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出水记

    南海又叫做南中国海，是中国最大的外海。南海地处热带，海中分布着许许多多的珊瑚礁和珊瑚岛，它们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湛蓝的海面上。这些岛礁总称为南海诸岛，它们被划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然而，人们大多还不知道，美丽富饶的南海海底，还深藏着大量的文物宝藏。

    2001年4月，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镇上，却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没有人会想到这些人的到来是为了那个隐藏了800多年的秘密。

    我们从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就接触到了“丝绸之路”，它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其实，除了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这条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在南宋的时候最为繁荣，其中最大的商贸港口就设在广州和泉州两处。可是，虽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却因为缺少关键性的实物证据，而显得有些单薄。

    但是，在2001年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理论将不会再缺少实物证据了。因为水下考古人员已经对发现的一艘南宋沉船开始进行局部打捞工作。

    时光转眼就到了2007年，正当人们已经逐渐遗忘了6年前的事情后，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的十里银滩上，却有一个巨大的建筑正在兴建之中，机器的轰鸣声，钢管碰撞的敲击声混杂在一起，透露出这里的繁忙。数月之后，这栋建筑将迎来它的主人——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00年的古船。

    但此时，这艘古船还仍在20多米深的海水之下。由此向北30多海里，两艘万吨级的打捞船正忙碌不停地作业，一个特制的沉箱已经被下放到水底，用于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沉船是一个掩埋在海底1米深的淤泥中，长30米，宽10多米，高3—4米，连带海底凝结物重达3000吨的庞然大物。这个大家伙就是花费了考古专家20年心血的“南宋一号”商船。而要说起发现“南宋一号”商船的经过，事情还得再回到20年前。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海洋探测公司3的名队员在荷兰海事博物馆的一份旧报上发现了一艘名为“YHRHYNSBURG”的东印度公司轮船载着6箱白银、385.5吨细锭，在中国阳江的南海海域发生海难，最后沉入海底，具体位置不详。之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向中国文物局提出打捞沉船的申请。中国方面决定和英国公司合作打捞，指定广州救捞局参与打捞工作。

    在1987年的一天，声呐仪器测到水下有“东西”，为了节约成本，英国人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结果“一爪子”下去，就抓上来百余件精品文物，虽然所有的瓷器都成了碎片，但却令英国人兴奋不已，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沉船内的大批宝物，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后来经过水下人员的调查，大家才发现，这艘船并不是英国人要寻找的“YHRHYNSBURG”号沉船，而是一艘意料之外的沉船。

    就这样，“南海一号”阴差阳错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从水下作业人员当场打捞出水的文物来看有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共247件，以中国生产的瓷器为主。而船的年代则被划定为南宋时期，中国的考古界认为这艘南宋沉船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以该船就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为了防止类似当年莫高窟悲剧的重演，中国方面中断了与英国的合作。

    1989年，因为技术原因，中日两国决定联合打捞“南海一号”。尽管英国研究专家曾于1987年标记了沉船位置，但由于受水下勘探技术的限制，这支名叫“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的打捞队伍没有找到沉船的主体位置，只打捞上来少量瓷器样本。合作工作持续了3天后，日方因“打捞耗资巨大，获利难以确定”为由，不肯继续合作打捞。

    当时，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一穷二白，根本无力独自进行打捞。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意识到，任何考古上的国际“合作”都有一个“投入”和“产出”的“算计”在内，而要真正保护文物，“南海一号”必须“中国捞”。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探索“南海一号”的工作被搁置了10多年。

    而从1987年夏天发现“南海一号”到2003年国家有关方面正式向外界详细披露相关考古信息，“南海一号”的一切都是秘密。为了保住海底古沉船的秘密，承担“南海一号”警戒保卫任务的广东武警阳江边防支队不得不撒了一个长达16年的“炸弹”谎言。

    附近的渔民都清楚地记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渔船经过距东平渔港约20海里的一片海域时，公安边防的巡逻艇都会赶过来要他们撤离，武警总会礼貌地说：“这里海底有当年外国侵略者扔下的炸弹，捕鱼很危险，请马上离开。”

    尽管是不得已的“炸弹”谎言，但还真管用。在16年里，官兵们不断重复着这个“经典”的理由，劝说不知情的渔民离开“南海一号”控制海域，防止拖网、抛锚对沉船造成损害。这个“炸弹”谎言直到2003年，“南海一号”的打捞计划逐渐公之于世才告终止。

    2001年，中国水下考古队获得香港水下考古协会120万港元的赞助，香港赞助方还找到了1987年发现“南海一号”的英国船员，从他手中买下当年的定位海图交给“南海一号”考古组的负责人张威。

    2002年，装备一新的中国水下考古队再次驶向阳江海域。船上的卫星定位仪误差不超过1米。尽管有1987年的坐标数据，但搜寻“南海一号”的工作依然进行得十分缓慢。要准确探认沉船就必须潜入海底，靠手触摸。

    负责人张威说：水下一片漆黑，能见度4厘米左右。在多次无功而返之后，水下考古队员在水下摸到了一张破旧的渔网，就是这张渔网为发现“南海一号”打开了大门。因为，潜水员猜到，渔网很可能就是缠上了沉船上的物体才永沉海底的。果然，顺着渔网，潜水员发现了破碎的瓷器，令人眼花缭乱的瓷器告诉他们，“南海一号”找到了。

    由于沉船全部被泥沙覆盖，抽泥沙就成为下一个繁重的任务。抽泥机每天都会带出大量的泥沙，也不断地带出瓷器碎片和其他文物。经鉴定，瓷器主要来自景德镇和泉州。抽沙工作从2002年持续到2004年，其间不断有惊喜出现。2004年夏天的一天，抽沙机抽出了大量的铜钱，铸造年代是唐宋两个年代。

    另外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是在一块2平方米大小的甲板下，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文物，竟然有上千件，这给人们无限猜想：整艘船上还有多少文物？而且，探测表明，“南海一号”没有遭到破坏。它的船体基本完好，840多年的历史信息被尘封得严严实实。

    从2002年起，一共有6000多件文物被清理出来，其中绝大多数是瓷器。瓷器主要来自景德镇、浙江龙泉以及福建等地。在所有的福建瓷器中，有一半是来自泉州德化窑的，据此，似乎可以推断这艘船是从泉州出发的。在抽沙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国家文物局的有关人员在反复论证“南海一号”打捞的事情。

    2007年5月，负责“南海一号”打捞工作的广东省打捞局正式宣布，将采用一种堪称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方案打捞“南海一号”。另外，为给打捞上来的“南海一号”保持相同的水下环境，他们还专门为其修建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晶宫。

    2007年12月28日下午3点45分，“南海一号”南宋古沉船成功地入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当日下午2点30分，现场开始作业，10分钟之后，南海一号的“第一只脚”迈入水晶宫门口。3点45分左右，南海一号到达宫内指定位置，正式宣告着20年中国考古人对南海一号打捞工程的结束。但是，对于中国水下考古这项事业来说，才是刚刚开始。

    流落何处的“北京人”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这就是“北京人”头盖骨。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5个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牙齿147颗、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锁骨等，以及全部关于山顶洞人的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地失踪了，留下了一桩举世震惊的历史悬案。

    “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是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龙骨山是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北京人”曾在这里的山洞里住了几十万年。近代以来，当地的采石工经常会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

    1918年，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公里处的周口店勘察煤矿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里的“龙骨”。消息传出，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合作，由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代管，在龙骨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

    1929年12月2日下午，就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在龙骨山进行“北京人”挖掘工作的考古人员在昏暗的烛光下发现了一具头盖骨化石，主持发掘的考古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地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取出。当“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认出来以后，他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制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化石，却在1941年底，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

    发掘出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平协和医院，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裴文中即使在研究的时候，也常常用石膏模型代替，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其间，还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平，但当时协和医院是隶属于美国的机构，化石还安然无恙。到了1941年，随着战争的持续，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翁文灏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由北平协和医学院取出，运存到美国，战后再运回中国。

    同年11月，詹森大使致电北平美国使馆人员，令他们照办。1941年12月初，中方人员胡承志接到命令，将包括5个最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北京人”，仔细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送到北平协和医院的地下室，准备移交给即将撤离北平回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1942年8月23日《北京时事日报》（英文版）率先披露“北京人”头盖骨失踪的消息后，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接收美军总部移交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掠夺的物品中，都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而此后的60多年中，几乎每隔10年，就会出现一次追寻“北京人”的热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专家和学者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工作仍然一直在进行。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就曾经组织专家寻找过“北京人”化石。

    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

    1999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所在的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起了类似的寻找活动，但也没取得任何有效成果。

    美国的《科学》杂志曾报道说：“自从‘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缴获后，‘北京人’化石就音讯断绝了。”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后表示，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运出等情况，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

    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抵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按照原计划，“北京人”化石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带往美国。

    “哈里逊总统”号原来只是一艘民间船只，后来才为美国海军征用。它奉命在上海港卸下货物，并于1941年12月4日北上前往秦皇岛，以便从海上撤走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当时预计“哈里逊总统”号到达秦皇岛的日期是12月11日。

    事实上，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它还在距秦皇岛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战争已起，船长为确保安全就将该船搁浅了。以后，船员们全部被日军所俘，“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当做运输船使用了3年，最后于1944年被美军潜艇击沉。

    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认为，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最有可能在日本或者国内，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还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

    一位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

    还有一种离奇的传说认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将美方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号沉船上。

    这一说法是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

    “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号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

    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约值50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

    我国于1977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地取回了3000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但由于受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70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

    但在对“阿波丸”号的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而历史记载“阿波丸”号的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号，这也是“阿波丸”号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

    到了1998年，由中国科学院14名院士联名发起“世纪末的寻找”开始了，大家再一次把目光转移到了“北京人”的寻找中。2005年北京市房山区成立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并设工作队具体负责寻找工作。

    围绕着“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寻找，已经进行了60余年，关于“北京人”的去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通过众人的寻找，相信终有一天，“北京人”会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历经波折的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商朝后期的青铜铸品，它外形古朴雄伟，全鼎重达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当初发现被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后又历经了日军的审查和国民党要运往台湾未果的种种磨难后，终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地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下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刃了，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他可能探到宝物了。

    按照当地习惯，探宝不分地界，但是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开始破土挖宝了。

    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

    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面向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是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他们两人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40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5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另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再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鼎的另一头，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他们一点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此时，天将放亮，为了防备别人发现，他们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直到这时候，吴希增和吴培文才看清他们挖到的宝贝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由青铜铸造的大方鼎。它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用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边棱角之上有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鼎耳的两侧用鱼纹装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都有兽面。

    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张开巨口，共同含着一个人头，这就是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仙的威慑力。在鼎的腹部铸有“司母戊”3个字。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次就特地前来“参观”。后来，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4—10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

    村民受到20万银元的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他们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又改用铁锤砸，最后砸掉了鼎耳，使方鼎受到严重破坏。

    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入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6年6月方鼎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10月底，为庆祝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为寿礼，蒋介石指示，把方鼎拨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同方鼎合影留念。

    1949年，在国民党撤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知因何种原因或是因为重量问题而没有把方鼎运往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方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因为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专家们就仿照鼎上的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扑朔迷离的蜀国青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因为这三个黄土堆分布在古城的中轴线上，所以，人们说“三星伴月堆”而得名三星堆。而在三星堆附近的鸭子河畔，耸立着一座造型奇特，成椎体的建筑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星堆古遗址所在地。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民燕道城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埋有玉器的坑。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城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还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当时，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挖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城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挖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的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玉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挖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这一年的7月18日一天的下午，一个民工向挖掘三星堆的考古人员报告说挖到了几件玉器，但是遭到了挖掘的民工的哄抢。考古人员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对当时参与了哄抢的民工进行宣传，最后，他们归还了这批玉器。考古人员在对发生哄抢的地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发现，在现场还有一个未被人发现的宝藏坑。

    考古人员开始对这个坑道进行了整理。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把这个坑命名为“三星堆一号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出土的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而8月14日傍晚，一件令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闻迅立即赶到现场。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挖掘。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

    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那么，这个正在挖掘的遗址，难道就是史书曾经记载过的蜀国遗迹吗？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人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国只不过是邦外的野蛮人。

    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国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公元9世纪，蜀国人才开始建造都城成都。而三星堆就在成都平原上，因此可以推断出，这次考古中由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文物，正是属于蜀国文化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国考古中也诞生了一个和蜀国文化有关的“三星堆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青铜器。三星堆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青铜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还要数青铜面具、青铜树、青铜大力人像、青铜人纵目像以及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面具。

    考古工作者在二号坑里发现了六件残破的青铜树，它们依次被命名为一到六号青铜树。为什么三星堆里会出现这种青铜树呢？

    原来，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代表扶桑和若木。这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这些树都是代表了凡间和天界之间互通的阶梯，是人向往通天的反映。

    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道：“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关太阳的传说里面都有鸟的形象。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一书中指出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三星堆的艺术家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

    罗森认为，这种鸟可能属于一个奇迹般的世界，他说：“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三星堆的青铜器。”

    《山海经·大荒东经》一书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是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到哪里去了呢？

    日本学者布川宽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

    现在的疑问是，巨大的青铜神树到底是作为什么用处而建造的？人们不得而知，有的人说是为了祭祀而建造，有的人说是一种神权的象征而建造，但是青铜树和三星堆中其他的物品一样存在着种种谜团，等待后来人为它们揭晓。

    千年女尸蕴传奇

    长沙是中国南方的名城，拥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遗憾的是，二战期间，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地面上的所有古建筑，但是，在长沙城的地下，仍旧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遗迹。

    长沙市东郊的这两座土丘，因为外形很像马的鞍具，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马鞍堆”，后来讹传为“马王堆”。

    1971年这一年，全国还在大兴“深挖洞，广积粮”的群众运动。当时，当地驻军想利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建设一座地下医院，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奇怪的塌方情况。

    当洞穴挖到十几米深时，突然一块一块的白膏泥被挖了出来，最后又从一个小洞里冒出呛人的气体，当一个人划着火柴想点烟时，突然一声响动，一团火球在洞中爆响并燃烧起来，大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层层上报，请求上级指示。

    最早接到消息的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先生马上意识到，人们遇到了一座古代的墓葬。湖南的土话把这样的墓叫做“火坑墓”，据说里面的东西一般保存得比较好。但是当侯良先生赶到时，火焰喷出已经三天了。

    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对神秘的墓葬进行科学挖掘。推土机清理掉一部分封土后，露出了墓口，显示出这个墓葬南北长20米，东西长17米，是个大型的古代墓葬。进一步的清理必须依靠人工进行，在湿润多雨的长沙，挖掘工作非常艰难地推进着。

    正当人们怀着期待的心情坚持繁重的工作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发现了一个圆形盗洞。盗洞笔直地朝着墓葬的下方插去，总是跟着考古队，没完没了。一直向下延伸了17米，盗洞终于消失了。就在这时，人们挖到了一种黏糊糊的泥土，它的俗名叫做白膏泥，在中国南方墓葬中，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据说具有很好的封闭性。

    这时，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发掘工地上发生了，忽然有工人说他在白膏泥中挖出了绿色的树叶。周围的人不敢相信这是古时候的树叶，说一定是刚从树上掉下来的。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这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

    在随后的发掘中，人们又在填土中陆续发现了翠绿的树枝和黄绿色的竹筐，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人们预感到，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白膏泥的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黑色木炭，装满了整整四卡车，估计超过5000公斤。

    这是一个方形的墓，深20米，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像漏斗的模样。漏斗的底部摆放着4米多长、1.5米高的椁室。椁室是由数十块整木制作的椁板拼合而成，有的椁板重达1000多斤。椁室的超大体积也给人们带来了麻烦，直接从墓坑中移出椁室的可能性不大，人们只好想办法在墓中，先揭开厚实的椁板。

    椁板一揭开，人们就意识到，几个月的付出没有白费。这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宝库，中央是巨大的棺材，棺材的四边里填满了五光十色的珍宝，在淤泥的覆盖下，每件物品都像是新做成的一样。琳琅满目的文物源源不断地被取出墓坑，最后只剩下了墓主人的栖身之所了。

    当挖掘一开始，对墓主人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测，但是都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这里面究竟藏着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开棺的一刻。

    开棺的过程再次出乎人们的意料。庞大的棺材竟然套装有四层。最里面才是安放墓主人遗体的内棺，棺盖上覆盖着一块“T”型的神秘帛画。此时还无法细究这些问题，人们决定先在墓坑里打开内棺。

    内棺打开，人们看到的是一团裹得严严实实的丝绸物，神秘的墓主人还是没有露面。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墓主人连同棺材完整地取回了博物馆。

    庞大的四层棺材都用上好的天然木料打造，一共使用了70块木板。最外面是庄重的黑漆素棺，通体涂满黑色的漆，没有丝毫装饰。第二层是黑底彩绘漆棺，黑色的底子上用金黄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纹路间穿插着怪兽或者神仙。第三层是朱底彩绘漆棺，红色的底子上用绿色、褐色、黄色等各种颜色，描绘出许多代表祥瑞的图案，一共画了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和一个仙人。最里面的内棺，棺身涂满黑漆，外面用帛和绣锦装饰。

