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解我的话，我并不是说我所描述的文化环境造就了里根，或者说它代表了里根主义，或者说所有关于它的一切都能被归为或追溯到罗纳德·里根的个性上。我想说的是，我们称为“批评主义”领域里的某个特定环境，不仅仅是与思想和实践的潮流相关，更是这些在里根时代起重要作用的潮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我觉得“批评主义”和传统的学术人文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而其成就和顶峰就是里根主义[2]。这些就是我这里大致的观点。
这里有几点我要特别说明。我非常清楚，任何描述当前文化时刻特征的努力往好里说是不切实际，往糟里说是不专业。但我认为，这种尝试也是当前文化的一个方面。在当前，批评活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在总体上是有利的（自由轻松、远离政治、认真严谨），整体上没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当然，这种情况非常复杂，用普通或有倾向的词汇都是无法描述的），有时候还会游离于历史之外。因此我认为，要尝试去做的事，完全出于批评顽固性的缘故，恰好是进行那种普遍性的描述，那种政治性的描述，那种被当前主流文化批为不合时宜和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概括性的描述。
我深信，文化能有效地使观念和学术世界与野蛮政治、组织和国家权力、军事力量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被隐去，甚至变得不可能。例如，对专门技术和专业化的过分崇拜使我们的视野受到极大限制，以至于在各个领域里都确立起一种积极明确的（而非隐含或消极的）不干涉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最好能让普通大众处于愚昧无知中，而影响到人类生存的最关键性政策问题则最好留给“专家们”，那些只会讲自己专长的专家，和那些用沃尔特·李普曼在《民意》（Public Opinion）和《虚幻民众》（The Phantom Public）中首次得到广泛社会认可的话来说的“内部人士”，就是一些人（通常是男人），拥有知晓事情如何运作的特权，更重要的是拥有接近权力的特权。[3]
人文主义文化通常都是默默地顺从于这种反民主的观点，更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规划的构想中还是在由此引起的政治事件里，所谓的政策问题都很难被认为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和政治意识不断提高的世界里，如果让人去接受一些例如认为国家应该仅仅可被划分为亲苏的或者亲美的这样的观点，这可能既是暴力的也是浪费精力的行为。但是这种分类却决定了人们对外交政策的思考，这个分类令一整套冷战主题和征兆得以重现〔诺姆·乔姆斯基[4]在《关于新型冷战》（Towards a New Cold War）一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人文主义文化中没有对付这种事情的有效解药，同样，很少有人文主义者愿意对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提及的那些严肃问题发表更多的看法，这些问题名为“北方与南方：生存的计划”。我们政治性的话语塞满了大量阻碍思想的抽象概念，从“恐怖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及“动荡局势”到“现代主义”、“自由”、“稳定”和“战略联盟”，所有这些抽象概念有力、粗糙又很模糊不清。不论是以全球范围的方式〔就像理查德·福尔克[5]在《国家政策的全球化方略》（A Global Approach to National Policy）（1975）中熟练地采用的方式〕，还是以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都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正如菲利普·格林在《不平等的追求》（The Pursuit of Inequality）中所指出的，像平等和福利这些概念完全被从智慧的土地上赶走。相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里根主义将互助、自强的冷酷达尔文主义的图画提议为世界形象，这个世界被所谓的“生产力”或者“自由企业”所支配。
另外补充一点，自由主义和“左派”人士正处于思维混乱的状态中，并且一些相当消极悲观的观点开始出现。这些消极看法所产生的挑战并不是如何照料好自家的花园，而是怎么去理解出现在这些观点中的文化作品。我在这里所提议的，就是要这样做的一种初步的尝试，尽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以偏概全、言过其辞、笼统概括及粗浅定性等情况。最后，我将快速地建议另外一种研究文化作品的方法，尽管要完成任何一个全面制订的计划都需有集体力量和专门单独的研究。
我所使用的这些词语，“选民”、“观众”、“反对者”和“共同体”，是用来提醒大家没有人仅仅是为自己进行创作的。总有一个他者成为创作的目标，而这个他者，无论作家是否愿意，都会使阐释变成一种社会行为，尽管会有不可预知的后果、观众、选民等。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阐释是知识分子的任务，而这些知识阶层的人如今急需道德上的平反和社会对其的重新认识。对于人文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迫切需要研究的是，信息作为知识的一个成分，它的地位如何：即它的社会政治地位、当前的命运以及它的经济意义如何〔该话题最近由赫伯特·席勒[6]在《天知道：〈财富〉500强企业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500）中论述过〕。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去掌握信息、进行写作和阐释蕴含信息的文本。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知识和信息产出的时代，就像弗里兹·马克卢普[7]在“美国知识的创造与分配”一文中生动清晰地描述的那样。当IBM和AT&T[8]这两个世界最大的企业巨头声称，他们所做的是让“知识为人民服务”时，信息和知识会如何呢？当人文主义知识和信息不会在商品生产和销售中不知不觉地（这里不乏调侃的语气）成为伙伴时，以及人文主义者所做的一切最终成为这个奇特的非人文过程中一个半宗教似的隐藏现象时，人文主义知识和信息到底又在充当什么角色呢？一个真正的世俗诠释政治会冒险回避这个问题的。
在最近的一次当代语言学大会上，我参加了一家著名大学出版社的书展，并同一名随和的值班销售代表谈到他们出版社好像对出版高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专业书籍没有数量上的限制。“什么人看这些书呢？”我问，当然这话在暗示虽然这些书大部分都充满了睿智的观点和深刻的含义，但是读起来并非易事，因此难以得到较多读者的青睐，或者说至少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没有足够的读者群能让这些书定期出版。而我得到的答案却很有道理，就算是我得知了真实情况吧。从事专业前沿（即新新）批评理论写作的人都认真地拜读相互间的作品。因此每本这种类型的书籍大约保证会销售三千册左右，当然不一定总能达到这个销量。“所有书都应一视同仁。”这句话让我有点困惑，不过我们对此也不必过于纠缠。关键是已经培养出一小批这类书籍的优秀读者，而且这个出版社总是会找到这样的读者。当然，以大得多的规模，食谱和运动手册的出版商们采用相关原则出版了众多貌似不必要的书籍，尽管数量日渐增多的美食和运动狂热爱好者与那些数量稳定并真诚迫切地拜读彼此大作的三千位批评家们不尽相同。
我对这个真实或是虚构的三千数量特别感兴趣的是，它们是否最终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由瑞恰慈[9]、威廉·燕卜荪[10]、约翰·兰塞姆、科林斯·布鲁克斯、艾伦·退特等一群人创立，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随后持续了几十年）。或者这三千论著来自所谓的新新批评主义（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11]等，这个流派多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数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维护了让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不断分割成更小群体的观念。我们快来看看这里的荒谬。新批评主义主张把语言上的东西看作本身自足的东西，完全不受传记、社会文化信息甚至解释等因素的干扰。马修·阿诺德的批评体系也由此而得到了发展，它靠的不是直接从文本向整个文化层面的飞跃，而是运用了一种高度集中的语言分析法来理解文化价值，这种价值只能通过一种很好理解的、精心编制的文学结构获得。
美国新批评派受到指责、排除异己、温文尔雅，或者要表现得像圣公会教徒那样。我并不认同外界对它所提出的这种批判，除非有人再补充说，尽管新批评派倡导精英主义，但很奇怪的是，他们实际上是平民主义的想法。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沃伦[12]的教育方法和说教背后的观点是，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其举止也应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这点反映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小志向。对他们奇特的文雅无论有多少讥讽嘲笑都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实现转变，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志在清除那些被他们视为专业性“垃圾”的东西——他们认定是文学教授们放在此处的——那些置于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垃圾。暂且抛开新批评让人质疑的最终社会和道德的价值观不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学派有意并也许不太合乎时宜地努力培养着一个广大的敏锐读者群体，这些读者来自庞大的、有可能数量无限的研究文学的师生们。
在早期的法国新批评中，罗兰·巴特是主要的拥护者，这个学派也尝试做着同样的事情。由专业文学学者组成的协会又一次被认为是文学反应的拦路虎。又一次，这剂解药看似一种专业的阅读技巧，基于一种近似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学的术语和马克思主义词汇，所有这些都为作家和文学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旦最初（结果是无痛苦的）就对结构主义行为低头，书写哲学就能保证更宽广的视野和较少受限的群体。因为即使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散文，但在主要结构主义者中并没有要排除读者的冲动；相反，罗兰·巴特经常肆意地批判雷蒙·皮卡尔[1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批判性阅读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出新的经典派读者，而这些读者又很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的文学素养而被吓退。
