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记住这点，那就是当我们试图解开稠密的象征之网时，它紧紧地缠绕着大都市博物馆中的新埃及馆以及伴随着开馆系列的电影，还有大都市的埃及文化专家经常娴熟地发表些评论，但无法引起别人兴趣。关于法老宝藏有许多著作和传言，但即使没有提到的事情，也一样重要，当然也很明显。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接受这个观念，那就是对埃及的迷恋只是长久、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们对埃及的鉴赏品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象，是我们时代政治历史的一部分，其意义千变万化，不断更迭，就像其他任何支撑我们的意识形态观点的图标一样。
埃及令人震惊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这些记录的史实经常吸引着大批来自欧洲的游客、有抱负之士、艺术家以及征服者，包括希罗多德[6]、恺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7]、莎士比亚、拿破仑、福楼拜等，还有后来的一些美国人——德米尔[8]、戴维·洛克菲勒[9]、亨利·基辛格[10]。因埃及与欧洲和东方保持密切关系并具有战略意义，被帝国占领后，埃及地位大增，备受关注：虽然大西洋西半球与阿拉伯世界曾经在此上演的戏剧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是构成埃及外交政策的文明程度，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毫无错误地说，这不只是为埃及的斗争，也是为了描述埃及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一方面，尽管埃及具有的象征（符号）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身份属于非洲，然而本质上是西方的，这使埃及古代的辉煌加之现代的重要性具有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的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埃及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地区扮演的角色时常与西方国家所描述的内容发生冲突，他们经常强调这个国家有多么久远（因此更充满魅力）的过去，却忽视了现在。在如今充满冲突的阶段，埃及人本身也被划分为多个群体，这既令人吃惊，又让人充满了研究的兴趣。既然身处广泛的国际交流时代，埃及人也参加到了为寻求埃及身份归属的斗争中来。
然而，任何去过或者想去但没有真正到过埃及的人，都会惊异于埃及连贯的历史、无可争议的身份以及强大的统一性。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埃及千年历史的完整，这些原因可展现埃及诸多方面的纷争，但是埃及的历史依旧完整，看似冷漠却引人入胜，看似遥远但又触手可及。例如，对于当今的阿拉伯世界，简单地说，只有埃及才能称得上是唯一真正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社会、阿拉伯民族。相比之下，其他的国家只是临时胡乱拼在一起的后殖民主义国家，他们不像埃及这样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有人说，因为只有埃及才有真正的社会机构、真正的传统与真正的民族动力，它已不再容忍幼稚上校们的粗俗态度与黑社会性质的政党，这不仅因为埃及的历史立刻使他们相形见绌，而且因为名声遐迩的埃及人具有的讽刺智慧——自信地流淌于埃及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使他们败下阵来。埃及就此自然而又无法抗拒地登上了领导者的地位。这就是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统治的阿拉伯世界的胜利与安瓦尔·萨达特失败的一个标志，前者理解并利用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作用，后者对此却完全拒绝。所以，自纳赛尔1970年去世后，在阿拉伯世界里，夺取（或回避）埃及的活动蕴藏在埃及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每个方面。