    要见到墓主人的面目，必须先揭开裹在外面的丝绸物品。为了剥开主人身上的丝织品，又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墓主人的身上裹了20层衣物，有丝绸、麻织品，春夏秋冬的衣服几乎都俱全了。在揭衣物的过程中，人们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气。如果尸体早已完全腐烂，怎么还会有这种气味呢？难道真的会出现奇迹吗？焦急的人们在等待着答案。

    墓主人终于露出了面容，所有在场的人们都看得目瞪口呆。出土的尸体是一个保存鲜活的女尸。更确切地说，她不像一具古尸，女尸的皮肤仍旧是淡黄色的，按下去甚至还有弹性。部分关节能够活动。注射防腐剂时，软组织随时鼓起，以后逐渐扩散，和新鲜尸体十分相似。

    这时，墓葬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女尸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谜团。在文物的清理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妾辛追”几个字，说明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

    另外，在一些随葬器物上，印有“轪侯家丞”和“轪侯家”的字样，根据史书记载，轪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

    由此基本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地方志里关于此地是五代十国楚王马殷墓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墓主人难道真是轪侯的妻子吗？轪侯只是一个位次一般的小侯爵，享有封户700户，而墓地的豪华程度怎么看也不像属于一个小侯爵的夫人。

    当一号墓的挖掘还在进行时，长沙城里流行着一个新的说法，说马王堆两个土堆里埋的是西汉景帝的两位妃子，这种说法在地方志里也得到了印证。至于轪侯家的东西出现在墓里，有可能是轪侯献给皇妃的。

    在墓主人的身份完全确定之前，连考古学家都对这种说法有点相信，奢侈的陪葬似乎比较符合皇妃的身份。而马王堆的两个土堆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两个墓葬的封土，这说明在辛追墓的正东面还有一个二号墓。难道真的是两位皇妃的坟茔吗？

    但是，就在一号辛追墓的挖掘过程中，忽然发现南侧冒出气体，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既然南侧出现与一号墓类似的气体，看来很可能还有第三座神秘墓葬。一号墓和二号墓呈东西向排列，三号墓紧靠着一号墓的南侧。由于三号墓已经暴露，所以人们决定先挖掘三号墓。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带又热闹起来。这一次人们的心情少了一些疑惑，多了几分期待。所有人都希望能在这个墓葬里，再次获得惊喜，由于有备而来，所以能对尸体作更好的保护和研究。一号墓主人辛追的身份和不朽之谜或许能在三号墓中找到答案。

    但是，当考古队挖到墓葬东南角时，出现了意外。挖掘的结果果然证实了人们的担忧，由于封闭不严，三号墓里严重渗水。

    和一号墓相比，三号墓的规模稍小一些，棺室分为三层，边箱里堆满了丰富的随葬品，后来它们中也有不少被证实是稀世之宝，但内棺的情况很令人失望。研究人员用准备好的真空泵提取棺液，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三号墓的主人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医学家测定，他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关于女尸不朽的谜团并没有在三号墓中得到破解，而人们事先关于墓主人是两位皇妃的猜测也没有得到印证。

    三号墓主人虽然没有给后人带来千年不朽的奇迹，但他留下了另一种珍贵的财富。三号墓里发现了大量的帛书和竹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们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出众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包括著名的古代典籍《周易》、《老子》等等，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

    三号墓里还有一幅帛画，画面上的人正在做出各种动作，有的像鸟一样展开双臂，有的好像熊一样笨拙地往上爬着，一共有40种动作，旁边还标有解说性的文字。这就是当时的健身体操，也许就是今天太极拳的雏形。

    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也令人惊叹。彗星图将彗星的形象和位置描绘得如此真实，几乎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是肉眼观察的结果。

    六千多字的《五星占》既是古代人的占星术，同时也记述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是人们肉眼能看到的太阳系五大行星。《五星占》留下了一些依靠肉眼观测的数据，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有相当准确的了解。

    墓里还有一幅《地形图》，方位上南下北，有比例尺。地图描绘的地理状况，大体包括今天湖南、广东和广西交界的区域，向东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香港九龙。这幅两千多岁高龄的地图具备了现代地图的四大要素：山脉、河流、道路和居民点。

    从陪葬品可以看出，三号墓主人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喜好读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人们推测，三号墓主人可能曾经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在三号墓里发现了两幅帛画，上面的男人就是墓主人的形象。

    这位年轻有为的武官为什么死于三十来岁的壮年？是暴病而亡吗？或者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故事？

    从历史记载看，西汉早年，南方的南越国曾经叛乱。长沙国是抵御南越国的前线，两个王国的军队发生过激战，由于战争的地点自然条件恶劣，双方伤亡惨重。由此，人们猜测，三号墓主人作为长沙国武官率领部队和叛军作战，不幸在征战中死亡。他被匆忙地运回长沙，匆忙地安葬。

    那么，他究竟是谁，和一号墓主人辛追又是什么关系呢？在三号墓中，仍然没有找到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明确线索。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二号墓上。

    二号墓离一号墓西壁只有23米远，从1973年12月开始，人们对二号墓进行挖掘。挖掘开始不久，就接连发现了几个盗洞，在其中一个盗洞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唐代的瓷碗，这说明早在唐代，二号墓就可能被盗墓贼光顾过。

    由于墓室被毁坏，里面一片狼藉，考古人员不得不在泥水中摸索，忽然有人从淤泥中拣出了两颗印章。从印章上看，二号墓的主人确定是轪侯，名叫利仓。轪侯字样的铭文在一、二号墓的随葬品上曾多次出现。轪侯利仓曾在西汉初年担任长沙国丞相，如果墓主人的身份确凿无疑，那么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印章。

    为了方便工作，考古人员当时决定文物清理完以后，把椁底板连椁底板下面的淤泥全部运回长沙博物馆里。经过了冲洗，人们在椁底发现了一枚印章，正是这枚印章证实了人们的推断，上面的印文清晰地显示出“长沙丞相”四个字。

    三枚印章成为二号墓里最大的发现，三个墓葬主人的身份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所有的传说和猜测就此结束。二号墓主人是利仓本人，一号墓的主人毫无疑问，是利仓的妻子辛追，侯爵夫人。三号墓的主人应该是利仓的儿子，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有了定论，但人们的疑惑反倒增强了。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93年，长沙国丞相利仓被汉文帝封为轪侯。八年后，利仓去世。利仓墓狭小的墓坑和简朴的随葬品显示，当时轪侯家并不十分富裕。利仓去世后，他的儿子利豨继承了封号，成为第二代轪侯。

    丈夫去世时，辛追只有三十多岁，家境也比较一般。之后，利仓的儿子利豨继承了侯爵的封号，一家人仍旧留在长沙。

    利仓死后，轪侯家的府邸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越发兴盛和热闹起来，辛追到底靠什么积蓄了如此多的财富呢？也许她投靠了什么权贵，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手段，答案早已沉入历史的深处，我们只能靠想象去描绘辛追的人生。

    她也许是快乐的，锦衣玉食宠坏了她，她在家里为所欲为，不懂得节制和收敛。当衰老一步步逼近，她充满了恐惧，于是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死后的宫殿上，驱使大量人力为自己营造另一个豪华住所，还不惜挥金如土，定制昂贵的漆器和丝织品。辛追只顾着营造死后的世界，却没有意料到，她苦心经营的家族在后来的发展中并不顺利。

    根据史书记载，利豨死后，他的儿子第三代轪侯离开长沙，到首都长安做官，之后，第四代轪侯又担任过武官，因为擅自调兵而被判处死刑，遇到赦免才留了一条性命，不得不回到原籍。

    史书关于轪侯家族的记载就此终结，辛追死后短短几十年，一度繁华庞大的家族就不复存在，她的后人成为平民，从前的富贵烟云一样消散。

    一锄头挖出的兵马俑

    “信不信由你。”老汉说完，依旧微笑着。当程学华回过神来，却见那老汉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某村民在秦始皇陵东1.5公里处打井时，意外地发现一个长方形的秦代兵马俑坑，1976年又有两处兵马俑坑出现在世人面前，三个坑的总面积为22 780平方米。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杨培彦终于下定决心，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圈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清晨，在西杨村杨全义的带领下，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挥动大镢头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缺水的燃眉之急。当挖到1米多深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又一镢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

    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杨全义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后来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1974年3月29日。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次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同时，井下也有人发出惊呼：“瓦爷！”摆在杨志发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人头的样子极为恐怖。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长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

    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这是这支地下军队向2000年后的后人们发出的一丝信号。尽管村民们一时还不能辨别这青砖是不是秦砖，多数人还是很快地将秦砖哄抢一空。

    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绝处逢生。这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蔺安稳是陕西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探望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他当即断言：“这应该是2000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是国家的稀世珍宝啊。”

    6月24日，蔺安稳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报社的宿舍，找到了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然后就原原本本地向王永安讲述了他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在《人民日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对新闻消息极其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也许这小小的秦俑恐怕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但是围绕着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上级部门的认定，我一下子就发表，让这消息见报恐怕有困难啊，倒不如先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发个消息，看能不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那时候再说，就容易办了。”

    但是1974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经过“四人帮”里的姚文元审阅后才能通过。那么，怎样才能顺利地通过姚文元的审核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稿子与“批儒评法”挂上钩。于是，王永安想了想，提笔在导语的末尾加上了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姚文元在内参上看到了这篇稿子后，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

    当时的中国，正是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两股政治力量的权力搏杀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就在江青等人绞尽脑汁四处搜集所谓法家的言论和实物，以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之时，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内参被江青看到了。

    在惊喜之余，已是大权在握的江青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很感到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文元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姚文元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李先念又立即将蔺安稳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

    王冶秋看到文章时，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在他的指示下，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成立了。

    7月15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来到西杨村，围绕村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没想到发掘之后，半个月下来，连俑坑的边都没摸着。这太令人惊奇了，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考古人员觉得有些不对。远处的大树下，一位白发老汉眯着花眼向发掘工地观看着。太阳西沉，当程学华等考古人员拔出探铲要休工时，白发老汉从树下慢慢地走过来，向持铲的程学华问道：“你铲的地方有没有？”

    只顾收铲的程学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反问一句：“你看有没有？”老汉不再作声，怏怏而去。第二天依旧如此。

    当探铲移至离俑坑100米处时，老汉又无精打采地走到程学华跟前：“你铲的地方有没有？”一样的问话。

    “你看有没有？”一样的回答。

    这次老汉不再离去，表情有些愤然，说话变得生硬起来：“我不是问你吗？是你在铲，又不是我在铲。”

    程学华抬头仔细打量了老汉一眼，只见老人生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颇有几分仙气与神韵，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什么，口气缓和下来，坦诚地回答：“我看地下好像有，可是……”他把“不太敢相信”几个字又咽了下去。

    老汉眯着眼睛微微一笑：“你跟我来。”

    大约离井口200米的地方，老汉停下来，依然面带笑容地对程学华说：“你不用铲了，俑坑的边就在这里。”

    “啥？你这老汉不是开玩笑吧？”

    “信不信由你。”老汉依旧微笑着。

    当程学华回过神来，却见那老汉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

    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再继续西探，未发现陶俑的踪迹。老汉的话被证实了。

    一年之后，整个俑坑被揭开，事实证明那位白发老汉所指的位置完全准确。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考古人员大体弄清了俑坑的范围和内容，这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宽度62米、距地表4.5—6.5米，共有6000个左右武士形象的陶俑组成的军阵。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

    此坑定名为秦俑一号坑。铜戟证明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从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无疑，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1.5公里，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当时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先例。尤其令人不能迅速做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与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

    正在这时，一把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2.88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

    从外形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戟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这一发现，在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重要证据的同时，也再现了2000多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

    秦俑一号坑中戟与铭文的出现，证实了秦始皇为王初期吕不韦曾达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高峰，也证实了眼前的兵马俑坑与1.5公里外那座高大的秦始皇陵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未久，考古人员又在其他出土的兵器上相继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如秦始皇四年、五年、七年、十六年、十七年，等等。

    吕不韦的名字出现的时间跨度将近10年，这10年正是他以丞相之职，谋国摄政，登上权力顶峰的时期。而监督制造对国家兴亡极为重要的兵器，正是丞相的职责。饶有意味的是，就在秦王22岁加冕亲政的那一年，吕不韦的名字从兵器上消失了，直到秦始皇死去再也没有出现。兵器铭文的出土，以确凿的实物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在坑内西南角一个残破的陶俑下，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静静地躺卧在泥土中，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泥水侵蚀的漫长岁月，它依旧闪烁着昔日的雄风华彩——通体光亮如新，寒气逼人。

    此剑长达91.3厘米、宽3.2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同时，它又诱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前222年，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秦国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燕国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煨淬过的特殊凶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

    荆轲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挥臂欲刺，也就在这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座椅上跳起来，荆轲抓住的衣袖“哧”地一声被断为两截。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紧急。奔逃中的秦始皇下意识地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宝剑，可剑身太长，连抽三下都没能出鞘。在这非生即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负剑抽。”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后斜抽出来。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齐刷刷斩断，顿时血流如注……

    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秦始皇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负剑抽出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一次就将荆轲左腿斩为两截的程度？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否是秦始皇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91.3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120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地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1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一号坑青铜剑出土之后，考古人员张占民曾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在桌面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张纸。后经科学测定，此剑是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得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境地。

    而使秦剑历经2000余年泥水侵蚀依然光亮如新的秘密，经研究表明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10至15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化验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失传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明并取得专利权。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于秦剑之上，这个谜至今未解。

    一塔倒塌灵骨现

    因供奉佛指舍利而闻名天下的法门寺位于陕西扶风县境内，法门寺地处岐山南麓、渭水北岸，是周人的祖庭，也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关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还有一段曲折坎坷的经历。

    法门寺建于佛教盛行的北魏时期，当时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民间小寺。北周初年，佛教势力逐渐壮大。

    公元558年，北魏皇室的拓跋育对法门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为法门寺日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关于法门寺寺名的由来，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民间故事。

    大约在周武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一位叫法阿门的年轻书生笃信佛教，他除了自己礼佛敬佛之外，还设坛讲习，教化众生。同时又上书周天子，演化佛教、弘扬佛法。

    周天子认为法阿门以异端邪说妖言惑众，下令将其缉拿，并砍去其手脚、舌头、眼睛、耳朵，将其处死。此事传到临终前的释迦牟尼佛的耳朵里，释迦牟尼被法阿门普救万众生灵的事迹所感，为让佛光普照天下，佛法震慑人心，佛祖对他的国王阿育王说：“我死后，你将我的身体断成四万八千块，一块送往东土周朝法阿门的故居处吧，其余分到世界各地。”

    释迦牟尼圆寂后，阿育王遵照释迦牟尼的遗嘱，差鬼将把佛指舍利送到法阿门所住的美阳村，佛指舍利送达的当夜，法阿门诵经的地方瞬间耸起一处几十丈高的宝塔，塔底洞穴金光耀眼，水银池上泛有一艘金船，船上金莲花丛中置宝匣，匣内珍藏一枚佛指舍利。正是因为这一传说，所以人们将本名为阿育王寺的寺庙改称为法门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法门寺曾经随着朝代的更迭、佛教的兴废而起起落落，盛衰交替。

    在唐朝时期，由于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的法门寺由于佛指舍利的缘故，被视为皇家奉佛的总道场，备受尊崇。朝廷花费巨资，几经扩建，终于使其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宗派和僧人都堪称最多的皇家寺院。佛骨迎奉制度的确立，更是奠定了法门寺的特殊地位。

    由于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定期迎送供养佛骨会令国泰民安，从唐太宗贞观五年开启法门寺地宫，供养佛骨开始，形成了“三十年一开”的制度，亦即每隔30年举办一次盛大的迎奉佛骨舍利大典。在唐代200多年的存续期间，先后有8位皇帝6次将佛骨迎进皇宫供养。

    不过，在举国一片礼佛声中，也有反对的声音。唐宪宗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向皇帝呈上了他所著的一篇《谏佛骨》，并建议“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唐宪宗看了这个奏疏，大为震怒，韩愈差点因此掉了脑袋。后经诸大臣解劝，韩愈才被免死而被贬到潮州，出任刺史。韩愈的那首著名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即是在前往潮州，途经蓝田关时所作：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敝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唐朝中期的佛教出现了持续稳定繁荣的局面。唐王室与佛教界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与频繁。

    公元840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改为会昌纪元。繁盛一时的大唐帝国进入晚唐时期。随着政治上的腐败，中唐以来连年的战乱，各地的寺院渐渐失去了原先神圣的庄严气象，僧尼队伍鱼龙混杂，各派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而且当时僧人中多有达官显贵，或者交结权贵以势欺人的也不在少数。寺院经济空前发达，僧侣阶层与皇权政治形成了严重对立。

