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639]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出了前进和努力的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在这里，胡锦涛把中国文化外交的完整内涵表达得清清楚楚，也把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

    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断绝过。在上古时代的周朝，就有对外文化交流的发生。例如《周礼》记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舞四夷之乐”。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之资料汇编《白虎通》说：“王者制夷狄乐。”汉唐时期出现宗教文化交流，包括佛教传入中国和佛教的中国化，元朝时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明朝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通过文化的力量展开新中国的外交，确立了文化外交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战略与策略，为新中国的文化外交起了奠基人的作用。对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持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美国已故的“头号中国通”、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就指出：“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份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年代的军队并不给农民带来苦难，而是为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靠暴力起来执掌政权，但他仍然保护中国文化，雇用学者整理前一政权的档案，并指出其衰亡的教训。他用古典体裁的诗词来庆贺革命胜利，他的书法点缀了许多公共场所。他的榜样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在北京，他在十五世纪明代帝王修筑的大宫殿前修起了一个大广场，让东南亚和西方地区的代表团到那里去观看盛大的游行仪式。”[640]新中国的成立，为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前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想的挖掘，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开展文化外交，启发意义很大。

    一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促进精神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外交思想

    在古代中国的优秀的政治家中，也有不少人懂得文化的“精神生产力”价值，比如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根据《战国策·赵策二》，赵武灵王为了“开发胡、狄僻陋的郊野”，达到“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即进攻弱小的胡、狄，达到用力小而功效大，可以不使人民精疲力竭的目的，下令全国改革服装，实行胡服，训练骑射。当然，赵武灵王吸收胡服文化是为了“进攻”胡、狄的思想在今天的文化外交理论和实践中应该摒弃，但是他的把吸收胡服文化转化为生产力的思维，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很有价值。其实，传说从前舜帝跳苗族的舞蹈，禹帝裸体进入裸国，他们的考虑都是随俗而行，因地制宜，而最终目的是“利民”。正如赵武灵王所言：“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641]

    文化不但是提高生产力的有力途径和方法，文化也是生产力。恩格斯指出：“在一个社会里，要在保持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财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造成劳动群众的新的需求，而这只有通过发展智力和情趣，换言之，通过提高文化修养才是可能的，劳动群众有了高度文化修养就会自然而然地摆脱无产者状态。”[642]马克思就曾提出：“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表明，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因此，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643]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一个“精神生产力”的重要概念。两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文化的生产力价值的论述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中国建构自己的文化外交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扩大文化交流，也相应地会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文化交流在促进国家间和平与繁荣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

    文化交流也是生产力，这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中是表现得非常充分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把经济、文化交流放到一起加以论述。文化交流虽然实际上和经济交流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经济的合作中也可能体现某种文化，文化的交流也会表达着某种经济潜力，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也可以说两者都是生产力，分别为产生物质力量的生产力和产生精神力量的生产力。我们从《梁山伯与祝英台》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精彩展示了解到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相互转换“哲学”。195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4年的国际日内瓦会议上由周恩来作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介绍给西方世界后，同时南下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在华人地区刮起一阵“梁祝热”及“越剧热”。在和西方代表团唇枪舌剑的时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充满人情味的中国戏曲片成了日内瓦会议场内外的热门话题。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周恩来把片名翻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随后又送给了住在莱蒙湖畔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在日内瓦的外交官说，周恩来不仅用艺术促进了外交，同时也把外交变成了一门艺术。[644]梁祝热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达到高潮。日内瓦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它是新中国政府在多边舞台上第一次亮相，是中国通过国际会议谋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诚意的体现。“和平”是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新中国如何通过文化的力量赢得英法美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尊重也成为此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日内瓦会议的准备过程中，对此次会议的举行发挥关键斡旋作用的苏联政府提醒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应在宣传工作上做更多的努力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举行电影放映会，组织演讲，举办小型的展览及文化表演等。“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新闻处一共举行了三场电影放映会招待各国的记者，一场是放映电影《1952年国庆节》，而另外两场就是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电影《1952年国庆节》放映会结束后，有美国记者评论这部纪录片恰恰证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为了抵制这种谣言，周恩来选择放映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来招待外国记者，并对如何向外国记者宣传这部电影做了如下的指示：“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645]周恩来的目的是通过文艺所体现的诗意性和悲剧性效果打动国外观众，以发挥中国崇尚和平的影响力，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记者电影招待会上放映后，如周总理所愿取得了良好的效应。此影片引起了各国记者的共鸣：“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剧，从‘楼台会’哀怨泣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相随，那美丽动情的一幅幅画面，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观众心中起伏回荡。当放映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放映到‘哭坟’和‘化蝶’时，只听见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和哭泣声。电灯复明，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想不到电影和色彩这么绚丽。一位比利时记者说：‘简直忘了在看电影，好像我也在梁祝身边。’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时近午夜，人们还在尽兴地谈论着，不肯离去。当周恩来听取熊向晖汇报得知影片放映获得巨大成功时，意味深长地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的比喻，多么打动人心的比喻啊！这简简单单的10个字，一下子就把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吸引住了；这简简单单的10个字，又蕴含了多么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646]“日内瓦会议以后，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放映，并且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刮起一阵‘梁祝热’。而在这股热潮中，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尤其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卓别林时，还特别邀请范瑞娟作陪同。1954年，范随团参加了在捷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在电影节上，当穿绣花旗袍和高跟鞋及烫发的范瑞娟出现在外国观众面前时，结果整个电影节都觉得很新奇，还有男演员冲她跪下，说要向‘中国女人和艺术’投降，因为她们能演男子汉让人完全看不出来。周围人则冲着范瑞娟大喊‘毛泽东、毛泽东’，那大概是他们唯一知道的中国人名字。把梁山伯的扮演者与毛泽东相连是外国观众在梁山伯形象与新中国之间建立的一种象征性联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在越剧版本里，梁山伯角色由女性来扮演，而且这个以悲剧结尾的爱情传奇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同的是梁山伯的过分‘女性化’。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中，经常的故事情节是有情人历经磨难，最后金榜题名奉旨成婚。而越剧版本里的梁山伯是一介穷书生，为爱而伤，最后也为情而死，一生未考取任何功名，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情痴’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雌化’的梁山伯形象很符合当时新中国在国际外交中所企图建立的崇尚和平和尊重传统文化的国家形象这个期待。周恩来当时还组织上海越剧院到各个国家演出。1955年，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到当时的民主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当时的《戏剧报》对此有图文并茂的介绍，并翻译介绍了苏联《真理报》上两篇观后感。其中一篇是一位名为胡波夫的苏联作者写的《高尚爱情的诗篇——为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访问演出举行闭幕式而作》。作者用‘浪漫’和‘优美’等词来形容《西厢记》和《梁祝》中的爱情故事，而且文中还特别提起了演出中‘艺术化的舞台装置’，并称之‘出色地显示了中国色彩诗一般的情感以及中国建筑学上特殊风格的美观’。另外一篇是一位名为卡巴列夫斯基的观众所写的《古老文化的青春——为越剧在莫斯科作访问演出而作》，文章中作者集中讨论《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戏，尤其对越剧的音乐部分作了非常仔细和专业的分析，并称整个故事为‘意义深长的诗一般的剧情’。同时也对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作了高度的赞扬，称其为‘天才性的演员’。最后，作者也对越剧的‘艺术装置’赞不绝口，认为它‘替整个戏剧的演出增色不少’，并特别指出服装及舞台装置‘有绝妙的风格以及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综合起来，当时外国观众都是对越剧中的抒情性及由舞台装置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诗意表示了极大的兴趣。”[647]周恩来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文化力量，通过日内瓦会议加深了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坚冰。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非常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深信中国和广大亚非国家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一定会到来。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648]1962年10月3日，毛泽东等为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时，在给蒙古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对促进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两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共同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相信，随着中蒙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两国的这种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加强。”[64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11月22日，毛泽东等在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中，强调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巨大意义：“十年来，我们两国在友好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全面迅速地发展了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促进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繁荣和高涨，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650]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体现一国国际形象的极好的机会，因此，出国演出的节目，一定要高水平、高质量，否则将不但达不到树立国际良好形象的效果，反而可能起到相反作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周恩来指出：“出国演出必须有新的质量，出现新的主题，做到文采风流，日日前进。新节目要有新的思想内容，但必须用艺术形式来表现。优秀的节目要保留，不要喜新厌旧，也不可乱改。以后出国，古典节目还是要有，现代节目至少有一半。”[651]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和中国“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国家之间在建立和发展关系时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有着深刻的感悟和理解。印度和中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往来，都是空前的，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诸多美好的回忆。毛泽东指出：“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652]

    （二）提出包括文化教育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思想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包括文化教育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思想，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同时，为了营造文化外交的健康发展的环境，有必要消除帝国主义对中国长期以来文化侵略所形成的恶劣影响。

    周恩来指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系。”[653]很明显，周恩来在此把文化教育看做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精神生产力的一部分。而文化教育如何发展，应该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比例，有必要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在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之前，首先要消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反动文化的影响，而此项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军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军事和政治的侵略已经失败，经济和文化的特权还存在着，这些特权我们必须有步骤地收回。对辅仁大学事件，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必须将其教育权和财产权收回。但对别的教会学校，可以允许继续自办，如有类似辅仁大学情况的，也照此办理。”[654]辅仁大学事件指1950年6月该校发生的教会势力公开反对中国政府教育政策的事件[655]，这个案例至少说明，新中国还不可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关系，因为过去帝国主义对中国长期的文化侵略，造成中国不仅仅是政治主权的丧失，文化主权也随同丧失，而文化主权往往不会随政治主权的收回马上就得到恢复，即使形式可能回归，但是因为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回归健康的发展轨道。同样的案例还有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处理问题，周恩来指出：“过去我们曾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现在，我们宣布这一命令，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打击。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等文件。”[656]从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一直到新中国诞生前，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除了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尤其注重战略性的文化侵略活动。其侵略方式，主要是采取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以便达到在精神上控制、欺骗、麻醉和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美国的“庚子赔款”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典型手段。[657]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事业等的自主权利，以及彻底制止美帝国主义利用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进行反动活动，1950年12月郭沫若提交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确定的方针是：“一、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先全自办。二、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之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三、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四、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658]结束帝国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是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前提，是体现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先进性的首要条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结束了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多年来的文化侵略活动，肃清对帝国主义认识上的病态心理，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展开平等的对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民族的健康的心理环境。建立健康的文化自信，需要“知彼”，比如了解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是一个渠道。曾经有美国精英感叹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人看问题往往会以非常长远的视角来观察，而美国由于发展的历史短暂，所以看问题往往比较短视。美国前副国务卿、现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在回顾他1975年陪同基辛格访问中国时的情形说：“中国人是拥有超过四千年持续不倒的文明的看守人（custodians），中国人喜欢提醒我们他们看问题不是可以用一个短的时间段可以下结论的，而必须要经历历史长河的考验。我记得我曾经作为记者首次到中国，我多年一直报道基辛格出访，我在一九七五年陪同他到中国，这是中国的首次允许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走狗的媒体和基辛格坐上同一架飞机上一起访华。在我们这边的房间，基辛格先生对我们和他一起旅行的记者们谈他和周恩来随后的交流，基辛格向周恩来了解他对曾经使人类受益的法国大革命持怎样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考后回答，‘要作出结论为时尚早’，我认为中国人对长远观点的偏好和美国人骨子里存在的对急躁的爱好是可以作某种比较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毕竟在文化上和历史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历史长度，也只有中国1/20。美国很容易受情绪的摆布。”[659]塔尔博特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美国的‘经济封锁’，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进程。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同时顺利地彻底地肃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多年来的文化侵略活动，并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这一切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是非常有利的。”[660]清除近代以来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病态心理则是一个相对比较慢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661]如何消除帝国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起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并最终达到国人的文化自觉境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发行反映中国优秀文化的书刊、电影，举办相关展览等等。周恩来就说过：“要加强民族自信心。我们虽然落后，但只要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我们相信可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的国家。如果一个民族缺乏自信，将长期受到压迫。”[662]当然，中国要迈出走向文化自信的第一步，首先是要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帝国主义百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掠夺，并使这种揭露服务于政治上进行外交斗争、军事上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需要。对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非常重视的。1951年4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故宫午门楼上参观正在布置中的敦煌文物展览，他在参观《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一带文物罪行》展室时指出：“这样陈列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如何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的方法来盗窃和破坏我国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增强抗美援朝的信心，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当举国都在深入动员抗美援朝的时刻，这个文物展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663]

    （三）萌发了文化作为重要变量的总体外交的思路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萌发了总体外交的思路，提出促进文化外交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为扩大中国精神生产力在世界的影响，提供了组织保障。周恩来提出：“今后凡我国所派代表团在出国前，应由外交部主管司负责介绍所访国的主要情况”，“文教委员会要研究关于加强我国与各兄弟国家签订文化协定的监督执行和指导工作的具体办法。”[664]外交部负责介绍所访国的主要情况和文教委员会发挥文化协定的监督执行和指导功能，这对文化外交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的总体外交思路。

    （四）通过文化合作协定促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和友好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在自身仍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中国的努力。1953年11月，周恩来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朝政府谈判和签订两国间经济及文化协定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中朝政府谈判，签订了协议，表明中国将继续帮助朝鲜。这件事，在政府机关和全中国人民中，也许会引起疑问：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初期，同样需要钱，为什么还要帮助朝鲜这么大？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为了朝中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在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付出的代价更大。停战后，必须巩固朝鲜已得的胜利，恢复朝鲜战争创伤，这是和平阵营的共同责任。中朝两国继续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世界的和平有重大意义。会议通过《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665]从箕子把中华文化带到朝鲜半岛到今天，中朝两国有三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箕氏在朝鲜建立王朝达千年之久，使中华古代文明在朝鲜扎下了深深的根基，并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整个地区，再通过朝鲜的桥梁作用影响到日本。在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箕子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近代以来，朝鲜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面临如何通过经济文化的建设恢复其正常的人民生活，重建国家的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只能迎难而上，积极参与到朝鲜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去。

    （五）举办国际性文化周，促进各国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新中国举办亚洲电影周，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大手笔。1957年8月31日～9月6日，亚洲历史上一次规模盛大的电影周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及天津、沈阳、长春、上海、广州等十大城市举行。8月31日晚，有16个国家电影工作者参加的亚洲电影周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等以及北京各界人士、驻华使节等一千多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会长、电影局局长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尼赫鲁夫人致贺词，缅甸等13个国家电影代表团团长讲了话。开幕式后，放映了中国影片《女篮5号》。电影周期间，各国电影代表团与中国电影艺术家举行了座谈并进行参观访问。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各国电影代表团。9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招待参加“亚洲电影周”的亚洲各国电影代表团的酒会上说，“‘亚洲电影周’是亚非会议关于文化合作的决议的一个具体实施。这一次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亚洲各国通过互相观摩，能够推进本国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666]在此次亚洲空前的电影周，“电影生产力”的提法是引人注目的。著名作家张又君[667]撰文高度赞扬此次盛会。他说：“朝鲜、越南、蒙古的情形也像中国一样，它们的人民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电影工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解放以前，连一个摄影棚也没有，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是一九四七年才成立的，随即摄制了‘我的故乡’、‘熔跌墉’等故事片和纪录片，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残酷战争以后，平壤的制片厂遭到了破坏，但是，朝鲜电影工作者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从反抗侵略的战争中汲取题材，把朝鲜人民的英雄事迹搬上了银幕。‘保卫家乡’、‘侦察兵’、‘少年游击队’、‘重返前线’等二十多部影片，在美国飞机疯狂滥炸下摄制了出来。在战后恢复时期，国立电影制片厂把战争所破坏的设备，都恢复过来，不仅恢复，而且加以扩充，使朝鲜电影技术设备，远远超过了战前水平。现在，朝鲜电影的生产力增加了，技术提高了，一九五六年制成了第一部彩色影片，这就是参加‘亚洲电影周’的《沙道城的故事》。”[668]

    （六）注重外交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立体效应，使中国和缅甸建立起良好持久的关系

    当中国和某一国的双边关系达到可以全方位发展时，则应该抓住全方位发展的大好时机巩固发展成果，这样做，不但可以促进双方政治关系加强，促进物质的、军事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军事生产力方面，“为配合勘界工作，在缅甸政府的要求下，中国军队还曾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期间中国与缅甸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盘踞在缅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此举对消除国民党残部对缅甸北部地区的侵扰破坏和保障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安宁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60年作为‘中缅友好年’载入史册。这一年的4月15～19日，周恩来总理应邀第四次访问缅甸，在仰光穿上缅装，热情地参加了缅甸人民的传统新年泼水节活动，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同年9月28日至10月4日，缅甸总理吴努和缅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应邀率缅甸联邦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随同来访的包括军事、贸易、文化、体育、新闻和缅中边界联合委员会缅方代表团，成员多达350余人”[669]。缅甸此举表明，它希望和中国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友好关系，作为对缅甸这一友好访问的回访，1961年1月2～9日，周恩来率四百余人的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友好代表团由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佛教代表团、电影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组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友好代表团，[670]成为此时期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亮点。

    （七）注重重要国际交通枢纽在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正如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一样，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一些国际交通枢纽的作用。在1956年1月5日晚举行的庆祝中国、蒙古和苏联三国铁路联运通车和欢迎蒙古和苏联两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周总理在讲话中说：“三国铁路的联运通车，是三国间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的标志。因此，人们把这条铁路叫做‘友谊之路’是非常恰当的。”[671]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埃及时指出：“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是联结欧、亚、非三洲的枢纽，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伊士运河是用阿拉伯人民的血汗造成的。阿拉伯人民为了保卫苏伊士运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72]文化交流如果没有畅通的国际交通，这样的交流也是无法进行的。而有了“交通”这个硬件，如果不用文化的力量去打造它和丰富它，也是不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的。比如古代正是因为有一条通畅且不断有中外的仁人志士们，用各种文化的力量去建构的“丝绸之路”，才促使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正如周菁葆指出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曾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联结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比如以振兴丝绸之路的国际音乐交流为例子，要有周恩来那种实现这种交流的“交通”建构的意识，为了振兴丝绸之路音乐，他建议：“一、由文化部和中国音协牵头，向国内外音乐界倡议，举办丝绸之路音乐节，每年一次在中国举行。二、设立丝绸之路音乐基金会，目前《新疆艺术》编辑部已开始筹备丝路艺术基金，中央应积极支持这一行动，争取更大范围的筹划，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三、可以参照日本举办亚洲艺术节的办法，分期分批邀请外国演出团体来华演出。最后一点，希望建立丝绸之路音乐研究中心，最好设在北京和乌鲁木齐，之所以要设在新疆，其原因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希腊、印度、伊斯兰，没有第五个而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673]

    （八）注重文化交流的人才队伍建设

    1953年6月21日，政务院审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各大行政区及某些大城市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两个文件。《通知》指出：4月21日成立的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目的在统一并加强党对民间性国际活动和一部分政府性国际活动（主要是文化方面）进行指导与检查。由王稼祥任主任，由廖承志、刘宁一任副主任，董越千任秘书长”[674]。王稼祥是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参与了中央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等许多理性的主张。廖承志既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对中日关系的实现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友人宫岐世民就评价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熟知日本的表里。”[675]1954年10月开始廖承志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日关系恢复的具体工作中。“在周总理的具体设计下，廖承志一笔一笔地描绘着中日友好的蓝图，凡日本问题，事无巨细，一一亲躬，每事事先必有请示，事后必有汇报，周恩来总理十分满意日本组（当时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的工作。中日民间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廖承志负责向派往日本的贸易代表团、科学院访日考察团、乒乓球代表队、梅兰芳演出团、总工会代表团等等，提供情况，介绍日本风俗礼仪、政情民情，解决代表团的一些困难，甚至指派日本组成员随同出访日本做联络工作。日本组人数不多，效率很高，很重要一点是由于廖承志熟悉日本情况，无论历史沿革或是最新变故，无论在朝在野或是各行各业，他都很熟悉。向他汇报问题不需要讲前因后果，也不需要背景资料或是介绍纵横联系，只需说出人名或是事情大概，办法或是决断立时就有了，真是运斤成风，挥洒自如。同样，他到周恩来那里汇报也是如此，周恩来对日本事务的熟悉，也如同电脑一样，存储有大量信息，了如指掌，得心应手。”[676]刘宁一是周恩来“人民外交”卓越的实践者和中国国际工运卓越的组织者，他高度评价周恩来的人民外交：“外交，它在历史上曾经是个高贵而神秘的字眼，它意味着少数人的活动决定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周恩来，把外交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使外交走出少数外交官活动的狭小舞台，进入人民运动的广阔天地，让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与人民之间的外交活动相辅相成，从而使外交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重要特色。它不仅在周恩来的全部外交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留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光辉篇章。”[677]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在日本访华人士中，仅艺术表演人士就有440多人次。同时，我国艺术表演人员有多人次访日。周恩来常常抓住时机，派一些日本人民十分熟悉的人士去日本访问，1955年派郭沫若赴日访问，为中日文化交流掀起了层层巨澜。1956年派京剧大师梅兰芳东渡，又卷起了一阵阵中日友好的热潮。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周恩来的寄希望于人民，寻求中外文化交流立足点这一思想的正确性。[678]董越千，曾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译，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首批司局级外交骨干，他在处理1954年4月的蒋介石企图暗杀周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机敏反应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外交部办公厅的灯火彻夜不息，工作人员按周总理的指示立即分头行动，通知有关各方加强防范。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亲自守在电话机旁边，要通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我代表团已赴港做好登机准备的代表团的电话。董越千一字一句地传达了周总理的紧急指示和外交部的部署：‘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务必保证安全。’”[679]“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再次告诉我们，外事无小事，而是政治性和思想性极强的工作。周恩来就指出：“外事工作不是简单的交际和应酬工作，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作。在外事工作中，如其他工作一样，政治和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是工作顺利完成的保证；外交战线上的斗争，必须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散作战，统筹安排下的分工协作；广泛地开展文化、科学方面的对外活动，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在和平竞赛中进行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外事工作队伍必须是一支又红又专的队伍”[680]。周恩来强调，“每搞一项工作，都要统一领导，各方协作。搞好三结合，充分依靠、发动群众是主要的。外交、外贸、文化交流等都要认真搞，不要只靠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年人迟钝，没有青年人勇敢、敏锐。在讲话中要求各部总结经验，尤其是对外工作，要总结几条，以整顿对外队伍，开展工作”[681]。

    （九）主张电影合作制片的国际合作

    适当的国际电影合作制片是提高电影生产力的重要办法。要生产影响力巨大的电影作品，通过有机的、科学合理的、适当的多国合作，能够做到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周恩来在1957年4月在同在京的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考虑和他们合作制片。当然，我们要有余力才和外国合作，同时也要考虑和各国的电影工作者互派代表团相互往来、相互访问，并使大家都能有机会出去看看，向人家学习。当然，这种来往也要按实际情况办事，要有适当的控制，不能搞得太多。”[682]周恩来讲“同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的文化合作比较好理解，但同“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帝国主义国家”合作，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需要强大的政治勇气才能做到的。周恩来如此大胆的考虑，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任何性质的国家都存在优秀的文化，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不例外，而且帝国主义国家文化产品的打造技术还大大优越于我们，只要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和它们合作？这充分说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政策中的非意识形态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二 党的第一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的先进思想理念

    （一）重视文化交流的溢出效应：从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过渡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文化交流，逐步达到或与他国政治上建交，或在建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双边经济关系，促进政治外交的发展。文化交流有利于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关系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关系。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纳入新中国外交的总体格局之中，认为同经济贸易一样，文化交流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翼。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注意到文化交流在外交中的先行性、感染力强和某种超越性的特点和价值。

    1951年9月28日，周总理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说：“我对印度、尼泊尔等国采取积极主动，以争取友好的方针。目前，正在文化、贸易方面进行这一工作。”中国“与印签订友好通商协定，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但将加以研究”[683]。中国与印度于1950年4月1日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真正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关系自此展开，尼泊尔和中国建交晚于印度，1955年8月1日中尼两国才建交。中国和印度历史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文化和历史基础都是很好的，中国与印度签订友好通商协定也是早晚的事，但是在两国走向更加紧密的机制化的双边政治上友好和经济上共赢的大好局面之前，努力在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增加量的积累，对逐步达到中国所追求的中印关系发展的理想目标是有益的。

    1955年9月，周总理和陈毅接见法国参议员密歇勒时也指出，“要建立两国间的正常关系，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不要等待，我们可以加紧进行人民间的联系，如人民的，半官方的，如国会之间的彼此接触，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684]中法是1964年1月27日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建交的差不多8年前，周恩来希望中国研究和学习法国的经济、文化和技术，因为法国是西方经济、文化和科学发达的国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的历史过程中，法国的对外政策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法国也就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全面封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中国通过和西方国家法国所进行的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不但能够达到中国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其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先进东西，还能借此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西方国家或者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中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双赢理念一样。1956年2月，周恩来总理接见法国经济代表团时说：“中国很落后，不论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是如此。……法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很愿意有机会派代表团去。我们是要去学习，对于法国经济、文化、技术都愿意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685]

    中日关系的发展路径也和中法关系的发展路径差不多，都是采取先经济文化的合作，最后逐步走向政治上的建交的。1955年10月，毛主席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能强制建立的）。”[68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双边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如何处理好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种种卓有成效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强调“以民促官”，强调先进行民间的或者半官方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史充分证明，这一政策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和阿拉伯的一些国家也是先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为正式建交创造条件，比如中国和叙利亚建交就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走过来的。1956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叙利亚议会议员鲁斯托姆时指出：“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斗争是应该的。希望两国人民的来往更多地增加起来，贸易发展起来，这样可以推动中叙邦交，使之有新的发展。两国的邦交常常由于外来的干涉，不能一下子就建交。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方面来推动，走点迂回的路。如先从人民团体、经济文化的交往做起，然后水到渠成，最后宣布建立邦交，交换大使。”[687]在1956年的8月1日，中叙两国建交。

    1957年11月，周恩来系统地总结了通过文化交流等低级政治手段逐步实现向高级政治过渡的外交方略：“目前我国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有民间来往的六十多个国家，可通过和平友好、文化交流、贸易来往等活动打开局面，不一定要加入联合国，可以通过双边、多边区域性的会议进行活动，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形势要求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不通过外交途径也可以做很多工作。”[688]

    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走向正式建交的过程中，也仍然是采取先经济文化交流，后实现政治上的建交。比如，在中国和菲律宾建交问题上，中国也是主张先经济文化交流后建交的政策，这是由中菲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菲律宾国内存在政治上的反对势力。首先是菲律宾的天主教会，菲律宾90%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拥有很大的势力。教会领导人认为，作为天主教国家的菲律宾不能与奉行无神论政策的国家建交。其次，菲律宾国防部担心中菲建交后中国会干涉菲内政，支持新人民军和其他左派力量，而引起菲国内政局动荡。”[689]此种情况说明，中菲建交的政治基础还有待培养。1973年5月，周总理会见以菲律宾商会主席克拉维西利亚为团长的菲访华贸易代表团时提出：“目前你们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所以同我们建交还有困难。但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不着急。在没建交以前，可以先从贸易、文化入手，贸易可以发展，文化交流也可进行一些，比如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等。”[690]中菲在建交前两三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国际环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诚如菲律宾外交部前副部长塞佛里诺所说的，“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时，中国被视作原油的一个良好来源地，其价格是‘友好价’。再者，1971年北京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具有否决权之常任理事国席位，使菲政府认识到，如果不与这个国际社会重要成员、世界五大核列强之一、世界人口最大国打交道，将是十分愚蠢的”[691]。1975年6月9日，菲律宾与中国建交，在建交之前，中菲在经济和文化的广泛领域进行合作与交流，为最终实现政治上建交创造了条件。

    （二）认识到政治关系如果出现严重障碍，也会对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但认识到在政治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非官方的或者半官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种量的积累逐步达到政治关系的飞跃发展，实现质的转变，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也认识到，政治关系如果总是受到严重的破坏性因素的刺激，本来已经建立的某种经济和文化关系也可能出现倒退或者停滞不前。

