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可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一些人认识到卢卡奇不仅用了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也用了哲学的普遍原则。奇拉里法尔维的摘要几乎没有卢卡奇任何对于艺术某些具体作品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令奇拉里法尔维感到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的决定，他只分析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有意思的是，卢卡奇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提出的某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同他前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不仅怪异，而且折衷、兼收并蓄。对于这点，奇拉里法尔维不是十分关心。
然而，当第一本英文版的著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审美哲学时，奇拉里法尔维的著作完成了重要的第一阶段。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和文学文化领域内的卢卡奇之前的那些人，那些与他交往的匈牙利艺术家（奇拉里法尔维提到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研究那些把绵延60年的作品统一起来的主题、母题及意象。因为即使是卢卡奇的误读和误解很有意思，它们也仍然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完整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在这些文化里，卢卡奇给读者呈现了一些令人迷惘的作品。
这已经被研究过，因为它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证实作者政治上的盲目忠诚，道德上的懦弱无能，对斯大林主义的妥协，（以及）向自己的发难等。乔治·李希特海姆[1]对卢卡奇的严厉指责至少没有阻止他试图到处分析哲学和批评的实质；但即使那样，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卢卡奇的作品，而是能否有人可以证实他的大部分政治哲学不是他的政治和道德风范。这里主要暗示说他克服了一切困难，这点值得批评，但是这里也暗含共产主义的行为应当由道德标准判定，而决不适用于资本主义。
沿着知识分子恐怖主义的方向在道德上对卢卡奇的谴责，没有人能够超越怨气冲天的G·兹他。兹他在他撰写的《乔治·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Georg Lukacs's Marxism）中，列举了遍及各处的邪恶，并把这一切归咎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近来，尤其是在G·H·R·帕金森[2]的精彩文集《乔治·卢卡奇：其人、其文及其思想》（Georg Lukaces：The Man，His Work，and His Ideas）（1970）中，一种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严肃看待卢卡奇的观点开始形成。他似乎支持并超越斯大林主义[3]的技巧，也不再掩饰他的成就。即使不是绝大多数，许多他的主要作品（都）被译成英语，使得英美读者最终对卢卡奇智慧的了解要胜过对部分巴尔扎克和现实主义的了解。
然而，令人感到伤心和滑稽的是，自从1971年卢卡奇逝世后，他的声誉和影响对现代批评话语而言缺乏力度。当代批评家的口号就是具有预言似的先锋主义和激进的反知识分子主义，在他们当中无法找到激进的知识分子发明的原型、先锋、先辈风范等概念，这是怎么回事呢？卢卡奇有些很明显的东西凸现出来——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被讨论的圈子内，他侧重主题教学法，很显然，他盲目地对亨利希·曼[4]的评价要胜过卡夫卡，不断重复原来的话题，经常有失精确，甚至保留19世纪的陈腐。因为这一切，他似乎显得有些脱节。只有乔治·斯坦纳[5]理解卢卡奇，并且在1960年创作了关于卢卡奇悲剧的作品，尽管斯坦纳无法预料到1967年卢卡奇进入汉斯·海因茨·豪尔茨[6]的研究领域的辛酸，这个赫克托[7]“是一个失败的人，但他是正确的，并且是更好的英雄”，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我整个后来发展的要素”。
在文学领域中，卢卡奇总是代表着19世纪。他的文化是赫克托的文化，不是阿喀琉斯[8]的文化，后者是时尚的、强烈的、胜利般短命的。对于卢卡奇，很遗憾尼采和叔本华都是非理性主义者，并且让人伤心的是，他们是典型的反动的现代主义分子。翻开卢卡奇作品厚厚的一页又一页，你会意识到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怪人，而是伟大的作家，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马克思、黑格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以及造就这些伟大作家的高雅文化。他似乎无法被人牵着进入那些打破文学价值的作家群体，因为就像卢梭和阿尔托[9]那样，他是复杂的文化结合体，却又是确定的并且统一流传的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卢卡奇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阅读和体验一部作品是什么样子，也没有提到能在一部小说中给人印象深刻或者让人迷失方向的东西。