    唐武宗即位后，崇奉道教，加上宰相李德裕也是个道教徒，又因为佛教僧侣们本身存在的许多积习，使得佛教的繁荣气象每况愈下。唐武宗本人偏好道术，排斥佛教。他在位之时，正逢“三十年一开”地宫，奉迎佛骨之时，他不仅摒弃旧制，而且不再礼迎佛骨，还在公元854年颁布了一系列灭佛诏敕，在全国范围内大动干戈。数以千计的寺庙被毁，与佛教有关的数万建筑也难逃厄运。寺院财产被没收，大批僧人被迫还俗。从此，唐朝佛教开始走向衰败。

    继武宗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是他的叔父宣宗。这位皇帝早年曾过着四处流落的生活，有时甚至寄宿于寺院，接受僧侣们的施舍。所以宣宗即位后，带着他报恩的心愿，重新下诏试图恢复佛教从前的盛况，持续六年之久的会昌法难宣告终止。唐咸通十四年，唐王朝最后一次举行奉迎佛骨大典。在将帝后王公供养的金银器物、绫罗织锦、法器、宝函等物品与佛指舍利一同送入地宫后，封闭了地宫。至此，佛指舍利湮没千年，历代封建帝王奉迎佛骨的仪式也到此结束。

    随着由唐而宋，朝代更迭，长安城失去帝都地位，法门寺昔日皇家道场的风光也随之不再。

    转眼历史到了近代。又发生了一起让人难以忘记的法师为保护法门寺而自焚的悲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进入寺院，开始了“破四旧”行动。他们毁殿堂，破佛像，焚经书，砸石碑。还要挖地宫取宝。当时的法门寺住持良卿法师深知地宫所藏何物，但苦于无良策保护地宫。在红卫兵掘进迅速，挖出深坑时，前殿传来着火的声音。众人奔去观看，只见浓烟烈焰中，端坐着身披绦红袈裟的良卿法师，他以衰老之躯，合掌安坐火中，平静地让自己化作了灰烬。而被此情此景震慑的红卫兵们再也无心挖宝，一哄而散。良卿法师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地宫，保存了佛舍利。

    1981年8月4日，法门寺真身宝塔在承受了千年的天灾人祸、风雨剥蚀之后，再临劫难。在连绵的淫雨中，塔身突然由纵向一劈两半，一半轰然倒塌，堕于尘埃，另一半微微弯曲，兀自挺立。

    1985年，陕西人民政府做出决定，由省、市、县各级政府共同出面，拆除残塔，重建真身宝塔。继唐、明两代重修之后，宝塔的第三次重建宣告开始。

    1987年初，由陕西省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开始清理明代宝塔地基。同年4月，覆盖地宫天窗、当时已成碎片的方形石板被移开，封闭千年的地宫石门被打开。一度被世人遗忘的地下宝库冲破千年的黑暗，大放异彩。地宫的开启，无论是对虔诚的信徒，还是对普通的考古工作人员，以及无数仰承中华历史文化恩泽的子子孙孙，都带来了莫大的惊喜。

    地宫中的珍宝数以千计，其中既有宝函、经卷、金银器物，也有丝绸织锦、琉璃器皿等等，还有历史有记载但是早已失传的秘色瓷器。这些珍宝均为唐朝皇室历年的供养品，许多珍贵的供品保存完好、质地精良，堪称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及佛学价值。当然，最为牵动人心的，还是佛祖真身舍利的发现。

    在法门寺地宫中，考古人员共发现了四枚佛指。其中一枚佛指安放在金棺银椁和八重宝函之中，另一枚则安放在鎏金银棺内，还有一枚是安放在铜浮屠中的玉质佛指。而真正的释迦牟尼灵骨，却供奉在一只不起眼的铁函之中，藏在后室墙根的小小秘室之中。

    但是，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铁函中出土的佛指，却震惊了中外考古界，因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唯一现存的释迦牟尼佛指舍利，这颗舍利可以说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

    一片甲骨惊世界

    古代甲骨上的刻痕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20世纪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地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末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公元1899年也是清末光绪25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龙骨”的药上面刻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么会有刻画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大篆也非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收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痕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他由此肯定这是刻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

    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而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做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以纪念他发现甲骨文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的手中。刘鹗又进一步收集，他收藏的甲骨增至5000多片，并在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

    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经过许多专家学者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旁边，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以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伍子胥挖墓鞭楚王

    春秋战国时期，楚康的第五个儿子弃疾靠着兵权和诈术，逼死了自己的三个哥哥兄长，自立为王，人称楚平王。楚平王即位后，任命伍奢为太子太师，宠臣费无忌为太子少师。伍奢因为品行高洁而受到楚平王的称赞和太子的信任，而费无忌因为经常对楚平王进谗言，而遭到太子建的厌恶。费无忌看到伍奢受宠，就怀恨在心，一直在找机会要除掉太子和伍奢。

    公元前527年，太子建15岁了，费无忌趁机上奏楚平王说：“太子已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如果娶妻子，最好是秦国的公主，这样，秦楚两个强国联合，楚国的势力就更大了。”楚平王认为费无忌说得很有道理，便派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求婚。秦哀公便决定把妹妹孟嬴嫁给楚国太子。

    费无忌到秦迎亲，发现孟嬴美貌过人，就想到楚平王是非常好色的一个人，而太子建厌恶自己，便生出了离间楚平王父子的想法。在迎亲队伍即将回到楚国的时候，费无忌就抢先回到楚国的都城游说楚平王，说孟赢怎样的美貌，与其让他做太子的妃子，不如做楚王的妃子，而且太子的年纪还小，过一年后再给太子娶亲也不晚。楚平王听信了费无忌的话，就使用调包计，自己娶了孟嬴为夫人。他每天都与孟嬴在后宫宴乐，不理朝政，对费无忌也更加宠信了。

    因为是费无忌劝说楚平王娶了自己的儿媳当妃子，费无忌非常害怕将来太子继位为王，会报复自己，自己没有好下场，所以费无忌就在楚平王面前进谗言说太子有谋反的倾向。公元前522年，费无忌诬告太子与伍奢联合齐国和晋国，想要谋反杀了楚平王。

    楚平王信以为真，立即抓了伍奢，严加拷问，并且派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司马奋扬知道太子是无辜的，是费无忌在陷害太子，所以他就偷偷地派人事先通知太子建，让他赶紧逃命。太子建逃到宋国去以后，司马奋扬才假装赶到太子建的领地去杀太子。

    太子逃跑了，只有伍奢一个人被抓到，费无忌见状，对楚平王说：“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是人才，假如逃到吴国去，会给楚国带来后患的。一定要设法杀掉他们。”楚平王便命令伍奢招两个儿子到郢都来。

    伍奢对楚平王说：“我的大儿子伍尚，性格柔顺而孝顺，所以他虽然知道这是陷阱，但是他一定会听我的话前来；伍子胥年纪虽小，但是足智多谋，坚忍刚强能够成就大事，他知道这是陷阱肯定不会来，他肯定是会逃走为我报仇的！”说毕便按照楚平王的命令，给两个儿子写信，让他们回到郢都，见自己最后一面。

    楚平王的使臣见到了伍尚，说：“你父亲是耿直忠诚的大臣，楚平王现在已经查清事情的真相，知道你父亲没有谋反，所以，现在已经被赦免了，而且大王已经封伍尚为鸿都侯，伍子胥为盖侯，楚平王让你二人到郢都领赏。”

    伍尚、伍子胥接到父亲的手书后，立即明白了楚平王的用意，伍子胥对哥哥伍尚说道：“我们去了只是落入楚平王的圈套，父子三人同死，根本救不出父亲来，有何益处？不如你我逃到其他国家再图将来为父亲报仇。”

    伍尚说：“我怎会在乎封侯呢？我只不过是十分想念父亲，我知道楚平王拿父亲做诱饵，想让我们自投罗网，如果不去见父亲，我们就会违背了对父尽孝的礼节。所以，为父尽孝的事情我来做，而为我们报仇雪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伍尚说完就和伍子胥挥泪而别。

    伍奢在牢中得知伍子胥果然不肯来，不由得长叹道：“楚国从此有难了……”

    伍子胥逃出楚国，得知太子建正在宋国避难，于是前往宋，打算辅助太子建从宋国借兵夺回楚国政权。不料当时宋国正发生政变，内乱不止。向宋国借兵恐怕是遥遥无期了，于是，伍子胥跟着太子建转投郑国。郑定公出于本国利益，利用太子建急于借兵的心理，偷偷设计害死了太子建。然后威胁伍子胥要帮助他灭掉楚之后平分楚地。伍子胥觉得他只是要为父兄报仇杀了楚平王，而不是要灭掉楚国。所以，伍子胥不愿意这样做。

    随后，伍子胥保护了太子建的儿子胜乘黑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雪上加霜的是，胜毕竟只是一个少年，经过这段日子的亡命奔波，已经劳累成疾行动不便。几天后，他们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然而，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伍子胥想不到什么计策，最后他愁得一夜间头发都白了。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

    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人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的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人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却有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这时江面划来一条渔船，一个打渔的白发老翁主动把伍子胥摆渡送过江去。

    过了江，脱离了危险，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现在送给你，也算是略表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连这些都没有放在眼里，难道会要你这把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

    伍子胥带着胜，沿途乞讨，进入吴国棠邑。吴公子光乃是伍子胥旧识，他将伍子胥引见给吴王僚。吴王僚听过伍子胥的名声但是不知道他的本事有多大，所以只封伍子胥为上大夫。

    过了一些时日，伍子胥发现吴王并没有真正重用自己的意思。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自己不受重用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公子光在吴王左右屡进谗言的缘故。

    原来，公子光并不想伍子胥为吴王所用。为人机敏的伍子胥进而醒悟公子光有篡位之谋。于是和公子光说：“只要你答应将来为我发兵楚国，我可以帮助你顺利夺取王位。”公子光一口答应了。

    随后伍子胥推荐了大力士专诸去行刺吴王僚。公子光送给专诸一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匕首叫鱼肠剑，只有三寸长。在刺杀死吴王僚后，公子光自立为王，称为吴王阖闾。

    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当吴王被刺杀后，躲藏在卫国。为了断绝后患，伍子胥亲自派勇士要离给阖闾，要他刺杀了庆忌。刺杀成功后，伍子胥成了功臣。

    于是，伍子胥请求阖闾发兵攻楚。吴王阖闾却推却说，“现在，我还缺少一个领兵的大将。”

    伍子胥说：“我有一个多年的故交，叫孙武，齐国人，他行军布阵，运筹决战的能力可以说当世无双，我愿意请他来为您效命。”

    吴王大喜，礼聘孙武来到吴国。

    过了不久，楚平王病危，临死前楚平王召集群臣：“我死后，由公子轸即位，他年纪尚小，你们要好好辅助，我杀了伍奢父子，现在伍子胥在吴国，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来为父报仇的，你们一定要防范吴国啊。”楚平王死后，公子轸即位，人称楚昭王。

    伍子胥在吴国得到楚平王的死讯后，放声大哭。他恨楚平王死得太早，他不能亲手砍下楚平王的人头，来为父亲和哥哥报仇。

    四年后，伍子胥终于劝说成功阖闾去攻打楚国。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亲自率领大军，向楚国进攻，一路取得胜利，一直打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伍子胥回到楚国郢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打探楚平王墓在哪里。但是，因为楚平王死前怕伍子胥会挖掘他的陵墓，所以告诉他的儿子，在自己下葬后，一定要把知道自己陵墓方位的工匠全部杀掉来防止伍子胥报仇。伍子胥四处派人打探楚平王葬在哪里，但是都毫无消息。

    最后，伍子胥派人把弃城逃跑却被抓住的楚昭王带上来审问：“快说，你父亲那个老昏君到底葬在哪里？如果不说我就杀死你！”

    楚昭王说：“我父王已经死了那么久，他的身体早已经腐烂消失了，我父亲杀你父兄是他的过错，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请你放过已经在黄泉的人的尸骸吧。虽然你不能报仇雪恨，但是父债子还，你对我父亲的怨恨，我来偿还吧。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无话可说！”

    伍子胥看楚昭王什么都不肯说，怒气冲冲地叫人用鞭子拷打楚昭王。最后，楚昭王终于忍受不了痛苦，告诉了楚平王埋葬在东门外廖台湖处。伍子胥立即提着楚昭王到了廖台湖处，让昭王指名了下葬的具体地点，然后挖出平王的棺木。

    过了三个时辰，士兵终于把棺木挖了出来，伍子胥看到这棺木是上好木材所制，且密封极好，所以，士兵们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棺木却仍是纹丝不动。

    “走开，我来！”伍子胥生气地喊道。只见他“嗖”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宝剑：这宝剑可谓削铁如泥，乃是伍家祖传之宝。他举起宝剑，将一腔悲愤化作无穷力量，砍了下去，原本极为坚固的木材在剑下显得不堪一击，剑落之处，木屑乱飞，七剑落完，棺板尽去。

    经过一番刀斩斧砍，一具尸体终于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具尸体由于埋了一段时间了，已开始腐烂，面目也有些模糊。但伍子胥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楚平王。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伍子胥看到了楚平王的尸体，多年的怨恨涌上心头，不禁怒气冲天，他一脚踏在楚平王的肚子上，右手拎起楚平王的人头，眼睛盯着楚平王的脸，讥诮地说：“看看吧，是谁听信了奸臣的谗言啊，不明道理就杀了我的父亲和兄弟啊？是谁让他们含冤至始不能瞑目啊？想不到楚平王，几年后你会落到我的手里，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说完，伍子胥就抽出自己的九节铜鞭 一下，两下，三下……五百下。直抽得楚平王的尸体肉烂骨碎。鞭挞完楚平王后，伍子胥还不能息灭心中的怒恨，他提着楚昭王来到江边说：“我父亲和哥哥被杀后竟然被你们抛尸到深江中，现在作为害死我父兄的仇人，我也会让你们尝尝这个滋味。”

    说罢，伍子胥就把楚昭王和费无忌杀死投掷到江里祭奠父亲和哥哥的在天之灵。看着仇人的尸体被抛弃到江中，伍子胥嚎啕大哭：“父亲，哥哥，我终于替你们报仇雪恨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

    武夷山高有悬棺

    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古闽族”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绵延二千多年之久，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而其中最让人为之着迷的是武夷山上的悬棺。

    武夷山曾属瓯地。古时有过闽瓯、越瓯等称，秦汉之际又分为东瓯、西瓯，武夷山则属于瓯人的活动中心。春秋末期，西迁的西瓯人统一了岭西，延续至今的就是壮族。而壮族自称自己是“疍人”的后裔。

    关于壮族的起源，还有个原始故事：说是一位孤独的老太，收养了一个短尾人。她死时，这个短尾人刮起了一阵狂风，把老人的遗体送到了悬崖之上。因为，短尾人是不凡的龙子，他每年三月三都要来扫墓；因此，形成三月三的歌节。

    这是关于瓯人的故事，说明了瓯地武夷山的悬棺葬俗似有很密切的联系。“龙子”是疍人的自称，这个短尾人就饱含了疍人的图腾崇拜印迹。宋代的祝穆曾经写道：“混沌初开，有神星曰：圣姥母子二人来居此山。众仙立为皇太姥圣母。”

    圣母也是“幔亭招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母子两人居于山中，与上述那个故事中的主人翁不正恰好对应么？同源于古越疍人——“疍”的侗族，最崇奉的神就是“去世了的祖母”，都带有明显的母系社会的痕迹。这故事中所表现的葬俗，其实是出于后人对先人的崇敬，也就像人们所普遍猜测的那样，极受族人尊敬的人物，才可能享受这种礼遇，因为这种祭奠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这种葬俗必然与当时武夷民族意识有关。郭沫若先生考察时曾提出，这是一种属于天葬的葬式。武夷山曾有“悬棺数千”，那时，悬棺可能布满了山中大小、高低的各岩壑，免受风雨之侵大概是最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把它高搁在悬崖绝壁之上？

    有的人提出，这是为了表达后人对死者的虔敬；有人提出，是部落酋长为了显示身份、显示势力、显示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其中也有子民们臣服的意识；有人以为这是为了保护尊者的遗体不受野兽的侵扰，以保佑亡灵平安无恙；有人以为这是古人山岳崇拜意识的体现，是为了使亡者的幽灵更便捷地升入天国等等……

    那么，武夷山上的悬棺葬俗对其他地方的殡葬风俗有多大影响呢？武夷山作为悬棺葬俗的发源地，为学术界所公认。随着武夷人的迁徙、文化的交流，这种葬俗竟波及到南方的十四个省、区，成为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东南亚。

    武夷悬棺葬俗可追溯至夏禹时代，这种葬俗在春秋、战国时候的江西贵溪得了充分的发挥，留下了许多遗物，有的仿屋宇造型，还出土了大量先进的纺织器材及织品，与武夷先民高度发达的纺织技术可谓一脉相承。

    先秦时同属瓯地的浙江省的临海在东汉时还有悬棺葬的习俗，是安家族人所尊奉的习俗；而在台湾都兰，也有属于先秦时代的岩棺遗物；湖南有楠木洞，石缝中有船，俗称仙人所居沉香船的地方；贵州安顺有牛角苗者，“人死，用棺以窑藏，挂于岩上”的风俗；而这种悬棺葬俗，在四川分布最广。三峡有所谓“兵书宝剑匣”；在龙河两岸，随处可见“凿岩为穴，置棺以葬”的岩棺；在小三峡一带则又可见以栈悬棺；而珙县境内现存的悬棺之多可谓全国之最。

