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军事外交就已经存在。《孙子兵法》中的“伐交”一词，就有军事外交的意味，其《谋攻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从狭义上讲，伐交就是在战争中通过外交手段与诸侯结盟，巩固扩大己方阵营，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孤立敌人，最后迫使其屈服，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战争效益。从广义上讲，伐交是在古代多极战略格局下，不同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展开的军事外交活动，既包括在战争状态下为战争胜利服务的军事外交斗争，也包括相对和平时期为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外交活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伐交实践的深入开展，一些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全胜’战略观的指导下，开始对伐交斗争的经验、教训和客观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初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伐交思想体系。”[1026]马克思在1856年写的《卡尔斯的陷落》一文中就提到过“军事外交”这个词，“英国政府由于在战略上动摇不定，三个月来不能对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英国政府不愿再忍受这种不知轻重的请愿者的纠缠，所以就施展了军事外交的阴谋手段”，“现在我们应当简要地谈谈唐宁街外交部的活动，……这个奇怪的军事外交悲剧演出前后顺序的特点是：一切旨在拖延时间的急电都到得特别快，而那些似乎主张迅速行动的急电却不知什么缘故到得特别慢。”[1027]
在国内，“军事外交”一词首次见诸于中国官方文件的是在199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当中提到“对外军事交往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军事外交活动”。此后的国防白皮书都有相关提及。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一共向社会公布了6份国防白皮书，而每份国防白皮书都有专门章节介绍中国军事外交的开展情况，当中包括：在地区安全机制和联合国安全机制下的合作交流，与外国的双边交流活动，涉及反恐或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联合行动等。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逐渐关注军事外交的理论研究。出版于20世纪的《军事外交概论》可谓是最早的一部专著。该书宏观系统地介绍了军事外交的概念，产生与发展，影响国际军事外交的因素，国际军事交往的层次、内容和主要形式等。另外，还有几个专题研究，包括国际军事谈判、贸易、情报斗争与合作、科技合作与斗争、联合国维和等。这本书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杨松河教授系统地归纳了中国对军事外交的认识发展脉络是从古代的“伐交”到“征战外交”，然后是近代西方打开中国大门的“炮舰外交”，最后是现代及当代的军事外交。杨教授认为：“军事外交是代表国家军事安全利益或国家集团军事安全利益，以军队为主体、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涉外活动，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028]应该说，该书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2009年，王乔保先生在《军事外交概论》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研究。在他的著作《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丰富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除了阐述军事外交基本概念、理念、目的、形态和影响因素外，还有介绍主要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军事外交，特别讲到了新时期中国军事外交理论、实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指出，新时期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中国军事外交工作是统揽于这两者之下。同时还受到传统战略文化影响、接受“新安全观”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实践中，中国军事外交坚持全方位开展对外军事交流、积极参加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联合国维和行动、坚决支持防扩散，以及开展以促进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务实性交流合作活动。未来，中国军事外交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台湾问题、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和美日同盟与日本军事外向化发展问题。[1029]
从军事外交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看，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非洲大陆可以说是今天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大陆，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它政变不断，战乱不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只能加强而不能减弱，但是西方世界却不断裁撤或减少在非洲的维和人员。“据2004年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对目前在非洲开展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出兵率只占6%，他们对非联合国指挥的多国部队出兵率却快速增长。中国参与维和填补了这一空白，对确保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效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强调维和行动必须经联合国授权，关注的重点不只局限于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周边地区，中国维和人员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全面执行维和任务。此外，中国在20年的维和历程中，从来没有不良行为发生或遣返事件发生。”[1030]只要国际社会本着支持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意愿，非洲的未来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意义上看，中国也及时地向联合国提供中国的外交文化理念支持，比如，针对冷战后联合国某些维持和平行动机制上的缺陷提出中国的建议就是其中一例。因为在联合国的发展史上，联合国往往成为美国利用其来包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目标的工具，联合国的地位经常像汉献帝，而美国就像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为保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顺利进行，防止其被彻底的“汉献帝化”，应该不断完善国际维和机制。为此，中国在完善维持和平行动的机制上，多次提出改进建议。比如，1984年10月，中国就如何加强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和提高其效率等问题，提出维和行动应当在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尊重独立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充分展开，不得利用维和行动谋取私利或干涉别国内政等7项建议。[1031]对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原则，中国主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维持和平行动应事先征得当事国同意、严守中立以及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应坚持以斡旋、调解、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应动辄采取强制性行动，不能实行双重标准，不能借联合国之名进行军事干涉；应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在条件不成熟时实施维持和平行动，更不应使之成为冲突一方，偏离维持和平行动的根本方向”[1032]。
从体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意义上看，中国参与“维和”达到了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和谐世界构建的双重目的。中国自身的和谐发展是世界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部世界的相对安定则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外部条件，同时，外部世界的相对安宁，对世界人民利益的满足和实现，意义非同小可。因此，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中国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自身利益考虑，必须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参与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框架中，完全符合中国不参加任何双边军事集团、不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向海外派遣军队、完全根据联合国的需要和当事国的同意谨慎地采取行动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先进性。自1988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委会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参与维和行动的力度，体现了中国真正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955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1033]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实际行动为联合国财政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联合国会费、维和摊款等方面都及时缴纳。2007年中国缴纳各项摊款2.7亿美元，其中维和摊款近2亿美元。根据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2010年，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达到4亿美元左右。中国还经常向联合国维和事务追加捐款。2006年9月，中国表示向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分3次捐款300万美元，到2009年底，中国完成了全部捐款。2009年12月中国又向联合国维和事务追加捐款70万美元。在2009年底，联合国新确定的维和摊款中，中国的维和费用排名超过加拿大，名列第二，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促进了世界公认的国际维和机制的健康发展，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作出了贡献。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为理念指导，深入分析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于新时期搞好中国的军队建设，探索军事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巩固国家主权与安全，为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034]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军事外交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今天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军事外交的总原则，这一总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的军事外交思想走向成熟。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军事外交
今天的中国军事外交至少有五个特点：多样性、平等性、互利性、合作性和预防性。多样性，指的是这种外交既有官方交往，也有民间交往；既有对话层面的交往，也有操作层面的交往；既有双边交往，也有多边交往。平等性则指，军事外交基本上是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中的“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交往中不分强弱，既有诸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也有缅甸、孟加拉等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同时，中国的军事外交拒绝强权政治。今天的中国主张突出地强调军事外交的平等性而拒绝大国主义，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因为中国曾经在军事交流上总是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时代，苏联在和中国的军事交流上总是以不平等的方式待我。毛泽东曾经提到当时中苏军事外交中苏联不平等待我的一些经典的例子：“军事学院有个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1035]。由于中国过去受过不平等的对待，在今天才懂得“将心比心”，尊重平等。互利性和合作性主要体现在军事外交是采取互利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胁迫的方式。通过合作，谋求的不仅仅是一国利益，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江泽民同志曾经就处理对外交往问题时指出：“安全上应该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036]中国的军事外交实践也体现出一种预防性。“预防性”主要体现在相互间误解的避免及危机的预防。频繁的官员交流、联合演练、维和行动和远洋派遣旨在增加互信，预防地区或国际突发危机的出现或升级。比如，2009年4月，中国邀请多国海军和官员参加海军海上阅兵，被外媒认为是善意的信心展示，意在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发展的理解[1037]。又如参加“和平使命-2009”反恐军演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卡罗夫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总体稳定，但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武器走私等活动猖獗，影响了地区和世界的稳定。这些不安定因素要求各国军队加强合作，联手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这次演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俄方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中俄两军之间的合作，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增加积极的因素。[1038]
今天中国军事外交的上述五大特点，都是在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培育下形成的，是党和政府极其宝贵的军事外交资产。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军事外交，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积累了广泛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军事行动，就曾经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苏联军事顾问直接指导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在1933年前后，在中央苏区以外的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其他根据地，特别是规模与中央根据地相当的鄂豫皖根据地均已不复存在，在中央根据地已经被彻底地孤立起来的严重危急关头，“莫斯科向中共派出了它的军事顾问弗雷德。由于这位军事顾问是一位苏联将军，万一被捕可能引起严重外交纠纷，因此，他只能留在上海外国租界里遥控指挥，而另外派遣了一位在苏联军校学习过的年轻的德国人奥托·布莱恩，化名李德，秘密潜入中央苏区，协助弗雷德指挥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1039]。但李德根本就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而是按照他在苏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化军事知识直接地用于红军的作战，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和共产国际的军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借鉴任何外国先进的东西，必须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如果盲目崇拜，一切从本本出发，革命只会失败。
一 通过和苏联的广泛的军事合作，谋求建立中国先进的军事生产力，推动中国军事事业的现代化
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1040]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要做好这两件大事，独立自主当然是根本，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时机学习别国的经验，广泛展开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这样一个军事力量和经验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必然的选择。
抗美援朝开始时，苏联虽然没有出兵参战，但在军事物资上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赠予或出售军火，其中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军舰及其他装备。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来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仅1950年苏联就提供急需的军车达5000辆，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辆，其中包括运输车、指挥车，以及随60个步兵师、10个坦克团装备和炮兵、工兵、防化兵、防空军、公安军、海军、空军购买苏联装备时配置的特种车（牵引、工程修理、加油、消防清洗、通信、移动发电等专用车辆）。在中国能够自产汽车之前，军车主要是购自苏联。[1041]
中国不但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了解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而且通过这一正义的战争，促进了中国军事事业的先进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正如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王亚志所指出的：“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了首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当然，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我们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1042]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非常重视自身先进军事生产力的大发展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头脑发热，被中国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不需要掌握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也能活得很自在，因此，忽视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的情绪有一定的市场。针对这样的情况，陈毅就指出：“对不重视学习苏联现代化军事经验和技术，其主要理由是说我军曾以劣势装备打败了美蒋，因此并不感觉其学习的必要性，这种谈法必须痛驳。……现在美帝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不学习现代化合成多兵种作战，不学现代化技术，不改装，当然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043]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利用有利时机通过和苏联的军事合作加快自身军事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及中国兵工厂目前生产陆军步兵武器的能力，我们计划将来发展兵工厂。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满足国际形势发展要求。”[1044]5月2日，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种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1045]毛泽东此举，使中国的军工迅速地取得了和先进的苏联军工同步发展的条件，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军事生产力水平。
通过和苏联的军事合作，促进中国军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新中国派遣徐向前赴苏联的谈判。根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武器装备。应急的办法是向苏联购买，从长远观点着眼，则亟待发展我们自己的兵工工业。根据一九五〇年二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经两国政府具体协商，进一步达成了由苏联转让某些技术，帮助我国发展兵工生产的协议。转让的具体项目和我方急需购置的武器装备，由中国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联有关部门洽谈。”回忆录披露，“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毛主席通知我去中南海，交代任务。……他简要分析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形势，向我交代了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购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援助我国兵工工厂的建设及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一五二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有关技术资料转让问题”。谈判的过程虽然艰苦，中国所期待的目标也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徐向前元帅根据毛主席“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的指示，经过耐心而艰苦的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苏联“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建设一些工厂”[1046]。这意味着中国军事先进生产力，通过和苏联的合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立中国三军现代化装备系统测试基地，是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合作的一项具体的成果。徐向前率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转让陆军通用武器技术资料协议时，也相应地达成了在中国建立武器性能测试场地的协议，中国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测试设备和仪器，并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进行安装指导。“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勘察，选定在吉林省西北白城子与内蒙接壤地区建立测试场地。1954年11月，中苏又签订了协助中国建设军械测试场地议定书，聘请了苏联内弹道、外弹道、弹药、火炮及轻兵器专家。后来，在白城子基地的基础上，中国又独立自主建立了陕西华阴基地和河南洛阳基地，从而具备了对陆军及部分海军、空军及电子装备进行系统测试的能力。”[1047]
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个方针有利于中国通过和苏联的先进军事生产力的合作，使中国在军事领域的现代化水平取得质的飞跃，“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这段时期是苏联向中国转让技术、文献资料的黄金时期。从陆、空、海军常规武器到战略尖端武器，无论是出售实物还是转让技术资料，多属于苏军现役装备的技术水平，而且门类齐全，填补了中国诸多方面的空白，为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转让技术、图纸和资料外，苏联在援助中国系统建立基础工业几百个重大项目的同时，还帮助设计军工企业，派遣军工专家，加速了中国仿制苏式武器的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军事工业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全面技术引进，苏联的这种援助，对于缩短中国同现代化国家的差距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1048]。