接下来的大约整整四十年，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新批评学派都致力于把文学和创作从限制性的制度中摆脱出来。不管阅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认真学习的技巧，它仍很可能会成为大众消遣的行为。文本被开启、破解，然后呈现给每个对此感兴趣的人。象征性语言资源也任由读者来使用，人们认为这些读者会受到不少的困扰，有的来自不相关的“专业性”问题，有的来自日积月累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懒散习惯。
继而我相信法国和美国新批评派在大众文化领域只是互相竞争谋取霸主地位，而不是寻求其他世俗化的选择。由于他们的特点，我们开始忘记这两个学派最初给自己设置的目标。它们的确属于同一个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让-保罗·萨特[14]关于一种“有人从事的文学和一名敬业的作家”的观点。文学用来反映世界，而读者属于世界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是否如此，而是关于如何为此，并且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在于认真分析体现人类各种存在可能性的语言象征性实质。法美批评家们共同的观点是，语言的学科可以相对独立，前提是你要学会适当地思考已除去不必要的框架的语言：换句话说，你不用是教授也能从邓恩[15]的暗喻或索绪尔[16]对于语言和言语的解放性区分中受益。所以新批评派宝贵的小集团因为其激进的反制度的偏见才得到缓和，而这种偏见只在法美派别里热烈的、带有治疗作用的乐观情绪里才表现出来。参与到反对派别的人类行动中：这是大部分人愿意接受的信息。
新批评的两个派别所继承的都是体现在一种批评写法中的私人小团体派系意识，而这一批评写法事实上却放弃努力争取大量的——如果还称不上大众受众——读者群体，这是个多么奇怪反常的现象！我坚信在美国或法国新批评派中对形式主义的倾向性都会被学术界一再强调。事实上，对于语言从学科上给予的关注只能在教室这样稀少的环境下才能得以繁荣。语言学和文学性的分析是现代学派的特点，而不会是集市的特色。不管是作为现代主义所包含的一个工程还是作为在大众文化包围下四面楚歌的新批评派所要保存的一种希望，要净化一个群体的语言往往要远离现存的大群体，靠近涌现的新群体，组成新群体的是那些具有改革甚至革命精神的人，然而这些人似乎最终更多关心的是如何把新的教义转化为独立派的正统信条，而不是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大范围的读者群体。
由于获得了大学机构的绝对信任，这些信念得到了大学机构的保护并被置于所谓学术自由的保护伞下。但是主张细读和创作很自然地让外行人遭到排斥，因为这些外行人没有掌握语言分析的有益力量；另外，一味的说教被证明远没有净化意图与行为重要。同时伴随着精技巧的快速增加，行会里存在的敌对意识也开始有所滋生，不再有兴趣去扩大读者群体，而是希望在准修道院的秩序里力求抽象性的准确和方法性的严格。批评家们相互拜读，不大关心其他的事情了。
最后，新批评派的命运变成了彻底放弃普遍的文化。无独有偶，利维斯学派多少也走了同样的路线，这让我们意识到后果的严重。就像是弗朗西斯·穆尔赫[17]博士在《审查时刻》（The Moment of Scrutiny）一文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利维斯本人并不是一位形式主义者，他在大致为左派政治的环境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利维斯认为伟大的文学从根本上都要反对阶级社会，反对听从一小撮人发号施令。他认为，英语研究从根本意义上，应当成为一个新型民主前景的基石。但主要因为利维斯学派把他们的工作都集中在大学里，并为大学进行研究工作，这些使得他们从现代工业社会中积极的参与者最终转化为彻底的退缩者。我觉得英语研究范围变得越来越窄，批评性的阅读也堕落成为“决定什么该、什么不该融入到伟大传统中去”的行为。
不要误解我的话，我并不是说出现所述变化的现代大学天生就有某些有害的东西。当然赞成显然不受那些粗俗的政治党派影响或控制大学的话，要说的有很多。但关于现代大学（我这里所说的现代大学并没有欧美或者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大学之分）有一样特别的东西确实看上去能产生几乎不受局限的影响，那就是知识应当永存，应当被追求，并且可以被化整为零地进行传播的原则。不管支持这一准则的是何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它的那些挑战者们，这个原则不会存在这么长久。的确，我们可以不太夸张地说，现代世界文化中最为有趣的主题之一，是人们之间的一个争论，一方面，有支持者认为知识会以综合普遍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也有支持者认为知识会不可避免地在各专门领域中得到创造或者发展。我认为，乔治·卢卡斯批判具体化，并提倡“整体化”，这点同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广泛的讨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讨论是19世纪晚期为了调解两方面观点产生的：一个观点声称要把伊斯兰观点融为一体，另一观点认为需要现代专门的科学知识。这些关于认识论的争论由此对大学这一知识来源地至关重要，正是关于什么是知识以及知识应如何被发现的讨论为大学的存在提供了鲜活的血液。
近来，令人印象最深的有关现代知识的历史、环境及构造的作品强调了社会习俗角色的重要性。例如，托马斯·库恩[18]的“研究范例”就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个体创造者上面，而是转移到了对个人创造性的社会限制上。伽利略和爱因斯坦是少见的精英人物，这不只是因为天才凤毛麟角，更因为科学家生来被要求按公认的方法做研究，这种共识鼓励了传统一致性而不是大胆的创新意识。很多年来，这种一致性获得了学科的地位，同时其研究主题也逐渐成了一个领域或者范围。而伴随着这些的是一整套技巧，就像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设法说明的那样，这些技巧其中的一项功能就是维护知识的连贯性，区域内的一致性，一定领域的社会身份，以及这一技巧的拥护者和机构的存在。你不能仅仅选择做一个社会学家或是一个精神分析家；你也不能仅发表在人类学中有知识地位的声明；你更不要以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的话（无论已经研究得多么彻底）就能变成历史性话语。你还必须要通过某种公认的规则，要学习这些规则，学会说规定的语言，掌握规定的习语，并且接受你想要投身领域里的多种权威性规则——这些权威以诸多同样的方式确定——你希望为此做出一切努力。
由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说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体掌握游戏规则的好坏来决定的。但我们又很难完全绝对地说专业知识的决定是否由统治科学家思维方式的社会习俗构成，还是由事物本身所假设的紧迫性构成。诚然，习俗、传统和习惯能创造出看待同一事物的不同方法，而这些方法可以完全改变这个事物的形式：就像是在历史、文学和语言学这些科目之间存在着种类的差异，这些学科要求不同的（尽管也可能是相关的）分析技巧、不同的学科态度和通常所持有的不同观点等。对于别的方面，我坚持这个公认的激进立场，就是认为东方主义学家、区域研究专家、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分析家并不总能敏感地意识到自我引用、无休止的重复和该领域所鼓吹的即成观点的危险，因为他们更多地是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而非“外在”的现实。海登·怀特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历史学家们不仅受限于叙述传统，还受限于几乎封闭的空间，文字回顾让事件的阐释者无法摆脱这种空间的局限。虽然这些观点令大多数人产生可以理解的不悦，但还不至于认为一切关于“领域”的事情都可简化为一种阐释的传统或是政治利益。
一方面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是客观的，而同时另一方面又要说所有知识都是主观、深不可测的，因此，如果根据经验来证明这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长远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韦恩·布思[19]在《现代教条和认同修辞学》（Modern Dogma and the Rhetoric of Assent）中对科学性和现代性的讨论那样，他认为虽然争论双方都已颇多着墨，但并不是所有的争论都是有用的。一个打破僵局并具有启发性的开局——后面我想稍微再谈论下——是读者反应批评学派一直研究的技巧的主体，这个学派中包括沃尔夫冈·伊瑟尔[20]、诺曼·霍兰德[21]、斯坦利·费什[22]，还有米歇尔·里法泰尔[23]等。这些批评家们认为既然没有读者的文本比脱离文本的读者更加不完整，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在解释状况的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但是除了费什，其他的读者反映批评家们都倾向于把文本分析当作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内部发生的活动，进而抬高了个体解码的地位，当然这都是以牺牲同等重要的社会语境为代价的。在费什最近出版的名为《这个阶级里有文本的存在吗？》（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一书中，他重点强调了自己称之为阐释性团体、群体和机构（其中教室和教师是主要的部分）的作用，正是这些分析性群体的存在才支配着我们所了解的知识，它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不变的客观标准或者相关的绝对真理。如果真像是费什所说的那样，“一个城市里阐释文本是唯一的游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些主要做说服工作而不是进行科学实验的阐释者是唯一的游戏者。