    近年来，考古人员又在武夷山东部的松溪县，发现了一个“棺木洞”，内藏三四百具明清时代的棺木。由于数千年的发展，这种葬俗文化的内容因而显得格外丰富。棺形由船简化为似屋、似函、似臼，以至普通棺具。

    武夷船棺以其神秘性和独特性吸引了千百年来的无数过客。它的形制是什么样的？考古人员在武夷山的观音岩取下的一号船棺残长3.54米，宽0.56米，高0.78米，棺内空长2.16米，棺的头部和尾分别向外延伸，各有一洞，棺底两端向上翘，有明显的船形。棺盖头部伸出，头略翘。那么，这样沉重的船棺又是怎么放进山洞里的呢？

    《晋安逸志》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叫游三蓬的青年是秦国人，年少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一天，游三蓬正在和弟弟打渔，在一个叫泊梅溪的渡口遇到一个请求渡船的老翁，老翁穿着破烂，游三蓬问老人想坐船到哪里去？老翁回答：“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将大宴群仙，所以我要参加宴会，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呢？”兄弟两个听到老翁说的话，很高兴地答应了，老翁就让兄弟两人闭上眼睛，坐在舟中不要睁开眼睛，兄弟二人闭紧了双眼，听着耳边想起了大风，感觉就像在飞一样。不一会，老翁叫他们睁开了眼睛，而他们则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了。

    武夷民间还传说“有个仙人乘舟渡月而来，船马上就到达地面了，结果被一个女子看到了，于是，仙人就变成白鹤飞走了，而把船留在了这里”。

    同样盛行悬棺葬的四川珙县，传说是神鹰变成黑衣力士用手托举升上陡壁。三峡附近则传说：“昔人于江上斗龙船，忽飞起置今处”，说是自己飞上去；广西则记载：“人谓神巫有奇术，能将棺木深夜飞升……”；《太平广记》中则写道：“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人们对这个千古之谜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的附会。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它代替不了事实，也代替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

    严峻的生活，强悍的习性，独特的信仰，再加上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武夷族的先人为了让死者享受永久的冥福，他们在峰峦沟壑间，举行了一次又一次隆重的葬礼，在武夷山上留下了这些永恒的祭奠。所有放置船棺的洞穴，上到峰顶，下至崖谷，都至少有数十米之遥，而所处的峭壁大多陡峭，而令人们根本就无法攀援。武夷族先人是用什么方法将船棺放进岩洞之中的呢？

    有人根据明代的记载，提出可能是从岩顶将棺木悬吊垂下至洞穴后，将棺柩移入的。如唐以前的五溪蛮，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但三四千年前人类还未发明使用辘轳等机械，船棺仅长就近五米，形体巨大，难以控制，有的岩石突出，会将船棺撞毁，何况有的山峰本身就无法攀登。又怎么可能架栈道将船棺移入呢？

    武夷山自古就有许多飞阁栈道的记载，虽然架设栈道的工程量浩大，但武夷悬崖多是单独成峰，突兀峭拔，无缓坡可供架设。有人发现在某些峭壁间似有插孔做栈道的痕迹，但考古人员曾仔细观察过，在陡峭的白岩峭壁间根本就没有栈道痕迹。

    那么，是否可能用搭设台架的方法升置船棺呢？因为广西有这样的先例，但是且不说搭设三五十米的台架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而大藏峰的金鸡洞，下临深潭，水流萦回，台架又何处可搭呢？

    众说纷纭，却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大概是各种手段都兼而有之？至今人们还在力图互相说服，而四千年前的武夷族先人早已悄悄地把仙舟高高地搁在悬崖峭壁之上了，留下这个令一代又一代后人绞尽脑汁也难以解开的谜团。

    重现天日的阿房宫

    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房宫建于二千多年前的秦代。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每征服一国，就绘制该国宫室图，在秦国都城咸阳的渭水南岸仿造宫殿，称“六国宫殿”。相传当时共有宫室145种，著名的有信宫、甘泉宫、兴乐宫、长杨宫等宫殿。想当年，咸阳宫可谓殿宇林立，楼阁相属，曲廊幽径，花香景深。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征发刑徒70余万人到四川、湖北等地进行砍伐木材，开凿北山的石料，在渭河南上林苑中开始兴建更大规模的宫殿——朝宫。说起朝宫，人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提起它的别名，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知道，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

    遗憾的是，由于工程过于浩大，阿房宫最终只是秦始皇心中的一座宫殿，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阿房宫，直到汉刘邦大军入关还没完工。楚霸王项羽率军入关后，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都被纵火焚烧，化为灰烬了。

    西安市西去十余公里有一处自古遗留的夯土台，被世人长期认为是秦阿房宫烽火台的遗址。烽火台是中国古代传递军情的建筑。

    在古时，长城沿线和西北边疆，每隔一段距离，人们就筑起一座烽火台。烽火台里装满柴草或点燃后容易冒烟不散的狼的粪便，并派将士日夜驻守。若发现敌人入侵，就一个接一个地点起烽火报警，敌情很快会传到军事指挥区。

    点放烽火的方法，白天和晚上不一样。晚上点放火叫烽，白天点放烟叫燧。点放烟火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来的敌军不到1000人，就点放一支烟火，每增加1000个敌兵，就增加一支烟火。那么，这座自古遗留的夯土台，究竟是不是烽火台呢？

    2005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探和挖掘。在挖掘中，考古人员发现遗址出土的板瓦、筒瓦的残片的建筑时间要比阿房宫修建的时间早得多，与阿房宫没有任何关系。而在残存建筑部底部和中腰还有建筑物。

    因此，这个建筑应为高台宫殿建筑，其形制与咸阳宫一号宫殿相似，这也是战国建筑形式的一大特点。可惜如今顶部已被破坏殆尽，建筑物已荡然无存。

    为了进一步地寻找阿房宫的确切地址，2005—2006年间，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经过对阿房宫前殿遗址东侧30多平方公里、前后近一年的考古调查、勘探与部分发掘发现，传说中的上天台遗址实际上是战国时期营建的上林苑中的一处宫殿建筑群。但是由于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遗迹附近挖过战壕；当地农民在此取土及进行修筑梯田、大规模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因此该遗址受到严重破坏。

    从遗址出土的大量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来看，它们沿袭了关中地区战国时代板瓦、筒瓦上流行的纹饰和工艺，即与战国秦上林苑一号建筑遗址出土的板瓦和筒瓦的制法、形制和纹饰相同。考古学家比较了战国朝代的邯郸赵王的宫殿建筑遗址、燕下都东城的武阳台等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认定上天台建筑遗址中的夯筑土台属于战国时代流行的高台宫殿建筑。

    历史曾载秦有五苑，但秦上林苑的范围，到宋代的学者已经很难说清楚了。然而，秦阿房宫前殿建于秦上林苑之中。这处遗址的发现也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秦都咸阳战国朝代是否已有上林苑的问题，也澄清了长期以来将该建筑遗址作为阿房宫上天台的讹传。磁石门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磁石门。

    相传当年秦始皇“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作为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它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偷偷隐藏刀具的人不能通过；而且通过利于磁石吸铁的磁性来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朝拜的胡人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因此，这个门也叫“胡门”。为揭开关于磁石门神秘传说的真相，阿房宫考古队又在2007年10月对这个建筑遗址进行了挖掘。

    考古学家仔细考证了该遗址出土的大量板瓦和筒瓦的制作工艺，认定该遗址建筑的时代亦应为战国时期秦国上林苑中的一座高台宫殿建筑，而不是一座门址，没有门道遗迹和相关设施。它建筑的时代比秦统一以后秦始皇所修建的阿房宫要早，所以，它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也澄清了长期以来将上林苑建筑遗址作为阿房宫磁石门遗址的讹传。

    在这次的挖掘中，考古人员也许为项羽洗清了千年的不白之冤。许多年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几乎成了历史常识。

    《史记》上明确写着：“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更是在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后，无限感慨地歌咏：“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如果项羽的大火真的持续燃烧了3个月，那么，在阿房宫应该留下一些痕迹。考古学家们在离阿房宫遗址不远的咸阳宫遗址上就发现了大量的火烧痕迹。遗迹，就是都把墙白烧成了红颜色，还有大量的木桩灰，还有因火太大把木桩烧成了硫渣，其他的建筑材料如瓦片也被火烧成了红颜色。

    毫无疑问，如果经历过大火，阿房宫遗址也应该留存大量火烧的痕迹。但是考古人员们的探铲一次次地探下去，每一次带上来的只有夯土，没有火烧过的痕迹。在这之前的考古发现和阿房宫的传说还基本吻合，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截然不同了。除了东西部村庄覆压的地面以外，还在房屋和房屋之间的空地上，以及花池里、猪圈旁、厕所旁，考古人员全都进行了钻探，都没有发现一处有火烧的痕迹。难道这场轰动一时的大火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赵志君希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找到答案。他把从阿房宫遗址取得的土样带回了实验室。赵志君说：“假设阿房宫确实建成了，又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的话，那么在阿房宫的废墟上就应该形成一个很厚的灰烬层。这个灰烬层里肯定有很多没有完全烧尽的木炭，以及残留的非常细小的炭化的木屑。”

    首先，赵志君把土壤颗粒完全分散开，然后配制一些重液，通过浮选的方法把土壤中不同比重的物质分离出来，轻的物体就会浮到液体的表面，而重的物质就沉到底层。炭化的木屑比重非常小，如果阿房宫真的经历过大火，那么土壤里包含的所有炭化木屑都会漂浮起来。若某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焚烧，那么其地层土壤中所包含碳化物的数量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颗粒制成一个显微晶片，就能看到成千上万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炭化木屑，但是从采自阿房宫的土样来看，没有发现这个现象，顶多只能看到二三十个炭化木屑的个体。

    赵志君的显微镜解开了一个谜团，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楚霸王项羽为什么在烧了咸阳宫之后，偏偏放过了规模更加雄伟的阿房宫呢？考古人员又勘探了所有附近的区域，却只在夯土台的南侧发现了路土的痕迹。最后，考古人员给项羽为何没有火烧阿房宫给了一个惊人的解释。

    这个解释结束了那些流传千年的阿房宫传说——阿房宫的建设只是完成了地基，它最终没有全部建成。实际上，70万人的劳力在4年的时间里也只是完成了一座夯土台基，而余下的那些设计精妙的建筑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阿房宫永远留在了秦始皇的梦幻之中。这座传说中壮美的宫殿并没有被项羽焚毁——那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建成过。而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的阿房宫大火也是杜撰出来的。围绕着千年阿房宫众多的谜题，终于在今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一个道士打通的千年岁月

    在敦煌莫高窟16号窟入口通道的旁边，有一个小门，这就是17号窟，即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了。在莫高窟大大小小近五百个石窟中，最吸引人的恐怕就要数这窟中之窟了。

    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宋朝。北宋时，由于科技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在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清出了一大批重复的、残旧不宜再用的和一些曾流行而现在则已很少有人再读的经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剔除的经卷、典籍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中在一起。

    按照我国的习俗，书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第17窟是第16窟甬道中废弃的耳室，只有几平方米大，他们将这些捆好的书纸放入洞中，用泥封了洞口，再在上面绘上壁画。当这批人去世后，这个废品库就一直不被人所知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几经周折来到了敦煌，就在此住了下来，成为莫高窟的看守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多年致力于莫高窟的清沙与修补。他找来姓杨的先生在洞窟内抄经文。

    1900年5月26日，杨先生按照王道士的安排，在南区的第16号窟甬道抄经文。他在甬道中安置一案，背壁而坐。抄经之暇，习惯用芨芨草棍点烟，而且常将点完烟的草棍顺手插在背后墙壁的裂缝中。那天他插草棍时感觉缝子很深，再用手敲敲，咚咚的声音使他觉得墙后好像是空的，也许藏有什么秘密。杨先生就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王道士。

    当晚，王道士与抄经人悄悄地来到16号窟，两人敲击甬道墙壁，有空音传出。他们怀疑里面是空的，他们撬开发出空响的那段墙，发现一扇关闭的小门。他们清去封门的全部泥块，打开门，钻过一段过道，眼前的景象把王道士和杨先生惊呆了：在一个高约2.4米，宽约2.7米的小贮藏室中，堆满了无数白布包。每个白布包中裹着十几卷古老文书。有的布包下还有绢幡佛画，以及古代木刻印刷品、铜木法器等等。尘封近千年的藏经洞被出现了。

    沉睡900余年的敦煌第17号窟就这样无意中被挖掘出来了，一个埋藏在地下900余年的奇迹就这样公之于世了。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可不是废品了，它成了罕见的瑰宝。室内蕴藏着包罗万象的珍贵古文献文物，堆积如山，总计有五六万件。

    王道士意外地发现了藏经洞，由于文化水平太低，他对藏经洞的价值一无所知。他随便取了几卷文书送给当时爱好古物的敦煌知县汪宗瀚，又宴请了几位官绅前来参观。官绅们虽然谁也都说不出个子午卯酉，但一致认为此乃古物，应予以保存。

    1902年，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做了甘肃省学台。汪宗瀚将王道士送给他的北宋乾德六年的水月观音像、写经等一些敦煌藏经洞文物送与叶昌炽。叶昌炽大喜，在其碑刻学名著《语石》中有所考订，并以藏经洞藏品极为重要，立即建议甘肃省府将藏品全部运到兰州以便保管。但因要花费五六千两银子，竟无人理会。

    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向敦煌知县汪宗瀚下文，命将藏经洞藏品进行清点，就地封存。在主持查封时，汪宗瀚又随手拿走几件精品，以赠新疆、甘肃的一些官员，藏经洞文物开始外流。

    1907年3月12日早晨，第一个西方探险家斯坦因顶着依然刺骨的寒风来到敦煌。斯坦因出生于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之家，他在21岁时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1905年，在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同资助下，斯坦因到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古活动。刚到达敦煌，他并不知道藏经洞之事，后从一名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线索，便立即从敦煌县城出发，越过十几公里沙漠，来到莫高窟。当他看到藏经洞上新安的木门，多少有些失望：掌握钥匙的王道士又为修整石窟化缘去了。但其中国“师爷”蒋孝琬多方打听到的消息又使他充满了希冀，据说藏经洞的“文书”能装满几马车。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第四次来到莫高窟。这时已听说他来过几趟的王道士正在“守株待兔”地等着他。斯坦因第一次见到王道士，感到“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的表情。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人。”果然，王道士对他们看藏经洞的要求不置可否。后来，斯坦因在他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说道：“对王道士仅以金钱为诱饵是行不通的。”

    于是，斯坦因建议王道士领他看看自己为之骄傲的庙宇重修工程，并对王道士大加赞赏。后又与王道士饶有兴趣地谈起唐代西天取经的玄奘。这个方法颇有效果，王道士兴奋地将斯坦因领到他主持新建走廊的唐僧壁画前，并开始对斯坦因有了好感和信任。经过斯坦因和蒋师爷的攻心战，夜里，王道士允许蒋师爷将几卷写经送到斯坦因手上。

    整个后半夜，斯坦因都在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文书。说来也巧，这几卷经文正是从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回的原著中翻译的。第二天，他们再一次使王道士相信这是玄奘显灵，于是，王道士的心理负担完全消除，在他的油灯引导下，斯坦因第一次进入藏经洞。

    后来他追记道：“这所小屋里所展现的情景，真使我大开眼界。在道士小灯的幽暗光线下，依稀可以看见大量地但却又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的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有十尺左右。至于它所占的空间，据后来测量的结果，则得近五百立方尺。”

    由于藏经洞堆满了文书，几无立足之地。为了保密，王道士便每次将一捆文书搬到附近一个小屋，安排斯坦因在那里阅读。如此这般，七天中斯坦因阅读了用汉文、梵文、康居文、藏文，形似古代北欧文字的突厥文和维吾尔文字以及其他未知文字所写的大量手稿。

    其中大多数帛画由于几百年的重压，已缩成了既硬且脆的小小一叠，以致无法分开。后来在英国博物馆的实验室中，对这些书籍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剥离工作，进行了近七年才结束。

    斯坦因在另一部著作《古中亚旅行记》中回忆：“（王道士）似乎已经认识到，我为了西方的学术而拯救所有那些古代佛教文学与艺术的遗物，是一种虔诚的行为。否则，这些东西由于当地的漠不关心，迟早是要损失的。”于是，在贡献一笔捐助和严守秘密的承诺下，斯坦因将“所有24只装满手稿的箱子和5只装有经过精心包扎的绘画、绣制品和类似的古代艺术品”全部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上又买下5大箱570卷写经。他先后在藏经洞所获9000多卷写经和500多幅佛画，把他的考古生涯推向了顶峰。牛津和剑桥均赠授予他博士学位，他也因之成为英国正式公民。西方学界称赞他是“他的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

