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由门役手中接到他老人家的名片一看，超初蓦地立起身来，忽又烦恼的坐下了。真该死万分！不知怎样，许多的回忆竟象摆在眼前一样，使我起着这种不恭的犹豫：“会他，还是不会呢？”
记得十五年前，他老人家已经五十三岁。这位曾亡命日本的同盟会的老同志，文章，道德，事业等等，是早已有口皆碑的；每次上课，总得留点儿时间，悲愤的骂政府，骂社会，诅咒丑恶的人生。他那“鸱枭翱翔，方正倒置”和“混账乌龟王八蛋”等的雅俗俱全的骂法，显然的呈现着老气横秋的神态。至于生活的朴质俭约，律己的严谨，著书讲学的黾勉，真能感化每个青年领悟人生的严肃！
记得七八年前，我在北京做事。他老人家带着从西洋回国的爱子吉夫也在北京住家。无聊时，吉夫常邀我到城南游艺园看戏。他老人家以为我们狼狈为奸，干了不好的勾当，严厉的斥责我道：“韦公，吉夫年轻，你常常带他到外面逛得很晚很晚，这是不对的！”
又记得三四年前，他老人家代理上海一个大学校长，我曾拜访过两次。后来，一位同学无意间把我夫妻俩失和的消息透露了，他老人家依然不谅解的说：
“总是韦公不好！在这样繁华的上海，男人非有女人严加管束不行！现今的老婆一定要这样子。”
啊，多末严格的教训，多末严肃的老师！一想及这些事，虽则我对妻没有象他老人家所说应严加管束的理由，但总觉有点儿怕见他老人家的面。十余年来，没有干过坏事也没有干过好事的我，庸庸碌碌，生命是一池死水似的无波无浪。严格说，这也就是堕落，这就够羞见老师了。
不过，年高德厚的老师还不曾忘记我这不肖门徒，亲来访问，这在我，总应引为荣幸，感激万分的。我不能不重行立起来，搁了正在写字的笔，走出办公室，恭敬的去迎接老师。
三四年不见，颇觉老师更老了。须发全白，面孔更加枯槁尖瘦，手中握着古老的手杖。看来，精神不怎么健旺了。但是谈论的慷慨激昂，以及颇能和现代青年接近的思想和态度，却又不禁使我起着“夫子真是圣之时者也”的感叹！
随后，老师吩咐我把在公司任职的其余两个老学生请来。他们谈过许多话以后，这位秦君问明老师的住址，说在晚上请老师小酌。他们走了以后，我便邀老师在家午餐。
老师喝了不少的酒，也说了不少的话。
“师母在哪里？很康健吗？”我问。
“还健！在省城里领着几个孙子，监督他们读书：大的十八九岁，中学快毕业了；小的也六七岁，进了小学；活活跳跳，真有意思。”
老师捻须答着，随即逗着席中的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小娃娃？——说啊！——你想吃什么？——鱼？——不要啊！——海参？——啊——好，——给你。等一下再给你噢。——小朋友，我顶欢喜你；吃了饭，我们来唱《毛毛雨》，跳舞，好吗？”
他老人家痴痴的瞧着孩子，静默了一阵，忽然叹了一声：“唉，他们的世界！”
孩子好奇的瞧着老师笑，我们也笑。
“老师这十年以来，也做过官吗？”我问。
“没有，没有，要做官是早做了。要发财也早发了。
这个和我没有缘。这几年来，我专心关门著书。——我的《说文释义》已经再版了。《文字谈》也已经付印了。将来我可以送你一本。还有一部《墨学阐微》刚刚整理好，这部书费了我不少的心血，——唉，著述总是不朽的工作，比讲学有功效多了。书是可以流传久远的。”
多年不曾看过文字谈之类的书，对于老师的著作，我不敢谬赞一词，也不感到兴趣！
饭后，没有什么可资谈助，老师便搂着我的孩子纠缠着：“你叫什么名字，小朋友？”
他老人家摩抚着孩子的头，又将自己的枯瘦的脸挨着孩子的脸。
“说啊，展展，——你告诉老公公说‘我叫展展’啊。”妻在旁代答。
“我叫‘简简’。”孩子不正确的答，扭着头，在老师的怀里不安的挣扎着，且用小手拍了一下白胡须。