这里，我同意费什的观点。虽然这样，但很遗憾，费什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一些阐释就比其他的阐释更令人信服，或怎样更令人信服。我们要再次回到先前困惑的问题，关于那三千个批评家在其他人对文学都漠不关心的情况下相互拜读作品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阐释性群体因自我肯定的权威获取了更多的权力、更稳固的正统地位和更巩固的群体，并使得它的群体、它的专业化语言和它关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凑、越来越与世隔绝、自我封闭，致使我们对它们不可避免做出这样的结论吗？对于我们发现的一切，比如在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所谓的政策性科学工作者中间，他们相互间只用一种语言交谈，而无视任何一切——当然对于防守很好的但不断缩小的领域除外，这个领域是不容任何没有经验的人进入的——那么什么才是最易令人接受的人性化解决方法呢？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对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既不感兴趣，也不相信。比如说一个思想体系被认为能快速解释一切所依赖的普遍性习惯，从而逐渐转变为一个准宗教性质的综合体。对我而言，这是约翰·费科特在其《批判的曙光》（The Critical Twilight）中给我们上的让人清醒的一课。《批判的曙光》记录了新批评派如何让麦克卢汉直接提出了“技术统治以及宗教末世论”之说。事实上，一旦走出专业领域和一切虚幻神话所提供的避难所，我们就可以看到阐释和它提出的种种要求只不过是一场粗制的游戏。对于观点、推导性答案以及体系等问题，主要是这一切能轻易地把可靠的证据整齐划一。这样的批评理论被清除出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否决，因而也就无从立足；最终有人学着控制这个体系的方方面面，就像控制一台机器的零部件一样。由于无法吸收如此多的内容作为阐释统一类型的体系，要么筛选出它不能接收的所有东西，要么反复不停地除去相同类型的东西。从这方面说，它简直就变成了一种暗含阴谋的理论。确实，对我来说，对德里达成为“逻各斯主义”的最大讽刺就是此主义本身的批评性、解构性，就像它自身一样，持续不断、单调乏味，并且体系漏洞百出。我们可能会为打破部门划分限制的意愿而欢呼，与此同时，我们绝不会接受只有一种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存在。勒内·吉拉尔[24]曾对模仿性的欲望和替人顶罪的影响进行了“跨学科”的分析研究，而这一研究貌似不经意的存在其实是想把整个人类活动，以及所有的规则条例转变为单一的事物。虽然吉拉尔一直在鼓吹自己的学说，可我们又怎能想象出一个事物能包容所有一切重要的东西呢？
这只算是个相对的怀疑论，因为一个人可以说他喜欢狐狸而不喜欢刺猬，同时也不用强调所有狐狸都是平等的。让我们不妨大胆地做一些关键性的区分。针对库恩、福柯和费什的观点，我们再添加一些关于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观点，这是非常有益的。下面是我提出的看法。葛兰西说，话语、阐释群体和研究模式都是由知识分子们创造出来的，这些人要么隶属宗教团体，要么从属世俗群体。葛兰西暗指说，世俗阶层和宗教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显著区别，他对此差别的了解远不如他对有组织的知识阶层与传统的知识阶层明显的区分那样熟悉。但是这个区分也很重要。在1931年8月17日的信件里，葛兰西记述了他在卡利亚里时遇到的老教师乌博托·柯斯莫的情况：
对我来说，我和柯斯莫以及这时期很多其他的知识分子（比如本世纪的前十五年里）都有着这样的共识：从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道德和知识改革运动中的一分子。这场运动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在意大利发起的，他的主张的前提是，现代人绝对不能离开宗教……（实证主义信仰、神学信仰或者其他任何能被叫上名字的宗教派别）的帮助来生存。[25]这个观点即使到现在我也认为，它是现代意大利知识分子对国际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且对我来说，这是绝不可失败的文明征服行动。[26]
当然克罗齐是维柯当代最为出色的学生。克罗齐对维柯的介绍也正是他的目的之一，用以更清晰地阐明他思想里强烈的世俗痕迹，同时也使他为既稳固又处于支配地位的世俗文化（因此葛兰西使用了“文明征服”这样的词汇）辩护。“征服”这个词在这里恐怕显得很古怪，并且不合时宜，但是它却生动地表达了葛兰西的观点——在维柯的作品里同样有所暗示——那就是现代欧洲国家的建立是有可能的，不仅是由于存在的政治工具（军队、警察、官僚机构），同时还因为这是个关系民众的、世俗的、非宗教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使成立一个国家变为可能，它能为这个国家提供治理的工具，使整个国家充满人性化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知识的产物。
葛兰西并不愿意让“维柯-克罗齐式”世俗活动在文明社会中所取得的成就向着他所谓的“内在思想”方向发展。就像他前边出现的阿诺德，葛兰西意识到，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可以称作是自然存在的东西，甚至是连大自然本身都不再是自然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事物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他们出现并且被人类所创造，还因为它们的出现取代了其他已存在事物：这就是当社会变化运用到和社会历史相关的世界文化中时，它所展现出的挑衅性和紧迫性。葛兰西曾经在《当代王侯》（The Modern Prince）中说道，“现实（这里应该是文化现实）是人类意志应用到社会物质上面时的产物”，同时也提到“任何事物都具有政治性，甚至包括哲学及各种哲学思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文化或思想领域，每种产物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给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更是要取代、击败其他事物。[27]所有想法、各种哲学思潮、观点及文本都在渴望得到它们消费者的认同，这里葛兰西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文明社会中有一套非比寻常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文本（包括构想、哲学派系等）通过葛兰西所描述的传播或散播侵入并控制世界上的“常识”来获取权力。因此这些观念都希望获得被认可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阐释文本的含义，只要看社会现存的模式中有什么能使其被少数人或多数人接受即可。
世俗知识阶层以隐含的方式处于那些被考虑要素的中心地带。对于那些要素而言，社会或知识层面的权威并不直接来自神灵，而是来自人类分析的历史。维柯在这里把圣灵之地与他称之为非犹太教的领域相比较，这是很必要的。圣灵之地由上帝所创造，只有通过启示才可以通达：它无关历史，既完整，又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维柯偏偏对神灵少有兴趣，反而是非犹太教的世界让他着迷。“gentile”这个词来源于“gens”，是词的谱系，它最终与其他成员脱离创造了历史。但是“gentile”这个词也指现实中的一个较大的范围，因为组成人类历史的嫡系和附属体系，比如法律、政治、文学、权力、科学和情感等，通过人类的灵巧和精神（ingegno）不断充实新的内容。这，不是一个神圣的“根源”，而是通往理解维柯新学科的道路。
但在这里，我们不仅需要某种特别的大众阐释，甚至更需要一种特殊的观念对环境氛围给予阐释，这也许更有意义些。维柯书中令人迷惑的结构直接说明了这点：他的书要么是谈论毫无关系的内容，经常运用倒叙或前叙打乱内容的安排。用更准确的话来说，上帝在维柯的世俗历史上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个历史以及它所涵盖的一切都为阐释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通过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盘枝错节、相互关联的结构。因此维柯最常用的动词是“看”，用它来暗示历史阐释学家们应该做些什么。人们所不能看到或者是不能注视的，如过去，都被当作是神圣的；维柯的这种暗讽很明显，无法让人忽略，因为他认为只有把人放到造物主（神灵）的位置上，才能使人们真正理解过去是如何塑造现在的。这其中要包括猜想、设想、想象和同情；但是让人绝对不能接受的说法是它物铸造了历史，而不是人类。可以肯定的是，发展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就像是维柯认为在历史之中有着某种神秘的神灵在操纵着。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历史和人类社会是由无数相互交叉的努力行动构成的，这些行动之间经常相互排斥，并且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也是杂乱无章的。维柯的作品正直接反映了这一万分复杂的现象。
这里还有最后一点需要声明。对葛兰西和维柯来说，阐释必须通过与现实相匹配的方法来兼顾这个世俗空间。我能够理解这意味着一点，那就是一种解释对应一种渊源是远远不够的。如同没有简单的朝代问题，同样也没有简单断续的历史结构或者社会进程。因此人类活动不同形式的参与，就会有多种结果、多种解释技能和技巧。虽然权威、秩序和差别都依然存在，但是并没有中心的权威，没有被动给予或接受的权威，也没有固定的阻碍给人类的历史发号施令。世俗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指出了神圣根源性的虚无，另一方面也证明着历史现实存在的复杂性。从宗教的虚无到现实的存在转换就是世俗的分析。
在否定了全球性错误体系的结果之后，我们最好还是以有限、具体的方式来谈论当今的现实，就我们现在的讨论而言，这个现实其实就是里根执政下的美国，或者是继承里根主义并受其统治下的美国。现在以文学和政治为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在过去的十年里暗中达成了共识，文学研究基本上，甚至从本质上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当你论及济慈、莎翁或者狄更斯的作品时，你当然可以触及政治性话题。当然，我们通常认为，在传统上与现代文学批评相关的技能（现多指修辞法、阅读法、文本性、比喻法或者是解构法）都只适用于文学上的文本，而并不能应用到如政府文件、社会性和民族性报告，或者是报纸方面等。正是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不同规则和不同重点构成了令人惊奇的严密结构，而据我所知，文学学者们从未讨论过这种结构。似乎在众人的潜意识里有个共同认同的准则保证“领域”中的精华存在，“领域”这个词反过来又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自然的、客观事实的权威。相关的分离领域、简洁结构、暗示的规则：这是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消解政治的扭力，因为它被专门的职业、机构、话语以及许多专业领域强化的一致性所利用。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不同领域滋生越来越多的传统观点。“很抱歉我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含义——我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不是社会学家。”
