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
在中国上古的诸子百家中，墨子恐怕是少有的几个主张采取科技加外交的力量创造和平的圣贤之一。他以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实力为后盾，再辅之以外交手段，防止了一次又一次“大国”对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征伐。他在《七患篇》中说：“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墨子》现在的五十三篇之中，就有十一篇专论防守技术。他阻止了公输般的九次攻击，而且告诉楚王：“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最后无可奈何地下决心：“善哉！吾请无攻宋矣。”[1206]终于阻止了一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我们可以说，墨子的和平观不但是贵“义”的和平观，而且也是贵“势”的和平观，他以实力为后盾，提倡和平，更创造了和平[1207]。
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对外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了解，更谈不上和外部世界有广泛的科技交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莱卜曼（David Laibman）就说过，中华文明拥有四千年之悠久的历史，伴随高度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创造了在世界上处于主要地位的技术和文化优势，在那个时代，当世界的另外一部分人们，明显的如欧洲，相比较而言仍然大大地落后于中国，然而，资本主义戏剧性的突破却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成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强有力的外部力量，而不是相反。[1208]晚清的中国意识到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性，也催生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但为时已晚，在国家主权已不保的情况下，开展任何形式的科技外交都只能是杯水车薪，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救国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在国家主权恢复的情况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科技外交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想要真正地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就必须在科学技术上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人朝思暮想要实现全方位的科学技术的腾飞，因为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有西方学者就指出，“中国为许多观察家视为崛起的技术超级大国，这的确是中国领导人的目标，从中央到省和大城市的领导人们都拥有如此的渴望”[1209]。应该说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梦想的评价并不过分。
一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的生产力思想
（一）认真学习一切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的出发点
今天，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可以说不是问题，可是在旧中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可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大革命，特别是提倡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所遇到的思想上的抵制，更是非常的突出。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毛泽东于1956年就提出应该避免“武断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缺点。他严肃批评那种“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的一概排斥”的做法，认为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一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1210]。他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1211]毛泽东在提倡我们学习别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212]毛泽东科技外交思想是开放性的外交思想，但是对新中国这一开放的思想，持积极响应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成员，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对中国是采取全面封锁的政策。这是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态所决定的，这也是西方列强遏制中国发展的基本形态所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是加快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有力保证
第一，新中国非常重视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科技合作。1952年5月6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与技术合作协定（是新中国成立后同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即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科学与技术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同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其历史意义超越了中捷两国的范围。其一，开创了中外科技合作的模式，建立了一套管理合作的办法，即在协定的基础上通过双边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形式，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其二，带动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同我国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国际科技合作很快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不仅引进先进技术，也向国外输出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新中国成立以后近30年中，中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主要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向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和资金援助，开展科技协作和交流。在1952年5月至1960年6月间，我国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朝鲜签订了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21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给予了中国大量的经济、科技支持，1959年2月7日，中苏签订了1959～1967年间在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器制造、电机、无线电技术、建材等78项大型项目的协定。“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1214]，这些对于建立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和创造科技发展条件发挥了重大作用，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合作的协定。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1953年3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一个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苏联，为时3个月，这是中国科学界向苏联学习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全面引进苏联科技管理的经验与模式影响重大，并对中科院学部的建立和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这次代表团访苏的任务是：其一，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其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其三，就中苏两国科学界合作问题交流意见。这个代表团以钱三强为团长、张稼夫为团党支部书记、武衡为秘书长，在历时3个月的访问中，对苏联78个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11所大学以及许多任务矿、农庄、博物馆、天文台等进行了访问，并同苏联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听取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特为中国代表团组织的7个全面性的报告。[1215]1954年，中国科学院聘请了苏联土壤学家柯夫达任中国科学院总顾问，一年后又由电业专家拉扎连科继任。他们对中国科学院学术活动、学部的建立、长远规划的制定、奖金条例的制定均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1954年11月，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章程，签订了双方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科学技术援助的相互义务的议定书。1955年4月，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中国，12月苏联科学家访华团访问了中国。中苏科学家在广泛领域进行了交流与合作，从交换期刊、图书、标本和资料，扩大到交换情报、就有关科学问题进行咨询、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各方面的学术会议、互派科学家进行短期讲学等。[1216]
“我国从1950年开始向苏联等国选派留学生。据统计，到1960年，共向苏联、东欧地区国家、朝鲜、古巴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78人。其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8310人，约占派出留学生总数的78%，另外，加上其他经济业务部门选派的留学生、实习人员共约达1.2万人。……1951～1960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每年至少有200人，高峰时达到2000多人，总数达到1.4万人，约占10年中派出留学生总数的90%。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接受外国教育的人员。中国今天第一流的科技专家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的留苏人员。当年派出人员中，回国人数达全部派出人数的95%以上。这些留学生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多数人成为我国科研、教育、文化、外交、国防以及经济建设各领域的技术骨干或国家重点建设、重点科研课题的承担者和组织者。”[1217]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基本上回到了消化吸收中苏科技交流所留下来的成果并将苏联科学技术中国化的问题上来。应该说，中国是把外国的先进技术本国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本来是由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致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这样说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九十几年前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永远不会过时。”[1218]毛主席所说的“休戚与共”“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并不是口号，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新中国各项事业都大大落后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先锋国家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事业上帮助中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发展起来了，反过来也会给苏联以极大的帮助，在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前的1959年，宋庆龄先生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谊——人类向未来跃进》指出，“社会主义的存在，特别是具有强大力量的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强大的因素，它可以帮助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在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源源不断的相互支持和帮助对于这个体系本身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1219]宋庆龄先生讲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的物质和精神之支持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意义。苏联外交学家列昂节夫在他的《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著作中也明确指出，“在平等互利条件下的相互帮助，已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常关系的实践”[1220]，“从历史上讲，五十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社会主义在它的头五十年中本来很可能没有多少进展，甚至还有可能在它的诞生地暂时被国际的反革命力量压倒，这类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社会主义之所以反而在此三十年稍多一点的期间内就传播到了世界上广大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如果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化没有能够及时地实现，那么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就不会有雄厚的力量来对付1941年纳粹的突然袭击；要在苏联重建社会主义并把它传播到其他各地，就可能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强制实行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工业化和整个这场战争，使苏联丧失了两千多万生命并遭受了说不尽的痛苦，但是这个重大的牺牲没有白费，作出牺牲的苏联人民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1221]但是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对中国帮助太多会让中国做大，到时候反而会威胁苏联的安全与利益，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苏联一味无原则地和美国搞“缓和”，搞“和平竞赛”，搞“核裁军”，使中国深刻地感到自己被苏联所出卖，中国的生存与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已经事实上转而从中国最亲密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向中国最危险敌人之方向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看清了这样一种不祥的发展态势，果断地和苏联分道扬镳，不但很好地维护了中国之尊严，也极大地维护了中国的生存与安全。正如1967年美国《外交》季刊一篇论文所分析的：“任何中国政府都会担心突然什么时候俄罗斯就会将中国给出卖掉，因为在近代俄罗斯人多次出卖过中国——苏联要么拒绝给北京核武器，要么赞同处于发展相对落后世界的中国之野心，除此之外，有鉴于中国对俄罗斯人控制了曾经为中国领土之怨气，在中国与苏联之间4000公里的亚洲边界也将是一个潜在的麻烦之源。”[1222]俄罗斯在历史上多次出卖中国，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但至于说中国将来会和俄罗斯在中国失去的领土问题上和俄罗斯叫板，则在事实面前被证明是错误的。今天中俄两国的发展史表明，过去沙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中国并没有因此把账算在今天的俄罗斯人民头上，中国是向前看的中国。俄罗斯人懂得用事实解释一切，但是当时的苏联统治者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清楚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对外政策的和平趋向和“息事宁人”的价值观，苏联是世界超级的“中国通”，它主要并不是担心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后会提出要收回历史上被沙皇俄国抢走的中国土地，而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后动摇它老大哥的地位。因为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新中国百废待举，各方面还很弱的情况下，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由于施行过度干涉阵营内部小兄弟的内政，加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拨离间和暗中经营，已经使那么几个小兄弟很是不听苏联的话，很是不买账了。也许是越担心的事情越要发生一样，苏联自身的不自信和不坦然，也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或者称之为心理原因），而一个自信、坦然、讲诚信的中国，反而是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正是因为中苏之间存在的团结因素并非铁板一块，所以，苏联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反复地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挑拨离间，最终上了大当。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就露骨地说道：“要分析苏联和赤色中国的关系是不简单的。也许在这里这样说就够了：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不一定会由于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对于中国，苏联人也许会发觉他们正在冒着比他们想到的更大的危险。同共产党世界周围国家打交道的问题，源源供应中国所需物资的困难，如果配备原子武器中国将表现出的新面貌——这些以及其他的因素，使得一个目前看起来在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很巩固的联盟有了造成紧张的足够内容。”[1223]在当时类似这样的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的“报告”和理论在美国的学术圈中是相当普遍的，它们对苏联领导人的“提醒”与暗示作用不可否认肯定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促使中苏关系破裂的关键外在因素。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达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墨子曾经所设想的“兼相爱”的程度，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又通过密切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达到了墨子所设想的“交相利”的水平。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间当时真诚的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合作，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间政治团结的巩固。中苏随后政治上的分裂，实际上核心的因素是苏联首先在两国的经济合作与科技合作上作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破坏行动，也就是说，破坏了中苏政治团结的经济和科技基础。
第二，中国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科技方面的新突破，也为苏联提供了相应的科技支持，而且中国对苏联的科技服务，强调质量保障和实事求是。1960年1月15日，聂荣臻给周恩来、邓小平并中央书记处的一份报告说：“苏联要求我们提供的科学技术成果资料比往年有显著的增加，而且过去苏联只是向我们要中药、手工业、轻工业和菜籽等传统技术，现在向我们要的都是新技术了。处理苏方要求的原则，拟本着积极热情、实事求是的精神，凡我们能承担的，予以承担，并要认真负责。”对此，周恩来批示说：“凡我们正在研究和试制过程中还未生产定型或者作出肯定结论的，不要承担。更不要勉强凑数，承担的百分比即使低一点，也不要紧，这才合乎实事求是的精神。”[1224]
第三，在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时，强调不仅仅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也注重加快发展自己，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向兄弟国家提供中国的科技服务。1959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时表示：“关于援助问题，说明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国家，加上生产建设经验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不够，因此，能够帮助兄弟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力量有限，真正要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成绩，还要过一个时期。今天的力量能够做到的我们尽量做，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些事情今天还办不到的我们也告诉蒙古同志。例如改造沙漠，这是要克服自然力和向大自然挑战的事情。目前我们只是在陕北榆林地区作些小范围的试验和考察，至于大规模的改造，那是要在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才能解决的。将来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些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就无代价地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和帮助你们。”[1225]
第四，在和苏联的科技合作中，逐步认识到独立自主发展自身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鉴于苏联在科技合作和援助方面对我处处卡紧，国防科技已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尽量控制，对协议一拖二推三不理的现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周恩来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技术合作：（一）是协议，仍然要，不再催。（二）新项目，新要求，少提少要，而不是一律不要，否则也会引起相反结果。（三）例行技术合作，少提为好。”“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仍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研究员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对来我国的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1226]
第五，要有目的、讲效率、有方向、有针对性地学习别国的先进科技，真正实现引进科学技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周恩来针对国内派人到国外作科学技术考察存在的问题指出：“对出国考察人员的审批要严一些，出去的时间要错开一些，不要一个时期集中在一个国家。有些国外的东西并不那么先进，那就没有必要去考察。有些考察得不适当，不仅没有取得东西，反而把我们的底都漏给了人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一定要把住这个口子，对出国代表团、科技考察小组负责抓总。”“组织工作绝不能大而化之。”在谈到驻外使馆的任务时说：“各个不同地区的使馆应有不同的任务，有些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好科技调研。”“驻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技知识，夫人们也要学一点。我们的干部既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一定的科技知识。”[1227]
