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通常伴随着这些肉体上和身体上的经历，是一些想要控制他们的尝试行动。维柯关于教育的观点很清楚地阐释了这点。教育是关于年轻人的，他们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的生命个体。维柯不主张提倡有害年轻人的项目，相反，他鼓励提升这个项目的最佳品质——他在《新科学》[3]中提到——把这些品质化为责任（原文是：di ridurre in ufizio，暗示投入工作、负起责任并妥善安排）。同样的观点，即人自己教育自己，因而通过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和社会，使得维柯生动地描绘了人类作为异教徒存在的最早阶段。至于这些类似含义相对抽象的知识产物，当词语“被身体携带并且被身体的某些特性携带”，用来为一种稳定能指目的服务时，含义就会出现（237）。维柯随处有意利用人类理性的具体物质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只有当你从赋予身体更文明的事情中选择一个方法后，真正的磨炼才开始，而且因为身体的轮廓似乎总是把他们自己介于眼睛和他所读或写的书之间。因此，不是排斥身体，而是他强调对他自己和他人来说身体的存在，就像一个受训的士兵，身体从走路的姿态变成大步前进，或者从坐姿变成警惕的战斗姿态。在最初的《自传》中有个关于这一点的完美缩影。当他是孩子的时候，
在夏天，他会在夜幕降临时坐在桌旁；善良的母亲，一觉醒来，可怜他，让他去睡觉，却经常发现他读书到天亮。有迹象表明，当他长大后，在研究文学时，他常常奋不顾身地维护他作为学者的名声。[4]
维柯喜欢把年轻和身体的活力与人类存在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相联系，这点被他的巨人们所代表。对于他的心灵之眼，巨人们的规模和令人惊异的存在是他愿意称为诗学和英雄人物的第一个特征。实际上，我们从他关于英雄思想的侃侃而谈中得知，这种思想是力量的延伸，就像体操运动员身体的弹性一样，也是延伸的自我约束，就像牧师的克己生活，并且是从那些他所联系的英雄主义中流淌出来的精华，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崇高或者勇猛。当他开始筹划《新科学》时，他不能放弃他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他命名的“要素”在开始时将会像生命体中的鲜血一样，流淌过整部书。一个生命体的观点逐渐与活力的观念建立起联系，同时也和与生命相关的词汇（如anima，animare，ingegno等）的整个复杂结构建立联系，还和克己的行动相关，其中coro和ricorso显然是主要的词汇。这样，当纯净的领域——如真理或意义——显示出物质基础，而那些传统的学术几乎要摆脱这些物质基础时，维柯的创作本身就充满了生命力。他使用词源的习惯是一种“复古含义”的形式，从意义来的地方，把它们赶回到身体里去。[5]这是一种带着报复的心理，反对笛卡儿的返祖现象。
这个代价对于维柯在《新科学》中实现说教的目的也许太大了。读者不需要去了解这本书的结构有多么特别，也不需要了解混沌与遮掩的力量如何更替，以及直来直去替代冗长繁杂与不着边际的细节有多么奇怪。为此，我想我们要指责的不仅是维柯的孤独与怪异的独创，还有他的见解，因为当谈论人类现实的时候，总有些在单纯的逻辑意义之外的东西需要被关注和解决。这就是身体，它的杂乱、直接、蔓延的庞大规模变得智能并适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维柯谈论的主题。维柯似乎无法完全控制他所说的话，也没有意识到他谈论了些什么，这是不可避免的。这部分是因为身体是自己知识的源泉，的确是一个身体，在原来的规模中缩小，被迫经历磨炼，经过教育而成为智能的行为。即使文明从身体进化（不用这个词也行）到非人的制度，维柯的任务依然是知识的人格化，而这点是尼采晚期时候反对的。然而，在书写进化的过程中，维柯不愉快的风格也传达了即时性的损失，仿佛描述性冗长的语言试图再次捕获“诗学”思想的身体的直接性就是展示思想，而这种思想没有成功也没有优雅地揭示快乐的生物活动。
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理论家来说，维柯那样的返祖类型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我想，我们非常习惯于文学文本存在于一个没有任何维度、没有任何条件，甚至没有性别的要素中。除了作者的主权外，它清除世俗的每条证据，并且容易受奇妙的解释和建立体系的怪异想法的影响。[6]维柯对待文本的方式主要是把这些文本推回到它们来自的地方，即从人类奋斗的行动。维柯的反理论的方法同等重要。如果他迫使你看文本产生的全部物质环境——记得他如何说起“原始的寓言都是真实、严肃的叙事故事，而神话、寓言，被定义为vera narration。但是因为这些寓言最初多数很粗俗，所以逐渐失去了原始的意义，然后它们经历了无数变化，结果变得先是晦涩难懂，然后令人无法接受，最后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荷马运用的这种腐败歪曲的形式”（814）——他也非常清楚缺乏实质的文本或者理论化的文本是不可避免的。他意识到，无论一个倡导返祖倾向的人揭示多少有关文本的物理原始特性，这个理论家都将会忽略这个文本“不可信”的主题的问题，以便满足于集中全力关注它的形式，或者它的数据以及形式。这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这种形式的偏见，维柯说明，一个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理论的折射从前是另一回事，就如荷马史诗也并非总是被认为是“一个冷静、文明、温和的哲学家的作品”一样（828）。
