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紧缩”似乎比铁幕以西的所有其他地方持续得都更久。1951年已经是战争结束的第六年，而许多基本食物仍然定量供应。8月，每星期肉类配给量增加到每人价值一先令八便士的肉食。政府实际上还在同年试图减少奶酪配给量，从三盎司减到两盎司，但这项议案没有通过下院的临时投票。就在海峡对面，法国和比利时食物丰富，即便是德国人（人们经常讽刺地意识到，输掉战争的本来是他们）在某些方面都比英国人过得更好。英国人在度假时甚至不能享受欧洲大陆的车船票价，因为对非必要的国外旅行，能得到的换汇额度少得荒谬。艾琳姨妈给我出旅费，保证承担我的花费，我才得以前往海德堡。
对我这个年纪和家庭背景（伦敦郊区的下中产）的男孩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甚至有点吓人的冒险。我一直和姨妈保持良好关系，而她讲述的美方驻外人员在海德堡的生活方式也很吸引人。但是德国是世代仇敌的土地，我仍然用战时的童年时代的扭曲视角来看待它，所以那并不是一个诱人的度假胜地；而且去德国要坐火车和轮船，以及所有那些未知的外语、习俗、货币之类的风险，对一个这辈子从未独自离家超过三十英里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可怕。我父母对这类事情没有经验，无法提供什么帮助和建议。我记得因为很迟才去办手续，我在小法国街申请护照和在德国大使馆领签证时都排了很长的队，疲惫不堪。我有时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预订日期动身，有时还有点想放弃。
但我坚持了下来——后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那次去海德堡对我性格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成功完成漫长而疲劳的旅程；在姨妈和她的朋友的引导下，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世界，那里有成年人的愉悦和消遣；体验德国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一面，以及与德国人有限的交流——这一切极大增强了我的自信（以前从未很强大过），为未来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两年后，已经上大学的我重返海德堡，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1967年，姨妈已经离开海德堡很久了，我又回到这里，为《走出防空洞》做一些研究。但对我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第一次；尽管在小说中我借鉴了所有三次造访海德堡的印象和体验，但我毫不犹豫地将时间设定在最早的那次，让我的主人公是十六岁，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个年纪。
《走出防空洞》很可能是我最具自传性的小说，因为蒂莫西·杨的早年生活以及他来海德堡时所处的情境都与我自己的相应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部分取材于我对1940年伦敦空袭的回忆：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母亲一起“撤离”到乡下（我父亲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都跟蒂莫西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伦敦空袭安全负责人，而是空军中的乐手）；我家住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地方——伦敦东南部新十字和布罗克利交界处，我成长于战后的紧缩时期，上一所政府资助的天主教文法学校，有些惊讶于自己的好成绩，而学业上的成功最终推动我跻身职业中产阶级。我用蒂莫西的姐姐凯特这个角色取代了姨妈（我是独生子），而凯特与艾琳在形体和情感上都非常不一样。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蒂莫西被卷入的成人之间的关系和阴谋是完全虚构的，但情节展开的背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例如，第一次去海德堡时我确实秘密住在女子宿舍里，虽然这并没给我带来什么有趣的后续发展，不像蒂莫西那样。关于格洛丽亚·罗斯，很遗憾，虽然我在1951年非常需要一个像她那样的人，但她是个虚构的角色；而为蒂莫西提供了非常难忘的回忆的那场内卡河上的生日派对，其灵感来自一张观光游船的广告海报——我并没有坐过那条船。
所以，《走出防空洞》的缘起是自传性的，但写作意图不是自白。按照类别来说，这本书结合了Bildungsroman（这个德语术语很有用，指一类小说，主题是从童年到成熟的历程以及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过程）和叙述伦理、文化规范冲突的詹姆斯式“国际”小说[1]。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亨利·詹姆斯的《大使》是其最明显的文学模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詹姆斯的《梅奇知道什么》也影响了对主人公纯真无邪的意识的处理。）我觉得我第一次去海德堡的经历以及之前的英国国内环境颇具代表意义，超越了对我个人的重要性，这鼓励我以此为基础，写下这本小说。也许我对此感受更为强烈，因为本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写的，当时那条充满煽动性的口号概括了记得和不记得二战的人之间的代沟——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