    继斯坦因而到莫高窟的另一个人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是一位语言学家，熟悉13种语言，22岁就已当上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

    1906年，他与助手、负责测绘地图、采集标本的路易·瓦兰博士和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组成远征队，从巴黎前往中国。当他到达新疆喀什，用流利的中文与中国官员交流并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及朗读客厅悬挂的对联文字时，他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1908年7月，伯希等一行三人来到敦煌，经过近一个月的周旋，终于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藏经洞。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简直惊得呆若木鸡。”据他粗略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1.5万至2万卷之间，如要打开每一卷而适当审查的话，他至少要花六个月时间。他凭借着微弱的烛光，花了三周如同幽闭的时间，对积满尘土如同小山的手稿进行挑选，几乎每天要看1000份手卷。他的助手努埃特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每一件东西拍下，共拍摄照片数百张，后来印出6大本。最后，伯希和说服王道士，花500两银子将他精心挑选的两堆文书约6000余卷卖给了他。在他确认文物已装箱上船运往法国后，他才带了一箱手稿样品，前往北京。

    藏经洞藏品的流失震惊了那里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中国学者和收藏家。在他们的呼吁下，清廷政府才如梦方醒。学部马上电令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放京”，并正式拨款6000两白银。这时已是1909年，是藏经洞发现后的第九个年头了。

    劫后余生的藏经洞藏品运往北京的过程也是令人痛心。所有写本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车装运，运送途中大官小吏层层拔毛，丢失严重，运抵学部时，只剩下8600多部残卷。而当时学部大臣李盛铎又将其中的精华细心筛选，据为己有，再以较长的卷子撕裂数段，以充足数。

    1935年，李盛铎去世前后几年中，他本人及后人曾一次以8万日元卖给日本人400卷，其他亦在社会上散售。藏经洞藏品的最后浩劫是李盛铎这位近代著名藏书家的一大污点。而藏经洞藏品运京前，王道士还偷偷藏匿了部分经卷。

    1910年至1911年，日本的桔瑞超来到莫高窟，便购得经卷约600种。1914年，斯坦因重返莫高窟又买走大量写本。同年，俄国佛国艺术史专家奥登堡也从王道士手中挤出了相当数量的写本。

    1923年，当翻阅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时，而“由于妒忌而不再能读下去”的美国东方学专家华尔纳来到敦煌时，藏经洞的文物已踪影皆无。于是，他的手又伸向了莫高窟精品的壁画。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发现后的藏品流失，则堪称是中国收藏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今天藏经洞文物散存于中、英、法、俄、日、德、美等国博物馆、图书馆中，以研究藏经洞文物为主要目标之一的敦煌学早已蜚声世界，但藏经洞发现的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则是沉重的。

    夜盗珍妃墓

    珍妃是清光绪皇帝的爱妃。关于她的身世和遭遇，人们知道了许多。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珍妃因支持光绪皇帝推行新法，被慈禧太后当众责辱打骂，并被贬入冷宫。

    珍妃被禁锢在皇宫东北角景祺阁后面的小院内，行动毫无自由，衣食极为恶劣，蓬头垢面形同乞丐，甚是凄惨。监视与送饭的太监都是李莲英的心腹，每日对她恶骂，横加侮辱。珍妃在这样凄苦的冷宫里囚禁了达两年之久，受尽折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不顾国难民危，挟带光绪皇帝仓惶西逃，临走时因为怕带着珍妃成为一个累赘，于是，慈禧就命李莲英指挥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淹死。

    1901年11月，慈禧和光绪等人从西安返回北京，为了掩人耳目，平息珍妃家人的愤怒。于是，慈禧命人对外宣称：“珍妃为了免遭洋人污辱而投井自杀，并给珍妃恢复名誉，从妃册封为贵妃。”慈禧还下旨要珍妃家人来打捞珍妃遗体。

    由于珍妃的遗体在井内泡了一年半有余，井口又小，怎么也捞不上来。慈禧大怒，要对珍妃的家人问罪，珍妃弟弟志锜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摆上香案，烧香叩头，求姐姐显灵开恩，救全家性命，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遗体打捞上来，已是惨不忍睹。志锜含泪将姐姐一条曲着的腿捋直，然后草草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田村。

    1915年3月，珍妃棺椁由北京移至河北易县清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同年11月，以贵妃规格下葬，埋葬在光绪陵寝崇陵旁的崇妃园寝。崇妃园寝在崇陵东面，相距仅一华里。

    1924年瑾妃病逝，也埋在这里，跟妹妹长眠在一起。姐妹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各自的陵寝中，直到12年后，才被人打破这里的宁静。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易县县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地区。清西陵办事处的护陵人员逃进县城，整个陵区成了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就给盗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这年秋末冬初，西陵附近华北村的鄂士臣找来老相识关友仁密谋：“乱世英雄起四方，要搞点家伙，拉起队伍闯荡闯荡。”这话与关友仁不谋而合。可是怎么才能搞到家伙呢？于是，鄂士臣提议，挖陵盗宝，换钱买枪。

    第二天，鄂士臣与关友仁又分头找来几个同伙，都是附近几个村盗过墓的人，他们聚到一处僻静村舍，商量盗墓的计划与步骤措施。首先是盗陵目标，皇帝陵与皇后陵里宝物多，但工程坚固，盗掘不易。李纪光盗过泰妃陵和王爷陵，是这些人当中最有经验的一个，他提议捡个容易下手的，速战速决。

    最后，他们将目标集中在崇妃园寝里的珍妃墓。理由是珍妃墓距村庄较远，不易被人发现，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生前虽不得意，死后入葬的规模却很高，随葬的珍宝肯定不少，如盗掘成功就能发横财。

    目标既定，这8个人就分头去做盗墓前的准备。鄂士臣与关友仁装扮成打柴人去探查出入路径；下岭村姓张的找来3支枪；荆山村人自带手枪一支；众人又设法凑了20多发子弹，“盗墓专家”李纪光自制了下地宫用的“蜈蚣梯子”。

    当天晚上，这8个人由凤凰台村向崇妃园寝进发，悄悄逼近了护陵老人居住的东班房。荒野空园，万籁俱寂，不知谁咳嗽了一声，惊动了守陵人养的一条大黄狗，荆山村那个人紧张过度，触动了扳机，“叭”地一声走了火，吓得那条狗夹着尾巴逃窜了。

    鄂士臣、关友仁等人立刻闯进东班房，用枪口对准了浑身发抖的守陵老人，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如敢声张就先要你的命。”老人急忙磕头求饶，蹲在炕上不敢动了。随后，关友仁等人进入陵墓开始进行挖掘。但是，他们挖了一个晚上，才挖出一个直径2米，深约3米的竖井，底下便是坚硬的地宫墓顶石，用镐实在挖不动了。这时天已放亮，白天盗墓实在危险，只好暂时收兵，临走时他们命令老人把大黄狗杀掉。

    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带来了几十斤炸药，为了不让附近村里的人们听到炮声，鄂士臣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把警戒哨放得远些，如遇到紧急情况，鸣枪为号，各自逃跑；另一条是速战速决，炮响之后，不容外人赶来就把宝物盗走。

    一个姓白的石匠是个开石能手，没多大功夫就把炮眼打好了，连放三炮，墓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鄂士臣用根长绳将一盏小油灯送下去，幽暗的灯光匆匆闪了几下，没有灭。李纪光麻利地将“蜈蚣梯子”顺下地宫，肩挎褡裢，臂挽手锯，腰别利斧，踩着梯子的木棍进入地宫。

    这座地宫有10米多长，八九米宽，南面是石门，用长条石顶着，北面是宝床，宝床之上安放着棺椁。李纪光用斧头把棺椁打开一个洞，又用手锯将此洞锯成一个能钻进人的大洞，取过油灯—照，只见珍妃尸体并未腐烂，头戴朝冠，身穿朝服，手握宝石，腰挂锦囊，身边放着如意，脸上皮肉尚存，五官依稀可辨。

    李纪光有些心跳气短，顾不得也不敢细看，钻进半截身体，连抓带划拉，将能看到、能摸到的大小宝物全收到入口处。他先将一些贵重的东西藏在棺角处，准备和同伙分完宝贝后，自己再返回来取走独吞，而后他才把所有的东西全装进褡裢里，慌忙爬上来。

    鄂士臣等人将盗得的宝物经过简单清点，又叫李纪光背上褡裢，一伙人便到下岭村姓张的家里去分配宝贝。李纪光见一个金扁方很贵重，便在路上趁人不注意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他又急于想返回墓穴中取藏下的宝贝，便假装肚子疼回家去了。这伙人到了张家，发现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银壳怀表，另一件是镶玉云头金扁方。怀表在下岭村姓张的手里，主动交了出来，其他6个人也未计较。金扁方在哪里呢？

    他们便怀疑是李纪光在路上偷走了，他们立刻赶到凤凰台村，把李纪光从家里揪出来，拉到太和村南的女儿沟，喝令他跪下，几支枪对着他的脑袋，让他交出金扁方，李纪光吓得连连叩头，只好交出了偷藏的金扁方。

    处置完李纪光后，这8个人又重返张家，研究如何处理盗来的这批宝物。关友仁、鄂士臣主张集中保存，按事前设想的那样，变卖后买枪拉队伍，当个乱世英雄。其余几个并没有这等“雄心壮志”，主张分给个人。

    李纪光做了丢脸的事，自觉理屈，没敢发表意见。两种意见争执半天，最后关、鄂二人力单势弱，只好妥协，将所有宝物按质量好坏分成8等份。金扁方很贵重，不便单分给某个人，只好用斧头剁成八瓣，随后用抓阄儿的办法，把这些稀世珍宝分掉了，从陵墓拿回的宝贝都已经分完，众人就各自回家。李纪光又偷偷跑回珍妃墓，取出藏好的一堆宝物，趁着黎明前黑暗，溜之大吉。

    没过几天，珍妃墓被盗的消息被披露，伪满洲国以“保护皇家祖坟”的名义，派来军队进驻易县城处理西陵被盗善后事宜。盗了珍妃墓的关友仁、鄂士臣等人见风声日紧，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除李纪光外，余下的7个人都离开故土远走高飞了。

    有一次，李纪光喝醉了酒，得意忘形，吹嘘他有的是钱，一辈子也花不完。李纪光是个穷光棍，自小家境贫寒，这自然引起了伪满军警的怀疑，立即把他抓了起来，经过严刑拷打，李纪光终于供出了盗墓的实情和同案人，而后被砍头示众，成为此地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

    李纪光招供被杀的消息传开后，出逃在外的同案犯们也有所耳闻，于是就隐姓埋名再也没敢回来。而缉拿盗墓贼的行动，也因为把李纪光砍头示众后不了了之。

    沧海现佛像

    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一所学校正在为修建操场紧张的施工。一直轰鸣的推土机似乎感到有些异样，工人们走到车前扒开浮土，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眼前。青州佛像窖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

    抢救性的青州佛像考古挖掘工作迅速展开。考古人员采用局部发掘的方式整整工作了七天七夜，覆盖着泥土的佛像逐渐显露出它们本来的面貌。

    佛像窖藏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考古人员工作了七天七夜，覆盖着泥土的佛像才逐渐显露出本来面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佛像被人为地砸碎了。经过考古人员的修复和拼对之后，佛像总数达到400余尊。当时的青州博物馆副馆长夏名采回忆说，有一尊观音菩萨相当优雅完美“比维纳斯还要漂亮”。

    这批石刻佛像数量惊人，精美无比。虽然，在进行完修复和拼对之后，佛像的总数已达到400余尊。但是，一个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深度不到3米的窖藏坑内为什么会埋藏着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像？而且许多佛像在经过艰难的修复比对之后，仍然无法完整地再现原貌，它们原本只是一些残缺的肢体，或是一些没有身体的佛头。

    考古学家认为，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5世纪到6世纪。当时统治中国的晋朝在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冲击下走向分裂，北方出现了由多个草原民族控制的割据政权。

    公元439年，鲜卑族建立北魏统一北方，此后北方又相继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五个朝代，这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动荡的南北朝时期。青州的佛教造像大多就是在这一时代完成的。

    然而，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深感不解的是，这些佛像在出土前几乎全部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大多只是一些残破的肢体和佛头，但又显然是被人精心掩埋在地下。眼前的景象不禁让人猜测，这静静的佛像身后隐藏着怎样的风云突变的历史故事。

    青州，地处山东半岛，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曾经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在窖藏坑被发现之前，当地人知道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寺庙，县史书记载叫做龙兴寺。龙兴寺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寺院，此后香火繁盛长达800多年。但公元1300年前后，龙兴寺却突然消失了。

    青州佛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绝大多数带有背屏，这是从中亚传入的造像样式之一。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年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宗教显露出它前所未有的力量。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但一直影响甚微，公元四世纪以后，佛教才在中国得到空前发展。北魏建国后，佛教逐渐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巨大的石窟佛像开始大规模兴建，造像模特据说就是皇帝本人。

    从已经出土的龙兴寺石碑中的记载推断，当时的龙兴寺称为南阳寺，是当地最重要的寺院，寺内有高高的佛塔和雄伟的佛殿，一尊高达三丈九尺的巨佛耸立在佛殿中央。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这批造像中，虽然没有找到身量巨大的佛像，但有的造像不算基座也已高达3米，而且雕刻技法十分精湛。

    青州佛像，绝大多数都是用当地盛产的称为青石的石灰石雕刻而成。在青州佛像出现之前，青州石刻的历史就已经开创。青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汉时期胡俑像，高达3米，雕刻手法粗犷传神，说明至少在那时青州就已出现精湛的石刻技艺。

    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的青州佛像，大多身材单薄、面部颧骨微微突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这样的造像风格被称为秀骨清像，深受汉族士大夫阶层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东魏时期。

    但到了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秀骨清像造像特征完全被新的造像风格所取代，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一些佛像采用凸棱的方式刻出衣纹，好像打湿的衣衫紧贴身体，充分显现着人体的优美，这种造像样式可能就是史书中记载过的“曹衣出水”。从出土的青州佛像看，北齐时期单体的菩萨造像表现出极为繁复、细腻和华丽的风格，佩戴华美饰物的菩萨像都经过彩绘和贴金处理，光彩照人。

    青州自古就地处南北交通的要道，历史上一度从属南朝，南北文化长期在这里交会，在佛教造像上自然响应并且主导了造像的汉化风格。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汇会集到香火繁盛的龙兴寺，他们烧香拜佛，甚至不惜拿出积蓄捐造佛像，被称为供养人。供养人将自己想要达成的愿望铭刻在佛像底座的题记中，透过造像上的题记，今人也可以获知更多佛像背后的信息。

    窖藏坑内的造像绝大多数都被严重毁坏，但仍排放有序。种种细节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动，掩埋者很可能是对佛教极其虔诚的信徒。那么，他们出于什么原因掩埋佛像呢？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被史学家称为“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青州窖藏佛像主要属于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时期，从石刻题记和佛的造型衣饰看，它们的雕造时期应该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应是在北周武帝灭掉北齐，下令在原北齐境内禁佛、道二教时首次遭此劫难的。仔细观察佛像，会发现佛像手腕处有小孔，这是历史上再次毁损佛像的证明——原来接上的手掌又被毁掉了。沧桑巨变，青州造像向后人诉说了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的灭顶之灾。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又有了新的发现。在青州窖藏坑内发现的几件造像，根据鉴定为北宋时期的佛像。一件佛像上还发现了“北宋天圣四年”字样，这距离南北朝时期最后一次灭佛运动已近500年。而北宋历史上并没有关于灭佛的记载。

    有专家认为，北宋时金兵曾5次攻打青州城，可能是担心佛像毁于战时，所以龙兴寺僧人挖地窖埋藏。然而，青州佛像是否毁于金人南侵，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因为金人南侵时，在别的地方没有发现毁佛证据。

    在与青州相邻的临朐，于上世纪80年代初也发现过和青州佛像同时代的古代佛教造像。同时发现了造像记，记述当地明道寺僧人看到一些古代佛像已残破，就做功德把这些残破的佛像收集埋起来。做功德时还举行了一个盛大法会，并刻了一块碑记。石碑记录仪式日期在宋景德元年，与龙兴寺窖藏属于同一时期。

    从这个线索推测，在北宋时期，青州地区寺院可能盛行着一种法会，就是将损坏的佛像集中起来，然后举行隆重仪式将其埋葬，以积累功德。就这样，这些残破的佛像就一直被泥土掩埋在地下，直到1996年的10月，它们才再一次重现在世人的面前。

    巧夺天工的金缕玉衣

    河北满城陵山汉墓，宫殿一样的山洞墓室，为后人留下一万多件珍贵文物，其中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足以令世界叹为观止。这一中国墓葬的传奇，昭示后人的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渴望不朽的化做尘泥，劳动创造始成永恒。

    河北满城县西北有座陵山，陵山上埋着王的传说一直在当地民间流传，直到1968年5月，当地驻军的那次爆破，才解开千古之谜……

    1968年5月，驻守满城的一支中国工程兵部队奉上级的命令，正在这里进行一项绝对保密的国防工程。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一个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爆炸声过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崩下来多少石头。一名走在前面的战士，双脚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着碎石渣猛然沉了下去。等他完全反应过来时，一个漆黑的洞口出现在他的眼前。

