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31日，他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拜见了久闻大名的政治学教授拉斯基。他早就读过拉氏的汉译本《共产主义论》，也认同把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与苏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的模式。罗忠恕曾问拉斯基：“香港何时归还中国？”这位当时的英国工党总书记说：“英国一定要将香港归还中国，但要看中国执政的是什么样的政府。”
来到英国，时时有友邦人士不断询问，“为什么中国还在进行内战；为什么中国经过八年的长期抗战，在胜利来临，敌人投降之后，还不能积极从事建设，反而加紧破坏。”罗忠恕认为：
今天政治僵局之所以打不开，是在朝在野各党以及无党派人士都未尽到自己的责任……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是基于一种生活形态。要人民生活民主化之后，政治民主化才能真正实现。我曾说，民主的基本精神有两点：一是不诉诸力而诉诸理；二是本于法而不本于情。我以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具有民主政治的形式，有宪法、有议会、有民选的政治首领，即可成功的；而是要在整个生活上依理性，注意全体的利益，奉公守法，尊重别人的意见，尊重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与人宽容相处，服从大多数人的决议，这一类的生活态度，不仅在政治生活上能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方面皆有表现的机会，而且必须在日常生活上能培养民主精神及真正的民主生活习惯，中国便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
罗忠恕认为，要做到民主政治，除了政府与每一个政党，也得每个公民共同努力，尤其是知识人：
……我未离祖国的十一月内，赫尔利元帅两次与我长谈，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中国知识界人中，太不注意人民的利益，最多你们注意到你们的自由，当权的人既不图人民的福利，也不明国际情势，以至于有志之士都走入了偏激一途，这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目前，最紧要的是如何运用全国人民的才智能力，以走入共同的途径。我们要造成向心的力量，而不可再加强离心的力量。最基本的条件，在政治上要宽大，要容忍，全国人民最切望的是安定，是不要再有内战。谁违反人民的意向，便是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绝无成功的理由。今日的中国，决非任何主义可能欺骗，谁能真顾到人民的利益，安定人民的生活，便会为人民所拥护。政治上的不同主张，要诉诸议场不能诉诸战场，始得算民主政治的做法。此时最需要的是绝对的言论自由，必须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大家始能竭尽心智，以贡献国家；必须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始能无所顾忌地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检举贪污；必须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始能有思想的进步，学术的进展。……
我在英国近数十日的观察，及与若干政治界学术界人士的交换意见之后，深觉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能做到政治上人民有充分的自由，经济上人民有充分的平等的享受。在英国目前的情况，是在向此方向尽量发展。英国政治及经济情况最值得我们注意，以一个富于保守型的国家，走上了一种新型的民主社会主义，以议会立法的方式，进行着不流血的革命，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家。我国的国运，紧系于全国人士的意向，我们的前途，正待着我们去创造。[19]
书生之见，犹如杯水，焉能浇灭国共战场的熊熊烈火？
1947年2月6日，罗忠恕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邀请，访问剑桥三一学院。罗素是他景仰的师辈。罗素在1920年代就对西方资本主义失望，曾以嘉宾的身份考察苏俄，但专制社会与共产主义同样使他困惑。后来他有过一次为期九个月的中国之行。他从南到北，作过多场演讲，话题从数理逻辑到社会改造方略。陪同罗素讲学担任翻译的，就有罗忠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老师张东荪。1939年，罗忠恕留学牛津大学期间，曾将东西文化交流计划寄给罗素征求意见。罗素回答：“你想推进的事我很赞同。但就现在国际形势而论，你与我同认为有价值的文化，都仅能在海、陆、空军障庇之下保其生存。就现在的形势来说，因军事上的必要，文化上的努力，不免暂受抑制。如果我是中国人，将以飞机较哲学更为重要。但你的见解，诚然是高瞻远瞩，从长远来看，你所关怀的实在比战争胜利者更为重要。”转眼八年过去，那天他们的聚谈，多由罗素提问，罗忠恕作答。谈国共问题的演变、马歇尔调解的过程及今后的走向。罗忠恕最后叹道：“可惜中国的问题，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中国的内争实际上是苏美冲突的前奏……”[20]
英伦三岛，罗忠恕马不停蹄地参学访问。临渊不羡鱼，退而思结网。在与英国民众交往的过程中，面对二战后的新格局，他曾写过一篇《中英邦交的新阶段》，发表在1947年2月12日的《民报》[21]上。他从反思过去对英国人的陈见说开去：
自鸦片战争之后，近百年来的中英关系，每令国人感觉到英国对中国是最富于侵略性，英国的外交政策，最阴险而深沉，英国人也最易显出帝国主义的气味……
及自民国三十六年夏间第一次来英，适值七七抗战开始，英国的舆论，充满对中国的同情。英国的人士，不仅发动各种援华运动，英国人对我在英侨胞，特别表现出亲爱而敬佩的态度，有时竟令我感觉到英人对我国是过分的称雅……
我来英两周后，即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一个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到会的皆为大学教授及中级中学的史地教师，共约180余人。因为国外报纸登载中国的消息甚少，我初自国内来此，他们甚喜请我谈中国事。由他们的注意与热情，使我感到他们确有渴望理解中国的态度。凡曾到中国的英国人，不仅随时注意中国的事，而且常做增进中英友谊的工作。我一到英国之后，英外交部的中国司司长克里森氏即来访我与我长谈；访华团上议院的团员泰福雅爵士来我的寓所长谈，并告我他在此推进中英贸易委员会工作；观察报常写评论中国事的格林氏也畅论其对中国目前问题的观点……都表现出英国人士对中国之关心及希望一个和平而兴盛的中国，并能长久维持中英友好之热望。其他如大学教授，因数年前我第一次在英时，得与牛津剑桥的教授组织了促进中英文化合作的委员会，因此间推演成为现在的东西文化学社。他们对于此种国际文化联系自由组合的学术团体，不仅现有的社员热烈地赞助，而欲参加的新社员亦日有增加，都表现出中英两国的知识界由了解加深，而愿意加强合作。