二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谦虚好学和独立自主相统一的先进的军事外交文化
一个人如果修养不够，取得一点成绩往往骄傲自满；一个民族修养不够，取得一点成绩也会滋生自满情绪，崛起的美国和崛起的苏联，都犯了这样的毛病，根据《李鹏外事日记》，李鹏委员长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博士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可算得上是懂得谦卑的人，他对李鹏说：“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不懂外交，不能与中国相比，2000多年以前中国就有‘远交近攻’的战略。”李鹏对基辛格博士说：“不能说美国不懂外交，你基辛格不就是世界上著名的外交家？也不能简单说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实际上美国是移民的国家，是继承了欧洲文化精粹而发展起来的。不过，美国从建国以来一帆风顺，没有受过大的挫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胜国，战争也未在本土上进行。近年来美国在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上遥遥领先，所以有些傲气，不能平等待人，而且使用双重标准。”[104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也同样很骄傲，不能谦虚地对待别国，正如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就他曾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在谈到和苏方就军事合作问题的谈判过程中的感受时所说的：“苏联是第一个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又打垮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关东军，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也容易使他们骄傲，搞大国主义。我们对苏方的情况了解不够，提出的某些项目、要求，难免有过高、过急的地方，谈判中只要加以详细说明，就不难取得一致看法。但对方有时却表现得极不耐烦，简单粗暴，令人难以容忍。有次谈判，他们看到我们购买货物的单子，竟然说：假如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要修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了！讽刺我们要的东西多。其实，我们并不是白要，而是购买，要照价付钱的。还有次，什捷缅科向我们的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问情况，王的答复不太完满，他竟然大发脾气，把王秉璋狠狠地训了一顿。我当时不好同他吵，心里真窝火。觉得我们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资格训人呀！……他们的大国主义不是一天形成的，很难消灭。另外，那时他们怕得罪美国，招来麻烦，所以对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缩手缩脚。谈妥的定货，运回一些来，多是旧家伙，拿到朝鲜战场上，有些枪栓拉不开，简直没法用。”[1050]苏联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就更加傲慢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而别国的东西，都是垃圾，别国的文化，都是应该抛弃的破烂，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大约在1962年，我发现军界在翻印毛论述战争的著作，我立即召见国防部长，对他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我听说国防部正在出版毛的著作，这很荒唐！苏联军队粉碎了德国的精锐部队，而毛泽东和他的对手花了20到25年的时间在背后相互捅刀子。而现在却在出版毛论述战争的著作是为了什么？为了在将来进行战争？你在做决定时是如何用脑子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军界其他同志都是聪明人，但出版毛泽东论战争的著作是愚蠢地浪费时间。我不知道对他们印好的那些书是怎么处理的，它们可能躺在某地的仓库里，或许已被烧掉”[1051]。一国的最高领导人持这样一种不可一世的心态，他还能把一个国家领导好吗？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民族和这样的国家还能有活力吗？
（一）强调以谦虚的精神学习苏联等军事强国的先进军事知识和经验与建立自己的“毛泽东学派”的辩证统一理念
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历来都讲谦虚，《易经·谦》就说，“谦”，才会使“君子有终”，“谦谦君子”，“鸣谦”都会使人“涉大川”不会有危险，君子要“劳谦”才会有好结果。谦虚好学的文化反映在军事领域，也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军事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1953年1月，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1052]1953年8月，毛泽东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说：“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1053]朱德为1951年《八一杂志》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学习过去二十多年来打败国内外敌人的经验和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更要学习苏联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日本的先进军事科学。我们也还要向当前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学习，从而更有效地战胜敌人。”[1054]彭德怀在党的八大上关于军事工作的发言中，全面地、辩证地、科学地表达了他的学习别国先进军事经验的思想。在谈到学习苏军建军的经验时，彭德怀指出，“我军在现代化建设的开始，提出把苏军建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完全学到手的要求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苏军建军的先进经验仍为我军今后学习的主要方向，因为它是先进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它的军事科学是优越的，军事技术是头等的，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指挥经验是丰富的。我们努力学习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可以缩短摸索过程，少走弯路，迅速完成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彭德怀在向苏联先进军事经验学习的同时，也不排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为我所用的经验和知识，彭德怀指出，“我们也应当学习其他兄弟国家军队的先进经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我们也应当学习”，彭德怀在谈到以怎样的心态学习时，特别强调要有谦虚的心态和真正抱着认真学习的精神，他说：“我们在学习外国军事经验的时候，首先必须有虚心的态度。没有虚心的态度，就钻不进去，学不到东西。”彭德怀还特别提醒学习别国先进军事经验和理论时所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指出，“必须采取分析批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迷信盲从，机械搬运”[1055]。
1945年3月1日，陈毅为党的七大完成的《建军报告》中突出强调苏联的先进军事经验也好，其他外国先进的军事经验和知识也好，如果不把它们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提出了外国军事经验和中国革命实际科学结合的“毛泽东军事学派”概念，指出“毛泽东军事学派不拒绝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验，但只采用其中适用的东西，特别其中的军事科学技术更非大量采取不可，这正是我们长期学习的对象。”[1056]
（二）在军事合作中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
一般而言，军事领域的深度合作往往是发生在战略盟友之间，在苏联和中国公开撕破脸皮之前，中苏两国是战略同盟关系，因此，军事上先进的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先进的军事生产力是自然而然的。而且中苏关系在破裂之前的良好状态，也是在苏联充分尊重中国主权基础上形成的，但是随着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日益强大，其随意侵犯盟国主权的意识也膨胀起来，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苏联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事件。根据《彭德怀年谱》，“1958年5月23日彭德怀主持一五三次军委会议。……本次军委会议还确定不同苏联联合办大型电台。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建议，要求1958～1962年间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所1000千瓦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所远程通讯的特殊收报无线电中心。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地址选在中国。……本日，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说，这个大型电台不要合办，应由我们自己办，钱归我们出，平时可给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可以来人。免得在平时我们国内驻着许多外国人，影响不好。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不好，我准备先口头向他们谈一次，然后正式答复马利诺夫斯基。6月4日，彭向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申述了我国意见。谈话记录在7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可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共同使用。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答复，拖一时间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6月10日正式回复了苏联。”[1057]这实际上是打破了苏联想步老沙皇破坏中国主权的迷梦[1058]。但是苏联似乎不死心，非要逼中国就范，为此，赫鲁晓夫亲自来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昭然若揭。《赫鲁晓夫回忆》中爱德华·克兰克肖写的引言部分对赫鲁晓夫在此事件上的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作了很客观的评论。克兰克肖认为，赫鲁晓夫的人格即使不是分裂的，也是拼凑的，他说：“在我看来，最能暴露他的这种矛盾人格的是关于与中国争吵的那一章，他陷入了令人刺耳的沙文主义。”[1059]
《庄子·列御寇》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1060]中国可不是宋国那个叫曹商的人，为了获得苏联的援助而去“舔”苏联的沙文主义的“痔疮”，更不会为了得到苏联更多的好处而卑躬屈膝使以中国的国家主权丧失为代价。那么赫鲁晓夫是如何厚颜无耻地利用中国希望和苏联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而欲想借此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毛泽东又是怎样回敬赫鲁晓夫的呢？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是这样说的：“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1958年断然想拒绝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应该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做短暂停留，给飞机加油；还有当我们的远程潜水艇服役时，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一座无线电台用以保障潜艇同舰队之间的联络。顺便提一句，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潜艇设计技术转交给他们并教他们怎样建造潜艇，所以我们认为要求他们同意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建无线电台是正当的。他们回答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关于中国领导人反苏情绪的密码电报，我对我的同志们说：‘根据议定书，现在该是毛对我国做国事访问然后我们再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了。但是鉴于目前的形势，或许我们最好去找他们和他们谈，最好是秘密会谈，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同中国同志之间存在着哪些分歧。’”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间是1959年。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结果，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无线电台。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只要我们能使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但我们希望能尽快建台。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否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船员上岸休假等等呢？”毛泽东回答：“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我不想再谈及此事。”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回答：“不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愤怒。我最后试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港。’”毛泽东回答：“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沾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赫鲁晓夫写道：“我们始终没得到他的允许使用潜艇基地。”[1061]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交锋我们不难理解苏联领导人是何等的刚愎自用和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上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傲慢其实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英国前“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自传中写道，“阻挡苏联推进的长远前景”的首要原因就是苏联人的“过于傲慢”。撒切尔夫人说：“如果稍微讲求一下方式并多一点深谋远虑，苏联领导人本来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们的做法，尤其是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应并最后摧毁了苏联。”[1062]
（三）拒绝依赖别国，培养自身的独立自主精神，实现创新和自我发展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非常注意学习别国的军事技术时首先要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准备，不能有任何依赖的思想。1950年4月10日，朱德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一开头就学习苏联的一套，打下一个正确的、坚强的基础，以后就能建立起优良的传统。但同时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因为有了苏联同志的帮助，就存有依赖思想，还要学会自己教自己，逐渐作到独立地掌握空军技术，管理空防和航空事业。”[1063]当我们自己的军事技术处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同时又有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许可的条件，首先是应该抓紧一切机遇努力学习，但由此也容易产生依赖，而不重视自我学习，忽视自身独立消化能力的培养，而独立消化能力实际上是检验军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适应新情况，保持战斗力的重要标志。所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学习别国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创新和自我发展。如果学习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只能是低水平的学习。只有在脚踏实地地学习并真正做到在消化吸收别人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实现自我发展，并建立起自己强大的自主创新体系，才是学习的目的所在。陈毅就指出：“我主张号召老实学、用心学，每一门学他几年，终身从事，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可靠专家。我敢预言：将来还有一个按中国条件来发挥和发展苏联先进科学经验的伟大前途。”[1064]
（四）主张不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科学，同时也要学习欧美国家的军事技术
刘伯承在1656年5月9日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时常想到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曾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优势装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若果我们能继承发扬这样的优良传统，与学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科学相结合，进到现代原子战争世界水平的高级阶段，那我们就能顺利防止和打败帝国主义今后的突然袭击，以保卫祖国、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军委扩大会议又指出，我们还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技术和军事学术，以及战争潜力及其备战措施等方面的特点，必须很好地进行研究。这点，外国军队教授会曾经做过，但极不够，主要是有些骄傲自大的神气从中作梗。总而言之，党历来就是教导我们：对敌、友、我三方面都要调查研究和学习。现在党号召我们十二年内把需要的科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国防需要的军事科学，将从何处出发去赶呢？一般说来，自然走远路要从近起，登高山要从低起。但一定要走捷路，才能赶得上先行的人。所以我们说的学习，并不是一切都是从头学起去赶，而是从自己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去赶，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已有的成就出发去赶，从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就出发去赶，一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出发去赶，特别要我们学有成绩的科学教师领头当先去赶。只有这样才是走捷路，省时间，可以迎头赶上。这就是乘国内的和国外的现代科学成就之势而利导之，以为国防服务。我们在顾问同志的直接指教下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固然是一个极便利的条件，但是学习最主要是靠自己用脑筋。总结我军战争经验，提高到理论，并使理论与实际结合，也要靠自己用脑筋，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语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就是说多想出智慧。否则自己不用脑筋，人云亦云，竟作思想懒汉，是学不好做不好的。总而言之，我们学习一般理论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认识世界必须改造世界，这样才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学生。”[1065]
（五）提醒西方国家不要犯当代版的“慕尼黑”错误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在1974年11月27日，于北京会见基辛格一干人。邓小平说：“苏联在东方的军事力量并不只是针对中国，还要对抗日本和你们的第七舰队和你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如果他们打算攻击中国，就如同毛主席（和你）讨论过的，他们不可能只用100万部队就想接管中国。他们可能还得再增加100万的兵力，即使如此，还是不够。因为如果他们真要和中国打仗，就得准备打20年。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德行，只是坚忍不拔。”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人还有些其他的德行？”邓小平回答：“还有‘小米加步枪’，还有地道。”[1066]基辛格博士和邓小平的此段对话一是体现了这样两个突出的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理念，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的历史的教训值得充分注意；二是告诉基辛格中国人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不可战胜的。西方世界一方面侵略成性，另一方面又对更加危险的侵略者采取绥靖政策和缺乏防范，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扩张就是如此，邓小平当时对美国的提醒（也可以说是一种警告）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正确而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美国利用中国这张牌卑躬屈膝地和苏联搞交易，使得苏联变得更加狂妄自大，1975年10月21日，当基辛格等一干人再次来到中国时，毛泽东主席对基辛格博士说：“昨天，你们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份是对的，一部份是错的。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外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嘛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基辛格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过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毛泽东反驳说：“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那些话不可靠，是因为根据你们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其次是日本”，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毛泽东主席拍了一下自己两个肩膀，说：“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瞧，我们排第五。我们是小拇指”[1067]，尽管基辛格在后面的对话中向毛主席表白说“我们不希望利用中国当跳板，因为是死路”之类的话，但西方世界绥靖政策的思维惯性，使苏联扩张主义日益膨胀起来，终于发生了1979年12月27日苏联对阿富汗的大举入侵。
三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军事外交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军队为人民。正如朱德元帅指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两种军队，两种军人。一种是封建的军队，独裁者的军队；另一种是民主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头一种是为少数反动分子效忠的，这种军队和军人暂时虽然可以耀武扬威，却被人民看做恶魔，受到人民的痛恨和反抗，最后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另一种是为民族和人民效忠的，这种军队和军人暂时虽然数量较小，却被人民歌颂爱戴，最后必然胜利。”[1068]
（一）军事外交为人民的思想
1956年9月18日，彭德怀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我国人民需要一个持久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支坚强的军队以便应付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需要恰当地统一起来。因而我军的建设，就要适合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尽量节约，反对浪费，一切军事措施，就要照顾人民的生产利益和生活利益，保持我军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发扬人民革命军队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1069]彭德怀在这里讲的“一切军事措施”，自然包含了国际性的军事交流和军事外交的概念，因为军队是谋求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的“持久和平的环境”最直接的、最前沿的力量。