就埃及学和人们对有关埃及学的兴趣而言，这些问题关系并不大。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的或是西方的活动。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埃及学的本质与其说是关于埃及的，不如说是关于欧洲的。在大概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欧洲的科学家、哲学、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共同幻想出一个有关埃及的神话——宗教的神秘、神奇的神灵、亘古的智慧——甚至无法破译的、埃及人用来记录历史的象形文字。例如，在《魔笛》（The Magic Flute）中，莫扎特关于埃及仪式形成的共济会般的遐想，在准确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对于埃及的过去发表长篇大论的语言学家和学者们。1822年，商博良[11]利用罗塞塔石碑[12]作为文本和索引，在有史以来最神秘的加密发现之一中，破译了加密象形文字。从那以后，埃及学建立在了一个更科学的基石之上，但我们必须说，这与欧洲高涨的帝国主义时代相吻合。因此，把近来大多数关于埃及学历史、可读并有趣的一本书命名为《强暴尼罗河》（The Rape of the Nile，布莱恩·费根著），应该是最合适不过了。
正如费根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埃及学的过去并没有多大魅力，这也给沃尔特·本雅明的格言赋予了新的意义：“没有一部文明的文献不同时又是一部野蛮的文献，野蛮毒害着它从一个主人传播到另一个主人的方式。”自埃及在公元639年被阿姆鲁·伊本·阿斯[13]占领后加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来，19世纪欧洲伟大的考古学家对于埃及各方面的历史，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视而不见。不过在这段时期，一些欧洲的学者和旅行家逐渐对现代埃及产生兴趣，其中最有文化价值的研究当属爱德华·莱恩的经典专著《现代埃及人的礼节与习俗》（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Egyptians，1836）。然而这个国家只不过被视为攫取宝藏、抢夺古物的地方，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散落在欧洲的博物馆里面。尽管埃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它只不过是欧洲的附属，是被人随意观看、掠夺的地方，或是为了科学研究，或是为了积累财富。像贝尔佐尼[14]和马里耶特[15]〔威尔第[16]的歌词作者，编写了歌剧《阿依达》（Aida）〕那些英雄般的人物，当他们发掘、交易、运送大量重要文物时，在埃及的上层社会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此外，马里耶特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了大量埃及的展品，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展品条目中，他曾为欧洲挽救了大量的古埃及文化遗产。
然而，他们的方法无异于海盗掠夺采用的手段。这些海盗如同受到一些人物和事实的激励一样，其中包括一群腐败无能的马其顿切尔卡西亚[17]-阿尔巴尼亚地区的总督（他们最后的成就是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18]），唯利是图的博物馆、投机商、商人以及学术界。因此，埃及整个国家破产，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到1882年，大量的文物古董被英国占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各大城市却被气势非凡的古埃及石碑点缀着，张扬着庞大的帝国气势。博物馆中陈列的埃及文物从微小物品到庞然大物种类繁多，然而些许忧伤笼罩着这些古埃及辉煌的文物。这些文物所具有的殇葬的气氛及综合了尸体防腐技术和扩大权力的美感，似乎强调，或者至少评价了19世纪考古学家没有能力将掠夺与人类的兴趣综合起来。关于缺乏能力的评价，福楼拜的小说《萨郎波》（Salammbo）描述最为详尽。
人们对古埃及依然保持着浓烈的兴趣，尤其赫华德·卡特在1922年发现了图坦卡门墓之后。对于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处于世纪中叶的埃及变成了问题重重的地方，宛如一张可以反复改写的手稿，充满了各种冲突，不同领域文化重叠，政治局势紧张。
我大部分的青年岁月都在那里度过，所以较其他早期的记忆，我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里复杂的环境带给人的不安感觉，整个地方都如此。英国对埃及的统治趋于结束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了战后崛起，伊斯兰教的抵抗浪潮不时汹涌袭来，这中间夹杂着埃及复杂久远的历史问题，有法老的问题、古希腊的问题、埃及土著人的问题、法蒂玛王朝的问题、埃及奴隶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以及欧洲问题等等。开罗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变成了一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欧式宽敞的林荫大道和整齐规范的郊区——这些看起来都是构成帝国主义和谐的景象要素，它们从城市内部庄严的姿态中吸取了活力——毗邻着丰富多彩的人群聚集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各个地区，他们从埃及涌出而后散居在周边各地。