《新科学》到处提示读者，学者要么躲在背后，要么对事物忽略不管，要么侮辱人类活动的物质证据，包括学者自己的物质证据。然而让人吃惊的是，我想，维柯对待理论或一些体系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后者。尽管维柯对这两者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不能说他藐视它们的任何一个。他也没有感觉到，幸福的理论家或获得灵感的体制缔造者很明显犯错是因为两者每一方更加关注自己的想法，而以牺牲文本为代价，无论是什么与之产生矛盾。维柯自视清高，不懈对此进行评论；当然他相信，最有力度的观察和形成的理论是个人权利的行为，这是正统的权威或者机构的名望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在一个理论或体系中，他所见到的是一种矛盾，这个理论或体系或者能够同化具体细节，或者不能；或者公布于众（如维柯自己给荷马和但丁归纳了一系列理论，然后向没有血色的小说中加入了具体细节），或者隐瞒下去〔如维柯说不要期望从直接源于民族或者学者的虚荣创作的书籍中获得最重要的原理（330）〕。对于维柯来说，理论或体系作为反思思想的小说形式，吸收或者是产生矛盾的感性印象是一个问题。而对于理论变成了僵化了的结构晦涩的内容，不惜任何代价遭到回避和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然而，即使最狂热的自负信念也没有被维柯忽视。他很聪明地意识到，如果说观念能够成为一成不变的思想困扰是正确的，那不亚于说这些观念从前都是源于对物质存在做出反应而充满激情的想象。一个经典的文本，盲目地被大学教授奉为永久不变的文献，仍旧可以被显示为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如维柯对罗马法律的描绘。重要的是说服学生，让他们知道这种动态的、充满激情的历史是存在的，并且维柯在劝说方面不是徒有虚名的教授。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在是什么与能变成什么之间的界限如此薄弱。他很少公开声明“发明”的界限，因此把诸多半真半假的词源证据堆砌在最小的一点。就像他的“最初的神学诗人”在各处看见丘比特那样，维柯赋予一切以生命实质。我们不妨把Iovis omnia plena重新翻译 为“维柯给万物注入了激情”。维柯引用了有关名字起源的证据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而，让我们更吃惊的是，他能够十分熟练地把各种零碎的知识融合成一种连贯的辩论，尽管有些不自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辩论学科十分鼓舞人心，也具有诗意，维柯一定会让人受益匪浅，而不只是提供重复使用的科学方法。
《新科学》要求以严肃的态度来做研究，因此，它似乎不是使非个人的方法合理化，而是使个人的灵感合理化，尤其是不顾任何道德的那种。简而言之，对于维柯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什么证据，而是你能发明或列举什么样的证据，或者是找到什么样相当重要的证据，他根本不在意是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或者完全被人理解的。对于维柯，verum和factum完全可以相互替换。运用一个理论就是使一个人以实质的证据创造东西，就像维柯使其作品充满讽喻的象征意义，并运用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创造的意义，其他任何人很可能无法在其中发现这样的意义。认识是如何进行创造的，这个著名的公式使得预想的次序或者知识的辩证法变得一团糟。一个理论的重要性不是它解释的内容，而是同化的程度，结果就与一个人能从中创造的东西一样，与矛盾或逻辑无关。
我似乎已经颠倒了我的第一个关于维柯返祖的看法。从把他的作品视为一种尝试，迫使理论回到全部的物质开始，我要让他运用理论而不是制造事物整个秘密的看法，以他使用的形容词“诗学的”同样的方式从他学者的想象中提炼出一个接一个的“状态”。在我开始谈论这个文章的第一种情况里，理论或体系——我用这两个词来指上面我们提到的大量的经历中一种抽象的“看见”或解释——被迫面对身体，因为两者都忽略了身体。这样，这个学校就会因它的教育功能——返祖，被放逐回到茅屋或者深林中。在第二种情况中，一个理论或者体系在一个像维柯那样专横的知识分子手中遇到了石化的风景，而它让这个空间充满了活动和主题——那就是发明，继续推进这个风景。