    1960年9月5日，周恩来对英国记者格林说：“近几年来中英关系没有获得应有的改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又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支持蒋介石集团。只要这个障碍能够除去，中英关系将会立即得到改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将得到发展。”[692]在中英两国建立半外交关系之后，两国的文化交流随之发展起来，但在建交前，两国的文化关系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中英的电影交流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英电影交流一度中断。中英建立半外交关系之后，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恢复，从1956年开始，英国电影又同我国观众见面了。1956年—1957年陆续上映了根据查尔斯·狄更斯文学名著改编的《孤星血泪》、《匹克威克先生外传》、《雾都孤儿》和《人间地狱》四部译制片，1958年，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由劳伦斯·奥立佛主演和导演的悲剧《王子复仇记》译制成华语对白公映，另一部历史剧《理查三世》也配上中文字幕，另外有两部讽刺喜剧片：根据马克·吐温原著改编拍摄的《百万英镑》和《天堂里的笑声》，公映后很受观众欢迎。特别要提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出生命的英国青年导演本·坦尼·森在1939年拍摄的影片《骄傲的山谷》，也译制公映了，在这部描写威尔斯山谷中矿工生活的影片里，蜚声国际的美国黑人歌曲家保罗·罗伯逊扮演一位外接矿工，他的歌声和演技，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必须提到，1958年公映的《巴格达窃贼》即《月宫宝盒》（中文字幕），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轰动，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外国影片之一。六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观众先后看到了《冰海沉船》、《鬼魂西行》（即《古堡艳迹》）、《士兵的经历》、《女英烈传》、《罪恶之家》等英国影片，而《红菱艳》的再次公映，又一次创造了外国影片在中国的卖座纪录，但是，‘十年内乱’又中断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影交流，英国也没有例外。直到1978年，禁锢了十年之久的大批中外影片得以重新同观众见而，其中也包括所有封存起来的英国影片。这样，1978～1979两年，《百万英镑》、《雾都孤儿》、《冰海沉船》、《王子复仇记》、《红菱艳》等先后恢复上映。1978年，中英文化交流协定签订，使两国之间的电影交流也有了新的开展。从1979年开始，先后译制公映了《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水晶鞋和玫瑰花》、《孤星血泪》（重摄片）、《苦海余生》、《卡桑德拉大桥》、《吉普赛少年》、《苔丝》、《三十九级台阶》、《阳光下的罪恶》、《第三个人》、《雪地英雄》、《特殊的战争》、《海狼》、《新天方夜谭》、《十字小溪》等多部英国片，特别是1983年举办的英国电影周，很受中国观众的欢迎。另外，中国观众在电视屏幕上，还看到不少英国电视系列片以及《西班牙园丁》、《鲁宾逊漂流记》等故事片。”[693]中英两国1972年3月13日才签订了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完全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才得以实现，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英国就想同新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但因英国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态度暧昧，双方一直到1954年才建立了“半建交”式的代办级外交关系，这在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充分显示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随着英国明确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表明台湾是中国一个省并撤销其在台官方代表机构之后，中英全面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才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国家间政治关系恶化对国家间文化关系的破坏性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中美文化关系的恶化。同样以电影为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为新中国清除好莱坞电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颁布了《电影业登记暂行办法》、《电影新片颁发上映执照暂行办法》、《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产影片输出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等5项行政规章，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就是要削弱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支配地位，进而彻底清除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全国各地都纷纷把旧片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审查清理，禁映有毒素和有消极影响的中外影片，净化电影市场”[694]。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把非友好国家的文化产品无论好坏都一律清除的政策，无疑是把婴儿与污水一起倒掉。当然中央此举的积极意义是能够尽快地扫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帝存有幻想与恐惧的心理，对焕发新中国人民的精神人格绝对有必要。但是此举也相应地带来了一些对西方世界电影艺术管理模式的忽视，比如对美国的好莱坞集中优势兵力打电影发展歼灭战模式的借鉴，当时就完全忽视了，而是采取了“大而全”“小而全”地在各地建立资源分散、人才分散的电影厂的苏联模式。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在世界电影市场拥有强大的话语霸权，这和它充分整合电影资源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关系甚大。正如英国制片人普特南所说：“美国的电影公司牢牢地控制着全球的电影产业；美国市场机器的强大力量，甚至会使一批非美国影片也被成功地描绘成美国电影；美国电影的国内市场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电影市场，而从1994年开始，美国制片公司在海外影院的净收入，首次超过了国内的票房收入，其中，在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的收入均占相当大的份额。”[695]和对非友好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末，“我国译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影片的工作，已经有四年多历史了。四年来，所译制的影片有一百八十余部。这些影片，在观众中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观众人次仅一九五二年一年中，就达三亿人次。”[696]

    （三）主张进行“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走出去”和“请进来”，学习别国的先进文化经营、艺术发展和管理经验与“多表达一些和平、友谊，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来往”的文化外交，同时避免学习别国文化的盲目性；赞成和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并通过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达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目的。主张学习苏联发展文化的经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既定方针和政策。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中表示：“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697]但是毛泽东主张学习苏联的文化，并非全盘苏联化，而是对其不好的文化，采取不学的态度，比如苏联对其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毛泽东主张不应该学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698]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文化管理机构如何借鉴苏联经验时指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699]正是毛泽东辩证的学习别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使196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专门讲了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问题。《草案》指出：“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反对一概排斥，也反对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草案》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加以分析。一方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检查它们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不能要求古代的作品具有现代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当前的历史条件，注意这些作品对于今天的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为此，在介绍和继承中外文学艺术优秀遗产的时候，必须加强对于这些遗产的研究、整理、批判和革新的工作，帮助广大群众和文学艺术工作者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们，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草案》认为，“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古典的和当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重要理论著作，演出外国剧目，举办外国造型艺术展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的文学艺术，要特别注意研究和学习。外国的艺术，只要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都应该努力学到手，变成自己的东西”。《草案》强调：“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流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要注意了解和研究，并且有力地加以揭露和批判。应该有计划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这方面的作品，让他们经常看看这方面的电影和绘画等等，作为教育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反面材料。”[700]吸收别国文化怎样才能体现先进性，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避免糟粕的东西流入中国。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恩格斯曾经谈到波兰的德国人一方面对波兰的文化有一定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也“把德国的市侩习气和德国小市民的狭隘性随身带到了波兰，他们兼有两个民族的坏的特性，而没有吸取好的特性”[701]，所以中国在吸收别国文化时，要从波兰的教训中吸取智慧。1956年4月19日，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散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周恩来强调：“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702]周恩来指出：“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应该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发展，但要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吸取外国的长处，我们的艺术才能保持青春，才能发扬我们的民族之光。”[703]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前提是自身的文化艺术的基础要打牢固，否则，学习外国的东西就等于是复制别国文化，而失去了本民族文化的根基，更谈不上达到提高本民族文化的目的。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民族基础搞得很稳固，发展得很好了，再兼容并收。不要那么急着学别人。”周总理强调：“要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不要生搬硬套西洋的东西；要有创造性，不能只注意模仿性。”[704]周总理号召演员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中国戏曲中的好的东西，在排演历史剧时要有过硬的历史知识。

    新中国文化交流最先“走出去”的地方是非洲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创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从1951年利比亚独立到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全部非洲国家成为民族主权的国家。1994年新南非诞生，整个非洲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变化，非洲国家以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真正外交主权。新中国尽最大努力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非洲代表也首次应邀与会。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新中国代表周恩来首次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纳赛尔会谈，与利比亚、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苏丹代表会晤，接触了以观察员身份与会的正在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民族主义政党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1956年与埃及建交成为中非建立新型关系的标志，此后陆续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建交。”[705]而在中非良好的发展关系史中，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或者说，新中国打开和非洲国家关系的最关键的措施之一，就是先和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1956年2月，周总理审查将赴埃及等非洲国家演出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的节目时对演员说：“你们是第一批去非洲的，是外交工作的先遣队，要虚心向非洲人民学习，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深情厚谊，千万不能有大国主义思想。同时叮嘱道：非洲气候很热，路途遥远，所带的演出物资要宽裕一些，要准备吃苦。”[706]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1949年11月10日在乌鲁木齐市成立，让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担任此次文化外交的首次航行，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首先，埃及是伊斯兰国家，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中的演员有相当一部分是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演员，他们除了政治上可靠外，在文化上和埃及也有许多共同点；其次，从地理上，新疆也更靠近中东国家，由中央授权安排新疆代表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是一个既经济又针对性强的比较好的办法；最后，这也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很好的办法。中埃两国关系历史悠久[707]，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开始了频繁的经贸和文化往来。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里访华，这是埃及官方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双方就政治、贸易、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全面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一项贸易意向协定，签署了文化合作会谈纪要。根据这个纪要，“该年底，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邀请访问中国，同中国新华通讯社签订了关于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翌年1月，中国一边向埃及派遣首批留学生，去开罗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知识，一边向这些学校派遣了中文教师，开设汉语课程。同年，埃及也向中国派出了留学生，也有一些埃及专家到北京大学、伊斯兰教经学院讲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义。1956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鲍尔汗率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受到埃及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将50年代中埃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高潮。访问演出期间，纳赛尔总统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观看了在开罗的最后一次公演。此外，双方还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通过这些交往，两国加深了相互了解，关系迅速发展，建交时机已经成熟。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正式通知中国，埃及决定撤销对台湾的承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外交使节。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热烈欢迎埃及政府的这一决定。”[708]“20世纪50年代，在中非双边外交关系开启之初，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化外交非常活跃，有力地发挥了外交‘先行官’作用。5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将中非双边文化交流与合作置于为外交大局服务的重要位置，不断推进中非文化关系向前发展。迄今为止，中国与非洲国家共签订文化协定57个，文化协定的执行计划100多个；先后派遣30多个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同时，中国邀请和接待了130多个非洲国家政府文化代表团访华；中国先后派出各类访问非洲表演艺术团组达110余个，并邀请和接待了80余个来华演出的非洲艺术团组。中非双方互办了数十个文化艺术展览，其他各类文化艺术交往活动也基本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态势。”[709]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非常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同样以电影为例，政务院1950年下半年颁布了《国产片输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鼓励国产影片输出，《办法》特别在税收、外汇结算等方面予以了优惠政策。由于这个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输出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体制机构、输出渠道逐步建立起来。1951年初，组建了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设立专门的电影输入输出处；输出影片品种也逐年丰富，不仅包括《白毛女》、《女篮五号》、《林家铺子》等优秀故事片，还包括众多舞台艺术片、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风光片等片种；同时影片质量也有所提高。截止1959年9月，中国已向海外输出各类影片500余部，输出国家有60余个；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多部次。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少外国同行建议文化部扩大国产片的输出规模。1956年，有位欧洲片商甚至对夏衍说，‘我敢以一个从事多年电影发行工作者的资格保证，这些影片会使欧洲人感到惊奇和欢喜。’”[710]

    195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中央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要“加强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为此要“逐步改变过去被动应付的状况，加强对外文化联络的计划性。更有效地组织文艺工作者与我国表演访问的外国文化艺术团体和个人交流经验和学习观摩工作。”[711]这就是强调走出去的“文艺工作者”如何向我国表演访问的外国文化艺术团体和个人“取经”，以达到学习别国文化艺术长处的目的。1956年5月26日～7月1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等团体邀请，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和帮助下，组建了阵容最强大的访日京剧代表团，梅兰芳任团长。这也是梅兰芳第三次访问日本。代表团先后在东京、九州、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演出。“梅兰芳的三次出国访问演出，虽以演出为主，但并非以营业为目的。其出国演出，旨在沟通中外文化，改良中国戏剧。程砚秋赴欧洲各国考察戏剧，亦以‘贡献社会，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戏界苦人得到一点好处’为其宗旨。故梅、程通过出国演出、考察戏剧，不仅了解了外国的戏剧状况，并且将外国演剧方面的某些优长，用于我国京剧艺术实践之中，促进了京剧艺木的变革和发展。关于借鉴外国戏剧之优长，其内容要点：①重视戏剧艺术的社会宣传教育作用，把戏剧看成是进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欧美一些文化、科学发达的国家，对于戏剧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十分重视，如宗教教育、伦理教育、政治教育、社会教育等等，均以艺术为重要手段，甚至把戏剧艺术作为国民教育和常识教育的‘教科书’。②建有较为系统、先进的演剧理论和演剧制度。在欧美演剧界，围绕演剧这一中心，在表演法、化装法、歌唱法、音乐伴奏法，以及演出环境、一舞台灯光等方面，均有一套指导实践之理论、制度。比如表演技术，不允许离开全剧内容发挥个人之专长，在表演设计上强调‘以整个戏剧为单位’，在声乐的发声方法上，注重‘蓄养肺力’和‘伸缩肺力’的科学方法，并求得音色、音度、音调、音质、音势、音量、音律的全面发展。在音乐伴奏上，讲究和声、对位法的运用，伴奏以嗜乐为主，注重音乐的高、中、次中、低音的不同层次。演出注重发挥灯光的作用。③建有能够发挥作用的戏剧界社会组织，担负解决从事剧业者的生活、工作以及衰老病亡诸事宜。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出国演出和考察戏剧，正是在解决这三个问题上得到了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办法。对于提高和发展京剧艺术，起了促进作用。”[712]

    “1963年初秋，解放军总政治部给空军政治部下达了一项外事任务：根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下简称‘对外文委’）和一些友好国家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双方将互派文艺团体进行访问演出。对外文委和总政治部研究决定，由空政文工团组成一个不超过34人的演出团，对外名称是中国民族艺术团，计划从1964年下半年出发，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前往蒙古、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缅甸等六国进行访问演出。对外文委对中国民族艺术团的要求是：人数不超过34人，大体定于1964年下半年出发。为了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也使对方国家和中国驻外使馆有所准备，最好提前一年，就要把演出剧照、节目单、海报、广告宣传品，翻译成对方国家的文字，印刷好寄过去，而且必须寄两套，一套寄给对方国家的文化部门，一套寄给我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文艺节目的原则是：绿的多一点，多展示中国各族人民的传统文化，多表达一些和平、友谊，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来往；红的少一点，少一点政治口号和宣传。”[713]

    “1964年9月，以陆友为团长的中国民族艺术团一行34人，前往蒙古、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缅甸等六国进行访问演出，横跨欧亚两大洲，前后历时半年之久。那个年代，文艺团体出国乘飞机较少，陆路主要靠坐火车，海路还要坐轮船。由于访问国家比较多，行程较长，中间他们还回到北京作短暂休整，一直到1965年春天才圆满完成任务。”[714]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走出去”和“请进来”实现巧妙完美结合的文化交流大手笔，恐怕要算中国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71年2月12日，周恩来观看准备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练习情况。他嘱咐参赛运动员：“这次出国比赛，是打政治仗。要反骄破满，谦虚谨慎；放下包袱，增强信心；友谊第一，技术第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并与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晚上，周总理看了关于赴日参赛准备工作简报（第一期）后，致信国家体育局曹诚、赵正洪并转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你们首先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件大好事”；“苦练勤练，从最困难处着想，用毛泽东思想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一定会打出新水平来。”[715]1971年3月8日，周总理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中国乒乓球队应“坚定、敏捷”，“严守集体行动”，实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10日晚，接见赴日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时，周总理又指示：“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小动作。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一些，我们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倒要责备了。”[716]同年3月14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问题，并研究有关外交对策。15日，他致信毛泽东：“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毛主席阅后批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6日，周总理再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他强调指出：“到日本后，应注意在对外宣传方面不要强加于人，比如是不是每人手里都要拿语录本，就值得研究；要克服和防止类似的形式主义，提倡实事求是。”[717]

    同年4月7日，此前几天外交部、国家体委将关于在日参赛的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访华问题的请示报告送周恩来。报告称：“现在，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周恩来于四日将此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本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八日晨，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718]“乒乓外交”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比赛当中，中美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美国运动员希望访问中国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大家都惊呆了”，“美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在中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实现这个宏愿。这位非凡的中国总理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运动员们当时有点发愣，没有答话，这位总理继续谈这个问题：‘你们同意我这个意见吗？’这些美国人立刻鼓掌欢迎。他们很快就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这个邀请立即被接受了。”他认为，“乒乓外交”的“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719]实情当然应该是毛泽东作出决策，周恩来忠实而机敏地实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的代表作，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智慧的代表作。美国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可能成为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赛场！”[720]毛泽东在本届在日本举办的世乒赛的最后一天作出的决定，是石破天惊之举。“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扩大了我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批记者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就在4月14日这天，尼克松宣布大幅度地解除21年来的对华贸易禁运，放宽对中国货币和航运的限制。“这场由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实施的‘乒乓外交’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环境，有效地宣传了中国的开放和进步，形成了以民促官策略的杰作，从根本上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突破。”[721]

    在“请进来”方面，由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采取经济、政治和文化封锁的政策，中国请进来的国家，一般也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是中国主要请进来的国家之一，在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中，苏联的“芭蕾舞”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十分深刻：“在伟大的国庆十周年前夜，闻名世界的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在团长达尼洛夫的率领下，由莫斯科飞到北京。苏联最著名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也随团前来参加我们的国庆典礼，这在中苏两国的友谊与文化交流方面，将写下更光辉的一页！苏联国家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出单位。全院有三千多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次他们到中国来的芭蕾舞团，是他们在舞剧方面出国演出中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他们共带来了四部大型舞剧和许多音乐舞蹈节目。这些卓越的艺术表演，已经受到我国广大人民热烈的欢迎。”[722]苏联芭蕾舞团的首次访华演出，是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芭蕾舞艺术大师们于1952年12月25日首次访问大连，并在人民文化俱乐部举行盛大演出。首批来访的就有苏联著名的芭蕾舞艺术大师乌兰诺娃。对苏联“芭蕾舞”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美好印象和对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张小权先生的文章了解一二：“在回忆‘天鹅湖’的时候，有一个人应该永远纪念，那就是著名的乌兰诺娃。世界著名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在谈到乌兰诺娃时说：‘她高大无比，她是艺术的灵魂，她本身就是诗，就是音乐。’她是芭蕾舞界的巨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兰诺娃就是活着的奥杰塔，或者说奥杰塔就是为乌兰诺娃而产生。她庄重的舞蹈感，凝练的雕塑性，高度的音乐化，令所有的观众激动不已，终生难忘。她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从1952年首次在抗美援朝的战火未熄时走入中国人民的视野，直到1959年再次来华演出‘天鹅湖’时，已年届50岁，而又刚刚经历丧夫之痛。1998年，她已走完自己88年的人生道路，真如白天鹅那样越飞越远，离我们而去，如今她静静地长眠于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里，墓前终年鲜花不断。我再去时一定还献上一束鲜红的石竹花。”[723]

    周恩来与英国电影艺术家卓别林的友谊，可以说是中国在“请进来”和“走出去”文化交流政策的一个缩影。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会见英国电影艺术家卓别林时，请他欣赏中国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周恩来称赞卓别林“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确实，卓别林所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都表达了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思想。卓别林观看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724]卓别林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希望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后来他在瑞士再次观看我国拍摄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告诉中国记者说：“你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希望你们充分发掘优秀的文化传统。”后来，中国艺术团、中国木偶艺术团赴巴黎演出，卓别林携家人专程赶去观看，推崇备至。[725]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主张和一切国家都展开文化的交流，不以政治制度的差别而选择文化交流对象，这不但是新中国领导人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更是对自身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充满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决心通过文化交流，使先进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引进外国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文化的体现。早在1955年周恩来就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文化方面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往。这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在相互往来中得到证明。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和平竞赛，在交往中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某些优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在经济方面，它们的某些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某些民族特点，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相互交往是需要的。因此，在亚非会议上，对促进国家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一点。”[726]

    “请进来”的文化外交，还意味着争取文化交流的主动。1970年10月7日，周总理会见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周总理告知日方：“中日乒乓球友谊赛，可以采取中国方面邀请日本乒乓球队来华进行的办法。”[727]“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缺席1967年和1969年两届世乒赛。1971年4月，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经过日本朋友的努力和中国的争取，中国取得了参加此次世乒赛的机会，此届世乒赛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参加的首次重大的国际比赛。为了扩大战果，周恩来考虑世乒赛后进行中日友谊赛，这就是周总理提出邀请日本乒乓球队来华参加邀请赛的原因。

    （四）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不受歧视和不受限制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国家间的一切关系，都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不受歧视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存在落后与先进的区别，但是决不能因为存在发展上的差距而在价值判断上存在高低。承认多样性并相互包容，才是人类文化走向繁荣的正确之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以这样的思维展开文化外交的。周恩来指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728]周恩来“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在今天有着特殊的意义。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几千年文明孕育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发掘，中国文化以并非受到“歧视和限制”而是以好莱坞电影的“高调推崇”和“无限扩张”形式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这一方面形成中国文化得到国际社会广泛了解和认可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价值又不完全在中国掌握之中，中国祖先们创造的文化却不都能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造成中国和西方文化发达国家在文化关系上新的不平等和西方国家充分利用中国文化经营机制不善和对传统文化挖掘不力的投机成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文化经济时代，民族国家宝贵的文化资源可以通过资本化的运作把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于是，文化像知识产品一样，也有了财产权利的问题。在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为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制定了细密而严格的国际条约（各种知识产权协定），出于调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来制作文化产品的需要，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却不急于为文化产权的保护制定国际条约，反倒有意让文化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处于毫无约束的状态。当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去制作文化产品时，它不必在乎什么产权问题，不必为产权的问题给中国付任何费用；而当它把文化资源制作成文化产品，使之具有可贸易性之后，在对中国出口时就大讲财产权利了。把文化产权从知识产权中分离出来，尤其是强调文化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尽平等的全球性文化竞争中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文化产权得不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在经济价值被窃取和利用的同时，其文化价值也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破坏、被贬抑、被糟践，进而对文化资源在本国的持续挖掘和利用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不折不扣地成了发展中国家一个相当严峻的文化安全问题”[729]。

    （五）中外文化交流要善于寻找文化的共同点和共同的历史背景，以达到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的目的

    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历史上文化联系频繁，中国的佛教就是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上中国不把印度视为蛮夷，而是把印度视为文化先进的国度。是中国通过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关键来源。1954年6月26日，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在中印两国关系上，我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所说的应该建立互信。中印的政治制度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我们两国的东方文化又有共同的特点。我们两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文化上的共同点，都使我们之间容易互相了解。”[730]“以善于洞察民族心理而闻名的周恩来，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统一各种矛盾的伟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每当碰到一些地缘政治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时，他总是以调查研究入手，全面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革沿，寻找与我国文化有共同性的方面，然后利用适当的时机，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推动文化的双向交流。他曾希望新疆的文艺工作者到伊斯兰国家去访问演出，正是考虑到与伊斯兰世界有共同的信仰和习俗的缘故。”[731]为了冲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非洲、欧洲、亚洲的14个国家，访问总共历时72天，行程108000里，这是周恩来出访国家最多，行程最长的一次，这次出访是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发展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关系影响深远。在此次访问中，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不但加强了政治上的互信，文化上的相互吸引、相互认同和相互推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飞跃。在访问期间，周恩来接受突尼斯《行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亚非国家早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今天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比较落后，这是外国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我们亚非国家在取得了独立以后，正在为消除贫穷落后的状态而努力，一定能够使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出现新的高涨。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做到。曾经创造了光辉的古老文化的亚非国家，在创造人类新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一定能够做出卓越的贡献。”[732]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文化外交在强调文化的共同点时，除了突出强调正面、积极鼓劲的一面外，也指出值得反思的消极的一面，通过认识到悠久的文化中存在的落后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破坏性影响，以求达到“反者道之动”之效。周恩来指出：“中国最缺乏的资源是森林。文化越古老的国家，越不知道保护森林，用得多，种得少，树木越来越少。”[733]在这里，周恩来不仅仅只是强调文化古老的国家在珍惜和保护森林意识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强调来鞭策文化古老的亚非国家共同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国家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好。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主张的文化交流的共同点，还在于主张共同性基础上的多样性，比如如果都是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都反对侵略，反对“侵略性文化”，文化交流的政治基础就确立了。至于是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还是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应该由本国的国情而定。周恩来指出：“我们听有的朋友说，凡是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都要相信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要相信马列主义。我们听了很吃惊。这样就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这个组织变得狭窄了。文化交流协会是多方面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如果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性文化，这有共同性；主张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都反对军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了不起了。这个战线就很广了。我们中国朋友绝没有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只有相信毛泽东思想，才能进行文化交流。”[734]

    （六）敢于正视外国先进的文化和敢于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是敢于正视外国先进的文化和敢于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的文化外交。毛泽东指出：“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735]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学习别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

    毛泽东还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736]周恩来指出：“日本朋友说，看到、感到中国的情况在变化。这是正确的。新中国和旧中国是有区别的。但是，时间还很短，我们的进步很少，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比起日本来，还是落后的。我们要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这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朋友，从朋友中学习长处。日本是我们的老朋友，你们的长处我们要学，在科学方面、经济方面都要学。”[737]周恩来曾对日本朋友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于日本。中国正在建设，需要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中国是开放的，欢迎你们来。如果日本开放，我们就派人去学习。”[738]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坦率地承认中国自身文化的落后，有一种急起直追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东西的精神，但同时对发展中国自身先进的文化充满信心的表现。

    毛泽东曾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世界各个民族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有它的长处，如果没有长处，它就要消灭了。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有色民族，本来就是要互相尊重的。我们中国的缺点很多，一直到现在，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点，你们比我们强，几十年内你们能够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所以你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现在还是个农业国，正在努力把这落后状态加以改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有现代文化的国家。这个方面，作为朋友来说，你们是可以提出批评的。讲一讲你们的意见，指出我们有哪些缺点。这不是什么干涉内政，干涉内政是你们外交部长与我们外交部长的事。在这上面提提意见，我们外交部长是不会有意见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可以讲。很抱歉的是，我比你们落后，你们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是落后分子。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地球转得很快，太阳刚出来一会儿就落啦。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739]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承认自身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对文化先进的日本的强烈的学习愿望和真诚态度。

    毛泽东曾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说：“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740]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理性地认识到学习别国文化发展与中国自身发展水平存在的差距，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自身需要作出的长期的努力，如何将借鉴别国文化发展经验与中国自身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已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考虑和思索中。1954年7月26～28日，周恩来访问波兰，他在出席西伦凯维兹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波兰是欧洲的一个古老国家，它有光荣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波兰人民中曾出现过像哥白尼、米茨凯维奇和肖邦这样伟大的天才。”周恩来说：“我们两国虽然距离很远，但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却是一样。”周恩来认为：“波兰在经济文化方面，比中国先进。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波兰学习的很多。”[741]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它学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但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742]周恩来曾对来华的奥地利朋友说：“中国虽大，但是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奥地利虽小，但是工业水平很高，文化也不低，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743]承认自己文化的落后，辩证地对待自己的落后文化，使落后的文化成为虚心发展自己先进文化的动力，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思维。

    由于明清两个封建王朝在大部分情况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上的落后，当然这种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也潜藏着巨大的机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744]当然，毛泽东在此除了谦虚的成分外，也有为中国的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感到骄傲的成分，很多外国人了解一些中国文化，也往往是从读《红楼梦》开始的。毛泽东在分析国际问题时，也很喜欢用《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作为素材，比如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国际问题时就说：“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745]。难怪红学大师周汝昌说：“每当与西方或外国访问者晤谈时，我总是对他们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捷便（具体、真切、生动）的办法就是去读通了《红楼梦》。这说明了我的一种基本认识：《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746]我国的民族文化与近代就走上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巨大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敢于正视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因此才有强烈的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愿望和热情，同样，正是因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敢于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才使自己产生汲取外国文化优秀养分的强烈愿望和动力。新中国成立的文化意义，绝对不亚于“摧枯拉朽的法国大革命”，也绝对不亚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但是改天换地的政治发展的成功，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战胜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腐朽的官僚资本主义文化的成功，当然，这样的伟大的成功，不可能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落后文化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比如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闭关自守、以我为核心、盲目排外”等封建社会遗留下的落后观念，也会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高度显现”出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967～1970年的10年，中外交流的文艺团体总数只有68个，这个数字还不足于1978年一年73团次的数目。在1968～1970年的整整3年成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空白期。‘文革’10年，中外签订的唯一文化交流协定，是周恩来与苏丹国家元首尼迈里共同签订的”[747]。当然，客观地讲，造成这种严峻形势的原因，主观上确实有“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客观上是国际上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联合封锁，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从1971年开始，中国开始派出艺术团出国演出，同时也邀请外国艺术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复苏。最令人注目的是1973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一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奥曼迪率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乐团精美绝伦的演奏，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当年的‘费城音响’似乎仍在人们的耳际萦绕。奥曼迪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东方音乐文化的尊重，在乐团访华演出目曲中列入了《黄河》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独奏，后来又和美国钢琴家艾泼斯坦将此曲录制成唱片。”[748]1973年的中英文化交流也出现高潮，“上海杂技团访问英国给英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接着，中国出土文物在伦敦展出，观众踊跃。他们对铜铸奔马优美、奇特、富有想象力的造型，对金缕玉衣的豪华、精致，赞叹不已。英国方面派出世界第一流的伦敦爱乐交响乐团访华。此后，中英两国的各种文化、体育、艺术团接连互访，大大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精神生活”[749]。

