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命运奈保尔进行了诸多探讨，他曾用自传以及虚构的语言对此进行了分析。例如，他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围绕他过去的意义展开。这些意义，就像在“印度人”这个词语中的歧义，不能轻易追溯到无可争议的源头。当我们记忆中的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东印度时，小说因此有了相应的调整：奈保尔在《过分拥挤的巴拉孔》（The Overcrowded Barracoon）中写道，“一个新的民族似乎马上就要被创造出来”，而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听一种我以为我已经忘掉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让我有一种似曾有过的体验的感觉”。但是，他接着说，“时光不会倒流，殖民主义不能真正地回归。”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有大量的文字来探究介于丧失的起源和现时的近况之间较大的由文字虚构的空间；这样，从《神秘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中的按摩师到《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Biswas）中的比斯瓦斯，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异国风情的幽默、敏感的困惑、奇特的幻想和创造性模仿等特点。
然而愤怒、绝望的困惑以及辛辣的讽刺很可能一直贯穿于奈保尔的作品中，因为这种可能性不仅来自他所妥协的殖民地的情况，而且来自他创作的作品。他创作的主题是有关治外法权的问题——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对于他来说，（就像热带茉莉和它的名字）这个主题就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永远无法走在一起的东西；他的创作是以他似乎早已听任的失败的讽刺视角进行的。
然而，从70年代初开始，奈保尔作品中这种模棱两可的特点，逐渐产生令人心酸甚至巨大的伤痛。比如《在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1971）的结尾部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66年奈保尔在卢克索[4]看到一个埃及人残忍地用鞭子抽打一群穷孩子，而几个意大利旅游者用摄像机把这个场景拍录了下来。
一年以后，六月战争一触即发，当然，这个事件预示着有某种不祥的事情发生。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勇敢地面对别人的欺辱，他说，我要把这件事报告给开罗。之后，他阻止了残忍行为，但最后却退却了，因为他感到“暴露和软弱无力”。他没有从完成这件事中得到满足感，因他苦恼于所有失去的“天真……唯一纯真的时代，从一开始，那时古代的艺术家不知道其他的土地，只能关照自己所在的土地并视为完整之物”。埃及，像印度或者特立尼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无法给现代殖民主义作家提供如此天真和完整的东西，即使当他们寻根祭祖时，这些地方也无法让他们满意而归。更糟的是，他开始怀疑那些源于“开始”的只不过是“一个碎片，一种渴望的缘由，某种入土为安的东西”。
对于奈保尔来说，最终被禁锢在反思和虚假的复制品中的感觉是否主要取决于形而上学或者政治上的发现，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对于《游击队员》（1975）（Guerrillas）和《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的读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政治和形而上学彼此相互支持。在此过程中，奈保尔特意成为了一名游历在第三世界的作家，他把新闻报道发给他所暗指的一些灰心失望的西方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发给一群被认为不可教化的殖民地人民。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把60年代所有的邪恶、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目标、第三世界主义等都排除在外，并让人知道这些只不过是具有欺骗性的公共关系的噱头，是半本土化的思想，半“邯郸学步”般地效仿西方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奈保尔可以被认为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典型代表，因为他值得信赖，并能讲真话。欧文·豪在《泰晤士报》上评论《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时说道，奈保尔的评论“对于原始人声称的道德和双手沾满血腥的独裁者的荣誉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空话”，被认为没有“（在他身上）西方人高傲的或对殖民主义怀念的痕迹”。