我相信我们对维柯加倍崇敬的原因，源于讨论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态度可以互相包容，其中一个是返祖的，另一个，坦诚地说，是创造性的。如果可以，他的读者必须接受这种包容。我的印象是，维柯喜欢这两种阐述历史的方式，并同时使用这两个而没有编造一个补充的中庸之道，其实是对逻辑辩论的让步。看起来，他十分擅长应付矛盾，但这并不是说，他粗心大意地制定意义：事实恰恰相反。对于当代批评家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他可以成为意义创造者。[7]作为一个意义的训诫者，对他而言，智慧，就像一个身体在舞动，是非常特别的活动。如果现在我们遵循维柯的展示，看看智慧发挥作用，语言如何操作，那么，我想，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有用的方案，来理解至少一种意义，文本的意义可以和维柯的返祖思想以及他的创造性方法共存。训诫是《新科学》中很明显的主题，维柯对此的兴趣，主要是把训诫作为文化中文本存在的形式，而不是方法。这点在下面我要说的事情中会澄清。
维柯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in prius fuerit in sensu。接着他说：“从思想感觉到的事物那里，思想运用智慧，此时它继续做那些不属于这些感觉的事情；这就是拉丁语intelligere的恰当含义。”（363）一些评论家指出，[8]维柯用“智慧”这个词至少有两个意思，这对于维柯有关认识论与制度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至关重要。在《新科学》的前面关于《诗学的智慧》那部分，就是上面给intelligere下定义的地方，维柯对有关文本批评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对于这些评论家来说，这些理论及具体证据的问题，真正的证据和补充证据的问题，方法与灵感的问题，都很重要。Intelligere是一种活动，从中可以衍生出一种训诫。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理解维柯对于人类训诫洞悉的地方，也是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经常蜕变成一种制度的或者精神上的盈余或者是他者的地方。
就身体占据着的绝对优势而言，维柯很关心在思想中感性印象发生了什么。他把智慧同一种逃跑-救生的行动联系起来，通过它，思想聚集，并且紧抓住某种不属于感官的东西，即使“某种东西”没有身体和感官的经历就无法形成。“智力”结果成为后来的divinare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受到排斥，却成为所有非犹太教民族的智慧源泉。Intelligere 和divinare这两个词的区别不是十分清晰，然而维柯似乎不断地把智力与当代哲学家联系起来，把占卜和野蛮的诗人联系起来。前者是智慧的行动，后者是意志和愿望的行动，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从一种感觉经历中提取不只是一种感觉印象的东西。他们把它取出，并维护它，这必须给予它一种不同的形式。这一切“更多的东西”的总和由智慧支配，通过训诫的作用采取行动，训诫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新发掘“更多的东西”为智慧所用。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维柯如何把这点应用到创造第一批想法中，这些想法当然是神话，并且这点最终应用到创造连贯的符号系统或文本中。最伟大以及第一个神话预言的丰功伟绩是国王朱庇特，“人类和上帝之父”。他是一个重要的诗学人物，第一个从原始的想象力中涌现出重要的符号连贯性，这是在他遇到具有强大感官力量的自然事件时（如雷鸣）发生的。在这个事件中无法被感官吸收的东西是“更多的东西”，一种无名的力量必须被识别，必须被掌控。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暗示外，维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能够感觉到那种需要，然而他为朱庇特的属性选择的细节提供了许多线索。“第一群人，他们按符号讲话，很自然地相信闪电和雷鸣都是朱庇特为他们创造的符号；用一个更神圣、更值得表达神圣威严的想法，从nuo（巫术）中，创造一个符号，就产生了numen（精灵），神圣的意志。”（397）这里我们也提到了感官印象，还有更多的东西：创造一个符号“巫术”，接下来是从“精灵”逃脱的东西，使得符号延伸经过创造精灵的即时感觉。之后，维柯证明救世主朱庇特，soter，获得了形容词，stator，“停留者或者是建立者”。这与朱庇特的另一个词语，optimus 和maximius相对。这样，维柯描绘了人类创造的朱庇特，同时还描绘了即时性感官印象怎样从其来源处远离那种创造。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numen，Store，Stator，optimus，以及maximus都是细节，按照一定次序，那就是维柯自己的顺序。朱庇特当然区分了这些词，但是维柯把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思以非常不寻常的方式放在一起。