战争及其余波以多种方式塑造了我这一代人。从孩童的角度来看，它史诗般的规模和波及范围赋予我们一套简单的爱国主义道德标准和神话叙事，而这些不是那么容易或轻易就能抛弃的。（马岛战争中，那些昔日的情怀再现得多么彻底！）那段时期的焦虑和匮乏使我们谨慎而优柔寡断，对微小的仁慈心存感激，没有非常远大的雄心。我们不认为幸福、快乐、富足构成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这些必须通过辛勤工作（例如通过考试）来获得——而且即使这样，我们享受时它们也怀着些许痛苦。在我看来，自己很幸运，在1951年就能去德国与美国外派人员打交道，对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美好生活有了提前了解，而英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不久之后就会渴望拥有这种生活，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它：财产，机器和消遣，私人出行方式，减轻劳动负担的设备，漂亮便宜的服装，大众旅游，以技术为基础的休闲和娱乐——使社会的一大部分群体能享受到以前只限于极少数人的乐趣。这是人类新的自由，还是新的奴役？我不敢冒昧给出答案，但蒂莫西·杨的故事已经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1951年的英国有着特殊意义。以历史眼光从现在看，那一年似乎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的社会从那时起由“紧缩”转向“富裕”。工党政府在1945年取得压倒性多数，到1950年大选其优势减少到只有六席，而我于1951年夏去海德堡时，政府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安奈林·贝文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内阁因公立医疗系统引入收费机制而辞职，致使工党分裂，而其领导层由于克里普斯、贝文[2]和艾德礼身体欠佳而被削弱。其他方面的困窘包括国内燃料短缺，伊朗政府没收阿巴丹的炼油厂[3]，以及外交官伯吉斯和麦克林失踪后旋即在莫斯科出现。但我在为写小说阅读一些背景材料时发现，这届政府大部分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一场它无法控制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又是部分由它对美国的政治依赖所引发。
1950年大选工党流失了大量选票，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选民已经受够了自我否定，失去了耐心，要求分到很久以前就承诺给他们的蛋糕。其实政府在最后本能够派出一块蛋糕的：克里普斯1950年4月的预算基于谨慎的经济预测——工业生产可增长百分之三，估计有额外两亿英镑可用于私人开支。三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这笔辛辛苦苦挣来的奖金从他手里飞走了。虽然冲突的焦点在亚洲，但人们普遍担心苏联人会将欧洲的冷战升级为热战。美国承诺加强防御，但条件是欧洲盟国需要设法提供跟美援额度相当的资金。因此，在这个和平时期下的经济模式终于开始平稳运行、私人消费开始放松的关头，英国迫于政治形势，不得不重新武装，从而又背上了重得喘不过气的负担。1950年8月4日，英国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增加十亿英镑国防开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结果造成世界范围的原材料短缺，从而延缓了英国的工业复苏，并导致收支平衡困难、美元疲软、黄金储备下降以及通货膨胀。盖茨克尔[4]在他1951年的预算案中通过提高税收、遏制私人开支和推后国家福利支出来应对这些问题。这可能是唯一现实的政策——当时大多数选民比现在更不愿意接受单边主义的选项——但它分裂了工党，并且让“紧缩”与工党捆绑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紧密。
保守党赢得1951年10月的大选并不意外，虽然在头两年他们并没有比工党把经济管理得更成功。然后，随着朝鲜战争结束，世界市场青睐的对象由原料生产国转为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这场危机消失了，跟产生时一样突然。保守党收割了政治果实，哈罗德·麦克米伦[5]1959年的竞选口号就是典型体现——“你从未拥有过如此的美好”（这明显是美式风格的语言，从那个堪称英国政治家标本的人嘴里说出，很奇怪），而工党在反对党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十三年，备受冷落。从这个角度来看，1951年办得还算合格的英国节——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著名的室内避难设施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称其为“人们自己互相拍拍后背，以示祝贺”——似乎更像人民最后推了一把即将下台的政府，友好但坚定。