这点近年很多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批评家的著作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我会重点讨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近来创作出一部堪称知识界批评的杰作《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它在讨论些什么呢？它是在运用罕见的聪慧和学识来进行讨论——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这样说。“他认为对文学文本所做的政治性分析应该被优先考虑，而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和其他批评不同的阐释理论，它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它包含着如此显而易见并充满敌意、不可衡量的批评行动（如其他阐释行为），同时在其内部赋予这些行动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行业特效，这样就可以立刻删除或者保留它们。”[28]因此詹明信充分利用一切最有力度且最矛盾的现代方法论，把它们融入一系列现代小说的原始读物中，并最终通过三种“语义视野”创造出一种有效方法，其中第三个“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这样，从对文本的阐释分析到形式的意识形态本身，通过描述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话语，被视为与人类史的终极视野相违背。
我们决不能过分强调詹明信这本著作提出的一个相当复杂且又特别吸引人的观点，我实在不能对此恭维。此观点在詹明信的结语中达到了顶峰，这个结语中也证明，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要素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肤浅的阐释和解放的角色；另外，在一篇极为简洁且又富有建议性的文章中，詹明信谈及三种政治性的讨论（关于国家、法律和民族主义），并为其勾画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这种理论既包含彻底否定的阐释态度，还包含肯定阐释的态度，当然十分有用。
然而，我们仍受到一些困难的烦扰。在该书表面之下还存在介于两种“政治”之间没有被承认的差别：（1）从黑格尔到路易斯·阿尔都塞以及厄内斯特·布洛赫提出的政治理论所阐释的政治；（2）每天世界都在进行的有斗争和权力的政治，这个政治至少在美国由里根政府赢得了胜利。至于为什么存在这些差异，詹明信鲜有提及。当意识到第二类政治在一段长长的脚注里只被讨论过一次，这让我们更加困惑。在那里他只是泛泛地讲述了关于“民族团体、邻里运动……普通民众劳动团体”等问题，并且很睿智地为美国的联盟型政治辩护。在这点上，美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全球政治整个强加在几乎每个选民头上，它们要么阻碍，要么抑制了当地的发展（54页）。当然，他的观点完全正确（若是他能够进一步讨论一个只有两党执政的联邦国家的话，他的话就更有道理了）。但值得讽刺的是，一方面对全球观点批判，另一方面承认它积极地同当地政治的联盟割裂，詹明信也倡导一种强劲的阐释性全球主义，它会依次地将地方观点纳入其中。这就几乎等于在说：不要担心，里根不过就是个将要过去的现象，历史的欺骗性也会把他淹没。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目的效用的观点中，除了与其宗教信任相似外，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任何方式方法能够使得当地文化被同时代的事物所包含、删除、保存和消融。另外，詹明信把这一切完全都留给了读者，让他们猜测是什么把同时代的事件与第一种政治理论以及第二种政治中存在的那些零碎的斗争联系起来。在一个领域和另一个领域之间真存在着连续性或是断续性吗？如果没有上述的简单阐释或者消极的渗透作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政治以及其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如何进入解释学的领域呢？
准确地说，这是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詹明信想象中的对象只是一群文化文学家。在当代美国，我们假设这些选区存在于我前面所提到的不同学科中，并因为这些不同的学科，选区的存在是可能的。这就加剧了第一种政治从第二种中进一步分离开来，留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印象，就是詹明信正在解决人类经过努力而形成的自治领域的问题。这又引起了更模棱两可的结果。在结尾的一章，詹明信暗指，阶级意识的成分——比如说像团体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来威胁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是乌托邦式的，“只要所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体都是为了最终一个已实现的乌托邦社会或者是无阶级社会最终的群体生活而存在的人物”。就在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里，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概念，“意识形态的责任最重要的并不是道德的选择问题，而是在各种团体的斗争中站在哪一方的问题”（第290、291页）。这里的问题是，一旦道德的选择属于需要严格去除柏拉图的思想并充满历史意义的种类，就不可避免出现问题——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其反面，因为把道德选择完全说成是“在团体斗争中选择哪一方”。从更细微的层面来说，一个被剥夺土地的个体农民家庭，他们要求得到赔偿，这仅仅是个站在哪一方的还是进行道德的选择用来抵制剥夺土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说清楚。但是这里暗示詹明信的立场是，以全球共时性的阐释观点，道德选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并且这个情况也没有在经验上或是历史上得到调查。〔而巴林顿·摩尔[29]曾在《不公：屈服与反抗的社会基础》（Injustice：The Social Basi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中做过尝试。〕
詹明信当然有资格成为最杰出的代言人之一，他竭力维护在美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最核心的部分。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30]近来在一篇名为“美国批评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文章中就这样评价他。伊格尔顿拿詹明信和弗兰克·兰特里夏[31]与当代美国理论的主流相比较，用他的话说，“当代美国理论通过发明新理想方案来限制历史从而获得发展。”[32]然而，虽然伊格尔顿对詹明信和兰特里夏崇敬有加，但也看到了他们著作中的局限性：例如，他们在政治上“模糊不清”，痴迷实用主义、折中主义，一直把阐释批评理论同里根的统治地位相联系，还有——特别是体现在詹明信身上——他们对黑格尔哲学念念不忘。然而这并不是说伊格尔顿希望他们每个人在极“左”路线上小心翼翼，其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阅读经典文本的产物就是阶级相互合作”。然而，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他说，“阅读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读者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读巴尔扎克的一部不起眼的小说如何从结构主义分析的角度来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呢？”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读本不能产生如此效果；但是伊格尔顿所提出的方法是什么呢？这里我们把目光转向严格施加给知识分子群和不同学科部门的规定所造成的代价，这部分同样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妨承认，伊格尔顿在著作中把詹明信视为马克思主义同行。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团结一致，的确如此，但被视为主要属于知识话语的领域，只存在于一种学术圈子内，把学术的外部世界留给了新的右派集团和里根政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结果，那就是，如果这种局限可能，其他的局限也是可能的：伊格尔顿指责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没有实际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他平静地默认他和詹明信都生活在文学的圈子里，说着属于这个圈子的语言，面对同样的问题。伊格尔顿很含糊地暗示的这种原因是，当时他断言，“统治阶级”不仅决定着用文学的何种用途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而且决定着“我们”作为革命分子，不能选择“即将发生战斗的文学领域”。伊格尔顿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在詹明信和兰特里夏身上发现的最大弱点，如他们的边缘性和奄奄一息的理想主义，也是使得他为他们松散的言论扼腕叹息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也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了。现在类似的特殊群体的精神也被削弱了：伊格尔顿、詹明信和兰特里夏都被称为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创作，他们从真正的政治敌对世界中选择了隐退，过着遁世的生活。因此“文学”和“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他们著作中不涉政治的内容和方法：文学批评仍就“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们既渴望又夹杂着绝望的情绪所谈论的东西。
关于划分不同“领域”的结果，我说了太多不相关的内容，还是让我直接来谈论政治分析的第二个方面，这主要是从能精确地反映里根政府的世俗观点出发的。显然，我们可以说，即使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细微顺序中，运用方法论进行的调查也确实存在。但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比较流行的模式是激进反方法论，如果说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是说对领域的结构和话语本身所产生的质疑。有个原则在话语内或边缘起着作用，那就是悄无声息地排除的原则；这种原则转化为内部，使得不同领域、学科和它们的话语获得了经久不变的地位。在一个具有社会组织所有标识的领域中，有资格的成员被视为从属于一个集团，对他们来说，词语就像“专家”和“目标”，形成了强烈的共鸣。然而，想在这个领域获得权威的位置，需要进入一个经典的内部方阵，但这个方阵却本是运用方法和学科手段自我探寻的障碍。当希利斯·米勒说，“我坚信英美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以及关于经典文本的概念效用”，他的意思是说，某种东西获得风光的那一刻并不是它具有的逻辑性真理，也不是它显而易见的清晰性。[33]这句话的能量来自米勒作为知名英语教授、享有盛誉的人物，以及备受学生敬仰的导师所具有的社会权威。并且他所说的话多少让我们不再可能去询问，是否经典（带有文学评论家认可的标志）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在集团内部的统治次序要比大众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更重要。
