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僧衣萍是也，自从离开古庙，托钵上海，疾病缠绵，瞬将一载。死则心实不甘，生则未能愉快，呻吟卧榻，无计谋生。病中不能作文，乃将学道古庙时所作零星碎稿，编成斯集，并承苦雨斋中岂明大师之助，始克有成。以过时之笔墨，换糊〔饣胡〕口之金钱。境之所迫，无可奈何。况当此战云迷漫，民不聊生，不知命在何时，宁复计及名誉。茫茫四海，大雅君子，鉴之谅之。
五，二十，衣萍自序。
古庙杂谈
（一）
近来在读小泉八云的《诗的鉴赏》（Apprecia-tion of Poetry）。小泉八云的议论，有时也未免稍旧；但实在有独到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研究》（Studies in Browning）一章。
勃朗宁是不容易懂的，虽然我们的文豪可以花两小时就做一篇介绍勃朗宁的文章。小泉八云论勃朗宁，以为勃朗宁同爱默生（Emerson）一样，可以说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但他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意思是Self-cultivation，“是每个人都应该发展他的体力和心力到于极度”。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教义，就是make yourself strong。
人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不是上帝；所以你也许要做许多坏事和笨事。但无论你干什么，就是干坏了，也应该好好地干去，用全副力量去干，“就是强恶也许比弱德会好些”！
我可以算是不懂得勃朗宁的，因为他的全集，我并没有读完，也读不全懂。（中国恐怕没有人敢说真懂得勃朗宁！）但我读了小泉八云这段议论，实在是很欢喜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懦弱了，而且我就是其中懦弱的一个。
从身体一方面看来，我们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或者是太矮。（有许多女学生真是矮得无可再矮！）我们不但远比不上那碧眼黄发的白种人，就是比起那短小精悍的日本人来，也觉十分惭愧，几乎不敢用镜自照其憔悴的脸。从精神一方面看来，我们的心理上有从古传来的两个魔鬼：
一个是“忍”，一个是“让”。“忍”便是像乌龟一般的缩起头来；“让”便是像猪羊一般的任人宰割。
你们的老婆给军阀们的丘八强奸了，你们的儿子给军阀们拉夫拉走了，你们的房子给丘八和土匪焚烧了，然而你们只会痛哭流泪的逃走，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打几个电报，你们只会……。我告诉你们：“忍”和“让”是乌龟和猪羊的道德；你们是人，你们应该make yourself strong！
这是听说来的，也许是实事罢。无锡的城外一带，当齐燮元从上海再攻卢永祥的时代，城外的商店和住户可说是抢得精光了。然而无锡城内独能保全。这并不是齐燮元的丘八忽然大发慈悲，实在是无锡城内的商团在城边设了电网，所以齐燮元的败兵不能进城。
你们应该用枪炮抵抗枪炮，至少你们也应该设起电网。你们应该武装起来！
假如你们是人，你们就应该make yourself strong。否则，你们用猪羊去孝敬凶恶的丘八，你们自己也就是猪羊。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浅薄的博爱主义，而是自强的个人主义！否则像这样大多数弱似乌龟和猪羊的人们，在军阀的枪炮底下牺牲，也是活该！
十四，三，十。
（二）
近来常听见一种高超的议论，便是：你们应该读书，不应该做文章。
究竟读书要读到什么时候才可做文章呢？这个他们并没有说。
于是胆小的人们，从此吓得不敢动笔，老实的人们，于是一面动笔，一面又忏悔。从此而中国的文坛上现出一层寂寞的灰色。
这真教人纳闷。
我推求这种高超议论的来源，而知道有两种思想在那里作祟，便是“不朽论”和“历史论”。
作一文，著一书，必曰，我将何以不朽，何以在历史上占位置。“不朽论”的老调，便是“悬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惑。”这本是儒家的古旧思想。
然而只要旧思想穿上新衣裳，青年们当然从此不敢怀疑。
其实世间决无永久不朽的真理。至于历史上的位置，也很难说，这正如康德（Kant）的位置，在英美的哲学史上一定占不了几页；而且尼采（Nietzsche）的位置，在胡适先生的《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便用了“其实尼采一生多病，也是弱者之一”两句俏皮话，作了尼采《超人论》的收场。
读书而读到康德和尼采一般的渊博，当然也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历史上的位置究竟还渺茫。
我告诉你们：你们活着，应该做活着的事。你们有议论便发议论；你们不妨一面读书，一面发议论。
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
而且就自己求学问方面说，作文和谈话都是训练自己思想的好方法，这正好借了胡适之先生的英文话，告诉你们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way of appropreating one’ sown thought。
十四，三，十三。
（三）
近来忽然觉得，我们贵国人（当然我也在内）有两种观念是不很清楚：一种是“数”的观念，一种是“时”的观念。
假如你早上起来，你问你的朋友，“现在几点钟了？”
无论实际上是九点十分，九点二十分，或者九点二十五分，他也许就猝然的回答你说，“现在是九点钟。”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尽可随时试试你们的朋友，有太太的可以试试太太，有小姐的可以试试小姐，有儿子的也不妨试试你们心爱的儿子。我的话大概总有效验的，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
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经够麻烦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岂不是太麻烦了么？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
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伊说，“太阳从东方起来便知道是早晨，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岂不很明白么？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真是麻烦而且无聊。”
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说，“我早上来。”无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仍旧还是早上。
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里？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提出也是愚问。
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时”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
孟禄（DrPaul Monroc）博士到过中国以后，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上火车却总是早到。”
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又发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
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数”的观念不清楚，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谁不知道？三三得九谁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谁说中国人“数”的观念不清楚！
然而热血的青年且慢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他们会做新诗，他们会做白话文，他们会喝酒，他们也会失眠，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
我们且谈谈古人罢，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无论你骂他是猪，是羊，是牛，是马，是卖国贼，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
我总疑心古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胸中有五脏，天上有五星，阴阳有五行，人间有五伦。你看他们只会用一个“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们对“数”的观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们贵国有若干人？”
“四万万人！”
中国真只有四万万人吗？谁统计过。有人说从民国以来战争频仍，现在只有三万万人了。然而谁又统计过？我也知道这是不容易统计的。然而你们贵村有若干人？你们贵府有若干亲戚朋友？你老有多少贵庚？你家少爷结婚了几年了？你能够一气答出而不谬误吗？我猜你是要弄错的，就是用心理学家的统计方法也会弄错的。
十四，三，二十。
（四）
我初到北京的那一年，东安市场仿佛是一片焦土，只有几间矮小的店铺，还留着几壁烧残的危墙。伴我到东安市场的T君，指着一堆瓦砾的焦土告我说，“那里从前是很闹热的。”
“哦！”我毫无感想地回答T君。
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在鸠工动土了。又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焕然一新了。
那时我相识的似乎只有T君，所以再陪我去逛新建筑的东安市场的仍然是他。
“呵！如今的东安市场比从前宽敞得多，整齐得多了。
房屋比从前高大，街道也比从前开展了。”T君赞美地说。
“哦！”我含糊地回答T君，脑中引起许多的感想来。
我们徽州的闹热商埠，当然要推屯溪镇了，所以徽州人都称屯溪镇为小上海。
有一年，那时我头上还梳着小辫子罢，屯溪镇失火了，一晚便烧去几百家。
我惨然了，听见这火灾的消息以后。
“那有什么呢？屯溪镇是愈烧愈发达的。”父亲毫不在意的说。
“难道烧去许多房屋财物也不可惜么？难道这样大的损失反愈损失愈发达么？”我似乎不相信父亲的话似地说。
“损失，这不过暂时的。我所看见的屯溪镇是：火烧一次，房屋整齐而且高大一次；火烧一次，街道宽大而且洁净一次；火烧一次，市面繁华一次。”
我当然不懂了，因为父亲说的是屯溪镇的历史上的话；而我那时年纪很小，我的头脑中简直没有屯溪镇的历史。
但后来也渐渐明白了，从我的头上的小辫子剪了以后。
我看见了许多古旧的老屋，在我的故乡，污秽而且狭隘，墙壁已倾斜得摇摇欲倒了，然而古屋里的人们照样地生活着，谈着，笑着，他们毫不感觉危险而且厌恶。
我怀疑而且不安了，“这么古旧的老屋还不想法子改造么？”
“改造，谈何容易，要损失，还要代价。”一个老年人很藐视地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戚。
我恍然了，知道改造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狂风吹来，古屋倒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大火烧来，古屋毁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狂风和大火底下，当然损失了不少的生命和财产，然而新屋终于建筑了起来。
从此以后，我赞美狂风，也赞美大火，它们诚然是彻底的破坏者；然而没有它们，便也没有改造。
有时我也替愚蠢的人们可怜；有时我又想，为了改造，为了进步，愚蠢的人们是应该牺牲。
我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
我希望彻底的破坏，因为有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
我赞美东安市场过去的大火，因为有了它，东安市场才有现在的新建设。
十四，三，二十五。
（五）
偶然买得一只母鸡，便送到Amy的府上去。
那里住着的Y小姐也有三只母鸡。
我把我的母鸡放在Amy府上的庭中，Y小姐和Amy都围上来。
“几吊钱买的？”Amy问。
“八吊半。”我欣然地说。
“买得便宜！”Y小姐夸奖地说。
然而Y小姐的三只母鸡也围上来了，其中一只黄毛的母鸡，气凶凶地直冲到前面来，将我的母鸡的颈儿咬着；然而我的母鸡亦颇不弱，于是伊俩便决斗起来了。
Y小姐与Amy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确忍不住了，瞧着这无理的决斗。我于是用左脚将我的母鸡踢开，然而Y小姐的母鸡又直扑上来了；我知道这无理的决斗是不可免的了，于是也站在一旁，说：
“你们斗罢，畜生们！”
“斗死一只也好，横竖有鸡肉吃。”Amy接着说。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伦理：我总觉得人可以杀鸡，鸡决不可以杀鸡的。于是我也加入鸡的战斗，连午饭也不想去吃。
Y小姐与Amy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为我的干涉，鸡们的争斗终于停止。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我想养鸡，因为我爱吃鸡蛋。
我因为养鸡而想起爱养鸡的杜威（John Dewey）先生来。
杜威先生离开中国以后，我们大概对于他的最近的思想和生活都茫然了罢。这是麦柯（William MeCall）博士告诉我们的关于杜威的一件趣事。
杜威先生回国以后，在家中养了几只鸡。他爱拿他养的鸡所生的鸡蛋去送他的朋友。
一天，他拿了几个鸡蛋去送他的同事哥仑比亚大学某教授。
某教授刚巧不在家。
杜威先生将鸡蛋留下，自己回来了。
后来某教授回家，仆人告诉他说，“今天有个卖鸡蛋的送了几个鸡蛋来。”
某教授想了半天，才知道卖鸡蛋的原来是杜威先生！
麦柯博士曾告诉我们某教授的名字，可惜我一时忘记了，记不起某教授的名字来。
这自然是杜威先生的趣事。我之养鸡，并不是想媲美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养的鸡多，所以生的鸡蛋还可以送人；然而我只有一只鸡，我送给Amy，因为我的鸡养在伊的家中，生出蛋来还是我吃。
我是贫者，没有余蛋送给旁人。
十四，四，三十。
记濮文昶的词
近来在《金陵词钞》中看濮文昶的九十九首词，觉得他的确是清代的一个很好的白话词人。我因为濮文昶的名字似乎很少人知道，所以在这里略略的介绍一下。
濮文昶，字春渔，溧水人。他是咸丰九年（一八五九）的举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的进士。他曾做过随州的知州。他生在清末，正当内忧外患纷来的时代。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僧格林沁破英法兵于大沽。十年（一八六○）英法两军破天津，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那时洪秀全正扰乱南方。十一年（一八六一）官军克复安庆。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左宗棠定浙江。三年（一八六四）曾国藩克复金陵，秀全自杀。濮文昶有《惜余春》（甲子，十二月，叶县题壁）为词，下半首写那时代的情景：