“啊，展展，好名字！”他老人家捏着孩子的小手，温和的玩弄着：“你拍我的胡子干吗，展展？——你不欢喜白胡子吗？——那末，你把它拔去了吧，小天使。拔去了就和你一样。——你今年几岁，展展？——告诉我啊，喂，告诉我啊！——不肯吗？——那末，叫我一声，叫我一声，我就放你下去。”
“蠢东西，叫哟！”妻说：“叫一声‘老公公’啊！告诉老公公说’我五岁’啊！蠢东西！”
“雾雪，老公公，我雾雪！”孩子不正确的说，笑着，要挣脱。
“啊，啊，五岁啊，呃——快莫叫我‘老公公’，叫我小朋友吧，我比你高不了多少啊，小朋友，——来来来，我们来跳舞。”
他老人家立起来，牵着孩子的手在室内旋转，说：
“你会唱歌吗？——来，展展，这样来，把手手展开，展开，我告你唱：‘飞，飞，飞，飞得高，飞得低，……’”
逗了孩子一阵，忽然，他老人家坐在椅上，默默地，痴呆地，瞧着孩子，眼睛周围逡巡了一下，瞧见壁上一幅西洋画，就又立了起来，眯着眼睛看。是一张颇有诗意的画：溪水远远的流来，绿荫夹岸，绿树的梢头，挂着一轮明月，溪流近处，水愈宽，树更密，水藻浮萍，落花瓣瓣，在微波中荡漾。八九个艳丽的少女，身附薄纱，赤着脚，牵着手，成一个大环形，在水面漫舞。赤裸的，肥硕的孩子们，背上长着翅膀，有的鸟一般，从树上飞了下来，有的栖在母亲的肩上，有的扑跌在水面，还有隐隐约约的在枝头穿插着，竞向他们的母亲奔去，一切笼罩在明晃晃的月色之中，是人间？是仙境？是画图？是颇堪玩味的。老师看得痴了，许久，才低头，坐下，默默的。一会儿，又深深的抽了一口气：
“唉，他们的世界。”
知道老师没有要务，我在公司告了假，陪他老人家到虹口公园去。
是初夏的晴朗的天气，我们缓缓的兜了一个圈子，在荷池边的条椅上歇着。远望天空，浮云白雪般一片片重叠着。园中的草地，碧绿如茵。野蔷薇放着鲜花，树林全披上了新绿，掠水的飞燕，婉转着歌喉，穿梭似的小白鱼，在荷叶下捉迷藏，微微风拂着我们的轻衣，是颇足令人心旷神怡的。宇宙间的一切都在活跃着，浓妆艳服的欢笑着，多末可喜可爱呀，多末快乐呀，然而老师却痴呆的瞧着这一切，默然无语。他老人家幻想着什么呢？幻想着什么呢？革命算是已经成功了。文章事业，也可随天地而不朽了。儿孙绕膝，一个个飞黄腾达，堪娱晚景了。他老人家还在幻想着什么呢？是回想过去？是推测将来？是吟弄着现在，体念着人生？人生是一幕剧，喜剧也好，悲剧也好，有开幕的时期。当幕闭后，一切人物都将一扫而光了，这是当然的。人生是一池水似的，风来了，便微波荡漾，或汹涌澎湃，风去了，便复归于平静。人生也如时日之轮不断的旋转。白日去了，便是黑夜。也如草木一般，春天萌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便落叶凋谢。这是生物自然变化的轨辙，有什么可吟玩的呢？有什么可令人伤怀的呢？
但是，我从侧面瞧着老师那龙钟的姿态，剖析他老人家过去生活的段片，想及他老人家在我家逗着孩子的情形，同时也注视着花园里这堪妒嫉的一切，虽然我不感到自己梦一般在青春里游泳着的快乐，然而对着这一切痴呆了的凄然枯坐着的老师，我恍然憬悟我俩是正和盛夏对着残冬一样。他老人家是越看越老了。脸上刻满了皱纹，嘴唇也有点儿枯焦，短小的躯干好象更加收缩了，手也越发瘦小了，眼睛也更加昏迷了，再联想到他老人家的一举一动，觉着他老人家走路时，象老母鸡一般迟钝，拿酒杯时，手也颤抖着，说话过后，总免不了叹息呻吟，仿佛叹息呻吟成了他老人家的重要工作一样。也仿佛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呻吟绝了，残冬的风雪一来，便没有他老人家的世界。可是回想到我自己，倘是盛夏去了，经秋到冬，和现在的老师一样，这般堕落的我的悲楚，将更不知怎样。想到这，我几乎也要凄然叹息。
“走吧，没有趣味。”
忽然老师拍了拍衣裳，立起来。我回了一声：“好！”
已经午后四点钟。游人渐渐多了。在走出公园的路上，一个轻佻的俄国妇人的伞，触着老师的草帽。那妇人向老师点头笑着说：“Sorry！Sorry！”