（三）寻找和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列宁就指出，美国“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对于研究现代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演进来说，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国家。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各种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还是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1228]
列宁在设计俄国革命后应该采取的国家建设方式时指出：“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1229]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改革和调整其生产关系，特别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强劲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此外，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程度都不高，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1230]
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开明、具有战略眼光的领袖，他提出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并不仅仅限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应注意广泛性和长期性。我们要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有益的东西，只学一个国家就单调了，不利于我们的发展，不利于克服缺点。”[1231]他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起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232]毛泽东在1956年所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1233]周恩来指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则应该虚心学习。”1956年8月，周恩来对来访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说：“中国正在建设，需要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中国是开放的，欢迎你们来。如果日本开放，我们就派人去学习。”[1234]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思想，对于开辟我国同西方国家的科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逐步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石化、矿冶、机电等多方面的设备和技术共84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先后引进苏联、西欧技术，建设成了我国第一石油化工基地。1960～1966年，我国引进西方技术用汇达2.8亿美元。1964年8月21～31日，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会议宣读和讨论了200多篇科学论文，毛泽东等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接见了中外科学家。这也是中国科学事业对外开放的一个盛举，加强了中外科学家的了解和交流，促进了中外科技的合作与往来。
20世纪70年代以后，毛泽东外交政策打开了中国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外界环境条件发生了良好的变化，使得封闭多年的中国得以扩大与外界的交流。1972年前后，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决定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家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为提高我国的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当时还尽可能向国外派出考察人员，了解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973年，仅四机部就向日、美、英、法等9个西方国家派出了17批考察无线电技术的科技人员。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贫穷落后时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1235]随着在和平与发展条件下东西方国家共同利益的扩大，即使是西方国家精英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切，愿意通过他们的绿色技术上的优势，以环境外交为手段，“把目标放在如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关键的国家（pivotal states）对他们提供环境意识方面的援助。”[1236]
以美国为例，与美国开展科技外交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和野心在全球占首要位置的国家，并且将长期维持。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将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然而美国是在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必须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以此来使现代化取得成功”。[1237]事实上，美国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了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对美国的作用，“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能力将使得中美未来的合作能够带给美国比以前更大的效益”。[1238]随着全球非传统问题的不断扩大，如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也需要中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2009年2月13日在亚洲协会发表了演说，她首先指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美国无法单独解决全球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世界也无法解决它们”，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美国政府相信努力创造与中国共同关心的领域以及与中国分享机遇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尽管存在分歧，中国和美国还是有广泛的事物需要合作，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中东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还有环境保护”，“本周奥维尔·斯科勒及夏伟在时代杂志的评论提醒了我们，在清洁能源和提高效率领域的合作提供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从整体上深化中美关系。因此，我们将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技术转让，以此惠及两国。并实施其他一些可以保护环境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1239]
目前有一些发达国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实用的技术交流项目，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借鉴，学习人家这样一些项目的先进机制，作为中国促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比如，美国有这样一个“克林顿倡议”，它主要是通过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解决导致饥饿的根源，以使发展中国家农业更富有成效和有利可图[1240]，“克林顿倡议”已经实施了五年，它是美国和中国竞争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一个缩影。
二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文化
（一）社会主义国家科技越发展，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能力就越强大
马克思明确地指明资产阶级掌握科学技术话语权的可悲性和残忍性，暗示了先进的生产力必须掌握在先进的民族和人民手中才会带来社会的、世界的真正的和平与福祉。他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241]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在真正爱好和平的新中国手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还会远吗？难怪邓小平论述科学技术时特别地把它与维护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242]毛主席曾经指出：“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1243]毛主席深刻而清晰地论述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持久和平之关系。
（二）战略的全局性、联系性、坚定性、乐观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外交思想总是充满了全局性、事物之间的联系性、意志的坚定性等特点。比如列宁曾经谈到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时，他总是希望经济合作的效益能够最大化地体现出来，这就是科学技术因素在经济合作中的体现。他说：“为了保护我国的原料产地，我们应当执行和遵守科学技术规程。例如，在出租森林时，必须规定要合理经营林业。在出租油田时，必须规定要同淹水现象作斗争。这样就必须遵守科学技术规程，进行合理开发。这些概念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呢？是从俄罗斯和外国的法律中得出来的。这样就可以消除一种顾虑，即认为这些规程是我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否则恐怕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同我们谈判。我们所吸取的是俄国和外国法律中已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把俄国法律和一切外国法律中好的东西都吸收过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保证达到现在先进资本家所达到的标准。这是一个相当实际的标准，它所根据的并不是资本家最害怕的共产主义的幻想，而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我们保证，在签订这些合同时，租让合同的各种条件、各个方面、各项条款都不会超过资本主义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个基本原则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应当根据资本主义的关系来证明这些条件是资本家可以接受的，并且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当能从这里面得到好处。否则，一切关于租让的议论都是空谈。总之，我们所提出的都是资本主义法律所承认了的。大家知道，在技术改良和技术装备方面，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大超过了我国目前的工业。”[1244]包括科技外交思想在内的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思想，拥有全局性、联系性、坚定性和乐观性几个方面的特点，它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毛泽东科技外交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政治文化基础。在今天，以解决全球性诸多问题的科技合作，仍然必须以全局性、联系性、坚定性和乐观性的思想来应对之。
毛泽东审时度势，他的科技外交思想依据的是一系列基本的战略原则。他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具体策略进行了相应调整，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的科技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首先，他主张应该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科技外交。所谓战略利益，就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长期以来中国对这个问题没有充分地认识，过多地考虑暂时的利益，同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迷信，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腐败的，包括科学、技术和文化，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而当时中国还处于贫穷落后的时期，科技水平极其低下，如果光靠自己，则难以有所进步。在这样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1245]他还说：“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1246]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意识到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和与他国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苏联想借对中国提供科技援助以达到海军合营目的时，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而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1247]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强硬，提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1248]因此，毛泽东同志的科技外交战略始终是在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加强与他国科技交流与合作这一方向上的，因为这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以及整个世界的潮流。战略决定着方向和原则，策略则是手段和方式。在确定战略以后，就应当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策略，否则很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正确地把握策略需要有对局势的准确分析和丰富的外交经验。毛泽东在这个方面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能不能采取灵活的策略，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求实，才能对国际局势有正确的分析，才能正确区分战略和策略；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地运用灵活的策略。求实就是寻求规律，为此，人们首先要实践，要多次的实践，特别要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建议我国搞“两弹一星”科学项目，由于合乎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创新精神才真正起了作用，因此成功了。同样，他多么想在他生前看到“高峡出平湖”历史工程的伟大胜利。可是专家论证指出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具备上“三峡工程”的条件，毛泽东毅然搁置了这个宏伟的设想，他对自己的下属同志说：“脑壳上顶200亿万吨水，你怕不怕？”这是一种伟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是片面强调战略，而忽视策略的灵活性，不是毛泽东的科技外交。
把一些暂时不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这是灵活性的一种具体体现。有些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在短时间内要消除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困难，那就把问题先撇开，先进行合作和交流，交换意见，通过来往，通过交流，互相增强了解和信任，当双方有了了解和信任，发现了共同点之后，再回过头来解决问题，就会比较容易一些。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使两国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毛泽东却指出：“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1249]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让步”，这也是灵活性的重要方面。让步可以理解为“等”和“变”，即等待于我们有利的时机或者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但是对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行为，是不能作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我们应从战略角度出发，采取各种灵活的和务实的策略，积极发展科技外交，为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外援为补充、独立自主为根本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式和引进适当的符合国情的东西，循序渐进地发展，否则不但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的灾难。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求我国的科技人才乃至劳动人民要富有创新精神，使科技事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样才能赶超世界上其他的发达国家。毛泽东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250]
毛泽东认为，“就自然科学技术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1251]因此科学技术能够在世界各国进行传播和转移。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往往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有效途径，花费的代价较少，而且可以逐步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大批先进技术，特别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252]拿科学理论来说，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检验别人的理论，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洋为中用”就是从外国先进理论的精华中得到启迪，创造出自己的、能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理论。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1253]正是在毛泽东这种科技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科技人员坚持走自力更生之路，尖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打破了西方的高科技垄断，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发言权，极大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际地位。这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也是有极大的借鉴作用的，我们仍然不能把洋为中用和独立自主两个方针对立起来，学习外国科技成果，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实力；而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越强，吸收外国先进成果的能力也越强。因此，我们应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充分争取外援，努力做到创新与求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四）充分利用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推动科技外交、以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面对科技外交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毛泽东同志在促进新中国科技进步方面具有紧迫意识，何为紧迫意识？即在适当的时候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对我有利形势。与苏联合作开展原子能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56年以来，中国一直试图从苏联得到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在1956年10月3日的中苏两国领导人最高级会议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1254]但是赫鲁晓夫总是以种种借口推脱，不给予中国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就在1956年10月，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爆发了性质不同但目的均为驱逐苏联势力的事件，即“波匈事件”。当时波兰赶走了苏联专家，波兰人很是“高兴”，说他们“有自由了”。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变得较为孤立，迫切需要中国对它的支持，因此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这就是善于利用国际环境的变化，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经典案例。针对波兰赶走苏联专家伤害自身核心的国家利益的行为和出于对中国自身核心国家利益之关切，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1255]
虽然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959年就濒临破产，但是，这一年时间中国在研制原子弹领域从苏联切实得到了一定的援助，也为后来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以充满坚定意志和伟大智慧的战略与策略相统一的乐观主义精神来面对新中国各项事业所面临的困难。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1256]毛泽东这种集民族大无畏精神和大智慧于一身的气概，能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苏联撕毁中苏经济科技合作项目协议时毛泽东豪迈话语的真正分量所在。毛泽东说：“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1257]在随后不久中国在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惊叹的业绩，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发射成功。同外国相比，我国原子弹到氢弹的试验成功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而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法国用了8年，中国跨入了目前世界上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
（五）维护良好的外交形象，更好地开展科技外交
在功能外交子项目中，科技外交是属于相当敏感的外交方式，有时它甚至比以和平问题为主题的政治外交更为敏感和脆弱，如果国家的外交形象为别国稍有质疑，以科技交流为目的的外交就很难进行下去。塑造新中国外交形象，所要传播的外交信息，即为一扫旧中国外交形象、反映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合作与友谊之心声的新的外交形象。新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长达接近十年的宝贵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就是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树立了比较完美的外交形象，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相当放心，表现在：（1）独立自主的形象。周恩来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外交；（2）“一边倒”的形象，新中国在国际阵线上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3）追求和平的形象。《共同纲领》指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4）维护正义的形象，新中国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毛泽东指出，“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自己”。（5）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形象。新中国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1258]新中国树立的外交形象，相对于近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从近代唯唯诺诺的投降外交、卖国外交真正向以主权平等为特征的现代外交的“豹变。”除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发生了变化之外，新中国树立起来的外交形象，一直是今天中国良好外交形象的源泉和遗产。