金字塔在城南高高耸立，精致的轮廓在地平线上清晰可见。我第一次观看《阿依达》就是在开罗歌剧院，威尔第专门为它创作了此剧。这是个巴黎加尼尔歌剧院的浓缩版，只不过装饰过于华丽。一家意大利巡演团每年冬季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市演出，观众来自欧洲各地，有聪明的埃及人，还有适应力很强的黎凡特人。不到半英里以外坐落着拥有大量宝藏的开罗博物馆，在建筑此馆时，马里耶特和马斯佩罗[19]负责监工。如此拥挤、布满灰尘的庞然大物必然让人联想到很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人与物，如拉美西斯、埃及王子霍鲁斯以及埃及女神伊希斯（在当代埃及只作为埃及土著人的姓氏了），还有阿肯纳顿法老和哈特谢普苏特[20]。
美国描绘的埃及与上述内容截然不同。当然埃及处在事物的另一面，它是一个早期美国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古老世界，实际上充满浪漫、神秘色彩，也可以说是具有意识形态的，但不是我们一直从具体意义角度上所说的殖民地的、历史的或者政治的世界。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尼罗河谷挖掘古董时，美国人（爱默生、麦尔维尔和惠特曼也在其中）却在利用埃及和它的象形文字文化作为一种神话的象征。学者约翰·欧文写到，这种象征“意义丰富，人们在对其认识过程中，任何解释都是有道理的”。当然大都会博物馆也收集了（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涌入了买方市场）大量的各种藏品，其中最大的藏品就是整个丹铎神庙。直至战后，美国旅行者，以及一些考古学家、学者、传教士、商人都在埃及，但在那里没有任何项目标志着欧洲国家在此达数百年之久的大规模投资。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英法两国将东部帝国的部分区域划归美国，开始与埃及时断时续地建立联系，这点可以由大都市展览厅内的展品——没有更多的倾向性，排除了欧洲人出土物品的国家背景——以及有关故事片系列表现出来。这看似奇怪，但确实准确无误。塞西尔·B·德米尔的《埃及艳后》（Cleopatra，1934）在好莱坞拍摄而成，它集一部萧伯纳的戏剧和两部莎士比亚戏剧于一身，看起来十分怪异。演员克劳黛·考尔白[21]在拍摄中从头至尾一直患病，但这好像并不是问题，电影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模糊、即兴选出的，而且不拘一格。影片《埃及艳后》似乎没有试图特地锁定埃及为背景，或者因其历史原因给予特别关注，而且影片的台词总是暗指而不是直接说出其含意。就像剧中一个人不耐烦地对马克·安东尼[22]说的那样，“你和你的‘朋友、罗马人还有那些同胞！’”
影片《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源于另外一个世界，其情节沉重、严肃，影片冗长，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首先，它既没有《埃及艳后》那种宽松的暗示性，也没有另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影片《木乃伊》（The Mummy）那种飘动、现实主义的氛围。《十诫》中每句台词都加重了语气，所有场景都浸透着丰富的内涵和真实感，以至于电影的一段成了一本书，那就是《摩西与埃及》（Moses and Egypt，1956），旨在说明电影的所有情节是“真实”的，并有历史依据，严格以《圣经》及其他无可挑剔的资料为素材：完成该电影制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包括查阅950本书、984份期刊、1286份剪报以及2964张照片。很难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邪恶的信仰，多少是天真的想法。其次，《十诫》整部影片渗透着一种理念，那就是保留所有的内容来源以及准确的历史信息。德米尔本人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他喜欢粗俗的场面，他用撩拨观众欲望的手段来宣扬一种世界观，以达到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23]的观点吻合。当然他的《圣经》题材电影反映了美国人热衷起源和历史神话的一个侧面：我们通过起源和历史神话，并参考赋予我们尊严并能了解我们的过去事件来展现自我。而事实上摩西是由美国人查尔顿·赫斯顿扮演，这使得《圣经》遵从美国人的民族自我，它的源泉不亚于上帝。值得一提的是，当欧洲国家在希腊罗马神话和北欧神话中寻找自己的民族神话起源时，我们也在找寻我们自己的神话起源，模仿着旧约节选部分的先辈们那样，因为他们嗜血成性的公正及非利己意识的独裁主义既强大（至少在我看来）又极其缺乏吸引力。