    （七）建立在同理心基础上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也是建立在同理心基础上的文化外交，是真正做到了“君子以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外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做到了真正的将心比心。

    1955年11月4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说：“过去中日两国来往非常频繁，六世纪以来日本派很多人到中国留学，后来中国人又到日本留学。近几年来断了往来，最近又来往起来了。中日关系因中间有段不愉快的事断了交，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由文化交流慢慢恢复到国交。两国国交终究会恢复的，恢复得越早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越有益。”同时，周总理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的状况，周恩来表示：“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中国几种传染范围较广的病，其中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分布很广，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750]周恩来提议日本参与中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可以说是推动中日关系建立良好人文环境的一个十分具体的建议，如果日本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建议，这无疑将为中日关系的向前发展创造良好的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文化和和谐两国关系的文化。

    1963年5月，毛泽东在同几内亚政经界和妇女界人士谈话时指出：“我国的经济、文化同你们差不多，几乎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西方国家都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它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谁给造成的？我们经济、文化水平低是它们造成的。……我们根本上没有错误，我们是进行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地提高。”[751]1964年6月，毛泽东同坦桑尼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752]

    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努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关系。正如1958年3月周恩来所指出的，“对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加强政治团结、经贸协作和文化交流，但也要防止盲目地学习，要自觉地学习先进经验”[753]。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发展关系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广大第三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只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全方位的合作，才会取得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本钱，才会在反霸权和反强权的斗争中取得更多的主动权。1957年12月，周恩来同缅甸领导人说：“我们希望通过下次亚非会议后亚非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合作会更加强。和平共处不仅要用在政治上，也要用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上，这才是真正的共处。这样，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就会被打破。我们要求反独占，反特权，要求平等互利，互相合作。我们要为召开下一次亚非会议交换一些意见，做好准备，不忙于开会，先创造有利条件。”[754]中国和一切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合作时，都是奉行平等和不附加条件的合作，而西方国家则不然，它们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和文化合作时，总是附加政治条件，目的是图谋特权，以达到奴役第三世界国家之目的。1958年1月，周恩来对来华访问的也门巴德尔王太子说：“我们彼此的立场是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和平共处，并进行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我们亚非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间应根据万隆会议精神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殖民主义者所谓的合作是为了攫取特权。”[755]1961年6月周恩来接见嵯峨浩、溥仪等人谈话时指出：“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近两千年比起来，五十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756]

    （八）谋求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文化“互利”的文化外交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757]比较世界文明史，中华文明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关于这一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看得很清楚的。毛泽东曾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西方国家说我们的民族不好，那末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发展了呢？……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758]毛泽东讲的和广大民族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上的“互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上也要“双赢”和“多赢”的意思。在今天的国际文化关系和文明关系格局中，毛泽东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强大的指导意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论是不可天真地相信的，因为今天西方国家制造了太多的东方国家之间的不和，东方国家之间也因领土、文化等敏感问题而产生不和，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的情况日益突出，致使团结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世界推动以西方普世文化为唯一标准的势头有增无减。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西方所谓的强势文化和文明的冲击，造成了东方文明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挤压和严重贬低的“文明的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以防止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被西方的所谓强势文化和文明所消灭。

    （九）感恩的文化外交

    周恩来指出：“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759]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优秀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周总理在此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国际文化交流而谈“历史遗产贡献出来”，但是这完全可以推及国际文化交流领域。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也可以说是内生文明并充分地吸收了印度、阿拉伯等外来文明，近代以来又吸收了不少西方文明的精华，由于中华文明基本上没有出现严重中断，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中华文明起到了保存外来文明的作用。比如，印度文明的很多极其宝贵的东西，由于印度历史上的战争等原因，其很多文化的经典已经失传，而恰好在中国还保存着唐朝主要是玄奘留学印度时带回来的很多佛教文化经典，这些保存在中国的印度文化经典对重新建构印度文化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印度的这一文化缺憾，十分愿意为印度历史文化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1955年5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文化国际学院院长、语言学家维拉时关切地说：“玄奘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这些经书的原本也是从印度取来的，现在我们应该回报，帮助你们研究它们。‘可以有四种方式：（一）多版本的可以送给一部；（二）容易拍照的就拍照；（三）照像困难的，可以借给，定期归还；（四）同一本经书有不同版本的，就送一种，其他的可以看看。这些书在印度翻成印地文，让千百万人看，作用很大。”[760]周恩来以感恩的心情，决心回报曾经给中华文明作出过不朽贡献的印度。1956年12月下旬，周总理访问巴勒斯坦，他在24日晚出席西巴基斯坦政府举行的宴会中说：“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我们两国早在第五世纪就开始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高僧为了寻求知识，曾经先后来到这个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和玄奘。他们从你们这里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当时中国的文化。”[761]周总理的讲话充满了对巴基斯坦在文化上曾经对中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感恩之情。

    （十）自强不息和讲原则的、讲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是自强不息和讲原则的、讲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文化外交。1950年12月的某夜，周恩来和身边工作人员交谈对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旅顺口》的看法时说：“书是我今年一月去苏联访问时在火车上看完的。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那些将军们稍好一点，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这本书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实在令人气愤。”[762]1955年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刚由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时也说：“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763]1956年3月8日，周恩来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部分理事座谈，在谈话中说：“苏联作家写的《旅顺口》这部小说，是宣传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为沙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的。书里的康特拉琴珂根本不是英雄，他是沙俄的侵略工具。列宁在《中国的战争》里提到，欧洲资本家的魔掌伸向中国，侵略中国的旅顺口。沙俄和日本争夺旅顺口，他们都是侵略者。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764]1970年6月22～23日，周总理会见日本青年朋友时说：“诸位看过《旅顺口》这部小说了吗？小说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但是小说对库洛巴特金却大加赞扬。小说描写了乃木大将的军队在进攻旅顺口要塞时受到阻击的情况。这次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但是小说却丝毫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事，书里虽写了几个中国人，但都是以间谍特务身份出现的。大家知道，旅大是1945年被苏联解放的。那儿有个博物馆，保存着日俄战争当时的一些武器。在博物馆的大门口写有列宁1904年评述日俄战争的非常正确的语录，即那次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一场战争。”[765]《旅顺口》是苏联作家斯杰潘诺夫撰写的对昔日俄国沙皇时代侵略扩张留念至极的小说，获得1943～1944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可见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何等的顽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直是这场战争的失败主义者，并尽一切力量来揭露护国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列宁在日俄战争初期就提出了三个革命口号：“为彻底摆脱国际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的兄弟团结万岁！反战的日本社会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掠夺成性的和卑鄙无耻的沙皇专制制度！”[766]但违背列宁思想的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翻译出版了《旅顺口》的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这一举动是苏联又一次企图在文化上挫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事件，书中对实为不折不扣的侵略者马卡洛夫大肆吹捧，作者的用心昭然若揭，特别是书中丑化中国人，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更充分地反映当时和中国处于友好状态下的苏联文化界十分扭曲的心态和对大国沙文主义的留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批评小说《旅顺口》这种气魄的意义在于，当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周恩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对小说《旅顺口》的批判，是要有坚定的政治勇气和对维护中苏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强大自信心的。即使是中苏关系已开始严重恶化的时期，周总理仍然是抱着治病救人的善良愿望，期待苏联治好自己的病，使中苏关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1964年6月21日，周恩来在和邓颖超会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夫妇时就说：“人有时会生点疮，有了疮不必悲观，这部分是坏的，去掉后就更健康。这是个暂时现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小孩刚生下来也会生疮，发烧，但生命力还是很强，不断成长。苏联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只是暂时得了病，机会主义终究会为人民去掉的。我们主张治病。不反对生病的人。我们不反对苏联，只反对苏共领导集团的病。这是我们的态度。”[767]可悲的是，苏联拒绝治病，以至于才有后来的苏联解体，当然这是后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外交艺术的特点，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而当原则性受到挑战时，坚定地按照原则办事，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在文化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应该故步自封。列宁曾多次告诉我们要善于吸取人类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善于区别哪些是真正有益的，哪些是带有毒素的。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768]周恩来总理在这个讲话中，一方面是向苏联人介绍中国繁荣自身文化的情况，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不指名地批评苏联高调推崇《旅顺口》的行为。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文化外交原则还体现了对待朋友的正直、诚信，见闻学识广博特点。孔子说过朋友有“益友”和“损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769]孔子对劝说朋友的态度：“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770]，在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方面，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771]。1964年2月，周恩来在仰光接见了法国驻缅甸大使时指出：“法国人民是有很强的民族志气的，法国近二百年的历史，把法国人民锻炼出来了。法国的文化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发展了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以其大革命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传统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主义，我们一贯反对。”[772]周恩来指出法国文化的两重性，体现了作为正直与诚信的朋友的特点，是真正的益友的表现。而和别国打交道搞歪门邪道、阿谀奉承、花言巧语这一套，新中国的领导人耻于为之，因为那是“损友”，是有害的。当然，如果中国对一些西方国家采取“友直”和“友谅”的态度而人家不领情，则如孔子所讲的，中国已经忠诚地劝告过它，委婉恰当地开导过它，它还不听从，就停止算了，不自受侮辱。如果劝告和开导的办法都不灵，人家照样我行我素地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则我们应该采取针锋相对的国际斗争的办法与它们理论。这就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国优秀政治文化相结合的对外政策思维。周恩来指出法国“以其大革命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传统影响了殖民地人民”的积极的历史文化，既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多闻”的特点，也是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的生动体现。

    （十一）尊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长，在世界文化中都有它自己的贡献，都能放出自己的光彩”的思想。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维中，对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积极部分和优秀方面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相信中国自己的传统优秀文化是世界文化大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五四运动”以来高调主张“民主”与“科学”而很大程度上忽视自身传统文明的趋向是很及时的纠正。1956年5月，周恩来接见埃及古代史学家费克里和文化使团成员时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我们批判孔子，因为要反对封建文化。现在新文化已占住了阵地，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来肯定历史文化中一些积极的东西。……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长，在世界文化中都有它自己的贡献，都能放出自己的光彩。”[773]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是辩证唯物论的，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又充分肯定其积极的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思维导向，使外国朋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客观了解的尺度。中国自进入现代以来，很多人包括很多文化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悲观和蔑视的心态，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文化思维中是不存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外国优秀文化同样持肯定的立场。同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观看印度舞蹈表演之后的讲话中高度赞扬印度的文化。周总理指出：“你们的艺术家一直忠实地保存着印度艺术和文化在许多世纪以来最优良的传统，同时也把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和有益的东西吸收融合到自己的文化里。这样你们就丰富和发扬了自己的文化，也因而能够对世界的文化艺术作出无穷的贡献。”[774]

    三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为人民根本利益的理念

    恩格斯在他著名的《论住宅问题》中特别强调文化掌握在什么阶级手中的问题，这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有重大启发价值。他说：“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终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775]恩格斯描述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命运和它只有真正地为最广大的人民掌握才会有生命力和更加广泛的发展前景。今天中国的文化外交所面对的主体，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外，还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恩格斯所描述的阻碍文化发展的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仍然很“繁荣”，而且为了丰富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得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广泛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也通过中国优势的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达到积极影响西方文化的效果。今天，中国的文化外交或者说文化交流，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广泛性和群众性。它不是少数人独享的东西。普通的中国人通过留学、出国讲学、出国旅游考察等吸收别国的先进文化，而且随着中华文明优势的发挥和发掘，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上更多国家和民族的喜爱，这样的局面，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今天才能实现。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776]毛泽东同志还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777]很明显，毛泽东强调的中国文学艺术的服务目标和根本任务，都是围绕“工农兵”来进行的，工农兵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基础，一切文化发展和文化的创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基础服务，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艺术等文化成果为人民大众服务遂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自然逻辑，新中国的文化外交自然也是围绕这个根本目的来进行的。周恩来总理把民族化、大众化的理念进一步延伸，将其发展为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理念。1955年10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既然我们是人民的艺术队伍，是代表着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艺术队伍，首先就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民性。”[778]只有充满了“人民性”和“民族性”的艺术，才会产生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周总理特别以1955年8～10月，中国青年艺术团、中国艺术团、中国杂技团、中国民间音乐杂技表演团、中国古典歌舞剧团、中国越剧团等先后到波兰、瑞士、苏联、芬兰、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演出所受到的欢迎程度，来诠释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意义。周恩来说：“我们这次出国，特别是到西方国家，为什么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我说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政治条件；第二，就是人民的艺术，这是艺术条件。仅仅有艺术条件还不行，过去中国也有出国的京剧团。梅先生、程先生在京剧艺术方面，有谁能超过他们两位？当然，我也希望将来有人后来居上。但那时他们出国能受到像现在这样的盛情欢迎吗？会不会有四十多次谢幕？现在出国跟过去就不同了。这就是说，不是因为艺术上的造诣已经很高很吸引了人，而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吸引了人。六万万的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是震动世界的事情，影响了世界上广大的人民。这是第一条，没有这一条不会有这样的场面。不仅西方国家如此，兄弟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不管是艺术团，还是杂技团、越剧团等等出国得到的荣誉，首先要归功于人民。没有中国人民的胜利，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不可能影响这么大。外交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能够有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能够有万隆会议的成就？那是不可设想的。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一定要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中国人民。我想凡是出过国的，凡是跟人民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不会不由衷地产生出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我们应该把中国人民的胜利摆在第一位，要继续前进，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为世界和平奋斗，这样就会更加增强我们的责任感。其次，才是在艺术上的成就，如果艺术上没有成就，那么像我这样站在台上，讲几句政治的话，也许还有点用处，如果连唱都唱不成调，哪能谢幕四十多次？我们要使艺术受到人民的欢迎，艺术里面必须充满着人民性。”[779]

    （一）通过参加国际电影展并获得大奖使世界了解新中国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和谐、民族宽容和反对大汉族主义政策的举措

    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根本目的，是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各族人民谋利益，共产党打下了天下，则一心一意地实践着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比较之所以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类，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既保障了汉族的正当利益，又采取了和汉族完全平等，同时相对于汉族而言又更加宽容和照顾到少数民族特点和利益的政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全国56个民族中，55个是少数民族，人口一亿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以上，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代表了包括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因为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民族平等，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赞成和拥护。”[780]新中国为了实现各民族间的完全平等的政策，一开始是首先解决旧中国时代造成的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即民族隔阂严重的问题。在中国，汉族人口数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占有绝对多数，且汉族人口所在地区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虽然从13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的蒙古族、满族先后统治过中国，但总体上来看，汉族人口在历史上居于政治统治地位的时间要长得多且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更加深远，就连建立了清朝而统治中国接近300年的满族，统治文化基本上都是以汉族的儒家思想为主轴，才确立了其长期稳定的统治思想基础。这就是大汉族主义在中国有一定土壤的内在因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少数民族曾经掌握中国政权时也采取民族不平等政策，他们掌权时打压汉族，也造成了民族关系的不和谐。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民族平等的政策得以实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致力于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其中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影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就是在党决心实行和谐、平等的民族政策的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片子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展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是非常严重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斯大林领导地位的逐步巩固，他便开始独断地处理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并逐渐确立起了所谓的斯大林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斯大林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一、通过不断强化中央集权体制削弱了各联盟主体的民族自治权利。尽管斯大林从形式上强化了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如将苏联分成若干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但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民族自治实体实际上徒有虚名，各联盟主体根本无法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二、违背了列宁和他自己过去的正确思想，在理论上不承认一些弱小民族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将其视为‘种族’。三、无视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强制推行整齐划一的农业集体化，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受到严重破坏，引起大规模饥荒，造成少数民族人口因此死亡或被迫迁移国外的达数百万人。四、采取民族歧视、民族清洗和对少数民族不信任的政策，清洗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与人士，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强行将一些少数民族迁往他处并使之分散居住，破坏了这些民族长期形成的固定的生活习惯、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激起了少数民族强烈的反俄、反共情绪。六、通过对外扩张，制造新的民族矛盾。由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作祟，所以他认为，凡是沙俄帝国曾经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占这些地方就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七、对意识形态高度垄断，采用行政手段大力推广俄语，推行文化单一化的政策，也对少数民族的感情造成伤害。斯大林时期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以俄罗斯为中心展开的，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色彩。”[781]新中国拍摄一部和“大俄罗斯主义”基调完全不同的“反大汉族主义”的影片，其用心是良苦的，因为此时斯大林还在世，他也完全有机会看到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的领导人，恐怕内心深处是非常希望苏联能从中体会到中国希望苏联改善其民族政策的良好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讲，《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国家消除民族间的相互歧视和隔阂、提倡民族平等具有明显的暗示作用和启发作用。当然，此时还不能说新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先进和完善的、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影片也只能说是新中国决心开辟使中华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的新社会的宣言书，或者说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良好开端向社会主义阵营作了一次精彩的展示。新中国只有首先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的第一步的工作做到位，民族平等的工作才能够继续往前推动，民族平等的工作也才会取得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新中国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如何消除民族隔阂来进行的。通过《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这一标志性电影艺术形象的创造来达到宣传民族政策的目的，而且新中国早期的这一以重新建构和谐的民族关系为主要目的影片，成为今后国内反映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样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电影创作者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特殊样式的电影来对待，已经从这里开始”。[782]从文化外交的意义上讲，新中国的这部片子取得国际电影节的大奖，说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50年5月7日，周恩来就《内蒙春光》指出：“这部影片成功之处在艺术性强、深刻动人。但有明显的错误，所反映的某些情况同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不相符合，而不是刚才有同志所说的‘现在不能演，将来可以演，搁它个两三年’。”周恩来指出，如果“那样，就会发生更多的问题并引起更大的错误。”因为当前“我们主要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周恩来说，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的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周恩来认为，“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这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来努力消释。影片经过修改后，于1951年以《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为名在国内外上映，并在1952年第7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783]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由捷克斯洛伐克电影部主办，是该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也是世界上最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1959年起同苏联创办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交替举行，改为两年一次。该电影节从1948年起正式授奖，最高奖品为“水晶地球仪”（分为大奖和主要奖）。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A级国际电影节。从1950年起，新中国电影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主要由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有7部初期的故事片及其创作者获奖。《内蒙人民的胜利》获编剧奖，《中华儿女》获争取自由斗争奖，《赵一曼》主演石联星获演员奖（1950年第五届），《钢铁战士》获和平奖，《白毛女》获特别荣誉奖，《新儿女英雄传》导演史东山获导演奖（1951年第六届），《翠岗红旗》的摄影师冯四知获摄影奖（1952年第七届）。[784]这些片子都是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奋斗的故事，把中国人民的新的形象展示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虽然当时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新面貌未能使绝大多数西方世界所了解，但仍然有一部分西方国家的人民，怀着对新中国电影文化的极大兴趣，冲突重重困难，看到了新中国的电影。“这些影片还多次送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亲华国家放映。苏联于1951年在全国30个大城市举办中国影片展览，《白毛女》、《钢铁战士》等片的观众都达到1200万以上。《中华女儿》、《吕梁英雄》、《白衣战士》等影片，半年之内在印度尼西亚放映了2000多场，观众超过100万。甚至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电影也受到具有左翼倾向的民众的喜爱。在一次英国全国青年联欢节上放映中国影片时，虽然没有翻译，千百名青年仍然冒雨观看《白毛女》等影片。这些影片证明，新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785]

    从《内蒙古人民的胜利》的创作始末可以看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极度重视程度。原名为《内蒙春光》的影片，其剧作冲突和情节发展的构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理念，把蒙古王爷道尔基处理成革命对象。这当然是机械地，没有照顾到民族地区的实际，和党的少数民族方针政策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不能否认，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民族问题的内容是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中，阶级问题是基本矛盾。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又在于，如果简单地照搬阶级斗争理论，在打倒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的同时，我们也同时将失去对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群众的争取，更谈不上团结广大少数民族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的做法是以最大的耐心，争取包括王公和上层贵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共同反对敌视新中国的内外反动派。特别是在面对外部敌人对我国多民族的西化和分化企图时，这一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内蒙春光》把道尔基王爷完全塑造成一个顽固的反动形象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恐惧和反感，是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家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的。“影片修改后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公映，道尔基王爷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起初受蒙蔽和欺骗，经过共产党员苏合的启发和争取，最终觉醒，识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接受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人物形象。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内蒙人民的胜利》所经历的这番修改周折，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党对电影事业的始终不懈的强有力领导，同时影片修改成功和上映的意义亦极为重大，原本是一部在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方针政策上有问题的影片，经过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竟奇迹般地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剧作技巧和叙事策略的奠基性作品，为十七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提供了一部与《白毛女》同等价值的经典性范本之作——它既有《白毛女》式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剧作冲突，同时又加进了对党的政策来说必不可少的统一战线内容。”[786]

    周恩来指出：“电影是与群众最容易接近的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它的宣传效能是很广的，在今后值得提倡。文委应当经常注意对于作家与导演进行政策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共同纲领》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进一步地把电影的艺术性及其思想性适当地结合起来，这样对于群众的宣传与教育作用是会更大的。今后电影事业的方针，应当是文化第一，企业化第二。”[787]《内蒙人民的胜利》不但向国内广大各民族群众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也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新型的民族政策的发展方向。文化产品的艺术性及思想性的有机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化外交的前进方向。

    （二）学习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战斗精神，以鼓舞中国人民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作斗争的斗志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整个民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咬紧牙关坚持住，而决不被困难所压倒，在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引导下，中国人民也特别注意学习别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以丰富中国人民的自强文化和自强传统。周总理就说过，“国际上好的东西，我们也要传播过来，要选好的。比如东方歌舞团出国，我就给他们说：‘你总要学一些战斗性的东西回来。黑人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个斗争嘛’，学回来，这样一传播，介绍给中国，然后再翻给国际友人看，也算是一个推动，一个新的气象嘛！”[788]在周恩来看来，把第三世界国家富于战斗性的文艺节目学到手，启迪中国人民及启发常驻中国的外国朋友，激发起他们的正义感和斗争热情，这样就起到支持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作用。

    （三）文化外交上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体现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通过文化推动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也充分地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充分地体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789]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790]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在新中国开创者的文化交流中，是在文化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互为表里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周恩来指出：“有人民性的艺术作品多得很，单是剧种就多得很嘛！中国有这么多的民族，历史这么悠久、这么丰富。如果说我们物质方面的地下资源没有完全开发，我看，我们精神方面的文化资源也同样没有完全开发。谁要忽视了这一点，就是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没有国际主义精神，就没有为世界人民作出贡献。人家讲，你给人家呼几句，那叫国际主义？那是不够的，那你就只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不是一个有所建树的人。有所建树的人，应是把自己物质的、精神的财富都贡献给世界人民的，这才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所以，我们在文化领域，不仅不要妄自菲薄，还要鼓舞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东西也可使作品的人民性更完满。”周恩来特别强调“民族形式”与完整的艺术作品对影响世界人民的重要性，认为“你要通过民族形式的艺术来影响世界人民，那就要拿出一个很完整的艺术作品来。凡是现在出国受到欢迎的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真正的有思想性、有人民性的作品，加上民族艺术形式的表现，才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是统一的。”[791]周恩来指出：“民族化就是大众化，就是要以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为基础。”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民族化和国际化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我们要立足于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来想我们对国际的贡献。……要以六亿人民为出发点。在六亿人中又要从工农兵出发，以他们的喜闻乐见为主要方面。其他也不排除，但要放在第二位。民族化就是大众化。大众就是工农兵，这是划等号的。这跟国际主义并不矛盾。当然，要防止发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发生一种民族主义错误，更不应该发生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自己提倡民族化，也要尊重人家的民族化”[792]。很显然，周总理在这里所指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所体现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周总理在这里所指的“国际化”所体现的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新中国领导人最强有力的文化外交体系。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外交上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的思想，对今天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大国，展开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外交，应该有极其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

    （四）有自己的发言权和主心骨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对中国文化产品好坏的评价，只能以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的中国观众评价的好坏为标准，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有自己的主心骨，而不取决于外国人的看法。周恩来指出：“有一些影片，外国人说它不好，但是中国人制作的影片，它的好坏，中国人首先应该有发言权，我们觉得好的就应该肯定它。我们的作品要多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我们有我们的实际，至于苏联、巴黎的人们是否称赞，应放在其次。我看国际上的电影比赛在给奖上总有几分偶然性，不那么准确。如果太注意电影节，就会成为忙于锦标了……最好、最公平的批评家应该是广大的人民、广大的观众。”[793]周总理对中国制作的影片的评价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电影“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电影话语权掌控在西方世界的大前提下，中国电影如欲取得好莱坞之类的电影大奖，必然要牺牲中国电影的人民性特质和民族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中国电影所应该追求的大奖，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评价，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

    （五）创新、多样、质量最好的作品，能对得起外国观众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强调出国演出要拿出有创新的、多样的、质量最好的作品，才能对得起外国观众的文化外交。周恩来指出：“今后我们还要常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五大洲去。必须搞新东西，要写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写中苏友好不能老唱《莫斯科——北京》，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写中缅友好（要把五项原则的精神写进去），还可以写别的主题。出国必须不断增加新的东西，表现新的主题，做到文采风流，日日前进，而且要求有新的质量。不能老是那几出京戏，那几首歌子，那几个舞，老是那个水平。人家说我们丰富多彩，但有时在某些方面，在我们自己看起来，还是有些单调。好的歌舞，老看也不行。必须有新东西。新节目要有新的思想内容，但必须用艺术形式来表现，有很好的艺术质量。……我们在政治上是无懈可击的，在艺术上也要无懈可击。……以后出国，古典节目还是要有的，当然也要有教育意义，有人民性；……我们的京剧、歌舞、电影在外国很受欢迎，很受各国人民重视，这表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绝不能骄傲自满。”[794]周恩来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文化交流如何做到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方针。如果出国交流的文化作品总是老一套，没有新东西，那么文化交流的质量就很成问题，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就很有限。当然，文化交流产品不光要讲艺术性，政治性也必须过硬，如果反映中国人民生动生活的作品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不能在文化交流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表达，不能生动地体现人民性，就无法达到文化交流所追求的目的。同时，要使我们的文化交流水准始终不断提高，保持谦虚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六）举办以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目标的“亚洲电影周”