三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为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259]1955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家要热爱祖国，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1260]正是因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归属是为人民大众，为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在这一巨大动力的引领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通过艰苦的外交谈判，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和科技后备力量回到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海外科学家与留学生中产生极大反响。据中央教育部的初步估计，截至1950年8月30日，在国外留学生有5541人，其中留学美国的3500人，在日本有1200人，在英国的有443人，还有在其他各国的。在这批留学生中，专攻理工农医学科的占70%，文教、政法、财经学科的约占30%，他们大部分是1946～1948年间出国的。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各学科领域已学有所成，成为一些学科的专家。在他们得知新中国成立后便跃跃欲试，陆续踏上了归国的艰难路程。从1949年8月开始，钱保功等一批留学生几经辗转，历时4个月回到北京，掀开了海外学子大规模归国的一页。[1261]
党和国家对海外学子归国非常重视，采取了各种措施，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他们早日归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南方局以及后来的南京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就十分注意做海外的留学生和科技人员的工作，并通过由周恩来倡导成立的进步科学家团体“中国科协”向海外留学生渗透，发展组织，陆续成立“留美科协”“留英科协”“留法科协”，通过这些组织向海外留学生和科学家作归国动员工作，为以后海外学子大规模回归祖国打下了基础。[1262]
1955年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1955年下半年至1965年底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有钱学森[1263]等著名科学家。在1955年8月1日以后的4个多月时间里，有16名美侨离开中国回国，中国释放26名在中国服刑的美国人。[1264]也正是这个“唯一协议”，使中美两国在非正常且对抗的关系中，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革命。美国得到了它希望得到的东西，中国也通过外交谈判在处于“弱国”地位条件下大办外交，而取得巨大成功。
1980年5月美国合众国际社向全球播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评论报道。作者罗伯特·克莱伯提到一名50年代的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曾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正是“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1265]在这一时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人员呈迅速增长状态，从1952年的42.5万人增加到了1988年的966.1万人，增长了21.7倍。
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头脑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就不可能有这样一场特殊意义的“科技外交”的胜利。邓小平曾经非常深情地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1266]邓小平的科技人才观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深入，中国掌握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也越来越多，邓小平充分地注意到这一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态势，提出抓紧引进海归人才的工作，他说：“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1267]
（二）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科技水平很高的设备，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之目的，列宁的一个著名的公式是：“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268]这说明，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认识到对外开放对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与当时国际上的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是分不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少帮助，共援助我国建设工业项目68项。[1269]
据陈东林的论文，“为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73年l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报告还提出了进口设备时应采取的原则：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五、当前与长远兼顾。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些原则成为当时引进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报告还建议，由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设备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贸易领域‘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武钢在一米七轧机工程完成投产后的1984年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的1979年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的大量外汇。武钢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得到推广和移植，推动了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在1972年和1973年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邓小平，对‘四三方案’的引进和建设予以了坚决的支持。陈云指出：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借鉴‘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邓小平刚刚恢复副总理工作，就十分关心一米七轧机的安装，1973年12月亲自到武钢视察，提出钢铁工业‘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并称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此后，他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工程，指示成立攻关队伍，解决武钢生产的钢材因质量不合格不能用一米七轧机加工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7月邓小平再次来到武钢，视察了刚刚投产的一米七轧机。”[1270]
（三）“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科技大国的地位，为今天中国的科技外交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高科技的发展曾经作出非常经典和公正的评价，他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271]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的科技成就，为中国今天开展各种多边和双边的政治外交、科技外交赢得很大的主动性。比如在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与全球核不扩散等重大的政治外交领域，世界都越来越重视中国的态度和声音。
在航天领域，我国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与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升空时间仅相距13年。这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打破常规发展的战略。进入21世纪，我国加快了航天发展步伐，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遇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目前，我国与美国、欧洲、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少合作。航天国际合作不但可以实现技术互补，还可以节约部分投入，也可以提升安全系数。
当今世界是充满竞争的时代，更是需要沟通合作、讲求共赢的时代。中国已经取得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平等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地位。以“伽利略计划”为例，它是中欧空间技术合作的标志，也是欧洲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重要环节，由于中国巨大的航天实力和潜力，“伽利略计划”已经和中国已经进行了多领域的合作，而且合作完全达到了双赢和共赢之效果。欧洲宇航防务集团公司（EADS）总裁菲利普·加缪就说过：“我们同中国的合作战略完美无缺。我们提议中国航空航天行业成为 EADS 永久的合作伙伴。”他还强调，“伽利略计划是欧盟的集体决策，现有25个成员国都会参与其中。不管怎样都会进行到底，而中国企业一定是这个计划中的合作伙伴”[1272]。美国的分析家认为，美国极大地关注与中国的太空合作问题本身证明，美国政府正认真注意中国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在欧洲已经加强并扩大与中国的航天合作的情况下。[1273]另外，中国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平科技，援助航天弱势国家。联合国在《关于开展探索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中特别指出：“所有国家，特别是具有有关空间能力和正在进行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案的国家，应当在公平和可以相互接受的基础上帮助促进和推动国际合作。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空间方案刚刚起步的国家在与空间能力较先进的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时所产生的福利和利益。”[1274]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在运用航天技术，发展航天事业方面给予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巨大的援助。2005年11月1日，在中国国家航天局和委内瑞拉科技部的组织协调下，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拉丁美洲用户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顺利缔结了合约，实现中委两国在航天领域的第一次合作。2006年3月24日，中国政府向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秘鲁和泰国等亚太七国赠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数字视频广播接收系统。此七国均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签署国。该行动体现了中国作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东道国，对在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大力支持。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时刻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尽自己的可能援助和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实践证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工业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正是毛泽东提倡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使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在相当差的基础上、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使我国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封锁之下取得国家和社会的长足发展，中华民族稳步走上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当前中国以航天技术为中心的科技外交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
一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外交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样，对科学技术在振兴中华上的强大作用十分重视，认为，科学技术应该是生产力，而且是生产力中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纲”的作用，这个“纲”要是举不起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就不可能上台阶，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四个落后化”。因此，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时，他对我们加快发展自身的先进科学技术和通过科技交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十分重视，其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交流与经济合作。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1275]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且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完全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以廊坊开发区为例，“建区12年来，通过大力实施项目人才带动战略，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全面引进各种先进的生产要素，在一片沙荒地上建起了一座年工业总产值近百亿元、财政收入近8亿元、出口创汇近2亿美元的高科技‘外向型’园林式的现代化新经济区，其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了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发展起来的行业涉及微电子与电子信息技术、空间科学与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与光机电一体化、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能源科学与新能源和高效节能技术等8个方面的高新技术。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和利税分别达到全区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企业利税额的65%和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推进开发区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1276]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发表了他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邓小平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1277]时隔几日的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位前来汇报工作的领导同志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1278]
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强大生产力作用，从经济意义上讲，当然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带动和刺激，尽可能快地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邓小平最重要的考虑还是科学技术在政治上的作用。从政治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巩固来之不易的中国近百年来几乎失掉的国家主权与安全，重新树立社会主义在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没有建立在高新技术上、在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都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些政治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1279]在邓小平发表这次谈话11年后的1988年10月17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1280]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再次突出强调和关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赋予其更加清晰的目标和追求。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1281]为什么邓小平强调高科技领域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中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也不可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国强国真正的强大，首先是其经济地位特别是科技地位的强大，试想，如果美国是一个经济和科技的弱国和小国，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国际政治地位吗？它能有今天疯狂图谋争霸世界的本钱吗？显然不能。当然，中国谋求高科技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并且取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决不会像美国那样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老路，但中国一定会在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地说，邓小平建立在第一生产力理念上的科技外交思想和实践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1282]“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鞍钢如何改造。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许多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如培训工人，培训干部，现在不着手，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不能掌握。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现在抢时间很重要，全国准备引进上千个项目。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七十年代的，配套也要是七十年代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283]“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284]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建立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的基础上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肯定是不会取得成功的。所以，邓小平的“发展起点”的思想，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按照这样的思想发展自己的经济，一旦取得成功，就必然是真正的现代化的到来。诚然，中国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松地、毫无保留地把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转让给中国，特别是给一个一心想战胜资本主义的中国，所以，中国真正的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只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引进，这一点，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邓小平指出：“在经济建设方面，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但立足点是自力更生。希望从发达国家取得比较多的东西很难，最靠得住的是穷朋友，越穷的越慷慨，越富的越悭吝。”[1285]“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1286]但问题是中国在发达国家不慷慨的情况下，还应不应该坚持高起点？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别人越是想遏制我们的科技发展的高起点，我们越是要坚定地走高起点的道路，只要“君子爱科技发展的高起点之财，取之有道”就行，一个是多加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一个是继续和科技发达的国家发展科技合作，用我们的高科技的发展成果交换其为我所迫切需要的科技成果。这样的渠道除了双边关系之外，在一些多边领域，也可以找到合作和取经的空间，对于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邓小平都是非常注意抓住的。邓小平强调：“有条件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勇敢地向国际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联合国教科文这样的国际组织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加上有你这样的人领导工作，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应该充分利用它来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老实说，我们派人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主要是学习，我们将采取积极的态度。教科文组织派人来讲学、办训练班，是好建议，很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活动，我们也要参加。对你们的工作我们无保留地支持。”[1287]
那么，邓小平讲的中国实现科技发展高起点的具体办法是什么？邓小平指出：“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1288]邓小平的“发展起点”观，可以这样理解，即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一起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起点的内涵之一；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和中国的生产制造结合起来，这是起点的内涵之二；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这是起点的内涵之三；集中资金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这是起点的内涵之四。
（二）通过国际交流促进我国科技人才的成长
不拘一格用人才。领导干部还必须具备掌握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强烈意识。邓小平就是一个懂得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前沿的领导人，他之所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国际科技发展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的。他说：“我们还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一九五七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1289]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290]“我国现在科研人员少，队伍小，比不上那些发达的大国，这点我们要承认。美国科研队伍有一百二十万人，苏联前年的资料是九十万人，现在又增加了。我们是二十多万人。但是，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次科学院起草了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八年规划，也许还要按照大家意见补充，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这个规划中央打算先不批发，由科学院发下去试行。”[1291]