懂得几句英语的老师，一壁缓缓的踱，一壁转头眯着眼，瞧着那妇人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沉默的老人却有兴趣和热忱的外国妇人周旋着，这有点使我诧异。可惜那俄国妇人不懂得老师的话，昂然的走了。否则，即令有点儿关系，在老师，大概也是可以吧？
我这样无聊的想。
走出公园，我告诉老师，我们便道可以再逛逛外滩公园，那儿的景致也不坏，游人比较多。老师欣然答应了。
在外滩公园，老师象体力不胜似的，看了一会喷水池的金鱼，便坐在江边的椅上，依旧默然无语。听着园外码头工人的邪许之声，看着污浊的滚滚的江流和江上的烟雾，嗅着扑鼻的煤烟和水氛，颇令人心情烦躁。小汽轮乘风破浪的奔来奔去，小划子梭子一般，在水面漂荡，海舶迟缓而笨重的前进着。载重的大帆船在浪中忍耐的挣扎着，象蜗牛一样，但一会儿不去注意它，它也会渐渐远去，快到岸了。人生不也这样渡着吗？少年是活跃的，老年便迟钝起来了，然而不拘缓速，也一样能达到彼岸。我猜想老师也神驰到这上面去了吧？
“带了表吗？不早了吧？”老师说。
“没有，但是我可以看见海关的钟——快五点了。”我答。
老师转头望望远处的钟楼，摇头叹道：
“唉，到底是年轻人的目力——走吧，恐怕老秦要来了。你有工夫到我旅馆里去玩玩吗？”
我允诺了，陪老师回旅馆。
老师非常的烦躁，在室中踱着，在床上躺着，又踱着，总安静不下来。“六点了吧？”“七点了吧？”时时烦着，好象很焦急的等着夜的到来似的。随后，他老人家说：“假使老秦不来，我们到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去吃饭。”
“那不太闹了吗？”
“不碍事。热闹一点好。”
不久，老秦来了，邀我们上北京馆吃饭。老师酒量极大，谈兴也浓，谈到学问上，他老人家发现古代某人某人是个社会学家，但不能判断是属于左派或右派，因为他老人家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没有详细研究过。他老人家并且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多年就相信了的。
不欢喜公园，却爱热闹的永安公司，相信社会主义，这又使我惊异。老秦对于老师的态度和言论也有些惊异。
他对老师端详了一阵，忽然问道：“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
老师忽然板起面孔，皱着眉头，肃然的坐着，沉默着，很恼愤的样子。许久之后，才严厉的回答道：“不要问，你问人家年轻干什么？我顶讨厌人家一开口就问年纪。”
饭后，老秦回去了。在街上，老师问我：“我们到永安公司去玩玩，你回去晚一点不要紧吗？”
“不要紧。”
我口里虽这末说，心里却老记着七八年前老师教训我的“常常在外面游得很晚，这是不对的。”那样的话。想到家里的女人也许会等着我，也记得三四年前老师对我的斥责“现今的老婆一定要这样子，男人非有女人严加管束不行。”我究竟免不了有点儿踌躇。但为想领会老师何以会如此的原因，我不得不陪老师走上永安的乐园。
怕听锣鼓声的嘈杂，怕受成群的游荡者的推挤，老师在各处走了一回，便在屋顶花园喝茶，休息。
从树叶中投射出阴暗的灯光，从扶梯口涌出无数憧憧的人影，从茅亭子里放出幽扬的弦乐，从天边送来阵阵的凉风。品茗的男女，喁喁地私语着，妖冶的妓，各处徘徊着。一切都给明月笼罩着。这就是那乐园的瞑幽暗的迷人的夜。
青年的妓走近我，顾忌的低语着：“去吧？去吧？”
我暗示她们去牵笑迷迷的老师，但她们好奇的瞧着老师，却始终不动。我认定金钱万能的说法，老师倘是真有意要浪漫一次，那是不成问题的。不对，也许老师不肯在一个门生前面扯碎自己的尊严吧？我试探着问：“老师一个人住在旅馆里很寂寞吧？”