而他的批评和哲学跨越了几乎全部关于批判话语的领域：再现、反映、具体化、认知性统一、艺术作品中的活力、符号体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题”的问题，或者正如他早期没有被翻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中所说的“美学中的主体-客体关系”。像肯尼斯·博克一样，卢卡奇的评论覆盖了这些核心的问题而无需看起来有助于其他批评家。卢卡奇和博克坚持不懈地使自己的作品十分清晰，并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起来非常完善，使得这些观点和建议融进主流思想中。因而这样的著作代表着某种被视为不变的价值的东西：对于博克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朴实的、极好的兼收并蓄的方式；而对于卢卡奇，它仅仅是从冷战中幸免的、不屈不挠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卢卡奇是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自20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转变后，没有任何微妙且晦涩的政治、文化以及文学的例子能让他从中找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教训。偶尔，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更糟糕的情况；然而，通常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一篇在《歌德与他的时代》（Goethe und seine Zeit）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中，有关人类同情心和政治理解的范围着实令人惊奇。卢卡奇从乔治、岗多夫、迪尔塞以及民族社会主义[10]中把荷尔德林解脱出来，然后重新把诗人的“迟来的雅各宾主义”与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荷尔德林并不像前辈们那样拥有不合乎理性的神秘主义。卢卡奇眼中的荷尔德林是一位后人无法匹敌的独特诗人。这里，就如以前一样，卢卡奇的品位驱使他关注那些气度狭小的评论家有关删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删减得到稍稍的改变，以便迎合某个作家反复无常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认为马克思主义顽固不化、愚蠢透顶，或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不是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对文化某些方面颁布一种生硬的命令？
现在看起来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对卢卡奇来说不是真理的集合，甚至也不是分析的方法，而是某种必须做的事情，首先是为了纠正错误，然后转换，再同世界交流关系。当然，没有比这渴望的主题和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早期作品中所发散的讥讽主题更生动的。在这些主题中，康德和克尔恺郭尔[11]的思想融进其中，加之他们影响着卢卡奇那些精湛的、但基本是怀旧的分析抒情诗，以及戏剧、散文和小说，这一切被卢卡奇紧抓不放的苏格拉底似的柏拉图思想冲淡了，因为柏拉图是一个理想的、充满激情的追求者，他的浪漫主义思想被他断断续续的生活和他的模式（散文）以及他的例子中随处可见的讽刺戏剧所支配。然而苏格拉底的理念作为一剂释放情感的解药，因卢卡奇对未来时间的发现，这个理念被悄悄地加固了，甚至当他似乎深陷于20世纪初那绝望的道德泥潭中的时候依然如此。
在第一篇文章《灵魂与形式》（Die Seel und die Formen）（1910）的结尾处，卢卡奇开始谈到了一场伟大的美学事件，当这个事件到来时，散文和散文家会因为他们的清晰透明、自主独立和远见卓识而变得无能为力。然而，这篇文章本身“似乎被视为一种达到终极目的的必要手段，是这个阶梯的倒数第二步”。这就是时间的三个维度，是卢卡奇，而不是乔治·普莱，并且在海德格尔[12]之前，成为了哲学家、诗人、时间的技术员：一种在过去不可恢复的、渴望的统一，一种介于现在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无法容忍的隔阂，一种夺取一切和破坏一切的未来。这是一种失落、孤独和毁灭。1948年后马克思主义给卢卡奇带来的不是真正地把不同时期的三个人转型，而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一门学科（辩证法）和一个场所（散文），借此来观察、管理、澄清这一切。卢卡奇让这一切客观化，不让它们受主观主义影响，但也只是限于创作。无论是探讨小说还是无产阶级，卢卡奇的确是在谈论这具有特殊形式（如动态和静态）的三个阶段的某个特定时刻的巧合，谈论由于意识产生的理解的巧合。莱辛[13]和马克思教会了卢卡奇如何理顺从这些表面纷乱复杂的事件中抽出来的巧合事件。