    随着我国外交活动的开展，被誉为“铁盒大使”的电影的对外交流也日益频繁和广泛，从与苏联等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到亚洲、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影片输出输入的范围日益扩大。电影节和电影周是中国当时电影对外交流的主要形式，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的一个亮点。1957年8月31日至9月20日，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电影联合会联合主办的“亚洲电影周”在北京、杭州、天津、上海等10个大城市分两批举办，参加的国家与地区有缅甸、锡兰、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黎巴嫩、蒙古、巴基斯坦等。9月7日，周恩来在参加电影周的16个国家代表团的酒会上说：“‘亚洲电影周’是亚非会议关于文化合作决议的一个具体实施。这一次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亚洲各国通过互相观摩，能够推进本国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9日，周恩来为“亚洲电影周”题词：“庆祝亚洲电影周开幕，愿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我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活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陈毅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招待会，接见了各国代表团。各国驻华使节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国电影工作者等1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电影周还发表了《参加“亚洲电影周”各国电影代表团联合公报》，堪称电影界一大盛事。电影周期间放映了15个亚洲国家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有我国故事片《女篮五号》、苏联塔吉克斯坦故事片《一见钟情》、朝鲜舞剧片《沙道城的故事》、巴基斯坦故事片《叛逆》、缅甸故事片《她的爱》、新加坡故事片《阴云》、印度故事片《章西女皇》、印度尼西亚故事片《查雅布拉纳》、日本故事片《表》、黎巴嫩故事片《向何处去》、泰国故事片《桑弟和维娜》、越南纪录片《越南人民生活片断》《抗旱》，锡兰纪录片《黄袍的祭礼》《锡兰的艺术与建筑》和蒙古纪录片《现代蒙古》、埃及的《和平的土地》等。这些影片的主题都是积极的、进步的，反映的都是参加影展国家人民追求和平与幸福的主题。比如黎巴嫩故事片《向何处去》，“反映了黎巴嫩最迫切的问题——移民。今天我们都知道，黎巴嫩还居住着二千五百名美国人，这批美国人在黎巴嫩过的是豪华奢侈、穷凶极恶的生活，美帝国主义也正借口要保护他们，进行军事干涉而强占了黎巴嫩。但是，黎巴嫩人民的生活怎样呢？他们长期在帝国主义压榨下，早已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撇妻别子，纷纷投奔到外国去找出路。这样，就出现了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实，黎巴嫩人民在本国只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但移民到南美洲的却有一百八十多万。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带给黎巴嫩人民的灾难就是这样的深重。无怪乎，甚至像乔治·纳赛尔先生这样一位民族电影制作家，在选择第一部故事片的题材时，首先就在艺术影片中体现了生活的这一环节。”[795]“电影周的观众达200万人次。叙利亚没有参展影片，但派电影代表团参加了电影周活动。电影周期间，各参加国电影代表团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后经常举行亚洲电影节的决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电影周的圆满成功在国际电影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繁荣亚洲电影事业、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为发展中国电影对外交流工作开拓了更新更广的途径。”[796]

    有电影艺术管理方面的专家讲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举办的电影周时指出，电影周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配合外交工作，在国际上交朋友，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797]。著名作家沈雁冰针对电影交流对中缅关系的影响评价说：“在文化交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两国之间曾不断地相互派遣自己的文化艺术团体进行访问和演出。在电影方面，1957年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的‘亚洲电影周’上，我们第一次高兴地看到了缅甸影片《她的爱》，接着我国又放映了另一部缅甸影片《人生》。这两部影片都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这些活动都直接有助于中缅人民传统友谊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798]曾经参与组织“亚洲电影周”的许蔚文同志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当时是怎样把电影周办起来的鲜为人知且生动的故事：“从亚非会议后，大家感觉要加强亚非电影的工作。我们国家开始举办电影周时，很多影片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然后是西欧国家的。亚非国家本身影片产量少，所以没办过电影周。当然日本影片多，我们举办过日本电影周。我们那时候想把这个亚洲电影周办成亚洲电影节一样的活动。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起来组织的工作。但是办电影周一下子集中这么多国家的影片不容易，我们要得到各个驻外使馆的支持。宣传铺开以后，影片就陆续来了，但是步骤还不快。像泰国，我们找了很长时间，香港的南方影业公司也竭尽全力。直到最后一个星期影片才拿过来，而且只是个拷贝和一册泰文对白剧本，底片和译制素材都没有。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周总理出席了，每个桌子他都走遍了。我们汇报说，泰国的影片刚收到，翻译影片来不及了。总理问：‘谁管啊？’大家都看着我。总理说：‘你们不要考虑赔钱，要考虑影响。’我说：‘只有赶快翻译剧本，然后打印字幕。’当时电影周的字幕工作全部交给字幕工厂来做，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来工作。后来还不错，泰国这个影片过关了，可惜来不及配音。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我国电影的对外交流工作，包括影片的字幕和译制片工作。早在1956年，在日内瓦时周总理就对杨少任总经理指示，要把中国电影放映给各国人民看，也要把优秀的外国电影放映给中国人民看，而且都能看得懂！可见电影的对外交流工作以及字幕工作、译制片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那个时代的电影输出输入工作，就是遵循周总理的指示和贯彻‘贸易性和非贸易性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断取得进展。”[799]

    当然，今天有人对中国举办的“亚洲电影周”未能“成为世界影坛一支重要的经济与文化力量”作这样的反思：“中国政府相信，亚洲各国尽管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坚强意志’，那就是：‘争取和平、反对战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并且在这些基础上‘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合作’，因此这次电影周将‘有助于促使亚洲各国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有助于亚洲各国共同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作出贡献’。在中国集合的亚洲十四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全体人员，还希望‘亚洲电影周’不止举行一次，应该每年在各国轮流举办，并决定自1958年起，扩大其范围发展成‘亚非电影节’。在此基础上举办的历届‘亚非电影节’，以及此后举办的‘亚非拉国际电影节’等等，都在团结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借以抵抗第一世界殖民霸权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冷战思维的藩篱，无法从生产与传播的更深层面上整合亚洲电影。”[800]说中国举办“亚洲电影周”及其此后的亚洲电影合作的种种打算“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冷战思维的藩篱”，实在是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不了解和严重误解，中国的外交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成分的，更谈不上什么“冷战思维”。正确的分析应该是，由于西方世界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极力地挑拨和离间亚洲各国的关系，使处于弱势的亚洲各国的文化合作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史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优势地位，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强行向世界推行它们的价值观，企图使全世界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法理上取得了政治上的主权独立地位，但是真正的主权并未完全实现，比如经济主权、文化主权还有政治主权的若干方面都实际上处于无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想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自身文化发展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希望联合起来推动共同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自然面临重重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由中国发起的经济文化合作倡议，都会遭遇反华透顶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极力阻拦，“艾森豪威尔的对华政策从属于‘遏制’共产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外交总战略。他几乎全盘继承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其敌视中国的顽固态度比上届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显然，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扩张的主要障碍。这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的主因。在这样的政策思想的支配下，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对中国实行贸易、文化封锁，企图以此孤立中国。”[801]美国人认为：“政治渗透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802]既然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那样“惧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和“封杀”中国的影响就自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列宁曾经指出，“我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803]。同样，美国的对外政策，归根结底也是由美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美国的统治阶级是垄断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怎么会愿意看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的对外政策畅通无阻呢？那种导致中国和世界的“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的情境当然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中国在亚非会议前后，美国艾森豪威尔当局通过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1957年成立中央条约组织等迫使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军事义务”关系，致使很多国家特别是在它控制下的亚洲国家不敢和中国进行正常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更为严峻的是，万隆会议之后，亚洲国家的联合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没有到来，由于亚非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恐惧，使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不是走得更近，而是疏远了。据《剑桥东南亚史》：“这次会议（指万隆会议）最终未能成立一个持久的亚洲合作组织，但它是不结盟运动的开端。……尼赫鲁和周恩来成了万隆会议的主导人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印度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既定手段。中国虽宣称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语），却被排除于60年代初正式形成的不结盟运动之外。”[804]这足以说明，美国搞的遏制中国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对抗产生了它所预想的“效果”，虽然从历史长河的观点来看，美国的倒行逆施是不能长久的，但在当时以及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霸权的干扰和破坏，确实使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搞意识形态对抗与冷战思维的，只能算在搞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的账上。这里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倒是把脏水泼在自己身上的“乌龙球”式的思维不能再这样糊涂地进行下去。

    （七）打破一切迷信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打破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的旧的迷信思想，打破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的新的迷信思想，建立了文化外交的正确导向和求真务实、科学发展的理念。1962年2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周恩来鼓励剧作家们到创作座谈会上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805]。这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作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周恩来在谈到新旧两个迷信的问题时指出：“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旧的迷信应该打破，如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等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新的东西哪里来的？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骂倒一切，这又犯另外一个片面性，又回到义和团时代了。义和团排外，有他们的历史根源，因为那时中国受压迫。今天有这种思想，会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外国有好的东西，古代有好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好的，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是好的。怎么能以今天的尺度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品呢？任何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也有局限性。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被后人看来也会是很可笑的。只有现在是好的，只有自己是好的，那就好比有首诗：‘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舍弟向我学文章。’”[806]破除两个迷信思想不但对作家们建立科学的创作观意义重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外交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意义重大，对极大地满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破除新旧两个迷信思想，作家们才能以开放的心胸去拓展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无论是对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能够做到以时代精神为引导，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以满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精神需要为目标，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文化外交，以达到提升中国软实力之目的。只有破除周总理所批判的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的旧的迷信思想，我们在进行文化外交时，在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交流时，才不会丢掉我们的民族性和人民性的文化本质。在保留和充分发挥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坦然地、科学地把外国先进的文化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之中。同时，即使是在挖掘我们本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时，我们也始终是将这样的挖掘工作服务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让外国朋友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体会到其对建构今天世界和谐文化、和平文化的现实指导意义。只有破除周总理所批判的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的新的迷信思想，我们才会在文化外交中客观地、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的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推动中国的文化外交时，把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推向世界，而糟粕的东西则不应该推出国门，更不应该把属于糟粕的文化向世界推广。对外国的文化，在进行文化交流时，也同样应该抱着科学取舍的态度，应该有所鉴别，优秀的部分要及时的大张旗鼓地引进。1963年3月，周恩来就有关从外国进口影片的报告向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提议，就是对外国文化产品的正确的取舍态度。周恩来的提议的内容是：“以后从外国进口片子，第一，要减少数量，留出拷贝洗印我们自己的片子；第二，要注意质量，不仅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不要，连低级趣味的也不要；第三，一切进口片子都要经过中宣部指定的专门小组（包括外办）审定后才许译制；第四，少数几部可作内部教育材料的典型片子可以购入译制，但不宜多；第五，在电影公司向国外订货初审时，也需要加强审查员的政治思想质量。”[807]周恩来的这个提议，除了“修正主义”的措词不太符合今天的时代精神外，其“以我为主”基本思想并没有过时，相反，对我们今天如何引进外国文化仍然有强大的方法论的意义和具体的指导意义。当然，外国的文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往往也是一个通过人民大众是否喜欢的实践检验才会发现，通过实践检验是好的，有益的，我们就将其保留下来，实践检验确实是糟粕的文化，就应该加以批判和清除。

    （八）“以我为主”“求同存异”“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以我为主”“求同存异”“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具有人民性的文化外交。第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主张文化交流的“以我为主”，并非是以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论，如果强调自我中心论，又等于退回到封建王朝时代的“华夷秩序”，这就等于把自己再次禁锢起来，把亿万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再次限制在狭窄的天地。周恩来所讲的“以我为主”，是主张在不失掉中国本民族文化根本的情况下，在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民族化同时又更有世界级的先进性的前提下的“以我为主”的思想，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是把外国的优秀文化“融化”到中国文化中去，使外国优秀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溶合在一起”。用周恩来形象的说法，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而“不是物理的混合”，如果是把外国的文化和中国文化物理式的“焊接”在一起，中国的文化就是四不像的文化，这样就根本达不到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目的，当然也就无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周恩来指出：“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融化，不要硬加。……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融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808]周恩来文化交流的以我为主的思想，对今天我们如何推动中国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繁荣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大发展，启迪意义都是很大的。比如如何搞好中国的文化外交，按照周恩来“化学”而不是“焊接”的理念，美国的文化外交思想中的一些合理的要素，中国也可以大胆地加以借鉴。早在50多年前美国一家智库的一份报告就说：“美国对大多数国家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通过或主要通过正式的外交造成的，而是通过本世纪所特有的人民间的广泛接触和文化的广泛交流而造成的。例如，贸易的扩张和其他经济关系；高级人员的访问和大规模的旅行活动；报纸、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的影响；教授和学生的交换；向国外输出的书籍和观念，以及美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方式——例如尊重人权和不歧视的原则。这些接触和影响对外国的公众态度发生作用，有时候也对外国的官方态度和政策发生作用。这些接触和影响把我们自己的社会展现在全世界千百万人面前，并受到考验，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所没有的。……美国社会本身的行动创造了美国的形象，这个形象传播到海外去，影响我们的威信，也影响我们的领导地位。”[809]另一家美国智库的一份报告也说：“初等教育机构，作为美国外交活动的一个对象，可收到一箭双雕之效。不管执政者怎样更迭，这些机构总会存在下去，往长远看，还可以期望为将来的‘下届政府’培养更多负责任的领袖人物。美国在中东办的几所学校，对这个地区下两代或三代产生国家领袖的趋势，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在许多国家中，大学生甚至在学业期满之前便能对国家政治起主导作用。……同外国的大学生保持联系的美国教育家，如教授、行政管理人员或顾问，便可居于有利的地位，同将来的领袖们建立政治关系，造成影响；从美国派遣政治上成熟的学生作为交换留学生，也有同样的机会可乘。”[810]美国人的文化外交思想，除了其谋求“领导地位”和企图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别国下一代以达到政治上控制别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逻辑我们坚决不学外，其中的很多操作性的、技术性的思路，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吸收的。

    第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交流上的“求同存异”，也是从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来考虑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文化交流思想体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与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他们既尊重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又充分照顾到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他们对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某种落后性，从来不以“老师”自居，而是坚持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通过文化的交流，促进相互的进步与提高。周恩来指出：“要防止发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发生一种民族主义错误，更不应该发生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自己提倡民族化，也要尊重人家的民族化。”[811]“尊重人家的民族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尊重人家的文化利益和文化自尊，任何民族的文化要取得大发展，首先是在维护自身的文化主权完整的情况下，再结合自身的实际，不断地改造落后的方面，采取“以我为主”的方针，再融入外国先进的文化成分，化学式地融入而非物理式的“嫁接”，自身文化的发展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美国强行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和文化范式，结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的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西方的文化也未能被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消化，使得受到美国强制推行其文化范式的国家出现文化沙漠化，由此甚至使这些国家由文化认同的稀薄而向政治认同的稀薄甚至民族认同的稀薄恶化，这些国家由此纷争和内战不断，人民从丧失文化利益下滑到政治利益的丧失和人身基本安全利益的丧失。因此，新中国领导人文化交流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必定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来坚定地维护别国文化主权利益，巩固别国文化认同进而促进别国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

    第三，文化交流中反对虚无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充实人民的文化生活。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无论是今天中国的文化还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都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化学反应”的结果。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中外文化交流思想是开放的、平等的、异中求同。也正因为是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使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实现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极大的文化享受，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812]周恩来强调：“外国有好的东西，古代有好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好的，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是好的。怎么能以今天的尺度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品呢？”[813]周恩来指出：“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造，这就叫洋为中用。”[814]“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文化交流方面没有取得新的发展，反而是严重倒退，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无主义泛滥，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变得单一化了，外国朋友也因中国无文化新创造而无法从他们喜爱的中国文化中得到更多的精神实惠。对此，周总理是提出过严肃批评的。1968年9月18日，周总理在与交响音乐伴奏《红灯记》演出人员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难拿出有艺术性的影片，外国的朋友要我们送几部片子给他们，我们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已经两年了，再继续下去不应该了。我们的胶片储存得都要报废了。艺术这个领域是最宽广的，但我们停顿得最久。电影这方面现在看起来最缺门，而且领域最宽广、需要量最大。”[815]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虚无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文化大繁荣的春天再次到来，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已经找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在建构之中，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文化环境是严峻的，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处于强势，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建构的挑战依然很大。只要我们牢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原则，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文化外交路线和方针，中国文化大繁荣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外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外交成就巨大，正如《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卷《绪言》所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顺应时代要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新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作为国宾外交工作的一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发展文化事业和繁荣文学艺术服务，在改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文化交流事业最富有朝气和活力，蓬勃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品种更加多样’、‘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更加宽广’、‘中国艺术的国际声誉不断提高’、‘中外文化交流带动了多边交流的活跃’、‘中外文化交流在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816]

    文化外交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它主要表现在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加快文化发展的速度，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品质，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等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想和文化外交实践，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的，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将文化外交和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科技外交、军事外交等一起整合而形成的大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制订外交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兼具政治、经济、文化三重意识。在外交立策上，政治立策、经济立策与文化立策合则优，割裂则劣。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应求得综合效应，共同也是最终的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优化我们国家的整体文化，强化我们的整体实力。三者协调的好，就会使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更安全，更有实际利益，更有本质性的发展。”[817]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怎样能够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818]很明显，发展和各国的“文化关系”即对世界各国展开文化外交，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外交，充分体现了先进精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并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所取得的文化外交的成果充分地服务于人民大众，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

    一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促进精神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外交思想

    （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世界表达中国决心搞好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凡能够正面介绍中国，让世界能够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工作，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是积极推动的，比如，1981年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准备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所作的序中说：“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邓小平在《序言》中论述道：“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819]在这里，邓小平促进世界精神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更加清晰可见，而且邓小平把促进世界精神生产力发展看做中国的义务，是中国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足以让世界充分地了解到中华民族不但是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民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邓小平在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时，特别注意讲中国精神文明的发展情况，介绍中国是如何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情况，如1981年5月的一天，邓小平会见北美主席洛克菲勒等35人组成的北美、日本、欧洲三边委员会成员，在回答关于中国提倡精神文明的问题时说：“我们要在人民中提倡，特别是教育青年要有理想、有纪律、有知识、有礼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讲四美’。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就要使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只要我们的精神状态好，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820]邓小平在向外国朋友谈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时，也从来不回避在中国人中存在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强调“延安精神”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1981年9月的一天，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说：“精神文明，就是社会风尚，人民的理想、道德，精神面貌，包括讲礼貌在内，这些都很重要。‘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做‘延安精神’。……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追求物质享受，以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这也属于精神文明范围的问题。”[821]邓小平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考虑，比如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了，也会造成良好的吸收外资的软环境。1981年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天客人科隆博谈到中国国情时指出：“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这涉及吸收外资问题。我们欢迎外国来中国投资、设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822]邓小平此举实际上也是在对外国朋友进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在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时，邓小平也直率地表明中国绝不引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1982年2月的一天，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问题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这些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奇怪。既然开放，接触多了总会有影响，问题是你能否消除这些影响。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大惊小怪，又要认真抵制，采取有效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消除这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823]邓小平曾向外国朋友表明，中国抓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要抓的几件大事之一。1982年4月7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缅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说：“我们现在在做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体制改革。……第三件事是抓精神文明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精神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特别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和艰苦奋斗。这也不是抓一年两年的事，要一直抓到底。……这四件大事都围绕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四个现代化的保证。”[824]推动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最终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1988年10月17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说：“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825]

    新中国的领导人一贯重视在对外关系中展示中国和中国人民良好的形象。1971年6月1～9日，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访华。在访问期间，“中国井井有条使他感到震惊：在北京，建筑整整齐齐，步行和骑自行车的群众很守纪律，他们不愿意闷在可笑的‘达契亚’牌小汽车里，而罗马尼亚的小干部们却对这样的小汽车垂涎三尺。中国群众穿着清一色的、简单而实用的服装。中国妇女与俗里俗气的罗马尼亚女人不相同，后者浓妆艳抹，似乎过去与土耳其人交往、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有人向他报告说，有的妇女因为弄不到只能用外汇购买的香水就争先恐后去抢购保加利亚香水。这种香水是用浓缩玫瑰油制作的，散发着一种难以消失又有害健康的气味。另外，中国女人个个身材苗条，她们不吃对身体不利的蜂蜜蛋糕。总而言之，中国领导人得心应手，万事如意。毛泽东不愧是一位英明的领袖。……齐奥塞斯库简直着了迷。毛泽东用晚婚、超过两个孩子就罚款的办法控制人口出生率。什么事都是可能办到的”[826]。世界发展得很快，要充分地体现文明和文明的先进性，就必须科学地把握好文明的继承、发扬与扬弃的关系。即使是最近几十年前的文明成果，其中的有些内容可能已经不适合当今的时代，比如，作为器物层次文明的“自行车”和“中国群众穿着清一色的、简单而实用的服装”的时代，显然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国继续成为主流，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有理由向“自行车”和穿着的“清一色”说再见，中国人民也有充分的理由向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计划经济这一属于制度层面的文明说再见，但是，作为理念层次的“守纪律”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则不但适用于今天，即使再过一万年都是适用的。

    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中国良好的文明形象一样，邓小平不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经常讲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也经常利用和外国友人会见的各种场合谈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邓小平此举本身就是身体力行地展开宣传中国、介绍中国两个文明建设的推进情况和两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增强了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形象。

    （二）通过推动面向发达国家“走出去”的大规模的留学生教育，培养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才队伍

    人才是精神生产力的最核心要素，没有一大批懂得世界最前沿科学技术发展和其他各个领域急需的人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827]在邓小平这个关于留学生的重要讲话出台以后，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走出去就大规模地开始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相适应的出国留学管理和运行机制，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三条渠道优势互补。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到2000年，我国有36万多人到103个国家和地区出国留学，其中既有国家公派近6万人，也有单位公派11万多人和18万多的自费留学生，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全部现有的学科门类；留学规模和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828]留学生工作的开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成回国的这些人才在祖国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正如有关学者所总结的：“第一，为大陆教育科技界培育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第二，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经验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制的主要领导管理骨干。第三，使大陆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包括学术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更新，创设了一大批曾经空白的学科，陆续引进了大批新教材以及新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的水平，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第四，使大陆的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大缩短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一些学科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第五，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留学归国人员成为扩大本单位、国家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学术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第六，在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展民间外交，促进我国与不同国家之间人民有效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七，为国家在海外储备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第八，留居海外的公派留学人员（亦包括自费留学生）除极少数因政治、犯罪等原因流亡海外，绝大多数都抱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829]

    （三）提出文化是为劳动者服务，生产精神产品的行业和领域

    文化发展应该以追求社会效益为最大价值，它创造的是精神生产力，它本身也是一个行业，或者说是一个产业，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是没有人敢提的，谁要是提“文化”也是一个行业，谁就会被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对文化作为精神生产力的价值作过系统的论述。1978年8月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最近，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都能够拿到八十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人们要吃好的，就会刺激饮食行业。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830]

    邓小平的关于文化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的思想，首先是在文化发展上的拨乱反正，纠正人们对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以此达到激发文化行业大胆开拓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中国有丰富的文化产品了，我们对外才有东西去交流，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也不可能进行。所以，当中国文艺界大胆发展自己的文化生产力并取得突破性成长之后，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在1979年10月30日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831]

    邓小平提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这三个方面着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其中有关的“经济上”要求，邓小平指出：“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32]在这里，邓小平同样把文化的发展看做生产力的发展，是直接和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化的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使直接为文化交流服务的精神生产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以电影的文化交流为例子，“从1980年到1992年，共向107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性输出长短影片近500个节目，2373部次；在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均设有中国影片录像带的销售和代理发行点。此外，还向各国一些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博物馆和友好人士出售相当数量的电影拷贝和录像带，供非商业性映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数年内，各国电影公司的代表来华选看影片、洽谈业务平均每年达100起以上。参加国际电影节或与一些友好国家互办电影周等活动也日益频繁。1980年以来，中国一共选送700部长短影片，参加了40个国家举办的280个国际电影节；有几十个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周等映出活动。许多影片获奖，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的地位日益提高。输出影片的题材和片种有了新的突破，改变了60年代时港澳和东南亚以戏曲片为主，非洲、拉丁美洲以战斗题材影片为主，西欧各国只购买美术、科教、纪录短片，对长故事片不感兴趣的状况。1983年，法国巴黎12家电影院排映中国美术长片《大闹天宫》长达一个多月，观众10万多人次。《三毛流浪记》在巴黎电影院也映出了一个多月，并在巴黎掀起了‘三毛热。’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西安事变》在香港连映21天，受到港澳同胞的热烈欢迎。这部影片在美国华人社会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开创了中国影片在美国发行的好成绩。尤其是像《黄土地》、《红高粱》和《孩子王》等一批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这些成绩标志着中国电影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影坛，当代中国电影对外交流工作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833]

    改革开放时代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要把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曾经起过非常积极作用，但在新时期已经不再适用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相应地要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样以电影的对外交流为例，从1977年到2000年，“这是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工作的转型期，朝着既有文化交流的性质，又有商业推广的方向转变。实际上，建国60年来，中国电影海外输出工作走过一条逐步加强的路径，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可以说，只有到了新时期以后，中国电影才算正式登上世界影坛，逐渐走进西方观众的视野。这一时期，按照中国电影对外交流的特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是从‘文革’结束到国内电影业机制改革前夕的1992年。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代表的优秀的电影人把独具中国特色的影片送到了国际电影舞台上，使中国电影为世界观众所认识。功夫影片也让中国电影大放异彩。新中国电影对外交流掀开新的一页；第二是从1993年正式实行电影机制改革一直到2000年底。此时，全球电影业的不景气也影响到了中国，为此，中国电影人开始努力探寻新的电影振兴之路。与电影发达国家一样，我国电影对外交流的重心也从之前的文化交流转向争取主流观众的商业推广与销售为主。”[834]

    （四）把文化和经济摆放在一起表达，体现邓小平把文化也同时看做生产力的一部分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在他的《匈牙利的斗争》一文中，这样描述他所关注的先进文化的情境：“马扎尔人同德国人一起领导了精神和贸易的发展。”[835]这是把文化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思维观。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谈到文化建设时，总是将文化和物质联系在一起，即物质和精神文化应该取得同步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应该协调一致。邓小平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一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挥和创新，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物质和文化”的论述有如下几点：（1）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36]（2）指出“达赖喇嘛和美国参议员给我们制造点麻烦，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37]（3）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838]邓小平的物质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邓小平国际政治的理念中，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比如，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就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物质和文化建设。

    邓小平在继承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物质文化”联系起来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概念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抓的思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839]邓小平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必须平衡发展的理念。如果将邓小平两个文明平衡发展的理念运用于外交政策，这就是中国在展开广泛的经济外交的同时，健康的、有取舍的文化外交也应该取得平衡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840]一些地方出现丑恶的现象，问题出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而精神文明建设软的原因是我们先进的文化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受到忽视，在文化交流方面，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五）既重视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重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文化合作的重点放在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合作上，据有关数据：“从1980年到1990年，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79个文化合作协定中，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了71个，占总数的89%。在签订的22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了159个，占总数的67%。”[841]这个数据同样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文化外交的立足点。