当然，在1951年，这些政治和经济事件大部分都还隐藏在未来，或者根本不是一个十六岁的男生能理解的，但它们构成了《走出防空洞》的一部分潜台词。
《走出防空洞》是我出版的第四部小说，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和《换位》中间，不过它比这两本构思得都早，在语气和技术上与我最早的两部小说（《电影迷》《金杰，你疯了》）有更多共同点。也就是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中的喜剧元素是偶然的，而不是结构性的，而且不能允许后设小说[6]的游戏和文体实验扰乱生活的幻觉。然而，这本书的制作和出版却时不时出现黑色喜剧式的时刻，尽管当时我觉得这并不有趣。对于对这种事感兴趣的人来说，这其中的故事可能很有意思，我也可以借此解释我为这次新版[7]修改文本的原因，以及在哪些方面做了修改。
我在1967年到1968年间写完这部小说的大部分，于1968年12月将打字稿交给经纪人，之后我离开英国，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六个月的访问副教授。麦克吉本[8]出版了我的前三部小说，取得了一定成功，他们拥有出版这部书的选择权。一段较长时间之后，我听说他们拒绝了《走出防空洞》，个中原因从未明确告知过我，但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编辑蒂莫西·奥基夫即将离职，以及在此不久之后麦克吉本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品牌存在，而是被吸收进格拉纳达传媒帝国[9]。小说随后被交给麦克米伦，该社在拖了很长时间以后提出要出版此书，但条件是我把篇幅缩减三分之一。我同意小说太长了，但即使对一个急于寻找出版商的士气低落的小说家来说，这修改也似乎太过于大动干戈了。我们商定缩减四分之一。出版商建议，应该牺牲本土色彩、历史背景叙述和对思想的讨论，在年轻英雄的性格和命运上增加笔墨，但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意见。最后我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砍掉了第一部分中关于蒂莫西童年的很多事情，以及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更偏重于外延或描述、戏剧性不强的内容。一个比较长的附录也砍掉了，那是一篇散文式的文字，借书中角色唐·科瓦尔斯基之笔，在主要情节发生的大约十三年之后，写了1951年英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
我返回英国后，于1969年8月完成了这些工作。麦克米伦主要负责接受小说的那个人在那时已经离职，而我的新编辑还没有读过原来那版手稿。他对剪裁后的版本表示满意，但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想再精细梳理一遍，删掉冗余字句。这件事做完后，小说仍然很长，而且给出版商造成了成本问题。我的编辑写信来，建议用计算机排版，“这种新方法我们已经在几部小说上用过，非常成功”。他向我保证，这比传统印刷要快得多、便宜得多。缺点是我没法看到校样，因为据说那东西不是计算机专家就看不懂。专家会检查计算机编码的纸带，上面印着的东西对应着经过文字编辑的我的手稿。“当然，他会以最谨慎细致的态度工作：他的名誉取决于此。”我渴望让编辑高兴，跟他合作，于是压下了自己的疑虑，表示同意。
12月底，我检查完最后一遍经过文字编辑的手稿，交还给出版商。1970年1月初，我第一次收到通知说有麻烦了。计算机似乎只能处理少量斜体字，因此书名之类的地方将不得不用正体字，外面加上引号[10]。这极大动摇了我对这种后古腾堡新技术的信心。
出版时间原本定在6月初。4月时，这个日期被推迟到8月；5月时，又推迟到9月10日；8月时，又推迟到24日。此时，我看到了这本书的预印本，感到非常震惊。文本中充斥着印刷错误，几乎全部都是打印机造成的，而且其中很多明显错误相当滑稽（比如把you打成u）。一个双关语被删除，一个笑话因此变成无意义的平庸文字，尽管我在手稿白边上写得清清楚楚：这是笑话！不要纠正拼写。字体的线条扭曲，词与词之间的空格非常不均匀，而且有时一个单词里还奇怪地出现空白，特别是在我的主角的名字蒂莫西（Timothy）的o和th之间——要知道这个名字出现了两三百次。一行只有孤零零一个词在开头的情况——打印机叫“孤行”——到处都是，还有行尾处不恰当的断词也是如此。简而言之，这是我看到过的最丑陋的印刷品，而我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
编辑忙不迭地道歉，说安慰的话，但第一次印刷出来的书页已经在装订了。多年以后，我在一次晚宴上偶然碰到一个当时在麦克米伦工作的人，他告诉我，那畸形的书实际上已经是第二次尝试了：我的小说的第一次打印输出稿完全狗屁不通，他们不得不扔掉纸带，推倒重来。编辑对我隐瞒了这件事（这解释了一再推迟的出版时间），毫无疑问是怕作者勃然大怒。他其实不必担心。回过头来再读记录这段悲情故事的来往通信，我看到自己的胆怯、不痛不痒的抱怨、低三下四的讨好态度、放弃看校样的权利时的掉以轻心。我感到很失望。现在，我不再基于信任做任何决定，亲自参与一本书的制作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并且坚持要看到校样——不仅是初版校样，还要看到订正后的校样。（我很幸运，出版商都很合作，还有一位像我一样痴迷追求完美的编辑。）