邓小平指出：“要用外国的条件，来培养我们的科研人员。”[1292]邓小平谈培养人才问题，总是联系内与外，即使字面上没有外交，但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思考。邓小平指出：“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1293]人才是先进生产力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一国如果没有掌握世界最先进和最前沿科学技术的人才，也就不可能有一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更谈不上一国先进生产力的出现，这样的国家也就不可能成长为世界强国，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近代的中国由于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于世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土地广的大国，照样是一穷二白的，照样挨打受人欺负，最后甚至连民族的生存也出了问题，更不要奢谈对人类、对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新中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思考的也是如何抓紧吸引来自世界的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把这一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在今天，世界各国在吸引科技人才上竞争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根据学者的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和研发投入的增长带动了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加；国际化的教育培训的出现使得人才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动，人才流动呈现多向趋势：一是许多发达国家通过修改移民政策吸引外来技术人才，美国20%的科技人员和工程师来自国外。2005年德国决定为优秀移民人才提供无限期居留签证。二是随着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不仅人才回流的势头明显上升，而且还从全球吸引人才，从人才‘输出国’成为人才‘进口国’。”[1294]
（三）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平台的战略支撑价值和作用
创新是科学技术的本质，对此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高度重视的。今天的中国已开始从“世界工厂”大踏步地向“世界实验室”演变，向创新型国家发展的定位已经十分明晰。在经历了全球制造业大批转移来华的阶段之后，已出现全球研发资源向中国集聚的态势，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研发投资目的地，成为承担全球研发中心的东移核心阵地。国外研发中心从过去的几十家发展到上千家，领域包括汽车、电子信息、医药等产业的制造环节纷纷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及世界。在这种产业布局形成多年后，随着中国自身产业制造能力和知识竞争能力的提升，新一波转移潮流来临了。中国在个人电脑、服务器、移动通信、互联网等领域都是全球最大市场，并拥有仅次于美国的IT从业人员规模，已超过印度、日本等，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研发投资目的地。在研发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受益者。[1295]这样可喜局面的形成，和邓小平对科学研究平台的重视和对研发的高度期待是分不开的。1986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就指出：“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1296]
（四）积极推动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
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其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尤其是新中国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得以恢复并开始独立自主开展一切事业，西欧的一些政治上和中国有较多共同语言而科技也比较发达的国家，也开始愿意和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科技方面的合作。以法国为例，它是曾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国家之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在戴高乐的领导下，采取有别于西欧其他国家的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是西欧第一个和新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国家。1978年1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法国总理巴尔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需要会逐渐增加。双方在经济领域、科技方面、文化方面都要创造条件，积极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特别是要积极发展科学技术的交流。这方面，我们向你们要的东西多一些。……我们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的签订，正是我们两国科技交流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同时又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主张促进同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就是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1297]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个访美的中国领导人，他在接受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学位后的致辞中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领先，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我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谊，向美国人民学习，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深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1298]在这里，邓小平传递了这样的重要理念，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上，公开表明自己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客观地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对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意义重大。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率团访美期间，于1月31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并同时建立了执行这一协定的两国政府间部长级“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此后，在总协定下，至1987年末的9年期间，中美两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签署了27个分领域的科技合作协议、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中美两国官方科技合作所涉及的政府部门，中方共27个，其中包括16个部委和11个国家局；美方共18个，其中包括7个部和11个独立行政部门。在这一阶段，中美官方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从形式上讲包括：联合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项目发展会议、代表团互访、合作研究、联合勘测、观察和考察、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等。就双方交流与合作的规模而言，每年都超过上百项，人员往来每年几百乃至上千人次。在此期间，中美半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即中方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地位却相应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是被大规模的官方直接交往和迅速发展的民间渠道所取代。尽管如此，双方半官方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仍然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1299]
（五）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不能说我们过去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搞错了，后悔为什么没有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搞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和不同的时代背景，选择也不尽相同。计划经济虽然在后期出现了严重僵化的问题，但它在新中国相当长时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它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搞市场经济，也要注意到市场经济有利的一面的同时，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如果相关的法制跟不上的话，就会造成严重无序竞争的局面，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大量充斥市场，就会给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严重的伤害。今天市场上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天下，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体制上的重大突破，但还不能过度乐观地说已经完全找到一条真正使市场经济进入健康发展的道路，还有大量的问题要解决还在探索之中。我们上哪里去找医治市场经济问题的药方？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1300]这是强调凡事都应该适可而止，避免过度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合理的竞争的思想。
邓小平非常重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提高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和环境。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和世界经济接轨，说得更加准确一点，主要就是要一方面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建设健康而开放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而一旦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路线，就必须把中国经济放置在法制经济、竞争经济、国际合作经济的范畴之中加以经营和谋划，而能否在有序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产品的科技水平是决定性因素。各个经济的主体和政府部门，都会在提高自身科技实力的强烈愿望的引导下，加快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水平，这样中国的科技发展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1301]邓小平为什么特别强调如果中国不搞市场经济，会造成“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的局面？因为市场经济能够使资源配置最大地得到优化，积累经济实力，并相应地通过竞争，激发提高科学技术的动力和层次，因为今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没有科技含量是没有竞争力的。而科学技术的提高，非展开国际合作不可。
（六）提出科学技术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效率的提高
中国的落后最主要的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能不能发展起来，关键在于现代科学技术是不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这是中国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中国不但要抓紧追赶，而且要高度注意效率，注重质量，这是邓小平在展开包括科技在内的国际合作时特别关注的。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1302]
（七）指出科技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一部分
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303]中国的科学技术要发展上去，必须对影响科技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和体制创新。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中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作用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1304]根据该《决定》制定的面向1991～20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下简称《纲要》），明确规定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大目标是“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纲要》指出：“（一）根据需要与可能，全方位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二）切实做好技术引进及其消化、吸收、发展与创新工作。（三）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推动科技人员对外交往、学术交流和智力输出的有关政策。（四）创造有利于国际科技合作的条件。”今天，政府间科技合作活跃，民间科技合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民间科技组织的对外交流频繁。中国推动的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科技合作生机勃勃，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合作研究、合作开发、合作设计、合作生产和信息服务也深入展开。在消化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方面，引进的科学性进一步体现，中国已迈步向创新型国家发展。国际科技合作环境日益宽松，科技人员有更多的机会直接、间接地接触世界，走向世界。科技人员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访问和客座研究，以及在国外兼职或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在国外工作的优秀科技人员回国服务成为新的潮流，大量的外国专家来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咨询或管理工作日益频繁。同时，走出去的中国技术专家、管理专家也日益增多。《纲要》所确定的科技外交目标，纵观20世纪末中国的科技发展，应该是完全实现了。
二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的先进文化理念
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原理分析邓小平的科技外交思想，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邓小平科技外交思想的鲜明的时代性和对今天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与科技外交的重大指导意义。
（一）指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打牢固的前提下，科技合作才能稳步前进
探寻新中国外交的规律可以看出，当外交关系未能建立的情况下，首先需要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科技交流来推进和推动，最后达到建立外交关系，使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而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间，出于更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建立更加牢固的政治基础，才能在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领域采取更大的动作。比如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日本有人建议签订中日科学技术方面的协定，邓小平表示：“这是一个好想法。我们想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一个比较好的政治基础上，再签订这个协定要好一些。”[1305]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关键的是当时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必须把重点和核心放在和平友好条约的处理上，写有“反霸”条款的和平友好条约一旦签订，将起着“纲”的作用，而这个“纲”举起来，什么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科技合作这些“目”都会张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至今，中日两国发展总体是良好的、平稳的，中日两国人民都受益很大。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首先解决好关键与要害，这是邓小平外交谋略与战略很重要的体现，如果体现反霸反强权精神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能如期签订，匆忙签订科技方面的协定，必然使中日在一切领域的合作都存在政治基础不牢固的问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必然不可持续。
（二）指出科技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
邓小平深刻地提出引人深思的三个“离不开科学”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306]这三个“离不开科学”和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在平等、公正、公平基础上的和平与发展，没有这三个“离不开科学”的落到实处，是不可能真正发展取得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科技外交思想的先进性和进步性，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国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核心的追求和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希望，实现第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崛起，最终推动世界实现高质量的、真正的和平与和谐的局面。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的思想。第一，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掌握科学技术者的不同，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同时也就体现不同的阶级性。比如核科学技术掌握在法西斯手里和掌握在恐怖主义者手里，人类就面临毁灭的前景。同样，科学技术掌握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手里，科学技术就成为它们称霸世界的工具。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向世界人民庄严宣告永远不称霸的国家，是一贯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引导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国家，科学技术掌握在中国手里，维护世界和平的手段就增加了，中国越是用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就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可靠。第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生产力，本身也能达到过去通过战争才能取得的财富和利益，所以，战争的动力在今天的时代有所降低。第三，也是早就成为世界共识的，一旦发生战争，有可能会爆发核战争，人类就会毁灭，因此，拥有核武器的西方大国和强国对发动战争相比较两次世界大战，是谨慎不少了（它们其实想发动战争的欲望并不比两次世界大战弱，只是制约战争的因素增多了）。
（三）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
邓小平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中国的革命，吸引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与之共呼吸。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已得到并且必将进一步更广泛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307]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在这里，他更强调的是学习和引进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反而对独立自主不是很突出地强调，主要还是不愿意看到一讲独立自主就滑向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错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好机遇。
（四）求实精神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赶超世界科技水平的雄心壮志，但是这种赶超只能是有重点、有方向的超越，否则就是脱离中国客观实际的幻想。如果把幻想变为实际的政策，只能使中国的科技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要先学，学得好，才能赶超。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承认落后，就有希望。真正的爬行主义是不吸收世界先进成果。对科技工作，要想得远一些，看得宽一些。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不但科研机构要这样，企业也要这样。现在对企业的科研没有抓，在发达国家企业科研比重很大。总之，要注意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事，一点不能弄虚作假。”[1308]邓小平指出：“能否实现国防现代化，决定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上不去，科学技术上不去，国防现代化就不能实现。现在我们在努力抓工业，抓科学技术，抓教育。我们相信可以比较快地见效。我们要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所讲的赶超世界水平，就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谁晓得那时是什么面貌。科学进步很快，发展很快。现在人民群众、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只要方向正确，又有具体的有效措施，就有希望。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1309]
（五）拿来主义
科学是无国界的，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愚蠢做法是对人家的科学技术要进行一番阶级分析。当然，科学技术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有阶级性的。反动的阶级掌握了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掌握了它，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就增加了更大的危险性，而和平力量掌握它，世界和平的希望则增加一分。邓小平指出：“发展科学的方针，我们已经定了，即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们赶超的起点。但我们还要有具体的方法，要采取具体措施，不能光说空话。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1310]