    邓小平也十分关注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往来。邓小平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842]邓小平积极推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不但可以达到促进和发展国家的文化关系，促进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关系的发展和稳定，同时也能反过来促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关系的发展，进而在政治上和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总是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和联系，如果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很僵，那就会给那些和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那样战略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本质上讲还是为加强和作为中国外交立足点的发展中国家利益服务的。1979年8月28日，邓小平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共同签署了中美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并指出两国在文化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邓小平积极推动中美加强文化合作，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其实，即使是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冷战时代，中国就持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同时也向西方世界开放的立场，但美国并不领情，比如，1956年8月6日，中国政府取消不让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些机构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者论坛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这是中国方面愿意改善对美关系真诚愿望的具体体现。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纽约时报》向美国当局提出申请到中国采访，但遭到拒绝。[843]9月22日，中方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建议两国“将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844]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一直都是非常希望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逐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消极的立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才开始解冻，为了推动中美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文化气氛，中国在美国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那就是中国在美国举办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时间长达8个月。展览自1974年12月中旬开始，至1975年8月28日闭幕，从首都华盛顿，到中部地区的堪萨斯城，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市，受到美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可谓盛况空前。展览总共接待参观者180万人，超过了在美国举办的任何一次外国展览。福特总统的夫人、基辛格、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联邦政府一些部长和许多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出席了展览会在各地的开幕式，或参观了展览。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展览的成功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对于塑造美国人民心目中良好的中国形象起了积极作用。”[845]中美建交前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还有1978年6月间的中国艺术团对美国的访问演出，此次演出活动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好感，无疑对中美建交又创造了更加良好的人文气氛。据此次访美演出的组织者赵起扬描述：“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和中国艺术团一行一百四十九人，远渡重洋，来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赴美演出的艺术代表团，它的到来，在美国文化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位美国友人曾表示希望艺术团成为‘艺术大使’。我们艺术团每个成员，也深以能在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中，在加强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过程中尽一分力量而感到高兴。这次赴美访问演出，历时四十天。先后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等五个城市进行了三十场演出，观众约十二万人，出席了各种联欢会、招待会、座谈会及小型演出，共四十七次，参观访问了二十多个单位，观看了舞蹈、歌剧、电影等文艺节目。日程紧凑，工作繁重，然而心情愉快，因为我们自踏上那块土地之后，始终生活在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之中。这次赴美演出，我们组织了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艺术代表团。有京剧、民族舞蹈、独唱、民族器乐和芭蕾舞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可以组成两组晚会。为了向美国人民表达友谊，介绍中国的艺术，艺术团同志们克服旅途劳顿、饮食生活条件的不适应，甚至带病坚持演出，力求把最好的演出水平，呈现给观众。事实证明，美国人民非常欣赏并且热爱我们的艺术。美国接待单位的一位文艺界人士金夫人说，‘不接触不知道。过去我以为中国文艺只有几个样板戏，看了你们的演出，才知道你们原来有这么丰富多彩的艺术，使我感到惊讶。’有的评论说，‘节目之丰富，有如中国菜的菜单，一个晚上不能消化。’一位为中国艺术团开车的司机，和我们关系非常融洽友好。我们每场演出，他都挤在观众中看。有人问他，他说，‘精彩，精彩。太不平凡了！看你们的节目，我开始还知道自己是个西方人，到后来，好像到了神秘的东方，变成一个东方人了。’在华盛顿，我们遇到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一位老太太，领着儿子、儿媳、孙子，全家一起来看演出，特意以观看中国艺术团的演出来庆祝她六十五岁的生日。演出结束后，全家人还等候在剧场门口不走，非要见一见中国人不可。一直等到十一点半，演员卸装后走出剧场。她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艺术高超，艺术力量感人，我们全家对你们的艺术都能理解。’”[846]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长期耐心的努力而打好走向正常化基础的中美关系，终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下，实现了正常化，中美建交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加速发展起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语言学家莫尔斯与西藏的感人故事：“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语言专家莫尔斯，六十二岁作出了这样一个庄重的选择：在中国拉萨度过晚年，为西藏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一个异国的专家，为什么要放弃比较优裕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来我国西藏拉萨？1921年，一支由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肖尔顿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巴塘藏区。医疗队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就是莫尔斯的父母。1931年，他们又来到云南省大理县。中国壮丽的河山，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强烈地吸引着莫尔斯。从‘哇哇’学语到上学读书，莫尔斯结识了许多当地的各族小朋友，逐渐学会了藏、汉等九个民族的语言。他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通过攻读语言学，为增进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为加强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贡献一份力量。1941年，他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曾参加在云南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美国军队，做翻译工作。抗战后期，他遵照当地人民政府的安排到农村教书。为了弄清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英语的差别，他经常跋山涉水，深入村寨实地考察，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抗战胜利了，莫尔斯为了从事语言学研究，1945年回国，在印地安那州大学攻读语言学。中美两国远隔千山万水，然而洱海之畔的白族人民、雪山脚下的藏族人民的友情，牵动着莫尔斯的心。……1984年初，他经过反复考虑，作出在中国度晚年的决定。1985年9月1日，他又谢绝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亲友的劝告，毅然抵达拉萨，决心为西藏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莫尔斯先生不顾旅途劳顿，第二天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白天，他和西藏群众对话练发音；夜晚，他在灯下孜孜不倦地备课。……就这样，莫尔斯来拉萨后没有休息过一天，就登上了西藏大学的讲台。”[847]像莫尔斯这样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美国人，实在太多太多！但美国执政当局的一些人，却不愿意像莫尔斯那样维护两国人民通过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血与火的考验而建立起来的友谊，总是在中美关系中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因素。1982年9月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在谈到文化交流等问题时对尼克松说：“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关系来之不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848]邓小平提出“还要走着看”，那是基于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特点来观察的，美国政治结构（比如三权分立造成的相互牵制格局）的复杂性，往往迫使其执政者出于自身私欲的考虑（比如即将任完第一任的总统为第二任当选的考虑等）和遏制中国的需要，采取一些可能对中美双边关系带来严重负面冲突的非理性的政策，里根政府制造的“胡娜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胡娜是中国青年女子网球选手。就在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一个多月前的1982年7月，胡娜随中国网球队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国际网球比赛。7月20日，她在一些人的引诱下离队出走，随后又由别人宣布她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1983年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给胡娜“政治庇护”，这成为中美文化关系中的一次灾难性的事件。邓小平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提到胡娜事件。1983年2月2日，邓小平会见访华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对胡娜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应，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849]在我国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我国文化部和体总宣布停止与美国的文化和体育交流后，美方百般辩解，说什么这是“孤立的事件”，希望“不至于对美中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声称“保持良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等等。看来，里根政府在坚持其反共立场的同时，还不得不考虑到如导致美中关系破裂，将使美国在同苏联争夺的全球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这也是美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850]

    文化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而言，是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政治，但是，它往往又会触发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高度敏感的政治外交的发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中美“乒乓外交”可算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胡娜事件”是一个经典案例。这两个案例无独有偶，都发生在中美关系身上。而对这两个案例的处置，中国外交的设计大师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应对策略，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促进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或稳定精神生产力的成果来考虑问题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把“乒乓外交”换来的政治外交成果的蛋糕做到最大，而邓小平是把“胡娜事件”的消极影响的后果限制在最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胡娜事件’也是发端于体育界，后来演变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外交事件，可以说是中美两国借助体育领域开展的一场政治斗争。由于体育活动的通俗性、大众性和其能得到普遍关注的‘聚焦效应’，美国方面首先选择‘胡娜事件’制造国际舆论，打击中国；中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表明立场，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胡娜事件’毕竟只是两国进行政治较量的手段，到底还是要为国家间的外交和政治目的而服务。事件的最终结果只是中国政府宣布停止一段时期的中美体育、文化双边交流，中美两国在经贸、军事、科技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并且就在美国宣布同意胡娜‘政治避难’请求的十天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胡定一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双方都谨慎地、诚实地行事，双方文化交流计划是可以恢复的。’‘胡娜事件’的最后平息，是两国关系即将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的先兆，充分说明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中美关系相当重要，要用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中美关系。”[851]

    邓小平重视和西方国家发展文化关系，也是出于中美两种文化存在巨大的互补性的考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跟自然界存在的杂交优势一样，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交流，能结出数量大大多于双方、质量大大优于双方的新果实。这就是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的机理所在。”[852]历史上在此类案例中，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化的杂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53]

    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熏陶下所表现出来的魅力展开外交工作，赢得了美国政治家的高度赞扬。正如尼克松赞扬毛泽东时代的外交一样：“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854]《卡特回忆录》对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也有同样高度的评价：“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几项任务比我在就任之初所预料的要令人愉快和满意得多，中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初认为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可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可能对我们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的一项或几项重大原则拒不让步，我们还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可能同中国发生某种关系重大的对抗，或者，可能在我国人民中间和在国会遭到无法克服的政治上的反对。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顺利。无论在建交之前还是在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政治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助益的，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同他们建立的新关系加上反苏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855]

    （六）向外国朋友介绍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询问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时，邓小平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856]“文化水平”等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越是提高，社会上的那些消极现象越会减少甚至消失，邓小平在和外国企业家谈中国人民的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的意义，本身就具有某种文化外交的含义在里面，邓小平实际上是给外国的企业家介绍中国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表明中国一旦精神文明建设得到提高，中国人民就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了，而绝不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状况。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应该指的是一种先进的、进步的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落后文化，更有大力提倡“廉政”和“廉洁”的文化，一些人掌握权力之后滥用权力，不可一世，称王称霸，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掌握中国传统的优秀廉政文化。《道德经》就告诫世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类似这样的传统中国优秀的廉洁文化，那些贪得无厌、失去党性的掌权者有几个深得其意？知识改变中国人命运，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家族的势力和私人资本改变命运，这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是普遍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充满活力，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和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使他们的才智得以在各条战线上得到发挥，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领头羊和中坚力量，而这些崛起的力量，几乎都是在改革开放时代靠文化和知识的力量成长起来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靠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接受的高等教育等各个层次的教育成长起来的。而这些成长起来的精英中的一些人，却成了权力狂，腐败狂，大搞家天下者。这也表明优秀的文化并没有装进这些人的头脑中。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应该说已经基本具备，现在是到了下决心通过优秀先进文化的传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先富者大力帮助落后者等手段，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最佳时机了。

    （七）国际主义、精神文明、促进世界繁荣三位一体

    邓小平把体现时代精神的“国际主义”思想和精神文明放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框架中进行思考，以促进和加强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邓小平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857]既然“国际主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的范畴，因而开展文化外交也就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维护世界和平是邓小平的“国际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国际文化交流自然应该通过宣传“和平”与“发展”为核心内容来展开，从而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国际主义、精神文明、促进世界繁荣三位一体的结构，可以理解为邓小平文化外交的所追求的目标和特征。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在国际主义义务方面对人类的贡献，这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在帮助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所贡献，并把能不能尽到应有的国际主义义务视为衡量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衡量指标。邓小平就指出：“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858]最能够体现邓小平三位一体的文化外交观的论述的是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并接受电视采访时的一段经典的表述。邓小平说，中国“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859]邓小平的这段表述，可以理解为中国强大起来后，将通过包括体现国际主义、精神文明、促进世界繁荣三位一体精神的文化外交在内的总体外交，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对广大第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特殊贡献。

    二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的先进思想理念

    （一）继承和发扬光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最核心且其核心内涵亘古不变并不断充实和发展的，处于最高理念层次的文化。而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就是中国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价值观。

    自强不息无疑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理念层次的核心外交文化。突出的例子是西方世界借1989年政治风波所采取的对中国冻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财政机构的贷款、冻结美中双方高层官员的会面、冻结双方的军事交流等“制裁”，而中国针锋相对所采取的应对之策。邓小平指出：“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中国真正的稳定是要靠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860]中国用行动证明了西方对华制裁的无效。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西方世界就对中国采取封锁和制裁的政策，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没有一秒钟向西方世界妥协过，进入到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不但巩固了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且也确实以互利共赢无私心态和西方世界发展了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和中国发展关系时，总是借机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以达到其在冷战时代毫无指望所达到的险恶目的。1989年政治风波正是美国认为的“绝好”时机，它们以为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行将解体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也必然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东欧剧变，尤其是齐奥塞斯库的倒台，给华盛顿一个普遍的感觉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不会再持续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更是如此”[861]。但是中国人民的自强不息再次让西方世界“失望”了。

    厚德载物同样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理念层次的核心外交文化。《淮南子·氾论训》“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862]果断地结束过去，面向未来，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上厚德载物的具体表现。1988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在阐述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指导原则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同苏联建立新的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简单的历史回顾恐怕也难避免，这要当作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重点是一切向前看，建立新型的中苏政治、经济关系。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863]邓小平的此次谈话，是向苏联发出一个中国希望和苏联和解的强烈信号，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久后来到中国，邓小平再次重申：“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平等。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军队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864]只要苏联愿意向前看，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这就是苏联“有大誉”的表现，而中国则不应该像“牛蹄之涔”那样，因为那是“不能生”出外交之“鳣鲔”来的，只会使中国自身像“蜂房”那样狭小的空间而不容双边关系之“鹄卵”孵化而出，正所谓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对中美关系，邓小平同样是持厚德载物的政策。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表示：“我们对美国也提出一个政策连续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九七二年美国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确定改善中美关系，结束过去的旧关系，建立新关系的这种政策是不是能够连续下去？我多次跟美国朋友谈过，我们彼此都应该珍惜符合世界和平利益的这样一个政策，珍惜这个局面，把我们这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中的很多障碍消除掉，这对于我们两国都有利。”[865]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尼克松时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866]

    中国以“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外交思维来处理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恶的国家关系，是有深刻的厚德载物民族精神根基的。以冷战后的中俄关系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某些媒体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噪‘中国威胁论’，诬蔑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人口扩张’、‘领土扩张’，攻击中国，妖魔化中国。即使在中国的‘俄罗斯年’期间，这类言论仍然出现在俄罗斯的媒体上。俄罗斯出现这种令中国人痛心的现象，具有复杂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猛，成就巨大，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导致一些俄罗斯人心理失衡和强烈的嫉妒。由此诱发种种偏见，如‘俄中合作，中方获益多于俄方’。某些具有冷战思维的俄罗斯人特别害怕中国强大，在他们看来，一个衰弱的、事事顺从它的中国是最好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肆意地编造关于中国的谎言，煽动对中国的敌对情绪。总起来看，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阴险政客、‘红眼病’患者是进行这类恶意宣传、妖魔化中国的主体，其行为的结果是混淆了视听、误导了俄罗斯大众。对以上现象，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感到委屈和不满，甚至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了不起的宽容。中国媒体上没有俄罗斯媒体上的那类污蔑性的言论，相反，总是发表关于俄罗斯的正面消息和文章，一如既往地给予俄罗斯国家及其人民以好评。对俄罗斯一些人丑化中国的行为，除了个别中国学者有所抱怨，中国方面一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应。比较两国人民在对方受到的不对等待遇，更能说明俄罗斯一些人的褊狭无情和中国人的宽容温良。在俄罗斯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如警察苛刻地检查中国人的护照，中国公民，包括中国教授、中国女子遭殴打，俄罗斯公职人员对中国人进行敲诈、刁难、勒索。十多年来，中国人在俄罗斯被抢、被骂、被打、被侮辱、被关甚至被杀害的事例有很多，但却没有动摇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整体印象，没有导致中国方面的报复行为。俄罗斯人在中国受到热情友善的接待，他们在中国随意活动，自由又安全，没有像中国人在俄罗斯所遭遇的那些不快和不幸。中国警察对俄罗斯人彬彬有礼，从不检查俄罗斯人的护照，中国海关人员对俄罗斯人也未曾刁难或是勒索，更没有什么中国种族主义分子殴打俄罗斯人。概而言之，在俄罗斯有些人不友好地对待中国人，某些媒体煽动大众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妖魔化中国的形象，中国方面却善待俄罗斯人，其媒体不进行对俄罗斯不利的宣传，使俄罗斯的形象在中国受到很好的维护。中俄双方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俄双方的不对等行为导致了两国形象的差异。”[867]借用西方学者的话：“一个以它的文明，它的成就和它的命运与现代世界的整个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伟大民族，是能够把它的拥护者和它的攻击者置之不理的。”[868]

    中华民族正是以自己的厚德载物的精神，自己的成就和自己的命运与现代世界的整个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伟大民族，不会计较俄罗斯一些人对中国的不理性，相反，中国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自己极大的耐心和宽容的精神，维持着自己与巨大邻国的和平关系。《道德经》“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中国和历史上曾经有过大怨的国家的和解，甚至超越了老子“必有余怨”的宿命，中国在近代是受欺负的一方，但是并没有因为执有完全可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正当性的“左契”而责于国，从而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中国的厚德载物，并非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式而不讲是非的“厚德载物”，如果中国的厚德载物是放弃原则的厚德载物，则无异于孔子所说的“乡原、德之贼也”，那么中国的厚德载物就是在国际关系中表面上宽厚谨慎，为了获得别国的好感而牺牲民族重大利益的愚蠢之举，只是充当了欺世盗名的国际政治好好先生而已，中国就是专门偷取国际政治道德的贼一样的国家，是对中国人民甚至是对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背叛，是对国际关系道德的践踏。而中国绝不是这样的国家，中国外交的厚德载物可以说是原则性和灵活性、斗争性和同一性的高度统一，是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和民族尊严基础上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辩证统一的外交，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践了这样建立在民族核心精神基础上的外交，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强调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解决出现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交流思想，强调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解决出现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先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加强合作着手，这就是要让国际政治之“道”法双边关系从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再到军事、国防和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之“自然”。比如中印关系，由于存在比较敏感的领土争端的问题，所以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从低级政治入手解决，在低级政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再自然而然地提升到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邓小平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86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双方就安全观问题达成一致，重申彼此互不构成威胁，并采取多种建立信任措施，双边关系开始在保持低级政治领域广泛合作的情况下，高级政治领域也取得实质性的发展。2000年五六月间，印度总统访问中国，使得一度遭到挫折的中印关系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签订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确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订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等重要文件。2006年两国部长级互访持续不断，其中包括中国商务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和印度国防部部长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度进行了成功的访问。中印两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始终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立场，双方都主张多极世界，反对单极霸权，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印与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当然，中印两国在高级政治领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比如增强在促进和谐世界进程的安全文化的创新方面的合作，也可以说是两国高级政治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切入口。目前，中印双方在战略互信与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边界问题与地区战略方面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应妨碍两国在安全文化创新方面推动实质性合作。既然中印两国曾经培育了影响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先进的外交文化，今天中印两国没有理由不在先进的国际安全文化的培养上再次显示两国卓越的创新能力。

    （三）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独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往往是文化的自生与不同文化自然而然融合的历史。这就注定先进的文化一定是在自生的基础上，主动按照丰富自身文化的需要而吸收别国文化的文化，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丰富与进步。为了实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方位独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是关键，同时，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特别重视联合国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独立方面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曾对来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恩布说：“西方世界垄断的状态已开始改变了。我们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要真正完全独立，光政治独立不够，还要经济独立、文化独立。现在第三世界的经济独立刚刚提上日程。经济上真正独立恐怕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文化方面花的时间更久。所以，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的责任是很重的。”[870]“文化独立”问题确实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使在拥有强大文明积淀的国家，“文化独立”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比如，在中国就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一切都要按照西方文化来改造。好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路线，因此，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能够很好地保障中国的文化的主权和文化的独立性。但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独立地位，往往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乘人之危的附加种种苛刻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而受到很大的破坏，使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文化，特别是自身的政治文化逐渐为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政治文化所取代，结果是适合自身的发展的文化丢失了，而西方的文化则严重消化不良，最终对自身经济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要解决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独立”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自身要有强烈的保护自身文化精华的意识，同时也要通过国际多边领域给予积极的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实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文化独立的平台。

    （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基础上的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学习

    强调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都应该借鉴和学习，但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871]邓小平还强调：“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872]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中国和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出现了高潮，特别是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数量可观的文化产品，这其中当然主流是好的，是有利于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但是西方国家的一些腐朽和落后的文化及反动的价值观也流入中国，并对一些人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由于文化交流本身的双向互动的特点，西方国家往往也通过他们来源及目的都具有某种险恶用心的“文化外交”，以达到精神上麻痹和俘虏中国人的目的。美国人大言不惭地说：“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文化外交活动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处直接拨款。尽管在今天看来，中央情报局的慷慨资助也许不是很合适，甚至是适得其反，但是那段历史的确在提醒我们，华盛顿曾经是多么重视通过文化交流以达到相互理解。当时的决策者们深知征服境外民心与战胜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文化外交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873]对于西方国家腐朽文化的传入和西方国家采取的邪恶“文化外交”手段对中国发起进攻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是非常重视解决的。邓小平指出：“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874]“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875]很明显，邓小平强调的文化交流是促进精神生产力大发展的交流，而绝不是带来“精神污染”危害的文化交流，如果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产生精神污染效应，其只会祸国害民，造成邓小平所说的“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876]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877]用马克思主义对引进的西方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所决定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878]。

    （五）视野更宽广的、建立在同理心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思想

    邓小平继承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想，强调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1980年12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约旦国王塔拉勒时指出：“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事业的立场是一贯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那里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石油，这是你们的幸运。但因此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那就是两霸争夺。麻烦和幸运联结在一起。我们都是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团结起来。一旦你们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的挑战，你们那个地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对世界文化作出过伟大贡献。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没有任何矛盾。剩下的就是友谊、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是如此。”[879]

    在文化交流上换位思考，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和发扬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的同理心的文化外交思想，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达中国同理心的对象增多了，不但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但是面向和中国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同时也面向西方发达国家。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历史性的正式友好访问。此时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还不到一个月。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晚，邓小平出席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和中国理事会等六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阐述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他在谈到美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时指出：“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对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一向怀有友好的感情，对你们那种实干和创新的精神深为钦佩。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深厚的。今后，随着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我们之间的友谊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880]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是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勇于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上的先进性，并决心学习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用的元素，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很严重的情况下，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中国决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出于中国顽固和坚持落后，正好相反，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国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如果中国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等于中国自乱阵脚，自动放弃自己已经选择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又将重新回到暗无天日的时代。不但如此，中国此举动无疑还给资本主义世界一个错觉，即使西方国家永远陶醉于自己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永远失去自我更新的精神动力，反过来说，这样的中国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国家，又同时是对西方世界误导的不负责任的国家。所以中国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尊重世界多样性，一方面是出于中国自身的核心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某种自我更新的参照。当然，中国决不引进西方的社会制度和腐朽颓废的文化，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的东西，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一切好的东西，好的文化，而且要真正地把它们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反过来说，西方国家也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领悟到一些对它们的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881]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很多方面是借鉴了公有制的很多做法，当然其根本的制度没有改变。因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腐朽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只有其社会制度真正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才会真正走上健康的轨道。

    2008年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卓越的应对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崛起。而特别有意义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为了挽救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不得不采取通常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才会采取的措施——国有资本介入私人银行的救市。

    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及一下美国卡特时代对华文化外交的同理心的经典之作，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在访问期间，美国精心安排了一场美国儿童演唱中国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场面，根据《卡特回忆录》中卡特1979年1月29日日记：“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林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在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感情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把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882]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既震撼美国人，也同样震撼了中国人。

    三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为人民根本利益的理念

    列宁指出：“过去，人类的全部智慧、人类的全部天才所进行的创造，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使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883]今天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切成果，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的财产”，在“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引领下，作为全民财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通过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而增值。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达到防止了资本主义毁灭人类文化的目的。当然，中国的文化外交是全方位的，它是面向世界的文化外交，既是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是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是面对发达国家的，也当然是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它更应该是面向世界人民的，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真正的平等服务的，是为人类消除“暴力手段”和“剥削手段”服务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884]邓小平还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885]邓小平的论述充分说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最终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些思想在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中一以贯之。

    （一）“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886]如果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的核心目标都是以最广大人民为对象，如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都能直接地落实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外国人怀疑中国忍耐不了多久的预言就会破产。这就是邓小平所希望回答外国人的答案。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人，总认为中国是“非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不能长久”，“中国崩溃”论很有市场，这些言论从反面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中国的信心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个优越性并不会通过制度的先进性不加努力和奋斗就能直接反映出来，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必须经过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而且往往要付出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艰难得多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取得成功，因为社会主义是新型的社会制度，没有太多的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唯一的参照就是苏联，而作为世界第一个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最终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中国的考验和挑战的严峻程度可想而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之中，而资本主义则不同，它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相对于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经验和理论都是非常丰富的，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艰巨性就更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创造一切条件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达到高水平，同时也要使人民的精神生活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能让人民大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反过来资本主义则必然确定无疑地打败搞社会主义的中国，因为如果中国自身不能在两个文明建设上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受益，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是假的社会主义，假的社会主义和真的资本主义博弈，也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在这个方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苏联的教训非常深刻。当然，中国的两个文明建设能否取得成功，还在于能否充分吸收资本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列宁就说过：“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887]邓小平指出：“我们相信，现在我们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其中包括充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扩大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发展贸易，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现在缺乏技术人才，特别缺乏管理人才，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进国家的一些技术，管理知识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洪林认为：“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指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这些文化，有的和资产阶级共命运，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例如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但是有的文化并不属于某个阶级所独有，也不会随着资本主义一起灭亡，例如现代化的大生产，以及和它联在一起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特别是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却不是这个社会所独有的。上述这些文明成果，是全社会的财富，并且是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阶梯。可是有些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懂这个道理，总想超越必经的阶梯，直接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结果正像列宁所批评的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样，盖房子不是从基础开始，而是从屋顶开始，结果每次都失败了。”[888]这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但结果一定是不切实际的和没有基础的。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建立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

    （二）借鉴发展水平相似的外国经验，提高文化发展的比例，造福人民

    即使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也可以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而且它们的经验更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实践价值。对此，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非常重视的。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889]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其他领域的发展就有了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必然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模式，向不同行业平衡发展转变和过渡，基本做法就是降低中央财政在经济建设中的支出比例，而提高科教文卫的支出比例，改善教科文卫等基础设施，同时也要逐步缩小地区间教科文卫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不但面向国内的文化发展的比例提高很大，中国的文化也开始加速走向世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纷纷建立。以孔子学院为例[890]，据有关统计，“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1年8月，全球已建立338所孔子学院和276个孔子课堂，共计614所，分布在94个国家（地区）”[891]。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两个文明的建设，既是内政的需要，也是对外政策的需要。没有物质文明，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就缺少硬实力的基础；没有精神文明，中国同样缺少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软实力基础。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都要抓，而且两个都应该硬。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892]邓小平曾经说过，“国际主义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定位于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中国的文化外交当然属于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文化外交自然就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了。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讲，邓小平提出的“把最好的精神食粮”打造出来“贡献给人民”和作品必须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的思想，对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必然打下良好的软实力基础，因为中国人民满意的精神食粮，把外国人请进来欣赏之和推出国门对外交流之，一定将产生十分积极和良好的效应，这样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将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和科技影响的提高而提高，如此发展的中国，才是一个平衡发展的中国和综合实力协调发展的中国。

    （四）和外国共产党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要求

    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利用会见外宾之机谈自己国家的国情，此举也可以称之为“国情外交”，这对任何一个愿意和中国深交的国家，都是非常希望了解的，以便在和中国交往时做到有的放矢。如果是与我们意识形态相同或者相似的外宾，谈论则往往围绕党的建设等议题展开。1983年4月，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893]“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思想，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的面貌必然大变，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将取得质的飞跃，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道德完善的人，人民之间就会互敬互爱，真正的和谐社会就会到来，如果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科学文化水平都很高，他们就会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文明成果，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守纪律的人，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就会处于积极稳定的状态，人民就会生活在更加安定和安全的环境中。邓小平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谈中国精神文明的建设，虽然讲的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这明显的有文化外交的意义，是邓小平直接进行的对外宣传工作的实践。

    （五）突出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的根本立足点，就是文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服务。世界上的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统治阶层的对华态度，可能会决定中国对其采取的对外政策，但对待人民都一样，中国都一样热爱，一样友好，不管不同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是采取什么态度，中国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友好。这种友好表现在文化交流上，就是要让中国的文化走进他们，为他们的文化利益服务，为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服务。这样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文化成果为谁服务的理念延伸来的。列宁曾经针对帝国主义时代各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状况指出：“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都遭受着压迫。他们不能享用资本主义的文化财富，其实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894]今天，作为“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的全世界各国人民，有一个奉行人民外交的中国正在努力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享用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的文化财富。比如，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就是向世界人民敞开的文化财富的平台之一。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列宁曾经痛心地形容的“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而使包括中国的东方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895]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作为今天国际政治的主体昂首挺胸地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中国已成长为向世界传播文化和文明的真正的文化大国。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896]。邓小平还说过：“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897]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文化交流，首先是要吸收和借鉴别人优秀的文化，同时也要将通过艺术创造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和充满爱、充满包容、主张和谐和体现对多样性尊重的文化推向世界，影响世界。文化的互相影响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吸收外来文化存在一个如何按照人民大众的意愿进行分析、鉴别、咀嚼、消化的过程。为了保持进步的健康的文化，给人民以健康的精神食粮，必须遵守批判吸收的原则。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

    《尚书·舜典》中有一段话，是舜帝命令夔为主管文艺的官员，要他用诗歌和音乐的力量教导年轻人，使他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让“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以达到“神人以和”之效。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过诗歌“可以群”即可以用诗歌来交朋友的话。《荀子·乐论篇》“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这是讲音乐塑造和谐的人和建立和谐的社会的直接关联性。《礼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讲音乐和政治的直接关联性。

    今天国家间的外交引入文化因素，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化的力量，发展出更多的朋友，使国家间的关系会变得和谐。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于1924年访问中国时即兴作诗：“新时代已经来到了，就站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去欢迎。我们不能够再让她久候了。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让欢迎伟大时代的歌声从中国和印度响起来吧！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吧，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就让我们互相帮助吧；说不定谁会晕倒，就让另一个把他唤醒吧！”[898]这就是用诗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很好例证，如果中印两国人民普遍能吟诵这一反映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的诗歌，两国因为敏感性问题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甚至都会大大降低，因为彼此在对对方充满亲切感的情况下，谁还会有意地去扩大敌对性的事态？