查尔顿扮演的摩西还是身处国外的美国人，他告诉第三世界的“刁民”说，“我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要不然就会吃苦头。《十诫》出版两年前，埃及革命就已爆发。革命初期，它曾在两大武器供应集团苏联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埃及新政权领导阶级（新政权名义上由纳吉布将军领导，实际上实权掌握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手中）正在寻求与美国建立某种利益关系。也许不经意中，德米尔有关现实主义问题的构想惹怒了埃及政府，因此政府全面禁止《十诫》，尽管这部电影就是在埃及拍摄的。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中有个旧约先知，他曾带领人们追寻上帝和良知以到达一个极乐世界，那里方便舒适，没有任何人居住；另一方面则是他的阴谋，东方一奶同胞的兄弟（尤伯连纳[24]）图谋加害希伯来人（延伸到美国人）。埃及是一个压迫者，而希伯来人是英雄。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色列建立还不到6年。几个月后，苏伊士遭到入侵。德米尔和杜勒斯一样，似乎在警告埃及：民族主义尚未被上帝平反，美国是邪恶的，并会因此受到惩罚。此外，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曾经还包括了以色列，如果这意味着埃及因此被排除在外，那么对埃及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情。事实上，查尔顿扮演的摩西在沙漠逗留时带着所有的技术设备（一个有魔法的玩意，能够创造奇迹，可以把红海一分为二），他的归来只不过向当代埃及人强调一点，那就是以色列和美国拥有主导自然和其他社会的现代技术。
和《埃及人》（The Egyptian）相似，另一部同时期在大都市展出的系列电影就是《十诫》。这是一部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包含《圣经》要素的史诗，但与这部电影本身目的相反，它主要是展现超越政治以外的历史。电影把两个方面的要素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是呜呜吹响的喇叭、宏大的规模、庞大的演员阵容，还有令人无法忍受的人物姿态；另一方面是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五花八门、充满地方音的对话，以及一系列场景，意在向观众表明那时的人一样具有人性、身材较小、“像我们一样”。这些给人以熟识、亲切感的物品被编入了大都市的埃及展品目录中。这些展品围绕着一个观念，那就是在古代世界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的确出现过，并且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然而，整体效果是通过时间的错位来展现历史的，而不是通过精确的信息，记忆的产生是作为遗忘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真正的回忆。这是对过去的态度，但是只有作为对现在的态度才有意义，它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现实观点。不像古典的欧洲殖民主义，相反，它基于一种想象的观点，如何看待他者被解释、理解、操纵。它源于一个帝国主义的权利，这个权利距离它试图控制的现实很遥远；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去除了其内部不可接近的以及陌生的东西，同时，如有可能，赋予外在世界一种奇特的非真实之物。
因此，我认为，隐藏在当代美国人对待古埃及兴趣背后的，是一直想忽略埃及的阿拉伯身份，回到一个时代，那时一切事情既简单又可以完善总是有良好动机的美国人的意愿。这并不是夸大地把媒体、政府以及与萨达特公开的恋情作为这种愿望的一部分：穆罕默德·海卡尔[25]创作了一部新书，《愤怒的秋天》（Autumn of Fury，兰登书屋），在这部非常不错的书里，他谈到了萨达特，这个被暗杀的埃及总统渴望能扮演可以反悔并倡导改革的国王角色。对于这点，美国早有准备。他制定的政策纲领，毕竟是用来澄清《十诫》中的思想：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承认其存在，一切善始善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萨达特使埃及脱离目前的状态，进入想象中没有时间概念的状态，像一个有灵感的电影制作者（或一位虔诚的局外人，对历史的信仰如同德米尔希望的那样），那么最终成为失败者的将是“阿拉伯人”。这种态度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表明过。他被那些自认为真正代表这些地区的人谋杀了，这些地区如伊斯兰、阿拉伯和埃及等；他也被他的广大同胞遗忘，那些同胞们正如海卡尔所说的那样，是他丢失的部分选民，“这些选民，自然是他作为埃及总统的选民——就是阿拉伯世界”。海卡尔补充说：
萨达特是第一个拿着相机站在他的人民面前的埃及法老，也是第一个被他的人民杀死的埃及法老。他是电子革命的英雄，但也是电子革命的受害者。当他的面孔不再在电视机屏幕上出现时，仿佛他十一年的统治随着控制按钮的旋转消失了一样。