我来英方一月，而与各方人士接谈，察出英人确比以前更认识、更能有自我检讨的态度，因而刻苦奋进的精神，尤足令人佩服。他们知道今后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其支配的力量，不能与苏美相比。正惟如此，便感觉在国际上更需要多有友邦的时候。她不欲示弱，毋宁说是因为认清了目下情势而采取最聪明的办法。我盼望国人多留意英国的动态及其外交与内政的设施。英国人民已□□的□交接中国，我国国民与政府对于扬过也宜有新的认识，深的了解。两国的邦交，方能达到一个前途光明的新阶段。[22]
罗忠恕过去未提及此文，研究者也未引用过。究其原因，一是《民报》仅在台湾发行，存续时间17个月，影响稀微。二是文章中透出与英国上层人士的交往及与国府驻英大使的联系，在当时，“长他人的志气”也即“灭自己的威风”，易遭至民族主义情绪的指责，而1949年以后就更是避之不及。
1947年5月，罗忠恕应法国教育部邀请，参观了斯特拉斯堡大学、里昂大学、格勒格布尔大学。5月28日，在李约瑟的陪同下，罗忠恕拜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赫胥黎。他接受赫胥黎聘请，担任该组织为期半年的哲学顾问，任务之一是研究人权的基础理论。这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人罗斯福夫人提议的。罗忠恕同英国、瑞士、意大利诸国的学者一起，积极开展人权调查，征询人权倡导者如甘地等人的意见，研讨人权状况及对策，最后编成《新人权论集》一书。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其中就蕴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1949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在巴黎Sagittaire书局出版了《新人权论集》一书。罗忠恕入选的论文是《中国传统中的人权思想》。他认为，作为世界的一员，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生存权、自我表现权和享受权这三种权利。他从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学说出发，论证了夏商之被推翻、汤武之建立新朝等民心所向的历史必然性。[23]
1947年夏，44岁的罗忠恕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哲学会，发表了题为《哲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地位》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会后，丹麦物理学家波尔找到他，聚谈甚欢。次日，瑞典报社把东西方两位学者的合影刊于显著的版面上。9月，罗忠恕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举办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会。11下旬，他与赵元任、瞿菊农等代表中国，出席了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
年会闭幕，罗忠恕即飞往美国。12月16日，罗忠恕应邀参观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并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会晤。罗忠恕回忆：
他的室内布置简单，除桌椅外仅有一张黑板，写满了数学计算……
抗日战争期中，我们之间用信函讨论各国大学应怎样进行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往事。记得他回信表示积极支持……
我们的话题涉及了科学应为人类造福的问题。他愤激地向我说道：“我们科学家虽然能了解自然，也部分地控制了自然，但没有掌握如何正确地运用科学的权力。科学家总是成为各国政客所利用的工具！”他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同情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主张全面裁军，销毁武器。他认为一切科学是应该用于造福人类的。……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他的研究室内我们一同拍了张照片，以作纪念……[24]
上文所引，摘自罗忠恕发表在1979年的《成都日报》上的署名文章，对照1947年他发表的《与爱因斯坦晤谈》一文，笔者发现删掉了一些内容。当时，爱因斯坦说曾对联合国抱有幻想，以为可以形成一个世界政府，保障世界和平。他曾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由德国驱逐出境的犹太原子物理学家到美国，建议美国设法制造原子弹，因纳粹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若其先研制成功，将会对自由世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接受建议，并率先造出原子武器。惜乎在苏联已经参战，日本即将投降时，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投放了两颗原子弹，造成广岛和长崎三十万以上的人丧生。这是爱因斯坦最为后悔的一件事，他说，科学本应造福人类，但科学家每每为政客利用。并且说，原子弹最好投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把政客消灭光。[25]
在纽约，罗忠恕与哲学家杜威还有过五次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叹息，当今人类的精神贫困与哲学的不景气。罗忠恕写道：“我去岁在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织，曾发出通讯，征求各国哲学家对于哲学在现代教育应有的地位这一问题的意见。一位英国哲学家的回答最值得注意，他说，现代英国的青年百分之八十并没有生活的哲学，百分之十五生活的哲学依于宗教的信仰，其余百分之五可以说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不仅哲学在大学的学程失去应有的地位，更把教育引到纯功利的途径，使受教的青年只学一点技能，并不认识其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怎能应付复杂纷乱的时代问题。更可怜的，即野心的政客，愚鲁的教育者，利用青年的苦闷，以浅薄的主义或政治主张，以宣传的方式，注入青年的头脑，这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帝国主义，或其他任何政治宣传式的主义，其危害青年，较全无思想训练尤甚。因为主义宣传，绝非思想训练，使青年只作为政治工具，并不能使人有合理自律的生活。纳粹的政治失败即是明证。”哲学的本意即爱智慧，追求智慧。哲学是启发人的思维，而不是造成对人的精神奴役。“我们目前所需的，不是一个统一世界思想的哲学，而是利用一切教育的机会，培养人能作哲学思考的态度，有了这个态度，就能应付一切变化了的局势，使我们能在纷乱中求选择，在动荡中求安定，能去偏执顽固的陈见，能有包容宽大的态度。谋自觉自律地合理生活，并能与文化不同、思想各异的各国人士互相合作，共谋人类的幸福，世界的和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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