仔细考虑这些主要的问题，甚至包括这些俗语，卢卡奇让这一切流行了起来。大多数问题本质上与历史的关系不如与历史有关的边缘化或者偏离的问题更紧密，或者说不如与对历史的指责和历史上潜在的问题关系更大。因而，形成了具体化、无产阶级意识、孤独、整体性。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卢卡奇也非常关注植物（或者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生活之间的断裂关系。马克思主义描绘并专门研究人类意识中时间和历史的反映。卢卡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了最令人不满的时间的本质——整体间接性，腐蚀性讽刺，连续的预示性特征——并把这个本质放在可以被识别的类别中。然而，无论卢卡奇什么时候谈论现实及现实中的理想，如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他都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思考着它所折射的理念。至多他暗示说，马克思主义对他而言，是在调节个体或群体智慧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交流，却无法消除障碍。通过使它们无限常规化而消解他们，就像当无产阶级意识真正存在时（这里非常矛盾），一种非人类原子主义不仅分裂了而且延缓了所有人类的团结。只有深深地融合黑格尔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应付如此缺失和否定；只有语言被用以这样方式来表明意义，且仅是这样的方式，其中时间成为缺失而不是存在的形式，那么语言才能够表现这些困境。“历史是不能心安理得地推翻塑造人类生活客体形式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卢卡奇的思想是教条主义同闪烁其词结合的结果。他一生献身政治，在1930年前从来没有引起过葛兰西[14]的关注；葛兰西是在卢卡奇知识分子圈和势力范围内唯一非俄罗斯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葛兰西有意大利的文化背景、意大利共产党身份以及《新秩序》杂志的影响，尽管他后来脱离并同第三国际意见相左。卢卡奇时断时续地出入匈牙利、德国、苏联，并不断在匈牙利、德国等遍及东欧和西欧的多家杂志、机构及高等学府任职。很显然，两人都是一种对立文化的成员，但是人们从来都很难把卢卡奇同某种文化内的客观情况和运动相联系，也不能甚至预测接下来——比如说——他要去哪里。
我想把卢卡奇的活动称为类似黑格尔的活动，因为他的活动总是不大游走于对立面和综合之间，而是远离即时性，不断走向未来的“总体性”。下面我们来看《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的这段内容：
如果尝试把一个存在的即时形式归为阶级意识的缘故，那么不让它进入神话是可能的：结果将会是一种神秘物种意识（用黑格尔话说如“民族的精神”一样神秘），它与个人意识的关系及对其产生的影响十分令人难以置信。更难以置信的是它是由机械和自然的心理造成的，并最终作为主宰历史进程的造物主而出现。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阶级意识通过对于普遍的情形和共同的兴趣形成后，不再局限于工人阶级。对于这种情况，独特的元素就是超越即时性而体现出的对于整体性的社会向往和追求，不管这种渴望此时是仍旧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这里的逻辑是动态的、黑格尔式的逻辑，但是在内容上及在针对未来上要比黑格尔的更激进、更政治化，并且比任何人对于整体性的冲击更强烈、更令人惊奇。卢卡奇说，经过“即时性不断被取消、被超越的辩证过程”，这一切将会发生。
这样的著作（卢卡奇十分小心地避开权力或者掌握权力）的整体唯理智论伴随着一种空虚。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关于阶级意识辩论的核心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它无法像表现本体论那样，喜好废除一切，超越一切，作为生活的行动；它不能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转变；它也没有情感效应。相反，像曼·阿申巴赫，卢卡奇似乎在一直思考压力（握紧的拳头）由另一种运动释放（松开的拳头），除了废止和超越对于卢卡奇来说是辩证法的术语可以用来说明整体张力和渴望外，它们本身也是他的宇宙内在固有的一切。这里，马克思主义再一次约束了卢卡奇；它阻碍了卢卡奇，这样整个反对派就不会对他大动肝火。阶级意识，是人们没有但想获得的东西，是很明显的社会学科，历史是其宏观的阐释。
在卢卡奇晚年，他给自己的著作增加了另一个可以控制的冲动——与习惯再现被否决的东西联合的否决手段。毫无疑问，这是他作品中不断修改的一部分，我们会从卢卡奇这样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作家身上发现这一点。据我所知，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否定方法。我本人从未能够真正明白1967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前言的含义，也未懂得1926年赫斯[15]的评论。在这里，卢卡奇因为自己的“唯心辩证法”对自己进行了批评。这样的批评会在事业中的某些特别时刻再现吗？他们真的会删除、修饰，或者延伸到相关的观点，例如关于自然是否一个社会范畴？它们是卢卡奇一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受到承认所做的尝试？它们是辩证法本身设想的条件？它们不能展示自我批评如何成为另一种主张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卢卡奇在连续不断的评论、反映中使自己时刻关注的另一个文本。
