日子。月色像一匹巨大无边的轻纱，将地面和地面上的一切笼罩了起来，包括我们，也在月纱下面。姐姐的身影在一趟趟跑着，那些金灿灿的玉米跟着姐姐奔跑，汇集到一起，将母亲的那片砂土台子堆砌得一片金黄。我站起来说我也要背玉米，我像小时候一样跟在姐姐后面奔跑，像小时候一样，我还是跑不过姐姐，我就是姐姐的尾巴，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做姐姐的尾巴其实是很幸福的。尤布也不愿意拾玉米了，嚷嚷着要背，一个蛇皮袋子拖在屁股上，叉开胖乎乎的小步子笨拙地在玉米秆子上绕行。月色晕染出一个同样胖乎乎的小影子，脚步蹒跚，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像个八十岁的老头儿在那里赶路。姐姐忽然舒一口气，说：我拉扯三个娃娃，差点把头熬白了！月色摇曳了一下。姐姐干脆一屁股坐在一堆玉米棒子上，喘着气，口气不再笑嘻嘻的，说死猴儿，你们都念过书，教你们的娃娃很容易，我们两口子一天书都没念，为了给娃娃补课，我们多花了不少钱啊，多亏娃娃争气得很，学习都跟得上，他们懂事，晓得我们两口子不容易，从来不敢耍。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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