又况是战血模糊，凶风浩荡，满地虎狼成队。几人马上，将相王侯，已是毛锥不贵。尽道名酣利酣，我敢独醒，天胡此醉？偏尝些苦辣酸咸，留待回甘一味。
《词钞》卷七，一页。
他的词时常不避白话句子，我们在《惜余春》的末句便可看出。濮文昶虽生在清末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但他的最好的词却是情词。近来很有人提倡血与泪的咀〔诅〕咒文学，厌恶宛转呻吟的情诗。但我们以为在人类本能方面，性欲实在和食欲有同样的重要；恋爱的呻吟的声音，同血与泪的咀〔诅〕咒的声音，在文学上占同样的价值，有同样的重要。我们现在且看濮文昶的情词：
甚名花，难称意。百样娇嗔，百样将人腻。一任人猜心上事，问了无言却又盈盈泪。脸销红，眉敛翠，浪说同心只有愁难替。除却埋愁无别计，寻遍人间没个埋愁地。
《鬓云松》，《词钞》卷七，三页。
“除却埋愁无别计，寻遍人间没个埋愁地。”这两句词何等沉痛！何等动人！但我们可以决定不是那些呆笨的文言词藻所可写出的。最妙的却是《河满子》一词：
消息声声钗钏，光阴寸寸鞋尖。不信天涯真个远，算来只隔重帘。琐碎零香剩影，无端付与泥黏。
心上丁香结子，几回欲解还箝。试问工夫间也未，口头格外矜严，手摩桃瓤梅核，人儿各自酸甜。
《词钞》卷七，七页。
还有那纯粹的白话词，如：
偎颊迥眸小语骇，几回贪恋几回猜，不曾中酒软绵绵。紧护春寒防转侧，为劳将息互安排，贴侬心坎贻郎怀。
醒也欢娱睡也甜，衾窝真个暖香添，手搓裙带当花拈。好梦模糊偏耐想，春光漏泄不能瞒，眉头尖又指头尖。
《浣溪纱》四首之二，《词钞》卷七，十二页。
这两首词描写得多么宛转，多么细丽；要是给提倡道德的胡梦华看见，又要骂他是不道德的情词了！
近来的诗人犯了一个大毛病，便是直率的抽象的乱写。有许多新诗，照我们看来，只可算是白话，不能算得诗；我现在且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
南通的文明，不过生活程度的增高。
缪金源《南归杂诗》，二十四首。
十，二十，《晨报副刊》。
缪君的杂诗也有几首是我所爱读的，但我不得不大胆的说一句：上面的诗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不能算是诗！我们读濮文昶的词应该得着一种教训，做诗的人不妨用平常的事实，但同时却应该有浓厚的情感。我们且看濮文昶的词：
眉月伴三星，历历成心字。月下刚排雁影斜，心上人儿是。月又向西沉，雁又从南去。暮雨楼空不见人，化作心头泪。
《卜算子》，《词钞》卷七，六页。
这首词看来很寻常，却有异样的说不出的美。我们应该懂得此词的妙处，然后才不致做出那直率的诗！
据《金陵词钞》的小注上说，濮文昶著有《珠雪龛词钞》，我曾花了一天的工夫，找遍了琉璃厂的书店，终于没有找得。他死后不过几十年，他的《词钞》竟几乎绝迹，不是《金陵词钞》选的九十九首，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个好白话的大词人了！我现在且举出吴虞《秋水集》上的两句诗，做这篇短文的结束：
我论诸家还一叹，古来佳作半无名！
十一，十一，十四，早。
记石鹤舫的词
石鹤舫，安徽绩溪人。生当前清道光季。其生平事迹不甚可考。著有《鹤舫诗词》一卷。胡适之先生曾藏有钞本。数年前，余偶然与胡先生谈起有清一代的词，提到世人所崇拜的纳兰性德，先生昂然曰：“纳兰性德的词远不如我们绩溪的石鹤舫。”可见先生推崇鹤舫之深。其后，余曾见残本《鹤舫诗词》，为道光庚子（1840）扫花山房所刊。卷首有婺源齐彦槐一序。扫花山房不知为何处书坊，此残卷之《鹤舫诗词》实为海内孤本矣！当时曾将所爱读之词，钞录十余首。齐彦槐谓鹤舫之词“有南唐宋人遗韵”，信为知言。今仅钞录数首，如下：
步蟾宫旅感
晓风料峭鸣窗纸。乍睡醒，乳鸦声里。思量幽梦忒匆匆。只恋着枕儿不起！春花秋月如流水。怕回首，愁罗恨绮。别时言语在心头。那一句依他到底！
酷相思忆别杜宇声声花满地，尽提起伤心事。记暗递香罗挑锦字。一半是相思谜，一半是相思泪。拟托新词传别意，奈未便将书寄。更暮暮朝朝风雨细。待醉也如何醉？待睡也如何睡？
太常引鹧鸪
江南都爱好烟波，偏汝惜蹉跎。谁不是哥哥？是那个殷勤教他？似闻说道：有人为我，青鬓暗消磨。便算汝情多，问听得人儿奈何？
江城子春日旅感
东风吹我落天涯。好年华，不还家。枉费许多情泪送琵琶。心迹近来何所似？墙上草，路旁花。故园回首隔烟霞。树交加，竹横斜。未识何时归理钓鱼槎。来往水村山市里。书可借，酒能赊。
（附记）这篇小文为六七年前在北京时的日记中的一节，后曾钞出发表于《暨南周刊》。关于石鹤舫的历史，尚待考据。我希望将来有替石鹤舫作评传的机会。替石鹤舫作序的齐彦槐，从《中国人名大辞典》
（一四二四页）查得其小史如下：
“清，婺源人。字梦树，号梅麓，又号荫三。嘉庆进士，授庶吉士，选金匮知县，有治绩，尝建海运议于苏抚陶澍，得旨优奖，以知府候补。罢官后，侨寓荆溪。精鉴藏，工书法，为诗出入韩苏，尤长骈体律赋，有《双溪草堂诗文集》，《书画录》，《天球浅说》，《海运南漕丛议》等书。”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记。
柏克赫士特女士
（一）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有两个女子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的发明，在教育制度上有特别的贡献。伊们的地位，在未来的教育史上也许竟和卢梭（Rousseau）福禄培尔（Frobel）一般的重要，伟大，光荣。这两个女子：一个是意大利的孟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女士，一个是美利坚的柏克赫司〔士〕特（Helen Parkhurst）女士。
孟特梭利教学法（The Montessori Method）自美国纽约的《马克罗杂志》（The MeClure’s Magazine）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号及十二月号，又一九一二年之五六月两号陆续讨论后，已引起美国以及各国之注意。一九一二年Anne EGeorge女士复将“孟特梭利教学法”译成英文，风靡全世界。我们教育不发达的中国，也已将孟特梭利的教育学说陆续的介绍了一些过来。“自动主义”的名词已经在国内风行一时，我们可以不必多说。我现在且来谈谈达尔顿制的发明者柏克赫士特女士——今年受“中华教育改进社”
之请将于六月间来华的柏克赫士特女士。
柏克赫士特这番到中国来，表面上虽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请的，其实是柏克赫士特女士自己愿意来的。我们贵国虽然是一打起仗来便花下几百万几千万，我们的军阀虽然是有钱买炮，买炸弹，买飞机，买无烟火药。然而我们的教育界是教员索薪，学校关门，自己挣饭之不暇，那里还有什么余钱请欧洲，美洲的什么男教育家，女教育家呢！
诸位留心看报的人大概总可记得，去年有一次曾说起柏克赫士特女士于四月间到日本讲演，顺便到中国奉天一行。那时在美国的王卓然君曾为此事寄了一个通信在《京报》上。国内教育界热心达尔顿制的人，大家都望穿秋水了，然而柏克赫士特女士到底没有来！无缘呀，我们寂寞的中国，去年竟请不到柏克赫士特女士。她到日本讲演后，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匆匆回美了。这令我想起那年到日本讲演的相对论发明者恩斯坦博士。蔡元培先生正在这里找大房子要容下三四千人听讲演的地方，他曾问我是否我们古庙里的正殿能容得三四千人听讲。然而蔡先生正在这里兴高采烈的预备讲演厅，恩斯坦博士却匆匆由日本回德去了。那时热心相对论的人都十分失望，一个自命为“小恩斯坦”的朋友曾咨嗟叹息地对我说起。柏克赫士特女士去年不能到中国来，许多热心达尔顿制的人们一定也十分失望吧。那时曾有人到处发信请大家招待柏克赫士特女士，结果是闹了一场空忙！
然而柏克赫士特女士终于要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因为天灾人祸无力请她。她却自己来，自己拿出来往的川资，她请了一个陪她同来的书记，这书记的薪水和盘费也是她自己出。她觉得中国是可爱的，中国古代的文明也曾给了西方很大的影响。她爱和平的中国人，爱中国古代的美术。她觉得达尔顿制在中国有了试验，有了萌芽了，她总想亲自来看看，我们这个达尔顿制的母亲对于她的孩儿达尔顿制在中国这样天灾人祸的国家里生长，终觉有点放心不下。她每年只有暑假有点空闲时间，她便在今年抽点时间来帮助中国。她已经决定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从Vancour动身，大约七月间到中国。在那荷花含笑，夏蝉迎风而鸣的时节，我们的达尔顿制的母亲柏克赫士特女士要站在我们沙漠的国土里，对着我们微笑了。这是怎样可喜的事呀！
我们总说美国是一个经济侵略的国家：他们有的是商品，商品，商品，他们要的是金钱，金钱，金钱。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这里高唱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这里痛心疾首于留美学生之卖国卖家，我们的同胞们正在这里反对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种种教会学校。然而最近十余年来，美国曾跑进中国几个学者，美国曾输入中国许多文明：自杜威（John Dewey）来而实验主义在中国才占了地位；自孟禄（Paul Monroe）来而教育调查方始盛行；自麦柯（William McCall）来而心理测验才有了基础；自推士（George Twiss）来而中国才有科学的教育考察。我们更可以说，自柏克赫士特女士来而中国的达尔顿制才有了指导。我不是什么留美学生，我也不是什么亲美主义者；但我可以说，我们的留美学生虽然只会站在会场上，大呼“是哥仑比亚（Columbia）的，来呀！”然而最近十余年来，美国的确也输入了中国不少文明，不仅是电灯，电话，轮船，火车的物质文明，并且还有极纯粹，极新奇的精神文明。我们也可以说，最近十余年来，没有一国有美国这样输入了中国许多学术，发生了这么多的影响。至于这些影响是好是坏，这些学术是肤浅是高深，以及美国的学术在中国未来的学术史上，要占若何的位置，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二）
我们谈起柏克赫士特女士，自然便想到她所发明的达尔顿制。达尔顿制是“一种教育改组的方法”。（A way ofeducationalreorganization）达尔顿制是对于现行的“年级制”采一种革命态度的。我们且先谈年级制的弊病。
年级制从John S Comenius极力提倡以来，也有了三百余年的历史。现在世界上的学校，大都采用年级制。吾国自清代光绪变政，设立学校，同时年级制也输了进来。
年级制是以教员为中心，以教科书为工具，聚智愚不同的学生于一级，不问学生的个性，使他们同时学一样的功课，在一个教室内听讲。聪明的人嫌教师教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师教得太快。聪明的人只得坐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混时间，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赶；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连吃饭，睡觉，如厕都没有工夫，结果还是追赶聪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同我们一班小朋友说笑话，“你们也想进学校吗？我以为学校是为呆笨人而设的。”对呀，现在所谓年级制的学校，的确是为呆笨人而设的。一本陈文编的《算术》，聪明的学生只要两个月就演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一年半载；一部顾颉刚编的《初中国文》，聪明的学生只要半年就可读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三年国年。况且在同一时间内，一定要强迫许多学生听同样的干燥无味的功课，所以有时教员正在堂上津津有味的讲“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学生的头脑里，也许竟在想，“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景阳冈武松打虎”。年级制的讲堂上的教员是一只猴子，他只顾站在台上玩把戏，也不知台下的人是在欢喜，是在厌恶。
达尔顿制是对于年级制的一种革命，一种反动。正因为大家都吃年级制的苦吃够了，正因为大家痛恨年级制已到极点了，所以达尔顿制自柏克赫士特女士提倡以来，不过四五年，已风行世界各国。但是我们研究过教育史的人，总应该知道：每一种的教育制度与方法，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一种制度与方法都有它的理论的来源，都有它的祖宗的来历，都有它的发展的程序。达尔顿制也不是柏克赫士特女士从天到地，从地到天的空想出来的。它是“杜威的教育学说”的应用；它是“孟特梭利教学法”的扩充与改进。
我们知道柏克赫士特是私淑杜威而受业于孟特梭利之门的，她的思想当然免不了受他们很大的影响。杜威曾到吾国讲演，他的教育哲学，自然知道的人很多。他生在民主主义（Demoncracy）的国家，况且他又是实验主义者，所以他的教育学说，一方面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一方面又以为学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孟特梭利教学法，以自由为根本基础。其实她所主张的“自由论”，其思想的根源是从卢梭来的。卢梭主张“社会自由”，孟特梭利则主张“普遍自由”（Universal Liberty）卢梭绝对排斥一切的知识和书籍，大声疾呼的高唱“返于自然”，把所有的教育制度，根本攻击得不留余地。西洋的教育学说，可以说是卢梭以前是一个天地，卢梭以后又是一个天地。从卢梭以至杜威，孟特梭利，柏克赫士特，其根本教育思想多有线索可寻。
我现在不能多谈这些教育进化史上的许多空洞问题，这些问题只好让中国的未来的“孟禄博士”做教育史的时候，再来细说。我们现在且讨论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的根本原理。
我们研究达尔顿制的根本原理，把柏克赫士特女士在她的著作中所说的话，归纳起来，可以得以下三条原理：
（一）自由研究许多人总以为柏克赫士特女士所谓自由是放纵的，无限制的，无范围的，其实是大谬不然。
柏克赫士特女士自己说得好：“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的小孩，不能算是自由的小孩。”达尔顿制的自由是有计划的，有秩序的，有限制的。达尔顿制中所谓自由，是让学生有自由研究科学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表现他的天才的真相，没有时间表的限制，不限定于某一时间要强迫他学习某种干燥无味的科学，不限定于某一时间内关住他于某一冷酷的教室。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当知道没有自由便不能引起兴味，没有兴味便不能引起努力。达尔顿制中的自由研究，是让学生对于每种功课都有学习的兴趣。达尔顿制的教员是不应该采取严格的干涉态度的。达尔顿制中的教员是看守者（Watcher）和助理者（Helper），不是指挥者（Dictator）和向导（Cicerone）。孟特梭利的教学法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达尔顿制也一样的以自由为基础。
（二）协力合作杜威女士（Evelyn Dawey）说：柏克赫士特女士的意思，是以学校为社会学的研究室（The sociolegical labortory）而富于团体生活的组织。这种思想完全是受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的。学校不但为将来适应社会的预备，学校应该使环境与组织成为实际的社会。社会不是个人能单独生活的，多数单独的个人不能算是社会生活。社会所以能成立，在于个人能互相合作，互相扶助。
达尔顿制是以学校为社会生活的实验。所以学校中有许多集会，学生有学生的集会，教师有教师的集会，各科有各科的集会。无论那一科，那一个学生，那一个教员，都有互相联络的机会：互相批评，互相研究，互相讨论。况且没有赏罚，升级，留级种种荣辱问题，所以学生们自然也不致互相猜忌，互相捣乱，互相虚伪。所以在达尔顿制底下的学生，是真能发展“协力合作”的精神。