“呃，那是很无聊的。”
“那末，找一个人陪陪不行吗？这实在算不了一回事，不过要留心选择就是。”
“这个，唔，也可以。”
于是，面幕完全揭开了的老师，态度骤然转变了。他老人家很高兴的和她们搭讪，不断的用目力品评着。我呢，也觉着替老师玉成其事也是学生应尽的义务似的，凡是走近我的妓，我便贡献给老师，向老师的身旁推：“老先生去，我不去。”
可恶的她们，惊奇的瞧着老师，一个个走开了。有的甚至扁着嘴，装出鄙夷的神情。看到这情景，我心里非常的悲哀，难过。我说：“也许她们以为我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敢接近你老人家吧？”
“呃，也许。我们分道扬镳何如？”
“好，我就在这儿候着你啦。”
象扮演一个故事一样，白发苍苍的老翁在红男绿女之间，摇摆着去了。我远远的瞧着饿瘪了的狮子似的老师，痴痴的睇视着一个一个的妓，似乎在长久的饥饿中还有严格选择的耐心。这有点使我焦急而骇异。
久之，老师依然孤独的踱回来了。
“我陪你老人家去吧，只要现出不是父子关系，事情便容易成功的。”
这样说过以后，我又把在光线不好的屋顶花园不易识别妓的健康和美的理由告诉老师，却不曾顾到光线暗淡的地方也可掩饰老师的老态的另一面。但是老师同意了。于是我们走下屋顶花园，到光亮地方，随着人海的波涛，任性流去。
我们遇见回家去了的老秦，谁也装着没看见。
在京剧场门口遇到一个体态轻盈的十分标致而壮健的妓。老师走拢去，眯着眼瞧着。站定了瞧着。那妓也冷静的瞧我们。老师向她打趣道：“咦，不认识吗？吓吓吓，我们是老朋友啊！仿佛在什么地方会过。”
那妓转身走了。
“这个何如？”
我指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妓，故意大声的说。
“这个，我不认识。”老师瞧了瞧，不高兴的走开了：
“样子也不见得怎样。面孔太白，说不定有病。”
随后，我又指着一个面孔红的给老师看，老师又嫌她姿态不好。找来找去，始终不能如老师的意。我不免暗地埋怨老师起来了。为什么要拣选得这末严格呢？老师应该设想，这儿没有《墨学阐微》和《文字谈》的崇拜者，这儿没有革命事业，以及文章道德的景仰者。这儿只是一个在合宜的情形下互相交易的市场，并且老师没有富翁的模型，即令是，假使老师的立场和妓的交换一下，除经济关系外，是否还有别的意义值得为妓所考虑的事。但老师毫不反躬自省，丝毫不肯迁就。他老人家说：“我认为还是京剧场门口那个美。”
又遇着在京剧场门口的那个“老朋友”。由我出面向鸨交涉妥，本来可以唱着“归去来兮”了，老师却要那远远的立着的态度冷静的妓陪着再逛一会儿，那妓便装着腹痛，独自回去了。这颇使老师灰心，且有点愤慨：
“随她去吧。我并不是非达到目的不可。逢场作戏而已。没有关系。”
“实际，她们也很可怜的。”
我这样敷衍着，颇感到这事的棘手。
我们重行在屋顶花园品茗，休息。男男女女，杂沓的在我们身边走过。妓在我们前后左右焦急的蹀躞，尽力的拉，尽力的媚。女茶房，在我们未泡茶之前，是非常亲热的，现在却预备回家了。谁注意缩伏在暗处的正襟危坐的老师？谁向老师闪着同情的眼光？在忘却少壮的忙着追求的人群，谁推想到象老师这样难堪的老境？这世界，这乐园，在老师眼里直同沙漠。老师好象是被摔在荒地里，凄然无语。即令有端详老师的，大概都以惊奇的眼光，这般估量着窃笑着的吧：象这样的老头儿，还在游艺场赶什么热闹？跌倒了，又不是玩的。儿孙满膝，在家还不够享清福吗？家长啊，青年的表率啊，带着年轻人，在此地做什么呢？不曾在这乐园游玩过的吗？不曾好好的享受过青春的吗？……很晚了。我耳边更紧张的缭绕着“去吧，去吧，帮帮忙”的哀诉。我依然“不去，老先生去”的回答着。终于一个差强人意的妓，看中老师了。她挨近老师，让老师鉴别。老师同意了。交易成功，我们便往楼下走。