《走出防空洞》最终在1970年10月1日出版，正值出书旺季，那星期似乎每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都有一本新作出版。它收到的评论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还少于我以前的小说——而出现的那些评论虽然总体上是好评，但都很短，其中的赞扬也比较克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一篇持欣赏态度的长评，作者当时匿名，我后来发现是伯纳德·伯尔贡齐。他完全有资格给这部小说写书评，因为他来自伦敦天主教下中产家庭，跟我自己的背景非常相似（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在相距只有几英里的两个地方长大，但直到都成为大学教师才见面）。他的评论和詹姆斯·戴维在《格拉斯哥先驱报》发表的评论文章都令我很愉快，但它们对小说的销路没有什么影响，令人失望。麦克米伦售出了两千本多一点，并在出版后一年左右把剩余的尚未装订的书页打成纸浆。这部小说从未出过平装本，也没在美国出版过，更没有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是我的小说中最不成功的一部，肯定也最不出名，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喜欢它胜过我的任何其他作品。
时机不好、制作不佳还是作品本身的文学质量——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及比例上导致了对《走出防空洞》的相对忽视，是难以衡量的，而且无论如何都不适合由我来说。但是我一直觉得这部小说应该能吸引到比初版时更多的读者，因此我特别高兴看到它能再次面市。由于前述种种原因，文本必须重新排版（而不是按初版照样复制即可），所以我借此机会修改了文本。如果我的其他小说重版时也有类似机会（还没有过），我并不会做修改。一般来说，我认为重版的目的是让感兴趣的读者能从历史延续性角度观察一个作家完整的创作历程，早期作品的一部分特点就是不完美和不成熟，并且往往也是其魅力所在。但我为《走出防空洞》破了例。对我所有的其他小说，我觉得自己可以诚实地说，它们出版时就是我能在那时做到的最好的样子；但这一部写完后，我在个人压力相当大的一段时期做了大幅删减，而我认为自己当时的判断力并非完全可靠。最初的原文肯定是太长了，但现在看来，我做的删减并不总是明智的，而且错过了一些进一步删减和调整的机会。
因此，在为此次新版修改《走出防空洞》时，我恢复了一小部分被删除的段落，又新删减了一些，并且在重新打字整理整个文本的过程中，在样式上做了许多小改变。但是，我抵抗住了改变这个故事的诱惑，叙述方法依然如故：所有内容都从蒂莫西的视角出发，然而是由一个“秘密”作者的声音讲述，这个作者以一种比蒂莫西本人应该具有的叙述能力稍微更流利、成熟一点的风格，表达他青春期的情感。
总之，我并没有试图重写这部小说——就好像我在1984年才第一次着手处理它的题材那样——而是在努力发现我在1967年到1968年写的那部小说的最有效的版本。
戴维·洛奇
1984年8月
注释：
[1]此处的“詹姆斯”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詹姆斯是美国小说家（1915年取得英国国籍），著有多部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以描绘当时美国人、英国人和欧陆人之间在社会和婚姻上的互相影响而著名。下文提到的《大使》（The Ambassadord）和《梅奇知道什么》（What Maisie Knew）均为其代表作。
[2]这里的贝文是指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政治家、工会领袖、工党政治家。贝文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中担任劳工和国民事务大臣。二战后，贝文在工党内阁中任外交大臣，参与了战后欧洲经济复兴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3]位于伊朗西南部的港口城市阿巴丹（Abadan）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为英国通过英伊石油公司（现代英国石油的前身）控制。1951年3月，伊朗国会投票通过议案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英伊交恶，英国采取军舰封锁、经济制裁等强硬措施。阿巴丹危机是1953年伊朗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4]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1906—1963）是英国工党政治家，1951年时担任财政大臣。
[5]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57年至1963年担任首相。
[6]后设小说（metafiction）又称元小说、超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型，特征为透过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刻意凸显书中虚构的错觉。
[7]本书初版为1970年，作者在1985年再版时做了修订，本次翻译所依据的文本为再版版本。
[8]麦克吉本（MacGibbon&Kee）是英国一家出版社，后与其他公司合并。
[9]格拉纳达（Granada）始创于1930年，是一家英国综合传媒公司，主要以电影电视业务为主，曾涉足出版业，但于1983年撤出。
[10]在英文出版习惯中，书名等一般用斜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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