毫无疑问，奈保尔是《纽约书评》[5]最好的见证者，他可以对第三世界采访（几乎没有任何第三世界的人对他提出质疑），揭示它的愚蠢、腐败，以及它丑陋的问题，因为在那里他是值得信赖的。如果说奈保尔像一个攫取腐食的猎食者，那就是说现在他更喜欢描绘破烂不堪的东西，还有支离破碎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他描绘这一切时，绝不像在纳丁·戈迪默[6]的书中那样心慈手软，充满同情心。他不喜欢描叙历史的进程，偶尔出现英雄主义以及时断时续的成功事迹；他不去谴责致使游击队员起来暴动的帝国主义和社会的不公平，而是喜欢指责他们狂妄自大。他抨击穆斯林因为他们拥有巨大财富和书写了非洲奴隶贸易模糊的历史，结果把数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的斗争和复杂的文明抛在了一边。现如今的第三世界里，他看到的只是第一世界的复制品，从来没有种族隔离或者美国人践踏印度支那的大规模行动这样的事情。因为奈保尔是一个天才作家——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对他充满了心痛和敬意——所以他能从伊丽莎白·哈德威克[7]那里得到如此激昂的文字（注意这里她的省略部分，这句话“缺乏历史性的准备”会误导读者，它暗指第三世界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自由或者种族问题，无论因殖民统治造成的“准备”有多么不足）：“读他作品的时候……读者会情不自禁地考虑表面的过去和现在，想到伊迪·阿明[8]、阿雅托拉·霍梅尼[9]式的人物，想到布托[10]的命运。这些虚构、凌乱无序的过渡性人物进入读者的脑海，因为奈保尔的作品充分反映了极度匮乏的历史准备，反映了整个民族和人民无法应对的心酸。”
这个简单的不及物动词短语，“无法对付”，暴露了思想自由的美国人在奈保尔作品中发现的东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遭受的自身造成的创伤，他们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当代的历史，是直接来自找寻而不是找到医治他们痛处的乡村资产阶级疗方。但如果这不是奈保尔的书信带给汉普斯蒂德（Hampstead）[11]和上层西方社会的真实意图，那又是什么呢？在他的散文里没有真正的解释，只有观察，换句话说，他没有解释，只是嘲讽似的表示遗憾。他的小说也是如此。《河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非洲的故事，那里沉浸在对一个被隐形的大人物取代而逝的殖民主义者的怀念之中。毋庸置疑，这个大人物的行为既无理性，且危害较大。同时，他试图扰乱一小批像萨利姆（Salim）那样的混杂的印度穆斯林团体。萨利姆是《河湾》中一个敏感的主角，他们既无处可去，又无所事事，眼见这世界被富庶的阿拉伯人和可笑的野蛮人所掌控。对于这个“受伤”的印度的刻画，奈保尔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反复强调这个地方是多么死气沉沉、碌碌无为、虚情假意；而当你读到书的后半部分，在一直以索然无味的语气谴责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穷困国家的时候，你不会相信，这就是大家一直崇拜备至的伟大的奈保尔。
《纽约书评》收录了《贝隆夫人的归来》（The Return of Eva Perón）的大部分章节，除了最后一章讲述康拉德外，其他绝大部分是关于对已堕落的偶像拙劣的模仿。小说《游击队员》以“在特立尼达的迈克尔X和黑人权力的屠杀”为题材，讲述一个黑人冒险者使用黑人的权力意念，成就了他在特立尼达岛上华而不实的结局，在那里，“种族救赎对于黑人，就像其他种族一样没有任何关系”。结局是血腥的高潮，例如吉姆·艾哈迈德的死亡，表明一场“深度的腐败”使得“消极的抗议殖民主义政治的行为”以及紧紧把握事物本质的媒体和公共关系的延续。尽管奈保尔在作品中凸显出他敏锐的洞察力，然而，通过把迈克尔X与奥尼尔的琼斯皇[12]，即那个被蹂躏、被误导的普尔曼搬运工回到丛林相比较，奈保尔娴熟的叙述技巧充分显示出来。在散文和《游击队员》中，他使用了琼斯的返祖现象，这干净利落地驳斥了欧文·豪草率地评价奈保尔没有“西方人屈尊”痕迹的定论。确实，迈克尔X被彻底看穿，他是俯就屈尊，而冒犯了西方人的眼球，甚至没有流露出瞬间的同情心。
一方面关于乌拉圭与阿根廷的散文在主题上相似，另一方面又与关于蒙博托[13]领导的扎伊尔主题相似，这个相似特点就是在这三个地方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被现代化奇怪地模仿或者被某种很可能产生博尔赫斯特殊史诗般的记忆和贝隆[14]现象空缺所取代。首先，最明显的问题是，我发现奈保尔假设这个在非洲和南美可以算得上唯一的“过去”，实质上是欧洲的过去（因为其消失不仅让人惋惜）；第二，一切试图处理多层的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一定会导致可笑的模仿、暴政或者是二者的结合。西方思想的压力在奈保尔身上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任何他给予所见到的一切的同情心都已被抹去。在他所描写的内容里，没有生机，只有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混乱和绝望”。不是欧洲的东西，只能从欧洲借鉴而来，更进一步加剧了殖民主义的扭曲和从属。“非洲人巨大的伤痛”从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非洲人需要非洲的方式和奢华”。性的问题（奈保尔在作品中总是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在拉丁美洲，用《游击队员》中的词语就是“在一个小洞里”肛交（男性）做爱。
作为一个自信和全知的观察者，令人奇怪的是，奈保尔疏忽了对后殖民主义社会的阶级角色发表更多的见解。当然，我们要比奈保尔考虑更多的是殖民精英和他们统治的大众之间的差异。此外，对于他来说，对欧美国家在扎伊尔以及阿根廷扮演的角色避而不谈，也是没什么道理的。甚至在他自己阅读有关大都市化的西方资料时，也没有与任何实事形式建立起联系，那些联系也许会把他的不满和无助转变成少些束缚、少些痛苦、多些帮助的东西。相反，他依赖假设直接来自观察的欧洲人传统，这使他总是十分迅速地把失望的印象变成匆忙的概括，这是十分有害的。从拉马丁到沃[15]，心里满是帝国主义思想的西方人借用这种传统反对本土殖民主义社会，为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做辩护。这种传统同样被一个本土人用来反对其他本土人，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依附他人、自我厌烦、内外勾结和异常冷漠的情况。