    充分利用文化的亲近感和吸引力在政治外交中的作用，在今天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和重视。比如，2000年10月下旬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此次访问的文化的因素就十分的浓厚。为了此次法国总统的访问，江泽民主席专门向法国通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请教，“二战前后法国社会最流行什么歌曲，因为像希拉克这一代人对那一时期有抹不去的深刻记忆。西哈努克说了几首，其中一首《玫瑰明天》流传最广，是由当时法国著名歌星‘小麻雀’唱红的。谈话中，江泽民还就希拉克访问扬州作了具体而周密的部署，包括希拉克去了以后看什么；晚宴后要安排个小型的晚会，演什么节目等细节。”“希拉克很喜欢中国历史，对中国的青铜器情有独钟，研究很深，几乎达到专家的水平。”“1997年希拉克访问上海参观上海博物馆，当讲解员介绍到青铜器，令人吃惊的是希拉克不等讲解员说完，他自己就讲开了，他眉飞色舞地向同行的法国人讲述着青铜器的历史和文化，其博学为在场的人所惊叹。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是希拉克的私人朋友，每次去巴黎，希拉克都要见他，讨论中国青铜器的发掘情况。有一次，马承源把自己撰写的一套关于青铜器的书送给希拉克，希拉克随手打开了其中的一卷，指着一张照片问：‘这是不是二里头二期的青铜器？’马承源说，他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899]

    1990年3月14～16日，江泽民同志访问朝鲜，这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首次出访。“3月的平壤，依然有几分寒意。但江泽民总书记刚一踏上朝鲜的土地，就沉浸在朝鲜人民友好的热浪中。在金日成陪同江泽民总书记乘车前往百花园国宾馆途中，50多万平壤群众组成了一条长达12公里的欢迎长廊。他们身着节日盛装，手中挥舞着中朝两国国旗，和五彩缤纷的花束一起，组成了欢乐的海洋。由数千人排成的乐队方阵，齐奏《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中国歌曲，昂扬的旋律响彻云天。江泽民总书记频频挥手，向人们致意。”“当车队驶入金日成广场时，欢迎的气氛达到高潮。江泽民总书记和金日成走下汽车，劳动党平壤市委书记兼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文善向江泽民总书记赠送了一尊象征朝中友谊的雕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紧紧拥抱。江泽民总书记将它高高举起，成千上万的欢迎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万只气球腾空而起，两万多朝鲜文艺工作者跳起了中国传统的‘红绸舞’和‘狮子舞’。”“在凯旋门广场，4万名平壤少年儿童欢呼雀跃。朝鲜少年给江泽民总书记戴上红领巾。江泽民总书记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他祝朝鲜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朝中友谊塔前，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奏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激昂的乐曲和人民军战士们雄健的舞姿把人们又带到了那难忘的烽火岁月。”[900]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02年2月27日至3月1日对友好邻邦越南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江总书记受到了越南党和政府隆重、热情、友好的接待，受到了越南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江总书记这次访问的时间虽然很短，在越南逗留的时间全部加起来只有52个小时，但东道主却盛情地安排了20场正式活动，内容极其丰富。“当江总书记步入河内国家大学演讲大厅时，全场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和《越南—中国》的歌声在大厅里久久回响，气氛十分热烈、感人。江总书记专程前往河内国家大学同青年朋友见面，并发表了题为《共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面对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江总书记深情地回忆起50多年前自己还是一名大学生时的人生体验，……江总书记的讲话不时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后，在同学们用汉语演唱的中国歌曲《歌唱祖国》和越南歌曲《越南—中国》充满友好情谊的歌声中，江总书记欣然为青年朋友们题词：‘中越友谊，世代相传’”[901]。越南在政治外交中将备受中越两国人民喜爱的《越南—中国》一歌在江泽民访问的场所反复播放，这无疑对勾起中国人民对两国人民友好时代的回忆，对今天如何巩固和加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消弭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两国关系中不愉快的历史怨恨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造成此段历史时期中越关系下滑的原因不在中国，而是越南在地区霸权主义和越南当局刻意恶化中越关系使然，而中越关系的此段时期的政治恶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越南人对中国文化上的认同感和亲近感的危机。据东南亚问题专家宋北仑回忆：“自从70年代末中越交恶之后，越南就视中国为头号敌人，不但表现于平时处理日常两国关系上，甚至把与中国有丝毫联系的任何东西都视为有敌意的，不惜连根铲除毁之而后快。1991年笔者第一次访问越南时在越南和平水电站接触了一名曾留学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在中越关系恶化期间，由于受当局反华宣传影响，甚至连那些有中国文字的书都已统统烧掉，即使是非常有用的而又没有政治内容的《越汉词典》也不例外。这位在中国留学多年的越南人叙述这些情况时悲伤地掉下了眼泪。尽管19、20世纪以来，中国与越南一直都是友好交往，以至可以说是患难与共，互相支持和帮助，但两国关系恶化时期越南出版的书报杂志却找不到记录这些的只字片言。真是爱得越深恨得也越深。”[902]由此可见，文化上的认同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媒介作用有多么强大，影响有多么深远！

    1996年4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来华访问。而远在莫斯科，在享有盛誉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特意选定这一天，举行一个古朴、热烈、庄重的授衔仪式——为了表彰一位中国学者在中俄关系史研究和翻译、传播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作品方面的卓越功绩，以及为加强中俄两国学者的合作所做的巨大贡献，向他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并把他的巨幅彩照悬挂在科学院的肖像陈列厅。下午两点整，按照惯例，远东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席、科学院院士、博士、俄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现为会长）、汉学家季塔连科教授敲响了悬挂在会议桌台面上的铜锣，宣布授衔仪式开始。他首先介绍了这位学者的生平、学术成就与贡献，然后按照传统程序，向他提了两个问题：您是否时刻准备着维护和平理想和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您是否时刻准备着为繁荣科学服务？这位中国学者简短而坚定地回答“是”。每回答一次，学术委员们都起立热烈鼓掌。接着，主席先生向他颁发了荣誉博士证书，并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之后，研究所的女秘书向他献上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这位获此殊荣的学者就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建恒教授。[903]

    文化外交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体外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江泽民对此作过一系列的论述：（1）指出“我们要不断扩大同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2）强调“独立自主，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904]（3）指出“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两个古老文明早在大约两千年前就曾有过交汇。公元八世纪，中国同非洲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十五世纪，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来到非洲东海岸。中非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905]（4）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作用。”[906]（5）指出“香港作为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获得巨大利益。”[907]（6）强调“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908]（7）就推动复兴经济由中亚地区的古老的丝绸之路指出“积极进行铁路和公路建设，争取尽快建立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络，以促进和活跃本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909]（8）指出“古丝绸之路作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曾作出了重要贡献。”[910]关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过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911]（9）指出“我们对日本要坚持以争取合作为主。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要坚持原则。要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鼓励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多做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家的工作，培育中日友好力量。我们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积极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努力保持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战略方向的稳定。”[912]（10）强调“我们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913]

    一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促进精神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外交思想

    国家间关系如果缺乏文化上的相互的亲近感和吸引力，政治关系要发展好是不可能的，政治关系冷漠，经济关系要取得稳步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以中俄关系为例，正如有俄罗斯研究学者发表在1998年第2期《今日东欧中亚》的论文指出的：“中俄关系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它常常与意识形态和个人性格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中俄关系沿袭了中苏关系的发展惯性，由上而下、依靠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威望而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培养了一批对中苏两国文化和国情有着丰富感情和深刻了解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是九十年代中俄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社会精英的更新换代，以及两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中俄关系过去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资源将会减少，曾经用来支撑中俄友谊大厦的社会根基发生位移。……不用多少年，中国和俄国对本国社会精英的年轻人来说都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普希金的诗篇和鲁迅的杂文都难以激起本国人民对另一国度文化的激动和崇敬。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俄国承包商和日本、欧美的承包商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俄国人只有证明自己比其他国家的商人做得更好，才能在中国大量工程项目中一个个的中标。在不久的将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形成的、经过多年历史沧桑磨砺的俄罗斯情结，说不定很快在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心中终结。学俄语的人在中国几乎加入了下岗队伍。中国研究俄罗斯的学术机构和刊物急剧削减。在上海，发表本文的刊物还在俄罗斯研究这个领域里苦苦挣扎。俄国青年的中国情结可能消退得更快。于是，中国和俄国的关系又多了一分隔膜；不仅有了地理上的距离感，也有了历史的距离感。行将产生的中俄两国文化断层（指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必然给未来的中俄关系笼罩上阴影。”[914]该文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发展本身也是生产力，而且这个生产力甚至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所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高度重视通过和各国文化的交流，尤其重视文化交流的带动效应和波及效应，是因为这不但可以促进自身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别国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一）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人的“物质和文化”的思想，在新时期加以创新和发展

    第一，提出物质和文化建设的好坏是决定国家主权是否完整和在国际政治中力量强弱的决定性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三件大事是加紧经济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和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为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三大任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江泽民指出：“在这三大任务中，现代化建设是核心。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总目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解决国内国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国际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都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今后，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这样做。”[915]

    第二，联系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谈实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916]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还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917]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再是孤立地在一国内部进行，而是只有通过和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才能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才会为中国人民在紧跟国际社会发展大趋势背景下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如果今天的中国还处在明朝中后期和清王朝时期的时代，国人还是处在对外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下，“人的全面发展”就永远只能是空想和奢望。封闭的状态只能使民族的活力消失殆尽，甚至威胁民族的生存，更不要奢望“人的全面发展”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江泽民同志高度关注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所在，而通过广泛的多层次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则是保障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和重要促进因素。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突出的今天，只有让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更加紧密地、更加科学地、更加有序地、更加有针对性地和有选择性地和国际社会的物质发展和文化发展相联系，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的机体才会变得更加牢固，才会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成为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并积极参与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和世界人民整体利益的清醒的中国人，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真正到来。苏联外交家费德林就精辟地指出：“地球的生存有赖文化的接近。各民族的文化接近，汇世界文化精华于一体，这不是一个应时性的运动，而是一个认真的永远不停的运动，如果我们想在地球上保存生命的话。”[918]

    第三，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物质文化”观。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封建传统影响深远等因素决定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仍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执政党只有实事求是地根据这一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即使执政党的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可能已经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是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人民普遍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仍然是差距巨大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今天，由于资讯高度发达，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这种差距。江泽民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919]江泽民同志的相关论述，我们不但应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认识，而且应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因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中国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和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来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在进行国际物质文化援助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的国际性的物质和文化援助能够支援一切至今仍然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负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保障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不受消极的影响。这并不是中国人民自私，而是为了保障中国的对外物质和文化支援的可持续发展。

    孔子说过“过犹不及”的话，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如果中国超越自身的实际进行对外物质和文化的援助，短期来看确实把中国的气魄表达出来了，当然也会超水平地感动受到中国援助的国家，但是这样的举动显然不可持续的，短暂的。当然，在特定的时代，比如，在帝国主义疯狂蹂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全面封锁和遏制的20世纪50～7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适当地赶超中国国情的允许，勒紧裤腰带，牺牲一点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利益，那是极其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人民的此举，不但有力地遏制了帝国主义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欺侮的势头，也为中国冲破帝国主义和封锁打下了牢固的国际基础。

    孔子和他的学生颜渊有这样一段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920]今天的“礼”，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人类永久和平为远大目标，努力克服自身物质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在特定的时期大胆地采取特定的对外援助政策，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1999年8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充分肯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是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经济上仍未独立，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一贯重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并提供了大量援助。”[921]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外援不但充分考虑自身的物质和文化实际发展程度，也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特点，更从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出发，不计较眼前的和短暂的利益，甚至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可以牺牲自身的一些眼前的物质和文化利益。江泽民指出，“对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与他们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有些项目从短期看可能效益不大，有些还需要给点无偿援助。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走出去到这些国家投资办厂，不去加强相互的经济技术合作，等到其他国家完全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我们再想进去就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帮助他们开发利用丰富资源和潜在市场，不仅可以促进他们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是很有利的。”[922]“对一些特别友好的‘全天候’朋友，不要期望从他们那里赚多少钱，有时甚至要舍得付出，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多搞一些投资少、周期短、效益好的项目，包括技改项目，搞好人员培训。要积极开展资源开发合作，建立战略性资源供应基地。要积极推进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四国合作，探讨参与印支及南亚的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通过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我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92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物质文化援助成就巨大，正如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所指出的，“我国对外援助起步于1950年。截至2009年底，共向164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双边援助，其中援建成套项目2100多个，培训各类人才12万余名，派出援外专家和技术人员60万余人次、医疗队两万余人次、青年志愿者400余人，减免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政府债务380笔。60年来，我国援外工作成效显著，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援建的工农业生产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技术示范中心以及提供的各类物资和人才培训，有力地增强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比如，坦赞铁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等项目，已成为受援国重要的交通中枢；援建的医院、学校、体育场馆、供水设施、低造价住房等公益性和社会福利项目，丰富和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派往受援国的医护人员，治愈了数以亿计的当地患者。二是增进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通过对外援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与广大受援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结交了一批全天候的发展中国家朋友。2008年我国汶川地震后，巴基斯坦、萨摩亚等一大批受援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竭尽所能，在第一时间给予我国宝贵援助。三是深化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通过实施不同的援助项目，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中国企业、产品和技术的了解，有效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带动和扩大了我国企业和产品的‘走出去’。四是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我国真心实意帮助受援国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推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924]

    第四，为恢复中华文明进而发展中华文明作出不懈努力。中国拥有五千以上的文明史。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说过，“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925]但是如此让西方学者高度评价的中华文明，从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大大地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众多的仁人志士，都在艰苦卓绝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都在为保存中华文明而战，可歌可泣。只有到了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献身的中国共产党崛起，中华民族的命运才真正的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中国共产党不但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与安全，同时在恢复中华文明并进而发展中华文明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要更加复杂和更加漫长，没有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是很难产生质的飞跃的。如果考虑到国际文化帝国主义的干扰和从中作梗以及我们在自身文化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等因素，中华文明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可能会更加漫长一些。道路虽然曲折，但前景一定光明。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人类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本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那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将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一切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华儿女，都为能够投身于这一壮丽事业而感到自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926]

    今天中华文明正在走向稳步复兴的道路上，中国通过在世界上兴办孔子学院等方式已逐步确立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的阶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外的影响力还不大。以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影响为例，国人当然赞扬有加，但是还不能过高估计其影响力，我们应该看看外部世界的人是如何评价孔子学院的，这样往往能给我们提供较为客观和理性的思考。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的西方学者詹姆斯·帕勒戴斯（James F. Paradise）2009年在《亚洲观察》（Asian Survey）发表了《中国与国际和谐：孔子学院在推动北京软实力中的作用》，其代表性观点也许让我们对孔子学院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认识提供一些启示。她说：“要说孔子学院之建立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外国朋友尚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孔子学院项目处于草创阶段，还无法知晓其有何影响，另一个难题是要澄清孔子学院的所做的其他诸多的文化促进活动之效果。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舆论调查明了其中的一些软实力存在之困惑，2007年3月 BBC 世界广播舆论调查公布结果发现，所调查的26个国家（不包括中国），认为中国在世界中有积极影响的只占42%，32%的人持消极影响观；而在2006年2月相同的调查中，对中国持积极影响观的为45%，而持消极影响观的为27%；而2005年3月持积极影响观的为48%，持消极影响观的为30%，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了舆论调查的结果，就是‘中国变得越来越独裁’。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也发现2005～2007年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恶化了，许多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为坏事一桩。许多发达国家的人也日益关注中国经济力量对自己国家的影响，中国的软实力投射是否能成功取决于其软实力之源——一国之文化，政治价值和其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就像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的那样。在文化阵线，中国现在可能处于最轻松的时代，中国的食品、音乐、艺术等等正在源源不断输出到世界各地，世界上的很多人对学习汉语趋之若鹜，如果不是因为对此门非常难掌握的语言的内在兴趣，那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业务有很大的用处。在政治战线，中国要面对诸多艰苦的斗争，因为国际社会对其独裁体系的批评使其处于守势而穷于应对，在外交政策领域，在国际机制中的建设性的良好表现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其形象将因其在动荡地区好斗的行为而毁坏，比如像台湾。中国如想使自身的形象得到持续改善，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如何很熟练地实施公众外交。人们可能会提到它包括很多有争议的领域，包括台湾、西藏、苏丹、缅甸、法轮功组织等等，中国的业绩令人沮丧。在其他领域，中国引导外国人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方面中国做得相当成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应用不同标准，比如在环境保护领域所得到的好处）。也许中国软实力投射的成功有赖于特别的支持者，中国可能会发现她容易赢得的朋友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和它们拥有相同的政治价值观，舆论调查也显示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评价一般也较为正面，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在和中国政治价值相左的国家中开发新的支持者，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和美国，只有时间能够告诉孔子学院是否能够帮助对中国的更加具有同情心的理解和引领一个更加温和的看法，2008年8月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因为中国将向世界展示似乎是整个时代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投射——北京奥运会的上演，要判断孔子学院扩大了中国的软实力的观点，无论如何，衡量它们成功的标准可能是错误的，就它的目的是希望赢得全世界的人心而言，中国的付出未必得到相称的回报。真正的赢家可能是中国的大学，中国的那些办有孔子学院的大学可以借此扩大和国外学术机构的联系和交流，正当中国企图变成一个‘创新型社会’，为了支持其科学发展的能力，扩大由孔子学院带来的和外国学者的交际与交流，将有巨大的益处——特别是对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来说，这将是其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927]

    帕勒戴斯对孔子学院的看法，不免带有西方某些人士一贯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成分，但是其中若干看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它至少还指出了中国在若干方面做得还不错，并不像一些极端的观点否定中国的一切方面。我们从以上的文字中可以提炼出五个方面的内容：（1）孔子学院的文化外交功能还没有显现出来。（2）由于“中国越来越独裁”，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人“日益减少”。（3）中国虽然在形而下的文化交流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上层建筑的政治阵线参差不齐，落差很大，这是内政上“独裁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及内政与外交纠缠在一起的包括台湾、西藏、苏丹、缅甸、法轮功组织等等问题上，中国令西方人很“失望”。（4）也有相对差强人意之处，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谦卑地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是动辄就标榜自己是文明大国之类，给自己的国家利益带来了游刃有余的好处。此外，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印象也不错，但还缺乏赢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办法。（5）孔子学院充其量只是对大学及学术机构在对外交流方面有好处，对中国走向“创新型社会”有一定的帮助。她对中国认识的意识形态偏见，包括“中国越来越独裁”观、中国在处理“台湾、西藏、苏丹、缅甸、法轮功组织”令西方人的“不满”，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妥协的，但是即使是在这些问题上，是不是中国就无所作为？不是的，在西方世界，真正死心塌地反华的人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因此，中国确实有必要加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工作力度，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示给世界，用中国的核心外交文化去影响世界的认知。中国文化一旦全面复兴，其影响力完全能彻底超越西方文化今天在世界的影响。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讲“德”而不是“霸”，而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霸”而不是“德”，正如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928]江泽民指出：“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也不行。”[929]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谈到中国的“软力量”时就认为：“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未来亚洲巨人，已有迹象显示它们软力量资源的扩张。……但中国和印度的希望还在更长远的未来。经济快速增长有可能增加两国的硬、软实力，但当前两国潜在软力量资源的各项指数均排名不高，大部分资源还掌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手中。特别在中国，共产党对赋予太多学术自由表示担心，并抵制外来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中，两国分别在台湾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上背负持久冲突的包袱。此外，对美国来说，中国有可能在未来一定时候对其构成威胁，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吸引力是有限的。”[930]约瑟夫·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遏制太多学术自由”“抵制外来的影响”“对美国构成威胁”等的思维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心态外，其他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一句话，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力确实比较有限，中国软力量在和资本主义发达世界的竞争和较量中，在相当长时期仍然会处于劣势，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必须在物质力量提高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力量，扩展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具体的做法之一是，今后中国的对外物质和文化援助，应该秉持科学发展观，优化结构，创新方式，把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应该努力使和民生最紧密的医院、学校等项目得到加强，在努力提高自身援助的管理文化和法律监督文化的基础上和充分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基础上，加大在受援国制度上、管理上等文化层面的援助力度，加大中国优秀文学、艺术、语言、学术等在受援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除了物质层面的援助应该继续扩大投入外，精神文化层面的投入也应该同步发展。

    中国在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外交时，还应该有一种自觉保护发展中国家独特文化和文明的精神和有效措施，而决不能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那样对弱小民族恣意进行文化的侵略和文化的破坏。马克思曾经指出：“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往，冲击了印第安人的制度；从而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步崩溃之中。”[931]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确实非常严重地冲击中华文明，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经受住了考验，不但没有毁灭，而且在和西方文明的较量中日益显示她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能量。因此，对于国际文化交流，包括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对自己的文化应该充满信心。中国用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不可战胜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进行文化外交时，对于弱小文明和弱小文化，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我们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保护政策，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并付诸切实的行动，在这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实施了不少的抢救弱小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就是说，中国不能重蹈美国文明对弱小文明行毁灭之政策的覆辙。弱小文明的文化是世界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中国既然强调尊重多样性，那我们就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多样性，为世界的多样性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

    第五，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练好内功是关键，只有内功扎实，才能真正地走得出去，立得住脚，站得稳。江泽民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932]

    （二）提出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用科学方法论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必须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提出了“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933]的光辉论断。文化的成长一般只有在传播过程中得到新的能量和加入新的文化因子，才能更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是开放式的文化建设，只有深入地融入到世界文化的大海中经受更多的洗礼和磨炼，才能树立更大的、更强劲的适应时代的文化品格，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恰当的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是关键的途径，通过国际文化交流达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目的。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开放，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934]江泽民强调：“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935]。江泽民指出：“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936]吸收外国包括文化在内的好东西，最主要的是吸收我们自身缺乏的和不健全的而又能够真正促进我们的文明发展的东西，诚然，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独立的文明之一，但绝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文明，她的发展和她的生命力必须通过内生的发展和通过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吸引力，才能真正成长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全能冠军。中世纪全盛时期初期，一个开明的伊斯兰知识分子说过：“一个完人应是东波斯人种，信仰上是阿拉伯人，教育上是伊拉克（巴比伦）人，敏锐灵巧如希伯来人（犹太人），处世为人如基督教，虔诚有如叙利亚修道僧，科学知识上像希腊人，探究奥秘如印度人；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灵性生活上是苏菲派。”[937]这段话的具体内容在今天当然已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但它所表达出来的理念没有过时，就是把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拿来为我所用，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个虚心而开放地学习别国文明长处的文明真正强大起来。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不是亦步亦趋和模仿，更不是盲目鼓吹和引进。要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外国文化融入我们民族的文化中，为中国文化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学习和吸收别国先进文化的真正用意也在此。

    吸收别国的文化成果，特别是吸收别国文化建设的机制和办法，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我们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为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出了一份夏、商、西周的年表。工程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往前推，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盘庚以后的小辛、……帝辛都推出了具体的年代。商周之交也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工程推断为公元前1046年，武王之后，成王、……厉王都有了具体的年代。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所推出的比较理想的一份年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早已成定论，但迄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年代学标尺，国内外的一些“疑古派”甚至不承认中国有夏朝，[938]此项不朽的成就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向世人清楚地证明，华夏文明史不是杜撰，是真实的存在。此项成就，还为中外学者描述中国上古史提供了依据，因为在此之前，中外学者在研究夏商周时代遇到的问题是，都对此阶段历史有一种极大的朦胧感，由此造成了很多的麻烦，比如英国学者汤因比在谈到此时间的中国史时，他是这样说的：“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939]这里在谈到周朝重大事件的年代时，所用的是“估计”“也许”等，这说明我们的上古史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年表的出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缺少周朝以前的历史断代问题。当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是中国上古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摆在前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教授指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为世人所公认。中国文明自远古以来绵延流传，没有中断，更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迄今没有比较完整可据的年代学标尺。文献中可依据的绝对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更以前的年代则众说纷纭，不能得到公认，只能依靠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建国以后，田野考古工作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突飞猛进，有许多重要发现。关于夏商周三代文明，已经积累了大量材料，但其各个时期相对和绝对年代的研究、测定，还需要进一步攻关，才能科学地填补年代学上的空白。”[940]此外，对于今日中国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遗址的田野式的考证办法，不少西方的学者因固有的偏见仍不认同[941]，我们对此也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坦然理性地面对，或者说从他们的偏见中发现有启发意义的认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的取得，和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走出去”进行广泛的文化科技交流受到的启发有直接的关系。“1995年夏季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吃过晚饭，像往常一样，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约一个小时，便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了夜晚的工作。……不久前，宋健率领一个国家科学考察团访问了以色列科学界，就在这次访问中，他结识了这个国家的科学院副院长、著名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特德莫先生。特德莫先生送给宋健的一份古巴比伦王国精确纪年的研究成果，引起宋健的注意。宋健访问以色列前还访问过非洲的埃及，了解到古埃及文明经过法、英、美等考古学家和学者100多年的努力，古埃及史上延续了31个王朝的断代问题得到了解决。”[942]宋健长期主管科技工作，他是两院院士，对中国的历史有很深厚的修养。在埃及的卢克索遗址就有一份完整的埃及古史编年：从公元前3200年至前2700年，是这一古王朝纪年的粗估；公元前2750年，属第三王朝孟菲斯时代，精度为数十年；从公元前2400年至前2375年，是第五、第六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精度为十年以内；从公元前2280年至前1786年，精度已达数年；而第十二王朝，从公元前1991年至前1786年，共205年，标明精度为正负6年。“古埃及文明史这一完整的编年数据，引起了宋健的思考”[943]。宋健“到国外访问时，经常考察国外的考古遗迹，参观国外的博物馆。他发现，外国古文明大都已建立了详细的年表，并获得世界公认，可中国一直没有详细、公认的年表。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能不能用自然科学技术已有的优势，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从而建立中国古代文明的年代学。1995年9月，宋健同志邀请在京的有关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就这一课题进行座谈，提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到1995年年底，正式建立了这一课题，宋健同志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联合主持会议，组成了由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不同单位的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随后组成了由21位多学科的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由四位首席科学家分别担任工程专家组的正副组长。此外，工程还设有项目办公室和专家组秘书长。当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工程本身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的重中之重。”[944]

    在如何借鉴别国文化发展机制方面，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编导艺术家，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的奠基创始人，北京舞蹈学院创建人，有“东方舞神”之誉的贾作光先生，以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为题，认为可以通过举办国际艺术节达到交流经验，增进学习，提高水平的目的。他在1991年4月在昆明举办的有关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保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举办国际艺术节，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与艺术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也是保护和发展民族艺术的一个好形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几十个国家的专业和业余艺术家们汇聚一堂。……我以为国际艺术节除了增进了解与友谊外，也为各国在保护和发展民族艺术方面的经验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民族文化艺术的集成，政府投资数百万，光是‘中国舞蹈集成’就投入了数千人。全国舞蹈集成有总部，各省市自治区专门设立了集成班子，政府有领导人参加组织领导工作。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不少国家的同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他们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与学习。”[945]

    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还包括吸收那些在我们民族文化史中本来存在，今天仍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淡化，而被别国仍然视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文化。比如《道德经》“古之善为士者，……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其中的“敦兮其若朴”就是老子提倡的一种讲究人们之间的交往应该真实、朴素无华的观点。以奥地利为例子，“奥地利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其人民具有乐观、好客的天性。特别是那些‘乡下人’——除维也纳人外，奥地利人称自己为来自乡下的人——更是质朴如玉，善待客人。各种服务行业的人，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再加上秀丽的风景和音乐传统，招来成千上万的游客，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旅游收入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946]像奥地利这种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化心理和我们中的一些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文化心理相比，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学习奥地利人的坦然、真实、朴实无华的文化心态，有助于我们找回我们自身文化的根，也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旅游事业，增强中国的吸引力。