（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和朝鲜军队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军事合作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强调：“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主席命令，“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1070]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071]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子弟兵打败侵略者，是完全可能的，敌人兵力不足且补给线长，如果不战，敌军肯定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敌人就等于对中国的东北完成了战略包围，这对我国安全和人民的直接安全利益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侵略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先进攻我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朝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确实不能轻视之，但也要充分看到，他们的短处正好是我们的长处。比如，对手是缺乏人民广泛支持的，而我们则是建立在广大的人民支持基础上的，对手在军事上远道而来，而我们是在家门口作战，等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华传统优秀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列国争霸和封建王朝的历史中还只是个美好的幻想的话，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墨子的思想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三）在未建交的情况下的中美军事交涉
我们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2月22日举行的将近4小时的会谈记录中，可以充分地了解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怎样以他们巨人的勇气与魄力，充分利用稍纵即逝的于我有利的国际战略机遇，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此次会谈中，尼克松承诺对台政策五原则和保证不支持“台独”[1072]，周恩来总理在会谈中对尼克松阐述的五原则评价说：“我想对于总统先生就你的观念及作法，所提供的详尽介绍，表达感谢之意。……当然，我们双方对世界的展望有所不同，这是根本上的差异，我们都不企图掩饰这个差别。但是这并不阻挡我们两国的关系迈向正常化，因为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基于一个国家的利益，我们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至于各国间人民希望进步，以及希望前进，不论是中国政府或是美国政府，都不能阻止。这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后世子孙。”[1073]尼克松的承诺，虽然中美关系因美国在若干问题上存在严重地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比如美国对台军售），但从毛泽东和尼克松共同启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来看，美国大体上还是沿着尼克松的五原则做的，五原则是基本得到兑现的。在1972年2月24日下午，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说：“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不仅对我们两国的人民有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并不害怕大国，这由我们对于美苏两国谈判的态度，就可以得到证明。”周恩来提到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降低国际间军事冲突的危险”。中国希望美苏间“就限制核武一事达成协定”，“如果这种协议无法达成，那是他们的错误”[1074]。周恩来特别关注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对自身人民生活水平的破坏性影响，同样是在1972年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谈，反映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注别国民生的思想。尼克松在会谈中宣称“如果美国采取的行动是减少防御能力，由其他国家大量撤军，或是完全撤回美国本土，全球只会陷入更大的危机”。周恩来对此回敬说：“既然总统先生提出了可能的危机，我想问总统一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危机，但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们应该借着相互扩张军备力量来解决危险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水涨船高’。你们已经公布了你们的军事支出。苏联虽然不公开他们的军事预算，但是毫无疑问地，他们的军事预算所占总预算的百分比，不会比你们低。否则的话，苏联人民的生活怎么会这么糟，而农业情况又这么坏。他们不能说这只是坏天气搞的鬼。（尼克松笑）尽管加拿大的天气和苏联的一样，加拿大的农产绝对不差。所以这种坏农收情况不能以坏天气来解释，而是因为苏联用了比较多的预算在军事支出方面。”[1075]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南半岛的和平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强调中南半岛应该成为和平且中立的地区，而作为当时中国所支持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尼克松所表述的“武力统治柬埔寨与老挝”，中国并不赞成，中国主张一旦越南战争结束，越南就应该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军，这是原则问题，如果赶走了一个大霸权主义的美国，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地区霸权主义的越南，那绝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现象，对越南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好处。当尼克松问周恩来：“总理提到中国的原则，就是不以军事武力干预邻国。那么，总理是不是反对越南以武力统治柬埔寨与老挝呢？”周恩来回答：“那是因为战争已经爆发了，战争是由美国军队开始的，因为美军在那里活动。”当尼克松问“当战争结束时，总理是否认为越南应该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兵？”周恩来坚定地回答：“如果战争完全结束，也就是说柬埔寨政权交回给西哈努克亲王的话，那么越南一定会撤出。如果朗诺的势力在柬埔寨，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的柬埔寨人自己都不支持朗诺，他是由外力强加给柬埔寨的人。”周恩来认为，美国在中南半岛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周恩来指出，“原本那个地区可以变成和平而且中立的地区，或者至少那里2/3的地区能够变成这样。但是由于杜勒斯的重划国境政策，以及破坏日内瓦协定的举动，使整件事弄成了一团糟”，周恩来说：“日内瓦协定中清楚地提到要在两年后举行公民投票，但是杜勒斯却说那只是说给国内人民听的论调。”尼克松对周恩来始终主张采取和谈的方法而不是持续的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非常感慨，他对周恩来表示：“很高兴知道，总理的政府将不会鼓动越南不参与我们的和谈。谈判比起军事手段解决而言，是最好的解决问题方法。”[1076]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军事外交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展示“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军事外交的时代。此时的军事外交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军事外交向全世界扩展，不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与世界各国发展军事关系。其次，军事外交领域进一步扩大，层次更深，形式多样。“在新外交方针指导下，我军军事外交空前活跃，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近20年间，我军共派出1200多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了80多个国家。来访的外国军事代表团近2000个，其中由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等率领的代表团1100多个。我海军舰艇编队首次横越太平洋，成功地访问了美洲四国，举世瞩目。我军各类专业技术团组出国参观考察，合作研究，以及向国家提供的体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援助，受到高度赞誉。我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获得广泛好评。截至1998年底，我国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友好往来关系，并在近百个驻外使馆中设立了武官处，在华设立武官处的国家已达65个。从而大大增进了中国与外国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使我军同周边国家军队的友好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为借鉴外军建设的有益经验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1077]。
一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军事外交的先进军事生产力思想
（一）通过军事外交促进中国先进军事生产力的发展
1977年10月4日，邓小平召集军队装备和国防科研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科研和生产都要服从军事战略的要求，提出在三五年内主要用什么飞机来装备我们的军队等问题，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一系列的需要抓紧解决的问题：“轰炸机应以什么型号为主？哪一年达到什么要求？都要从战略的要求出发提出来，科研和生产要服从这个战略要求。自甘落后是不行的。生产不少落后的装备不顶用，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又如导弹，从战略上看，要求用什么样性能的导弹来装备我们的军队？要引进外国的什么东西？”[1078]在这里，邓小平提出的“要引进外国的什么东西？”的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军事装备尽快改变落后局面的问题，要通过外国先进军事设备提高中国的军事生产力。
（二）在艰难的条件下积极引进西方先进军事科技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加强和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展开军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比如，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国和美国有共同遏制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利益，给中美军事交流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那时的中美军事关系就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1079]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指挥系统现代化，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杨成武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打起仗来和过去一样光靠电话吗？天上的通信卫星这些东西，可不要小看。前不久我看到美国的一个资料，说到使用电子计算机，开始军队不接受、不赞成，说是不懂，掌握不了。后来，美国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去搞，现在装备到团以下，陆、海、空军都用上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费劲的，但思想要统一，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要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1080]
国防的现代化是保障中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安全保障，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民用领域的改革开放，那么这样的改革开放是不全面的。在经济和民用科技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在经济和民用科技上引进外资和技术取得突破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引进国防领域的科学技术，这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的战略任务。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也形成了成熟的引进思想和方法。邓小平针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出：“这些年科研停滞了，产品连原来的质量都保证不了。要和冶金部等部门协作。……条件不足的可以吸收外国的技术，买外国的东西。几个部门共同负责攻关，不准扯皮。如果扯皮，就把事耽误了。”邓小平强调，“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进谈判要考虑周到。今后谈判引进问题，空军、三机部、研究机关要组织一个专门小组，从头到尾负责到底”，“引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研设备，这是全国公用性的，是全民所有制，不能各搞各的，不要重复引进，计委要把关；另一方面是飞机和其他武器，这是行业性的，当然航空工业有特殊性”，“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1081]。
（三）提出“以民养军”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上的地缘支撑的思想
“以民养军”是改革开放的一大创举，而如何搞好“以民养军”，也要考虑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科学地选择地缘支撑战略要地是关键。邓小平指出：“造船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改造问题，要积极引进技术，不只是民用改造，军用的也要改造。……技术引进应当是全面的，一定要包括企业管理，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主义。要计划好。引进项目多花点钱可以”，“技术引进，点在哪儿？现在两个点，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大连。第三个点选在哪儿？南海当然最理想了。大连厂在辽宁、天津等地区配套。江南厂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配套。第三点如果放在武汉，可在湖北、四川等地区配套。如果放在广州，可在广东等地区配套。要规划好，迅速定下来。”“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管理要完全照外国的办法，编制人数不能超过。”[1082]
（四）提出军用外汇的分配、使用，重点是航空工业和装备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和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的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我看今后重点放在发展空军。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军用外汇的分配、使用，重点是航空工业和装备。”邓小平强调：“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1083]。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084]。中国军方充分利用冷战时代战略态势对我比较有利的形势，加强和美国军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在冷战结束前夕的1985～1986年期间，与美方达成了一些关键的美国军用飞机等军工产品的对华进口协议[1085]。
（五）提出借鉴外军经验，使军事生产力中领军人物年轻化
邓小平指出：“我们希望军队出现一些‘开明人士’，起带头作用，没有‘开明人士’不行。全国干部老化的问题，突出的是军队。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解决。……外国军队六十岁的人已经退休了，我们讲六十岁左右，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的。一下都年轻化恐怕不行，但是晚了也不行，还是老中青三结合，用这种交替方式解决这个问题”[1086]。《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第十四条规定，作战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军官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龄分别为：“担任排级职务的，三十岁；担任连级职务的，三十五岁；担任营级职务的，四十岁；担任团级职务的，四十五岁；担任师级职务的，五十岁；担任军级职务的，五十五岁；担任大军区级职务的，副职六十三岁，正职六十五岁。”今天的军队干部已经基本实现了年轻化，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借鉴了“外国军队”建设的一些先进经验的结果。
二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先进军事外交文化理念
（一）重视外国先进的军事知识，尊重和讴歌在借鉴和引进外国军事知识和文化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人和事
邓小平在他的《悼伯承》一文中称赞刘伯承不仅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指挥千军万马大败敌人的大功，而且还为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创办军事学院，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文化和知识。邓小平说：“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大陆解放不久，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087]
（二）最大限度地采取和平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包括收回失去的领土），但决不承诺放弃最后的军事手段
邓小平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邓小平强调：“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1088]香港和澳门最后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回归祖国怀抱的，和平谈判之所以取得成功，那是因为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军事实力强大而崛起的中国，如果用简单的军事手段，可以更快地收回香港，但中国决定不通过武力这样做，宁可采用费时和费精力的和平谈判方式。正如撒切尔夫人在她的《通往权力之路：撒切尔夫人自传》（以下简称《自传》）中也承认的：“对于中国经济确切的规模和增长率是有争议的。但是人们知道：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有更加广泛的、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正在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潜力，并且中国还正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而我们则在削弱我们的国防。”[1089]用和平手段收回香港，也是充分地考虑到英国的利益之举，从一定意义上讲，香港真的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明珠”，香港也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样板”[1090]。因此，英国人是绝对不情愿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她的《自传》中形容：“在香港，中国人的天赋在英国人的政治和金融机构的框架内显示了出来。虽然香港只有600万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贸易经济使它在世界贸易中名列第8位。”[1091]所以，中国采取极大的耐心和谨慎的态度和英国人谈收回香港的问题，也是充分考虑到英国人的感受的。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但中央政府要通过派驻外交机构和驻军宣示国家主权，保护港人的安全和利益，宣示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而派驻的军队，决不会以增加香港的负担为代价，它只是微型的驻军，其国际意义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香港不是靠武力收回的，而是用和平手段解决的。从军事外交的内涵上和意义上讲，追求和平是中国军事外交的最高目标。中国此举向全世界展示，采取和平手段而非军事的手段是中国解决国际纠纷的价值取向。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收回香港后，一九九七年以后北京不派总督，不派头头。将来香港采取什么形式，由你们香港人去定。名字叫特别行政区。我们派个小军队去，不要香港负担费用。”[1092]
对于台湾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胸有成竹，进行过科学和高度战略的预见[1093]。邓小平在新时期的战略谋划同样高瞻远瞩，他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094]。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台湾“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095]。如果台湾当局接受邓小平的方案，不但两岸潜在的军事对抗从此消失，台湾军方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和大陆军方可以建立完全平等的军事互信机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外交平台下，共同参与诸多的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两岸及其周边的防务与安全，甚至在国际性的重大安全合作方面组成两军的合作机制都将成为可能。
（三）突出强调中国的强大与世界和平的正相关关系
强大必霸，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但这并非绝对如此。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以及中国的军事发展史三个方面作全面和系统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越是强大，越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绝不是相反。中国一切国际政治的根本动机是追求世界的和谐，和世界任何国家都和平共处，而且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真正理性的领导人（从这一点上讲，中国人民确实很幸运），愿意听取任何治理国际社会建设性的意见，愿意承担和中国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西方世界的政治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曾经担心苏联，发出这样的问号：“苏联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如果苏联领导人是有理性的人，也许稍微有点死板，但是愿意接受劝说，与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大同小异，那么与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确实将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1096]撒切尔夫人所希望的，在苏联是落空了。从这里我们不难推知理性的西方世界领导人对今天已经崛起的中国的心态，根据撒切尔夫人对苏联的疑问拿来作为今天西方世界对“中国行为”认知上的参照，中国带来撒切尔夫人所希望的“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绝不是梦话。
邓小平指出：“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1097]。中国不好战，而是爱好和平，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怕战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人也要勇敢地面对之，并且要打赢战争，能够打赢战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以这样的气魄向世界阐明中国人对战争的态度。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1098]世界已经走完21世纪的1/10的历程，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中国确实按照邓小平所讲的，正在强劲地发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繁荣的强大作用。
（四）主张中国要和广大亚太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应该包括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