如果说在我讨论的内容中，我关注的重点是文学家和人文学者，那是因为不管怎样，我的重点是在文本，而文本对文学家来说不仅是研究切入点，也是成就他们辉煌的终点所在。文学家们阅读和创作，两项工作都要求更多的智慧，不拘一格，不断提出质疑，而不是把某个观点僵化再注入某些机构中，或者强迫读者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观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直接违背了阅读和写作的主旨，造成了文本间的障碍或者根据文本创造出了不朽的作品——当然，除非文学家们也相信他们服务于某种外部力量要求他们履行这样的职责。现在大学里文学系的大多数课程都是基于经典作品，变成某个时期严格执行的范式，而正在被日益缩减的某个集团中的仆役们还单调乏味地研究来研究去。值得讽刺的是，他们的研究通常都是打着历史研究和传统人文主义的旗号，但是这些经典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准确度可言。让我们举个小例子，罗伯特·达恩顿[34]这样说过：
很多今天被认为属于18世纪的法国文学，在当时并没有多少法国人读过……我们受到了把文学史当作经典之说的误导，19和20世纪的文学教授对此观点继续发扬光大，事实上真正18世纪的人读的并不是这些书。通过研究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出版记录和文件，我能列出一份法国大革命前畅销书的名单，它一点也不像今天在教室里所流传的阅读书单。[35]
在对经典作品毕恭毕敬的态度后面，是集团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像一种宗教的意识观念，这十分危险。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米歇尔·巴枯宁[36]在《上帝与国家》（Dieu et l'état）中说的话：“在他们现有的组织里，即在垄断科学以及隔离社会生活之外，学者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在很多方面就如同牧师阶层。科学的抽象理念就是他们的上帝，活生生的、真实的个体是他们的牺牲品，他们是被册封的祭祀者。”[37]当前大量撰写伟大作家传记的热潮就是这种神职化的一个方面。挑选出他们时代和社会之外的材料，并对其大肆渲染，这样就形成了对个体的过度崇拜，对编撰者的传记作品所怀有的敬畏感也就油然而生。同样在对自传文学的过度关注中也会出现相似的误解，这种文学中还有个时髦的名字，那就是“自我塑造”。
然后，所有这一切使得世俗历史中纷乱的领域逐步被分解，归于个人并成为具体化之物，同时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选区模式和阐释群体：这就是当代政治阐释中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一条几乎不变的规则是，能够进行阐释行动的环境要素几乎不允许进入阐释行为本身。当人类学家们被召集起来为许多重要的公共问题呼吁时，这个问题尤为（并不是苦恼）明显。我不会对洛克菲勒基金会[38]集资报告《美国生活中的人性》（The Humanities in American Life）里那诸多不实之处作任何评价（他们多数情况下关注的是政府企业决策者和人类学家在民族和外交政策上的关系），我更明显的意图是想说明在1980年8月洛克菲勒另一家公司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是关于“媒体中有关宗教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牧师、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致开幕词时，马丁·马蒂[39]敏锐地觉察到如果他借用中情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来助他一臂之力，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会议的讨论质量。因此，他“引用了特纳将军的声明，声明中称美国中情局忽视了宗教在伊朗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当今世界宗教的地位和权力微乎其微’”。但好像并没有人意识到马蒂提到的中情局和学者之间那种自然关系。这就是人们思想固有的全部模式，认为人类学家就是人类学家，专家就是专家，不管谁在赞助他们的工作、剥夺他们判断的自由和独立的研究；或者没有任何异议地把他们纳入为政府服务的队伍，甚至任凭他们一次次的抗议，说他们不站在任何一方，不参与政治。
我再引用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这有点冒夸大我观点的风险。在我的著作《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出版不久，一个私人基金会为这本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是一些记者、学者和外交家，他们都是出于专业的兴趣，想了解穆斯林社会在西方是怎样被报道的。我出席就是为了回答提问。一个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主持讨论，他现在是一家知名报社的外国新闻编辑。他仅仅是把我的观点简单地总结一下，总体来说并不是很准确。他以一个问题来作为结束语，并打算由此引出讨论正题：“因为你说关于穆斯林国家的报道都是负面的，（事实上，我书中的说法是‘伊斯兰教’不是能报道或是不能报道的东西：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凝聚物）你能否告诉我们怎样来报道穆斯林世界才能有利于理清我们对美国在那里的战略利益的理解？”当时我对所提问题提出了异议，我认为记者职业主要的任务是报道或分析新闻，并不是作安理会的助手。没人注意到，当时每个人眼里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漠然无知的眼神。这样，就使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悄悄地被吸收到新闻阐释中：专业特长理应不受到其机构附庸权威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肯定，正是这些附庸的关联——尽管不很明显，但这样认定毫无疑问——才使得这些专长成为可能和必要。
那么就这种情况而言，一个选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客户群：人们使用（也可能是购买）你的服务，是因为你和其他人从属于一个集团，是有资质的专家。而对于相对没有市场的人文学家们，他们的存货“不坚挺”，他们的特长也只能算边缘化，因而他们的选区是固定的，只能由其他的人文学家、学生、政府和企业行政官员以及媒体工作者组成，他们想利用人文主义者获得一个安全场所为社会上的“人文主义”，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文学服务。然而我需要立刻补充一点，以免遭人误解：这个角色是人文主义者自愿承担的，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偏不倚、专业性很强并与政治无关的行动。我认为当今人文的延续发展依赖人文主义者持续性的自我净化，这种依赖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对于人文主义学者来说，这种专业化的道德规范就相当于使他们的作品内容缩减到最低程度，而增加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集团意识、社会权威、排他性学科所构成的混凝土围墙的厚度。因此反对者不再是与选区政见不一的人群，而是被排除在外的人，是大多数人，并非专家，也非专业人士。
在一个世俗的、非商业的、非强制意义的世界中，这一切能否构成一个阐释性群体，很值得让人怀疑。如果一个群体建立的原则是排斥外人，并为了神秘、纯粹、主体不可侵犯的完整性而捍卫一小片领地（并同其他领地的防卫者完全串通一气），那么这个群体一定是宗教性团体。我预想的世俗性领地需要一个更具有开放意义的群体，比如你可以赢得的东西；还有开放意义的观众，比如你可以与其交流的人群。我们怎么才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当前情况，并且辨认出其中变化的可能性呢？怎样的阐释才能在只把阐释作为起到神秘作用的时代里将它视为世俗的政治力量呢？
我要就“表现”这个概念梳理一下我的观点，至少对于文学学者来说，这样做的意义重大。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尔巴赫再到以后的学者，模仿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学文本的讨论中。但即使是奥尔巴赫本人也在他的专题文体学研究中指出，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技巧一直与社会的构成密切相关，有的时候依赖于社会的构成形式。例如，“la cour et la bille”这个短语，在文本中，尼古拉·布瓦洛[40]主要是从字面上对其解释。虽然文本本身根据上下文给予了它一个精准的含义，然而它假设读者明白他指奥尔巴赫称之为“他的社会环境”的东西，以及真正的社会环境本身，这两者使得这个词的所指成为可能。这绝不仅仅是所指的问题，因为从语言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指示物之间无等级差别，同样可以用语言描绘。甚至是在很细微的分析中，奥尔巴赫的观点也涉及了各领域之间的“共存”问题——如文学、社会和个人的领域——以及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关联和相互代表的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当代文学理论相对独立，甚至文学所表现的独立性超越（并不仅是来自）所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小说的栩栩如生、诗歌的奇思妙想、戏剧的生动比喻（卢卡奇、哈罗德·布鲁姆[41]、弗朗西斯·弗格森）都是各自的特色：我认为这准确地总结了蕴藏在我提到的三种具有影响力（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经典式）的理论背后的多种设想。另外，对于文学有组织的研究——自为和自在——是建立在文学（这里指艺术性的）表现构成的主要行为上的，这样反过来又吸收和容纳仅次于它的其他领域、其他表现形式。所有这些机构的影响妨碍了对文学与社会共存及相互照应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持续、系统的监管，而文学和社会的氛围，就是表现——从新闻界到政治争斗，再到经济性生产和权力——其所起到非同小可作用的地方。因仅仅局限在对某个表现的复合体研究中，文学评论家们一边接受，一边还要忽略他们活动范围的界限，这是很矛盾的。