（三）先知后行中国的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山以为“知难行易”柏克赫士特女士教人“先知后行”。
达尔顿制教人学习功课，先由教员给他一个中心的概念，一个研究的范围，一个学习的方法。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应该知道每一种思想，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分析这概念的种种事实，成就一个普通的真理。达尔顿制教人学习，是采用这种原理的。所以有课程指定，使学生知道应学何科，何科有何种的功用。从前的教师只是糊糊涂涂地教学生去学，某时学国文，某时学算术，某时学地理，却丝毫不将某科的清楚的概念告诉学生。这种被动的，依赖的，糊涂的，奴隶的求知识方法是不对的。达尔顿制的使学生求知识，是自动的，独力的，创造的；它不但使学生勇猛精干的去行，却先使学生先知何以去行的原因。先知后行是达尔顿制的第三种原理。
但是达尔顿制的特长，不在它的原理而在它的方法的应用。“自由研究”，“协力合作”，“先知后行”这些普遍的原理凡是近代的孟特梭利教学法，设计教学法，以及种种的试验学校所同具的。达尔顿制所以能风行世界在于它的方法的应用，——一种对于年级制的革命方法。我们在下节且讨论达尔顿制的应用。
（三）
我们来谈谈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的特长，达尔顿制与旁的新式教育法不同的，就是它的“实验室”。年级制是每一年级一个教室，达尔顿制是每一科一个教室；柏克赫士特女士不叫它做“教室”，叫它做“实验室”。实验室是学生求知识的工场，是学生互相和协作精神表现的场所。某科的实验室，凡关于某科的参考书籍，应用仪器，全都放在里面。那里也有黑板，同旧式教室一般的。
那里也有教员，但那里的教员是居于指导的地位，一切功课都由学生自己实习，教员只是站在旁边。学生遇有不懂的地方，自然也可问教员，教员发现学生有谬误的地方，自然也可随时指导学生。那里的学生自己都是实验者，没有旧式制度的依赖，欺骗，敷衍等恶习惯。那里的学生都有完全自由，但因为有了自由，也就有了兴味；有了自由，也就有了责任。在那里的学生都不能不用思想。叔本华（Schopenhauer）赞美思想，反对读书；以为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自己脑里跑马。叔本华的话虽然偏激，但里面实在也有千古不灭的真理。要学生去读死书是不行的，要学生把老师的话牢牢地记着也是不行的。在旧式教室内，只许教员在堂上讲话，只要学生在堂下静听，真活像教员在学生脑里跑马。朱熹说：“学原于思”。
他的话是很对的，达尔顿制的好处，就是能让学生自由思想。旧式制度有教室，有自修室，有图书馆。大概以为教室是教员教授的地方，自修室是学生自己学习的地方，图书馆是学习参考书籍的地方。达尔顿制的实验室，只有一个实验室，便可以免去教室，自修室等种种麻烦。所以就设备方面说，也极经济。从前的教室里，学生总要每人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但在达尔顿制的实验室里，只有几张长桌，几张长凳，便可省却许多无用的木料家伙。从前年级制每一级要一个教室，年级愈多，教室也愈多。达尔顿制的实验室，有时竟可容几百人以至一千人。况且性质相同的科，也可以联络起来，在一个实验室里。在我国这样贫穷的教育界里，实行达尔顿制也是救穷的一种绝妙方法。
杜威女士说得好：“达尔顿制学校的学生，无论工作和游玩，皆须自我支配（Self-direction）自我训练（Selfdicipline），同校外独立生活一样。”但是达尔顿制学校中的功课，却由教员预先指定的。至于功课指定的方法，是用一种纲目（Syllabus）或者指定范围（Assignment）。在达尔顿制的学校里，每一“学年”（Schoolyear）上课时间，只有四十个星期。每一个指定范围为四星期，因为星期六与星期日皆无功课，所以每一范围只有二十日，称之为学月。每一范围之中，应该学什么功课，参考什么书籍，都由教员预先计划出来，悬在实验室外的“布告栏”上。每一个学生，每四个星期学习什么功课，应该在他的选修科目单上，签一个名字，这在达尔顿制叫做“工约”（Contract）。一个工约学习完了，应该可换新约。
在达尔顿制的学校里，每天上午为“自由学习时间”，下午为“团体会议时间”。在上午自由学习时间里，学生可按照他所选的功课，自由在实验室里学习。他所选的“普通学科”（The accademic Subject）如国文，算学，地理，历史等科，他可以依自己“兴味的限度”（The interestspan）定自己工作的时间。他今天上午爱学国文，他便可以跑到国文实验室里去；爱学历史，便跑到历史实验室里去；爱学地理，便跑到地理实验室里去。他自己可以在一个上午学习一种功课，也可在一个上午学习两种功课，也可在一个上午学习三种功课。最要紧的是学生每次离开实验室前，都应该把他自己每日所做的成绩算一算，记在教师的“分科图表”（TheTeacher’s Subject graph）上面。
下午的会议有几种，有“学生会议”，有“分组会议”
等等。这些会议之目的，在发达团体的自觉心与创造性。
学生会议是学生把自己的成绩互相报告，互相讨论。在分组会议的时节，教员可把学生功课上错误的地方，详细说明，以供学生讨论。在达尔顿制的学校里，凡随意学科如手工，体操，美术等科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些科目有由学校划定时间，而且也有分班学习的。
关于达尔顿制的实际应用，真是复杂而且精密，千言万语也说不尽，能看英文书的人，最好是看专书。以上所说，只是一个简单而又粗浅的报告。
（四）我们都知道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是在Maussachussetts的“达尔顿中学校”（The Dalton High School）开始实行的，本来应该叫做“达尔顿实验室制”（The DaltonLaboratory Plan），简单说起来，就是“达尔顿制”（TheDalton Plan）。“达尔顿”的名词是由“达尔顿中学校”借用来，“实验室”的名词是从一本书里找来的。这正和我们《语丝周刊》的“语丝”二字是从《我们的七月》的一首诗上随便翻着的。天下事无巧不成话！一九○八年那一年，柏克赫士特女士因为读了Edgar James Swift——的一本Mind in the Making，大受感动，在那里面找着“教育实验室”一个名词。但是实验室这个名词是这样容易找，实验室的发明却并不这样简单。我们知道达尔顿制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柏克赫士特女士在达尔顿中学校才开始实行，到现在刚刚五年。但是柏克赫士特的革命精神，对于旧式制度的反动思想，在十余年前已经蕴藏在心里。积十余年的革命精神，积十余年的努力奋斗，积十余年的研究经验，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才完全告成。我们的肤浅的教育家看呵！你们只是在国内的中学大学毕过业，只是在国外的哥伦比亚，什么剑桥打过滚，只是在什么杂志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论文，你们也配做教育家吗？你们只是偷窃一点学理，翻译两本书籍，开创几个野鸡学校，你们也就满足了吗？没有革命的独创精神不能研究文学，不能研究哲学，不能研究教育，也不配做人。柏克赫士特女士于一九○四年起，开始为小学教员。小学教员是教育界中最苦的买卖！柏克赫士特女士的学校，学生有四十余人，程度又极不齐，共分八级教授。她一个人要教八级的学生，自然是尝尽千难万苦。但是艰难困苦在懦弱无能的人看来自然是畏途，在富于革命精神的人看来，是给他一个改革的好机会。因为那里的教室很少，她便把那里的储藏室改为教室，叫学生在储藏室里工作，把储藏室分为几部分，各科分开工作，在储藏室的角上标明。因为那里没有操场，她便把那里的大厅，花园改为游戏场。她这种种方法都是她自己特创的，也就是后来达尔顿制的开端。但是这种独自发明的方法，同旧的办法不同，社会是到处一般顽固的，那里的顽固社会，自然极端反对。柏克赫士特却并不把这种顽固社会放在眼里。她只是昼夜努力于学校内部的改良，疲精劳神于她的各科教学，所以学期终了，学生们的成绩都很好。学生们很好的成绩，足以打破社会上一切顽固的迷信，所以后来学生的数目也忽然增加。这种情形自然增加了柏克赫士特女士许多勇气。一九一一年她就开始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小孩拟定一种“教育实验计划”。当时的教育界中人们对于她的计划还很怀疑，学校中也不许她去试验。她只能在街道巷口找一班同道的学生口头提倡。直到一九一三年，这种计划才已经成熟，她的目的也换过方面来，她知道改革不是一点一滴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成功的，她的精神注重在学校生活的改组。她的目的是要教师能发挥个人特别的长处，学生能够自由发挥个人特别的个性，使聪明的人与呆笨的人都能够自由发表他的特别个性。她想把学生分作若干组，让每组的学生自由选择一个实验室。她自己便作他们实验室的监督。这样的研究，直到一九一四年。那时孟特梭利的教学法正在轰动一时，她便到意大利研究孟特梭利的教学法。达尔顿制中的自由原理，自然受了孟特梭利学说的不少影响。一九一五年她作孟特梭利的助手。一九一九年她就职于“儿童教育院”，她在那里注意教育上的个性问题。是年九月她应她的朋友Mrs Murray Grane的请求，在Berkshire Cripple School实际试验她的计划。她在那里创造一种现在达尔顿制所通用的“成绩计算表”（Graph System）。后来柏克赫士特女士的名声渐渐大起来了，那些顽固的教育家，顽固的学校教员，也不得不睁开眼来看看她的新方法了，所以从一九二年她应达尔顿中学校校长Mr-Fackman之招，在那里开始试验，便即刻轰动世界。后来英国Rennie女士到达尔顿中学参观，对于达尔顿制极为赞美。回国后便设立一个女中学校，实行达尔顿制。柏克赫士特女士复到英国讲演。英国教育界对于达尔顿制极为热心，一九二二年六月在Bristol举行“达尔顿大会”。现在英国已有二千余学校实行达尔顿制，各国莫不风起泉涌，达尔顿制的中小学校林立。去年柏克赫士特女士到日本讲演，今年柏克赫士特女士将到中国讲演，将来中国的中小学校要达尔顿制化是无可疑的。伟哉柏克赫司〔士〕特女士！我要用梁启超赞美罗兰夫人的油滑笔法赞美她：柏克赫士特女士何人也？她为达尔顿制而生，达尔顿制因她而生。柏克赫士特女士何人也？她就是达尔顿制；达尔顿制就是她。柏克赫士特女士何人也？她是达尔顿制的母亲；达尔顿制是她花了二十余年的辛苦养出的一个宠爱的孩儿！
达尔顿制可适用于中小学，无论学校之分为小学中年级及初中部高中部，与夫四年制之中学，皆可采用。将来的进步是不可推测的，也许将来的大学都达尔顿制化。但是达尔顿制发明刚五年，它的思想虽然是丰满康健，然而实际上的困难也很多。杜威女士说得好：“教育不是静止的东西，须随人类的知识与社会的情形而变迁进步。人类发展一天，教育也发展一天！”吾国从科举废，学校兴后，一切教育制度完全是抄袭旁人的。起初是抄袭日本，现在又抄袭美国。人家谈设计教学法，我们也谈设计教学法；人家谈达尔顿制，我们也谈达尔顿制。甚至以为达尔顿制就是吾国古代的讲学制，就是吾国近代的私塾制。这种抄袭而又附会的教育是死的，空的，形式的，乌烟瘴气的。
我们应该知道达尔顿制也是不可抄袭的，达尔顿制的实际情形是随地不同。达尔顿中学的达尔顿制，不同于伦敦市立斯垂三中学（London County Secondary School Streathan）的达尔顿制，也不同于纽约的儿童大学（Children University School）的达尔顿制。柏克赫士特女士是一个教育方面的革命人物，我们应该得着她的革命精神。我以为：我们有一千个形式的达尔顿制的学校，不如有一个学校能得着柏克赫士特女士的革命与试验的精神；有一千个人死心塌地做柏克赫士特女士的奴隶信徒，倒不如有一个人能够对于达尔顿制的原理有彻底的怀疑与评判；有一千本抄袭的翻译的达尔顿制的书籍，倒不如有一篇论文能够指出达尔顿制的困难和缺点。这样，我们总算不辜负柏克赫士特女士远道来华的一番好意。
（附记）我这次的确冒了一个大险，十日前告诉伏老作一篇文介绍柏克赫士特女士，因为我真受了她的感动。她曾对人宣言过：“IdonotexpectevenonecentfromChina。”我真奇怪：这样腐烂的中国，柏克赫士特女士为什么竟这样热烈地爱它！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教育书读得很少。这篇小文全是人云亦云，毫无心得，自然也不能把柏克赫司〔士〕特女士的思想与精神活泼泼地说出。列位懂得英文的人，我且把案头借来的几本参考书介绍给你们：
HelenParkhurst：
Education On Dalton PlanEvelyn Dawey：
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Roman：
The New Education in EuropePark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Elementary SchoolMaria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十四，四，二十一。
他们尽是可爱的！
我总觉得，我所住的羊市大街，的确污秽而且太寂寞了。我有时到街上闲步，只看见污秽的小孩，牵着几只呆笨的骆驼，在那灰尘满目的街上徐步。来往的车马是零落极了。有时也有几辆陈旧的洋车，拉着五六十岁的衰弱老人，或者是三四十岁的丑陋妇女，在那灰尘当中撞过。两旁尽站着些狭小的店铺，这些店铺我是从来没有进去买过东西的，门前冷落如坟墓。
“唉，这样凄凉而寂寞的地方！”我长嘘了一口气，回到房里。东城，梦里的东城，只有她是我生命的安慰者：
北河沿的月夜，携手闲游；沙滩的公寓里，围炉闲话；大学夹道中的朋友，对坐谈鬼。那里，那里的朋友是学富才高，那里的朋友是年青貌美，那里的朋友是活泼聪明。冬夜是最恼人的！我有时从梦中醒来，残灯未灭，想到那如梦如烟的东城景象，心中只是凄然，怃然，十分难受！
记得Richard CCabot在他的What men Live By一书中，曾说到人生不可缺的四种东西，——工作，爱情，信仰与游戏。然而我，我的生命的寸步不离的伴侣，只有那缠绵不断的工作呵！我是一个不相信宗教而且失恋的人。
说到游戏那就更可怜了。这样黑暗而寥落的北京城，那里找得正当游戏的地方！逛新世界吗？逛城南游艺园吗？那样污秽的地方，我要去也又何忍去！
我真觉得寂寞极了。我只有让那做不完的工作来消磨我的可怜的生命。
说来也惭愧，我在羊市大街住了一年，竟没有在左近找着一个相识而且很好的朋友。我是一个爱美爱智的人，我咀〔诅〕咒而厌恶那丑陋和愚蠢。这羊市大街的左右，多的是污秽的商店和愚蠢的工人和车夫，我应该向谁谈话呢？
然而我觉悟，现在已觉悟了。美和智是可爱的，善却同他们一般的可爱。
为了办平民读书处，我才开始同羊市大街的市民接触了。第一次进去的，是一个狭小的铜匠铺。当我走进门的时候，里面两个匠人，正站在炉火旁边，做他们未完的工作。他们看见我同他们点头，似乎有些奇怪起来了。“先生，你来买些什么东西？”一个四十几岁的铜匠，从他的瘦黑的脸色中，足以看出他的半生的辛苦，我含笑殷勤地这般对他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来劝你们读书的。
