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对待这个问题不可能比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理解得更透彻，就是说，奥威尔以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淳朴的”素描风格，在美德的层次上彻底战胜了他自己所谓的政治常识和知识分子的良心。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没有试图掩饰奥威尔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政治令人吃惊的漠视——他们认为，高登·科莫斯托克，《让叶兰在风中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中的主角，“只是不时地意识到不计其数的失业的人……他也同样对于以任何政治手段解决他所逃避的金钱世界的罪恶不感兴趣”——也不能假装他和吉卜林[6]是同一个层次的小说家，无法成为劳伦斯、乔伊斯和康拉德的继任者。有人指出了他们的奥威尔有些缺陷，而且不少。
令人吃惊的是，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在第一段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围绕着埃里克·布莱尔如何变成了乔治·奥威尔进行了描写，这让人难以置信。之后，他们两人精雕细琢，继续描绘这种转变，主要描述的是这种情况开始出现而不是他所从事的最卑微的事业。从《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irs and London）[7]到他多次进出西班牙（1936—1937），这期间创作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8]和著名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品。他放弃了教书，然后结婚，写了些评论和文章以及非常受欢迎的一系列书。他到北部矿区周游，游走在城市中心和郊区，到西班牙寻求新的经历；他和妻子得到了一所普通的房子，又和伊顿的校友混在一起：这些活动是他到1937年时生活中突出的部分，都被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很耐心并且仔细地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当然这种非英雄也非反英雄的生活，只不过是几例生活方式而已。
奥威尔有关政治的持续不断的创作不是发生在他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不是发生在他对具体的帝国主义经历稍感兴趣的时候〔《缅甸岁月》（Burmese Days）〕[9]，而是在他再次融入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且后来以这种生活为主的时候。尽管他是个忠实的党派支持者，但他还是注意到，政治是一种不同于售书、婚姻、和其他作家建立友谊〔绝对不是和那些用来作为《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0]或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素材的激进分子交往，然后再中断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出版商、文学中间人打交道的另一种感觉。奥威尔的政治观就是在这种氛围里一直被浸透和滋养着。尽管如此，奥威尔依然因其所持的某种政治的圣洁与文化预见的观点而备受赞誉。从这个氛围中，他后来形成的社会爱国主义，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他的一篇关于奥威尔精彩的评论文中谈到那样，这种思想阻碍了他从政治角度对“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1]的严肃分析。甚至最普通的词汇都是来自这个非常乏味的背景，奥威尔喜欢这种词汇而不喜欢用真正的历史或理论来解释——“用一句话来说英格兰：一个由错误的人来掌控的家庭。”
换句话说，奥威尔需要把自己处于所熟悉的环境中，以便消除一切忧虑，然后他才能建立一个立场；但是在一个能复原温馨家庭浪漫的全部要素的社会环境中心里，不包含孩子，奥威尔的焦虑在哪里能够平息呢？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揭示了困扰他的焦虑的本质。一旦你陷入了低谷，他说，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你已经经常谈到落魄不堪——那么现在就是落魄，你已经落魄，你可以忍受。它能驱散你的焦虑”。《无法忍受这种状况》（Not Standing It）——“这种状况”是一种心理-道德限制，防止彻底分裂，失去你的自我身份。这个身份的界定是根据你的出身以及多数时间你所知道的你应该回归的地方（这点乔治·奥威尔当然是从下层的中产阶级成员那里得知的）。当然温斯顿·史密斯[12]在1984年最后受难的时候除去最后一个选择产生了这个特别可怕的经历，失去与茱莉亚[13]在查灵顿商店上面共有的温馨避难所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肯定的是，当叙事者成为在巴黎的潜水员或是英格兰的流浪汉时，幕后家的存在以及打一个电话给埃里克·布莱尔的姑妈娜丽的可能构成了叙事者不忠的信仰。