这就是带着报复的情绪对政治的消解，我认为它肯定被当作里根政府执政的历史性时刻所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前面所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分工，现在可以被看作在当代整体文化下具有主题意义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文学的研究“仅仅”是关于文学的表现，那么情况一定是，文学表现和文学活动（如写作、阅读、塑造“人文主义”，以及从事艺术活动和书写信件）从根本上是装饰性的活动，至多具有次要的思想特点。这样的结果就是，研究文学以及广义的“人文主义”，就是研究非政治性的作品，虽然很明显政治性领域被认为是人们在文学之外（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关注的东西，因此也是文化素养关注的东西。
近来，关于这类事件典型的例子是在1981年9月30出版的一期《新共和》上面的文章。其头版社论分析了美国对于南非的政策，结果是支持此项政策，而对此即便是非洲黑人最温顺的国家都将其理解为一项支持南非殖民政体的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就连美国都公开承认此点）。该期最后一篇中还包含一篇对我个人卑劣攻击的文章，称我为“苏维埃极权主义奴役下的知识分子”，这种污蔑像令人讨厌的麦卡锡主义者一样，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欺骗。在本期杂志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也是相当典型的一期——是克里斯托弗·希尔[42]，一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精彩的长篇书评。令人困惑的是，不仅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行为碰巧与精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一种事物包含（毫无任何参照）另外一种相反的事物，即马克思主义，正悄悄地起着作用。
关于什么是作为不同“领域”之间相互关系连接点的民族文化的讨论，这里有两个要点供我们参考。大多数领域内都使用表现作为他们生产与分配的技巧。（很显然，在此我并不包括创造艺术与自然科学。）一种是佩里·安德森[43]的“民族文化的构成因素”（1969）；[44]另一种是雷吉斯·德布雷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教师、作家、名流》（Teachers，Writers，Celebrities）（1980）。安德森认为英国的传统思想中关于社会的理念缺乏一种思想核心，从而无法阻止“白色的”（反革命的，保守的）外来思想从欧洲大陆进入英国。这反而造成了社会学的阻塞、哲学的技术化、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经验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美学。同时这些和其他学科构成了“某种封闭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具有颠覆性的课程，比如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都在一定时间内被封闭起来；然而现在，它们也被吸纳进来。根据德布雷的说法，在法国，连续出现三次征服的胜利。第一次就是世俗性大学的时代，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第二次是出版社时代，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时候，伽利玛-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Gallimard-NRF）——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散文家，包括雅克·里维尔、安德烈·纪德[45]、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保罗·瓦雷里[46]等——开始取代一些大学的社会或是知识界的权威。当然这些大学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过度创造、人满为患的现象，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性大学才取得了成功。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知识界的生活被大众媒体的结构吸收进其中：价值、优点、注意力和可见性都流露书本之外，通过各自在电视上的出现频率来得到重新的评估。此时，一种新的阶层开始出现，德布雷称其为平庸主义，而它一直操纵着学校和图书行业。
一方面，德布雷谈到的法国情况与安德森谈到的英国情况在某些方面相似；另一方面，又和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有一定共同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比较有趣，但我不能继续花时间再谈了。我倒觉得不同之处更有意义。与法国不同，作为大家一致公认的传统，美国的高雅文化被认为是高于政治的。同时又与英国不同，美国的知识界中心不是充斥着欧洲舶来之物（尽管这些东西起着极大的作用），而是填满了无可置疑的客观道德，后者主要是建立在基于对区别和差异的认识。因此每个领域都不同于其他领域，因为研究问题不同。每一种差别都直接对应另一种功能、制度、历史和目的上的差别。每一种话语都“代表着”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反过来又得到其吸引的选区及特定的观众的支持。真正专业性的标志是准确地代表着社会，这点在社会学中，例如，是通过代表社会和企业与政府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得到证实的，这也是制定政策时所起的作用，并直接与政治权力接触。文学研究正好相反，它不是关注社会现实，而是关于那些需要不时称赞和欣赏的杰作。这种联系有可能要经常使用像“客观性”、“现实主义”和“适度”等用于社会学或文学批评中的词汇。同样，这些概念反过来也能确保自己的正确性，比如通过细心地挑选素材、吸收以及随后进行的不同意见调和（也常被称作多元主义），还有圈子内的内部人士和专家，这些专家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遵从这些观点，而不是遵照对他们行为的僵化判断（好的团队成员也经常出现）。
不过，我还得继续谈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添加诸多限定条件，还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有明显归属的领域之间层次清晰的关系（例如政治性科学和社会学这两种领域）与为了国家政策问题而被几个不相关的领域的利用；支持者的群体与内部人士或外部人士的二元划分；某种特殊的文化激励的理论，强调机遇、道德、美国人的清白和消解中心的自我等权力结构要素。总体来说，人类特殊的使命就是对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采取不干涉态度。我们看到，自新批评主义以来，文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已经消退，并且我曾经说过，基于较窄的范围且为专业性的语言和文学研究目的的大学环境，它所形成的组合加之由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学科、话语建立起来的自我制定政策、自我净化的社区，对人类起的作用不大但比较明确：代表富有人情味的边缘化特性，这是为了保存，如果有可能，甚至可以隐藏权力等级，因而这种权力占据中心，规定社会领地的范围，限定使用功能、领域和边缘性等界限。这种角色对于一般的人类学，特别是文学评论，我们可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机构的存在能保证有个空间分配自由流动的抽象概念（比如学识、品位、机智、人文主义），这些抽象概念事先被解释为不可释义的；当不能轻易地被理解时，“理论”就会作为一个神秘性和合法性的话语被人们接受；对自我的约束可以当作是一种群体的灵魂，在这种灵魂背后某种团体的人群允许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广泛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而市场力量从传统上被认为是人们从道德和哲学上思考的主题。
广义地说，对于人类来说，不干预意味着放任主义：“它们”能够操纵整个国家，后面我们要仔细分析下华兹华斯和施莱格尔。我们不用把问题扩展很大来说明在学术领域内的不干预，以及严格的专业化直接与“高度灵活的商业精英”所称之的反击性事物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为了对紧挨着的时期作出直接反应，这个时期全民的需求被视为通过集体和民主对资源分配得到满足。然而，根据大卫·迪克森和大卫·诺贝尔的观点，通过基金会、智囊团、学术机构和政府企业精英的合作，“昭示着一个新理性时代的到来，同时使现实重回神秘”。这涉及一系列“相关联”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相当重要的事情，它们是我前面谈到的不干预的推论。当中的每一件要事都与知识界和学术界内部关照自己以及横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符合：
1.自我调控市场的重新发现、自由企业的奇观、对政府经济管理进行传统自由的批评，这些全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号。
2.再次发明进步的观点，现在冠以“创新”和“二次工业化”来表示，并且在追求生产力的过程中期望值和社会福利受到限制。
3.通过“效率”、“管理能力”、“控制力”、“理性”和“可胜任的能力”的名义来攻击民主制。
4.使科学重归神秘的手段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推广正式的决定方法论，恢复专业权威，重新利用科学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合法根据，并通过加深工业与学校的关系、其他政策分析和推荐的“自由机构”。[47]
换句话说，上述第一项说明，文学评论只是关注它自己的事，它可以“自由”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承担社区的任何责任。因此，一方面，比方说近来美国人文学科捐赠委员会为社会性的项目捐款过多，这样的批评很有效；另一方面，随着一种“鼎鼎大名的教授”形成的奇怪爱好，个体批评的语言不断增加，矛盾的是，这些教授们同样也赞赏人文主义、多元主义和人性化学术的优点。第二项说的是由于市场力“不可避免”的结果，造成了针对年轻毕业生的就业岗位骤减，这反过来也证明，建立在善意但无法跟上社会步伐的学术研究日趋边缘化。这就需要彻底创新和大量出版读物，无论好坏（例如，深奥的批评期刊的剧增；各个院系需要专家以及开设理论和结构主义的课程），事实上这就破坏了在这个体系内年轻人职业的轨迹和社会视野。在第三和第四项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指把严格的专业精神再次出售给任何需要的客户，刻意地忽略学术界、政府与企业间复杂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重大问题保持礼节性的沉默。