（六）包容精神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问题上，往往会受到一些“左”的思想的干扰，比如有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过去因为不了解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情况，政治态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但邓小平提出只要今天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中国都应该热情地欢迎。邓小平指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1311]
三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
（一）创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广泛开展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使人民大众从落后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国际科技交流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举措，始终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导向，那就是怎样促进人民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的实现，这里，我们仅以邓小平在农业科技方面的国际交流为例加以说明。
早在1975年6月2日，邓小平对美国前来采访的新闻界人士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发展。第二步是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但还有二十五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要做到这一步，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为此，我们当然要有国内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1312]邓小平此处讲的“比较好的国际条件”是什么？主要是我们有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至少要有一个不打仗的和平局面，此外，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愿意向中国转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到了90年代，虽然西方国家利用1989年政治风波对中国进行包括中断科技交流的全面制裁，但中国基本上还是取得了发展自身科学技术的国际条件，自身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而科学技术的成就如何应用于事关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农业现代化上，把占有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业生产力解放出来，这成了邓小平非常重视的课题。邓小平指出：“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1313]使农业走向集体化、集约化而最终实现现代化，学习农业先进国家的经验必不可少。对于农业发达国家的集约化的经验，完全可以采取邓小平讲的“拿来主义”，当然，具体如何实施，一定要因地制宜，完全照搬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同样都是沙漠地区的中国新疆地区如果完全照搬以色列在沙漠地区实行的集约化的、高科技的农业发展模式，那就会得不偿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疆和以色列虽然同属于干旱地区，但地理位置不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在以色列随处可见的大面积温室大棚，建设到新疆后，运行效果不明显，主要的原因是冬季漫长，天然气锅炉加热成本太高，实际发挥的效益赶不上中国式大棚。”[1314]
中国的问题能否解决好，关键是看农业发展得如何，因为农业是决定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而农业的关键，又是要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解决得好不好，因为是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解决，邓小平认为发展科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邓小平指出：“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提高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的生活是个关键。”[1315]“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1316]
第一，提出只有科学和人才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农业增产还有潜力，特别是科学种田方面大有潜力。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317]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培养一大批能够紧跟世界农业发展前沿的人才，在这方面，中国确实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邓小平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318]
第二，强调农业在中国四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邓小平指出：“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离开这三化就谈不上国防现代化。”[1319]在四个现代化中，农业是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其他的现代化都等于是空想。邓小平强调：“我们研究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什么它们的工业能够发展，主要是它们的农业有基础。农业解决得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1320]在邓小平看来，农业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农业是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发展的基础，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70%，农村不能实现现代化，首先军队人才结构的现代化也不能实现，因为军队的主要兵源在农村；此外，中国的国土安全最广泛的区域是农村，如果农村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况，几乎就可以肯定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很严峻（其中广大农业人口的安全就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国家用于解决这些灾害的资源（特别是国防资源）就会成倍地增加，这样直接用于国防现代化的资源就会很分散，搞国防现代化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就会很突出。因此，邓小平非常关心农业的现代化，特别是关心怎样通过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来发展农业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我们在科学大会上讲了我们的真实情况，讲了落后，讲了只有承认落后，才能改变我们落后的状况。在工农业方面，我们不仅技术水平低，而且管理水平低，也得学习。”[1321]邓小平指出：“机械化不等于有机械就行了，还有一个前后左右问题。即使全部机械化了，而且是很合理的机械化，也不等于能够解决全部农业问题，还有种子、饲料等问题。到国外参观后，发现我们差得太远了。现在确实要学习，而且要善于学习。比如科研方面，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关起门来不行。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这才不会把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变成空话。”[1322]“国际上很关心中国提出的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照顾到农业。我们中国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不前进，一定要拖工业的后腿。”[1323]
第三，对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成果都很注意吸收和引进。1982年3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哈默博士。在哈默提出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以及同中国在农业、畜牧业方面合作的建议时邓小平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事，特别是肥料。”[1324]“中国农业潜力大，现在肥料不足，要解决肥料和种子问题，总之，农业是很有希望的。农民不能只靠种粮食，要多种经营，农工商结合，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1325]肥料和种子也是有科技含量高和低之分的，科技含量高的肥料和种子，本身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一方面应该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肥料和种子，一方面要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研发，也要注意引进在别国的农业实践中证明是优良的肥料和种子，只有这样，才会有力地促进我们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民增收。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对“高效肥料”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二）提出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
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传统，就是其发展的一切根本归属是怎样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服务，怎样为民族的经济发展服务，怎样直接地造福于人民大众。在邓小平的科技外交思想中，人民如何直接从科技的发展中受益，一直都是他所最为重视的。邓小平强调：“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1326]邓小平在考虑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时，不是单纯地为引进而引进，而是把本国增加产品的出口、劳动力的容纳、自身技术的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多重因素统筹加以考虑，使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和科技利益最大化。邓小平指出：“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一看，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如化纤厂搞起来了，缺少某些化工原料就不能生产，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产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等中央批准了再办。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327]
邓小平为什么最重视引进那些直接与人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只有人民的利益，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可见人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邓小平最关心科技的发展和引进在减轻人民体力劳动方面的作用。他说，“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1328]这足以说明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的最大动力，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体力的解放，是从根本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的根本的考虑也仍然是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邓小平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还特别注意提高专家教授的待遇。他说：“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1329]
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深情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如果把“越高越新”的科技发展起来的“三个高兴”中，“人民高兴”是他的三个高兴之一。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1330]
邓小平还非常关心科学技术对实现别国人民利益的意义，特别是对把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意义。邓小平指出，“确实，妇女是半边天。就是在革命战争当中，妇女的作用也很大，男的都到前线去了，后方的很多担子都落在妇女身上。现在人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男女平等问题。但是，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要实现。生产力发达了，科学技术发达了，这方面的事会解决。”[1331]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
科技外交是党在各个时期都非常重视的外交。胡锦涛同志就指出，“应该把推动科技创新摆在国际合作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扩大科技合作领域，深化科技合作内涵，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育合作，大力培养人才，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具有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为世界经济发展不断注入蓬勃的生机活力”[1332]。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奋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过曲折，甚至出现过重大曲折，但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不断地实现着自我更新，在曲折中不断前进。90多年来，我们党形成了各个不同阶段的正确的路线和纲领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9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最集中地体现了现当代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是在全球化时代高科技日益成为国际竞争核心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对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科技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体外交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技外交思想内容的与时俱进性和可操作性代表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最新认识水平。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推动中国的科技上台阶，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两代领导集体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思想，使科技发展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国家、最终造福于广大人民，这一直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关注点和着眼点。
一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的先进生产力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1333]很明显，科技外交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科技外交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举措有哪些方面？
（一）提出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对一个国家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指出：“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关键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增强经济实力。这首先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决心，就是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只能搞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只能使它们形成新的优势，而决不能使它们失去优势。我们要下定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1334]
（二）自主创新是根本，技术引进是补充
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时，当然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或者一味依赖外国的现成技术，而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创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尽快取得突破，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通过技术创新后来居上的成功范例，我国在一些领域也有这样的范例。现在，我们已具备在一些领域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关键是要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加强人才培育，加强创新基地建设，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1335]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主题的今天，科学技术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的国家，如果不把科技水平搞上去，要实现经济上赶超西方国家，政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难以做到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336]。正是因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中国一旦方法对头，要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赶超资本主义并非不可能，而且社会主义中国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最终都直接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所以，西方国家出于冷战思维，绝对不愿意把核心的科技给中国，只有以加速自主创新为主，吸收引进为辅，才是正确的选择。
“自主创新”源于“自强不息”的传统中国核心价值观。几千年来，也正是因为中国人有这样的价值观的引导，才在科学技术上有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很不幸的是，清王朝出于方便自己统治的需要，以扭曲的文化心理，长期地执行压制中国人本来就擅长的自我创新能力发挥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中国近代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其政府鼓励创新的欧洲各国，以致中国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多少积极的贡献。反思中国科学发展上存在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恐怕就是“创新”精神的缺失和“创新基因”的退化。
中国必须首先主要学习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的现代科学技术及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理论，在逐渐跟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从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过渡的阶段，而逐步体现创新、以创新为主轴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初步具备。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十分重视科技外交的，江泽民就指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加快我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这项基本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1337]江泽民在进一步阐述了国际科技交流的意义后重点地谈到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江泽民说：“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我们现在技术上还比较落后，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别国的长处，即使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也还是要不断向其他国家学习，取长补短。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当代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今天称得上先进的技术，不久就有可能变为落后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科技实力和基础，具备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1338]在引进别国先进的科技方面，江泽民也是重点强调造血式的引进别国先进的科技发展理念、方法和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引进设备之类的东西，同时要科学地处理好和安排好引进与创新的关系。江泽民指出：“要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国内自主研究开发工作统筹规划，做到有机结合。要避免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能够自主研究开发的，就要以国内开发为主。特别是花钱多的重大技术项目的引进，一定要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和审定，认真倾听科技专家们的意见。要注重引进关键技术，借鉴有关的新原理新方法以及先进技术开发、管理的经验。要不断提高我们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提高创新能力，使我国跻身国际科技发展的先进行列。我们要努力奋斗，达到这个战略目标。”[1339]
（三）主张积极引进外国智力，为我服务
江泽民同志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前，一直是工业战线和科技战线的杰出一员。江泽民在主持上海市工作期间，深感由于能源短缺而对许多用电单位采取拉闸限电等措施对人民正常生活和发展经济建设所造成消极影响严重，在能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做好节能是一个关键，在这方面，苏联特莱霍夫博士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泽民积极为此书在中国的出版作推荐，并为此书的中文版作序，指出“他们的节能机构和制度、工作方法和经验，以及处理每一项节能工作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论工艺节能、设备节能，还是管理节能、系统节能，都坚持了科学试验、精确统计，综合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科学对策，这在我国是不多见的，很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我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及其装备还基本上是50年代的，许多地方比较相似”[1340]。