那么毫不奇怪，大都市的埃及展馆和它的一系列电影默默地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与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埃及打交道十分困难。这是阿卜杜勒·纳赛尔，一个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和一个受欢迎的民主主义者代表的埃及。阿卜杜勒·纳赛尔不像甘地，他在大家公认的非白人的英雄法则里还没有找到位置。从1952到1970年，一直到去世，纳赛尔统治着埃及，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统治着阿拉伯世界。虽然在这片地区有不少反对者（尤其是沙特），但是认为平庸、腐败、堕落在今天的阿拉伯依然存在是因为纳赛尔没有关注并阻止这一切发生，这不仅很悲哀，而且也没有任何意义。
纳赛尔在西方绝不受欢迎，甚至可以被视为典型的洋鬼子，不管是他灾难性的军事行动、在国内压制民主的行为，还是作为最高领导人过于夸张的表演。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真正标志着他成功地直面帝国主义。纳赛尔是第一个没有站在阶层和种族立场上为自己申请权力的现代埃及领导人，他也是第一个将埃及变成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主要国家的总统。他庇护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并且是万隆会议的倡导者，和尼赫鲁[26]、铁托[27]和苏加诺[28]一起，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先驱。更重要的是，他彻底地改变了埃及的命运，这是萨达特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如果想知道这段历史有多少不被西方人所了解，只要看看这个时期有关埃及的电影就可以了。埃及不仅是一部有关法老及《圣经》的史诗，它还常常作为西方悬疑故事的背景〔《尼罗河上的惨案》（Death on the Nile）〕，或者成为欧洲爱情故事的浪漫之地〔《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甚至是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书〔《沙漠之狐》（The Desert Fox）〕。据我所知，只有一部电影勉强接受现代埃及，那就是格雷戈里·拉图弗导演并主演的《风流大王阿普杜拉》（Abdullah's Harem）。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它以近乎粗俗的手法，讽刺法鲁克最后日子奢华的生活。据说这部电影制作时，得到了埃及新革命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支持。
当代埃及被排除在大众文化之外，只有政治事件围绕着整个埃及——就像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它被牢牢固定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因而其一切外在行为都以这样的意识形态为准：埃及人好战，领导人喜欢战争，埃及还有一群不露姓名的、丑陋、穷困潦倒、狂热的暴徒。值得称赞的是，萨达特改变了这一切，目前大众媒体聚焦埃及多数反映的是埃及正在取得巨大进步并走向和平之路（要不然埃及什么都不算），当然这还有待考证。的确，埃及的政治话语与宣传，在纳赛尔的领导下不绝于耳。同样，国家控制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依然如此。我们面对发生的一切做好了准备，并承认，这一切对于没经过彻底洗脑的或者思想没有彻底被改变的美国人来说，也许有些意义。在大都市展览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小的启示，暗示埃及的另一面，它是莎蒂·阿卜戴尔萨拉姆导演的影片《长夜漫漫》（The Night of Counting，1969）。作为一部电影，它突破常规，即使不算是关于古埃及，也可算一部埃及学的电影。
阿卜戴尔萨拉姆的电影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鲜明的主题，但这部电影关于尼罗河上游古迹中人们的生活描述过于沉重、恐怖，恐怕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影片情节很简单：一个由法国人马斯佩罗组建的政府考古协会受到古玩交易的刺激，遂派出一队探险队，由一个年轻考古学家带领，来到尼罗河上游。这个领队的任务就是对这个地方进行探查，并阻止盗墓行为。故事发生在1881年。同时，故事交代当地有一个部落，他们是生活十分简朴的北方埃及人，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是依靠他们掌握的法老秘密埋葬的地方，并从那里攫取财宝，通过卖给一个中间人来换钱。影片一开始，部落一位长老刚刚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得知了这个秘密，遂被部落人合谋从交易中驱赶出去。两兄弟其中一个的抗议威胁到了这个部落，因而遭到谋杀；另一个，萨利姆，最终把这个秘密告诉开罗的考古学家。于是这位考古学家找到了埋葬地，把木乃伊及珠宝运往开罗。影片结束时，我们看到萨利姆孤身一人，惶恐万分。