邓小平指出：“中国同东盟各国搞好关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是我们的长期战略，因为超级大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威胁还没有消除，而且在继续增长。苏联的军事力量还在增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一些做法也不得人心，亚洲不少国家对日本也有忧虑。教科书问题你们也有反应，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很大，但它不是孤立的。前些年有个三岛由纪夫事件，这是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战后这种思潮在日本一直存在，它不仅是现在一代人的问题，还将影响后代人。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不能只是现在一代，而且还要包括后代。用这种教科书精神教育后代行吗？在日本有‘台湾帮’，是一大势力，还要建立‘满洲国’纪念碑。纪念这样的侵略行径干什么？我们不但现在，以后也坚持同亚太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对付超级大国的挑战。亚太国家主要是加强合作。”[1099]邓小平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用“军事合作”的表述，但从他此段的整个谈话的内容来分析，应该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合作，如果亚太第三世界国家不在军事上加强合作，一旦霸权主义者采用军事手段压迫广大亚太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挑拨广大亚太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而从中渔利，这些国家又缺乏军事上的应对战略与策略，岂不是很被动？所以，邓小平此处主要是指亚太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强传统安全领域的团结与合作。从近年来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发展来看，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确实已经确立了以遏制中国和打压广大亚太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战略，中国面临日益突出的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美国利用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的态势日益明朗化。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邓小平关于加强和广大亚太第三世界国家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的思想，对我们制定加强和广大亚太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战略与策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五）提出欧洲联合应对霸权主义的地缘军事思想
在两极格局对抗的时代，两个超级大国对欧洲展开激烈的争夺，苏联霸权主义当时对整个欧洲形成了强大的威胁态势，国际战略平衡有可能被苏联的霸权主义彻底打破。苏联的目标是企图使自己恢复到19世纪初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而它作为当代“神圣同盟”盟主[1100]，率领一大批向它俯首称臣并受其剥削的附属国，打着保卫“和平与正义”的旗号，随心所欲地行使镇压它认为的“不听话”的国家。一旦欧洲整体陷落于苏联的征服，那么中国面临苏联威胁的形势就会更加严峻。正如1977年1月8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在美国国务院八楼对基辛格等美国人的提醒一样，说苏联寻求扩张主义“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现象。举例来说，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就是，他们对东方采取的手段是声东击西，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西方国家。”[1101]这样一种对西方世界严重威胁的战略态势，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多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强调欧洲应该调动包括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内来应对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威胁。1985年4月17日，邓小平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时指出：“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霸权主义要称雄世界，第一个目标是欧洲。要取得欧洲，不一定采取正面进攻，那是下策，可以从两翼包围欧洲，特别是从中近东着手，取得中近东的资源，卡住欧洲的脖子。正因为国际战略态势如此，所以我们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欧洲只有联合，没有别的出路。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同时也希望有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欧洲只有在联合强大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很穷，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要靠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来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三中全会制定的目标也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1102]今天欧洲的战略态势有所缓解，因为对其构成最大的安全威胁的苏联的威胁已经解除。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和美国的一致性，导致它通过加强和美国的军事战略的紧密合作，通过北约东扩和欧盟的东扩，一反过去受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转而成为世界和平新威胁的潜在因素。
邓小平关于欧洲联合思想的战略环境在今天已经发生变化，但邓小平的地缘军事战略思想的灵魂仍然有效，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对世界和平造成重大威胁的因素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制定相应的战略与策略来加以化解，而不是坐山观虎斗、坐以待毙、坐视不顾。因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总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苏联霸权主义在欧洲得逞，中国就将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同样，美国的霸权主义今天十分嚣张，它的动作在很多情况下和我们虽然不是直接相关，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对中国的战略环境造成潜在的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应该对美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霸权行为，都应该认真地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按照轻重缓急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应对。
（六）中国的军事外交也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树立中国军队新形象的军事外交
西德前总理斯密特曾经做过西德国防部部长，他可以算得上是邓小平的西方最好的朋友之一，也可以说他是邓小平的超级粉丝，他在他的《伟人与大国》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邓小平的：“1984年8月28日，在所有的私下谈话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1984年使我们几乎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邓小平，第三位还是邓小平，他自己不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1103]由于斯密特有当过西德国防部部长的经历，所以他对中国这位中央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看法非常在意，他在回忆录中说：“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人和邓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他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400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35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邓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的年纪过大。‘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像我这样一位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任务。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70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80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团长应当由30岁以下的担任，师长也不应大于40岁。我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我插话说，我想像50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别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50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我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着密切的联系。’”斯密特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正处在他的生涯的顶峰。也许他感到满足的与其说是这一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他经过不断的斗争的60年之后，终于能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事业服务了。”[1104]斯密特虽然没有进一步写他想象中国军队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但可以相信，邓小平给他描绘的中国军队走向年轻化、正规化和现代化的情景，一定在斯密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裁减军队有力地树立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形象。不称霸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根本的国策。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性质的，中国也从未在别国的领土上驻扎过一兵一卒。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裁军100万，不仅是对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深刻洞察，也表明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诚意。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这么一个重要会议上，我想先就裁减军队这件事情，讲几句话。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1105]
（七）高度重视国际积极反响的军事外交
邓小平是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军委主席，在他感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完全立住之后，毅然决然要求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邓小平指出：“十三大后会加快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各级领导机构要年轻化，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改革。这一时期，我提出全退，但都不赞成，所以半退，保留军委主席。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党的需要，我还是可以起现在起的作用。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马克思召见，不会引起什么波动。在有生之年做好后事安排，非常有利”[1106]。邓小平指出：“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这次常委中有老的，有比较年轻的。当时我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1107]邓小平表示：“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军委要有个主席，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1108]同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信中说：“一九八〇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09]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邓小平多次主动要求辞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23日，李鹏在回答联邦德国《世界报》主编谢尔的专访，在谈到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指出：“邓小平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0多年，这次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他之所以退下来，就是要在中国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他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现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这种制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同时他也看到现代中国政局的稳定。作为一个有威望的、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他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仍然是宝贵的。”邓小平讲的他的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这不但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影响世界政治的重大事件，为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在邓小平退出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前，外国领导人就对邓小平主动让位给年轻的接班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意义特别重大的是，这是一个顽固的反共产主义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邓小平的评价：“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位共产党领袖体面和自愿让位，让精心选择出来的年轻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些评论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任何政府，包括民主政府，都是不寻常的，戴高乐不肯让位给他的显然的接班人乔治·蓬皮杜；丘吉尔不让位给艾登；阿登纳粗暴地拒绝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鲁德维格·艾哈德。当艾哈德对我谈到阿登纳对他的轻蔑态度时，眼泪夺眶而出。日本首相吉田茂是少有的例外。他仔细地准备了几个人（池田勇人、福田纠夫、佐藤荣作）作为他离开政治舞台后的接班人，从而使日本在约1/4世纪内一直遵循吉田茂的亲西方的保守路线。”[1110]
三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军事外交体现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思想
（一）主张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指出，“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国际上很长时间对此并无异议。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海军舰队去南沙群岛海域巡逻，随即对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派了驻军，并修了一个小飞机场。当时联合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世界上有权威的地图标明南沙群岛一直为中国所控制，菲律宾舆论界也提到过这一点。我对劳雷尔副总统说过，中菲两国友好，这个问题可搁置一下。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着使用武力。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毕竟是个麻烦的问题，应通过协商找到对和平有利、对友好合作有利的办法”[1111]。中菲领土争端是中国和周边国家领土争端问题的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早在马科斯总统时期，菲律宾即已开始强调它对南中国海部分岛屿的所谓“主权”，并在1970年派兵占领了其中的部分岛屿，中国对此一直持克制态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群岛的“主权”诉求更加迫切，它在南中国海上与中国发生了不少冲突碰撞事件。美军撤离菲律宾之后，它感到自己处在“中国威胁”这样一个“不利”的战略环境之下，所以它欲转而通过东盟的多边捆绑战略来解构所谓的中国挑战。[1112]近年来，菲律宾军方加紧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的中业岛建设通信和交通设施，菲律宾海军部队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宣称，“即使装备再差，空军也会誓死维护菲律宾领海完整”[1113]。邓小平提出的和有关国家领土争端的应对策略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二）“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军事外交思想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中国追求和平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需要几十年内在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才能真正把自己发展起来，向国际社会坦诚表明中国是真正爱好和平而不是好战，决不会自己主动挑起战争惹事。邓小平指出：“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世界上有人怀疑一旦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不在了，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会变。……不会变，变不了！如果中国想自己发展起来就需要这样做，谁也变不了。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1114]
（三）提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邓小平指出：“我想谈一谈顾全大局的问题。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1115]对外开放是中国国家建设大局的一个关键部分，军队直接和间接地参与到对外开放的大局之中，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军事外交，或者称之为军队的经济外交，但是这种军队的经济外交并不是说军队可以经商，这绝不是邓小平讲的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意。邓小平所讲军队服从的建设大局不是军队可以借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自己发大财，而是要求军队为这个大局让路，作出牺牲。军队是“吃皇粮”的军队，军队在对外开放中的任务是为中国的经济保驾护航，提供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而绝不是使军队成为与民争利的特殊经济利益实体。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军队的一些部门直接参与到经商活动中，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讲，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教训是深刻的。
（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军事外交
1989年5月1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谈到诸多军事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苏联的出兵，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对中日唯一的有领土争端问题的钓鱼岛所涉及的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介绍中国将以非战争手段，即“共同开发”办法解决。邓小平阐述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的主张；邓小平提到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在中国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提前两年还清苏联的军火债的问题，也提到60年代苏联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加强军事设施和导弹，屯兵百万，对中国人民构成严重安全威胁的问题；同时也没有忘记特别提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的友好历史。邓小平所指的是结束中苏两党两军两国之间“恶”的过去，但是友好的部分不但不能结束，要永远记住，在未来还应该发扬光大。正如邓小平说的，“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1116]。中苏之间“恶”的过去一旦结束，自然就为“善”的未来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我们从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良好的发展来看，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不计较历史旧账的对外政策思想是多么的高瞻远瞩。
（五）实事求是地对待裁军
马克思在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檄文中指出，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1117]。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中国政府曾不断地向美国人民发出忠告，向苏联人民发出忠告，警惕他们的政府随时可能带来的对世界和平的大破坏，提醒第二世界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不要轻信超级大国的“裁军”蛊惑，揭露美苏统治者的好战行为，同时也发展一些足够自卫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随时准备防止霸权主义对中国的进攻。邓小平指出，“在制止美苏两家扩军方面，中国无能为力。我们只是把真相说出来就是了”，邓小平强调，“我们双手赞成和平，但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手上的东西多了，双方都怕打。但只要在某一点上触犯了两国的利害关系，战争就可能会爆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美国和苏联裁军有道理，要某些西方大国裁军有道理，但要一些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裁军有什么道理？如果美国和苏联要裁军，那很容易，销毁一些核武器、常规武器就是裁军。不销毁算什么裁军？他们哪一家愿意销毁一些东西？人们总是希望裁军，美苏也拼命讲裁军，其实不过是一句空话。全世界人民倒是应该提高警惕，注意他们假裁军的后果所带来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做这样的准备要吃亏”。邓小平说：“目前，我们也搞点核武器。法国也搞一点，对法国搞点核武器，我们是理解的。英国也搞一点，不多。我们搞一点，理由是，你有，我也有一点。只有这么一个作用。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都销毁吧！”[1118]
（六）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军事胜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就是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革命的成功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所以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希望中国传授经验。由于国情的不同，具体的军事战略与策略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定，在中国成功的办法在别国不一定产生效果，这是由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谁真正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如果再有正确的军事战略策略与武器装备，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正如1975年3月，邓小平对安哥拉朋友所指出的，“根据我们过去同蒋介石斗争的经验，谁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谁能坚持团结，谁能坚持进步，人民就选择谁。人民是从这三个方面去选择的。一时的军事优势决定不了胜败问题”[1119]。邓小平给安哥拉的朋友们介绍了蒋介石军队在武器装备远远超过共产党且军队数量大大地高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情况下，为共产党所打败的情况，强调民心的向背决定成败，说明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能不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最后取得胜利。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军事外交