如何体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体现中国开放的国际形象，能不能吸引大量的外国智力参与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检验指标，当然，这不仅仅是体现中国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开放的国家，也是中国自身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江泽民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1341]根据有关权威数据，“十一五”期间，我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共引进国（境）外专家约230万人次，选派人员出国（境）培训达25.7万人次，向299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认定具有与中国开展国际人才交流活动资格的国（境）外机构400余家，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著名大学、民间团体等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1342]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引进外国专家和人才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通过人民之间的交流培养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亲近感。
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得到世界人民支持的事业。要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根本要靠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同时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理解和支持。在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里，白求恩、斯诺、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外国专家投身中国建设事业，为中国各方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国专家们功不可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友好的基础是否扎实，关键在于人民友谊是否深厚。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国际友人，对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发挥着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1343]今天，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国外先进智力，从发展领域看，中国在现代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先进装备制造、企业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国际先进智力支持。
（四）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包括高端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半导体照明产业、新药物及生物产业、新型数字化装备产业、高速列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船舶制造及海洋新兴产业、资源综合利用及环保产业、高技术服务产业。“发达的高新技术创造了新的产业群，形成强大的生产力，同时把自己的高技术产品当作生产要素供给其他厂商，也可以带动其他厂家产业结构升级。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使传统制造业摆脱了低水平重复和资源浪费，给传统工业及第二产业注入了活力。高新技术还具有高渗透性，新的技术产品进入农业部门，能促进第一产业发展，进入社会服务业改变人民的日常生活，则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1344]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突出手段，就是吸引外资，而外资能否发挥某种配合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需要的作用，对其投资的领域的引导是很关键的，比如，外资进入中国，如果不能发挥战略意义，只是在一些娱乐业等领域，这样的投资效益不能说是高的，有战略性的。江泽民指出：“现在，世界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近来，东南亚发生的金融风波，波及世界许多地方。我国利用外资工作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遇到新的挑战。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把利用外资提高到新的水平。要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贯彻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要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兴办产品出口型项目。”[134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都采取鼓励外资投资科技领域，比如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提出对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合营企业减免所得税的优惠规定。1983颁布、1986年修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由外国合营者提供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生产尖端产品的项目，合营期限可以延长到五十年。1986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突出显示鼓励外商投资先进技术。1985年还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1987～1993年，中国的外资投资技术领域速度明显加快。主要政策是积极采用财政激励措施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兴办高新技术开发区；更加注重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引导。这一阶段，外资投资科技领域从传统产业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发布了多项关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外资政策，完善法律法规，扩大对外商技术研发和技术扩散的优惠政策。相比上一阶段，该阶段大力促进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实行了部分政策放宽，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明确，有关法律、法规把技术引进放在了突出位置，如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给予税收减免、财政扶持、进出口便利、定价自由等多项优惠政策。该阶段虽然把高新技术引入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但在华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相比上一阶段而言，中国明确了积极引资发展先进技术的观念，取消了很多限制性政策，鼓励和优惠的政策特点明显，并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迅速延展，外资政策的技术导向性比上一阶段更强。1995年中国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同时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两个文件更加有利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使外资投资高新技术时获得了所得税、关税和增值税减免。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WTO，国际国内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吸收外资引入先进技术进入全新的调整阶段。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承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政策体系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技术投资显现出新的活力。这一阶段中国在技术引入的外资政策上有如下特点：一是外商先进技术进入的领域更广泛；二是外资的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三是中国更加强调通过学习外商先进技术进行自主研发，掌握世界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2009年颁布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强调广泛开展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强化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限制盲目重复引进。此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鼓励国内企业采用直接投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到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组建研发联盟，利用境外优势科技力量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该阶段的调整促使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346]
（五）积极推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科技合作
江泽民指出：“上海合作组织以什么样的形象登上国际舞台，无疑会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向世人充分表明：上海合作组织将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致力于加强成员国的相互信任、睦邻友好，加强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广泛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347]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框架下的多边科技合作，对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提高成员国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威胁的能力。成员国之间科技互补性强，只要合理分工、注重实效、兼顾各方利益，合作就一定会产生重大成效。成员国间合作的领域是广泛的，比如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能源和节能减排、生命系统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纳米和新材料、信息和通信系统等科技都应该列为优先合作领域。因为新疆地区在地缘上同“上合”成员的中亚等周边国家区位相邻，文化相似，科技上互补性强且有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这一优势是其他省区市不可替代的。新疆地区与中亚五国在地质找矿、引进马的优良品种，地震科技、天山地球动力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彼此都取得了广泛的收益。“自2001年科技部启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以来，新疆共争取到国家‘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18个、经费1452万元。在自治区实施的国家和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对中亚和俄罗斯的合作项目占了绝大多数。与中亚的科技合作‘新引1号’东方山羊豆项目，新疆自治区从哈萨克斯坦引进了1公斤东方山羊豆种子，进行试验种植获得成功，并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牧草专家合作完成了批量引种和栽培技术开发。2004年该品种通过了国家畜牧部门的审定，该品种的引进丰富了我国牧草种质资源。目前已建立了种子繁育与示范基地，推广种植到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冷水鱼高白鲑项目。从俄罗斯购入冷水鱼高白鲑的发眼卵，引进了俄罗斯的技术及专家，解决了高白鲑人工孵化的关键技术问题，在面积达450多平方公里的赛里木湖实现了产业化养殖。目前，高白鲑成品鱼及加工产品除销往内地大城市，还远销到芬兰等国。伊犁马改良项目。引进英纯血马和乳肉兼用型新吉尔吉斯马，对伊犁马进行杂交改良，培育出运动型和乳肉兼用型的伊犁马。在此基础上，培育形成了孕马尿结合雌激素、马脂化妆品等系列马产品的加工和生产。大型风机生产项目。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500KV～1兆瓦系列风力发电机组的生产能力，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开发队伍，风机制造业成为新疆的新兴产业。新疆同中亚的科技合作，不仅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向外输出技术和设备的典型事例。例如，‘特变电工’生产的500千伏输变电成套技术出口塔吉克斯坦。”[1348]
上海合作组织在江泽民发出科技合作倡议之后开始进入全面合作的状态。2004年6月17日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塔什干宣言》规定：“以促进采用经贸合作的现代形式，增加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协调法律法规，逐步为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创造良好条件。”2008年6月24日，“上海合作组织国立科研机构合作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当日下午，各方经讨论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国立科研机构科技合作的宣言》，作为今后各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上海合作组织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中国的西部边疆的国家安全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其实，在建立“上合”之前，中国新疆地区和中亚、俄罗斯就存在广泛的科技合作关系。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科技在促进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江泽民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为科技进步和创新做好引导、支持、管理、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1349]新疆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动科技合作的重要前沿阵地。也可以说，新疆是中国西部边疆通过科技安全而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试验区。从一定意义上讲，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中国发展和中亚国家安全关系重要地理载体，并通过经济与技术的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可以达到促进中国边疆安全的目的。这样做，不但是中国基于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也为西方学者所充分地注意。美国学者罗斯·芒罗就指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得以提供主要的贸易机会，同时也对经济上虚弱的中亚共和国（指中亚国家）有一定数量资本和技术，通过此举，中国巩固了中亚共和国的经济，并响应了中亚领导人们所思之最基本的需要，它们不是中亚精英们所特别渴望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援助’，而是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更赞成经济发展能够提供限制未来的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最好的机会。”[1350]当然，从国家间的关系来讲，经济与科技关系固然是重点，但是重视文化关系、展开深入的文化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国政府从来都是很重视和各国的文化关系，因此像芒罗所说的中国对中亚的政策，仿佛只是一种“经济拜物教”式的关系，这是不能同意的，但他的观点至少对中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和中亚国家包括深入的文化交流的全方位关系，有一定的提示价值。只是中国在和中亚国家深入发展文化关系时，采取的措施要十分谨慎，既要达到文化上的相互吸引，又要能够促进国家安全，防止分离主义分子利用文化交流制造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图谋。同时，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采用更多的高科技手段提升文化交流的质量和水平，使文化交流也同时成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平衡发展，促进国家间安全的重要手段。
（六）重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与世界科技等方面交流的桥梁作用
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引进国际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桥梁作用。以深圳的发展为例，它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重视通过香港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指出的，“香港是现代化的国际商业城市，信息业发达，拥有先进的通讯工具及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包括国际电话、电报、电视传送、传真通讯等，1978年起开始提供世界资料互传及图文传真服务。香港的咨询机构拥有广泛的国际信息来源渠道，收集和处理信息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手段。香港作为中西文化和科技荟萃之地，在吸收西方现代的管理方法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深圳特区外向型的经济特点，要求我们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要善于应付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局面。为此，必须下功夫尽快改变目前对国际经济信息掌握甚少的状况，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深圳必须大力加强与香港在教育、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招聘香港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到深圳工作，定期举行各类研讨会、信息发布会、培训班等，及时交流信息和有关经验。要有计划地安排深圳科技、教育、信息等部门的专业人员赴港考察，开阔视野，真正把香港科学的管理方法学到手。还要加强深圳各行各业的咨询工作，与香港一些对口的国际咨询公司建立合作，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351]今天深圳的成功，首先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深圳通过香港的桥梁作用走向世界，向世界广泛学习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成功。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香港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香港回归祖国后，将继续保持其自由港地位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使这个国际经济大都市始终具有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依法自行制定经济、贸易、金融货币、教育、科技、文化和体育政策，保持财政独立，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作为单独的关税地区。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香港的经贸活动和投资利益都将受到法律保护。”江泽民指出：“香港今日的成就，是与祖国的发展和内地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从祖国得到更为强劲的支持和依托。香港作为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获得巨大利益。今后随着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将更为密切，其桥梁作用将更为增强，从而为香港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更大的动力。”[1352]
香港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虽然地方很小，但其吸引外资的排名相当领先，城市综合竞争力也名列世界前茅。回归以来，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广泛参与包括国际科技交流在内的广泛的国际事务。香港在世贸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由于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和科学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打交道时，总是受到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对抗的消极影响，很多敏感度比较高的先进科学技术的直接引进面临诸多困难，而通过香港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很大程度上能够淡化科技交流和先进科学技术引进的敏感性。不但如此，许多由世界先进科技水平武装的外国科技公司和企业，在香港均设有分支机构，通过这些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完全可以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今天，随着两地全方位合作的加深，香港将继续发挥其在内地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进程中重要的踏板和桥梁作用。
（七）倡议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科技工业园的建设与合作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在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一个科技工业园区网络，以鼓励亚太地区科技工业园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信息沟通。与此同时，中国愿在现有的五十二个国家级科技工业园中，开放若干有代表性的园区，用以扩大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为成员们在共同感兴趣的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强调“这种科技工业园合作方式将是互利、互惠的，所有参与方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将有助于加快成员间科技产业的合作进程，进一步推动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向更深远的层次发展”[1353]。
科技工业园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已有40余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端于美国；随后波及欧洲，80年代中期开始成长；90年代初，科技工业园区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当前世界范围内科技工业园区已有近千个。发展中国家今天也广泛地建立科技工业园区，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园区，高技术创业企业比例过低，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高，和一般的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雷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工业园区在管理上存在政府干预过多，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使得有些园区形同虚设，特别是园区的国际化程度低。在全球化的时代，科技工业园区必然要求它有极强的国际性，否则就无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生存，因为国际多边的和双边的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取得新的科技成果的直接动力，国际互联网络为日益发展的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提供极大的便利，但除了欧洲和北美的科技工业园区网络发展较快，整个亚太地区网络总体不尽如人意。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建议，正是从缩短整个亚太地区这一数字差距和直接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的。通过先进的网络平台建设，加快实现亚太地区科技工业园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信息沟通，才能使亚太科技工业园区尽快取得和发达的北美与欧洲同步在网上寻求合作伙伴、产品开发投资者、科技成果转移和高科技产品推销等各种信息的交换、交流开发和管理经验等的路径。中国开放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园区，意义十分重大。我国园区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开放已有一定基础，中国已经和亚太的不少国家的科技工业园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对中国来说，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科技产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发挥科技工业园区的孵化器作用。江泽民的“建立亚太经合组织的科技工业园区网络，对外开放我国若干有代表性园区”这两大举措，必将在促进亚太地区各国间和地区间的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使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核心引导作用。