如果观众想从这部影片中了解考古知识，那么他们会失望。他们很可能不会把影片中悲戚的氛围与纳赛尔统治时期最后的岁月联系起来。那个时期，纳赛尔的政府充溢着失望、内在的悲观情绪，在艺术上也多为一些对政治隐晦的批判。阿卜戴尔萨拉姆在1971年采访时说道，当他制作这部电影时，埃及中央政府官僚给他制造了很大麻烦。电影里部落人群对于开罗的“阁下”们所持的敌意和疏远似乎再现了导演的内心情感。但是，另外电影中也有几种力量相互冲突。电影拍摄背景的时期凸显了这些冲突，就在此一年前，英国占领了埃及，那是1969年，预示着纳赛尔激烈的反帝国主义的终结，也预示着萨达特撮合的美国政府统治的开始。
首先，是一些外国专家，像马斯佩罗一样，他们关于埃及特色（博物馆的文物，而不是农民的生活）的想法居主导地位。其次，当代埃及的精英阶层——考古学家、商人、警察——他们与欧洲国家合作来镇压自己本土的人民。再次，虔诚的伊斯兰教农民，他们从事的传统职业伴随着神圣的尊严，但不幸的是，这种职业不过是盗墓而已。最后，理所当然是以萨利姆为代表的一些人的意识观念，他们很深刻认识到对与错的行为，却不能做出阻止厄运来临的决定：但是对于他来说，若想做个忠于职守的人民的儿子，那就得破坏已定法则；但若想出卖自己的民族，又得同开罗的当权者同流合污。人人都讲优美典雅的阿拉伯语，而不是任何的方言，这使得人们的对话从一种交流的语言变成了失去个性的语言。
阿卜戴尔萨拉姆似乎在说，这就是埃及，一个在官方口口声声自称为阿拉伯主义的国家。他的电影，就像一个充满诸多问题的矩阵，埃及就深陷于此，并且这些问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要远远多于解决的办法。这个国家的欧洲传统与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埃及法老统治的历史较之现代的伊斯兰教式的文化过于遥远，它只是成为一种交易的客体。这个国家声称要对绚丽多彩的古埃及文明保持忠贞不渝，但又十分残忍地影响日常生活。如果有人像萨利姆一样，试图竭力迎合当代社会现实生活，那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的问题是：埃及扮演的阿拉伯角色——在1967年战争，或者是也门运动中——是与国家大多数人的贫穷落后相关，还是与它传奇般的法老历史相关？哪个埃及是正确的呢？现代埃及是怎样从西方控制的世界体系中（以马斯佩罗和他在开罗的助手为代表）摆脱出来，进而关注自己的特权，却没有因此而过着一种僵化的生活模式并进行无聊的、毫无利益可图的交易的？
这就是这部电影所暗示的一切，但我个人想总结的观点是：在纽约的背景下，作为一件庆祝大都市埃及新馆的展品，《长夜漫漫》看起来就像一个奇怪的、或许可以分解成当地色彩的一个碎片。电影《埃及人》在大都市展厅放映前，作主持的馆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谈到了贝拉·达尔维扮演的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的高级妓女耐菲，她对仆人说话用的是亚美尼亚语，这是时代的错误。他的话引起了观众一阵笑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唯一一部埃及电影讲述的埃及——在大都市展馆同塞西尔·B·德米尔挖掘的古董，以及一排排默不作声的样品一起展出——实际上如同耐菲那不准确的、含糊不清的亚美尼亚语一样，是一种干扰。另外，这也可能是映射另一种现实，只不过在其他地方的纪念性活动中不大明显而已。
注释
[1]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古埃及规模最大的岩窟庙建筑。位于埃及最南端的阿斯旺，为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304—公元前1237在位）所建。——译者
[2]奈费尔提蒂（Nefertiti，约公元前1370 —公元前1330），埃及女王，法老阿肯纳腾（Akhenaten）的妻子，以半身像闻名。——译者
[3]安瓦尔·萨达特（Muhammad Anwar El Sadat，或Anwar El Sadat，1918—1981），埃及共和国第三任总统，纳赛尔的继任者，1981年被暗杀。——译者
[4]拉美西斯（Ramses）二世，埃及新王国第十九王朝法老（约公元前1304—公元前1237）。——译者
[5]图坦卡门（Tutankhamen）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在位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334年—公元前1325年或公元前1323年。图坦卡门为现代人广为熟知是因为他的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内从未被盗，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人哈瓦德·卡特发现，挖掘出大量珍宝，震惊了西方世界。——译者
[6]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公元前425），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7]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译者