在《鲜为人知的奥威尔》中，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谈到了奥威尔成功地阻止“（落魄的）经历的那种杜撰或者综合的性格从意识中流淌出来”，然而，他们都明察秋毫，没有否认奥威尔真正的现实境况让他的旅行定格在狗群中，并给予其独特的力量。我们比较热内[14]和奥威尔，就不会产生疑问。这样，在30年代，当奥威尔公开成为政治作家时，政治的风险就从一个在某些地方感觉自如或者真正应付自如的某个人的角度被成功地处理掉。这就是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赘述的特别力量，“奥威尔属于能够创作的作家的一类”。他能够创作得起。为了对比，他们谈到了乔治·加里特[15]，他与奥威尔结识于利物浦，是一个有天赋的作家、海员、码头工人、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这个状况的鲜明事实是——靠救济金养家、结婚、生子，全家挤进两个屋子——让他不可能尝试写出更长的东西来”。
奥威尔的创作生涯从一开始就认可了未经检验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的创作一开始就被他的素材中冒险的内容遮盖着或隐藏起来，结果试图让读者相信，他是以一个受压迫者的姿态说话。事实上，他有勇气和仁慈，但我们必须说，他也有安全保障，避免受伤害。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让我们可能看到奥威尔的政治远足是一种在花园中的漫步，而不是海外旅行，也不是揭露奥威尔最为人知的真实政治。这种著名风格出现在这幅精美的图画中，这是一种科技的成就，而不是经过烈火洗礼的政治审判。
奥威尔风格中有关于人文和政治代价的，在其中，他或者背离，或者拒绝面对，然而，他的这种风格一想起来就让人充满了困惑。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两人都同时拿出示例，证明了奥威尔回顾过去当医生的经历，以及他在当代情况下十足愚蠢的行为。关于这点的详述，可以参见雷蒙德·威廉书中有关奥威尔的描述。1930年，奥威尔写信致《动物农场》（Animal Farm）的乌克兰读者时，公开了他热衷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很显然，他所说的话并不是真的，这更令人气愤。这不仅因为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指出，奥威尔开始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一无所知，而且因为我们注意到，奥威尔在1935年没有意识到“希特勒打算执行《我的奋斗》（Mein Kampf）[16]的计划”。奥威尔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从内部对社会主义指手画脚，他既不了解马克思，也不知道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与此同时，他经常把英国激进分子称为“娘娘腔的左翼”，似乎对于任何来自专栏记者或者反马克思主义人士的经济和社会分析丝毫都不感兴趣。当他不再局限于口头上谴责那些敌人或者竞争对手的时候，他就成为没有多少挑战性的书的评论者。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这样弥补了艾萨克·德茨舍[17]最初对奥威尔晚期生活的诋毁性描述，而他的偏执也从大都市或激进的现代主义转向平凡人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这在美国，至少被装扮成了“新古典主义”[18]。
这并不是全部，斯坦斯基和亚布拉罕还有更多的相关阐述。在与艾琳·欧沙那希[19]的幸福婚姻后，奥威尔的态度要比以前开放，不再那么犀利。然而，除了在“商店”和“瓦利顿”中令人难以置信的田园诗外，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真正地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艾琳负责整日做饭，打手稿。在那里，艾琳给奥威尔的帮助就如同在西班牙时的帮助一样。结果她积劳成疾，撒手而去（其实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两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多数亲戚似乎对于奥威尔的要求要比对他朋友的要求少得多。
那么《奥威尔：转型》（Orwell：The Transformation）讲述的文学史是什么呢？当然是突出奥威尔那样清晰的风格，不需文人添加的任何修饰成分。对于这个风格，有很多合适的点评，当然，这些评论试图屏蔽一些不实的报道，这也十分令人奇怪。例如，这种简洁报道式的风格迫使历史、过程和知识本身变成仅仅被人所见的事件。从这种风格中，形成了当代西方新闻业看起来没有政治观点的见证者，他的优缺点一并体现出来。当这一切变得无拘无束，你就会见到亚洲和非洲的暴民横冲直撞：显然这是一个十分热心的记者报道的骚乱情形，而这个记者既不崇拜左翼，也不对右翼嗤之以鼻。可是这些事件只有在职业的记者眼里才算真正的事件吗？我们真的无法忘掉产生这些事件的复杂现实，以至于我们更关注暴民的暴力行为吗？没有评论权利把记者和分析家放在第一位，使得这个世界可能起到人们心安理得地关注的角色吗？这样的风格同任何公开的政治话语相比，难道本质上不是暗中更加不公平，更加巧妙地隐藏与权利的关系？更可笑的是，它一直对说教和宣传充满幻想，为了有可能促进用质朴和真理来反对这种“价值无涉”的专家政治，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问题形成了对于奥威尔的描述，但只有1937年后，这才能暗示斯坦斯基和亚伯拉罕运用这种技巧对奥威尔做的研究。
注释
[1]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英国现代史。代表作：《雄心与战略：18世纪90年代自由党的领导权之争》（1964）、《1867年以来的英国：持续性与变化》（1973）、《威廉·莫里斯》（1983）等。——译者