你愿意读书吗？我住在帝王庙。你愿意，我可送你们四本书，四本书共有一千个字，四个月读完。你愿意读，你晚上有功夫，我们可以派人来教你。”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乐得几乎跳起来了。“那是极好的事！我从小因为没有钱，所以读不起书。唉，现在真是苦极了。记一笔账，写一封信，也要去拜托旁人。先生，我愿意，我的徒弟也愿意，就请你老每晚来教我们罢。只是劳驾得很！”我从袋里拿出四本《平民千字课》，告诉他晚上再来，便走出铜匠铺了。他送我出门，从他的微笑里，显出诚恳的感激的样子。我此时心中真快乐，这种快乐却异乎寻常。The happyare made by the aquesition ofgood things，比寻些损害他人利益自己的快乐高贵得多了。我是从学生社会里刚出来的人，我只觉得那红脸黑发的活泼青年是可爱的，我几乎忘记了那中年社会的贫苦人民，他们也有我们同样的理性，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洁白良心，只是没有我们同样的机会，所以造成那样悲惨的境遇。许多空谈改革社会的青年们呵！我们关起门来读一两本马克斯或是克鲁巴特金的书籍，便以为满足了吗？如果你们要社会变成你们理想的天国，你们应该使多数的兄弟姊妹懂得你们的思想。教育比革命还要紧些。朋友们，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心血去替代那鲜红的热血！我此时脑中的思想风起泉涌，我又走进一个棺材铺了。一进门，看见许多的大小棺材，我便想起守方对我说的话：“看见了棺材，心中便觉得害怕起来。”但是，胆小的朋友呵！我们又谁能够不死呢？Marous Arelius说得好：“死是挂在你的心上的！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当你还有权力的时候，努力变成一个好人罢！”这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着的话。那棺材铺中的一个老头儿，破碎的棉袄，抽着很长的烟袋。他含笑地对我说，“先生，请坐。”我此时也忍不住地笑起来了。我说：“我不是来买棺材的，我是来劝你们读书的。老人家，你有几个伙计，他们都认识字吗？”“我没有伙计，只有一个儿子。哈哈！先生，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你看我还能读书吗？”我的心中真感动极了。我便告诉他平民读书处的办法，随后又送了他两本《平民千字课》。他说，“很好！四个月能够读完一千字，我虽然老了，也愿意试试看。”他恭恭敬敬地端出一碗茶给我，我喝完了茶，便走出门了。我本是一个厌恶老年人的，此时很忏悔我从前的谬误。诚恳而且真实的人们是应该受敬礼的，我们应该敬礼那诚实的老人，胜过那浮滑的青年！我乘兴劝导设立平民读书处，走进干果铺，烧饼铺，刻字铺，在几十分钟之内接谈了十几个商人，他们的态度都那么诚恳，那么动人，那么朴实可爱。
太阳已经没有了，我孤单单地回到帝王庙去。我仿佛看见羊市大街左右的店铺里尽是些可爱的人，心中觉得无限快乐，无限安慰。我忘记了这是一条污秽而寂寞的街市！丑陋和愚蠢是掩不了善的存在和价值的。美和智能给人快乐，也能给人忧愁。只有善才是人生最后的目的，也是最大的快乐！我走进自己的房里，将房门关起来，呆坐在冷清的灯光面前，什么忧愁都消灭了。只有那与人为善的观念，像火一般的燃烧在寂寞的心里。
一九二三，十二，十七，晚。
春愁
都说是春光来了，但这样荒凉寂寞的北京城，何曾有丝毫春意！遥念故乡江南，此时正桃红柳绿，青草如茵。
北京，北京是一块荒凉的沙漠：没有山，没有水，没有花。灰尘满目的街道上，只看见贫苦破烂的洋车，威武雄纠〔赳〕的汽车，以及光芒逼人的刺刀，鲜明整齐的军衣，在人们恐惧的眼前照耀。骆驼走得懒了，粪夫肩上的桶也装得满了，运煤的人的脸上也熏得不辨眉目了。我在这污秽袭人的不同状态里，看出我们古国四千年来的文明，这便是胡适之梁任公以至于甘蛰仙诸公所整理的国故。朋友，可怜，可怜我只是一个灰尘中的物质主义者！
当我在荒凉污秽的街头踽踽独步的时候，我总不断的做“人欲横流”的梦，梦见巴黎的繁华，柏林的壮丽，伦敦纽约的高楼冲天，游车如电。但是，可怜，可怜我仍旧站在灰尘的中途里，这里有无情的狂风，吹起满地的灰尘，冻得我浑身发抖。才想起今天早晨，忘记添衣。都说是春光来了，何以仍旧如此春寒？我忆起那“我惟一的希望便是你能珍重”的话，便匆匆的回到庙中来了。我想，冻坏我的身体原是不要紧的，因为上帝赐给我的只有痛苦，并没有快乐，我不希罕这痛苦的可怜生命。但是，假如真真的把身体冻坏了，怎样对得起那爱我而殷勤劝我的朋友？
近来，我的工作的确很忙了，这并不是工作找我，是我找工作。《小物件》中的目耳马伦教士劝小物件说：“在那最痛苦的生活中，我只认识了三样乐，工作，祈祷，烟斗。”烟斗是与我无缘的；祈祷，明知是一件无聊的事，但有时也自己欺骗自己，在空虚中找点慰安。工作，努力的工作，这是我近来惟一的信条。在我认识而且钦佩的先辈中，有两个像太阳一般忙碌工作的人：一个是H博士，一个是T先生，H博士的著作，T先生的平民教育，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了。从前，我看见他们整日匆忙，也曾笑他们过：“这两个先生真傻，他们为了世界，把自己忘了！”但近来我觉得，在匆忙中工作，忘了一切，实在是远于不幸的最好方法。我想，假如我是洋车夫，我情愿拉着不幸的人们，终日奔走，便片刻也不要停留。在工作中便痛苦也是快乐的，天下最痛苦的是不工作时的遐想。只要我把洋车放下一刻，我看不过这现实的罪恶世界，便即刻要伤心起来了。朋友！这是我终日不肯放下洋车的原因，虽然在坐汽车的老爷们看来，一定要笑我把精力无用地牺牲，而且也未免走得太慢！
东城近来也不愿去了，一方面因为忙于工作，一方面还有个很小的原因，便是东城的好朋友们，近来都成对了。在那些卿卿我我的社会中，是不适宜于孤独的人的。
拿眼儿去看旁人亲热地拥抱，拿耳朵去听旁人甜蜜地喊“我爱”，当时不过有些肉麻，想来总未免有些自伤孤零。
所以我打定主意，不肯到东城去。近来工余的消遣，便是闲步羊市大街，在小摊上面，买两个铜子儿花生，三个铜子儿烧饼，在灰尘的归途中，自嚼自笑。想起那北京的文豪们，每月聚餐一次，登起斗大字的广告，在西山顶上，北海亭边，大嚼高谈，惊俗骇世。他们的幸福，我是不敢希望的，但他们谅也不懂得这花生和烧饼混食的绝好滋味！
最无聊的是晚上，寂寞凄凉的晚上。朋友们一个个都出去了，萧条庭院，静肃无声。我在那破书堆里，找出几本旧诗，吊起喉咙，大声朗诵。这时情景，真像在西山时的胡适之先生一样，“时时高唱破昏冥，一声声，有谁听？
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近来睡眠的时候很晚，因为室内的炉儿已撤了，被褥单薄，不耐春寒，如其孤枕难眠，倒不如高歌当哭。但有时耳畔仿佛闻人悄道：“我爱，夜深，应该睡了。”明知孤灯只影，我爱不知在那里。但想起风尘中犹有望我珍重的人，也愿意暂时丢却书儿，到梦中去寻刹那间的安慰。
“好梦难重作，春愁又一年！”
一九二四，三，二十二，早。
鲁彦走了
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来，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钟鼓寺，一处是后局大院，一处是东高房。但是如今，为了意外的变故，钟鼓寺是不能去了，后局大院是不愿去了，两星期以来，只有东高房的鲁彦那里，还可以暂时安慰我的寂寞的生命。
夕阳西下的时节，我坐着洋车，到东城去。晚风吹动我的头发，脑中显出许多的幻景：北河沿的月夜，断树的影子在灰尘中荡漾。我和伊携着手儿闲步。伊穿着红花格的绵衣，红绫面的鞋子。“好一个大孩子呵！这样满身是红的。”我含笑对着伊说。“你又笑我了。我也穿过白鞋，但我的妈妈要骂我，伊说穿白鞋是带孝的。”月光照着伊粉红的面庞，显出似嗔似羞的样子。“是大学生了，还相信妈妈的荒谬话。”我低声责伊，伊把我的手紧紧的握了一下，这是伊阻止我说话的表示，我只好忍住不响了。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个月夜！从前，两星期以前，我坐在洋车上想起这些事时，总觉得前途有无穷的希望，好像天国就在目前了。但是如今，如今一想起这些事便心痛。我要哭了，只可惜没有眼泪！
“到东高房去！”车儿到了马神庙了，我便这么说了一句。鲁彦的影子仿佛在我的眼前。他永远是含笑的面庞，手里弹着琵琶。——“喂，又来了。为什么又发呆？哈！
又想女子了！——不要想，让我弹一个好听的曲子给你听。”鲁彦是一个赤心的大孩子，他闷的时节，不是弹琵琶，便是睡觉，半年以来，他替爱罗先珂君做书记，受了爱罗君不少的影响，他的性格有些和爱罗先珂君相像。他们都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他们最爱热烘烘的，他们永远是小孩子一般的心情。
“鲁先生出去了！”我刚走进门，公寓中的伙计便这么告诉我。我茫然上洋车，但不知道要到那里去好，——夜色苍苍地包围着我，没奈何回到寂寞荒凉的古庙里。
“章先生，信哪！”我还没有起来，仆人在房门外喊我。“把信拿进来让我看……”仆人手里拿着一封信，还有一卷书籍。仿佛信封上是鲁彦写的字，我便连忙把它打开看了：“……这世界不是我所留恋的世界了，我所以决计离开北京。……我爱上——是大家知道的。我向来不将心中的事瞒人，在去年我就告诉了许多朋友了，就是她的哥也知道。我明知这是梦，但我总是离不开这梦，我明知道她的年龄小，她的脾气不好，她的说话太虚伪。我明知道我不能和她恋爱，明知道不应和她恋爱，明知道不值和她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忘不了她！我现在感觉万分痛苦……总之世界上的人是不能相爱的……我并不希罕什么生命和名誉。琵琶是我生死离不开的朋友，带去了。爱罗先珂的琴，可请周作人先生保留。爱罗君恐怕有回来的时候的。别了！”这真是天上飞来的事！我万料不到从来不谈爱情的鲁彦，竟为了很为难的爱情而一跑了之！鲁彦走了，我对于他的情史不愿多谈。也许鲁彦要给人们骂为不道德的。然而道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戴着有圈眼镜的老爷们，以为中央公园内的男子同女子一块走路是不道德的；吃饱饭不做事的太太们，以为男子打电话给女子是不道德的；甚至于提倡新文化的有名先生，为了一个青年男子陪他的女儿去看戏要大发脾气；还有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洋翰林，每天用包车送女儿上学时，要叫车夫严重的监视。哈哈！这就是道德！
我不忍用中国式的道德眼光来批评鲁彦，鲁彦的行为也许有可以议论的地方，然而我相信鲁彦的心是真实的。
我爱真实的恶人（？），我不爱虚伪的君子！
还有一卷书也是鲁彦君寄来的。内中有一本世界语小说，是叫我代还周作人先生的。还有一本是鲁彦的诗集。
鲁彦做的诗不多，他的诗多是真情的流露。他的诗发表的只有《文学旬刊》上的一首《给我的最亲爱的》。假如我有功夫，一定替他多抄几首诗拿出来发表。叫大家从鲁彦的诗中认识鲁彦的人格！
鲁彦的信是从天津寄来的。鲁彦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天津？是在南京？是在上海？我那里知道！我总痴想他还在人间，只好静夜祷祝他平安罢。失恋人只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自杀，一种办法是忍耐。恋爱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如果有人因恋爱而自杀，我决不反对。因为我是相信Loveisbetterthanlife的。卑鄙无耻的下流中国人！他们用金钱欺骗女子！他们用手段诱惑女子！在这样黑夜漫漫的社会里，如果有用性命去换得爱情的人，或是用性命牺牲爱情的人，都是难能可贵值得崇拜的。但总希望鲁彦没有自杀。因为暂时的失恋也许可以博得永久的成功的。Whereislifethereishope，鲁彦总应该知道罢。但我怎样能够叫鲁彦听见我的话呢？我把我的话写在纸上，我又怎样能够叫鲁彦看得见呢？
我的朋友中两个很相反的人：一个是思永，一个是鲁彦；思永好像冬夜的明月，鲁彦好像夏天的太阳。明月早已西沉了，太阳如今没落了。在我前面的只有黑漆漆的浮云。呵，我觉得寂寞！呵，我想我那不能见面的情人！
天呵！假如我再到东城，叫我还去找谁呢？
十二，八，六，晚二时。
（附记）鲁彦现在是儿女成行的人了。但，这篇小文也不妨留着，因为他究竟是“走了”过的。
十八，四，一，衣萍记。
不要组织家庭
——贺竹英，静之同居
从远远的江南传来的消息，知道竹英和静之在黄鹤楼畔已实行同居了。竹英这次不远千里的从杭州跑到武昌，为了爱情而牺牲伊的学业，为了爱情而不顾家庭和朋友的非难，在这样只贪金银和虚荣的中国妇女社会里，在这样朝三暮四毫无主张的中国妇女社会里，竹英这种崇高的纯洁的精神是值得崇拜的。像这样特立独行的女子，可算不枉了少年诗人静之三年来的相思！
半年以来，我除了那不得不写的一个人的信外，旁的朋友的信一概都疏了，关于静之的近况，也就十分隔膜。
但时时闻道路上的传言，说是竹英静之的爱情已经淡薄。
我虽然不曾写信给静之，然而我的心中是很替静之痛苦的，因为我是一个受过失恋痛苦的人，懂得失恋的难堪滋味。后来胡博士北返，在中央公园偶然闲谈，才知道竹英和静之的爱情还是像火一般的热。到那时，我已明白那不幸的消息全是幸灾乐祸的人们假造出来的。把旁人的流泪的事实来当作茶余酒后的笑谈，这原是残忍的人们的恶根性。在地球没有破灭以前，人们这种下流的恶根性也许不会有铲除的希望罢！
我这番知道竹英和静之同居了，自然是非常欢喜，但一方面也有点害怕。我曾亲眼看见，许多恋爱的青年男女，一到了同住以后，男的便摆起丈夫模样了，女的也“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了，过了一两年生下了小孩，便什么爱情也消灭了，所谓以恋爱结合的男女，其结果竟同旧式婚姻一般，这是我非常痛心的！我希望，希望竹英和静之他们俩能够永远保持现在这样崇高的恋爱的精神。——中国的社会实在太沉闷了，整千整万的人们简直在一个模子里面生活，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模子外还有世界。竹英和静之对于他们的旧家庭大概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更望他们不要组织什么新家庭，我是根本反对什么家庭的，就这样亲亲切切地恋爱，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就这样浪漫地愉快地度过这几十年的有限人生，也尽可满足了。朋友们，这条浪漫的恋爱的自由道路上，你们俩如能携着手儿走去，你们不要嫌寂寞呵，看，看我和我的“天使”以及那无数的“亚当”和“夏娃”飘飘地飞到这条路上来！
我望着天上的自由的浮云，为黄鹤楼畔的一对朋友祝福！
一九二四，七，十六。
糟糕的《国语文学史》
当蒋君同我做“好朋友”的时候，照例我每月的最后一天拿到薪水以后，总很高兴的跑到伊那里去：“到东安市场去吧，买东西去！”“好吧！你又是去买书，买乱七八糟的书！”伊这么笑着说了一句，便跟着我走出门了。从伊的宿舍到东安市场并不很远，所以我们照例是不坐洋车，缓缓地步行走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仿佛是小雨初晴，阴沉沉的天气，北河沿地上的泥土还很湿。伊是穿了皮鞋，新做的八块大洋一双的皮鞋，所以只顾昂头挺胸地走去。我呢，脚上一双一元八角买来的布鞋已经穿了两个多月，布面的前后都已经磨破了，在路上一溜一溜的实在是不胜其苦。“到东安市场去买皮鞋吧。有钱只顾买书，自己用的东西全不注意，真是淘气！”伊似嗔带笑的说。“好吧！一双皮靴——八块大洋，呀，我穷鬼买不起呀！”我们一面谈，一面走，不知不觉间已到东安市场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争论的结果，皮靴是仍旧没有买成，照例我在书摊上买了许多新出版的书，伊又到布店里量了些布，一个月的薪水便用光了。那一天买的几部书之中，我还清楚记得的，是内中有一本凌独见编的《国语文学史》——当我在书摊上发见这本书以后，我仿佛同捉着一个贼似的，因为在买书的不多天以前，我在“何往”先生的家里，“何往”先生一手拿着纸烟，一手执着笔作文，笑嘻嘻的对着桌上的《国语文学史》说：“糟糕，商务印书馆竟出版了这样的书！”那时还有一位朋友也在旁边，他听了“何往”先生的高论，便伸手把桌上那本书轻轻地拿走了，我还没有看见那本书的内容——究竟那个《国语文学史》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在我脑中盘旋了好久。现在已经在书摊上发现了这本大著，那有放过它的道理，于是便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买了回来。我把这本书夹在皮包里，好像关着一个贼似的，心中只想回家的时候，仔仔细细拷打它一番！
不料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搁了一个整年多，我自己还没有亲自看过它一次。有一天，一个姓叶的朋友来玩，他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我说：“这本书是不值得看的，糟糕！”姓叶的朋友于是没有借书就走了。过两天，又有一个姓杨的朋友来玩。他又要向我借这本书看，我说：“罢了，这本书也值得看么？糟糕！”那位姓杨的朋友也被我说得没趣的走了。
几天以前，曙天因为要选诗，跑到我这里来借参考书，一眼便瞧见书架上的那本《国语文学史》，伊说：“这本书我拿去！”一面说，一面伊便把书架上的那本书拿到书袋里去了。我说：“这样糟糕的书也拿去参考么？拿去有什么用处？”