我向老师申明，出乐园，我得回家了。
但当我们正走下扶梯时，久已注意着我们的许多恶少忽从后面鼓掌吆喝：“好，好，好，哈哈哈哈哈！”
老师恼怒的，严肃的直往前走，妓则满面羞得血红，退到我身边，猥倚着，哀恳的说：“请陪老先生去一趟吧，谢谢你。”
我拒绝了，妓便搂着我哀求着。
“你就同去一趟也不要紧的啊！”老师转头吩咐我。
因为离妓家不远，老鸨扶着老师在前面走，妓则温柔的紧抱着我在后面跟着。想起乡村传说的李代桃僵的故事，徒然使我替老师伤感！
直到走进妓家，老师才渐渐快乐了。摩抚着妓，象慈祥的祖父抚爱着孙女一样，搂她在怀里，问长问短，教她认字，甚至来了些粗浅的文字谈。妓也在某种奢望之下，娇柔的应酬着。当老师避着她偷偷的掏出他所应付的数目时，妓鬼头鬼脑的瞧着老鸨，又瞧着我，狡猾地颠着头。
“你今年多少岁数，老先生？”
她忽然痴呆的瞧着老师问。
“我啊，我啊，三岁——你问它干吗？”
老师板起面孔对着妓。
“三岁啊，哈哈哈！——你猜我今年几岁？”
“你啊，你——至少有九十八。”
老师有点愤怒的表情。
室内一时岑寂了。在不调和的空气中，我便提出某教员和几个女学生先后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说：
“这，我以为破坏许多纯洁的，无知的，女子的贞操，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只是女性的蹂躏者，这是不对的。
不象我们花钱向娼妓买到快乐，这没有道德问题在里面。”
但当我将某教员所说的“趁着年华，能够挽回一点青春就挽回一点吧”那种荒谬的说法告诉老师，老师却又欣然的赞成道：“呃，这倒是真的。这倒有点道理。”
老师要吃点心，吩咐买饺子。不久，饺子来了，我看见老鸨向老师索了加倍的钱。
这晚，因为过迟，我便在老师的旅馆里歇宿。
听着邻室男女的戏谑，听着窗外茶役的“先生，要姑娘吗？”的烦聒，我本能的感到自己也象是被摔在荒地里一样。但一想及家里那个“现今的老婆”也许还在等着我，明朝见面，当然又是我不对，想及庄严的老师公然带着曾经自己严厉斥责过的我作冶游，同时更想及在湘城孤寂的度着残年的师母，我是头昏脑胀的睡不着。
白日里的一切，和在妓家以后的种种推测，始终盘踞着我的脑袋。我绝不后悔这次和老师的会晤。也不惊奇老师这次的举动。老师不过表露着生之留恋的伟大意义罢了。但冬天里的春天，毕竟是反常的节候。青春的回复，也只是孩子想攀摘天空的明月一般的幻梦。幻想着枯朽的古木想开出鲜花来的那种不自然的意味，除去妓的过分需索而外，我看老师怎样摆布他那暮景苍然的世界。
过去终究是渐离渐远的无可拉住的过去，而明朝是追求不尽的茫无止境的明朝。昨夜的事，在老师，这只是游戏的意义吗？
我们的犯罪
趁星期日下午有工夫，邀老邹到附近的通信图书馆去，在路上盛称这图书馆办得怎样好：职员都是尽纯粹的义务啦，看书不卖票还可以借出去啦，也不必查那麻烦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就可马上借到心爱的书啦，老邹是想参观一下预备下次捐给这图书馆几册书，而我是老早就有这个志愿的。
走到图书馆，敲了几下门，门是锁着的。
“你们是借书的吗？”荷枪的巡警突然走来问，枪上有刺刀。
“是的，”我答。
“办事人把钥匙交给我们区上了，请到区上去。”
“到区上去？！不，不，不看书也行的，干吗要上区？”
我一壁说，一壁往后退，心想到图书馆对门的朋友家坐坐，因为那情形实在有点儿蹊跷。
“上头有命令，请你们到区上去，只坐坐问两句话就没事。”
好，照着刺刀的指挥，我们到区上。
走进传达室，那里早有五个被请来坐坐的人在摇头叹气。
“你们大家相熟吗？”躺在睡椅上的巡长说。