最后，奈保尔只好借助康拉德（他“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的作品来减轻自己的“政治恐慌”。在这里，我们看到，奈保尔是一个曾见证“注定依然无法完全独立的半独立社会的新政治”作家。像奈保尔一样，康拉德是与一个社会正在擦肩而过的作家。然而，当“创造过去伟大小说的社会（已经）出现裂痕”时，他没有像当今的其他作家一样放弃他“诠释的作用”。他不停地思考着外面的世界带给他的影响，就像奈保尔一样。但奈保尔没有看到的是，他伟大的先辈既没有将他自己，也没有将欧洲从非欧洲世界其他国家显而易见的历史讽刺中隔离开来。在康拉德小说中，当然有非洲人、亚洲人以及拉丁美洲的野蛮人，但更重要的是，在《特务》中，有库尔茨、查尔斯·古尔德等各种人在内。在《黑暗的心灵》中，康拉德说，伦敦是不亚于刚果的一个“黑暗地方”。没有人既能够真正理解康拉德自我鼓吹的欧洲爱国主义，同时又声称读懂康拉德真正写的东西。
奈保尔实际上向我们讲述更多的是关于他自己和受限的发展，而不是向读者坦白。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并且十分有才华的作家，这点是不能被忽略的。当第三世界的种种落后被当作笑柄时，也许像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6]这样的人会再次推出奈保尔来。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有人到伊斯兰世界国家游历时，他会发现，尤其是后革命主义时期的伊朗如同半独立的扎伊尔一样充满暴力。更有趣的问题是，他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根本立场，所以，他将发现自己比现在以及其他殖民地的人信仰更少。是否在奈保尔身上那种观点能够创作出一部好的小说，这不是一个审美之谜，就像是否他会博得把他视为本土天才的告密者的读者开心一笑，主要也不是一个审美问题一样。但几乎肯定的是，他会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做出的一切努力，并会成为更加自由、更富有真正想象力的作家。也许到那个时候，对于一直以来不花多少钱为他支付情感账单的穷困本地人来说，茉莉花及其名字在他的脑海里依旧难以联系在一起。
注释
[1]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部，全称“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印第安语译为“多水之乡”。国民多为印第安人和黑人，多信奉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英语为官方语和通用语。——译者
[2]特立尼达，又名“波龙戈斯”，乌拉圭西南部城市，弗洛雷斯省首府。——译者
[3]贝拿勒斯，1957年改名为“瓦拉纳西”，印度北方邦东南部城市，著名的印度教圣地。——译者
[4]卢克索，埃及古城。埃及中南部城市，坐落在开罗以南670多千米处的上埃及尼罗河畔，位于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的都城底比斯南半部遗址上。——译者
[5]《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在美国纽约市发行的一本有关政治、文化和实事的双月刊杂志。——译者
[6]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 ），南非女作家，著有《面对面》（1948）、《缥缈岁月》（1953）、《朱利的族人》（1981）等。——译者
[7]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1916—2007），美国女作家，评论家。美国文化刊物《纽约书评》“四君子”之一。——译者
[8]伊迪·阿明·达达（Idi Amin Dada，1920—2003），东非国家乌干达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独裁者，以残暴闻名于世。——译者
[9]阿雅托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伊朗政治、宗教领袖。1979年他将伊朗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译者
[10]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2007），原巴基斯坦总理，一生经历坎坷，曾被政敌软禁，后曾因腐败问题流亡国外。——译者
[11]汉普斯蒂德，英国伦敦东北部查林十字区以西地区。当地有很多百万富翁，是知识分子及艺术、音乐、文学协会的聚集点。——译者
[12]琼斯皇，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 Neill，1888—1953）的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作。作者通过长期生活于西方世界的黑人琼斯在其本源文化区的特定情境遭遇和艰难求生的痛苦体验，展现了殖民统治下黑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殖民文化戕害下黑人扭曲、分裂的悲剧心灵，隐喻了现代人在文化压抑与撕扯下的悲剧性处境。——译者
[13]蒙博托（Mobuto，1930—1997），扎伊尔总统，人民革命运动主席。——译者
[14]伊娃·贝隆（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1919—1952），常被称为贝隆夫人，出生于阿根廷，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的第二任妻子，曾是阿根廷的第一夫人。——译者
[15]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著有《一抔土》（1934）、《旧地重游》（1945）、《荣誉之剑》（1965）等。——译者
[16]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27—2003），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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