曙天把这本书拿去看了两天，便又拿来还我了。伊说：“你说这本书糟糕，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一问倒把我这个“疯子”问住了，因为“糟糕”两个字是“何往”先生口中说出来的，但是，“究竟糟在什么地方呢？”曙天这个问题，不读《国语文学史》是不能回答的，所以我当时只好沉默了；因为说来也惭愧，骂了一年，《国语文学史》倒没有翻过半页！
昨天因为一个小问题而生了大气以后，自己倒在床上也觉得有些无味了。顺手到书架上取书，便把凌著的《国语文学史》带下来。“我虽然没有详细的看，可是大略的翻了一翻，觉得它搜集的材料很不少。”（黎锦熙序中语）——我的翻是从后面翻过来的，因为这一本三百五十九页的大书，我实在没有留神来从头翻起。我从后面翻到三百四十六页，看见有许多“楹联”，我想“楹联”也可以入文学史么？且看这副妙联：
大着肚皮容物
立定脚跟做人
我当时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试问凌先生，这副妙联是什么用意，是骂人还是劝人？再看“育婴堂”的妙联：
我是一片婆心把个孩儿送汝你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这种妙联简直是“糟糕！”试问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是不是“一片婆心”？试问是不是受经济压迫或者是旧礼教压迫（如私生子）才把“孩儿”丢在“育婴堂”里？凌先生，你老如是相信“阴骘”的，我劝你赶快把这本《国语文学史》的版毁掉，省得“贻误人家子弟”，流毒无穷！
到了三百三十四页，凌先生索性把他自己的两首大作也扯到文学史上来了，我们且恭读凌先生的两首大作：
狂风
半夜忽然有狂风，
吹得风户叽咕噜，
梦中糊涂未细辨，
惊呼有贼撬墙洞。
城站酒家
城站一带酒家多，
生意盛衰竟若何。
炉前如有年少妇，
可断酒客必满座。
这样凌先生自己也知道“卑劣得很”的诗，倒要扯在《国语文学史》上来！中国近代就是无诗人可入文学史，也何至于劳及凌先生！后来我又想，人类自私的心是免不了的，假如我来做文学史，一定要把我许多肉麻的情诗都抄在文学史上，也许连从前C君送我的情诗也要抄上去呢。
我大略把凌先生的《国语文学史》翻了一遍，觉得有很多地方与“何往”先生的大著《国语文学小史》相同。
“何往”先生的大著虽未出版，但他的油印本在我这里也有一本。凌先生在他的自序上说：
《国语文学史》，胡适之先生已编到十四讲了，大可拿来现成用一用，为什么还要另编呢？这里面，却有两个理由：
1他主张从汉朝说起，我却主张从唐虞说起。
2区分时期上，他只分两期：北宋以前为第一期，南宋以后为第二期。我却认为必须要分四期：自唐虞到周为第一期，自秦到唐为第二期，自宋到清为第三期，民国以后为第四期。
这样说来，凌先生的意见完全与胡先生不同，也许凌先生的意见比胡先生高得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注，听说凌先生是胡先生国语讲习所里面所教出来的高足。）老实告诉凌先生罢，上面所说骂你著作“糟糕”
的“何往”先生，就是你的大老师胡适之先生！你说你的著作不是抄袭的，我且随便举出一段来：
胡著《国语文学小史》说：
南唐割据江南，正是儿女文学的老家，故南唐的词真能缠绵宛转，极尽儿女文学的长处：后来李后主（煜）亡国之后，寄居汴京，过那亡国的生活，故他的词里往往带着一种浓挚的悲哀。儿女的文学最容易流入轻薄的路上去。儿女文学能带着一种浓挚的悲哀，便把他的品格提高了。李后主的词所以能成为词中的上品，正是因为这个道理。
凌著《国语文学史》：说（一百四十二页）做儿女恋爱的文学，最容易流入轻薄的路上去，南朝的《子夜歌》，就是好例子。后主在位的词，也免不了这个毛病。儿女恋爱的文学，能够避去轻薄，羼入厚重的真挚的悲苦的情操进去，就成词中的上上品了。后主亡国之后的词，好过在位时节的词，就是这个倾向啦！
这一段我不敢说凌先生抄袭，也许是“贤者所见略同”，——也许还不能算是凌先生的“贼赃贼证”！但是我要问问凌先生：《子夜歌》怎样“轻薄”？《子夜歌》里何以没有“真挚的悲哀的情操”？
我大略的把凌先生的大著翻了一遍，大概，凌著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暗暗抄袭胡著《国语文学小史》的，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一部分是凌先生自己做的，像汉以前的文学，宋以后的文学几章内，引证的错误，诗词句读的荒谬，论断的离奇，真可令人大笑三日，可惜我没有许多闲功夫，不能一一替他抄出来！
写到这里，手也酸了。我真傻，这样热的天气，不学郁达夫先生坐在树底下对着水去，却在这里做歪文章同凌先生捣乱，真是何苦来！但是我想，商务印书馆现在正登起大广告，叫高级中学生买凌著《国语文学史》来读，——我的弟弟正在中学读书，也许要上凌先生的当了！白花几角大洋是小事，把许多似通非通的文学观念装到小孩头脑中去，才真是冤枉呢！我怎样可不写篇小文把这个鬼葫芦插破！我又想，做中国文学史真不容易，谢无量，凌独见那样头脑不清的中国人是没有做中国文学史资格的，藉耳士（Giles）那样荒谬的外国人也没有资格来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大业，推来推去，也许不能不推到北京的文豪们的身上！然而文豪们只顾聚餐，在中国做学生也活该倒霉！——也许到我儿子进中学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读的文学史出版罢！
一九二四，八，七。
（附记）这里所根据的胡适《国语文学史》，系他初次在教育部的讲演稿。
萌芽的小草
——知半解的“诗话”
北河沿的两岸，积雪还未全消，我和思永从东华门到钟鼓寺，沿途喋喋杂谈。思永说：“你初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儿一块做诗，一块玩耍，从没有吵过嘴。这一个月来，却没有一次会面不吵嘴。这究竟是什么理由呢？”我笑着答他：“吵嘴的多寡，可以看出感情的深浅。感情愈深，吵嘴的时候也愈多。”
我的“没一次会面不吵嘴”的思永到天津去了半年多了！这几句无聊的闲谈，却时常云烟般的在我的心头涌起。思永在我的朋友当中，是一个成见最深而且脾气最大的人。（我的朋友当中最温和而且没有脾气的是圭贞。）他最富于批评的精神和独立的眼光。我和思永谈到旁的问题，意见几乎没有一点相同；但对于文学的意见却差不多。我们俩儿一样的厌恶那些虚伪的空幻的描写家庭的爱的小说，一样的厌恶那些糊涂的新名词，满纸的神秘诗，一样的厌恶那些结构矛盾的思想肤浅的剧本！
一天，我问思永：“你近来为什么不做诗？”他说：
“我吗，要诗来找我，我不去找诗。”我当时很受了他这两句话的感动。我们中国的诗人平常总把诗当作一种消遣品，把诗当作一种发牢骚的工具：喝酒醉了，拿起笔来做几首诗；听妓女唱小调听快活了，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看见戏子生得标致一点，也拿起笔来做几首诗。这样的诗决不会好的！做诗的时候总应该有浓厚的情感。那些遇一件事做一首诗的人，还有什么情感可说？李白是一个天才绝代的诗人，但是他的全集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诗是不朽的；其余全是到一处写一首，遇一事写一首的无聊诗！我们应该尊重诗的价值：诗的价值不在多而在精；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得一首好诗，他在诗国也就算是不朽的功臣了！
我们很反对郭沫若的“诗是写的，不是做的”的话。
我们以为热烈的情感和巧妙的艺术手段是同样重要的，（Prescott的The poetic Miad二百三十五页里面，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单有热烈的情感而没有巧妙的艺术手段也不会做出好诗。郭沫若是一个有些做诗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艺术手段不高，所以《女神》并算不得一部成熟的作品。现在的诗人的不可救药的大病便是糊里糊涂的乱写：有些人一点钟可以写五六十首小诗，有些人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长诗，有些人五六天可以写成一本诗集。我们很诚恳的忠告现在的诗人：诗虽然不能矫揉造作的做，也不可糊里糊涂的写！
诗人Rupert Brooke少年的时候，有一句很好的形容他的话，“常常一个球在他的手里，一本书在他的手里。”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崇拜的。我们的朋友汪静之，是一个“诗谜〔迷〕”的少年：他吃饭的时候想着做诗，睡觉时候想着做诗，甚至于上厕所去的时候也做诗。（《蕙的风》第四页。）这种精神也很值得崇拜的。不过我总赞成思永的话，要“诗来找我”的时候，方才做诗；要有诗做的时候方才做诗。人是感情的动物。在一方面说来，似乎人人皆可算是诗人；但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却不希望人人都变成半生不熟的诗人！新文学提倡了几年，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并不多，但诗集却一年出了好几本。有人以为这是懒惰心理的表现。我不敢这样笼统的批评做诗的人，但我以为大家把诗看作一件容易的事的心理是有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近来最流行的便是小诗。小诗是最难做的，然而我的朋友中却有人一点钟能做几十首。我很想有人做些长诗。吉包生（Gibson）的《日常面包》似乎也有人曾介绍了一两首到中国来，但是这类苦痛的呼声的长诗，似乎并没有引起做诗的朋友们的注意。我们也承认《繁星》是明珠般的可爱作品；但那些模仿《繁星》的许多小诗，我们只觉得大半是假造的明珠，不值得一看了！
十一，十二，十五，晚十一时。
感叹符号与新诗
最近看见张耀翔君在《心理》杂志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诗人的情绪》，（《心理》第三卷第二号，）内容论的是“感叹符号车载斗量。”张君不惮烦的把中国的《尝试集》，《女神》，《春水》，《浪花》等诗集里面的感叹符号“！”一本本的统计起来，又把西洋的莎士比亚，弥尔敦，白朗宁，但丁诸人的诗集里面的感叹符号“！”都一本本统计起来，而得一个“结论”：
中国现在流行之白话诗，平均每四行有一个叹号，或每千行有二百三十二个叹号。公认外国好诗平均每二十五行始有一个叹号。中国白话诗比外国好诗叹号多六倍。中国诗人比外国大诗家六倍易于动感叹。子夏《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若今之白话诗，可谓亡国之音矣。
张君这种“黄绢幼妇”的议论，我个人看了，只能合十赞叹，（我不是新诗人，然而也是“易于感叹”的，我只好预备做“亡国奴”，）不敢赘一辞。一来呢，张君是有名的心理学家，自然对于“情绪”是很有研究的。无论是新诗人的情绪，旧诗人的情绪，老诗人的情绪，少诗人的情绪，男诗人的情绪，女诗人的情绪，张君自然是历历如数家珍，一下笔就可以几千言。我呢，心理学书虽然也看过几本。但因为生性太笨的缘故，到如今还不懂得“情绪”两个字怎样解，所以对于张君这篇《新诗人的情绪》的大作，自然不敢说什么话了。二来呢，讲到“新诗人”三字，更叫我惭愧惭愧，惶恐惶恐。因为我虽然也曾凑过几首歪诗，也曾大胆的在这里那里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狗胆自己冒称“新诗人”，而且有时候拿起镜来自己照照，觉得也半点“新诗人”的相貌都没有。因为现在所谓时髦“新诗人”者：身上自然要穿起洋装，眼上自然要戴上眼镜，脸上自然要搽上几点雪花膏，口上自然也要会背出几首雪莱拜轮的洋诗，或者是能够到什么纽约伦敦去逛逛，会会什么女诗人！就不然也要借几块大洋，到西湖之滨去找一两个女学生，谈谈心。我呢，以上几种资格一种也没有，所以自然不敢梦想做新诗人了。至于在这里那里发表几首歪诗，则另外有一种虚无的奢望。
因为我听说国立某大学的女生，整日把苏曼殊遗像挂在床头。我想：苏曼殊这个穷和尚，生前没有几个人理他，死后却还有这种艳福，能够邀大学女生之垂怜，把他的遗像挂在床头，朝思暮想，也许是一本《燕子龛遗诗》在那里作怪罢。我是被大学女生丢过的，对于苏曼殊这种艳福实在有点羡慕而且妒忌。所以不揣棉〔绵〕薄，也拼命的做几首歪诗，希望能积少成多，死后出本什么“雀子龛”或者是“鸽子龛”遗诗，也许一二百年后或者一二千年后能够邀什么国立大学女生的垂怜，把我的丑像挂在床头或棹〔桌〕底，也可出出生前这一股闷气。我做诗的动机和目的，既然是希望死后有大学女生挂遗像，自然与现在所谓“新诗人”毫无关系。张君这篇文章论的是“新诗人的情绪”，所谓“新诗人”多与我很隔膜的，对于张君的大作也只好“免开卑口”了。（因为张君是大学教授，对他要客气些，所以不敢称“免开尊口”，只好把“尊”字改成“卑”字。）而且照文章上看来，张君也是新诗人之一，我现在且请大家拜读张君的大作：
仰看像一阵春雨，
俯看像数亩禾田。
缩小看像许多细菌，
放大看像几排弹丸。
这是张君咏“感叹符号”的白话诗。记得死友胡思永曾对我说：当罗家伦君在《新潮》上发表几首诗的时节，好像是刘半农先生笑着对什么人说，“诗人之门，不许罗志希（志希，家伦君之别号也）去敲！”像上面张君的诗，自然比罗家伦君的诗要好万倍，因为诗是“情绪”的表现，而张君却是做“新诗人的情绪”的论文的，对于新诗研究有素，自然是毫无疑义了。像张君这样好诗，一定不但能敲破“诗人之门”，而且能升堂入室了。记得十岁时候，在家乡的亭上，曾见这里那里的墙壁上题了有这么“一首诗”：
我有一首诗，
天下无人知。
有人来问我，
连我也不知！
我当时读这首诗的时节，头上还梳了有小辫子，曾竖起小辫，一唱三叹，叹为古今妙诗，得未曾有。现在读张君这首诗，觉得可以与十年前读的上面的诗比美。所以我料定张君这首大作，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要被什么风流名士抄在西山或香山或玉泉山的什么亭子上！
张君这篇文章内容论的是“感叹符号车载斗量”，“感叹符号”究竟怎样解释，我从来也不十分明白，但这次却豁然贯通了。张君说：
“‘感叹’一字，在英文为Exclamation。………Exclamation又可译为‘惊叹’，‘惊喟’‘慨叹’，‘嗟叹’，要皆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欲知一人之失意，消极，悲观，厌世之态度，统计其著作中之感叹词句可也；欲统计一著作中之感叹词句，统计其感叹符号可也。此即所谓客观研究法。”
原来Exclamation又可译为“惊叹”，“惊喟”，“慨叹”，“嗟叹”，皆是消极厌世悲观者的口头禅，是“亡国之音”！这真是张君的大发现！我也在这里奇怪，为什么这几年来的中国，竟一年糟似一年，连胡适之那样实验主义者也在中央公园对“龙”先生大发牢骚，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呢？我虽然甘心“亡国”，却总不知道要“亡国”的原因。今天读了张君的大作，才知道是感叹符号和白话诗弄坏的！我因此断定胡适之先生是个祸国大罪人；第一，白话诗从古虽然有过，但到了胡适之先生才明目张胆主张起来，今之白话诗是“亡国之音”，胡适之先生是今之白话诗首创者，他用白话诗来害中国，自然是一个祸国的大罪人。第二，中国古时虽然也有圈点的名目，但“感叹标号”的确是胡适之先生从西洋搬来的，（参看《科学杂志》
上胡适之的《论句读符号》，）中国从前的诗上从来没有感叹符号，自然也没感叹词句。（因为张君说：“欲统计一著作中之感叹词句，统计其感叹符号可也”。）中国从古至今四千余年不曾亡国，就是没有感叹符号的好处。胡适之先生把感叹符号介绍到中国来，是有心害中国，所以他真是一个祸国大罪人。张君又曾明白的用诗咏感叹符号过，他说：“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他又在诗后面接着有几句议论：“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你们想，感叹符号正像“细菌”“弹丸”一样的可怕，这样可怕的东西在中国害了“无数青年”，我们还不起来想个法子取缔它吗？所以我以为这里那里的反帝国主义的人们，现在应该起来，赶快的起来，赶快赶快进行下面两件事：