    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就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报告里说：满城发现了一座古墓。

    工程兵帮了考古者一个大忙，考古队火速赶往满城。考古队直接进了山洞，这里的岩壁上没有一根杂草，显然是人工修建而成，专家判断，这是一处古代的墓葬。借助灯光，人们看到这间墓室中到处都是车马器具的痕迹。从马的尸骨和遗存车辆的金属饰件推测，墓室中一共有16匹陪葬马和4辆车。其中一辆是豪华的安车。

    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诸侯王和退休的重臣才能享用安车。墓室中出现安车，足以说明墓主人显赫的地位。穿过甬道，对面的一间墓室好像一个大仓库，摆放着数百件器物。从大量的朽木和瓦砾判断，大厅原来建有瓦顶木结构的房屋，现已朽烂倒塌。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大量的铜制构件，它们式样不同，可以转动，每个构件上还雕刻着数字。

    在清理地面饰物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古钱币，从钱币的形制上观察，属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西汉王朝的“五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宦者”字样的铭文。

    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有一个叫做中山的古王国，后来被魏国所灭，但中山的名字却一直保留下来。到西汉末年，古中山国一直被皇帝分封给诸侯王，封国仍取名为中山。从钱币和铭文上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这位墓主锁定为中山靖王刘胜，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的儿子。

    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考古专家判断，在中厅的正西面，应该还有一个放棺椁的后室。但穿过中厅向西就是石壁了，人们在石壁上摸索着寻找，突然，有人发现了一扇伪装得与黛青色石壁一模一样的门。

    打开石门，里面果然是一个墓室。墓室为石板建筑，上面涂满红漆，显得十分豪华。墓室分主、侧两间，侧室象征浴室，只有4平方米大小，里面放着洗浴用的大铜壶；主室象征卧室，中间放着矮小的案、灯具、熏炉，以及其他一些生活用品。南侧摆放着各种仪仗、兵器和铠甲，似在护卫墓主人。而北侧放置的正是墓主人的棺椁。

    棺椁放置在棺床上，棺床为汉白玉。经过两千多年，棺椁完全已经塌陷。人们小心翼翼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找出墓主人的遗骸。没想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然是一件绝世珍宝——金缕玉衣。

    古代中国人相信，冰凉润泽的玉石能防止尸体腐烂，于是，常把玉塞进或盖在死者身上，到汉代则发展到用玉片做成玉衣。装殓死者。但在汉代只有皇帝和显要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玉衣，并规定皇帝的玉衣用金缕穿连，叫做金缕玉衣；诸侯王、贵人、公主用银缕，再次一级的用铜缕。

    由于玉衣随葬制度到汉朝末年被废除，除古文上的记载，后人从没有见过真正的玉衣。陵山墓葬中出现这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只不过是个诸侯王，为什么却能穿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穿的金缕玉衣呢？

    现场人员无法确定答案，最后，他们请了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到陵山挖掘现场来看一下。

    郭沫若在仔细研究了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和棺椁里的金缕玉衣后解释：“分等级使用玉衣制度是在西汉中晚期才严格执行的，而刘胜所处的西汉中前期并不严格。再结合陪葬品中清晰的铭文记载，确定墓主人为刘胜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到底刘胜生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史书中记载的刘胜，身为诸侯王，他从不问政事，整日盛宴狂欢，寻欢作乐，妻妾成群，子女竟有120余个。在他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王爷奢侈糜烂的生活。

    修凿于陵山中的刘胜墓，总长51.7米，最宽的地方超过37米，最高处有7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墓室布局完全模仿宫殿，建造考究，陈设华丽。从琳琅满目的陪葬品中，人们不难想象当年王宫里的生活。

    陪葬品中还有一套医疗器具。有专门称量药的重量的铜量器，说明当时对药剂量的掌握已经很严格；有医用的工铜盆，专门用来蒸煮药物或用来消毒的；还有一套灌药器用于急救病人时将药灌入鼻中或喉中；还有铜制的外科手术刀，最特别的是金针和银针。

    古代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用针刺或火灸身体的某些部位把病制愈，就是所谓的针灸疗法。中国历史上关于针灸的文献著述很多，但却很少发现实物。刘胜墓中的这些针，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医用针，这些金针和古代中国名著《黄帝内经》中记叙的针灸针具，数量和形状都基本相同。

    两千多年前，中山靖王刘胜并没在针灸的医疗下保住性命。他得了什么绝症？也许通过尸骨鉴定才能找到答案。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玉衣是扁的，刘胜的尸骨在哪里呢？

    考古人员向棺椁的下方继续挖掘，一直挖到原始岩层，也没发现尸骨。郭沫若凭着丰富的历史学知识，判断在这座墓的附近应该还有一座墓。那如果不是刘胜的夫人的墓，便是真正埋着刘胜尸骨的墓。

    考古队经过仔细勘查，发现在这座墓北面100多米的山崖上，果然还有一处墓穴。挖掘者发现，这座墓更宽阔，布局和前座墓大体相同，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一方铜印，印文为“窦绾”。史籍上记载，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叫窦绾。毫无疑问，这就是刘胜妻子的墓穴。墓室是分开的，人们称这样的墓叫“并穴合葬”，就是指两个墓穴并联。

    令考古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在窦绾墓中又出土了一件玉衣。从外形上看，这件玉衣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刘胜的玉衣是完全使用金丝缀起的，而窦绾的玉衣玉片较大，没有打孔，它用丝带打十字，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下面用麻布给托起来。在窦绾玉衣的上下左右，又发现了218块大玉璧。专家们认为这些玉璧是镶嵌在已经腐烂的棺材上的，大概也是用来保护尸身不腐的。

    刘胜夫妇的墓葬中，不仅每人一件金缕玉衣，还有数量众多的玉器和各种陪葬品，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汉王朝鼎盛时期。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靖王刘胜和夫人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

    然而，考古人员发现，就像刘胜的玉衣是扁的一样，窦绾的玉衣中也是空空荡荡的，不见遗体。

    考古人员开始把刘胜墓中发现的串联玉衣的金线拆开，结果发现了人的牙齿——中山靖王的牙还保留着一部分，牙的珐琅质的壳还在。脊椎骨、肋骨和腿骨基本上还能看得出来，但已经腐烂如泥，无法剥取了。虽然刘胜夫妇想凭借穿着金缕玉衣来获取不死之身，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企图都化为了一把朽骨。

    张伯驹一帖一图美名扬

    张伯驹，字丛碧，生于1897年，河南项城人，他的父亲为清朝进士，官至直隶总督，因此，家底丰厚。张伯驹早年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曾一同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他在诗词、书法及戏剧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同时，他也是国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

    张伯驹进入收藏界时已近而立之年，也算是机缘凑巧，有一天，他从一家琉璃厂买了一幅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此题字笔意纵放，难称成熟，而且底子残破，缺损“房”字，虽然还留着正中的“康熙御笔”朱文印，但价值却不高。

    张伯驹钟情于该画，只是喜欢其“丛碧”寓意之繁茂葱茏。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得到这幅画后，便以之为号，此后，他对于书画的收藏热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说起张伯驹的收藏，有两件宝贝令世人羡慕不已——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以及“天下第一法书”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而另一幅《平复帖》的收藏经历更使得张伯驹名满中国，其心之诚，其行之险，都为世人传诵。

    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1924年10月，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后来，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

    《平复帖》自告别宋宫后的几百年，一直在民间和宫廷之间转手。清朝覆灭后，恭王府的日子入不敷出，后仅凭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当时的名画家溥心畬教书卖画养活一家二三十口人，家境迅速中落，最终致使《平复帖》等流出恭王府。溥心畬因无法维持生计，便想着要出售《平复帖》。

    张伯驹在收购《游春图》以前，对于《平复帖》的去向也是十分在心，他时刻关注着溥心畬的举动。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从上海赶往北京的张伯驹预感到这件稀世之珍又要流落他国了。于是，他将收购《平复帖》的计划告诉给了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的傅增湘。

    傅增湘听后也焦急非常，因为他听说溥心畬的母亲刚刚去世，正等钱用，极有可能会用《平复帖》缓解燃眉之急。于是，他说：“你去不行，我和他有一面之交，对他晓以大义，事情还好办些。”张伯驹连忙道谢：“价钱上不要太和他争执。一切拜托、拜托！”

    傅增湘回来后，伸出四个手指头，然后告诉张伯驹说“他肯卖给你，但是要这个数。”张伯驹咬咬牙说：“行，四十万就四十万，我就是把房子都卖了，也得买下来。”

    傅增湘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四万！”

    “啊……”张伯驹激动得几乎晕了过去。

    就在张伯驹为自己得到绝世之珍而得意之时，突然来了个倒腾文物的商人白景甫。此人曾向日本人倒卖过唐朝颜真卿的真迹《告身帖》，张伯驹对他恨得牙根发痒。白景甫无事不登三宝殿，一番寒暄过后，就说他愿意出三十万元购买《平复帖》。

    张伯驹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老弟，你的那件《告身帖》和《平复帖》算是双璧，改日拿来，我们一起赏玩，岂不是更好？”

    白景甫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说：“得，老兄什么都明白，我也就不绕弯儿了，这东西日本人看上了……”

    “送客！”张伯驹发怒了。白景甫就这样吃了一顿没趣。但是，这个文物贩子也不是简单的角色，软得不行，他就只能对张伯驹来“硬招”了。

    几个月后，张伯驹正在大街上行走，突然一个茶房伙计打扮的人走上前来说：“张老先生，我们老板请您过去一下，说有件东西请您过眼。”

    鉴赏文物已是张伯驹的常事，于是，他就上了一辆人力车。没想，张伯驹这一去原来是一场绑架的阴谋，对方要价——三十万元。

    正当张伯驹的夫人潘素万般无奈之际，白景甫又来了。潘素顿时明白了事情的来由，但她知道，如果将《平复帖》交出去的话，张伯驹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她。于是，她还是将白景甫“轰”走了。

    潘素和傅增湘前往警察局寻求帮助，却一无所获。当潘素从警察局出来后，不料却被匪徒引到关押张伯驹的“监狱”。

    此时的张伯驹已是面色蜡黄、气息微弱，但他仍对妻子说：“记住，我手上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少，咱们的宝贝流失……太……多了。”

    潘素伤心之余，却突然想起匪徒也是中国人。于是，她摘下耳环手镯，对匪徒说：“你们在江湖上混饭吃也不容易，张先生和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恨的，是不是高抬贵手。”

    也是时运好转，一个叫“虎三”的匪首见钱眼开，表示愿意释放张伯驹后远走高飞。

    历经曲折磨难后，张伯驹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而他舍命保下来《平复帖》的事情，在当时就传开了，整天登门贺喜的人络绎不绝，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消息。为免得夜长梦多，同年秋天，张伯驹带着宝贝举家迁往西安，他还叫潘素把《平复帖》缝在他穿着的衣服里，以保万无一失。

    时间转眼到了1946年，伪满覆灭，被溥仪移出故宫带到长春的历代书画珍品1200余件都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

    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争相用低廉之价收回大批书画珍品。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人马霁川等手中购下的。

    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真迹与赝品、精品与常品一时难以确认。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与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徐悲鸿、启功等专家前往审定。专家们收到请柬后，十分兴奋，他们一直期待着故宫博物院能更多收回一些精品。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

    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代文征明写的《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的《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的《富春山图》卷是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专家鉴定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议。张伯驹等人与会并发表意见，主张宁可只要一件精品，也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最后，会议决议收购宋高宗书、马和画的《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等共5件真迹，其余退回给马霁川。

    张伯驹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却很精明。理事会闭会，张伯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想转身回去，但又收回了身子。

    有人问：“张先生犹犹豫豫，是何原因？”张伯驹并未作答，心里正嘀咕：“此事蹊跷，太蹊跷了，莫非马霁川是在……”

    果不出所料，马霁川是在捣鬼。他想来个鱼目混珠。马霁川之所以给故宫博物院送去书画20多件，这样既可稳住北平城里关注此事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们，又可以收回本金而转移注意力后，他就可以乘机将其余真精之品全部运往上海，出手售给洋人。

    就在张伯驹等人鉴定的同时，他已将唐陈闳的《八功图》和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两件真迹售往国外。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专家们尚蒙在鼓里，马霁川为此很是得意。

    散会后，张伯驹回到“平复堂”，这时天色已晚。他一进门就问夫人：“有人来过没有？”

    夫人回答：“没有。”

    “不对呀，应该来了。”伯驹自语。

    佣人请先生进晚餐，伯驹说：“撤掉。”他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几口。佣人端过来一杯咖啡，他看也不看一眼。

    夫人见丈夫不吃不喝，心里不免有些焦虑。她坐在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情，也不便深问。

    过了大约一两个时辰，一位客人来访，伯驹老远就把手伸了过去，爽朗地说：“你让我等得好苦啊！”

    原来，张伯驹早有安排，几日前，他委托这位朋友到几位古董商人那里去摸摸情况，回来报他。这位朋友一边述说，一边打着手势，片刻，只见张伯驹神情大变，面露怒容。

    原来，来客将马霁川的实情全部告诉了伯驹。只听张伯驹吼着说：“备车，快备车。”

    “想把国宝卖给洋人，没那么容易！”

    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

    “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

    老奸巨猾的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突然来访，已料到大事不妙，又见张伯驹气势不对，便点头哈腰地说：“张爷明察，张爷明察。”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张伯驹步步紧逼。

    张伯驹的到来，打了个马霁川措手不及，弄得他瞠目结舌，十分狼狈。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宝转手洋人，牟取暴利，而且最好是自己与洋人直接成交，不通过第三者。所以他不敢轻易地把《游春图》随同其他珍品偷运上海，唯恐惹出麻烦来，不好收拾。

    “马老板，不想卖是不是？”张伯驹逼问一句。

    马霁川没有马上回答。张伯驹火了：“你想卖给洋人是不是？我告诉你，马老板，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你不要泯灭中国人的良心！你知道，中国画被世人誉为‘国粹’，而《游春图》则是中国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卷，也是中华民族存世最古的绘画珍迹，这么重要的国宝，你想卖给洋人，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

    马霁川毕竟是位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这位大人物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他亲临住地，肯定是非收不可，不卖与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昔日的阔公子，为了收藏真迹国宝从未吝惜过金钱。国人洋人，管他什么人，只要给大价钱就卖。

    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我若卖给别人是一个整数，而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听着马霁川笑里藏刀的话，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马霁川只用数两金子唾手得来的《游春图》，张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过去虽称得上家财万贯，但如今已是负债累累，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但他岂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

    想到这里，张伯驹冷冷地直视着马霁川，然后将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说：“马老板，此卷我是收定了！”

    马霁川愣愣地看着桌子上被震颤的瓷杯，未及醒悟，张伯驹已拂袖而去。他慌忙追出门外说：“张爷走好，张爷走好！”

    “马老板你可听好，《游春图》万一有个闪失，我张伯驹不会饶了你。”张伯驹回首又甩出一句。

    马老板在茫茫夜色中楞楞地站了许久。张伯驹告诉于思泊，并与之一起报告马叔平院长，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临走时，张伯驹诚恳地对于思泊说：“若院方经费不足，伯驹我愿代周转。”一切安排妥当，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寓所。

    但是事隔不几日，于思泊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望君妥处。”张伯驹心里忐忑不安。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他决定亲自上阵了。

    他驱车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这里有许多收购、出售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店铺。这条因为专为皇家烧制琉璃瓦而得名的街道，经历了五百多个春秋的沧桑。

    张伯驹刚一下车，就被老板和伙计们团团围住了。张伯驹与这里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早年收藏字画，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后来，这里只要有了珍奇文物，老板都会亲自登门送去，而且也常有人为张伯驹提供信息。这里每个店铺都有什么，张伯驹的心里一清二楚。

    张伯驹的突然出现，厂商们已猜到了几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是谁的手里存有震山之宝，才有劳张爷亲自出马。

    张伯驹先进了荣宝斋，坐下来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他接着又进了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每进一家店铺，都是这一番话。

    张伯驹亲临琉璃厂的消息，在这条一百多米长的街上，像一阵风似的传开了……

    马叔平院长，以及其他关注此图的人和张伯驹等反复研究、磋商，最后请托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霁川洽商此事。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也很困难，又经马宝山、李卓卿的多次通融，他同意降价到220两黄金让于张伯驹。

    张伯驹得知后，又喜又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几个时辰过去了，客厅里烟雾缭绕。

    “实出无奈，也只能如此啦！”张伯驹自言自语，似乎找到了什么办法。他眷恋地环顾着这套陪伴他多年的房子。原来是他打定了卖房买画的主意。

    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这所住宅割爱出让。这套住宅本是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北平辅仁大学愿出2.1万美金购买，伯驹需款正急，便忍痛割爱。

    张伯驹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惊人之举。他把辅仁大学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与两位中间人一起欲将全部黄金交付马霁川时，可谁能料到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