这是最理想不过。如果我一直在谈论的问题能够产生一定的效用，那么阐释政治就需要得到一种辩证的回应，这种回应需要来自批判意识，不能徒有虚名。除了不干预和专门领域外，一定要有“干预”，它是一种跨过边界和障碍的穿越，是在很难进行概括的节点上决心尝试准确地概括。那么第一种经历的干预就是穿越文学，它被认为是一种从主观和软弱无力的穿越进入那些完全平行的领域，这些领域现在被新闻业和信息生产掩盖，利用被认为是客观、强有力的表现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里我们有好的指路人，那就是约翰·伯格，从他近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表现主要的批评源泉。伯格认为，如果从根源上把摄影术视为同社会学及实证主义同时代出现（我还想添上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希望由专家记录的大量可见的事实会构成经过证实而被人类需要的真理。精密性将会代替形而上学；筹划将会解除纷争。那么将要发生的就是向世界观敞开的方式，在这种世界观里，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将成为可以计量的因素，并且这种计量是有益的。[48]
这就是今天世界大致的样子：马克布莱德在报告中说，少数强大的寡头政治控制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信息和通讯流通。这个由专家与媒体大腕占据的领域，就像赫伯特·席勒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甚至从属于一小部分政府部门，同时语言描绘的客观性、平衡性、现实性和自由性涵盖了现在进行的一切。对大部分情况来说，一些诸如“新闻”的消费商品——这个词代替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形象，而这个世界为绝大多数人群决定政治现实——一直延续下去，而且也不受具有世俗的和批判思想的人的干预，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被卷入权力体系中。
此时此地提出阐释清楚的干预计划都不大合适。在结束时，我只能建议，我们需要考虑脱离那些学科的贫困地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曾局限于此；我们还要重新疏通被阻塞的社会进程，放弃向那一小批专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客观地表现的（这里是指权力）世界；我们需要考虑到那些有知识的读者并不像那三千专业评论家那样是个封闭的团体，而是生存在社会中活生生的群体；虽然存在对现实主义和客观性的不满，但我们还要以世俗而不是神秘的方式看待社会现实。
两个具体的任务——同样是由伯格提出的——我认为非常有用。一个任务就是利用视觉功能（这是被视觉媒介，如电视、新闻摄影和商业电影所控制，所有的这些都具有即时性、“客观性”以及非历史性）去恢复现存历史记忆的非顺序能量以及作为在表现中含义的主要成分的主体性。伯格把这称作对摄影的另一种用法：通过使用摄影的蒙太奇手法来讲述故事，而不是讲述通过权力机构产生的官方顺序和意识形态的故事。〔最恰当的例子莫过于萨拉·格雷汉姆·布朗的照片散文集《巴勒斯坦人及他们的社会》（The Palestinians and Their Society）和苏珊·梅塞拉斯[49]的《尼加拉瓜》（Nicaragua）〕。第二个任务是向他者所经历的一切公开文化，这个他者是游离在内部人士创造的“范式”之外（这个局外人曾经受到压制，并被圈定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马雷克·阿罗拉的《闺房中的殖民主义》（Le Harem Colonial），这是研究20世纪早期阿尔及利亚闺房中妇女的明信片和摄影的作品。这些图片记载了殖民地人民受到象征权力的殖民者的欺压，年轻的社会学家阿罗拉让这一切跃然纸上，他在这些图片中看到了自己零碎的历史，然后重新把这些故事刻在了文本中。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懂得，并且使得他亲身的经历让一些当代欧洲的读者读懂这一切。
最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恢复了一段历史，要么是被扭曲再现的，要么是隐藏起来不被人看见的。他者固有的模式总是与一种或另一种的政治现实相关，就像是现有集体（或个人）经历的真理那样，总是以官方的叙述、机构以及意识形态的方式得以升华。但是在尝试——有时可能会很成功地完成任务——这种恢复中，出现了关键的下一阶段：把更具有政治警觉的分析形式同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果没有这种结合，即使心存最好意图的及最睿智的阐释行为都注定坠入悄无声息的韵文中。至于从阐释到其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不做到做的过程，在当前评论和艺术间的分歧已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这就要以所见和所做的方式，冒着无法安抚带来的不安的风险。然而，我们绝不要相信某种特定习惯带来的安逸及其具有的诱惑性能使我们各自安于指定位置。
注释
[1]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美国政治家，第三十三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第四十任美国总统。他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影响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80年代常被称为“里根时代”。——译者
[2]里根于1986年3月14日发表的题为《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咨文中，首次提出的针对第三世界的施政方针。主要内容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认为苏联在70年代势力伸展过长，内外交困，难以巩固已经取得的进展。——译者
[3]参见罗纳德·斯蒂尔，《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波士顿：里特尔-布朗出版社，1980），第180—185页、212—216页。
[4]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他在语言学、心理学、科学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译者
[5]福尔克是美国犹太人，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作为联合国被占领土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他表示以色列对加沙人的集体惩罚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国际人权法。他还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正在走向种族灭绝的危险方向。——译者
[6]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于2000年逝世，他曾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一引起此后长期激烈争议的命题，矛头直指美国。——译者
[7]马克卢普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知识和知识产业的研究，1962年马克卢普在他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在关于“生产知识产业及其职业”中正式提出“知识产业”这一概念，并给出了知识产业的一般范畴和最早的分类模式。——译者
[8]原为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的缩写，是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创建于1877年，曾长期垄断美国长途和本地电话市场，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译者
[9]瑞恰慈（I.A. Richands，1893—1979），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美学家、诗人、语言教育家，曾在英国剑桥大学（1922—1929）、中国清华大学（1929—1930）、美国哈佛大学（1944—1963）任教授，“新批评派”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是《美学原理》、《批评原理》、《实用批评》、《意义的意义》等。瑞恰慈以交流理论和价值理论为支柱构筑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于如何提高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评价能力，对于如何相对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作品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如何更好地达到交流情感经验的目的仍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译者
[10]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英国诗人、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写出了震惊现代西方文学界、影响久远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该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也开创了“细读”批评范例。——译者
[11]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连续发表了《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等著作，从而奠定了他解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权“不仅是抵抗集权主义的工具，还与主宰着政治性的世界概念的那个欧洲传统密不可分，而后者正是解构的首要质疑对象”。所以他的解构工作依次围绕着主体与自由、民主与公民性、边界与民族国家这些观念展开。——译者
[12]罗伯特·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早年为“新批评派”代表之一，晚年诗风发生重大转变，被评论界称为“我们最杰出的文学家”以及“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美国诗人”。他曾以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获普利策奖。作为评论家，他是新批评派的主干之一，他与柯林斯·布鲁克斯合著的《理解小说》、《理解诗歌》等书，成为美国各大学必备的教科书。——译者
[13]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1917—1975），代表作为《拉辛的成就》。作为索邦大学教授及“七星丛书”拉辛著作的编撰者，他曾公开发行了一本批评巴特的小册子。——译者
[14]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15]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他的创作风格影响了17世纪前半期的英国诗风。玄学派诗人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试图从伊丽莎白时期传统的爱情诗歌中分离出去。其代表作《挽歌与讽刺》（The Elegies and Satires）中多数作品及《诗与短歌》（Songs and Sonnets，1610—1611）中的大量诗文都是在早期完成的。其创作后期主要集中在散文写作上。尤其是他的宗教训诫或称布道文揭示了他作为敬业的布道者对上帝精神上的献身，非常著名。——译者