第一，请愿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话诗，因为白话诗是“亡国之音”，凡做一首白话诗者打十板屁股，做五首白话诗者罚做苦工三月，出版一本白话诗集者处以三年监禁，出版三本或四本白话诗集者是故意祸国，应该以军法从事，枪毙或杀头。凡一切已出版白话诗集均由政府明令永远禁止发行。（无感叹符号的古人白话诗不在此例。）第二，请愿政府明令禁止用感叹符号，因为感叹符号像“细菌”“弹丸”一样的害人。凡用一个感叹符号者罚洋一元，用十个感叹符号者监禁五年，或罚洋十元。用一百个感叹符号者是怙恶不悛，应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用一千个以上的感叹符号者是有意祸国，应以军法从事，枪毙杀头。凡一切已出版的书籍内有感叹符号者均由政府明令禁止发行。
倘中国的圣明的政府能够照上面的办法明令公布，也许可以补救中国之亡于万一，我想一定是张君所赞成的。
倘中国竟能因此而道明令而转弱为强，内则战争灭绝，外则四夷来朝，皇帝万岁万万岁，诚为天下苍生之福。而推本索源，实张君在“心理”杂志发表《新诗人之情绪》一文之功也，但是我写到这里，又不免有点疑心起来了。感叹符号在中国被张君认为“细菌”“弹丸”一样的可怕，以为用多了可以“亡国”，但是西洋各国多还在那里用感叹符号，虽然照张君的统计“中国白话诗比外国好诗感叹号多六倍”，中国因为有比西洋各国多六倍的“细菌”“弹丸”一般的感叹符号，所以中国也比西洋各国六倍的糟：
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外侮日迫，国几不国。但西洋各国虽然比中国六倍好些，究竟也不能太平，或者也是“细菌”“弹丸”的感叹符号的缘故罢。所以我想请张君把那篇大文《新诗人之情绪》翻译成英法德各国文，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使西洋人也群起而为废除感叹符号运动，那才是世界之幸，功德无量。至于西洋各国有没有“消极”厌世的亡国之音的外国诗，也有待于张君的考证，我只好不敢瞎谈了。
写到这里，曙天来了，伊说：“你真淘气，又在做文章么？”我笑着说：“今天这篇文章，是关系国家兴亡，你不可不先读张君的妙文，再来看我的大作。”说完了话，我便把《心理》杂志给伊，伊把张君的文章看了一遍，说：“难道用感叹符号的白话诗都是消极，悲观，厌世的口头禅么？”我说：“你能拿出证据来，证明用感叹符号的诗有不是消极，悲观，厌世的吗？”伊说：“你看《尝试集》中：
努力！
努力！
努力望上跑！
难道这样‘努力’的呼声也算是消极，悲观，厌世吗？难道这也是亡国之音吗？”我听了伊的话几乎不能开口了，想了一会，我才说，“感叹符号代表消极，厌世，悲观的话是张君发现的，我也不过随声附和罢了。但我总疑心这三个感叹符号是胡适之先生用错了。”伊又说：“《尝试集》中还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难道这里的感叹符号也是表示消极，悲观，厌世吗？这种诗也算是亡国之音吗？”伊说完了话，只是望着我笑，以为我再没有话回了。我吊起喉咙来说：“一点也不错！这几句诗诚然不是消极，悲观，但总算是亡国之音。你看，现在的江苏浙江，岂不是——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胡适之先生的诗真成了谶语了，还不是亡国之音吗？况且张君把感叹符号比‘弹丸’，这诗里的‘炸弹！炸弹！’更可证明张君的话是不错的。”伊听了我的话，更笑得不能抬起头来了。
笑完了，伊说：“衣萍，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一个童生到南京去考试，住在一个客栈里。这个童生很会做诗的。一天，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客栈里住宿，恰恰住在这个童生住房的楼上。一夜，这个童生还没有睡，听得楼上那客人断续的喊，仿佛是‘吓唷……一首……又是一首……一首……一首首的诗！’这个会做诗的童生听得跳起来了。他想这个客人真是天才，怎么做诗做得这么快，次日早晨，这个童生便到楼上去拜访那客人，一见面这童生便说：‘老兄真是青莲复生了，顷刻成诗如此之多，昔子建五步成诗，其才去足下远矣！’那客人听了这童生的话，莫名其妙地说：‘在下素不会吟诗，先生何必过誉若此？’童生又说：‘先生不必客气，昨晚我听见先生断续的说，一首……一首……一首首的诗，非做诗而何？’那客人忍不住笑起来了。他说：‘先生所听见一首……是一手……之误……一首一首的诗，原来是一手一手的屎。因为昨晚我患腹疾，遗屎满床，后来弄得一手一手尽是屎，所以我有吓唷！……一手！……一手！又是一手……一手一手的屎之叹耳。’”……曙天说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了。我说：“你说这故事是骂谁？”伊说：“我说这故事并不骂谁。我只笑张耀翔君，亏他也学过英文，我虽然不十分懂得什么英文，但我在黎锦熙著的《国语文法》上看见说：‘惊叹号！……表示情感或愿望。’黎君所谓‘惊叹号’即张君所谓‘感叹号’，感叹号可以表示消极，也可以表示积极，可以表示悲观，也可以表示乐观。张君不肯翻起新诗集来读读，也不肯仔细想想，武断的说感叹符号是表示消极，悲观，厌世，又把新诗集中的感叹符号统计起来，以为是亡国之音。这种行为正同那童生差不多。那童生是耳朵不灵。所以把‘一手一手的屎’听做‘一首一首的诗’，张君是眼睛不明，所以把感叹符号认为‘细菌’
‘弹丸’。”我说：“你来北京才几月，又没有看见过张君，怎么知道他的眼睛不明呢？”伊又笑起来了。
一九二四，九，十一，在南山病院。
零零碎碎
近来因为要教小孩们白话文法，所以不远千里的跑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一本《白话文文法纲要》，系陈浚介先生的大作，吴研因先生校订的。这本文法定价大洋两角，照九折算，花了我一角八分钱，——一角八分钱可以到滨来香吃一杯冰淇淋两块点心了，把这本小书带到洋车上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心痛。后来想想用这本小书去教小孩们，或者可敷衍一个月，也可以骗得十块大洋，——想到这里，我又像如来佛一般的笑迷迷〔眯眯〕起来了。那知把这本文法带回寓中一看，竟不免大失所望！《白话文文法纲要》第二十页上说：
分句作区别词用例如，那个人昨天曾来找过你；此刻他又来了。
（“昨天曾来找过你”是分句）这明明是两个并列句，“那个人昨天曾来找过你”同“此刻他又来了”的意思是平等的，并列的，并不是什么“分句作区别词用！”这样文法只要读过两年英文文法的人都会懂得的，然而陈浚介先生和吴研因先生竟弄不清楚！
最妙的是六十五页的“复句”的例子：
村上的总董，就是现在的，发出来一个郑重的声音，吩咐安特罗克勒说出为甚么这凶恶的兽，一刻儿忘掉了他原有的性子，竟变了一只不害人的兽了，他情愿放弃了他的食品，比较吃掉你还好呢。
这样的妙句，也不知道陈浚介先生从什么地方找来的，我只好用我的朋友吴曙天女士常说的笑话，替他批上个“不通，不通，又不通！”
好久没有到东城去了，昨天偶然到东城逛逛，侥幸碰着几个男女朋友。大家喝过酒，吃过肉以后，便大谈起恋爱来。座上有两个男子是主张自由恋爱的，他们说：“我们是相信‘有限可能说’（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possibilities）的，相信男女间的关系也只有几种解决方法，强迫婚姻，自由恋爱，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古今中外的男女关系，都逃不出这几条有限的可能！但是自由恋爱在现在总算是天经地义了。”座中有一位女士愤愤的说：“这几种男女间的制度我都不赞成！”于是他们问伊：“那吗，你是相信独身主义的？”伊笑着答：“我是相信无主义的主义的！独身主义我也反对！”
那时我想我只能学朴念仁先生“缄默”了，因为“无主义的主义”的人是没有方法可以辩驳的！
近来听说好些人在那里反对什么“帝国主义”，这种声音从前虽没有听见过，但总算是特别叫得响亮而且新鲜的声音了。雨后走到街上一看，赤膊的人们满街走着，几个小孩连裤子也不穿的在积水中游戏，苍蝇聚满的西瓜摆在摊上。我于是乎觉得十分忧愁，因此便想起湖南，江西等处的水灾惨状，连安徽六安的大刀会匪的威风也浮到心里来了。记得当去年中国教育界代表在万国教育会会议中大出风头，替中国民族吹牛的时候，有一位“中国思想界的权威”的学者笑着对我说：“他们在万国教育会议上替中国吹什么牛呢？只要临城出这几个土匪也够丢中国的脸了！”——反对“帝国主义”诚然是今日之急图而为我所绝对赞成的，但几时能叫国人在街上走路不打赤膊？（注意：打赤膊的人并不是全是没有衣服穿，所以马克思派的唯物史观也就暂不适用，恐滋误会，特此声明。）几时能叫小孩们不脱了裤子在污泥的积水中游戏？几时能叫苍蝇聚集的西瓜不摆在中国的首都的北京城的街上？几时能叫中国人多栽森林以防水灾？几时能叫大刀会匪不发现于中国？我愈想愈觉前途是黑暗而且渺茫了！
一九二四，七，二十五。
僭越的忧虑
钢笔和墨水瓶，看来比雪花膏和花露水，是要重要些；因为前两样是学用品，后两样却是装饰品了。但是据朋友P君告我，在一部分的女学生方面，好像这四样东西有同样的重要，或者后两样东西更觉重要些。北京某学校中的女学生，自修室的桌上，雪花膏花露水的数目，竟比钢笔和墨水瓶的数目，要多两倍！
女子参政的声音，近来喊得很高，似乎连那“墓木拱矣”的老年人，也有些听见了。朋友C君告诉我，胡适之先生的《努力周报》，在杭州的某女校中，每期销不到十份（某女校的学生有三百余人），但是《快活杂志》却颇风行一时，几乎有人手一编之概。要求参政的女学生们，眼光中“快活”比“努力”更有趣味些，这似乎是不可解的事罢。
心灵怯弱的我，听见这两件区区的小事却引起无限的悲哀，无限的忧虑了。
也许这是僭越的忧虑罢！
十一，十，二十二。
病中的觉悟
二竖弄人，一病三月，始则发烧，终乃流血。医生说，“出汗是要紧的，否则，流血是免不了的！”
是的，我的确太怯弱了，出汗是害怕的，终且免不了要流血，——本来是想免了暂时出汗之苦，终且受了三月流血之罚。
双十节来了，我还在病里。今年的双十节，可以说是血染成的：看，看鲜红的血染满了我的床，染遍了东南，也要染遍了东北！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
搬桌装炉似乎只要出汗就够了，然而不肯出汗的，终于搬桌装炉也要流血！
敢自己流血的人是勇敢的！流血的是非，当然更为一问题。
正因为中国人太懒惰了，不肯出汗的，终于被鞭子赶着，免不了在压迫的环境里流血。
聚餐会的文豪们呵，打电话写情书的公子们呵，手里织着绒线的小姐们呵，你们乐是乐够了，就是将你们穿上貂衣，捆上棉被，靠在火炉旁，也终于烤不出一滴汗来罢，——好凉血的动物们呵！
然而，也慢乐着，“很大的鞭子”不久就要来的！
“出汗是要紧的，否则，流血是免不了的！”医生这么说。
“自己敢流血是好的，否则，迟早也要被鞭子抽着流血的！”我接着说。
十三，十，十。
“不行”
（一）开门见山
文豪说：做文章应该开门见山，不要拖泥带水。
五年前，我在南京听顾实先生讲文学史。讲义第一章的开始是：
“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
顾先生站在北极阁下的讲堂上，洋洋得意地称赞他自己的大作：“这几句文章是开门见山！”
（二）“诗哲”
中国古有“诗仙”，“诗圣”而无“诗哲”。自从竺震旦东来之后，于是中国乃有诗哲了。
诗哲者何？
我曰：“诗哲者，诗人而兼差做哲学家也。”
胡适之曰：“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己［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见《读书》杂志）“不行”！近来中国竟有“得陇望蜀”的。五百年后的杨鸿烈做《中国诗学史大纲》，当大书特书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之后，千有余年，于是又有人也，曰诗哲。”
（三）天才的权威天才说：“你喊得不响，你应该闭起嘴来。”上帝说：
“你生来有嘴，当然有喊的自由。”我开始张开嘴来，——上帝忽然不见了，天才走到我的面前，恶狠狠的说：“不行！……”
一九二四，十二，十五。
丢了三个
《语丝》上的“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加以语堂先生的《写在……后面》，近代中国文豪，大半表上有名了。这实在可供未来的谢无量或者凌独见做文学史时的参考。病中爱躺在椅上沉思，觉近代中国文豪，表上无名者尚有三人，此三人影响中国文坛，至深且大。倘此三人而不入文学史，宁非千古“冤狱”！爰作此文，代鸣不平，以供参考。
（一）“吾家”梦华（Matthew Arnold）“吾家”梦华自得了“东大之花”以后，已久久不作评论文字了。而三年前纵横东南，痛哭流涕，正人心，息邪说，以中国之安诺德自命，其功正不可没。况“吾家”
梦华为“吾家”博士（非“刘博士”）之侄，吾家博士首创文学革命，近代文学，首屈一指。《语丝》表上虽然无名，然吾家博士之在中国，正如孔丘，关羽一般，家喻户晓。可以吾家博士“不朽”，而吾家梦华竟“朽”乎？是非补入表中不可。
（二）梅光之迪（Irving Babbitt）梅光之迪，首创《学衡》，远继白壁德之人文主义，近辟新文化之误解，为吾家博士之劲敌，亦东南文士所共仰。手头无美国文学史，白壁德之入美国文学史（或教育史）与否不可知，而梅光之迪当入中国之文学史，则已成定论。表上无名，“爱管闲事”非打屁股不可！
（三）张歆海（Charles Dickens）某“诗哲”告吾友禾生曰：“辜汤生的英文有迭更司这么好，张歆海的英文同辜汤生一般好，所以张歆海之英文有迭更司一般好。”
诗哲之言，出口自合逻辑上之三段论法，其学诚不可及。记得古希腊有这样逻辑：
鸡是蛋生的，
蛋是鸡生的，
故蛋是蛋生的。
诗哲之逻辑，出口与希腊古贤相合。张歆海之比迭更司，谁敢曰不宜。是故，中国近代有三迭更司：
一陈源迭更司
二辜汤生迭更司
三张歆海迭更司
老子一气化三清（见《封神演义》），迭更司一鬼化三人。东海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亦同。此中国文学史所当大书特书，可以《语丝》表上而无之乎？
一九二六，一，二十五，头昏脑痛之日书。
漫语
屠夫把尖刀刺进猪们的颈项的时节，猪们的反抗，大约只有高声地呼号吧。因为只有呼号而没有动作，所以猪们永远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猪们。
我们将自己比做睡狮，这似乎是太奢望了，因为天下决没有子弹穿过腹背而不醒来的狮子的。真醒来的负伤的狮子，它便狂噬，它便猛扑，它的反抗决不止于呼号，此狮子所以高于一切的猪们和其他懦弱的禽兽，而为百兽之王。
人们的位置似乎在狮们之上吧，然而我的确怀疑着，对于我爱的懦弱的中国的人们。
一次敌人的侵袭来了，我们从梦中醒来；有的呐喊几声，有的散几张传单，有的割破自己的指头而血书几个无聊的字。这样，便是所谓自命睡狮的人们的反抗了。一次是如此，两次也是如此，十次百次以至子弹穿过腹背的时节还是如此。
我们不是刚睡的狮，我们是将死的猪……可怜而又可耻的我们！
反抗要有动作。动作不仅是动嘴，我们有手的应该动手，有脚的也应该动脚。
打我们的也不妨打它！杀我们的也不妨杀它！……也不要忙着选委员了，也不要忙着争主席了，子弹已经穿进我们的腹背了，这样紧急存亡的时节，难道还可以为了自己而争无谓的出风头么？假如大英国和大日本的兵们已开到正阳门外，难道我们还可以从容不迫地选委员和争主席么？好安闲而体面的中国人们！
拿着白旗在街上讲演的兄弟们和姊妹们！你们不要痛哭流泪地多发议论了。你们应该流血，不应该流泪……狮子为奋斗而死是勇敢的。否则，我们便成了死猪。
那是耻辱！
一九二五，六，十五。
高尔基及其他
一
一个美国人去问高尔基（mGorky）：“那一篇小说是你最好的小说呢？”高尔基想了一刻，才笑着回答：“我的最好小说吗？现在还没有写。”
但是我们的聪明的《小说月报》记者，却已经替高尔基回答了。《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四号，因为登载了一篇高尔基的《我的旅伴》，于是“最后一页”上便说：
“《我的旅伴》使我们见到高尔基的伟大精神与他的微妙的描写。像这一类的活泼泼的写第四阶级的生活及游情的少年心理，在世界的文学库里，似乎是第一篇，而且是不朽的一篇。”
前两天有几个朋友到俄国去，其中的一个女朋友到我这里来辞行，我请她喝酒，酒酣耳热之余，我笑着对她说：
“你到俄国以后，如果看见高尔基，你可告诉他，他的最好的小说，我们的聪明的《小说月报》记者已有定评，是一篇《我的旅伴》。你更告诉他，这篇小说就是在世界文学库里，也是第一篇，而且是不朽的一篇。高尔基平常极喜欢恭维，他听见这话一定很欢喜。你可以更告诉他，劝他以后可以玩玩，不必再做小说了。因为无论如何，再做也不会有比《我的旅伴》那一篇好的！”
我更希望有人，——最好是陈通伯，张歆海，因为陈通伯的英文比英国人还好，而且张歆海的英文是同迭更司一样好。——把我们《小说月报》记者的批评译成英文，登在美国的什么杂志或报纸上，使那一个问高尔基的呆笨美国人也可以知道，“高尔基的最好的小说是那一篇译成中文的《我的旅伴》！”