这一切并不是一个有关语言学起源的理论，但是它可以当作一个语言学符号体系维护着需要某种存在和持久的主题。当你看到创造一个符号或者得到信任，你就不仅仅是进行了感官印象的交换：维柯就是这样说的。人类的祖先“理所当然”认为雷鸣和闪电都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符号，因为他们按这些符号交流。然而，维柯从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说他们什么时候养成了在他们当中用符号说话的习惯：只是自然发生而已。而不自然的是，对于诗学来说——这种差别很重要——是界定nuo起因于雷鸣，雷鸣随后从numen中受到启发。对于他们自己的符号语言，nuo被认为已足够：符号立刻被应用起来。但是为了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复原的稳定意义，他们必须以把前所未有的自然事件转变为他们所用的符号的方式，把numen归为一种符号。维柯的描绘让人很难准确地把握，因为他在视原始人为朱庇特的缔造者与视他们为朱庇特的臣民之间来回转变。当然，这个观点是，缔造朱庇特，他们把自己卷进了朱庇特的领域。这种相互限制的关系不仅与宗教相关，正如维柯所说，而且与文化和民事相关，并具有某种不懈的训诫。
对于文化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持续的事件，而不是随意的任何事件，这些持续的事件一定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历史的、物质的、可恢复的存在。伟大的暴风雨在原始的思想里创造了朱庇特的符号，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这个符号创造了一种方式去挽救记忆，比声音和光通常持续的方式更长、更有创造力。对于文化、文献的世界，这个模式的天才的智慧就在于这两点。首先，它使得这个符号和感官印象默契存在，而不是降低为彼此“自然”的关系。其次，它把保留符号与它从感觉的即时性中被拯救下来（消极的方面）相联系，同样，与符号停留或者建立自己的、被训诫的坚持不懈的模式（积极的方面）相联系。这些问题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当各种感觉无法控制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同样，我也认为，对于我们来说，说语言是自愿的、保留的、建立自我的，就是说文本如何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在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是为什么的。
这些描述让文本理论家想起实质的体制，通过它文本借以存在，为它起作用。换句话说，一个文本的主要功能是，文本的出现、传播、循环、保留、流转、再流转以及消失，就像文本自己的生产、内部联系的物理环境以及来自文本自身的可能意义。维柯对于文本的理解所做的辩证的一切让我们意识到只有研究文本的感官以外的范围、传播和驻留的能力，我们才能不再谈论一个简单的世界，其中要么有证据，要么没证据。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语言，既然符号不仅仅是存在，而且是创造，是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对于那些文学理论家来说，文本的存在不是自然的，正如第一批人类创造了朱庇特，而他们和朱庇特都不是自然的。朱庇特对他们来说，注定就如同他们对朱庇特一样。文本在文化中，就如在读者中一样；读者和文本都不能随意产生意义，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两者都是一个可调节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无论文本何时、何地存在，它都存在，就像一堆符号一样。