一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先进的军事外交生产力思想
江泽民指出：“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五中全会决定我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老一辈革命家把这样一副担子交给我，我深感责任重大。过去，我长期在地方工作，虽然对我们这支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关注军队的建设；以往从事的工作中，曾涉及原子反应堆及核潜艇设备的研制和雷达、通讯等电子设备的生产，直接为国防科研和国防建设服务，同部队的同志们有过一些接触；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兼任过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到一些部队去过，但毕竟对军队的情况了解不多。要很好地担负起这个历史重任，会有不少困难。值得欣慰的是，创建和领导过我们军队的许多老同志还健在，军委又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我决心同大家一道，竭尽全力做好工作，以不负全党全军的信任和重托。”江泽民特别提到邓小平曾经提出的：“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我们对国防科技高技术的发展决不能放松，同时要注意缩短常规武器装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抓出成效。这关系到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和世界和平。”[1120]
（一）提出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
江泽民指出，“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同时也将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国防建设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握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着重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整体效能。要加强国防科研，提高部队装备现代化水平。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建立和完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1121]。“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从根本上说，这两大战略任务是统一的，但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正确地把握和处理。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十分重要的认识。一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提高国际竞争力、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关键所在。国防建设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不能妨碍和影响这个大局。二是必须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努力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可能陷于被动，就难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能够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三是必须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国防建设不仅要服从而且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军队要为国家经济建设积极贡献力量，通用性较强的军事设施要实行军民合用，国防科技工业要能军能民。国家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国防和军队的需求，做到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增强国防能力”[1122]。在这里，江泽民提出了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国防建设才会有可靠的物质保障，国防实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而进行及时和有效地提升，军事外交才可能具备物质的基础，建立在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基础上的军事外交，才能真正发挥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作用。
（二）强调高新技术在军事斗争和军事变革中的作用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军事强国加快军队现代化，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竞争新态势，强调高新技术在军事斗争和军事变革中的作用，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努力借鉴外军的经验，为我军服务。江泽民指出：“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社会经济的面貌，也正在深刻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各种武器装备联结为一个有机体系，远程攻击能力大大增强，打击精度空前提高，杀伤力成倍增长。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也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全纵深作战、非线式作战有可能成为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基本交战方式。过去我们讲陆、海、空一体，现在已经是陆、海、空、天一体了，特别是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处在重大调整改革之中，作战部队高度合成，趋于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指挥体制纵向层次减少，更加灵便、高效。同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我军质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严峻挑战。”[1123]对中国而言，能否打赢未来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中国军事战略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军事自身先进生产力的建设当然是关键，通过军事交流，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战略盟友，借鉴外军的经验特别是现代军事强国的军事发展经验，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江泽民从世界军事发展的动向观察我军体制编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中借鉴外军经验的思路。江泽民指出，“在进行总体设计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优良传统和发展创新的关系、借鉴外军经验和坚持我军特色的关系、军队调整改革和国家整个改革的关系、深化改革和保持部队稳定的关系。总的说来，就是要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总目标，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努力，要体现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要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有利于未来作战的需要”[1124]。
（三）把世界军事强国的军事发展水平作为自身国防现代化的参照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考虑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时，总是把世界军事强国的军事发展水平作为自身国防现代化的参照，并结合自身的实际，确定自身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路线。江泽民指出：“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相继制定了二〇一〇年前军队建设的发展计划，并着手研究制定二〇二〇年以后的长期发展计划，努力用大系统的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思想指导军队建设，以争取二十一世纪的军事优势地位。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总体规划来统领，走一步看一步是不行的。要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基点，认真设计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1125]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条件下中国军事领域变革和发展的意义。江泽民指出，“我们是在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和核心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从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对军队现代化建设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形势，一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我们目光短浅、行动迟缓，就会被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远远抛在后面；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如果我们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就可以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1126]。在结合自身实际方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考虑自身军费的投入方面，不是一味地和军事强国攀比，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国军费开支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无论从绝对数看还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都是低的。一九九八年，国家直接用于军队建设的经费，大约相当于美国军费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法国、日本各自军费的三分之一。我们用比较少的经费，维持了一支世界上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军队，并不断有所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1127]。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军事安全因素的上升、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等严峻形势，对我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泽民指出，“当前，世界上一些军事大国都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军事战略调整。各主要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实质是，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谋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在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世界军事力量的总体规模虽呈下降趋势，但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质量水平却不断提高。不少国家放缓裁军进程，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发展高新技术武器和更新军备”[1128]。根据这样的形势，江泽民提出我军要在努力达到制海权、制空权和制信息权为目标的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着力构建以缩小我军与西方发达国家军队差距为目标的适应高技术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坚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我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坚持以世界军事强国的各种类型的作战模拟系统为参照，努力建设我们的国防评估系统为目标的科学决策的机制和手段这四个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四）着眼于未来的军事外交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更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为目标，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的国家安全保障和军事威慑力量的战略眼光，搞好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战略规划的指导作用，集中力量抓好一批战略性基础工程建设。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经费，集中投放到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基础工程上。六七十年代，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成功地搞出了‘两弹一星’，从而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核讹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而且促进形成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了国家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毛主席、周总理当年看得是非常远的。如果当时不搞‘两弹一星’，我国在世界上就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我们国家安全的形势也会大不相同。今天，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要想到未来，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保障和军事威慑力量。我们需要发展和建设的东西很多，都搞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目前我们没有这样充足的经济物质条件。要抓住几个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不然，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就没有我国的应有位置，我们就很难迎接未来的军事挑战，我们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上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遇到极大困难。必须深刻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和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按照‘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确定我们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重点。战略性基础工程一旦确定，就要集中一切所能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形成拳头，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抓出成果。总之，既要全面部署，又要真正突出战略重点”[1129]。
（五）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紧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和政治思想素质过硬、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才
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需要政治思想素质过硬、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才”[1130]。只有政治思想素质过硬并懂得现代军事知识的人才，才能算得上是先进军事生产力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才当然首要的是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加以培养，但同时也要向军事发达的国家派送军事留学生，通过国际交流来培养。1996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作出派遣军事留学生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从陆海空三军优秀军事指挥员、院校教员中挑选政治思想好、能力素质高和发展潜力大的，优中选优，其中要求团职35岁以下，师职38～40岁，且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意识。到2006年，我军军事留学已基本形成了涵盖世界军事理论和科技前沿领域的100多个专业的培训体系，适应了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形成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走自我培养和留学培养相结合的道路的完整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1131]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在于它有支撑这个文明的优秀人才产生机制，这种机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和完善。《国语·齐语》就有五属大夫向齐桓公汇报工作，齐桓公亲自过问他们的工作时说了这样的话：“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1132]当时的齐国之所以强大起来，和它的人才政策不无关系。今天党中央的人才政策是英明的，军队也好，地方也好都产生了大量的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才。
（六）提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的“国家战略能力”观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缜密观察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情况，提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的“国家战略能力”观。江泽民指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这次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需要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作基础。否则，这几场战争美国也打不起来。‘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部署，迅速调集了大批力量集结在阿富汗周围地区。如果没有相当的国家战略能力，这是办不到的。我提出要对九一一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就包括要研究美国如何运用其国家战略能力来应对严重突发事件这样的问题。增强我们的国家战略能力，要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抓紧研究”，“增强国家战略能力，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综合考虑和着手，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军事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133]。
我们在相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是以军事力量为主，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多种力量相结合的全面较量。同时，军事领域也不是单一手段的较量，而是既有对抗又有对话与合作的多种手段的结合，因此，开展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必须多种手段并用。在政治外交上，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侵略扩张，坚决抑制战争因素特别是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的战争因素的增长，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
在经济科技上，大力开展经济外交与科技外交，充分运用科技、经济等手段，使国际军事斗争格局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在军事手段的运用上，因情因势选择运用不同的军事斗争方式，在谋取不同的斗争效果的同时，更要不断创新斗争方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军事实力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显示军事实力等方式实行军事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是相对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最理想境界，但不具备打赢战争的实力，或放弃战争手段，则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斗争中获得主动地位和为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创造先为不可胜的条件。因此，相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必须强调战威并重，遏制战争爆发与打赢战争的统一。人民军队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实行由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无疑是战威并重的重大举措，是我国赢得相对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及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此外，相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还必须充分考虑国际影响，不能在国际社会中造成‘负效应’，更不能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要善于在国际斗争中利用矛盾，纵横捭阖”[1134]。
当然今天的西方世界相比较列宁时代列宁所希望的“帝国主义者之间”发生严重矛盾、冲突和斗争才能解救自己，并“要善于利用这些冲突的局面”[1135]已经不复存在，西方世界比过去“团结”多了。中国今天要在西方世界很“团结”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而且要生存得更好，最主要的就是要搞好自己的内政，发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当然通过外交手段，稳住西方世界，尽最大的可能营造中国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十分关键。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国家战略或者策略如果具备某种综合性，往往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也说过“战争是外交的继续和发展”的话，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强调战争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影响。非战争因素讲的就是军事加谋略的综合性考虑。
公元231～233年，波斯萨珊新帝国的创立者阿塔薛西斯一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这一地区，抗击入侵者；阿勒曼尼人再次跨过莱茵河上游地区，侵入罗马领土。为驱逐这些入侵者，亚历山大又亲自率军前往高卢和日耳曼地区，在那里，他把有力的军事打击与有效的外交活动结合起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7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了近4个世纪的分裂后又开始走向统一。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一个运用综合战略与策略的高手。他在对东突厥的战争中，通过军事进攻加外交攻势，有效地分解东突厥与西突厥的联盟。公元624～627年，东突厥人入侵唐朝，唐军在长安附近击退了东突厥的进攻。李世民采取了武力、威胁和外交等手段迫使东突厥签订便桥之盟[1136]。公元629～641年，唐太宗远征东突厥，他灵活地采取外交手段与西突厥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将东突厥投降的民众安置在内地，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划分突利可汗原来统属之地，设置都督府，又划分东突厥之地为六州，东面设定襄都督府，西边置云中都督府[1137]，以统治其民众，这些都督府具有半自治权的性质。1689年8月，由于康熙皇帝已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再加上清朝卓越的外交手段，迫使沙俄作出妥协，沙俄放弃了雅克萨及黑龙江河北部地区。《尼布楚条约》与1727年的《恰克图经济条约》相互补充，使中俄友好关系持续达170多年。