    （三）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应按照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不会落伍，才会变得强大而避免陷入落后挨打局面。江泽民指出：“历史上许多不可一世的帝国，最后都在历史的运动和人民的反抗中垮台了。中国自古以来也经历了许多朝代更替。奥斯曼帝国曾经十分强大，但西欧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奥斯曼帝国最后不堪一击、分崩离析，与它在经济技术上的落后有密切关系。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是，当欧洲经济技术迅速发展时，中国却由于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的长期束缚而落伍了。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蹂躏。历史反复说明，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不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也是要落伍的，而落后就会挨打。”[947]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思维中，一个民族除了要紧跟经济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外，文化发展的潮流也是要紧跟的，因为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发展重要的实力基础，是重要的精神生产力，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处于被列强欺负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文化上僵化，顽固持守中华中心论，将中华以外的文化一律称“蛮夷”文化，华夏文明的使命就是“教化”别国落后的“蛮夷”文明，正是因为持这样的僵化的思维，使本来确实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华文明，由于从明清开始拒绝吸收外来文明，拒绝中国传统文明一直坚持的谦虚精神，中华文明衰落了，生命力枯竭了。所以，文化的自我更新，离不开谦卑的精神，离不开紧跟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离不开和世界文化广泛的交流与互动。

    （四）提出加强和周边国家文明交流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比如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儒家经典。高丽王朝时期，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其基本的教育制度。汉字是古代朝鲜人表达和记述的工具。直到近代日本吞并朝鲜前，汉字一直是朝鲜的正式文字。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的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朝长安城、洛阳城建造起来的。中国的围棋，自唐代传入日本以来，至今盛行不衰。中国唐代制度文明曾经为日本全面地学习和模仿。汉字在公元1～3世纪传入日本后，至今一直是日本语言文字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明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博大、深远的，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等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宗教、文学、艺术、饮食、服饰以至于风俗习惯里。”[948]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中国和越南历史上的文化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和越南同属儒家文化圈。中越两国人民一直都尊崇儒学，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越南河内有座文庙，越南人称之为越南的第一所大学，里面就供奉着东方人的共同文化鼻祖之一的孔子。如果深一步研究中越关系史，那你就会了解到：越南公元10世纪才从中国版图独立出去，它曾在中国版图内有长达1182年的历史。当它在中国的版图内时，与中国内地连成一体，作为一个国家内的人员流动和中原文化的普及，那是很容易、很频繁和很普遍的。从种族的融合到语言文化的融合都非常自然地进行着。因而发展到近现代，人们用‘同种同文’来形容中越两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关系。中国人和越南人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皇帝是‘真龙天子’，他穿的衣服曰‘龙袍’，睡的床为‘龙床’，身体欠佳称为‘龙体欠安’。越南有把本民族后裔称为‘龙子仙孙’的传说。首都河内称为‘升龙城’。广宁有个旅游胜地为‘下龙湾’。有不少学者认为，作为不同的两个国家而言，中国与越南的历史文化是最密切的，在世界上实在不可多见。中越文都是单音节，有声调的语言。越语词汇大部分是汉语借词。越南文学作品里的题材不少取之于中国。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越南家喻户晓，不少越南人能背诵中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唐诗宋词。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中国当代的影视作品一进入越南就受到无比的欢迎。如当越南中央电视台播放《渴望》、《情满珠江》、《宋氏三姐妹》等影视作品时，越南城镇街上是万人空巷，人们都聚集在电视机前收看，生怕错过一段半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能如此引起越南民众的共鸣。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认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间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49]这些充分说明，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确实强大。中国和周边国家存在广泛而深远的文化亲近感，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沟通上比较容易的文化条件。江泽民指出：“我国长期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受到周边国家普遍欢迎。中华文明在周边一些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同这些国家比较容易沟通。我国在地理上处于亚洲中部，开展多层次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具有很大的地缘优势。我国在周边地区的分量和影响日益增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区域合作的巩固和深化，都离不开中国。总之，进一步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着坚实基础。经过努力，周边工作完全能够做得更好。”[950]中国和周边国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长期干扰和破坏，政治关系相当复杂。西方国家也“怀疑”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日的“利益”，在它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国家”，西方国家学者就认为，“中国崛起的轨迹（trajectory）对地区主要的威胁表现为和日美的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三个国家是否能建立新的战略平衡，将决定太平洋两边数百万人民的生死和安危。亚洲共同的经济利益可能使中国和平的整合进这个地区，或者使中国脱离目前的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化路线，回复到军事力量强加的经济专制，甚至可能的是，中国可能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大国（revisionist power），不再满足于接受目前形式的地区安全结构，这一切都可能将发生，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经济改革的情况下”[951]。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的“发酵”，也是很得意的，“早在1997年，北京再次通过实施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打到了河内声称属于越南水域的地方，自从1991年中越之间开始不对称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中国至少冒犯了越南的领土的水域有9次之多。”[952]“但是，和越南地区这些年的孤立相比较，中国的策略这次事与愿违，越南得到了东盟各成员政治的和外交的支持，东盟甚至讨论未来和美国的军事关系，这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家担心美国围堵的一大噩梦。东盟将自动地支持越南，即整体对一和一对整体之方式”[953]，“可是，东盟国家随后同意通过双边会谈解决领土争端，另一方面，他们也相当怀疑，只要北京提议对有争议的地区共同开发，他们就感到很是担心，认为那不过是缺乏诚意的建议，更多的不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在区域获得立脚点之中国人的策略，伦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执行理事赫胥黎如是说。”[954]中国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西方国家感到满意和放心？中西之间的互信如何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确实是21世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又会再次摆在中国的面前，因为西方国家正在寻找更多的借口，以图建立围堵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并在它们认为时机成熟时对中国发难。中国和东盟关系是否稳定，关系到中国周边的稳定。东盟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能否顺利的关键地缘政治基础。东盟各国在历史上总是处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华民族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有诸多相似之处，今天又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东盟的形成就是一场外交革命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反过来成为花样翻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来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载体。目前最紧要的，是要识破西方世界挑拨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外交阴谋，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中国要以最大的耐心和最诚恳的态度与东盟打交道，使东盟真心诚意地在战略利益上和爱好和平的中国站在一边，共同建立和谐的东亚。

    为了解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制造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大力加强在文化上和周边国家的交流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办法。中华文明在周边一些国家的影响，以中韩关系为例，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从历史上看，中韩两国人民都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在很长时期内同属一个文化圈，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很强的文化相互认同性。在精神文化的层次，无论是在哲学、宗教、政治思想、伦理、文学、艺术等方面，双方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关系，最明显的例证有，中国儒学传入朝鲜而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而中国化，而中国禅宗传入朝鲜后又进一步得到发展而形成朝鲜的禅宗流派。这些例子说明，在长期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韩两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但又生根于本国的土壤而各具不同的特色。”[955]中韩两国建交以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和平稳的。之所以这样，两国文化亲近感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存在文化上的亲近感，关系一直在改善，总体关系是稳定的、友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敏感的领土争端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外部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主要是美国）的介入，使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不时也出现一些紧张的因素。如何使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不至于失控，解决的办法当然很多，比如建立自由贸易区，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手段，加强安全方面的合作、经常进行政治上的战略对话的政治手段等都是很好的办法，但恐怕加大中国和周边国家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的力度，其效果和作用会更大更明显。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发展，能否达到盛唐时代那样的影响水平。就目前中华文明的复兴状况来看，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中国大陆，对传统国学精华的继承是出现严重断层的。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但中华文明本身的传承却受到忽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普遍不十分了解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传统国学，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内化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有相当一批人在孜孜不倦地做着传承中华文明的基础性工作，也产生了一批影响世界的国学大师，这些当然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所在，但目前中国要向世界提供一大批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明精华的中华文明的传播者，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鉴于此，我们当下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把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搞上去，培养一大批懂得中华文明精华的人才十分重要。正如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956]只有造就数以亿计的懂得并能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精华的人才，中国强大的软实力才有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只有造就数以亿计的懂得中华文明的人才，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才可能真正开发出来；只有建立在中华文明精华基础上的各门学科开发出来了，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中国特色的、能够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精神生产力。否则即使中国大陆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或许会真的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比如，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华文化圈中，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就认为，原来的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中国已经变异为“夷”，而日本则变为“华”[957]。

    （五）提出文化在提高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

    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958]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站有重要的一席，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文化也同时走向了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由于新中国一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文化因素十分感兴趣，中国文化特别是指导中国发展和前进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尤其为发展中国家所喜爱，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举一个中国与乌干达关系的例子，“2000年8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乌干达全国运动的邀请访问乌干达时，拜会了穆塞韦尼。穆塞韦尼主动问贾庆林：‘你们有《邓小平选集》的英文版吗？我很想读读《邓小平文选》。’贾庆林表示我国不久前翻译出版了英文版《邓小平文选》，我们将给总统阁下送来。这一谈话振奋了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一位外国总统主动要读《邓小平文选》，不仅反映了邓小平思想理论已经超越国境，受到了世界的广泛重视；也反映出穆塞韦尼对邓小平理论的认同和推崇，有着深层的含义和背景。”[959]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也在加速扩展，有众多的孔子学院设置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当然，面对西方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只有以更加紧迫的责任感，在世界事务中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资源，发挥总体外交的强大优势，才能够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六）强调各级文联和作协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协）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前者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后者的功能主要是组织和推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发展，同样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现在有学者把包括这两个机构在内的众多中国特色的人民团体都称之为“官办NGO”，这明显是按照西方标准所下的断语。诚然，中国的众多具备各种功能的人民团体，有必要而且必须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经验，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不少人民团体运作所出现的效率不高、腐败等问题存在就要把它们“全盘西化”。西方国家的“NGO”本质上是与其资本主义多党制下的“三权分立”相匹配的，而中国的人民团体则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相匹配的。作为文化类专业人民团体的“文联”和“作协”，担当着先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外国先进文化“请进来”的光荣任务，是中国官方文化外交和中国民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操作平台。

    江泽民要求各级文联和作协“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文化交流”[960]。目前，关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这里仅举两个案例：案例一，2010年6月5～6日，由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机构主办的第一届中国·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在春城昆明召开。此届艺术周有来自越南、老挝、菲律宾、柬埔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孟加拉国等9个国家的几十位电视工作者代表及国内十多家电视台及其他媒体人员共三百余人。由云南省承办中国和东南亚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体现了中国展开国际文化交流的地缘优势，这是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传播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传播打破了国家疆域限制的背景下，如何使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朝着有利于推动世界文明方向发展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正如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张田欣在此次盛会上所指出的，“这次‘中国·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文化艺术的交流合作，建立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有助于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文化艺术窗口，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以及国际文化合作的示范区，必将为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提供文化支持”[961]。印度ZEF电视台总监张苹在盛会上说：“通过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和新闻报道方面的交流，能够增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增加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只要彼此抱着开放的心态，多交流，多沟通，就一定能够成为很好的邻居，共同为世界文明、世界和平做出贡献。”[962]案例二是新千年第一个早春，阿根廷博尔赫斯夫人、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主席玛丽亚·儿玉（Mary a Kodama）女士应邀来华访问。在中国短短的10天（2000年3月8～17日），夫人把一套精美厚重的《博尔赫斯全集》中译本存放在长城博物馆内[963]，实现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先生的夙愿。夫人还参加了《博尔赫斯全集》中文版首发式、签名售书活动，游览了故宫等名胜古迹，访问了中国作家协会等文化机构，并与中国作家和学者等进行了交流。她在西安访问期间，还和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进行了交流，陈忠实在为她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说：“我很敬佩博尔赫斯，读过先生的不少作品，我本人的创作也受到拉美作家的影响。例如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就有《百年孤独》的影子。”[964]这充分说明，阿根廷伟大作家博尔赫斯的作品，在陈忠实的作品中产生了“化学”效应式的作用，提升了陈忠实作品的价值，实现了文化向先进性的飞跃。其实，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只有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自身的文化才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中华文明之所以一直不中断地发展到今天，远可以说夏商周秦汉唐宋，今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文化开放政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当然，衡量中国文化先进性的参照系只能从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本身出发，正如西方人在衡量其文化时，决不会拿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一样，中国文化要实现新的发展，关键是从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开始，找出问题所在，再通过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实现中国文化的更新与改造。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965]

    （七）强调中国文化应“走出去”

    如果先进的中国不占领外国的文化市场，那些落后的，甚至侮辱中国人、毁坏中国形象的文化就会大行其道。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期间所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一天，陈伯达向毛泽东反映，说他刚刚看了一场苏联芭蕾舞《红罂粟》，是描写中国情况的。一个个大辫子小脚女人举花洋伞，在台上扭来扭去，很不像话，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尤其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演这种戏太不应该了。毛泽东很不耐烦地听了陈伯达的汇报，很生气地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动气了，知趣地退了出去。”[966]经历过此次尴尬事件的苏联外交家费德林描述：“我不想在这里讲大道理。《红罂粟》的故事确是很荒诞的。它说明我们一些艺术大师的无知，这是他们不了解其他民族和我们近邻的生活实际所造成的。他们追求异国情调，结果呢，不仅破坏了人们的情绪，而且破坏了友谊和睦邻关系。……在我们同外国的文化联系方面，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无法用数字来衡量。不过我坚信，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合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应该提到首位上来，因为保持民族间的精神交流，相互认识，彼此接近，乃至理解和合作都是从文化开始的，随后才是发展贸易、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对于苏联这种创造精神财富的国家，尤为重要。”[967]当然，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应该充分地估计到走出去的先进中国文化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先进的文化并非就能顺理成章地、没有阻力地推广。这里也有一个苏联斯大林时代有关《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的例子，根据曾经亲历过中苏关系的几个关键时刻、曾以翻译身份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同斯大林的历史性会见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并参加过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定稿工作的苏联外交家费德林的回忆录：“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著作。‘你们谁知道毛泽东选集的规模，有几卷？’斯大林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大家一言不发，似乎这事同他们无关，谁都不愿当出头鸟。……据我看，让斯大林恼火的无非是两种情绪，一种是担心，一种是嫉妒。令他不安的是，如果毛泽东选集超过别人的书，就是说超过领袖本人的作品，人家会怎么看。人们会不会无意倾斜到中国领导人方面去，而最终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导师’的威信。何况，这个时期已经频频提出要提高中国新领导人的地位，理论思想的中心有可能移到北京。”[968]

    中国的文化之所以要“走出去”，是因为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如果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不能占有重要的位子，首先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缺失，世界也将是一个黯淡无光的世界。正如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在长期对外交往中，中华民族努力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自强不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世界的文明能够在可持续性、包容性、开放性方面得到提升，中国对世界文明建设的贡献就会很可观。

    这里更加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走出去”的中国文化的内容构成，首先应该当然是五千多年中国文明的各种健康的、精华的文化成果，它们应该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其次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文化建设成就，包括反映新中国人民建立新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走出去，因为它们往往是鼓舞世界人民建立新生活的强大文化力量，也同时是世界人民加深对中国理解的文化手段。江泽民指出：“应该说，在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探索、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和当家作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969]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不但鼓舞中国人民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成为鼓舞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人们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的文化力量。曾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视觉艺术系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终身教授，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媒体技术与艺术系教授的美籍华人学者鲍玉珩博士谈到过《白毛女》电影在美国人心中的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宣告了新中国电影的诞生。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国电影很难在西方的影院放映，但是也有一些西方人曾经看到过新中国的电影作品，比如，在1992年，笔者在准备撰写毕业论文时，曾经在某个大学，或许是北卡州的杜克大学或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内查询资料时，从1954年的一张《纽约时报》（微缩胶卷上）阅读了一篇署名是史密斯·汤姆逊或约翰逊先生的影评文章——《看中国电影〈白毛女〉》，我后来查询得知，这位美国人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战俘，也许他是在战俘营中接受改造时看过《白毛女》，记得他称赞白毛女是他看到的最美丽的东方妇女，他认为这个电影教育了他为什么中国能够胜利！这是笔者目前所阅读到的西方人所写的最早的一篇关于新中国电影的文章。不久前，我的一位研究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朋友对我说，在赛珍珠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些她在观看到一些中国电影作品之后写下的评论式的记录”[970]。

    二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的先进思想理念

    （一）提出了思想文化也要独立的文化主权思想

    讲民族独立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入手，不过，人们常对政治、经济方面的独立认识比较深刻，对文化方面的独立认识不足。事实上，文化上的独立与民族独立本身不能分离。如果文化不独立，就必然沦为其他民族的文化附庸。这样，已取得的政治、经济独立，也必然随之而丧失。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第一必须注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其次必须主动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并将它溶入自身肌体之中，发扬创新精神，促使民族文化更新、发展[971]。文化独立的问题，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周恩来曾经对此加以论述过。周恩来曾在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指出：“文化独立比经济独立还要慢一些，困难一些。旧思想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几千年了。不是很快能够清除的。人们必须向头脑中的旧思想进行斗争。”[972]所以，新中国的领导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人民摆脱旧文化、旧思想对人们的头脑的长期束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思想解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因此才使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同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思想解放的成果，并在前两代领导人认识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和发展。因为江泽民在谈到“思想文化也要独立”时，既有周恩来所讲的消除一国内部旧文化影响的成分，又有国际关系上维护文化主权的含义。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973]

    第一，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安全，需要思想文化的独立。在后冷战时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其自私的利益和险恶的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自身暂时取得的文化强势地位，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别国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达到制约、影响世界事务以及从文化精神上摧毁发展中国家民族意志和自信心，达到彻底奴役发展中国家之目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杀手锏是反复强调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和普世性，迫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信心动摇，接受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政治制度模式，因而使众多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意识严重退化。我们从2010年普遍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阿拉伯世界对自己长期以来的核心文化认同，已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诚然，我们不否认“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内在原因是其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始自突尼斯的民众运动以燎原之势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改变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态，对北非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各国的威权政府虽然在初期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国家发展，却未能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转型，一些超长期执政的威权领袖逐渐堕入贪腐失效轨道，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众运动的冲击。”[974]但是西方国家近二三十年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文化浸透所带来的冲击效应亦不可小视。诚如有学者指出的：“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就确立了‘大中东改造’的战略目标，除了发动反恐战争和打击伊拉克外，还于2002年推出了‘中东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务院近东事务司具体负责实施，旨在通过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广泛合作，推进中东民主和自由，促进公民社会建设，提高青年参政能力。该计划总部设在华盛顿，但在突尼斯和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各设了分部，同时在美驻中东各国使领馆设立了专门协调员或项目管理员，负责推进、实施和管理该计划的各个项目。奥巴马上台后，虽然降低了在中东推进民主改革的目标和声调，但实际上‘中东伙伴关系’仍在继续实施，悄悄推进。据统计，自2002年启动至今，该计划已执行或正在执行的项目达680个，遍及中东1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资助基金6.8亿美元。因此，当前中东的‘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长期经营的结果。”[975]“阿拉伯之春”成为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的经典案例，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深思。我们从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而发生在中国的“民主墙”事件和1989年政治风波事件认识到，西方世界企图潜移默化地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上的侵略，进而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教训是多么的深刻！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再次强调：“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976]。在主权问题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当代中国坚持的文化主权，对内是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威和尊严的政治文化，对外则是具有独立权的政治制度选择，同样，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也决不排斥和反对别国的社会制度。显然，文化主权是一国处理决定自身文化（包括政治制度）领域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对外明显的互不干涉、平等交流、相互借鉴的性质，在制度文化方面则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977]有学者定义文化主权为“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的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978]这样的定义如果放在制度文化上，确实是有明显的指导意义。但是把“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也上升为国家意志，则是小题大做了。核心的信仰和核心价值观念才具有国家意志的基础。

    第二，捍卫文化主权的根本途径，最关键的是要把自身的文化建设发展好，也就是要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好。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79]

    第三，在开展文化交流时要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980]在这里，江泽民论文化发展的辩证法跃然纸上，一方面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文化交流，达到外国优秀的文化“化学式”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生长得更加壮实，同时也才能使中华文化积极地影响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使世界逐渐朝和谐的方向发展。中国造就出这样生命力强大的文化本身，在抑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上的免疫力自然就非常强大。

    第四，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要有警觉意识，要区分外国对华文化交流的真与假。保障中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的独立，重要的是要有警觉意识。江泽民指出：“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981]为了维护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独立性，要特别善于辨别外国对华的文化交流活动的真假。比如，西方国家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为目的的对华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宗教活动，往往也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进行的。江泽民针对宗教的对外斗争和对外交流问题指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宗教界与世界各国宗教界的友好交往日益增多，但境外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一些外国宗教组织企图重返中国，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和在宗教上的特权，重新控制我国的宗教。在这些年的国际斗争中，敌对势力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向我国发难。他们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他们支持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境外一些基督教团体加大对我国搞‘福音化’的力度。现在，宗教渗透的手段和方式也多样化了，不少宗教组织利用电台广播和互联网进行宣传，偷运和邮寄宗教经书和音像制品，以旅游观光、投资办厂、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手段为掩护派遣传教人员入境秘密传教，资助建立秘密宗教组织和地下教会，等等。对这些动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切实加以防范，绝不能贪小利而忘大义。”[982]

    （二）继承前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同理心的文化外交精神，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共同点

    在苏联时代，1958年出版的《红楼梦》俄文版就曾经成为巩固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文化手段。比如苏联中国文学专家费德林撰写的题为《中国小说和红楼梦》的序言中就提出，“作者对18世纪的清代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他坚决反对中世纪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对人格的侮辱，揭露了逼迫正直的人自杀的吃人礼教和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统治阶级的残酷及其道德的沦丧”，“这个《序言》凸显了文学‘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功能，认为《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983]。

    在文化外交中以同理心强调文化上的共同点，这是党的前两代领导集体文化外交的一贯传统，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这里可以举三个例子，一是中韩关系的例子，二是中俄关系的例子，三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例子。

    1995年11月14日，江泽民在韩国访问期间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指出：“我们两国有毗邻而居的地理优势，有相似的悠久文化传统。我们两国都有过遭受外来侵略和欺凌的相同历史命运，为5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我们两国今天都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都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中韩建交三年多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成果显著。”[984]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提到江泽民主席在韩国国会的演讲时说，“在对韩国国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两国之间共同的文化”[985]。

    2001年7月17日，江泽民同志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进行演讲，他的演讲突出阐述了如何加强两国文明交流的问题，指出“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国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老子、孔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也为俄罗斯人民所重视。近年来，俄罗斯知名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等文艺团体多次访华演出，向中国观众展示了俄罗斯艺术的魅力。前不久，中国艺术家在莫斯科举办了‘北京文化周’活动，向俄罗斯民众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绚丽。这些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986]“求同存异”不但是中国政治外交的价值导向，也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价值导向。冷战后时代的中俄关系可谓是大国关系的典范之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在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始终努力扩大共同点，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中国古代先贤老子就说过，“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987]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在回顾近代以来日本和沙皇俄国、一定时期也包括苏联对中国权益的严重侵犯的事实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988]邓小平此举，不但和解了中俄关系史的“大怨”，甚至连“余怨”也和解了，中国做到了真正的“可以为善”，做到了真正地结束过去，为此后中俄关系的新局面建立了基础。因为中俄关系从地缘政治上讲，两个国家是欧亚大陆两个最强大“内新月”国家[989]，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团结起来为稳定和促进世界和平、防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采取所谓的“外新月”式的包围和遏制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了“司契”而非“司彻”的政策，中俄关系从此进入了两国关系发展中最为理性、最为平稳的状态。根据相关研究：“在21世纪头10年，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合作形式、途径的日益丰富化和多样化，为俄中关系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例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们在通过定量评估确定中国对外关系的等级时，给2008年年初的中俄关系最高的8分（在2000年是5.5分），而中法关系6.3分，中印关系5.4分，中美关系1.1分。方法是把中国对外双边关系的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别：敌对（-9∶-3）、非敌非友（-3∶3）和友善（3∶9）。”[990]因为中俄关系又是极其复杂的双边关系，历史上沙皇俄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比如，它侵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中国要计较这些历史的恩怨，中俄关系将是一个什么状况可想而知。中俄关系曾经又是世界上最紧密的关系，比如中国和它的前身苏联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关系破裂，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好得真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一样那么亲密。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经中国多次善意挽救无效，中苏关系破裂了。在和平与发展新的形势下，邓小平率先打破中苏关系的僵局，进而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智慧的引领下，中俄两国以务实和理性的精神稳步地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举措就是大力发展和俄罗斯的文化交流。今天中俄文化交流面临难得的机遇，在中俄关系中，俄罗斯人对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升温，为此，中国没有理由错失吸引俄罗斯年轻的一代到中国留学之良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随着中国的蓬勃发展，对外的合作日益加深，许多俄罗斯学生掀起了到中国学习汉语的高潮。中国有许多来自海参崴的留学生，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拓俄罗斯留学生市场，完善制度，扶植优秀文化，鼓励更多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留学生数量作为国际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全国420多所具有招收留学生资格的高等院校，过去日本和韩国的留学生很多，随着中俄文化的不断交流和加深，俄罗斯留学生日益增多，首先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对俄留学生招生宣传，以吸引更多的俄罗斯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其次为留学生开设网络平台，让更多的留学生畅所欲言，说出他们对中国的建议和批评，使更多的留学生愿意选择中国留学。最后中国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对外交流的文艺活动，奖励优秀的留学生代表，大力推动留学生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宣传了中国文化。中俄文化的交流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达到很高的水平。这种交流与协作越来越多地在人文领域的层面上展开，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种有益的借鉴。”[991]

    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命运，在和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总是紧密地围绕政治上、文化上的共同点来展开，以此来加深交流与合作。以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为例。1990年7月21日，中国和沙特签署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沙特成为中东海湾地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1999年底，江泽民访问沙特，促成中沙各领域的双边合作全面发展，揭开了中沙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篇章。中沙关系之所以快速发展，和中国领导人注重两国文化上的共同性和共鸣点不无关系。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前大使郁兴志曾这样述说江泽民主席访问沙特阿拉伯发表演讲的情形：“11月2日上午，利雅得的天气格外晴朗宜人，坐落在市中心的阿齐兹国王图书馆装饰一新。会议厅主席台上方是用中阿两种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泽民主席阁下访问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红底黑字横幅。墙上两边悬挂着两国国旗。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协商会议议员、武装部队和国民卫队高级将领、外国驻沙特使节、沙特新闻界负责人以及外国通讯社驻沙特记者等400余人济济一堂，座无虚席。阿卜杜拉王储陪同江泽民在主席台上就座。”“新闻大臣法尔西主持演讲会，他向听众介绍江泽民生平后，宣布：‘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江主席发表演讲。’江泽民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与阿拉伯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中、阿两个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说：‘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是古老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都曾创造了各自的璀璨文明。二者相互学习、借鉴和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脍炙人口的《天方夜谭》、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和阿拉伯各国都是家喻户晓的。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商船就曾航抵吉达港。’然后，江泽民就中阿关系和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人类文明这种多样性，我们这个有着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的星球才如此丰富多彩。不同文明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在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的繁荣。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只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交流，这些矛盾和分歧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那种认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视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异上大做文章，企图挑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做法，是错误的。它有害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江泽民的精彩演说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沙特报界元老、《利雅得报》主编苏德里发表署名评论说：‘江主席的演说严正批驳了西方企图挑起不同文明冲突的错误，有助于推动多姿多彩不同文明的健康发展。’”[99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丰富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同理心文化外交理念，2005年11月17日，也就是江泽民主席访问韩国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这是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取得重大进展背景下的一次重要演讲。胡锦涛指出：“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也是关系密切的友邦。在中韩友好的长期历史中，两国人民始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又在抗击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友谊篇章。所有这些，构成了今天中韩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值得我们双方倍加珍视。”“双方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的交流日益紧密，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理解和友谊的桥梁。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日益密切。”“在人文上，中韩两国应该成为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朋友。加强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和借鉴，实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对我们各自国家的发展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胡主席从同理心的角度强调，中韩“双方都充分利用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经济互补的优势，不断挖掘潜力，拓展交流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993]2009年11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的演讲，全面、深刻、系统地诠释了中国的文明观。温总理说：“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具有多样性一样。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正是这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如同有了七音八调的差异，才能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汇成了人类文明奔流不息的长河。”温总理指出：“中华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闻名中外的古丝绸之路，就是生动有力的见证。两千多年前，通过丝绸古道传入中国的胡桃、胡椒、胡萝卜等，早已成为中国人喜爱的食物。阿拉伯鼎盛时期的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在中国家喻户晓。伊斯兰风格的音乐、舞蹈和服饰、建筑，在中国深受欢迎。同样，中国古代文化和技术，也传到了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造纸术，就是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的。六百年前，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到达阿拉伯地区，成为传播友谊和知识的使者。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不断扩大和加深，不仅有力促进了双方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还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温总理表示：“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各种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在中华文明中，早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伟大思想。伊斯兰文明也蕴含着崇尚和平、倡导宽容的理念。《古兰经》就有一百多处讲到和平。在多样中求同一，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求发展，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文明观。”温总理进一步指出，“谈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必须看到各个民族、各种宗教都是多样性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本土的道教与相继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长期和谐共处。”温总理对中国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寄予厚望，他说：“中国愿同阿拉伯各国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阿拉伯地区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绚烂的文学艺术，美妙的音乐舞蹈，独特的饮食服饰，精湛的手工技艺，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文化图景。中国政府鼓励发展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教育、文化、旅游和其他方面的交流。中国政府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到阿拉伯国家留学，也欢迎阿拉伯青年学子到中国学习、访问。文化的沟通，有利于双方加深对彼此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增进感情，夯实中阿友好的社会基础。”温总理强调中国和埃及的合作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典范”[994]。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方国家主要体现为提示式和忠告式的文化外交思想