    愤懑、忧愁、焦躁充溢着张伯驹的心胸，他扫兴而归，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真迹，手头拮据，实在不好凑足这20两黄金。夫人潘素问清详情，宽慰道：“不用急，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向自己卧室走去。

    她打开自己的箱子，拿出箱子里的衣服，从箱底层取出一个包裹，一层一层地打开，缕缕金光闪射。她用手抚摸着心爱的首饰，看了一会儿，又一层一层地包好，递与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

    “陪嫁的首饰，怎好卖掉？”

    他呆呆地望着夫人，默默无语。

    张伯驹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张伯驹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其实，张大千也一直寻觅此宝，几欲收之，但是见伯驹态度坚决，执意要收，只好退而作罢。

    一个月以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来京打听《游春图》的下落，知已落张伯驹之手，便手书一函，差人送至张伯驹府上。

    “伯驹展阅务必请伯驹君割爱，将《游春图》转让，我以500两黄金入藏《游春图》。”

    张伯驹提笔复函：“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张群拿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别说收买《游春图》啊，就连维持正常业务的经费也得不到保障，腐败透顶！腐败透顶！”张伯驹气愤地说道。

    后来，张伯驹在回忆收藏《游春图》时曾写道：“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书《自书诗册》、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章草《千字文》等真迹珍品统统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不仅使张伯驹在中国收藏界赢得了声誉，也使得《平复帖》与《游春图》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在劫难逃的清东陵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而最著名的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昌瑞山南麓，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是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着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是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

    清朝未亡的时候，驻扎在东陵进行护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3157名。而且在清朝的律令中规定：“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以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

    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亟须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

    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更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

    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六百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二十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

    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的时候，孙殿英登场了。

    孙殿英本是有来历的人。崇祯11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的第四子孙镐的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这个男婴后来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辈。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

    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力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3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12军军长。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

    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拖欠克扣，以致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又怎么能不进入他的视野呢？

    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

    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渡过难关！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果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就不置可否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地开进陵区。

    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藏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的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推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

    这些老人们也不知道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而这个姜石匠实在是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

    姜石匠曾在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来口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已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

    看到一言不发的姜石匠，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几层皮！”这招抓住了姜石匠最脆弱处，还没等士兵出门，他就一声哀嚎，竹筒倒豆子般吐露出了秘密。

    在姜石匠的引导和炸药的作用下，硝烟弥漫，作为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的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的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

    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罢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使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的宝藏展现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的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后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里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尸体不断倒下，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藏在内衣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生前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人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

    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加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129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头骨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地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没有宝物，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以军事演习为名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

    乾隆九龙宝剑的诅咒

    九龙宝剑是清朝乾隆皇帝的陪葬品，因军阀盗墓，九龙宝剑辗转流入特务头子戴笠手上，在此之前还有两个特务也曾经拥有过，不过诡异的是，拿过这些宝剑的人，全都死于非命，这也让九龙宝剑增添了神秘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过于大清朝的乾隆皇帝。他在位60年，又当了4年太上皇。乾隆在64年间里广收名画古帖、珍异古玩。死后这些奇珍异宝与他又一同埋在了裕陵的地下宫殿中。

    这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放在他身边的一柄九龙宝剑。然而，这件国宝被军阀孙殿英盗出东陵后，颠沛流离，最终化为紫金山中的一抔春泥。

    让九龙宝剑重回人间的是土匪出身的军阀孙殿英。1928年7月2日，孙殿英借演习为名包围了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一夜之间连掘慈禧和乾隆两座陵墓，将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装了满满二十大车返回驻地。

    根据《南京日报》报道：孙殿英自诩此举是继孙中山辛亥革命、冯玉祥驱赶溥仪后，对满清的“最后一击”，因此并不讳谈所盗宝物。

    他告诉别人：“乾隆墓堂皇极了，棺材里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乾隆颈上的一串朝珠和身边的一柄九龙宝剑。此剑共五尺，剑柄特长，上雕九条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堪称价值连城。”

    在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一个月后，南京的《中央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的消息，震惊全国。

    各界人士要求法办孙殿英。此时，孙殿英方才慌了手脚，他用盗陵得来的赃物，四处打点当朝权贵，把乾隆朝珠中最大的两颗送给戴笠，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宋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经过一番打点后，法办孙殿英之事就不了了之了。

    而1939年孙殿英又将最珍贵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请他转送蒋介石。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戴笠命令军统特务马汉三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介石。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拥为己有。

    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马汉三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以后，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结果他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

    日本人投降后，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此刻藏在大间谍川岛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川岛芳子。狱中的川岛芳子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献出的九龙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马汉三发现事情败露以后，主动把宝剑交出，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可是这柄宝剑不久又从世间消失了，这次是进了戴笠的墓中。

    原军统干将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道：“1946年3月17日，戴笠携九龙剑由青岛启程直飞南京面蒋。谁知天气恶劣，飞机一头撞在江宁的岱山上，机毁人亡，大火烧了数个小时。军统派自己人去收殓。当沈醉从江宁农民手中寻回九龙剑时，它的剑鞘和剑柄早已烧得一干二净。于是，沈醉将它和戴笠的遗骸一起放入棺材中，运回灵谷寺志公殿暂放。数月后，蒋介石亲自选无梁殿西侧一片前有小池塘的坡地，将戴笠安葬在此处。”

    而由沈醉督造建墓，因为戴笠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害怕受到报复，所以，沈醉派人在安放棺木后，特地将水泥渣灌入墓中加固。

    但是，沈醉的顾虑不久成为现实，1951年春天，在南京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戴笠墓被夷为平地。那么，九龙宝剑的残身在这次掘墓后到哪里去了呢？

    毕生在中山陵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刘维才老人当时在灵谷寺派出所工作，当年戴笠墓的平毁工作就是在他的监督下完成的。他说：“1951年陵区东山头村的农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用铁镐沿戴笠墓水泥的接合处将墓扒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红漆木棺。”

    刘维才接着说：“开棺后他们发现里面除了戴笠遗骸外，只有一把被烧得变形的左轮手枪，一个皮鞋后跟，还有就是那把九龙剑，那是一个一尺多长的狭长铁片，锈蚀得厉害，只依稀看出宝剑剑身的样子。”刘维才回忆，当时这些东西被一股脑地倒进墓前的池塘中填埋，而戴笠的棺材板则被农民运回去箍桶用了。

    九龙宝剑在孙殿英之后流到军统局马汉三、日本特务川岛芳子，以及军统局局长戴笠手中，这四个曾经拥有九龙宝剑的人全都死于非命，乾隆宝剑诅咒的传说也因此传开来。

    世事沧桑，当九龙宝剑的谜底被揭开时，一切早已无迹可寻。也许对这件国宝来说，化作紫金山中的一抔春泥也是不错的归宿。

    三国被盗的那些名人们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荡历时最久的时期。由于诸侯并起，群雄逐鹿，战乱频繁，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生存，许多人都选择了以盗墓为生。于是，盗墓活动异常猖獗，由此而导致了防盗墓手段的花样翻新。

    其中疑冢和秘葬两种防盗措施最为常见，就是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丧葬形式。不少名人采取了这种形式。如东晋十六国时的后赵皇帝石勒、石虎死后就设置了疑冢，后来有人曾盗掘石氏二陵，结果里面空空如也。

    关于其设疑冢之事，《邺中记》一书中记道：“石勒陵在襄国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筑墙，不种树，立堂皇五间，安攒图勒大臣像。又于堂皇东立重陵，虎陵在邺西北角，既葬邺中便即其封城，故未有名。或云寻被掘，凡此二陵皆为伪葬。石勒、虎自别葬于深山。”而石勒母亲王氏死后，因惧怕政敌来盗毁坟冢，也采取了秘葬的方法。

    南燕皇帝慕容德死后，其出葬方式为“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使后人“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关于秘葬，最神秘的故事莫过于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诸葛孔明了。

    相传诸葛亮因为魏延夜闯进门，延寿之法被破坏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遗书后主刘禅，嘱咐刘禅子要在他死后，将尸体入棺，由四名士兵抬着一直向南走，杠断绳烂的地方便是他的葬身之所。

    对于这位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的最后遗言，后主刘禅又怎么能不遵守呢？于是他就命令四个壮汉，抬着诸葛亮的棺材一直往南走。

    这四个汉子抬了一天一夜后，终于因体力不支再也抬不动了，但是此时杠未断，绳也未烂。最后四个人商议，将诸葛亮的棺材就地掩埋算了。回去后，他们向后主禀报说已经将丞相的棺材埋葬在了杠断绳烂的地方了。刘禅听了四人的禀报之后觉得不对劲，怎么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就会杠断绳烂呢，肯定里面有猫腻。于是，后主将四个人抓起来严加审问。四个壮汉经不起皮肉之苦，只好招认。刘禅大怒，以欺君之罪将四人杀死。但是，四壮汉被杀后，世人就再也不知道诸葛亮到底埋葬在何处了。

    这个故事至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后人猜测，诸葛亮凭借着自己的机智，这一切都在诸葛亮预料之中，因为孔明早已料到，自己死后蜀国必为司马氏所灭，而蜀国灭亡后司马氏必会来挖他的坟墓进行泄恨，所以他在死后“导演”了这出戏剧，以保自己死后的安宁。

    曹操与孔明，都采取了隐秘的办法处理后事，但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奸诈”，后者则被理解为是一种“机智”，其中的微妙之处，颇值得后人细细玩味。

    这一时期，陵墓被盗者难以计数，单是名人陵墓就有不少被盗掘。在成都南郊的武侯祠内，有一座藏在茂林修竹之中的古冢，这就是三国时蜀汉皇帝刘备之墓，名为惠陵。

    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出身孤贫，白手创业。但他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终从一贩履织席之士，成为雄踞一方之主，世人皆称其为英雄。所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一诗中不由得感叹：“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股英雄气甚至镇住了盗墓贼。

    根据《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载：“近有盗发蜀先主墓，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予以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气。视其穴，已如旧矣。”这个故事显然有点荒诞不经，但刘备墓被盗，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的哥哥孙策之墓曾遭到盗掘。孙策年轻时，狂傲不羁，人送外号“小霸王”。他死后葬在苏州城附近。根据宋人写的小说《孙王墓记》记载，盗墓贼曾挖开孙策墓，得到了很多的金玉奇器，如银盂杯、金搔头等。后来盗墓贼被抓获，这些宝物全部被一个名叫朱励的人据为己有。不久，孙策的墓地被毁坏，变成了官窑。

    诸葛亮的哥哥，东吴大臣诸葛瑾墓在明朝时也曾被盗。这一事情被在《三冈识略》一书记载。书中说：“吴郡的东关外有封土堆，当地人都传其为皇坟。”

    明朝时有一猎户到关外打猎，见到土堆旁有一个孔穴。于是，当夜便潜了进去。进去后，他发现里面有石床石几，上面堆满了金银器物。最称奇的是里面有一宝炉，形状古朴，色彩鲜艳。这只宝炉后来几经转手，被当地一个富豪购得。富豪将其置于案上，只见炉内香烟自发，结成五色云。更称奇的是，在云中还能隐隐约约看到一只白鹤在其间飞翔。墓中有一短碑，其上刻的文字表明墓的主人是诸葛瑾。后来吴郡的官府抓获猎户，将宝物全部没收。但那只宝炉却散失于民间，下落不明了。

    东晋大臣桓温的墓，在南朝时也没有幸免于难，同样被盗墓贼光顾。根据《南史·周山图传》记载：“山图迁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小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为官。其后，桓温之女墓同被盗发，盗墓贼得金中箱织金篾为严器，又有金蚕银玺等物甚多。”

    南北朝时陈朝的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之墓曾被盗掘。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一起小股农民起义，官位渐显。

    梁朝末年，朝内大乱，陈霸先与梁朝另一大将王僧辩在消除内乱、拥立梁元帝方面立下了大功。梁元帝死后，两人又拥戴元帝之子萧方智为主。此时，强大的北齐国派兵护送梁武帝萧道成的侄子萧渊明回国，要与萧方智争当梁国的国君。

    陈霸先坚持维护原主，而王僧辩则畏惧北齐的强大，要迎萧渊明为主。两人为此争执不下。于是，在再三劝说无果的情况下，陈霸先就突然发兵，袭击王僧辩，并将其杀死。557年，陈霸先又灭掉梁朝，自立为王，建立陈朝，自称陈武帝。

    陈霸先即位没到三年，就病逝在宫中了，他被葬在建康万安陵。王僧辩的儿子王颁得知陈霸先的死讯后，马上召集了他父亲的旧部一千多人，连夜赶到万安陵，掘墓剖棺，焚尸成灰，并且取骨灰投水而饮之，以报杀父之仇。

    陈霸先的万安陵遗址，位于今天的南京市郊江宁县上坊乡石马冲。陵的原貌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陵前的一对石兽历经风雨沧桑，昂然屹立。

    生活在三国的那些名人们，虽然生前功成名就，富贵繁华，但是却没有想到费劲心力营造的身后事却在盗墓贼的手中一笑殆尽，抛尸毁棺。

    敲响千年的钟声

    湖北随州水河畔，有一个高出地面数丈的圆形土台。围绕着这个土台有着许多美妙的传说。传说，楚王也曾在这个土台上亲自擂鼓，为己军助威，结果大胜。因此，这个土台被后人称为擂鼓墩，可谁也没想到，擂鼓墩下竟然埋藏着宝藏。

    随州在武汉市西北155公里，民间传说，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做随的古王国曾在这里建都，随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关于楚王追逐叛贼的故事就发生在随州市的郊区，擂鼓墩的村民早就习惯了身边的风景，他们代代相传着祖辈的传说。十几岁就成为军人的王家贵还不时地会来擂鼓墩走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事就发生在这里。

    1977年秋天，王家贵所在的军队准备新建厂房，他们看中了擂鼓墩附近的两个小土包。炸药爆破后，泥土中出现了黄黑白相杂的土质，王家贵觉得很奇怪。

    王家贵的猜测没有错，当考古人员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时，专家们经过探测肯定，这里有一座古代的墓葬，而且年代在两千多年前。

    1978年5月，在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后，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在铲除掉坚硬的地表皮和深厚的五花土后，一种柔软而有黏性的泥土出现了，它的名字叫白膏泥，有着很好的密封作用，能部分地隔绝空气，保护有机物。

    白膏泥的下面还铺着6万公斤木炭。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中，也曾经发现同样的白膏泥和木炭，有人猜测，正是靠了它们的防护，才使得墓主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仍保持躯体不朽，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湿尸。

    在清理完白膏泥和木炭后，露出了巨大的木质盖板。5月17日凌晨，巨型椁板被缓缓移开。

    这个墓的总面积达到220平方米，深13米。整个墓葬用巨型的椁板分割出四个空间。按照方位，它们被称为东室、北室、西室和中室。

    最先发现那几具棺材，就是被放在墓葬西室的。考古人员在清理这些棺材时发现，里面的尸骨都是女性，一共有13具。后来在东室的墓主人身边又发现了8具女性尸骨。

    据推测，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过26岁，最小的只有13岁。专家认为，她们是墓主人的陪葬者。

    考古发掘还在继续。人们发现，这座墓葬与以前发掘的古墓不同，整个墓穴呈现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在以对称为美的中国古代墓葬中并不多见。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3米深的墓穴直上直下，找不到任何阶梯的痕迹。朝着太阳升起方向的东室，是墓主人安息的场所。

    根据测量，人们发现主棺的规模令人吃惊，它有3.2米长，2.1米宽，2.19米高，分两层，在外棺里还放着内棺。工程师估计主棺可能重4吨左右。

    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

    和外棺相比，内棺显得无比精美，内外涂满了朱红的漆，两侧各画有一个窗户。在窗户的周围，布满了繁复而神秘的装饰画。它们既像人，又像动物，专家推测，它们其实是守护墓主人的神兽。

    棺材出土时，旁边还站着这样一个青铜动物，它长着鹿一样美丽的角，却有着鹤一样的长颈和翅膀。在古代中国，鹤和鹿都是吉祥的动物，神仙经常乘坐仙鹤飞翔。也许，这个鹿角立鹤就是准备驮着主人升天的神鸟。然而，这位墓主人远远没有马王堆的墓主人那么幸运。

    这就是他留下来的全部遗骨。根据尸体的骸骨，还可以知道墓主人的身高大约1.63米。由于头骨保存比较完好，人们复原了墓主人的头部雕像。

    这是一个相貌平平、身材矮小的男人，可是他的墓穴如此豪华，说明他曾经拥有至高的权势和无穷的财富，他的人生一定有着非凡的经历。

    1978年5月23日午饭时分，抽水机还在抽取墓穴里的积水，工地上只留下了不多的几个人，负责看守抽水机的冯光生忽然看见了什么。当积水终于排干，墓葬中室的景象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65个青铜的编钟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两千多年来，它一直稳稳地站立在原地。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丽的珍宝。