二
在北京政治舞台上，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政治有怎样变更，总是“十八个罗汉，年年换。”逃来逃去，仍旧逃不了那一班“某老”，“某老”的什么坏东西！
但是上海的《小说月报》，我们也曾看见，无论每年正月怎样有一番革新，也总是那几个旧脚色来撑场面。这些老脚色的脸谱，唱工，我们实在有点领教够了！江南自古多才士，我们的新进作家那里去了？
最近听见傅增湘君说，“读者要先读书皮，书皮读不通，还读得通书中的内容吗？”是的，我也应该读《小说月报》的书皮了，“本社投稿简章”上说：
“五，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后概不答复，亦不退还，并不能告知投稿者能否预先登载。”
一堆一堆的稿子堆在《小说月报》编辑室里，编辑先生在上面批了两个“未阅”的红字。
多少青年作家的心血，在编辑先生的“未阅”两个红字底下消灭了！编辑先生老爷开恩呀！请你阅一阅，使我青年作家的心血不致白费罢！唉！！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六。
（附记）对不起，这篇小文原是对于《小说月报》编辑有点不敬的，但作者对于《小说月报》编辑并无私怨，也从来不曾在《小说月报》
投过稿。况且该报投稿简章不是已经改正了么？
你瞧！
五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后概不答复如不登载除短诗短文外长稿一律寄还于是本文也可以取消了。
一九二八，十二，七日再记。
浪漫的与写实的
我的表妹在光华大学读书，星期日来看我，说起该校请来许多名教授了，这学期的功课真好哩。表妹眉飞色舞地，嘴里像留声机一般地涌出：“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之流的名字。我抽着香烟，微笑地听她说得那么起劲，但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这些名教授也者，我自东至西，自南至北早已领教过的。
“阿哥，你看——”表妹从书袋里一掏，忽然掏出一册小白色的本子来：“《光华》……”
这两个模仿康圣人的字体，好生而熟，大约是李石岑君的法书〔书法〕吧，仿佛在什么杂志的封面上常见过的。
躺在沙发上大略一翻，这二卷一期的《光华》周刊真是内容丰富哪！胡适教授的《读书杂志》是“考证象棋的年代”的，我平生对于象棋无啥兴味，所以也懒得去看了。引我注目的还是那篇《浪漫的与写实的》，这是怎样动人的标题，我不由地又想起梁实秋教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那美国白璧德（Babbitt）一派的健将的大作。
该文一开首提起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这仿佛又不是白璧德派的议论了。再看下去——看到文章第二段，妙语就来了：
“我们因为深恶环境，便把它深刻地描写出来，这便成了写实派的文学；我们因为深恶环境，便把我们自己的理想界创造出来，这便成了浪漫派的文学。所以写实派的文学是破坏的工作，而浪漫派的文学是创造的工作。”
我觉得这些议论是古今中外论文学的书上所罕见的，所以特别提来。
下面妙语还多呢：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文学的使命，那就是革命。（倘然在没有革命声浪的时候。你来提倡革命，人家都会说你是过激；倘然在革命声浪正高的时候，你来提倡革命，人家也会说你是投机。）”
原来如此。“文学的使命”虽是“革命”，但通达世故的人都该知道，革命是革不得的。早一点革命怕人家骂“过激”，晚一点革命又怕人家骂“投机”。然则怎么办才好呢？老头子曰：“不如老实点坐在家里罢。”
“我们再从艺术方面来讲，写实派是为人生而艺术，而浪漫派是为艺术而艺术；然而人生应当是艺术的，……写实派的作品，就是浪漫派的，浪漫派的作品，也就是写实派的。……”
记得宋朝有个和尚仿佛说过几句比喻的妙话：“天下的道理是差不多的。比方你打满了一桶水，又用一只空桶分开来，是一个样子了；再又用一只空桶分开来，又是一个样子。其实倒来分去，合起来还是一桶水。”——“浪漫”
就是“写实”，“写实”就是“浪漫”，有什么不对呢？黑人是人，白人是人，黄人也是人。所以白人就是黄人，黄人就是黑人。君子曰：“天下的道理，一而已矣！”
但是天下的文学史家也实在太笨！记得二十年前听一个英国教师讲文学史，仿佛说到欧洲文艺思潮，从十九世纪的初年起，这五十年中，是主观的文艺思潮勃兴，可称为浪漫主义的时代；从十九世纪的中叶起，文艺受了科学的影响，便成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大约是Romanticism的译名；写实主义仿佛是Realism的译名。这两个字的英文字母多寡有别，但第一字母是R的，是不会错的。所以这个R就是那个R，那个R就是这个R！哈，哈。
又“为人生而艺术”大概是artforlife，“为艺术而艺术”大概是artforart’ssake。然而两个“而”字也用得不大亨。
“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写实派的作品；张资平的《苔莉》，《最后的幸福》，都是浪漫派的作品。”
张资平君的作品，近来听说很流行，我的表妹的口袋里也常藏着他的小说。但说来也惭愧，我的确一页也没有看过，所以不敢乱说，究竟是不是“浪漫”。然而鲁迅君，哈，哈，原来《野草》也是“写实派”，究竟不知道《野草》里写的是那地〔块〕田里或那座山上的几茎野草。——请《光华》周刊的作者有以语我来。
表妹已经陪着我的内人逛大世界去了。我想，看这样的文章，还不如躺在床上抽烟罢。——然而我的脑中总忘不了表妹口中的许多“名教授”。
一九二七，十一，十九。
《平民诗选》序
今年初夏的晚上，我在陶知行［行知］先生家里吃晚饭。陶先生是除了平民教育不开口的，于是乎我这样一个平民教育的门外汉，也只好跟着胡说起平民教育来；我们从《平民千字课》谈到编辑平民的丛书，谈到平民丛书中拟编辑的《平民诗选》。陶先生忽然若有所思的说：“《平民诗选》何不由你动手干起来！”我那时不知道怎样有那样的大胆，竟破口回答地说：“也好吧！让我来选选看。”
起初我觉得这部《平民诗选》是很容易着手的。但是一动手选以手，才悔那天不该对陶先生说了“让我选选看”的那句话。我因为选平民诗选而联想到《儒林外史》上的马二先生，一方面觉得做个马二先生是不容易，一方面又觉得我的责任比马二先生重得多。马二先生选八股给举子读是不负责任的，他只要骗书店里几两银子也算完了！读了马二先生选八股而考不中秀才的人，决不会去抱怨马二先生，只能抱怨自己的命运罢了。我的责任却要拿诗歌来陶冶平民的性情，提高平民的精神。诗歌本来不可拿来做教训的；诗歌是人们快乐或悲哀的情感的表现。中国虽为四千年礼教的古国，像一般遗老遗少所自夸的，但在中国的汗牛充栋的诗集中竟找不出几首可以激发人的志气的诗。在中国诗中最多是消极乐天派或是个人牢骚的诗；所以我的工作便觉得十分困难了。往往读完一部诗集之后竟选不出一首诗来。我以为这部《平民诗选》在今生是没有选成的希望了。
但后来，因为得了吴冕藻女士的帮助和指导，有了伊的勇敢和勤劳，于是我又提起我的精神来干这马二先生的选业。我把我的选诗的条件降低：不要首首诗能提高平民的精神，只要能陶冶平民的性情也算满足了。于是我所注意的是诗的容易懂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希望我所选的诗能够使读了四册《平民千字课》的人一读就懂。悲哀时的痛哭，快乐时的欢笑，恋爱时的疯狂，被损害时的怨尤，种种在我所选的诗中所表现的真实的情感，我希望能引起一般平民读者的情感的共鸣。
我选这本《平民诗选》是很惭愧的。我虽然也受经济压迫而度过几个烧饼一天的日子，但我却并不曾替人们拉过洋车；我也曾经过抄写钢板而致手指肿痛的生活，但我却不曾为人们挑担而吐血；我也曾经过夹衣过冬的贫寒时期，但我却不曾尝过单衣在雪地里奔走的痛苦。到如今，我脸上已经戴起金镶眼镜，夏天身上穿绸衫，冬天身上穿皮袍，吃的是三餐白米饭；我的生活已经一天天贵族起来了，我选的《平民诗选》也许不是我亲爱的平民朋友所欢喜读的罢。但我的被损害而破碎的心，是经过无数的风霜雨雪来的，我把我的真心来选成这部《平民诗选》，也许不致于和我亲爱的平民朋友的心十分隔膜罢！
最后，我应该谢谢陶知行［行知］先生，因为他把这部《平民诗选》仔细校阅了一遍，我更应该谢谢杨可大先生，因为他把这部《平民诗选》拿到他教的平民师范班教授了一次，贡献了我很多的意见。我尤其应该声明的，是这本《平民诗选》大部分是吴冕藻女士选的，选好之后又蒙伊抄写一次。没有吴女士的热心和帮助，我决选不成这部《平民诗选》！
（附记）这篇序大概是一九二四年冬天做的。序是做成了，《诗选》也选成了，但后来《诗选》
也不知寄到哪里去了，从此竟无消息！呜呼！中国之事，大抵如斯！
一九二八，十二，二十，记。
《深誓》自序
我的几十首小诗，因了曙天女士不惮烦的替我编成付印，得传布在我爱的同时代的读者诸君之前，这在我个人，实在觉得荣幸而且羞惭。
因为我是青年，我的诗多半是歌咏爱情。我曾彻夜发狂地高唱爱之恋歌，在旷野无人的星光底下，清风为我而低吟唱和之音。然而我的恋歌，多半在清风明月底下消灭了。当细雨朦胧地从天空的浮云流到人间的时节，我的忧愁之句在地上留下了痕迹，这痕迹，是深刻而不能磨灭的；虽然在慈善的太阳从林里庄严地上升着的时节，我也曾俯伏在阳光的脚底，高吟爱之颂歌。
我的青春一天天的逝去，我的容颜渐渐衰老，我的歌声也已经枯燥而且消沉了罢。我不能常常唱这样的恋歌，但如果人间爱之火永远不灭，我还想高吟几句，在我老态龙钟的时候。
我应该感谢在旅路上遇着的几个女郎！有的给我微笑，有的给我沉默，有的给我忧愁和疯狂。我不知道伊们现在是到那里去了。然而那些不灭的微笑，不灭的沉默，不灭的忧愁和疯狂，都在我的几十首小诗里永远留着不灭的影子。
《深誓》的读者们！假如你是理智化的学者，你是高慢的文学评论家，你是著名的高贵诗人，你是得意的老爷，太太，我希望我这本小诗不要陈列在你们之前。如果你们的眼珠看过我诗集中的一行，这在你们毫无所得，而在我则将得着讥笑和侮辱。那些得恋而欢笑的对对青年，那些失恋而悲哀的旷夫怨女，在你们的快乐声中，在你们的洒泪时节，我把我的小小诗集献给你们。如果你是欢乐，它决不在你的欢乐心中留下悲哀的痕迹；如果你是悲哀，它决不在你的悲哀心中种下欢乐的种子。
我应该感谢曙天女士——我的亲爱的伴侣！因为有伊帮助，我的小小诗集才能出现于人间。
一九二五，七，十三。
跋《情书一束》
年代久远，忘记是那一个皇帝时代的事了，总之，朋友Y君那时还在人间罢。一个寒冬的晚上，青年的我们俩跄跄踉踉地跑到东安市场去，在小店里每人吃了一碗元宵，心儿也渐渐和暖起来了。于是在市场上踱来踱去地想看女人，——看女人，这是我们那时每次逛市场的目的。
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又是那样冰冻严寒的冬天，小摊上虽然还灯火辉煌地，游人确已寥落可数了。那里有美丽的女人呢？我们俩踱来踱去的瞧了半天，终于连一条红围巾的影子也瞧不见。Y君很凄凉地说：“今晚的市场是何等灰色呀！”“哦，灰色！成对的此时大约都躺在红绫被里了。”我带着气愤的神气答。
总之，后来我们是混到小书摊上去了。Y君花了十吊铜子买了一部旧版的《三侠五义》，他那时已经对朋友们挂起招牌想做强盗式的英雄了，虽然要做英雄是为了得不着女人的爱的缘故。我呢，因为袋里无钱，所以什么书也没有买。那一部旧版的《三侠五义》有一个青布硬壳套，Y君只在灯底下打开套来略略翻看了一本第一册上面的图画，便夹在肘下走了。但是，在半路上，Y君的一套《三侠五义》终于被我用强迫的手段夺了来。其间略有争斗，我记得还挨了Y君恶狠狠地打了一手杖。一手杖正打在背脊之上，当时觉得很痛，过了几分钟也就消失了。而且代价也真值得，谁也梦想不到那样一套旧小说内竟夹着几封蝇头小字的哀惋绝人的青年男女们的情书。
那些情书里的男女主人公是谁呢？何以夹在这一套旧《三侠五义》里？我虽然不是考据家，但当时为了好奇心所迫，也曾花了很多时间去考据，而结果仍是渺渺茫茫。
那情书上所署名，男的似乎是J，女的似乎是A。然而J是谁呢？A又是谁呢？我千思万想终于是难明白。我那时对于这些情书绝对守秘密，第一个要瞒着的是Y君。至于为什么要守秘密？理由此时也忘掉了。大约我那时把那些情书当作宝贝看待罢。乡下人得着宝贝是不愿意旁人知道的。而况那些宝贝明明从Y君买来的旧书里得来的呢？
我在夜阑人静，孤灯俦影的时节，偷偷地在灯下阅读那些情书：红色的信笺，上面点点的尽是痕迹。是泪痕罢？因为是用铅笔写的，所以字句也十分模糊了。但隐隐约约地总可看出青年男女真情的流露，和人世种种不幸的痛苦。
我青年时也蒙一两个女人爱过，但后来伊们都爱了旁的有钱有势有貌的男人，把我这又穷又弱的“丑小鸭”丢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感谢那些情书，消磨了我无数难眠的长夜。悲哀处流了一把眼泪，感动处叹了一声可怜。尼采（Nietzche）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那几封蝇头小字的红色情书，盖无一字无一句不是青年男女火一般热的爱的心中流露出来的鲜血呵！但那情书中的主人公J与A究竟如何结果？——家庭的顽固，社会的压迫，第三者的纠纷，我看了一些断片的情书，如何知道他们以后的渺茫的结局呢？
人生如朝露，Y君竟因肺病于前年夏间死去。冥冥中是不是有鬼呢？我不知道。自Y君死去以后，我心中十分悲伤。晚上也时常做梦，梦见Y君用手杖打我，痛得大叫而醒。有时我又梦见一位不相识的眉头稍蹙，身材瘦削的青年，与一位装束入时，娇小玲珑的少女，向我要求什么。因此神魂不宁，一病两月。病中，我知道是那些情书作祟，想把那些情书用火烧去。但燃了几次火柴，终于不忍下手。我因此又向冥冥中祷告，拟将那些情书誉清印刷出来，传之人间，定名为《情书一束》。
然而穷汉生涯，时间和精力已经整批的卖掉了。两年来我在一个古庙里替和尚们守菩萨当书记，每天要在七八点钟的时间坐在观音菩萨座下写蝇头小楷的《金刚经》。
晚上总是肩酸腰痛，卧睡不宁。心里也想把那些情书誉清出来，以期无负自己的祷告。然而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今年夏秋苦雨，古庙檐瓦多漏洞，我的竹箱搁在窗下，常为雨点打湿。W君说，“把箱子打开来晒晒罢。”
我对于W君的好意是感激的。然而这竹箱怎能拿出外面去晒太阳呢？我的确存了一个自私的心，以为将来这些藏在竹箱里的情书发表出去，一定要瞒着旁人，算作自己的创作。我的房里的财产，除了这一口竹箱以外，四壁空空，毫无可以隐藏的地方，所以那些情书也终于锁住箱里了。秋尽冬来，体弱血衰，不能耐冷。忽然想起竹箱里有一件十年前的老羊皮背心，或者可以御寒。取钥开箱，才发见摆在上层的那些情书已为雨点湿透，字迹模糊，不可阅读。而老羊皮背心则依然无恙，则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叹气数声，欲哭无泪。亦可怜矣！
呜呼那宝贝似的数十页情书已经为雨水所蚀，半隐半现矣。余乃立志就记忆和想像所及，一鳞一爪，为之整理就绪，以期青年男女之真实情感，不致无端湮没。刚拟就冬夜难眠之时，开始执笔，而京津战起，交通断绝，百物昂贵，困于油盐，时焦急而辍笔。茬苒两月，才整理出若干篇。名为《情书一束》，从两年前旧定之名也。
余年青时也曾弄过文学，其实也不过弄弄而已，并不是对于文学，特别喜欢。好像是Stendhal曾说起，他坐下来写文章就好像抽雪茄烟；我之弄文学，也正是抽雪茄烟之意，虽然我并不想高攀Stendhal般的文豪。做文章也许是我的A Refuge from the emptiness of Life罢。匆匆忙忙的随笔写成几篇东西，有的在朋友们办的报上发表过了，有的寄出去发表，忽然又被编辑先生退回来了，上面还用朱批批了“不用”二字。现在也择了几篇，发表在《情书一束》里。
至于读《情书一束》的人们，有的读得痛哭流涕，有的读得嬉笑怒骂；——有的拿它当小说读，有的当故事杂感散文读，有的当情书读，——放在抽屉里来常写情书给爱人时的参考；有的文学家与批评家或者蹙起眉头来以为这不是文学，这是艺术园里的一束杂草：都随他去罢。一二百年后或者有考证家出，引今据古长篇大论地考证《情书一束》，也许竟能隐约地考出《情人一束》中的许多主人公，如胡适之先生之考证《红楼梦》焉。是书即暂时无人肯买，将来也许竟能风行一时罢。然而未来的事，谁有那样耐心去管它呢？至于余贫穷人的希望，则在是书之能赶快印出，赶快买〔卖〕去，赶快多弄得若干金钱，以舒眼前生活的困难而已。
一九二五，冬至节日。
罪过
衣萍兄：