（七）深刻把握新的军事革命发展趋势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推动下，新军事变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质变阶段，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球，涉及所有军事领域的深刻的军事革命，并由此改变国际军事斗争格局。在这场军事革命中，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思考和探索。江泽民指出，“在人类战争史上，从使用木棒、石块等原始武器开始，先后经历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等几次重大军事变革。目前正在发生的新军事变革，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这场军事变革从酝酿、产生到发展，经历了近三十年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越南战争后期，‘灵巧炸弹’和第一套 C3I 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出现，是新军事变革的萌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美苏等军事强国已拥有不少精确制导武器，实现了初级的指挥自动化。英阿马岛战争等局部战争，使新军事变革初露端倪。海湾战争是新军事变革的一个转折点，展示了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雏形。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推动下，新军事变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质变阶段，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球、涉及所有军事领域的深刻的军事革命”，江泽民指出，“纵观这场军事变革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冷战时期，美苏为争霸世界而展开的军备竞赛，强烈刺激了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争夺战略主动权的较量，成为新军事变革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新军事变革提供了技术条件。发达国家雄厚的综合实力，为新军事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为独霸世界全力增强军事力量，世界近期几场高技术战争的实践推动了这场变革的深入”[1138]。
江泽民在分析了美国三军信息化装备、美国的指挥自动化建设的情况和估计2020年前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主战武器装备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之后，突出强调制信息权是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和其他作战空间控制权的关键。指出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信息能力将发挥主导作用；拥有信息优势并能有效转化为决策优势的一方，就能够更多地掌握战略和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北约对利比亚的战争中已经得到初步验证，非接触、非线式作战将成为重要作战方式，体系对抗将成为战场对抗的基本特征。在以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标志的太空将成为国际军事竞争新的战略制高点等的未来军事格局发展态势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世界主要国家围绕太空展开的军事竞争，有可能改变国际军事斗争格局”[1139]。由于美国大搞以谋求建立攻防兼备的绝对军事优势的新军事变革，其进一步巩固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加剧了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技术装备上和美军的差距就拉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应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对中国的挑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首先是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问题上，提出把我军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为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战略指导的基本思想和原则问题上，主张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进攻的战略思想，因为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同时对我们开展外交工作和进行国际政治斗争有利；在创新我军军事理论的问题上，既要继承党的前两代领导集体的军事理论和思想，同时又要根据新的军事态势对军事理论加以创新，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创新我们的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思想，是摆在全军面前的重大课题”[1140]。其次提出了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涉及的军事外交问题，主要是“要认真借鉴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战略资源，迈好第一步”，指出“美国人认为，拥有关键技术手段的、精干的、经过改革的部队，会产生巨大的战略性影响。这个观点值得注意”[1141]，提出“我国幅员辽阔，边海防线漫长，周边环境比较复杂，特别是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军队必须保持一定的规模”，因此“不能简单地与美俄现役部队规模作比较，还要考虑他们的其他武装力量和文职人员等情况”[1142]，指出“实现联合作战指挥，是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要解决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要研究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但不能脱离我国和我军的实际。”[1143]
二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先进的军事外交文化
所谓先进的军事外交文化就是一国的军事事务以多边的或者双边的外交的形式，通过观念形态的作用力，在战时的国际军事事务中释放出对友方的引导力、凝聚力和推动力，对敌方的震慑力和对抗力；在和平时期释放出对现实和潜在的友方的引导力、凝聚力和推动力，对现实和潜在的敌方的震慑力和对抗力。而对中国而言，中国军事外交的文化之所以具有先进性，是因为中国没有将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看做敌国，而是把他们都看做朋友或者是可以争取的朋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144]，“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1145]。即使有些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和中国存在一些纠纷而使它们对中国存在敌意，中国仍然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和它们建立和发展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
（一）以永远不称霸的承诺和坚持正义战争的辩证统一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引导力
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公开表述的对外政策誓言和其内心世界的想法不是一回事的话，其外交政策一定会随着其国力的变化而变化。虽然新中国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力也相差很大，但是外交的根本方针和根本原则则是一贯的。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可靠的中国誓言，完全是发自中国内心世界的愿望和要求。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永远不称霸”的思想有如下几点：（1）指出“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1146]（2）“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压迫和欺凌，永远不会把这种痛苦加之于人。”[1147]（3）强调“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将来中国富强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1148]（4）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友好协商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将来中国富强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这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基本国策。”[1149]（5）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实向世人昭示，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早就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恪守不参加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永远不称霸等庄严承诺，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1150]（6）阐述“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各国政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151]。江泽民在国际或国内最重要的场合都阐述中国“永远不称霸”的理念，可见中国对这一理念是抱着一种完全真诚的态度和愿望并对中国奉告的这一理念完全充满信心。中国的发展用实践证明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的事实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真实可靠性。中国从2004年以来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都有“永远不称霸”的表述。其实中国作出“永远不称霸”的承诺，不但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的[1152]。
中国作出“永远不称霸”的承诺，但绝不是说放弃正义战争。毛主席曾经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1153]“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1154]
1991年6月期间，江泽民在关于海湾战争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虽然现在我们的经济力量还不是很强大，但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讲，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对外不搞侵略，也不去控制别的国家。海湾战争以后，怎样看待军事技术的作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要尊重科学，重视武器，但人是决定的因素。对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我们既要看到高技术重要性的一面，又要看到根本的决定的因素是人。特别是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1155]江泽民指出：“一千年来，人类文明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推陈出新的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中实现的。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神学统治。和平与正义的伟大力量，战胜了各种横行世界的‘霸主’及其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历时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体系，终于在本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宣告终结。各国人民的卓越创造和广泛交流，汇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浩荡动力。要和平、求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1156]当代美国发起的非正义的高技术战争虽然一时取得了胜利（比如它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但是并没有使它在政治方面占便宜，美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和失败的，从长远来看，这也必然决定美国如果继续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其走向灭亡的日子也不会太远，正是：一时之胜在于力，千古之胜在于理。所以中国坚持正义战争，坚决地和一切企图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打一场反侵略的人民战争并坚决地战胜之，是绝对有信心的，这也是对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一种积极的引导，使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相信，正义的战争是不可战胜的。
坚持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观点，仍然是影响世界正义力量的正确引导力。毛泽东同志讲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157]任何战争真正完全的胜利，都不是完全建立在武器的先进上的胜利，而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综合较量的结果。如果军人没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战斗作风、坚强的意志品质、持之以恒的纪律观念等精神力量的作用，胜利是不可能的，暂时胜利了，也是会迅速转向失败的命运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打败美式装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主要靠的是精神力量的强大和战争的正义性质，特别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只有我们自身坦然谋划的、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才是我们最终必然取得完全胜利的法宝的思想。信息化战争主要靠人的智力、技术水平和信息控制能力，这不但不意味着人民战争过时，反而使人民战争在信息化条件下更是大有用武之地。既然现代战争无前方后方之分，无军用民用之别，一国重要的政治、交通和经济等重要战略要害设施都将成为攻击目标，以达到摧毁对方战争潜力之目的。这就决定了未来战争将突出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战争实力更需要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综合因素的紧密配合才能显现出来。民心向背决定军政、军民能否一条心。我们看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所以使美国军事上能取得“轻松”的胜利，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以非正义的战争打击了一个也原本失去了民心的萨达姆政权。
（二）以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推动力
2001年8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推进安全对话和磋商，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解决好其他共同面临的跨国问题”[1158]。2001年10月，江泽民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还指出：“这些年来，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并先后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多边安全对话以及中国—东盟、东盟—中日韩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活动，建立了‘上海五国’机制。今年，我们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特别是实现了‘上海五国’由会晤机制向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的转变。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并将对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1159]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指出：“中国历来反对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最近颁布了导弹、生物和化学领域的出口管制条例。我们对防扩散的态度是认真的，履行了应该履行的责任。”[1160]江泽民三次有关国际安全所表述的重要理念，充分展示了中国通过安全对话，建构合作机制，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推动中国先进军事外交文化。
有效的、多边的和双边的安全对话，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说是事关重大的。因为对中国潜在和现实的安全威胁是现实存在的，比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筑起的军事同盟网所构成的对华军事包围等安全威胁，以及随着中国向全球范围内“走出去”而带来的全球范围的对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的安全威胁，内生性和外部输入的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安全威胁，都需要通过双边的甚至是多边的安全对话、防务合作、军事合作和军事互信等手段来解决。在中国的努力推动下，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 +1”、东盟与中日韩“10 +3”、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各种地区机制的安全对话合作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还在2006年4月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1161]白皮书还指出：“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局面”[1162]，中国“重视防扩散问题。”[1163]很显然，白皮书是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军事外交成就的总结。
（三）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对抗力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历来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为了有效地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和强大的人民军队，造成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大震慑效应，一直都是新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之一，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霸反强权思想，并在新时期根据新形势而有所发展和创新。比如，讲到中国的军事战略时，江泽民提出“积极防御”的理念，这就是具有结合今天的时代特点提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战略思想是积极防御，这不仅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对我们开展外交工作和进行国际政治斗争有利。所谓积极防御，就是攻势防御，包括战役战斗的进攻，也包括战略进攻。这些基本思想要长期坚持，不能改变。”[1164]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家安全保障和军事威慑力量的建构。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加强战略规划的指导作用，集中力量抓好一批战略性基础工程建设。……毛主席、周总理当年看得是非常远的。如果当时不搞‘两弹一星’，我国在世界上就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我们国家安全的形势也会大不相同。今天，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要想到未来，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保障和军事威慑力量。……要抓住几个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不然，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就没有我国的应有位置，我们就很难迎接未来的军事挑战，我们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上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遇到极大困难”[1165]。
建立起能够有效对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对抗力，并不是中国从此要主动地和它们对抗，而是在积极防御的前提下，取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敢轻易对中国下手，或者对中国下手后也占不了什么便宜的力量。而中国以防御为目的、以平等的对话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等军事外交文化，对怎样从军事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来源。
（四）建立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慑力量，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
中国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军队，是久经考验的军队，是真正能够担当得起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铜墙铁壁。新中国的解放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独立完成的，这和东欧国家当时的解放靠苏联军队的情况不一样，新中国的军队还是一支来自人民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1989年12月，江泽民会见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时，就向他全面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的铜墙铁壁般的作用，实际上暗示柯利达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可以吓倒的。江泽民针对英国企图消极抵制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严峻情势指出：“国际上有些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乱得差不多了，中国也只要推一下就倒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有十一亿多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是那么容易被推倒的吗？”[1166]