因此，文本的训诫就是原始的即时性如何变成永恒，然后存在于文化中或者被文化传播。朱庇特的产生，不仅仅是超越人类的神灵，而且是一个父亲。他创造了一切，包括他的对手，整个关系体系，就像紧紧抓住读者文本的体系以及最随意解释的歪曲者一样，[9]属于更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个体系是物质的、历史的人类社会。对于维柯，人类的世界就像文本的世界，反之也一样。它们都是来自一个受启发的预言的行动中的身体，通过那个预言，内在的物体，随意的标记，成为体系；因为感官的即时性失去了，而知识和审美的能力获得了：朱庇特，就像伟大神圣的文本，成为optimus以及maximus。从这些神圣皇家父系般的文本中——凭着强大的洞察力，维柯意识到，对于文本读者和作者来说，世界充满了文本——形成了更多文本的文化、读者以及作者体系。这样，在同身体最初来源的巨大规模形式相比时，如Ious（宙斯）的缩写形式Ius（权力）一样，新的身体延续发展，变成一种微缩水准的、变了形式的pliteia（共和制）（371）。在这个新的文本汇集中，作为语文学家的维柯，找到了训诫，那是一种对身体的前例和开始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严厉。当维柯谈到“具体的和复杂的人类文明制度的秩序”（1026）时，他说的是他脑中的训诫。
注释
[1]《新科学》由意大利法学家、历史哲学家、美学家维柯著。初版于1725年。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科学原则》，是一部阐述古代文化史、诗歌和美学的理论著作。——译者
[2]《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自传》，马克思·H·费希、托马斯·G·博金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3），第200页。
[3]《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马克斯·H·费希、托马斯·G·博金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8）。
[4]参见《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马克斯·H·费希、托马斯·G·博金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8），第112—113页。
[5]这个词参见皮埃尔·吉罗，“词源学和ethymologia（动机与后动机）”，《诗学》II（1972），第407页。
[6]在《疯癫与文明》（Histoire de la folieàlage classiqu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1）再版（1972）的新附录中，米歇尔·福柯说明了这个观点体系的特征，用来解释由德里达说明的文本：
如今按其最终的成就来看，德里达在这种制度中具有最权威的代表性：减少口语在文字表述中的痕迹；省略为了阅读而重复的成分；发明文字背后的语态而无需分析口语中主语所采用的语式；确定原文中的表层义与引申义，以免在口语到文字的转化过程中再度使用口语进行表述……
可以说这个系统的制定遵循了历史的规律，显然，它正如一个小型的教学法那样在运作着。这个教学法教育着那些只学习课本知识的学生，但是它受限于原文意思的保留，因为无论是其学生自身还是在原文隐含意义的理解上都会有所差异；学生也无需去他处探求，只要在这里，无需那些确定的字眼，只需要朴实的词汇，在字里行间就能找到所谓“存在的意义”。相反地，这个教学法赋予了教师们无限的权利，使他们可以无限地重复讲解课文。
另见福柯《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naissance de la prison）（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5）对训诫的谈论，第135—229页。
[7]在以赛亚·伯林的分析中，有一段非常有价值的关于维柯如何理解意义的阐述，“简述维柯知识概念”，《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国际会议论文集》，乔治·塔利亚科佐、海登·怀特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9），第371—377页。
[8]参见利昂·旁帕：《维柯：“新科学”研究》（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第23页。
[9]哈罗德·布鲁姆把文本的体系称为“误读者”，他的理论与此相关。参看他的著作《影响的焦虑：诗歌原理》（The Anxiety of Influence：Theory of Poet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诗歌与压抑：重谈布莱克到斯蒂文斯》（Poetry and Repression：Revision from Blake to Steve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维柯对于布鲁姆的影响很大，但不像维柯，布鲁姆只谈诗歌，是维柯对诗歌世界认识的聚焦（修正主义的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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