[2]威廉·亚伯拉罕（William Abrahams），美国诗人，作家。曾任一年一度的“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负责人长达三年之久。其晚年和历史学家斯坦斯基合作创作了四部非小说的写实文学：包括广受好评的奥威尔两卷本传记《鲜为人知的奥威尔》（1972）和《奥威尔：转型》（1980）。——译者
[3]《鲜为人知的奥威尔》：描写了关于乔治·奥威尔前三十年的生活：在伊顿和缅甸求学，以及他如何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经历。——译者
[4]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1915—1936），英国诗人，共产主义者。西班牙内战期间辞去剑桥大学职务，投身西班牙共产主义联盟。——译者
[5]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1908—1937），英国诗人，1937年作为救护车司机参加西班牙内战，并站在共和党一派。作品有诗集《冬季的乐章》（1930）。——译者
[6]卢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儿童故事《丛林之书》（1894）、印度侦探小说《吉姆》（1901）、诗集《营房歌》（1892）、短诗《如果》（1895）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他是英国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一位很受欢迎的散文作家，被誉为“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之人”。——译者
[7]《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奥威尔早期基于自身经历的作品，故事讲述了一位不名一文的英国作家的冒险经历，向人们讲述奥威尔所理解的关于贫穷的真正含义。——译者
[8]《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作为战地记者的“二战亲历回忆录”。——译者
[9]《缅甸岁月》（1934），奥威尔担任驻缅英国皇家警察时期的作品。——译者
[10]《通往维根码头之路》（1937），奥威尔于1937年完成的一部关于英格兰北部煤炭工人生活状况的纪实文学作品，讨论了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译者
[11]“英格兰，你的英格兰”（England Your England，1941），奥威尔的一篇关于英国人民族精神的散文。——译者
[12]温斯顿·史密斯，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虚构人物。——译者
[13]茱莉亚，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译者
[14]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法国作家。幼时被父母遗弃，后沦落为小偷，青少年时期几乎全是在流浪、行窃、监狱中度过的。热内认为他的犯罪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这个伪善的社会本身却不受任何惩罚，所以他决定与这个社会势不两立。他发现写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叛逆方式，于是在监狱中创作了小说《鲜花圣母》、《玫瑰奇迹》。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最为忌讳的问题，如同性恋和监狱生活等，并把罪孽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作者绚丽多彩的文笔中不难看出试图走向诗意的美丽的努力。——译者
[15]乔治·加里特（George Garrett，1929—2008），美国诗人、小说家。2002—2006年弗吉尼亚州的桂冠诗人。他的主要小说有《完结了的人》、《双重视觉》、《伊丽莎白三部曲》等。——译者
[16]《我的奋斗》，希特勒口授，由其党徒鲁道夫·赫斯执笔撰写的一本书，是其法西斯主义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希特勒在此书中攻击民主，宣扬了专制独裁、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译者
[17]艾萨克·德茨舍（Issac Deutsher，1907—1967），波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二战爆发时赴英国作记者，政治活动家。他是著名的记录列宁、斯大林生平事迹的传记作家，苏联事务评论员，在英国左派势力中有高度影响力。——译者
[18]新古典主义，兴起于18世纪的罗马，并迅速在欧美地区扩展的艺术运动。新古典主义一方面起于对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艺术的反动，另一方面则是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为信念。——译者
[19]艾琳·欧沙那希（Eileen P.O'shaughnessy，1905—1945），奥威尔的妻子，业余诗人。许多评论家认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受其妻子的诗作《世纪的结束：一九八四》（1934）的启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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