在加强威慑力方面，为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一是走复合式、跨越式发展道路。根据中国的实际，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江泽民指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目前，我军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军队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面临着机械化战争正在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严峻挑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我军必须完成向机械化和信息化转变的历史任务，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1167]“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旦实现，将全面提高我军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二是实施科技强军。江泽民指出：“制定和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海湾战争说明，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军事技术落后就容易被动挨打。我们做了大量调研工作，我也看到许多材料，并由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分别召开了海湾战争座谈会和海湾战争研讨会。我们强调，在世界科技进步迅速发展和世界军事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我军现代化建设，全军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加强军队质量建设。”[1168]军队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将实现由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由人力密集向科技密集的转变。实施人才战略，打造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才能建构世界一流水平的武器装备体系，建构以世界一流水平为参照并有中国特色的训练体制，同时也必须努力提高军队科学管理水平和军费使用的整体效益。三是深化军队改革。江泽民强调：“军队改革的基本任务，首先是要进一步调整改革体制编制。……要以精简五十万员额为契机，好好理一理我军的体制编制。要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对军队体制编制的重大影响，深入研究我军现行体制编制的优劣长短，深入研究建国以来我军历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军队体制编制的发展趋势，提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方针原则和总体思路。在调整改革体制编制的同时，要重视抓好政策制度的调整改革。这既是促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军的一个重要方面。”[1169]江泽民指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建设精干高效的常备军，是世界主要国家军队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共同选择。”[1170]军队应该根据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在改革中谋发展。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把重点放在组织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革上，建立和完善军队体制编制，使之成为在规模上适度、在结构上合理、在机构上精干、在指挥上灵便的体制编制。同时还要探索一套有利于调动官兵积极性的政策制度。四是加紧军事斗争准备。江泽民指出：“军事斗争准备作为我们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牵动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仍很突出。可以说，我们抓紧进行军事斗争准备，也就抓住了当前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我们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通过局部跃升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只要我们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我军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一定会胜利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任务，并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1171]人民军队要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应突出加强武器装备、联合作战能力等方面的建设，要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发展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五是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江泽民指出：“这十年中，我们还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我们提出并贯彻了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边境裁军协定，建立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我国同哈萨克斯坦解决了边境问题，同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也基本解决。这对于保持我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改善我国的战略安全态势，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同越南、朝鲜、老挝和韩国、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同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关系，积极谋求改善同印度的关系。我们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妥善处理领海争端，保持了南海局势的基本稳定。我们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同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我们在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发挥了重要作用。”[1172]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也是中国军方进行国际军事合作时的指导方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对外政策的“无为”，而这种“无为”，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来说，则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和威慑力。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173]和国际反恐合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1174]，以新安全观为宗旨和许多国家均建立起了广泛的军事安全对话机制[1175]，为国际军事安全环境的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的“威慑”观和西方国家的“强制外交”存在根本的差别。从根本上说，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价值理念和追求目标的不同。“强制外交”是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保加利亚索菲亚G.S.国防与参谋学院学者瓦廖里·拉契夫是这样定义军事外交的：“军事外交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外交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推进双边和地区关系的有效工具。军事外交的作用体现了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预防性外交和强制性外交。在预防性外交框架下，军事手段的目标是创造相互间信任的氛围，以促进两国间关系的改善。也可称之为平时防务外交。”[1176]应该说，对以谋求强权为根本目的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而言，其军事外交主要是突出强制性，具有先发制人之特点，是战略性安排，而预防性则主要是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策略性安排，并不占其军事外交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的军事外交则没有强制性之意味，主要体现预防性。中国把军事外交的预防性作为战略手段，而非一时的策略打算。
首先，在中国的军事外交理念中，不存在“敌人”的概念，也没有“强制”的成分。这是因为中国军事外交是建立在与西方人性“恶”相反的“善”的理念上。中国古代经典的军事思想认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177]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看，传统的儒家是一种从“善”出发的理念。“仁”“义”“礼”“智”“信”是“善”的体现。其中“仁”是核心，“仁”是爱自己，爱父母兄弟，以及把爱推而广之，爱他人，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1178]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179]是这类思想的体现。在“己”与“人”的交往中提出与人为善，友好交往，应该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1180]。面对“恶”，应当采取“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81]”这种“宽恕”的态度。面对“不同”，应以“和为贵”，以致“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1182]。在儒家看来，人的修为就是要达到“善”的境界，而这种善的根源，在于平静与和谐。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儒家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没有对现实世界的“宰制”和“征服”的冲动。与以“征服世界”的西方新教理性主义不同，儒教理性只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世界”[1183]。而发展到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其外交理念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提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的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延续。进入21世纪，“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以及最近几年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世界观，均体现出当前中国外交理念中的“善”[1184]。
其次，外交的目的是力图在外交活动中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1185]。从外交目的出发，中国和西方的军事外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但是，它们的目标指向和兼容性是不同的。中国军事外交目标是一种战略性的，顺应潮流发展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时至今日，安全与发展依然是中国所关心的两大利益。当前中国外交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2009年3月答中外记者问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现在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现在中国的外交不单单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问题，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是要直接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1186]。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1187]。军队要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总体外交和国防的一部分，中国的军事外交在当中应扮演护航者的角色，为中国的安全稳定和继续发展护航，根本任务是创造稳定和安全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间相互安全，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追求自身关键利益的过程中，中国谋求的是以合作安全维护自身安全，以共同发展促进自身发展。回顾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靠的不是对外称霸，而是对外开放。中国正是通过积极融入而不是征服世界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军事外交也是通过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进一步巩固“合作安全”的模式，追求共同安全，以求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军事外交开始追求“和谐海洋”，乃至“和谐世界”的营造。这一切都恰恰说明了中国军事外交的战略性考虑，把内部的安全和发展结合，把自身和外界利益紧密联系，这正是“不自生，故能长生”大智慧的体现[1188]。由欧洲、日本和阿拉伯湾三个地区的知名人士和经济专家组成的“巴黎小组”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助于别的国家的发展，并能使其发展得更快。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循环，是一种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更为高级的团结关系。”[1189]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中国的军事外交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中国军事外交彰显“战略”的全局观。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把“强制外交”当作“军事外交”的主要方式使用，也是战略安排，往往追求的是“非西方民主国家”政权的改变，而不是共同协商后的政策改变。通过推翻“失控”政权，建立“受控”的民主政权，所考虑的仅仅是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利益”，而缺乏对自身和他人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相关利益的协调考虑，归根到底，这种外交只是一种“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治标而不治本”的“单方”指向。
再次，军事外交是中国和西方追求和平的手段之一，不同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尊重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以交流合作追求“和谐”而求“和平”。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外，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以及非洲国家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在国际舞台上都成为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观。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要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1190]“和谐世界”中的“和谐”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中，“和谐”指的并不是“同质”化，相反，反对的正是世界的“同质化”，其前提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用合适恰当的“中庸”方法，实现整体的“和谐”统一。岂不闻“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191]。也就是说，相同事物叠加，并不能长久发展，而相异或有差异性的事物存在，才能协调并进，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新事物。作为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中国军事外交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广泛地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和合作。目前，中国军事外交致力于遏制地区或民族间的冲突，防止这些冲突升级。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在联合国框架下向外派遣军事观察员、维和官兵和警察最多的国家。[1192]面对冲突，中国主张和平解决。2007年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时就提到，以巴谈判要兼顾彼此。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为推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1193]。而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则是以强制推行“同质”求“和平”。在西方国家看来，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的，“民主国家”有对“非民主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战争是实现民主和平的“崇高使命”。只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变得和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于是，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对弱小、敌对的威胁国家以强权胁迫的军事外交实行西化；对于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则采取瓦廖里·拉契夫所定义的“巩固相互间信任，促进关系改善”平时防务外交，以巩固和扩大“民主”阵营的力量。这类典型例子就有北约及其东扩。北约内部的军事外交的目的是协调内部关系。而“东扩”则是有意把西方“民主”武装力量扩大，在地缘上进一步挤压其潜在对手俄罗斯。
当然，西方国家也有进行其他类似于中国“军事外交”实践的对外交往活动，如官员对话交流、军事演习、建立军事关系等。但是其难以摆脱固有的“对抗”思维理念，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也带有强烈的“胁迫”和“威逼”性。在交流层面上，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西方国家自身的内部成员所进行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性质是维护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以应付潜在的威胁。第二类是与敌对或潜在威胁国家的对话，对话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对手的意图。我们可以从一位美国学者和官员的话语中看出端倪。美国学者阿什利·泰利斯是这样认识军事外交作用的：“对外军事关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即派驻国外使领馆的武官可以起到一种监控军事技术、力量结构和组织方面最新动态的渠道作用。”[1194]在泰利斯看来，对外军事交往是出于监控他人的考虑。这种对抗性与控制性的思维，在2009年1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盖茨的一份陈述中也能找到一点痕迹。他谈道：“上一年，我和中国国防部长开通了直接的国防热线。中美军事交流正在持续发展，我们正在开始战略对话以帮助我们理解彼此的意图和避免潜在危险的误判。”[1195]单单从这一段来看是美国积极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旨在消除敌视和建立与维持两军信任。但是，只要结合前一段的陈述，就不难看出其本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领域的现代化会威胁到美国的基础投放能力和帮助亚太地区的盟友的能力……”[1196]同时，在操作层面上，西方国家的军事交往活动，大多局限于西方成员内部，貌似为“和平”，实质是另有针对的，如2008年11月韩美针对朝鲜在韩国浦项的军演，2009年6月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关系国针对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开展的军演，以及2009年8月美韩针对朝鲜进一步核发展的军演。以2009年美韩“乙支自由卫士”军演为例，其针对性和意图都是相当明显的，“自由卫士”的对立面不就是“专制暴君”吗？美国总统特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对朝鲜进行了外交访问几天后，余热还未散去，几天后在另外一端又与韩国进行针对金正日政权下的朝鲜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典型的“强制”加“外交”。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把军事演习当作是威胁用武的信号。可见，西方国家的军事联合演习，只是变相的“强制”“威逼”罢了。另外，西方国家与他们认为的“威胁”国家所开展的军事交往活动的确少之又少，如果有，层次也较低，军事技术含量较低，对先进的军事科技有所保留。如2006年中美为人道主义救援而开展的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又如欧盟把在军事技术和武器与中国交流的问题作为周旋于美中之间，与两国进行政治博弈的策略。由此可见，这类正常的军事交往往往被看做策略考虑。无论什么形式，西方国家所从事的军事外交离不开其“对抗”的思维理念，建立信任的预防外交也仅限于“西方内部”，“预防”的是内部联盟的瓦解及对内部成员构成威胁的国家。而对非“西方”使用的是吊着“胡萝卜”的“大棒”，美其名曰“外交”，以通过军事外交达到了解对手军事实力并最终达到控制对手之目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此“军事外交”与西方的彼“军事外交”无论是概念，还是实践，抑或是本质都存在差异。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军事外交的共同之处。比如，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或者称为不对称战争）的军事交流，采取的共同行动。在世界全球化席卷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变得更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越来越多的问题从一国国内发展为地区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问题，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单靠一国力量显然是应付不来，必须依靠多边的地区组织或者国际组织共同讨论解决。因此，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开展的军事外交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为全人类利益谋福祉。
三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军事外交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思想
（一）提出军事战略方针从来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思想
新时期的军事外交是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冷战后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军事外交的作用日益增大，防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借机发动侵略和防止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防止因领土争端引起的军事冲突等方面的防务合作和安全对话，都需要军事扮演关键角色。江泽民指出：“军事战略方针从来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从国家的大局出发，精心指导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密切协调，充分发挥我军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使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更好地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1197]在这里，江泽民把“军队建设”“军事斗争”“政治、外交”统一起来关注，体现了总体外交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军事外交的效用才会最大化，保卫好国家主权与安全、维护好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最终服务好国家的战略目标。
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关键是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除了政法机关保障作用和人民群众自觉维护安全稳定的环境之外，军队的作用也是一大关键；外部环境上，一个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通过广泛的安全对话、安全合作来现实，需要靠政治、经济、外交工作来营造，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队所展开的双边的和多边的军事交流与和平维持活动也非常重要。江泽民指出：“军事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责任十分重大。我们军队的同志，不管是做政治工作的，还是做军事工作的，都要懂得军事工作的重要性，知道肩上担子的分量，自觉从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利益出发，兢兢业业、完全负责地把军事工作做好，把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完成好。”[1198]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看来，人民军队永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江山的最坚强力量。江泽民指出：“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的国防建设不断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进。我们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199]
（二）提出军队应划清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要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