当我们转向卢卡奇的美学时，会遇到一些特别相关的问题。从开始到结束，艺术对于卢卡奇是反映：人类、社会及反映本身的反映，取决于在事业中选择哪个时刻，卢卡奇更强烈支持这三个中的一个作为艺术反映的客体。从这些强调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体验一个不错的辩证对称。在他事业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他关心反映自身的体裁；他以这样的方式阐释体裁，我们可以在比较清晰的总体层次上理解小说，才能真正就小说谈论小说。在他的事业之末，他又回到美学中的自在（ansich）本身，而他在《美学》前言中却以强烈反对的方式和态度提到了此事。
当前主要的艺术范畴，其恰当的形式或内在的身份（Eigenart），就严格的审美而言，是具有与众不同、特点鲜明、详细具体等特征的。但这既不是神奇而充满宗教教义的，也不是从直觉上为人一无所知的。它与人的整体性密切相关，与历史，无论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密切相关。在这个截然相反的一先一后的两极，卢卡奇描绘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方法的主要框架。
这个主要的特征都已经为人所知。它包括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的作品，历史小说，当然还包括他诸多关于艺术的讨论。然而，关于后期美学的讨论最重要的是卢卡奇从1930、1940到1950年内再次概述并且阐释的主要观点。旧的传统对于庸俗的因果关系及低级模仿的直接性依然不屑一顾。对于现代的非理性、孤独、理想（以各种形式隐藏起来）的不耐烦加剧。讽喻被视为消费主义而受到批判。宏大与集中的整体性的概念不仅优雅，而且深刻。然而，整体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范畴，通过它，艺术消除了无限的调节；同时，整体性使卢卡奇严格地与物质现实联系起来，没有尴尬或回避，也与“脱离社会的自由”的想法建立了联系。这里有令人难以忘怀的过去主题的重奏。创新是一种语言延伸的讨论（有趣的信号系统，很好地表明卢卡奇如何意识到符号学），并且是对被艾格尼丝·海勒[16]称为“接受的错误两难境地”的解释。另一方面，关于音乐、电影、装饰艺术的部分，其价值值得商榷。然而，这个作品的精神，人类中心主义[17]的、拟人化潮流推动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批评方式，让人满怀希望，这里不仅有明显的布洛赫的印记，而且还有马克斯·韦伯[18]的影响，卢卡奇都坦率地承认了。
本世纪，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成就能与卢卡奇的《美学》相匹敌。也许我们会想到克罗齐，或者是英加登[19]的文学作品〔《文学的艺术品》（Das Literarishche Kunstwerk）〕。没有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尽管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用的范围来说，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Le Dieu cache）仍旧在此领域中鹤立鸡群，但戈德曼是卢卡奇的学生，也是他的追随者，很少有作家像卢卡奇一样关注中心主义以及审美经历的唯一性，或者关注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及作品神圣概念的审美经历的潜力。卢卡奇试图触及没有几个人敢涉及的一切问题。给予他信心的，我想，既不是他的博学也不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在两卷本中任何地方都有一个因素暗示的一个现实，那就是审美的行为是人类活动的类型，能够代表人类的整体性；如果艺术象征性地代表整体的某个方面，那么它不需要代表一切。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卢卡奇因审美的符号和审美形式的符号研究力量，使抽象的调停和边缘化进入到给人愉悦的即时性。其次，艺术作品和环境之间存在完全可控的辩证关系：这个辩证关系就是卢卡奇经过数年实验的主要成就，并且使他自信地游走在决定论和机遇之间，作为建立艺术的力量。换句话说，卢卡奇能够把这些过程系统化，通过这些过程，现实进入艺术并通过艺术反映。最后，临时性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问题都少得多。
注释
[1]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1912—1973），德国学者，主要研究历史、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作品有《社会主义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等。——译者
[2]G·H·R·帕金森（Parkinson），英国雷丁大学终身哲学教授，其大量著作关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维特根斯坦、卢卡奇等人。——译者
[3]斯大林主义是一套以前苏联1929—1953年间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命名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体系。——译者
[4]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小说家。他生于富商家庭，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当过书店店员和印书馆职员，曾在慕尼黑念大学，后专门从事写作。1894年后相继发表《在一个家庭里》、《在懒人的乐园里》和《垃圾教授》（1905）等作品，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译者