[16]索绪尔（Saussure，1857—1913），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20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译者
[17]弗朗西斯·穆尔赫（Francis Mulhern），代表作《文化研究与政治》。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这门新学科就是一种有指导地、有自我意识地从事理论和实际经验调查研究的反传统（或曰非正统）的课程。——译者
[18]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译者
[19]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1921—2005），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是布思的重要著作。该书被学术界称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被译为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7种语言。书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如“隐含的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都成了当今叙事理论的标准术语。——译者
[20]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2007），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也是康斯坦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1969年的力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与姚斯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同为接受美学的奠基之作。伊瑟尔的另一代表作是《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伊瑟尔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极力避免的就是外在于作品的任何一个固定的视点，这样只会造成对作品的歪曲。——译者
[21]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美国杰出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指导，借助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和接受美学文学接受理论，建构了完整而系统的文学反应动力学，将作者、文本、读者作为一个整体，细致剖析了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心理机制，揭示了文学快感和文本意义产生的深层心理原因。——译者
[22]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1936— ），当代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他生于美国罗德岛，1959年毕业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62年以博士论文《约翰·斯克尔顿的诗》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于杜克大学执教。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意义即事件”、“介绍团体”、“反对理论”等提法都具有独特的内涵。——译者
[23]米歇尔·里法泰尔（Michel Riffaterre，1924—2006），有影响力的法国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他追求的总体结构主义的方法众所周知，特别是他的书诗符号hypogram和syllepsis的概念。——译者
[24]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1923—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主要著作为《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暴力与神圣》、《替罪羊》、《论世界创立以来的隐蔽事物》。他构建了“替罪羊”理论，认为“暴力”以及用“替罪羊”抵制暴力，是人类社会的潜质。——译者
[25]从安东尼奥·葛兰西到塔迪亚纳·舒希特，见朱塞佩·菲奥编《安东尼奥·葛兰西：革命者的一生》，汤姆·奈恩译（伦敦：1970），第74页。
[26]从安东尼奥·葛兰西到塔迪亚纳·舒希特，《狱中书简》（作者译）（都灵：艾奥迪，1975），466页。
[27]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译注；昆丁·霍尔和杰弗里·史密斯（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71），171页。
[28]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第10页；所有有关这个作品的参考都在这部著作中。也许并不是偶然的，詹明信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迪尔德利·大卫的《三部维多利亚作品中的小说革命》改编，这是一部英国19世纪小说的中心特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
[29]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re，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曾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年）和麦基弗奖（1969年）。他最著名的假设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译者
[30]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深受老师威廉斯的影响，阅读和钻研了马克思本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并逐渐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译者
[31]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1940— ），美国著名批评家，杜克大学教授，代表作为《在新批评之后》。——译者
[32]特里·伊格尔顿，“美国批评中的理想主义”，《新左派评论》，127页（1981年5—6月）：59。
[33]希利斯·米勒，“当代修辞学习的功能”，ADE专栏，62页（1979年9月）：第12期。
[34]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 ），1939年出生于纽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代表作有《屠猫记》。作者以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写作，力求使读者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译者
[35]罗伯特·达恩顿，“旧政权下旅人的生活：在18世纪印刷社里的作品及文化”，《普林斯顿校友周刊》，1981年9月7日，第12页。
[36]米歇尔·巴枯宁（Michel Bakunin，1814—1876），俄国革命党人，他的重要著作为《德意志专制帝国》。——译者
[37]米歇尔·巴枯宁，《作品选》，编辑和译作。亚瑟雷宁（伦敦：海角，1973），第160页。
[38]创立于1913年，创办资金在2000年超过33亿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最初只有一句话：“促进全人类的安康。”——译者
[39]马丁·马蒂（Martin Marty，1928— ），美国宗教历史学家，典型的福音派信徒。一直强调“个人的敬虔与得救，并且通过个人的理解去解读周围的世界”。马蒂认为，有史以来我们首次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封闭于个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向公众范围宣讲的时代。——译者
[40]尼古拉·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法国文学评论界泰斗，代表作是《诗艺》。作为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家，他旗帜鲜明地为古典主义立法。——译者
[41]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译者
[42]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2003），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是《天翻地覆，英国革命时期的激进观念》。——译者
[43]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他主持过《新左派评论》。——译者
[44]参照佩里·安德森，“民族文化的成分”，选自《学生的力量》，编辑本。亚历山大科伯恩和罗宾布莱克本（米德尔塞克斯大学，英格兰：企鹅出版集团，1969）。
[45]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小说主要有《背德者》、《窄门》、《浪子归来》，他主张“我感知，因此我存在”，将直接感受事物的人生姿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译者
[46]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有《旧诗稿》（1890—1900）、《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往往以象征的意境表达生与死、灵与肉、永恒与变幻等哲理性主题，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译者
[47]大卫·迪克森和大卫·诺贝尔，“用理性的力量：科学与政策的政治”，摘自《隐形大选》，托马斯·弗格森和约珥·罗杰斯编（纽约：潘西奥恩出版社，1981），第267页。
[48]约翰·伯格，“另一种讲述的方法”，《社会重构日志》（1980年1—3月）：1期64页。
[49]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alas，1948— ），美国著名女摄影家。她最出名的是发表在世界各地关于拉丁美洲人权的报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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