自从你发表《爱丽》以后，就听见有些小绅士们正颜厉色的怪你何必如此取材。我们的教育家还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他好像又说做这样小说的人是有陷害青年的动机！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呀！——但是，衣萍，我应该恭贺你，你的小说能深深地刺入人心，这便是你的成功，无论所得的报酬是咀［诅］咒或是怨恨。
《情书一束》虽然只蒙你在京时给我看了一两篇你的初稿，而我所牢牢记得的，是你的作品，处处表现你的真实的大胆的描写，那便是你的人格的表现，虽然我到如今还不曾读到你的已经出版的《情书一束》。我总觉得我国现在流行的小说实在太灰色太乏味了，我们实在不需要那些文章美丽，辞句浮夸，粉饰虚伪的矫揉造作的产品，我最爱那胆子最大的Gautier的作品，他将他理想中的妇女的美，妇女肉体的美，赤裸裸的绘出来。绅士们看了自然要惊惶跌倒。George mcore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坦白，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的心理是病态，卑怯，爱女人。他似乎说所有的书，只要不讲女人，便不是书；即是好书也不是我们所爱读的。他说Hugo的著作便是个好例。
我现在要你把《情书一束》快寄我一册。Miss房仲民那册也请你从速派人送到她的学校里去。她喜欢读你的作品，比我盼望得更急。她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她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的。
你的生活，我很希望你能改进一些。三四年前，我同思永来找你，你寂寞地守着古庙西边的一间房子，清瘦的面貌，热烈的感情。现在呢，思永离开人间两年了！我独自来找你，你仍旧寂寞地守着那古庙西边的一间房子，面貌还是从前一般地清瘦，感情还是从前一般热烈。庭前的铜缸，铜缸里的荷叶，大概是从前所没有的吧，还多了一位多情姑娘，常来打破你的寂寞。究竟总不是好事，几年来枯守着古庙的一间房子，感觉上也未免太单调而且枯燥了吧。爱好文艺的人总该设法使感觉不要十分枯燥单一才好。
秉璧五，二十一。
（附答）这是我的朋友郑秉璧君寄来的一封信，现在抄出发表在这里。自从《情书一束》出版以后，我直接间接听见许多新闻。最奇怪的是一个中学校的学生们来信向北新书局定七十本《情书一束》，后来忽然又来信说是不要了，大约也是“教育家”说这是小说家利用青年的弱点的缘故。这在我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出版的书局受些损失罢了，虽然我知道《情书一束》决不是“教育家”所能阻止流行，而且生意之佳，在北新书局最近出版书籍里也算数一数二的。我最痛恨的是那以耳代目的盲人，他们其实未翻过《情书一束》的一页，只是渺渺茫茫地说：“这是陷害青年！”我并不是说，《情书一束》是什么了不得的劝善规过的书，普天下青年男女非读不可，——如果我做得到教育总长，我或可以下一道指令，把《情书一束》列入大学中学课程内，可惜我非“老虎”，总长之梦，此生已属渺茫，自难强天下之青年以读“情书”，如吾家孤桐先生之强天下之青年以读“经”，以学“古文”，以反对白话。然而我虽不学无术，我乃砖塔寺畔的一小僧，却不妨大胆宣言：如果高中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中学教育可算完全失败；如果大学学生而不能读《情书一束》，那样虚伪大学也该早点关门！
《情书一束》虽写得不好，但态度却是十分严肃的。
坊间旧小说，“陷害青年”（？）者何限，“教育家”能一一摧残之乎？如果世界上没有恶，那就根本用不着什么教育。不，我不该谈什么教育，还是：溜溜去吧，鼻孔又塞起来了。至于秉璧恭维我的话，那是应该的，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一九二六，秋天，于伤风头痛之日。
呼冤
半农先生：
先生荣任副刊编辑，小弟不来道贺，却来呼冤，真是丧心病狂。但是这个年头，唉，这个年头，谁的心头没有几分冤枉？别的我不说，也不敢说。因为先生办副刊，而又不我遐弃的向我要稿子，为了投稿的问题，眼见不平已久，牢骚积到万分，姑且借光贵刊，一吐为快，登载与否，悉听尊便；倘有错字，务望改正。
我想社会上的刊物，大概可分两种：一种是不欢迎投稿的，如《语丝》周刊，乃是同人杂志。一种是欢迎投稿的，日报副刊，普通杂志，肯出金钱买稿的，乃是公开的刊物。关于同人杂志，我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是同人的发表言论机会，“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来的文章不好请你等一等。我现在要说的，那是普通刊物，欢迎投稿的。
我是足迹没有出过国门的，别国的情形我不知道。单就中国而说，我觉得普通挂着“欢迎投稿”的招牌的杂志或副刊，可依编辑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称之曰“元老投稿者”，这些投稿者在社会上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无论东西是好是坏，是凤毛是狗屁，但在文坛上总有了一个位置。他们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载，题目是大号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栏。第二等可称之曰“亲属投稿者”，这里面包括的是编辑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爱人，他们或她们是与编辑者有切肤的关系的，他们或她们的稿子当然也不会搁下，理当提前登载，以示亲热。第三等可称之曰“投机投稿者”，——这个名词似乎不通，一时想不出好名词来，姑且用了再说。——他们或她们是懂得编辑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红信封或绿信封，而且稿纸上也不妨洒几滴香水，或者是信封里还夹着一两朵鲜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么女子大学和女子师范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个鲜丽婷娜的别号（Penname）。于是编辑先生，软坐沙发椅上，掀须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节所说，全有事实可以证明，先生若不见信，不妨打个十万火急的专电给孙伏老问个明白。
小弟是从来不会说谎的。）第四等是“无名投稿者”，“无名”却并不是没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会上尚无人知，故称之曰“无名”。此辈投稿者大都是普通学生，穷困青年，他们创作心热，发表心健，稿子挥笔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现在要呼冤的，就是为了这一等人。
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会上的虐待，不是活该么？普通编辑者对于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南方的郑振铎式”，二种是“北方的孙伏园式”。——对不起，现在姑且请他俩做了代表；虽然伏老现在是无“副”可“刊”，逃之夭夭了。郑振铎式的办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来堆起来，捆起来捆起来，在上面批上“不用”两个大字，于是一切都完了。孙伏园式的办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总得看一遍，遇着以为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两个红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两个红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所以记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忽然又搁下了，也许一搁永无消息。于是伏老在京当了几年副刊记者，弄得怨声载道，蜚话丛生。
先生，你现在是荣任副刊记者了。你的副刊当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你将来对于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当采取何种办法：还是采取郑振铎式的办法呢？还是采取孙伏园式的办法呢？我想，现在正是学者们提倡“节育”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远不做。否则，郑振铎式的办法，可以算是“溺婴”，倒也是免得谬种流传的一个好办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许旁人说短长！中国虽然广大，然而当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经文豪们互相选出了么？为了中国文坛前途，最好是把一班无名的创作家全压下去。哈哈，我本来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写到末了，自己也变成一个郑振铎式的信徒，因为我知道艺术应该是“贵族的”，文学应该是“天才的”，作品应该是“水平线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么东西！做文章！
哼！你也配！
弟衣萍拜上，十五，六，二十九，早。
（附录）
衣萍先生：
编辑先生压积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实在却是一件大事，因为无名作者的作品中，也着实可以有得极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极坏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结果一定要埋没了不少的人才，我现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论有名无名，无不赶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邮票的，无不立时退还。最难的乃是一种不好不坏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有所不忍，只得暂时存一存，等到稿子缺乏时凑数。但无论如何，若是等了三四个礼拜而还没有安插的机会，也就只得退还。我也是个懒人，但有了你的警告，总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于看不起无名作者，那是刘复断断不敢；试看《小饭店里》那篇小说，也是个尚未知名的作者寄来的，我给他在第一号里就登了出来了。
弟刘复。
女人压迫女人
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残忍地压迫女人。这种例子在中国家庭内，原是“古已有之”。
做婆婆的是从做过媳妇来的。自己受婆婆打骂的时节，当然也有点愤愤不平。但等到自己做了婆婆，便又自然地瞪起眼来打骂媳妇了。姑嫂是不能相安的，妯娌也是不能和睦的。姊妹也时常为了利害而互相压迫，互相仇视。
最可怜而可恨的是婆婆为了打媳妇而借重公公，小姑为了多嘴而鼓动哥哥，——用男人的权力来压迫女人的女人！
学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好像哥仑比亚的杜威先生这样说过。学校犹同家庭，好像从哥仑比亚归来的杨荫榆女士又这样说过。
不幸的北京女师大竟成了一个不幸的大家庭！“师范学校为国民之母之母”，然则彼杨荫榆女士者，“其国民之母之母”之母乎？抑“国民之母之母”之婆乎？
婆婆是应该压迫媳妇的，母亲也更应该虐待女儿的。
所以杨荫榆女士是应该把反对伊的同性女生开除的。开除的罪未免太轻了。古者家庭之内，溺女杀媳习为故常，社会犹不以为非。可惜杨君之技仅止于开除，——其实彼有异性之教务长及教员帮助，又何事不可为。而况报纸传说，教育部已公然默许之。
压迫女人的男人，同时也帮助女人压迫女人；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借重男人压迫女人！呜呼！可怜的而又可恨的女子师大的大家庭的家长！
十四，五，十三。
小小的希望
近来很有些人写信来问我：明天社是不是提倡未来派的文学？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明天社的宣言发表了几个月，到如今还没有一些作品出来，自然引起研究文学的人们的怀疑。
什么是未来派的文学？我因为在中国买不到关于未来派的书籍，到如今还不十分懂得。近日看了一本HBSmuel做的Modernities，在这本书的末一章《未来主义的未来》中，我曾感觉了解未来派的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外国杂志报章上看见一两篇未来派的作品，便半生不熟的介绍给国人，弄得看的人丝毫不懂，（其实译的人自己也未必懂）。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学界的危险而且可耻的事！
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未来派的文学，我们且睁开眼来看看中国文坛的现状罢。我也赞成神秘派的诗，但不愿意人家把神秘弄成糊涂。诗国里本充满了神秘的空气，只是那些白话还没有做通的人决没有假冒神秘混进诗国的资格。我也赞成人家做些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但不愿意人家弄几个鬼魂在作品里，说几句似通非通的鬼话，便公然在题目下注明是新浪漫主义的作品。我们应该懂得新浪漫主义是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的。我也赞成人家介绍太戈尔的学说，但不希望人家把太戈尔的学说与释迦牟尼的学说扯在一块。尤其不愿意人家把太戈尔的学说和国粹的老庄的学说混在一堆。我们也希望人家创作，只希望大家不要滥作。我们不愿意在提倡自然主义的小说内，看见有高等小学的孩子会说出太戈尔口中的话的作品！
以上是对作者说的话。至于读者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自然主义的作品当做《金瓶梅》，把浪漫主义的作品当做《封神传》，把未来派作品当做《笑林广记》。我们最不喜欢大家把古今中外扯做一起！
这是我们的小小希望！
十一，二十三。
（附白）那时，我们几个小朋友，想于一九二三年春季出版一册月刊，叫做《明天》。后来，几个朋友都为饥寒所逐，奔走四方。而《明天》也永远成为明天了。
编时附记《秋野》发刊词
秋野社的朋友们，因为《秋野》第一期出版，要我写几句话当做发刊词。我想，秋野社的宗旨，在它自己的宣言中已经明白说出了，就是：“‘野秋’〔秋野〕社是为坦白的表现我们的感情，我们心灵上的苦闷而产生的，其惟一的目的是从荒寞中辟出乐园来。”
我们住在青天白日下的江南革命之邦，我们勇敢的前驱的战士的鲜血已经流成河渠了。然而，看呵，我们的心灵是怎样的苦闷，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隔膜，我们的社会是怎样寂寞和消沉！
“从寂寞中辟出乐园”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朋友们，我们不必想望那遥远的“乐园”，并且，“乐园”实在不是我们暂时所需要的事。同是站在战场的血泊里的人，我们应该悲哀地哭，应该狂乐地笑，用我们的哭声和笑声去安慰那伟大的地下和地上的革命的灵魂，同情［时］把自己的怠惰和寂寞的灵魂也剧烈地喊醒，我们需要的是革命，不是“乐园”。把“乐园”留给未来的遥远的朋友们吧。我们应该唱着勇敢之歌走到战场上去！
这是我病中的一点小小感想，秋野社的朋友们当没有不同意的吧。
一九二七，十一，六，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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