二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的先进文化理念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中国未来的科学技术总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技先进文化观。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1354]这一科学技术的总的战略与策略方针，对科技外交逻辑上提出的要求是：科技外交应该确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而且成功的科技外交必然是对经济的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在建构中国的科技外交格局时，一定要充分估量展开以获取高技术为目标的科技外交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把科技外交定位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在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中，国际科技合作规划应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国际合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私地提供中国人的科技智慧和对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用性强、对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新科技，当然也力争通过国际合作解决那些完全依靠我们自身的能力解决不了的但又是非常重大和关键的技术问题。江泽民就指出：“我们现在技术上还比较落后，应努力学习、借鉴外国的长处，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还是要不断向其他国家学习，取长补短。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355]“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加快我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1356]加强国际合作并非忽视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江泽民指出：“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1357]“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1358]
（一）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中是不是给人以良好的印象，是不是给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充满活力的形象，取决于你这个国家和你这个民族的“创新”的特点是不是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过去人家说中国是“东亚病夫”，那时的中国死气沉沉，一蹶不振，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指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创造性，民族进步的灵魂丢失了。江泽民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今天我还要说，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希望两院院士和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1359]
（二）只有在科技实力上达到与美国同步的先进水平，中国才会在未来世界新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
世界各种力量的实力对比之所以是很不平衡的，最主要是美国之外的各大力量尚未取得和美国接近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地位。中国虽然 GDP 今天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是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俄罗斯虽然科技水平和美国比较接近，但是其经济水平和美国差距很大；欧洲任何单一的一国总体实力都无法望美国之项背；日本虽然科技水平高，经济也发达，但是政治和军事上完全走附属于美国的道路，也就是说，日本政治上是一个小国；加拿大由于人口太少，也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大国强国，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仍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美国企图构筑单极世界，由它一家来主宰国际事务。尽管受到各方牵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仍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强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重振，重新恢复了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竞争力最强的地位。欧盟整体实力不断扩大，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欧元的启动，在经济方面日益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政治上与美国闹独立的意识也在增强。但是，欧盟内部矛盾不少，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经济多年低迷不振，想做政治大国也受到多方牵制。俄罗斯在军事和科技方面仍拥有相当的实力和优势，但目前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多极化趋势将在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同其他几大力量的并存和竞争中逐步向前发展。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1360]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试图建立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虽然面临同样是多极化也在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但是由于美国基本上是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科技实力平衡发展的强国，其谋求特定时期单极世界的目标实现还是难以完全阻止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美国以唯一的超级大国横行霸道的现状。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教兴国战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科技继续高速发展，为世界上真正的‘科技大国’，也成为世界新的科技中心，成为继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四大中心。到2004年中国科技实力已占世界总量的7.09%，超过了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三科技大国，并与美国和日本的科技实力进一步接近，到2004年，中美、中日之间的相对科技差距分别为3.4倍和2.1倍。”[1361]由此，以世界多极化为特征的世界新格局的光明前景似乎又更加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决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给美国的单极的迷梦提供了动力，欧洲、日本，甚至东盟的独立倾向反而有所后退。中国谋求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变得平坦一些。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本身构成世界强国实力基础的科技实力还不够强大。只有当中国的科技实力取得和美国基本同步的发展水平，中国才会真正发挥推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建立、推动世界新格局形成的实质性作用。
（三）提出以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为目标，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的思想
《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就是说，事物总是存在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是典型的“智慧出”，但是其中必有“大伪”。庄子可能是中国最早认识到科技伦理问题的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他在《庄子·天地篇》中借子贡和一位种菜老人的对话指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362]很多研究庄子思想的人就此认为，庄子排斥科学技术，其实庄子只不过是看到了科技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看到了方便背后的消极面。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信息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363]
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对中国的科技外交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使中国在进行科技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时，能够充分地注意引进的科学技术或者中国输出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对于那些负面效应非常明显的科学技术，在引进或者输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尽量避免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困惑，避免科技外交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和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搞社会主义的中国敢于向世界宣告，中国越发展（这种发展是包括科技的发展），世界和平越可靠，而高科技掌握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手中，对世界和平总是一大威胁，这也是科技外交或者说是中国的大格局的科技外交要认真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四）指出科学技术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紧密相关性
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如何使世界不再滑向“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博弈，确实需要各国政治家们认真地思考其关键的影响因素。其中积极的影响因素有世界上一切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的外交文化因素，也有国际关系实践反复验证行之有效的国际法的因素，还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用于自卫的国防因素，等等，但所有这些因素中，唯一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都存在的因素就是科技因素。而在当今的时代，科技因素尤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科技因素处于高水平，这个国家必然强大，反之就弱小。而在今天的时代，科学技术又往往是科技发达国家全方位控制别国的核心的政治工具，是科技发达国家自私地保持自身优势地位的核心工具。对于这样一种严峻的状况，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不少卓有创见的解决思路。江泽民就指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两大课题的解决，都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状况必须引起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现在，南北的发展、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水平上存在的严重不平衡，更加重了南北差距。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产业迅速成长，也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及其带来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九十年代末，生活在收入最高国家中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和世界电话线路的百分之七十四，而生活在收入最低国家中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只拥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和世界电话线路的百分之一点五。全世界大量贫困人口还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实惠。……科学技术越发展，人们越应该重视并着力解决当今世界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的科技差距问题，推动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普遍繁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更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总之，我们应该努力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免除许多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暴力、愚昧和贫困之苦，增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之福。”[1364]为此，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必须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和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能只是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源、市场和利润。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成为创造财富的新的重要动力。日益拉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体现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先进科技，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用于促进和平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1365]江泽民强调：“必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国应消除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相互开放市场。应切实减免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增加对他们的不附加条件的官方援助。任何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组织，都应该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各国都应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经济贸易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以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1366]
（五）对中华民族曾经领先世界科技文明充满自豪感，对未来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重新取得重要地位充满信心
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是否健全，主要看是不是对自己的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充满自豪感和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自信心。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367]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以对历史的自豪感和对未来必胜的自信心来理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光辉的科技成就，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纪。明代以前世界上主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技成就大约有三百项，其中中国的发明创造占相当大的比例。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列举了公元后十五个世纪内中国完成的一百多项重大发明和发现，大部分在文艺复兴前后接二连三地传入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准备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直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明还是十分仰慕的，这从莱布尼茨、伏尔泰等著名学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1368]江泽民的民族历史的自豪感是完全建立在客观历史发展事实基础上的，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创造精神的客观表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指出江泽民这一思想的重要价值，那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确实存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错误的理解，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从来都好像很落后，中国人从来都缺乏创新精神等。比如有这样一种观点说，“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家天下’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使得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丧失，科学信息匮乏，缺乏研究与开发自然的传统。”[1369]假如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5世纪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的事实。15世纪以后中国的落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走向了僵化，活力丧失，闭关锁国、自以为是逐渐占了上风，拒绝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排斥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和发明，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痛失历史发展机遇的。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惨痛教训的深刻认知而告诫国人：“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1370]
（六）以厚德载物的精神，高度赞扬美国科技发展的成就，显示了泱泱大国宽广的胸怀和容人气概
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科学技术上同样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中国的这些成就，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方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民本来的创造性和勤奋探索精神在新中国得以恢复的结果。但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总是怀着一种扭曲的心态，不承认中国人民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总认为新中国的很多科技成就是“偷”来的，类似中国“偷窃”了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言论至今仍然不绝于耳。而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总是抱着欣赏和肯定的态度，即使当了解到它们的很多科学发明从源头上追溯可能和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有关，中国人依然是抱着欣赏和肯定的态度。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热情洋溢地赞扬美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江泽民说：“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昨天，我参观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贝尔实验室，领略了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成就。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坚持变革创新，理想就会变为现实。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1371]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讲话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人民真实心态的反映，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谦虚好学的美德。
三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理念
（一）提出中国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思想
江泽民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剥削和侵略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372]为什么要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除了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需要科技支撑之外，科学技术还体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价值，这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又一个内驱力。中国哪一天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大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得到更大提高，中国的国家尊严也就会得到更多的保障。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发展科学技术都是基于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考虑的，比如“两弹一星”工程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今天之所以是有国际地位的国家，那是因为中国具备了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企图施加任何讹诈和恫吓的能力。生活在今天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可以肯定地说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中国人民都幸福，都安全。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重挑战，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373]