结合中国军事安全的实际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管理和军事技术，核心的目标是更好地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从而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和平生产活动提供安全保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这绝不是崇洋媚外的表现。江泽民指出，“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对部队产生冲击，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对干部战士的侵蚀也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况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注意分清是非界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1200]。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其很多优秀的传统和军事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军队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就一切都完美，不需要学习别国先进的治军理念了，相反，军队要保持先进性，在巩固自身优势的情况下，一定要把各国先进的治军理念学到手，但决不能产生学习了别国先进的军事理念后，就对我们自己好的经验和好的传统产生怀疑，认为自己的一切都不好，人家的一切都好，如果这样，那就是真正的崇洋媚外。在学习了别人的东西之后，如果认为人家的东西不怎么样，我们的什么都比别人强，这实际上是故步自封，不求进取的思想，在当今的时代，故步自封的倾向是存在的，崇洋媚外也不少见，相对而言，崇洋媚外的比重可能大于故步自封者。崇洋媚外的情绪所产生的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这种情绪在军队成为主流，那么西方和平演变中国就首先在军队取得成功，什么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中立化”等“西化”的错误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并形成气候。如果“西化”的观念在军队形成气候，那人民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中国又将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受苦受难最深的，还是最普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如何在和平条件下，使我们的军队始终保持解放战争时代的那种战斗力，如何让延安精神永远在军队闪耀它的光辉，这是摆在军队面前的一大紧迫的课题。
（三）强调军队要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事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
江泽民指出：“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事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眼界一定要十分开阔，胸襟一定要十分开阔，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1201]只有“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我们的人民军队才会对世界的安全形势有充分的了解。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中国军事外交取得的成就
《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密不可分。面对共同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努力以自身的和平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202]
（一）军事外交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
中国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但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把在联合国框架下将促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维和部队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以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投入工作，新建、修复道路8700多公里、桥梁270座，排除地雷和各类未爆物8900多枚，运送物资60多万吨，运输总里程930多万公里，接诊病人7.9万人次，圆满完成联合国赋予的各类维和任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955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遂行维和任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其中，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94人；赴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工兵分队175人，医疗分队43人；赴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工兵分队275人，运输分队240人，医疗分队43人；赴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工兵分队275人，医疗分队60人；赴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工兵分队275人，运输分队100人，医疗分队60人；赴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工兵分队315人。”[1203]
中国还积极参加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下旬开始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除了保护中国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船舶、人员安全外，还担任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的安全，并向航经该海域的外国船舶提供安全掩护。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截至2010年12月，海军已派出7批18艘次舰艇、16架直升机、490名特战队员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护航行动主要采取伴随护航、区域巡逻和随船护卫等方式，先后为3139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其中解救被海盗袭击船舶29艘、接护船舶9艘。”
（二）军事外交促进军事外交文化交流与发展
第一，在和平时代，建立军事互信是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有效途径。中国认为政治互信是基础，促进共同安全是目标，主张平等协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不针对第三国、不威胁和损害他国安全稳定是军事外交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平等、互利、有效的军事互信机制。
第二，《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已与22个国家建立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中俄两军于1997年建立战略磋商机制。2010年两军总参谋部举行第十三轮战略磋商，双方就国际战略形势、东北亚、中亚、南亚及两军合作等问题达成诸多共识。”“中美两国在防扩散、反恐和双边军事安全合作等领域开展磋商。1997年，中美两国建立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2009年6月和2010年12月，两国举行第十次、第十一次国防部防务磋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2009年2月和12月，中美举行第五次、第六次国防部工作会晤。”
第三，中国高度重视和周边国家的军事互信。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与蒙古、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建立防务安全磋商和政策对话机制。定期举行不同层级的磋商对话，主要探讨亚太安全形势、双边军事关系、地区热点等问题，对促进相互理解、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中国还和欧洲的英国和德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阿拉伯国家等进行战略磋商和对话。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09年9月，中德两军举行第四轮防务战略磋商。10月，中澳两军举行第十二次防务战略磋商。2009年3月和2010年6月，中国与新西兰举行第二次、第三次战略对话。2010年2月，中英两军举行防务战略磋商。11月，中国与南非举行第四次防务委员会会议。中国还与埃及建立防务（合作）委员会会议机制，与土耳其建立军事合作高级对话会机制，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防务磋商机制，拓宽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防务交流领域。”
第五，中国的军事外交文化，通过在护航国际合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与有关国家和组织建立互通共享情报信息的常态化机制，与欧盟、多国海上力量、北约、俄罗斯、韩国、荷兰、日本等护航舰艇进行指挥官登舰互访24次，与俄罗斯开展联合护航行动，与韩国护航舰艇进行海上联合演练，与荷兰开展互派军官驻舰考察活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会议以及‘信息共享与防止冲突’护航合作国际会议等国际机制。”
第六，在中外联演联训中坚持中国的军事文化理念。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外国军队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坚持的原则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方针和战略互惠、平等参与、对等实施的原则”。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截至2010年12月，人民解放军已与外国军队举行44次联演联训，对促进互信合作、借鉴有益经验和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三）军事外交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第一，中国军队和外军的联合军演，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考虑的。比如，反恐、海上生命救援、人道主义医疗救援、海上贸易安全等军演次数多。[1204]
第二，以平等、互利、共赢为原则开展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合作。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发展与友好国家的防务技术合作关系，与一些友好国家建立政府间军工技术联委会机制。鼓励和支持军工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一些国家采取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式开展军工技术合作”。中国与别国防务技术合作以“防扩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在军品及相关技术出口时牢牢把握提高接受国正当自卫能力，遵守不损害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不干涉接受国内政原则，为此，中国对军品出口企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对军品出口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措施，这都是从世界人民的安全利益考虑的。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灾难救援。参加政府组织的国际灾难救援行动，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大光荣任务。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自2002年向阿富汗提供救援物资以来，人民解放军已28次执行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共向22个受灾国提供总价值超过9.5亿元人民币的帐篷、毛毯、药品、医疗器械、食品、发电机等救援物资。2001年，由北京军区工兵团官兵、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和中国地震局专家组成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开始参与国际灾难紧急救援行动，迄今已8次赴受灾国执行救援任务。2010年1月，中国国际救援队和人民解放军医疗防疫救护队赴海地参与地震救援，执行人员搜救、紧急救护、卫生防疫等任务，累计救治当地伤病员6500人次。2010年9月，中国国际救援队和人民解放军医疗救援队、直升机救援队赴巴基斯坦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累计救治当地伤病员3.4万人次，直升机投送物资60吨。”
第四，在边境建立信任措施。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3年9月和1996年11月，中国与印度先后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就1996年建立信任措施协定有关条款的具体实施办法达成协议。1996年4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中国与上述国家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对长达7600多公里的中哈、中吉、中俄、中塔边界一定纵深内的作战部队与武器装备进行裁减，每年组织相互视察活动，监督和核查边境地区信任措施落实情况。1998年12月，中国与不丹签署《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忠实履行军事领域边境信任协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防部分别与朝鲜、俄罗斯等国相关部门签署《边防合作协议》，建立三级会晤机制，及时通报边境信息，协商处置重要边境事务，为边界两边人民的安宁作出了贡献。根据《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政府与多个陆地邻国签订国界管理制度协定，明确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秩序、保护与利用跨界河流、建立边境地区联系制度、协商处理边境事务等合作措施。建立边界代表制度，负责与邻国协商处理无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边境事务。中国边界代表由政府任命、边防部队领导担任，在当地军事机关、外事部门指导下工作。边界代表定期交换边境相关信息，防范和处理各类边境事件，配合做好口岸管理、跨境运输、渔业合作、环境保护、灾害预防等工作。”
第四节 本章小结
从促进先进军事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军事外交主要体现在，通过和苏联的广泛的军事合作，谋求建立中国先进的军事生产力，推动中国军事事业的现代化。从军事外交文化的意义上讲，是以谦虚好学和独立自主相统一建构自己的先进军事外交文化。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以谦虚的精神学习苏联等军事强国的先进军事知识和经验，学习包括苏联经验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军事知识，使之形成“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一中国化军事知识和经验，才是正确的、才能真正形成中国军事体系的先进性；在军事合作中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突出强调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的同时，要拒绝依赖别国的思想，要培养自身的独立自主精神；主张学习别国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创新和自我发展。如果学习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只能是低水平的学习。只有在脚踏实地地学习并真正做到消化吸收别人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实现自我发展，并建立起自己强大的自主创新体系，才是学习的目的所在；主张把学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军事科学方面的成就和同时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我军的战争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才会成为有源之水，同时主张学习欧美国家的军事技术，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学习，而非片面的学习；高度重视国际关系史中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时刻提醒西方国家不要犯当代版的“慕尼黑”错误，是中国先进的军事外交文化的一部分。从军事外交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讲，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军事外交为人民。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为保家卫国和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组成自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军事合作。中国人民自愿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为了彰显中国人民自愿军是一支真正的和平军队，在停战之后，考虑到朝鲜人民已经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为了不给朝鲜人民增加负担，中央决定自愿军从朝鲜全线撤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中美在未建交的情况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美国解决了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为核心的涉及诸多军事领域的问题，达成美国不支持“台独”和从中国的领土台湾省撤军等重要协议，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有力地实现了全体中国人民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
从军事外交促进先进军事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通过军事外交促进中国先进军事生产力的发展。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先进的军事科技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人家不可能慷慨地给你，人家甚至会对你采取全面封锁的政策，但是事在人为，只要积极引进，还是可以有所斩获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国防的现代化是保障中国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的安全保障，如果单纯地认为改革开放只是民用领域的改革开放，这样的改革开放是不全面的、不对称的，在经济和民用科技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在经济和民用科技引进外资和技术取得突破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引进国防领域的科学技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军用外汇的分配、使用，重点是航空工业和装备”的思想，提出军事生产力中领军人物年轻化要“借鉴外军经验”的思想。从先进军事外交文化理念的意义上，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外国先进的军事知识，尊重在借鉴和引进外国军事知识和文化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人；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包括收回失去的领土）、尽最大限度地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但决不承诺放弃最后的军事手段；突出强调中国的强大与世界和平的正相关关系的思想；提出中国要和广大亚太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应该包括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超级大国和企图重新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挑战；提出欧洲联合应对霸权主义的地缘军事思想。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维护国内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军队。通过裁军，树立中国军队的新形象。从体现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意义上，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军事外交的息事宁人作用，用中国追求和平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的“摆事实”和为什么中国需要几十年内在的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才能真正把自己发展起来的“讲道理”的方法，向国际社会坦诚表明中国是真正爱好和平而不是好战的、决不会自己主动挑起战争惹事的军事外交思想；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的军事胜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就是能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思想。
从军事外交促进先进生产力的意义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根据世界军事强国加快军队现代化，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竞争新态势，提出高新技术在军事斗争和军事变革中的作用，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努力借鉴外军的经验，为我服务的思想；强调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更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为目标，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的国家安全保障和军事威慑力量的战略眼光，搞好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的思想；提出为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紧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和政治思想素质过硬、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才的思想；从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情况缜密观察得出结论，提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战略能力”观；指出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推动下，新军事变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质变阶段，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球、涉及所有军事领域的深刻的军事革命，并由此改变国际军事斗争格局。从军事外交文化的意义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永远不称霸的承诺和坚持正义战争的辩证统一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引导力；主张以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推动力，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对抗力；在体现军事外交文化先进性的威慑力方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威慑观，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从军事外交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思想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军事战略方针从来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思想。指出新时期的军事外交是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提出军队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思想。提出划清包括“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才能真正做到和做好“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提出以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为重要关注点，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事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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