[8]德米尔（De Mille），好莱坞电影导演。导演影片《罗宫殉情记》，又名《罗宫春色》（The Sign of the Cross，1932）。——译者
[9]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美国实业家、超级资本家、美孚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创办人约翰·D·洛克菲勒之孙。——译者
[10]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 ），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译者
[11]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是第一位识破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从而成为埃及学的创始人。——译者
[12]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高1.14米，宽0.73米，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原本是一块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诏书的石碑。——译者
[13]阿姆鲁·伊本·阿斯（Amr ibn-As，573—664），阿拉伯著名的将领，640年带领穆斯林攻占埃及。——译者
[14]贝尔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1778—1824），又被称为“了不起的贝尔佐尼”，威尼斯探险家，曾到埃及探险，并挖掘出无数古董。——译者
[15]马里耶特（François Auguste Ferdinand Mariette，1821—1881），法国学者、考古学家、埃及学研究专家，在开罗建立了埃及博物馆。——译者
[16]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译者
[17]指北高加索地区濒临北海东北、俄罗斯西南的地区，1829年收归俄罗斯版图。——译者
[18]法鲁克（Farouk I of Egypt，1920—1965），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第十任国王，埃及和苏丹共和国倒数第二任国王。1952年埃及大革命期间被推翻下台，后到意大利流亡，途中逝世。——译者
[19]马斯佩罗（Gaston Camille Charles Maspero，1846—1916），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译者
[20]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公元前1503—公元前1482年左右在位，是埃及唯一的女法老。——译者
[21]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1903—1996），第七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得主，主演过《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埃及艳后》（Cleopatra，1934）等影片，是好莱坞喜剧类型的主要女明星。50年代后期退出影坛，1996年7月30日去世，终年93岁。——译者
[22]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公元前83年—公元前30年），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战士。恺撒大帝被谋杀后，安东尼继任成为罗马军队首领。与克娄奥佩特拉的恋情导致了他与屋大维和雷比达组成的后三头政治联盟的分裂，并引发他们之间的战争。公元前30年，安东尼和克娄奥佩特拉的军队在亚克兴角被屋大维军队击败，后两人相继自杀。——译者
[2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译者
[24]尤伯连纳（Yul Brynner，1915—1985），俄国出生的美国影星，主演了《十诫》、《双重特工》等影片。——译者
[25]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ed Heikal，1923— ），埃及著名记者，埃及事务著名评论员。——译者
[26]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第一任总理，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译者
[27]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前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总司令，两次当选前南斯拉夫总统。——译者
[28]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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