[5]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小说家。——译者
[6]汉斯·海因茨·豪尔茨（Hans Heinz Holz，1927—2011），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马堡大学（1971—1979）教授，1979年起担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Grinigen）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辩证法的历史与系统和艺术史。代表作有：《莱布尼茨》（1958），《辩证法与反映》（1983），《统一与矛盾——近代辩证法史》（1997—1998）。另外豪尔茨还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代表作有《文化比较中的中国》（1994）。——译者
[7]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勇士名。——译者
[8]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是海洋女神忒提斯和凡人英雄珀琉斯所生。他是参加特洛伊战争的惟一一个半人半神。——译者
[9]阿尔托（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1931年写出《论巴厘戏剧》、《导演和形而上学》等文章。1932年发表“残酷戏剧”宣言，提出借助戏剧粉碎所有现存舞台形式的主张。他在1938年出版的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中追求的是总体创造的戏剧。——译者
[10]纳粹主义，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mus”的缩写“Nazismus”的音译，意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译者
[11]索伦·克尔恺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译者
[12]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真理的本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译者
[13]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剧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美学著作主要有《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拉奥孔》、《汉堡剧评》等。他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拉奥孔》中对画与诗的界限及两者和美的关系的论述上，表现在《汉堡剧评》中市民剧的创立上，体现着浓烈的启蒙气息。——译者
[1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对文学与社会生活，作家与时代、人民，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等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译者
[15]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德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政治家、记者，主要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主要著作和文章有：《人类圣史》（1837）、《欧洲三头政治》（1840）、《行动哲学》和《论货币的本质》。——译者
[16]艾格尼丝·海勒（Agnes Heller，1929— ），现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汉娜·阿伦特哲学教授。其主要著作均由英国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出版，其中包括：《重建美学》（1986）、《普通伦理学》（1989）、《人格伦理学》（1996）等。——译者
[17]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而被采用的，它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译者
[18]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1922）、《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译者
[19]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波兰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英加登主张从分析人类主体的精神意识入手，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解释世界存在的本质和根源。主要美学著作有：《文学的艺术品》、《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艺术本体论研究》、《经验、艺术作品与价值》。——译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