“我们不认得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得我？”我答。
“谁认得谁，都是前前后后从四面八方来的。”五人中之一赶忙插着嘴。
“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谁办的呢？你们彼此不认识，全是看书的，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一个巡警目光四射着，好像查问不出就没有晚饭米似的。
“谁也不知道是谁办的，我们只是去看看书，就只这点子关系，正同我们到商店买货，不知道店是谁开的，也正同我们偶然被请到这儿来不知道你们的区长贵姓，您贵姓是一样的。”我答着，其余的人跟着笑。
“你们把姓名年龄写上吧，到这里来！”巡长说。
我们站在写字台前，台那边坐着个穿制服的，面色苍白，不很威武，该是个小小的官儿吧。他能写字，不惮烦劳的将询问所得的答话一一写上，最后还问我们想看什么书，这个，我们还没决定，就没说出来，在我，也觉着把想看什么书的意见一一说出来似乎有点显示自己太高明的嫌疑，而且觉着这私人的意见也似没有当众宣言的必要。
传达室椅子少，实际并没有请我们坐，心想到外面的长椅上去歇歇，又怕给拐回来，所以只得站，站着看隔壁拘留室里的犯人，看先我们而至的蹙额皱眉的那五个，看室外来往的人，看太阳，看房子；同时也听，听街上的汽车喇叭叫，听车夫骂娘，听风声，尘沙扑扑声，起首是悠然神往的，一想及自己待在那儿究竟是干什么？也想及有些事情要赶办，渐渐的心上浮出了焦躁。
“没有事了吧，话问完了，该放我们出去啊？”我说。
“是呀，我们来了半天啦，我们全是看书的，放我们出去啊！”
“再坐一坐，等区长回，多说也没用，上头有命令。”
“那末，区长什么时候回？”
“上公安局去了，快啦。”
“那末，弄点茶喝喝啊！”
“我是来得顶早啦，还没吃中饭，请叫人叫碗面吃吃吧！真倒霉，前天借的书，因为怕失信用，所以今天来还，六点钟要上船到汉口。”
“是呀，虽然是星期日，谁都不能没有一点事啊！我还要——”
这杂乱的询问与恳求，巡警们敷衍得还周到，而且颇关心的盘问这图书馆的情形，甚至对这图书馆的办法还加以赞成，他们说办图书馆的人是为公，他们自己也是为公，我们看书本来没有什么，这全是党部里的命令，他们又说这图书馆从孙传芳时代就开起，七八年了，从没发生事情过，这回告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那弄堂里驻了兵，常有党部里的人来往，他们常常看见许多人晚上在图书馆出进，图书馆为什么常常只在晚上开放呢？这就可疑了，昨天“五四”，有人从窗口望进去，没有看见一个人，这就更可疑了，所以告发了，晚上，党部里会同公安局派来一架大汽车，预备装人的，落了一个空，这就显然证实是怯逃了。非拿办不可，所以今天又派警守候着，最后他们申明那并不是他们在多事。
“你瞧，我们吃公家饭，听命令办事，弟兄们一月拿十块钱，饭吃自己的，除了制服是上头发，其余的都得自己买，谁还高兴去多事，”巡长牢骚满腹的说。
“您多少钱一月？”一个青年问。
“比站岗的稍微多一点，唉，不够化的，巡官还只四十块呢，他干了八年啦。”巡长答着，随即反问那青年。
“你一月挣多少钱？”
“四十块钱。”
“你今年几岁。”
“二十。”
“哈哈哈，我们巡官今年四十岁啦！”
所有被请去坐坐的人都笑了，拘留所里的囚犯也笑了。最后是巡长问这些人的西服的价钱，问各人日常的收入与开支，佩服先生们的阔绰，欣羡先生们的职业，没有什么谈的啦，互相看着，注视着陆续被请来坐坐的七八个，东站一站，西靠一靠，揭一揭那没有水的茶壶盖，摇摇头，蹬蹬脚，忍耐的而精细的侦察着那有椅子坐的人，希望他一移动或去撒尿就预备把自己的屁股去补上，是这样，一点钟，二点钟，恭候着老不回来的区长的审问。