（二）科技外交造福世界人民的思想和实践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认为这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的。而今天美国一家独大，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除了拥有强大的经济力和军事力外，其科技实力也处于世界最优地位，而美国所取得的地位并没有给国际关系带来福音，出于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在苏联超级大国衰落的情况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疯狂劲头更是无法无天。江泽民指出：“走向多极化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但是，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明显优于其他国家，是当今世界超强的一极。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鼓吹‘新干涉主义’，推行新的‘炮舰政策’，到处干预别国内政，甚至采用武力。然而，美国国内矛盾重重，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对美国的牵制也在增强，它想独霸世界也力不从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极化的趋势同多样化的世界是相符合的，只有力量平衡才有利于世界稳定。”[1374]为了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始终坚定地站在广大第三世界一边为既定国策，主张世界多极化的真正到来，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军事上都取得质的发展和飞跃，才有可能。具体在科学技术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考虑方面，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通过平等的国际科技交流即发达国家应该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以解决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贫困的问题。“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即此后学术界经常说的“经济全球化”，在经济的“全球化”或者是“国际化”的过程中，由于通信手段和交通手段实现了全球性的打通，资本、人才、产品、原料等，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式向全球扩展，造成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局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唯一一个很难全球性渗透的东西，就是牢牢控制在发达国家手里的科学技术。因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永远将穷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控制在产业低端的“秘密武器”，并由经济上的控制达到政治上永远奴役广大第三世界的目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洞悉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经济政治霸权的秘密，提出了如何打破资本主义企图永远奴役世界人民的办法和措施。江泽民指出：“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要求各国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实行相互开放，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政策。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落后状态。消除贫困，是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应该从提供资金、减免债务、转让技术、平等贸易等方面，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长远利益。各国经济共同增长和普遍繁荣，是人类努力的方向。”[1375]在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的办法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是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但是西方国家长期的压榨穷国的历史惯性，使它们根本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一旦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的“优势”就失去了，再想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发展起来的国家就很困难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某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执行出口初级产品或一般的加工制成品，而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那么，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中得到更多利益的发达国家，是绝不愿意看到这种对其更有利的局面发生变化的，他们会千方百计地阻挠这种变化的产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原因之一。”[1376]江泽民提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符合发达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思想，已多次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变动所证明。比如，2008年发端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使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西欧各国至今都不能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其根本的原因是，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发达国家转让技术等造血式的手段，使经济发展上层次，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就完全能够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救市而得到化解。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金融海啸到来时，受到金融海啸打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群体，除了有一定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实际上担当起了救市的使命外（这使资本主义世界感到面子受到伤害），资本主义的金融海啸无法得到消化其危机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有力支持。因此，资本主义在技术转让上的自私和保守使它们自身付出了代价。
第二，积极倡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之间以开放的心态进行技术交流，重点扶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江泽民指出：“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紧密结合的，应该相互促进。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对世界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努力加强科技交流、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既有利于发展中成员提高经济技术实力，也有利于发达成员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这不仅可以缩小成员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可以有力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为此，我愿提出四点意见。（一）充分开放技术贸易市场，促进各成员之间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消除人为的障碍，取消歧视性政策和做法。（二）采取必要的措施，鼓励和加快高新技术向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转移，以利推动发展中成员的经济技术进步。（三）所有成员都要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并促使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合理化。技术专利保护的时间要适度，转让条件要公平。（四）建议亚太经合组织制定一项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这项议程，既要有目标和原则，又要有切实的措施和步骤；力争市场导向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开发研究与成果转化相结合，全面推动与具体合作项目相结合，以求切实启动亚太经济技术合作进程。”[1377]这四点建议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巨大关怀：（1）强调合作的开放性，反对歧视性；（2）科技发达国家应该通过技术的转让使发展中国家取得更大的科技进步；（3）坚决保护知识产权，应该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4）国际科技合作应该制定面向未来几十年有目标和原则、有措施和步骤、市场导向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开发研究与成果转化相结合、全面推动与具体合作项目相结合的科技产业合作的规划。
第三，面向发展中国家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也是在世界科技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国家，中国和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相比虽然有差距，但对比中国科技实力还要低的国家是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的。江泽民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对产品和技术的要求相对也低一些，但市场十分广阔。在努力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必须下大气力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1378]
第四，把和周边大国发展科技交流视为战略任务。江泽民指出：“有些周边大国也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进行牵制。我们要善于处理好同各大国的关系，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寻求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同时，要善于在他们之间进行纵横捭阖的周旋，推动多极化趋势和大国关系调整朝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1379]加强科技交流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扩大同周边大国利益汇合点的重大步骤之一，缺少科技上的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是不足以体现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的成果的。“中日韩科技经济合作信息网”和“中国与东盟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网”建成并使用，可以说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科技合作的成果。印度也是中国周边的大国。1999年4月，中国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应印度电子部邀请率中国信息产业软件代表团访问印度，考察印度软件工业；当年5月，印度科技部秘书拉莫华来华参加第四届中印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双方签订了《第四届中印科技合作联委会合作协议》，讨论并确定了中印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和加强两国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中印两国科学技术的互补性是比较强的，它在农牧业、养殖、生物、空间、核能、信息等高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核能研究在核工业、冶金学、核医学和同位素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得到广泛应用。印度的信息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一枝独秀。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印度技术发展的经验对中国是有借鉴价值的。中印两国“从80年代初期非正式的项目交流到探讨双边的科技合作。1993年中国在印度举行了科技成果展，1997年印度在中国举行了工业技术展，这些交流对推动中印经济技术合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380]
曲维枝访问印度归来后不久发表的论文，详细分析了印度在软件科技方面的优势，其管理体制以及对中国软件科技发展的启示。她说：“在1998年，印度政府组建以国家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向政府提交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该计划在税收、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基础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系统全面的促进措施，倾力为软件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印度政府试图通过该计划中108条政策的实施，达到2008年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500亿美元的目标，把印度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印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软件人力资源开发的计划，如‘印度人才开发与计算机培训’、‘计算机人才开发’、‘中学计算机扫盲和学习计划’等每年可为软件业提供适用的软件人才3万人。以色列也重视培养和储备软件人才，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复合型软件人才，从大学教学中就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以色列拥有大量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贸易和技术人员，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优势较强。印度鼓励本国软件公司与国外公司的合作，积极吸引外资，创造优惠条件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度创办独资软件公司。很多世界软件业大公司都在印度建立独资公司和研发中心，它们的许多业务实际上分包给印度本地公司完成，这对培养印度软件人才、带动软件产业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印度和以色列在发展软件产业时非常注重结合本国的国情，发挥优势、回避弱势，走具有自己特色的软件产业发展道路。印度国内的计算机应用水平低、通讯设施条件差，国内软件市场较小，但印度高等教育基础好，英语是通用语言，开发国际性软件不存在语言障碍。印度利用这一优势面向西方国家，通过现场服务、海外承包、产品承包等方式大力发展软件服务业，软件出口额仅次于美国。印度通过高额收入、职工认股权等办法吸引大量人才，激励他们的创新和敬业精神，因此，很快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高级软件人才队伍。印度政府设立了七个国家级软件园区，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和公共设施、低廉的收费，以及业务的配套服务，聚集于园区的软件企业优势互补，形成了在地理分布上相对集中的软件企业群体。我国软件产业在八十年代起步时与印度大致相当，在计算机及通讯等硬件基础、国内市场容量、人才数量等方面我国的条件远远优于印度，但经过十多年发展后，我国软件产业在出口额、发展速度、规模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与印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差距。中国与印度软件产业由大致相当到差距明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政府对软件产业的重视、扶植力度的差距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国家应把软件产业列为战略性产业给予重点支持、优先发展，尽快制定出台符合我国目前软件产业发展状况的产业政策，通过政策的实施建立软件产业创新机制，加强创新能力，创造品牌优势，提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和产业支撑作用的骨干软件企业。”[1381]曲维枝的心得表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加强和周边大国进行科技等方面交流的思想，是非常及时的，充分验证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思想针对性强、易于操作、实事求是、注重实效。事实表明，近年来中国软件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借鉴印度的经验，加强和印度的合作所起的推动作用。“截至2000年9月，中国在印度已签定的投资合同金额将近2.8亿美元。主要是在机械设备、信息技术和化工等领域进行的投资。印度在中国的投资也有2000万美元，主要投资在制药、信息技术、耐火材料和金刚石等领域。”[1382]“印度大型软件公司Satyam和Multitech先后在上海设立研究中心，有一半人员采用当地人才，并积极发展人才培养，他们说：‘希望把本地人才培养成我们的人才库，为我们的客户服务，为更加广阔的亚洲市场服务’。印度企业来我国办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近距离接触和学习其成熟的运作经验，同时我国软件企业也可以积极到印度当地开办公司，体验并实践其成功的软件业发展经验。”[1383]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主要是为了促进两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等活动的开展。[1384]“2004年以来，一些印度信息技术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寻求合作。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萨迪亚姆计算机服务公司、HCL技术公司、DCM 技术公司等印度公司已经或正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研发中心。”[1385]根据2006年的数据，“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由2001年的1.8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6.33亿美元，占全球外包市场的1.19%。其中，日本市场是中国目前软件外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在6.33亿美元的外包服务市场总量中，日本市场需求额达到4.02亿美元，所占比例为63.5%；美国、中国香港和欧洲市场分别占据13.7%、10.3%和3.3%。”[1386]为了加强和印度战略性合作，今后中国的软件外包，可以适当使印度获得的比例增大一些。一旦中印两国在经济科技的相互依存度加深，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也将逐步加深。
第四节 本章小结
从科技外交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讲，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应该认真学习一切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是加快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及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同时努力寻找和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的途径。从科技外交所体现的先进文化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科技越发展，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能力就越强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外交所体现的先进文化的特点是，战略的全局性、联系性、坚定性、乐观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主张外援为补充、独立自主为根本，充分利用于我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推动科技外交，以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面对科技外交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努力维护良好的外交形象，以便更好地开展科技外交。从科技外交为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利益看，通过艰苦的外交谈判，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和科技后备力量回到祖国，为中国以科技为后盾，推动世界向和平发展又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科技水平很高的设备，“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科技大国的地位，为今天中国的科技外交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主动性，从而为邓小平时代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科技外交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思想，主张通过国际交流促进我国科技人才的成长，高度重视国际科技平台的战略支撑价值和作用，积极推动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加快建立能够顺利融入世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科技外交的先进文化理念上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体现讲原则，把科技外交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拥有紧迫的学习、效率、宽容、开放、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前沿态势的意识和求实精神，坚持拿来主义。从科技外交体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意义上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表现为，创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广泛开展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使人民大众从落后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提出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思想。
从科技外交所体现的先进生产力的意义上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外交，提出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对一个国家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而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使中国国际地位能够持续上升的决定性因素。主张自主创新是根本，技术引进是补充，主张积极引进外国智力，为我服务，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积极推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科技合作，重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与世界科技等方面交流的桥梁作用，倡议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建立科技创新园。从科技外交所体现的先进文化理念上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重要观点；主张只有同时在科技实力上达到与美国同步的先进水平，中国才会在未来世界新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以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为目标，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的思想；指出科学技术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紧密相关性；对中华民族从古代到15世纪一直领先于世界任何国家的科技水平充满自豪感，对未来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重新取得重要地位充满信心；以厚德载物的精神，高度赞扬美国科技发展的成就，显示了泱泱大国宽广的胸怀和容人气概。从科技外交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理念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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