    从提示式的文化外交来看，1993年9月17日，克林顿致信江泽民主席，邀请他出席11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表示将安排两国元首举行双边正式会晤。9月24日，克林顿再次致信江泽民主席，他期待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见到江泽民主席。为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中阐述中国政府在有关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和原则立场，江泽民主席决定接受克林顿邀请，出席11月下旬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同克林顿举行双边正式会晤。会晤中，两位首脑同样是通过“文化”的力量来营造会谈的气氛，江泽民主席把一支中国造的萨克斯管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江泽民主席告诉克林顿，自己曾在年轻时学过二胡，还喜欢唱歌。江泽民主席轻松的言谈和举止，缓解了凝重的气氛。会晤的主要议题是如何重新定位中美关系。克林顿首先表态说，他坚信美中两个大国应当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美方愿意在广泛基础上同中方进行坦率对话，寻求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江泽民认为中美关系应放在世界范围内、放在战略的高度来谋划，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因为这事关全人类的福祉。会谈中，江泽民就世界多样性发表对美国应该是起某种提示性作用的重要观点。他对克林顿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经历各异，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各国人民根据他们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995]从江主席对克林顿的谈话中其实我们可以领悟其中的话外之音，那就是虽然在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大家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经历也各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但是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总是以极其傲慢的态度，强制性地推行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不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江泽民可以说是怀着极大的善意向克林顿进行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精神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其骄横自满。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斯帕尼尔曾经描述朝鲜战争时期英国和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打交道时实实在在所感受到的美国的傲慢，他说，英国人从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不负责任、急躁和轻率的危险性格中“看到了他们大洋彼岸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小兄弟’的典型，后者希望自己年青充沛的精力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而完全不考虑后果。英国人感到所以气恼的是，大英帝国是政治上‘成熟的’强国，长期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在居然给刚愎自用的美国当起配角来了！看来只有英国的智慧和美国的膂力相结合才行。”[996]有“蜀中孔子”之称的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出自其门下的谯周（201？～270年）就说过，“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今天处于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国际地位和地理上的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轻慢对待别国，而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总是韬光养晦，总是向善。由于美国在国际政治上怠慢而把国际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一心向善的中国不但使自身的和平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也为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冷战后时代美国的傲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和这样不可一世的美国打交道，的确是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勇气。

    从忠告式的文化外交来看，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中美两国乒协、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于1997年7～8月间联合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为江泽民主席访美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一年，两国的文化交往活动多达三百多起，仅《中华文明五千年》文物、艺术展就在美展出长达四个多月。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的两度中美峰会，双方首脑都是从对方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始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在访美前就曾经表示：“美国的高科技很发达，我们可以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希望学习中国文化。”[997]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同志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江泽民向美国朋友生动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学科、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进步的”；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兼取众长、以为己善的道理”，表现了中国领导人对自身民族文化强烈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江泽民还向美国朋友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文体交流的重大而辉煌的事件，比如“张骞出使西域”“玄奘万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也不回避中国历史上严重阻碍中国进步和中外交流的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才坚定地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明成果，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坚定地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坚定地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在演讲中，江泽民向美国朋友介绍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谈到世界文化的特点时，江泽民向美国朋友表达了他的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观点。他指出：“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998]江泽民主席关于尊重文化多样性观点，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说是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提出忠告。如果美国多少接受一点中国领导人的忠告，一定会对美利坚这个年轻的民族文化的成熟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在国际文化事务上，总是把它的文化视为唯一的标准，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为世界最优秀的文明，不承认文化多样性，不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华民族来说，恰恰是合作和交流的动力所在，而对西方民族而言，文化的差异性引起的往往是矛盾和冲突，这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拥有的进步性和先进性是多么的强大，而西方文明的反动性和落后性惯性是多么顽固。

    （四）对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建议式文化外交

    江泽民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模式。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999]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从国内政治的意义讲，是要告诫国人，中国只能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发展的情况，走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要坚定地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动摇，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稳定发展和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本制度保障所在。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讲，是向全世界阐明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但是中国的主权利益所在，也是由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样，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是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根据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等来决定，中国绝不会把只能符合在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当然，中国也决不接受任何外国企图以任何方式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变更为他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坚持自身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尊重别国的发展模式，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尊重多样性的思想，在此后的亚太经合组织洛斯卡沃斯会议上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000]。2002年10月26～27日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洛斯卡沃斯会议。江泽民主席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江主席第十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的主题主要是扩大合作，推动成员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重点讨论了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经济安全和反恐问题，而中国领导人充分利用该会议，展开建议式的文化外交，也是一大亮点。江泽民作为会议的首个发言者，提出了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的国际大家庭加强协调和合作，保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具体建议。江泽民主席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思想，成为与会领导人的共识，载入了《领导人宣言》。此外，江泽民以求同存异的精神，针对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发达国家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并存、成员之间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别巨大的现实，特别强调尊重多样性，以求大同存小异。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亚太地区尤其如此。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我们应遵循历史前进的规律，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更加自觉地汲取不同文化的精华，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符合亚太地区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也是亚太地区开展合作的必然选择。这一方式还为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借鉴。”[1001]其实，老子《道德经》就提出大国和小国如何和谐共处的方法“大国就像是天下河流的交汇之处，是‘天下之牝’，大国对小国辞让，则赢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对大国辞让，也同样能赢得大国信任，指出“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而且特别强调“大者宜为下”，可见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哲，已经懂得了国家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是相互平等的和相互需要的，都是作为独立的国家共同体，权力上相互宽容与文化上追求共享，而且特别强调大国强国应该比小国心胸更加开阔和更加应该有谦卑的精神。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哲这一伟大的国际政治理念的基本精神，已经深入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理念之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具体化和更具可操作性。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存在国家或者地区大小和实力千差万别，成员之间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千差万别的现实，所以在亚太经合成员“会盟”时，存小异以求大同，相互谦下以尊重多样性至关重要。

    三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为人民根本利益的理念

    （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改善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思想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不但是中国自身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整体文化建设和特色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江泽民同志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江泽民指出：“要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要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继续搞好民族地区特别是乡村文化活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文化工作者要坚持深入基层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要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进一步做好民族语言文字的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工作，不断提高边远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1002]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对西藏的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西藏的一切发展，都要着眼于造福西藏各族群众，改善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着眼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在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教育工作中，应该重点加强基础教育，继续办好设在内地的西藏中学和西藏班。在文化工作中，既要注意弘扬藏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成果结合起来，以利于在西藏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1003]藏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从物质文化层面看，西藏有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金碧辉煌的大昭寺和数不清的大小寺庙。就精神文化而言，有大量的民间故事、歌谣、传说以及西藏天文历算、藏医藏药、艺术等。从制度文化看，西藏和平解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实现了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1004]。发展好少数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意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常常以“中国政府破坏少数民族的文化”，以中国“在过去、现在甚至和未来都是西藏文化的破坏者”[1005]用心险恶的言论，行分化中国之目的。因此，把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好本身，是使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势力的目的归于妄想的重要举措。

    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建设好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处理好“自知”和“知人”二者的关系，从“自知”的意义上看，一是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热情和他们自身的文化发展规律；二是中央人民政府要对其给予充分的支持；三是建立完全平等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关系。从“知人”的意义上讲，对有益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外部舆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应该认真对待。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主要研究中国的民族政治，尤其是民族政策和西藏、新疆问题的沙伯力（Barry Sautman）博士，在他的关于西藏文化的论文引文中所引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原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人员奥斯·考乐斯（Ashild Kolas）和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卓鸿泽（Hoong Teik Toh）]关于西藏研究的一些观点，对我们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上的思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引文说：“中国的民族政策（ethnic policy）常常受到诟病。这就是所谓的‘先进的民族’与‘落后的民族’的概念，这是从19世纪以来就左右了中国人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西藏的文化被称为‘落后’，这是西藏人很不满的。中国外部世界批评中国的这种观点是不言明的种族主义（implicitly racist）。正是因为中国暗指西藏人因贫穷和缺少教育而‘落后’的中国的大民族主义的观点，所以逻辑的发展是中国也落后于西方人，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穷和缺少教育，此外，‘先进的文化’（advanced cultures）观也是充满悖论的，当传统的西藏文化表现为在不同的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中所创造的非凡的成就时，西藏的佛教给世界，特别是给中国作出了贡献。例如，它深深地影响了明清两朝皇帝在外交上和治国上的见解，它对今天汉族佛教的发展也贡献很大。”[1006]从这段引文可以受到这样的启示：一是19世纪就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的“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的概念，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再有任何民族歧视的成分，而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不但没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采取任何歧视的政策，相反是把他们放在中国更加尊重和争取的地位，根本不存在中国在“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概念下有什么大民族主义情结，更不存在什么汉族高于一切的种族主义的傲慢；第二，中国主张推动“先进文化”和改造“落后文化”，强调需要从经济发展和促进教育着手，这本身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外部世界的一些人由此说中国的“文化落后”也是基于中国的贫穷和缺少教育，在他们看来这种逻辑结果是矛盾的，但是即使中国的这一观点受到挑战，中国仍然应该继续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问题是，外部世界的一些人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也好，中国的“西藏文化”也好，在历史上曾经放射出巨大的能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先进性的事实，又确实是不能简单地用“先进”与“落后”所能概括的，而是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看到落后文化中的潜在先进性，同时也要看到先进文化中存在的落后性；第三，外部世界的一些人的思维是本着“人性恶”的思维进行的，中国强调文化的先进与落后，马上外部世界就有人会认为中国在搞“种族主义”，由于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搞什么大民族主义，所以就偷梁换柱式地说中国搞“不言明的种族主义”。这三点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任何一项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外部世界的理解都有可能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一方面是要加大和外部世界的沟通，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一些；另一方面，也要针对敌对势力的刻意的扭曲，采取有针对性的斗争。

    如何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著名作家王蒙二十多年前提出的“西藏文化的发展战略”是很有启发性的。他说：“第一，要充分珍惜、保护、发掘西藏的优势。保护我们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保护自然、保护文物、保护传统文化，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二，要努力吸收现代科学文化，与愚昧作斗争，与封建意识作斗争，与任何狭隘、偏见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要多做积极、建设性的工作，多做教育工作，多做普及文化工作，多做一些现代化工作，不要指责人家‘迷信’。你越指责，人家越反感，几十年经验证明，用这种方式，不能解决使文化现代化的任务，甚至适得其反。只能是一种愚昧代替另一种愚昧。”[1007]这就是古代圣贤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的原理，西藏文化发展之道，只能根据西藏文化之“道”，按照藏人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认同去认同。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包括在我们看来很“迷信”、很唯心主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完全尊重。要有以西藏人之心为心的心态。老子《道德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对待西藏文化的态度，大概应该采取老子的这种思想。唯有如此，西藏文化才能在宽松的环境下更加生机勃勃地发展，西藏人民对中央的信心才会更加巩固。

    如何破解西方人的所谓“印度文明在西藏战胜中国文明”的线性思维观，是西藏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出发点。不少西方人在看待中华文明时，总是喜欢对中华文明采取分割式的方式来处理，其内在心理思维和分化中国的意图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的。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就说过：“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廷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1008]其实中国文化只是中国多元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个地域文化，而在中国文化之下的地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是其文化表现的特点。因此，在进行西藏文化的建设时，一定把充分把握中华文化建设强调统一、维护团结、主张平等、反对外辱、追求和谐这个主旋律，在主旋律建设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西藏文化的特点，只有这样，西藏文化才能真正建设好，发展好。诚然，作为西藏文化的主体的佛教文化确实是在印度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今天的西藏佛教的传承和繁荣，完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多样性和谐共存的条件下，在广大西藏藏族同胞的努力下得以实现的。由于印度社会历史一再出现不利于佛教发展的变迁，佛教在印度几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今天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印度佛教的复兴，从一定意义上讲还得借鉴藏传佛教和中国内地汉族地区佛教发展的经验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复兴的价值和地位肯定非同小可。

    （二）提出“面向世界”文化观，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服务

    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党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我们还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依靠人民的力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1009]江泽民的论述，体现了一个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但高度重视经济、政治、科技的力量，同时也高度地重视文化的力量和作用，而且深刻地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好坏，取决于包括“面向世界”的三个面向是否得以充分实践。将文化成果为谁服务的目标定位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把文化自觉的最重要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开放的中国，决定了中国文化也必须走开放之路。但开放不等于中国文化要用外国文化来全面改造，甚至使中国文化归于消失，为了建设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我们学习西方文化时，绝不是追求形式上的东西，更不是搞一些形式来哗众取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化的一切成果和方面，追根溯源，探隐索微，触类旁通，全面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取长补短，将经过一定改造的西方文化的优良因素切实引进我国，使它在我们的文化中扎下根，成为未来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1010]

    衡量中国文化先进性的参照系只能从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本身出发，正如西方人在衡量其文化时，决不会拿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一样，“中国文化要实现新的发展，关键是从自己的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和检讨开始，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加以更新与改造。要从新的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即从传统文化与人的社会实践日益加剧的矛盾出发，创造性地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和调整，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只有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出发，以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才能把握它的真正价值，认清它的问题所在，而以外来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至多只能发现它的症状，而不能找出它的病根，当然也就谈不上加以根治”[1011]。

    中央确立面向世界的文化建设，是按照文化的实践性功能的必然要求作出的正确决断，这使“请进来”和“走出去”有了制度的保障和理论依据，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它实践性功能。即满足于人的实践需要，提供人的实践所需要的各种经验，以满足我们的不同需要，文化的不同也就是它所蕴含的经验内容不同。因此才需要文化交流，以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1012]走出去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身怀中华文化精华的中国人，他们就有机会把中华文明的种子播撒在他们所到的任何地方，建立和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就成为可能和现实，同时也实现了他们的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走出去的徐芝秀女士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徐芝秀1915年出生于上海，1946年9月，31岁的徐芝秀和奥地利人皮克结婚，丈夫去了澳大利亚，她因不能获得澳大利亚的签证，于1952年只身来到维也纳，以期与丈夫相会。但不幸的是丈夫死在澳大利亚。一个弱女子，为了生计，做小工，干过洗碗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1955年找到了一份在维也纳大学教授中文的工作。这一教就是34年，直到她1989年退休。徐芝秀桃李满天下，她的学生中不乏汉学家、外交官、企业家、新闻记者。为表彰徐芝秀为中奥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特殊贡献，1965年，正值维也纳大学庆祝建校600周年时，她获得了维也纳大学授予的‘功勋勋章’。”[1013]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为那些为了适应国际文化的潮流，增强自身参与国际的政治和文化事务的中国人提供了了解别国文化、深入学习别国文化的机会，他们提高自身参与国际社会各种事务和事业的能力，也为中国优秀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培养了合格的人才。“请进来”又为大量外国专家、留学生、学者和经济科技的业务人员到中国来工作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此促进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适应性，并通过请进来的外国人把中国文化带到回到自己的国家，同样可以达到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目的。这里也有一个经典的请进来的例子：“近代奥地利第二代汉学家，亚历山大·费莱赫尔·封·胡伯尔的中国情结，值得一提。胡伯尔自己的作品《环球散步》中描写了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印象和了解，他在书中告诫在中国的欧洲人说，‘当你们看到那些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手提着装有钱的箱子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他们仍旧鄙视我们的文明、心里仇恨基督教时，你们不要感到失望’。他还说：‘中国人到时哪都是中国人，他们观察，却很少模仿，如果让他们根据其判断行事，他们会作出善举。’他在书中还描写了老北京城居拥挤的小胡同经及随时可以听到吆唤骆驼的声音，他也对十里洋场的旧上海进行了刻画。胡伯尔在中国期间，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地考察了当时中国的国情，与中国官方进行了接触。特别是在上海，他看到了英国人一方面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另一方面假借贸易之名向中国贩卖鸦片，妄图从精神到肉体摧毁中国，谋取势力范围。他在广东时和广东副总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他认为中国人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不会总任人宰割。因而，他从奥地利自身利益出发，曾上书奥匈帝国皇帝，最好退出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当然他的愿望没能实现。”[1014]像胡伯尔这样的例子在近代中国可以说不胜枚举。近代中国处于积弱积贫、中华民族面临灭亡危机的时代，尚且还有那么多对华同情的外国文化友人通过来华深入了解中国，愿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实为难能可贵！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越来越多的对华外国文化友好人士来到中国，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中国适应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众多的中国人迫切需要学习和了解的文化；另一方面，众多外国文化友人也一定会像胡伯尔一样，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回去，向他们的人民和政府宣传一个真实的、充满智慧和顽强精神的中国，使外部世界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请进来”的例子还有一个是笔者的亲身经历。笔者曾于1992年春带一位日本文化学者到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高兴村对居住在这里的长角苗进行民俗文化的考察，当时笔者看到长角苗人头上盘绕的长角，第一感觉是太落后了，觉得他们仿佛生活在远古时代。但是日本学者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有很高的价值。我们还一起参观了长角苗村子的一户人家，当日本学者看到此户人家有一台祖传的老织布机并通过向主人询问了解到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台织布机时，他惊奇地说：“没想到你们还这么富！”这户人家的主人不解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日本朋友说：“你们手工织出的布将来或许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当时的长角苗还不怎么为人所知，此后就大不一样了，就在1995年，中国、挪威博物馆学会到此地进行考察论证，此后不久，此地就建起了国际合作的生态博物馆。现在回想起来，外国文化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激活了我们自身存在但在开发前往往又忽略，甚至曾经认为见不得人、觉得落后的很多优势。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叫“认识你自己”，看来有时完全靠自己来认识自己还不够，或者说还难于做到，还得需要外部的一些积极因素的刺激或者是智者的启示。

    从根本上讲，包括文化外交在内的一切外交，依靠的决定性力量只能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外国朋友，如果没有普通百姓的积极参与，外交就永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们的事情。马克思在1870年7月26日致欧根·奥斯渥特的信中说：“无论如何，我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1015]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在外交中发挥真正作用的坚定信念，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所证明。如果没有先进的中国青年和工人阶级的压力，当时中国军阀就极有可能在丧权辱国地承认帝国主义、牺牲中国主权的协定上签字，代表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中国人民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真正的外交力量和后盾。“当时北京政府仍为亲日的安福群小所把持，故力主签字，但全国民众已普遍愤激，纷电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并一致奋起救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中虽然失败，但各代表却幸能尊重民意，为国家争主权正义，断然拒绝签字，一洗前此外交界辱国媚外之陋习，这实在是中国外交史上之第一次可奖之事件。”[1016]今后外交的一大发展趋势，就是普通公众走向外交的前沿，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很多领域，公众的作用都会是决定性的。

    （三）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大批中外“好的精神产品”的思想

    精神产品指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而生产的学习、娱乐等方面的产品，如文学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国首先注重的是中外一切能够鼓舞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即充分满足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要注重的是精神产品的鲜明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评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精神产品具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伦理价值等使用价值，社会效益就是精神产品使用价值的实现。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存在社会性和阶级性，一架计算机、一个电冰箱，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论对资本家还是对工人，同样具有使用价值。精神产品则不同，除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外，一切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的精神产品都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不同的人们中，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1017]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精神产品的本质属性是其群众性和人民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属于知识性、欣赏性、消遣性的精神产品，是供广大人民群众所享用的。并且只有真正提供给人民享用时，才能取得其社会价值。正如列宁所说，艺术属于人民。一个好的精神产品，如一部好的著作，一部好的电视片或电影片，一种精湛的艺术表演，往往会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的热烈欢迎。这说明精神产品具有群众性的品格。”[1018]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和拼搏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五种精神则是精神产品背后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导向，是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社会评价的核心标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要求的，“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1019]。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面貌，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的现象：一些人对外部腐朽、低级趣味、殖民文化的东西乐此不疲，如果这些现象不受到及时的遏制，势必波及更多的人，必然潜移默化地使更多的人价值观和是非观模糊化，必然不知不觉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向消极颓废，直接受害的将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著名学者胡绳说过：“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国家，要搞外交，搞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搞国际文化交流，这中间都是有斗争的。人家想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我们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是长期的斗争。”[1020]《孟子·公孙丑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一个人没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之心，其精神肯定是不健全的，甚至可以说丧失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一个民族也丧失了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之心，整个民族的精神也肯定是不健全的，甚至国将不国。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培养健康的精神气质之极端重要性。1996年1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大正面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宣传力度，指出“宣传文化工作能不能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一大批好的精神产品。没有优秀作品，就没有正确导向。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文学史上有许多东西是昙花一现的，但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米切尔的《飘》这些世界名著，现在人们还在看。我们也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一些古典名著。凡是真实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性高的、内涵丰富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希望我们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电影、电视、音乐、美术等，在新时期都有优秀的代表作品出现。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这些优秀歌曲，鼓舞和教育了几代人，都是传世之作。我们说的优秀作品，应该是这样的作品。近年来，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积极努力，创作和演出了一批弘扬主旋律、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好作品。”[1021]江泽民同志列举的这些精神产品中，不仅有中国自己生产的，也有从外国引进的，像《双城记》《战争与和平》《飘》这些世界名著，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鼓舞中国人的好作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加大我们自身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力度的同时，应该将更多更好的外国的精神产品引进中国的文化市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带有战略性的任务，是关系到人民大众精神气质能否健康强大进而事关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能否健康强大的战略任务。是必须通过适应中外优秀精神产品发展的政策鼓励和相关机制和制度建设及人才保障来完成的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在对外辐射中国文化影响力方面，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当紧迫的工作，就是在组织好现有翻译队伍抓紧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有方向地翻译一大批中国的优秀精神产品的同时，还要着力战略性地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事实证明，只有将中国文化作品翻译介绍到海外，才能使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的状况是，虽然中国总体经济等硬实力确实增长很快，但精神产品等软实力的增长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如很多优秀的文学、政治思想、哲学、艺术论著等精神产品，尚未及时地翻译成各种外文，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艺术系终身教授的鲍玉珩，他谈到有关反映中国电影史著作的翻译输出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反映了我国文化产品输出的情况。他认为，由于语言障碍，使得中国大陆的一些优秀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尚未介绍到国际上，这几年有了进步，比如郦苏元所编著的《中国默片电影史》和钟大丰与舒晓明的《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已经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受到欢迎。2006年，美国学术杂志《亚洲电影》就曾经发表书评介绍郦教授的专著，这是值得中国大陆学者骄傲的。但是总体来说，由中国大陆学者编写的研究中国电影的专著的英文版实在不是太多。从亚洲电影来看，日本学者的研究专著数量最大、质量好，印度学者次之，然后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努力。[1022]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交流思想也是一种“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从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意义上讲，中国有计划地打造一批反映中国五种精神的精神产品，使世界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提供及时的精神食粮。打造这样的精神产品，也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这既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如果中国能为世界的人文环境的改善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消极、颓废的东西进入中国的情况就会相应地减少。

    （四）高度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

    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1023]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功，中国国际地位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支持的结果，没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不可能冲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围追堵截，并成长为今天国际政治中重要的力量，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核心意思是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今天，发展中国家整体虽然取得了发展，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命运，要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命运，除了自身要在政治、经济和科技、国防等领域加大建设的力度外，把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好，把本民族的核心民族精神发扬好，同时也应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自身文化的自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之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文化”这一关键词就提到了77次之多，可见党中央对包括文化外交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四个方面的努力目标，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是“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三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四是“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而第三个目标特别指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外交目标。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024]。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指明了方向。

    第四节 本章小结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交流中，一直把文化交流视为生产力，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重要的精神生产力。在发展自身的文化时，提出包括文化教育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思想；为了营造文化外交的健康发展的环境，有必要消除帝国主义对中国长期以来文化侵略所形成的恶劣影响；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弱国无外交”，更无“文化外交”，是帝国主义列强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的方法来盗窃和破坏我国文化遗产的悲惨历史，但是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悲惨历史的反作用力，转化为激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自觉参与到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和振兴中华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提出促进文化外交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通过和友好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在自身仍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中国的努力；举办国际性文化周，促进各国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无私地向印度等国贡献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用实际行动推动双边的文化关系；在双边关系中，注重外交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平衡发展，使中国和缅甸建立起良好持久的关系；注重重要国际交通枢纽在文化交往中的作用，注重文化交流的人才队伍建设；主张电影制片的国际合作。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通过文化交流，逐步达到或政治上建交，或在建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双边经济关系，促进政治外交的发展。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政治关系如果出现严重障碍，也会对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主张“走出去”和“请进来”，学习别国的先进文化经营、艺术发展和管理经验与“多表达一些和平、友谊，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来往”的文化外交，同时避免学习别国文化时的盲目性。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不受歧视和不受限制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主张中外文化交流要善于寻找文化的共同点和共同的历史背景，以达到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的目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的特点表现在，敢于正视外国先进的文化和敢于正视本民族文化的短处，有同理心，主张双赢和共赢感恩的、自强不息和讲原则的、讲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实事求是文化外交。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利用国际电影展并获得大奖，使世界了解新中国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和谐、民族宽容和反对大汉族主义政策。学习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战斗精神，以鼓舞中国人民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作斗争的斗志；主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文化利益。主张对中国文化产品好坏的评价，只能以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的中国观众评价的好坏为标准，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有自己的主心骨，而不取决于外国人的看法的好坏。主张出国演出要拿出有创新的、多样的、质量最好的作品，才能对得起外国观众。

    举办“亚洲电影周”，为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打破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的旧的迷信和打破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的新的迷信思想，建立了文化外交的正确导向、求真务实、科学发展的理念。主张“以我为主”、“求同存异”、“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人民性。

    从先进生产力的意义上讲，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主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世界表达中国决心搞好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主张通过推动面向发达国家“走出去”大规模的留学生教育，培养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才队伍；提出文化是为劳动者服务，生产精神产品的行业和领域，总是把文化和经济摆放在一起表达，体现了邓小平把文化也同时看做生产力的一部分的思想；在重视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也重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在消除腐败和两极分化等消极现象的意义；体现时代精神的“国际主义”思想，成为邓小平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力，展示中国精神文明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加强国际交流与作用方面的强大作用。

    从文化外交的先进思想理念意义上讲，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交流思想，强调国家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解决出现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先在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着手；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独立的思想，突出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取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方位独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使命才能真正达到质的飞跃；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想，强调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阿拉伯国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强调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都应该借鉴和学习，但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思想是视野更宽广的、建立在同理心基础上的文化外交思想。从为人民根本利益的理念的意义上讲，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强调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变得更好，主张借鉴发展水平相似的外国经验，提高文化发展的比例，造福人民，主张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外交。从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讲，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人的“物质和文化”的思想，在新时期加以创新和发展；提出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按照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不会落伍，才会变得强大而避免陷入落后挨打局面的观点；提出文化在提高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加强和周边国家文明交流的重要观点；强调各级文联和作协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从文化外交的先进思想理念的意义上讲，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思想文化也要独立的文化主权思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外交继承了前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同理心的文化外交精神，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共同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主要体现为提示式和忠告式的；在面对国际区域性合作组织时，文化外交表现为建议式的文化外交。从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理念出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文化外交提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改善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思想，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具有国际政治的意义；提出“面向世界”文化观，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服务；提出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大批中外“好的精神产品”的思想，并且高度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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