“这些囚犯是怎样生活的呢？”我又开始来打破这屋子的沉闷了。
“他们是吃区上的饭，凡是关到这里的就有饭吃，三天五天，不等，顶多十五天。”巡长说。
我正想说出“这倒是个慈善机关啊！”的时候，忽然汽车已多的一声，说是区长回了，后面跟着许多人，大概是党部里的诸公吧，我们以为得了救，全都站起来，不，许多人原是站着的，挤在传达室门口，只想占有那第一个被审判的幸福。然而等了二十分钟名单才呈上去，又过了十多分钟才开审，只许先审先到的，但我和老邹假冒先到的，捷足的跟着进去了，但又只许一个一个上楼去候审，于是大家在扶梯下的马桶旁边静候着。我是第三个受审的，走上楼，区长和党部诸公围着办公桌坐着，好象有八九个，我想一人审一个也够分派的，他们，大概要三辆汽车才能装来呀。真是，图书馆出了大乱子，他们忙着啦，这样的劳师动众！清闲的我，真觉有些赧然的。
区长命令我站在穿西服的青年身边，青年的衣服很挺硬，头发也很光滑，戴着双料的玳瑁框眼睛，看样子总有二十来岁吧，这样的年轻，竟有这样的能为，真令我汗颜已极，好在他全没瞧我一下，两手在桌上撑着头，看着那名单，低声的问，其实名单上也写得还详细。
“你是什么名字？”
“我是彭家煌，”
“什么地方做事？”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研究什么的？”
“教育，也研究文学。”
“你看过些什么书？”
这就使我为难了。不幸我很健忘，不能记起二三十年来的事。我在乾清光绪皇帝时候就入蒙馆，到民国还入专门和大学之类的学校，出了学校也看过不少的书，虽然没有毕过大学的业，文章也做不通，可是把读过的书造一个详细的表，也不免有些遗漏的，所以我随便的就最易记忆的说出来：“我看过《悒郁》，《复活》，《木马》，《教育丛著》——”
大概熟习这些书的内容，回味着书中的描写去了吧，所以那青年裁判官默了一会儿就说：“好，你去，在下面等着。”
依然等候在马桶旁边，我很怅惘的，原先我有许多话要说，象平常教课时对学生演说一样，我是一向对穿西服戴眼镜的学生老着面皮的，但我那时竟没有一点的勇气，我是个犯人，我只想怎样开脱我的罪，能够马上被赦免就谢天谢地，所以也不敢这样反问着，“为什么拘留我的呢？”也不敢这样自供着，“象这种看书的罪我是犯了二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这样含默着，巴给着是最聪明不过的。
被拘押进来的人，并不减于走近图书馆的，渐渐的一个一个由传达室升到马桶间了，我们又只得退回传达室听候发落，等了许久，命令下来了：“审问过的，要取保。”
虽然为着这命令传达室起了小小的纷乱，却不曾将命令挤动过一厘。要取保固然是顶开恩的，可是星期日谁预先等在府上以备人们来请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着看书的罪的，谁有胆量和资格来作保呢？路远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将怎样呢？犯人是得关着啊，保人谁给去找呢，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吧？于是，我马上有了主意，我要来碰碰钉子看。我看见住在我家隔壁的是区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样瞧他不起，意识怂恿我谦卑的走近他，说：
“巡官怕不认识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号，您住在三十号，我们是贴邻，我在商务印书馆作事，为着到图书馆去看书，不曾进图书馆的门就给拘押起来了，要取保，在平常倒是不要紧，星期日可就为难了。
巡官可以给我证明一下吗？我们出去之后，有什么事可随传随到的。”
“这件事我们不管的，全是党部里的人主办，我们区上的人不便作保的，你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过的，看书也并没有错，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说完，走进巡官室，看样子他没有把我们当下流的囚犯，况且既经攀上了一门“贴邻”的亲戚，我同老邹就老着脸皮，大胆的跟进房，巡官并没拒绝，不过对跟着我们进来的那位犯人却没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过了，巡官敬了茶烟，将那天在街上的电杆上撕下的“打倒××总司令，”的标语摊在桌上，随即又搓了，然后开始畅谈着。他说贴标语没有用，到处捉人也没用，他说他干了八九年的巡官，只四十块钱一月，不够花的，有家小，区长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长原薪八十块，一年加到一百二，只有巡官老是四十块。他没有在社会上多事过，全是听命令办事，谁也不得罪，这次抄查图书馆他也没有去。办公没有日夜的，有时不留神就会把性命都送掉，谁高兴干这苦差，人要吃饭，没法儿的。在军阀底下作事，在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十混饭吃，不过于今总算好一点，要是徐国梁当警察厅长时代，他想补一个兵也补不上，难道凭本事当不上一个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说话还枪毙。于是他摇头表示对时事的灰心，随即谈到作证的事，他又说事情全归党部里办，假使他是一个别的人，随便怎样都可以尽力。最后等跟我们进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声说等其余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说说，随后他去了，许久之后又转来说党部里的人不答应，以为我们既是好人，为什么不能找人保呢，没有办法啦，他又赧然的摇头。
老邹是找不着熟人的，就由我想出一个不爱出门的同事，巡官给了纸笔，我写好了，他吩咐一个属员去了。巡官是可感的。不久，保人来啦，好象初干这事儿的，面色不自然，我将他介绍给巡官，给老邹，然后把详情说了，他一口承担下来。巡官就带我们回传达室，叫那写字的小官儿在保人的名片上写了取保所应说的话，保人又回去取了图章，盖了章，保人同名片又见过党部的人，于是许可了，巡官用手一挥，通告了站岗的，于是我们和巡官握手，走出守卫线，那时候，太阳快和上海作别了。
“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呢？”保人询问着。
“谁知道？我们只去看看书，老邹还是第一次去，而且只敲了两下图书馆的门。”我说。
除了唏嘘之声而外，大家只是垂头踱着回家的路，顺便到保人家谢过恩，我和老邹各自归家了。
没有回答妻的“在什么地方逛了这末久”的质问。我头脑昏沉的把自己往床上一掷。丢开由那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讨厌的《窄门》：只静听在心门敲着的警钟的音浪：
还看书！？还捐书！？蠢才。索兴把头颅也捐了吧！
一九二九，五，九。于上海。
（原载一九二九年八月《北新》半月刊三卷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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