    编钟沿中室的西壁和南壁呈曲尺形立放，总长度超过10米。编钟分三层，每层的钟形态各不相同。最上面一层的叫做钮钟，中间及下一层的叫做甬钟。

    编钟上刻着3000多个漂亮的中国古文字，包括对编钟的编号、记事、标音以及乐律，称得上是古老的音乐教科书。

    这些文字也揭开了神秘墓主人的面貌，铭文指出，这套编钟是属于“曾侯乙”的，也就是说，古墓的主人叫乙，是诸侯国中曾国的国君。难怪他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地下宫殿和编钟。

    这组编钟不仅是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古代最庞大的乐队配制，而且青铜的铸造工艺，乐器的宏伟和完备，无论哪一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编钟按形制不同，以大小及音的高低为序组成八组，其中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编钟的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

    编钟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钟上都刻有古老的篆体铭文，共2800余字。经过实际测音，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音律准确，音色优美，至今仍可演奏各种曲调。

    共65件，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此外，另有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制镈钟一件。最大一件的甬钟通高154厘米，重203.6公斤。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排，分别悬挂在钟架上。

    钟架为铜木结构，分上、中、下三层，呈曲尺形。钮钟全部悬挂在上层，甬钟挂在中、下层，镈钟挂在下层右面甬钟中间。木质梁架上满饰黑漆彩绘花纹，两端都套有浮雕和透雕的青铜套，起着装饰和加固的作用。

    钟架十分坚固，承受重达2500余公斤的全套编钟，历时2000多年，出土时仍矗立如故。编钟上都有错金篆体铭文，其内容除甬钟正面均为“曾侯乙”字样外，其余均为有关音乐方面的记载。钮钟的铭文为乐律名和阶名。

    甬钟正面隧、鼓部位的铭文为阶名，如宫、商、角、徵、羽等，反面各部位铭文可以连续，记载了曾国与楚、晋、齐、周等地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每枚能发两音，实测音响与铭文标记的音相符。

    全套编钟音域十分宽广，共有5个八度，而且有比较完备的变化音，因此，能演奏中外各种曲调，能进行独奏、合奏、伴奏。演奏时由3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3个组的甬钟，另有2名乐工，各执一根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配以合声，起烘托气氛的作用。曾侯乙编钟，其枚数之多，钟体之大，乐律资料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实属空前。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就对音乐有着特别的热爱，很多关于音乐的传奇在民间代代流传。在古代中国，琴是高雅生活的象征。而一把两千多岁高龄的古琴就出土于曾侯乙墓。实际上，曾侯乙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25件古代乐器。

    在庄重的器皿中，有一套被称为“九鼎八簋”。它们是祭祀祖先的祭器，规格很高，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仅凭着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信，曾国曾经拥有相当的实力。

    在这个巨大的古墓里，一共埋藏了15000多件随葬品，除了乐器、兵器和礼器外，还有许多生活用品，其中青铜器具就有10吨重。文物中有9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但却让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史书上找不到对曾国历史的记载。

    不过墓中出土的两堆竹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竹简上面留下了参加下葬仪式的来宾以及馈赠车马兵器的翔实记录。送礼的除了曾国的人之外，主要就是楚国的王、太子和大臣。而在出土的编钟中，就有楚王赠送的一个钟。这些证据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据古籍记载，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极为重视音乐，他们认为诗歌用来激发人的精神，礼仪用以规范人的行为，而一个国家有优美音乐，则是昌盛的象征。因此，国家的盛衰，完全可以从音乐的好坏来判断。1978年随州增乙侯墓出土的青铜编钟可以说是从实物上印证了典籍中的记述，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增添了新的证据。

    被遗忘的青瓷古窑

    在浙江龙泉这个偏僻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如玉一般美丽的青瓷？那些青瓷又是怎样走出这个山区而被世人所获知并欣赏的呢？有了这种种的神秘及猜想，专家、学者、青瓷爱好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慕名而来。

    冬日，当人们站在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现场，无论是那些用匣钵垒筑而成的居所，还是那些数尺窑壁中显露出的炭迹，都会令人感到一阵阵的震撼。

    这是一个令世人惊叹的高品质的龙泉窑遗址，它是迄今中国无与匹敌的青瓷古窑迹，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

    经过考古队员们4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2006年9月6日，考古人员对位于浙江省的龙泉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工作。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龙泉窑遗址内，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当然，也就成了此次考古发掘中的“重中之重”。

    北宋时，龙泉窑已相当繁荣，到南宋和元代，更是达到了鼎盛。那时，这里曾是“沿河十里，瓷窑林立，烟火相望”的景象。

    大窑岙底枫洞岩的中心部位，两侧的山峦脚下，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地。这个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几十米之外是溪流，既有制瓷业必需的水源，又有适合建立作坊的平地，还有建窑炉的缓坡，特别符合烧窑“工场”的要求。在考古发掘的开始之初，专家们在这里圈了一块10平方米×10平方米的探方，定为第一个“开拓”的目标。

    考古专家们在探方中挖了一条小探沟。10厘米，黄土；20厘米，黄土；30厘米，几块碎瓷片，质量不高；40厘米。

    铲子一直往下挖着，专家们的心越揪越紧。就连周围过来帮忙的村民也在边上议论起来：“不是说会有国宝的吗？怎么就收获了这么几块碎瓷片？”

    挖到2米多的时候，基本已经看到生土了，大窑龙泉窑的第一周发掘工作，以“零收获”收场——第一个最疑似“窑场”的探方中，除了几片毫无价值的碎瓷片外，只有遍地黄土。

    面对开场一周“零收获”的打击，久经考古“沙场”的专家们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考古队队长沈岳明显得有些心急，毕竟他为大窑龙泉窑遗址开掘的申请进行了长达4年的努力。

    白天进行不懈的考古发掘，到了晚上，考古队的所有成员就经常在一起议事、开会。“这么平坦的地方，面积又这么大，理应是个作坊，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里很有可能是个晒场。”考古队员龙泉博物馆的杨冠富进行了大胆的推测，他的推测让大家感到眼前一亮。

    接下去，考古队的队员们开始在几个相邻的不同位置，选取了三块平地作为探方，一齐下手。

    “沈老师，对了！对了！”负责2号探方记录的小许，兴奋地朝着沈岳明大喊道。

    才掘到30厘米深，黏着黄土、模样略显“丑陋”的瓷片就大量显现出来。考古所的一个队员从众多的瓷片中拣起一片，发现上面有些花纹。

    再仔细一瞧，不禁喜出望外：“是字！”沈岳明凑近一看，果然发现有“顾氏”字样。“顾氏”是谁？这个“顾氏”和大窑龙泉窑又有什么关系？考古人员们隐隐地预感，龙泉窑会有“大发现”。

    “‘顾氏’会不会就是明朝的一个督窑官？”杨冠富又对“顾氏”含义提出了推测。他说：“在龙泉县志中曾记载，明朝正统年间，皇帝曾派了一位督窑官来督窑。而这位督窑官的名字就叫顾仕城。”

    沈岳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顾氏”有可能是一个商号。因为缙云、庆元都曾出土过刻有“顾氏”字样的龙泉窑青瓷，而那些地区不可能是由同一个督窑官管辖。因此，龙泉县志中记载顾仕城身份是督窑官，可能有误。

    “顾氏”应该是当时一个龙泉窑的品牌，以窑主的姓氏命名，顾仕城也许就是窑主。当时属于“顾氏”的瓷窑遍布包括龙泉、缙云、庆元在内的丽水地区，相当于在各地开了一系列龙泉青瓷的连锁店，瓷器由“顾氏”的窑统一烧造。

    考古发掘还在深入，惊喜开始连连出现。

    又有考古队员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官”字的瓷片。这块瓷片是一个盘子的底部，内刻两条精美的鱼和波涛的图纹。这个“双鱼图”是中国传统中象征吉祥的图案，不算稀奇。

    但稀奇的是瓷片上刻着一个修长的“官”字。就因为这个“官”字，使这块瓷片成了独一无二的国宝，它是第一件证实明代宫廷的确在龙泉窑烧造过瓷器的实物证据。在古代，除了官府，一般人是不能私刻“官”字的。考古队员项坤鹏说：“这么多年来，考古学家们一直在找它。原来，它就藏在大窑！”

    “五爪金龙！”新的发现让大家更加兴奋。那是一个盘子底部的碎片，内底上刻着一条龙。由于盘子不完整，龙身已经残缺，但两只五个爪子的龙脚却清晰地留在上面。

    龙泉窑和宫廷总是有那么千丝万缕的关系。但龙泉窑一直都被认为属于民窑，关于它和宫廷关系的争论也一直没停止过。多少年来，学者们一直执著地寻找能证明龙泉窑曾经“进宫”的实物证据。今天，它接二连三地在大窑里出现了。

    惊喜不绝于此。窑址遗迹的真实面容也开始显露。一天傍晚，太阳快下山时，考古队的项坤鹏像往常一样在探方里“淘宝”。淘着淘着，一块墨绿色的青砖露了出来。怎么会有青砖？

    项坤鹏不敢怠慢，赶紧报告沈岳明。沈岳明马上整合人员加快发掘，一个用青砖砌成的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四方形池子露了出来。

    随着这个不知用途的“神秘”池子的出现，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开始惊喜连连，现场越来越清晰的遗迹不断显现。在发掘范围的西侧，一条石子路沿着山坡而建，它的一侧，连着一条排水沟。另一个由一个个类似匣钵底的东西筑起的“奇怪”池子也浮现了出来。

    4个多月的考古发掘，硕果累累。考古队共挖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标本。

    出土遗物器型惊人的丰富，其中较多的为明代龙泉青瓷，有碗、钵、盆、盘、洗、瓶、壶、炉、灯、塑像、鸟食罐等，重要遗物有莲口牡丹花纹大盘、鼓钉炉、三足花盆、爵杯、五爪龙纹盘残片、“顾氏”印文碗、“吉”字狮形小挂件、牡丹纹玉壶春瓶残件、刻铭文窑具等等。瓷片标本釉色莹绿，做工精细，纹饰精美，是龙泉窑以往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过的。

    考古队的重大发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学者。大窑龙泉窑遗址无疑是中国青瓷史上的一个亮点。

    “禹墟”的传说

    传说禹率众劈开山脉，黑云压顶、瘴气翻滚，淮河水顿时倾泻而出，顺流而下，不再泛滥，劈开的山变成了如今安徽省蚌埠市西郊的荆山和涂山。

    正在考古挖掘中的安徽蚌埠“禹墟”，有个叫“禹会”的村子，相传是“禹会诸侯”的地方。

    被称为“禹墟”的遗址位于蚌埠市西郊涡淮交汇处涂山脚下的禹会村。当地的传说认为，这里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发生地，关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娶妻“涂山氏女”并生儿子启等传说在当地广为流传。

    据村民讲述，4000多年前，淮河泛滥成灾，舜派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鲧治了九年没结果，最终被杀。

    其后，舜派大禹治水，大禹采取因势利导方式，最终消除水患。现在，禹会村保留着一条路，叫走马岭，据说是大禹治水时到工地查看工程经常骑马走的路；路的尽头有一个池子，称为饮马泉；以前还有一口井，传说是大禹捉住水怪大魔头时用作囚牢的。

    治水过程中，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结婚第三天即离家治水，治理好淮河后又去治理长江。出发时带走了涂山的一块石头，放在长江边上，将那个地点当做“涂山”，就取地名当涂。

    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生儿子启，抱子望夫，最后化成一块巨石，被称为“启母石”，现在仍屹立山中。大禹治水功绩卓著，“万国”诸侯“执玉帛”来朝，场面壮观。后人为了纪念大禹治水成功，兴建了大禹庙，解放初期还存有大禹庙的遗迹。

    “当时，禹墟的面积很大，建在大土堆上。上面有两个大石碑，还有一些庙宇的残留石墙。”附所的村民回忆说。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庙宇被毁，成为废墟，上面栽着庄稼和果树，立了一块“禹会村遗址”石碑。

    此外，禹墟附近的水沟边曾经有一块500多斤重的黑色石头，传说是龟岭圣母残骸所化，被大禹放置在此。而这块巨石则被村民们传说为具有神性的“圣石”。据老一代的村民讲这块石头非常神奇，动物身上有擦伤，便来到石头边摩擦，过了一会儿伤口便会愈合；大旱时，所有沟塘干了，唯独这里的水仍是满满的，而且。牛在上游盘水，浑浊的水经过石头以后就变清了。据说后来，日本军队来过以后石头就不见了。

    关于禹墟的传说在禹会村代代相传，但由于没有确凿的实物证据，“传说”仅仅被当做“传说”。直到1981年，当地文物部门在这里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使禹墟的传说有了考古学印证。

    禹墟遗址时代与大禹所处的时代相同。禹会村遗址分布范围自淮河东岸的大堤下一直到村中，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300米，同时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壳、螺蛳壳、红烧土层、烧土块、灰坑等。通过比较，其文化性质属于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范畴。

    龙山文化因1982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被发现而命名，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传说中的大禹刚好处于这一时期，时间上吻合。

    其次，考古人员的发掘现场与历史记载的地点非常接近。从史料研究论证的结果，考古专家们普遍认为“夏之兴以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的“涂山”在安徽蚌埠市境内。

    2006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人员在禹墟挖掘，发现“甲”字形遗址头部是一处面积达2000平方米以上的早期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时，“禹会诸侯”的历史遗存似乎具备了可能性。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在史学界争论颇多。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八九千年的“先秦”历史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史前记载皆为传说，故又称为“传说时代”。

    这个时代的英雄，形象人神相糅合，超越现实，所留下的史料只言片语、歧义纷纷。大禹也是如此。

    根据史书记载，禹在舜死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正式开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将中国历史带入文明时代。

    而传说中的“禹会”则是指大禹会诸侯的盛典，如果真能证明禹会村是当年大禹会诸侯的地方，那么“禹墟”将成为一个重大发现。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很多，各地的禹王宫、禹王庙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所修建的，但是，以大禹会诸侯为名，叫“禹会”的地方并不多见。

    禹时“天下万国”，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历史传说，涂山氏属于少数留下历史传说的氏族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有禹娶涂山氏这个历史事件。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涂山氏女是当年涂山氏国一位年轻“君主”，是雄踞淮上的一方诸侯，华夏族酋长之一的大禹通过与夷族世家涂山氏女的婚姻，寻求淮夷力量的支持。

    在禹会村中，尚存“启母石”和“台桑石”，分别由涂山氏女望夫化石和“启所生处”而来。作为大禹事业成功的基础和背后的力量，并教育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君主，涂山氏女充满传奇；启“攻益而夺天下”，废除禅让制，实行帝王世袭制，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孟子、司马迁所赞。

    关于禹墟的发掘，是否能发现大禹和涂山氏的遗迹，对于印证中国古老的神话和华夏民族的起源有着重大的意义，随着考古人员的挖掘，人们正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荆门和三国的那些故事

    掇刀石

    在荆门市南郊约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块耸立的巨石，人们叫它“掇刀石”。

    传说东吴大将吕蒙取荆州后，关羽从襄阳带兵去收复，在关坡望援兵不到，来到掇刀石这个地方，心中又急又恼：“想我关某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单刀赴会，英雄无比；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怒斩庞德，威震华夏。东吴鼠辈，焉敢取我荆州？实乃欺人太甚，我与之誓不两立！”

    关羽越想越恼，高高举起青龙偃月刀，狠狠地向这块巨石一击，只听得一声轰鸣，火星四溅，惊得满山兽奔鸟飞。再欲举刀，却比撼山还难。低头细看，原来刀已深深陷入巨石缝中，用尽平生气力，也只能左右晃动，再也拔不出来。从此，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就一直插在这块巨石中，后人便将这块巨石取名为“掇刀石”。

    祭公剑

    荆门市西50里有一座山名叫“鸡公尖”，“鸡公尖”又称“祭公剑”。若问原因，还得从“观天早”说起。

    三国时，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兵攻打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被东吴都督吕蒙乘机偷袭了荆州。关羽星夜提兵救荆州，沿漳河古道疾行至今漳河库区一座山岭上时，军队停下歇息。

    关羽登高遥望荆州城，四周一片寂静，并无什么凶兆，心中暗想，但愿吕蒙夺荆州是讹言。他仰望星月，正值深夜，就叫军士们就地休息，等待天明再赶路。

    关羽的话音刚落，关羽的赤兔马就地打捻起来。关羽顿觉不好。俗话说：“赤马打捻，祸在眼前。”果不其然，忽有流星马到，报说公安守将、南郡守将都降了吕蒙。

    关羽怒气冲塞，疮口迸裂。他忍着疼痛，一跺脚，蹬上赤兔马，策马催征，铁心要去夺回荆州。如今，这块地方有一块10余平方米的大石板，其上有马打捻的痕迹，于是得名“马打捻”，又名“观天早”。

    关羽率兵从丁河村路过，赤兔马在沟边饮水，不幸落下铃铛。如今，此地保存了“落地铃”的地名。俗话说：“赤兔马落铃，祸不单行。”关羽心中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要遇上什么祸端。

    关羽领兵继续前行，到了漳河水库一个山岭上，突然山风大作，松涛呼啸。忽报后面魏军追击而来，前面吴军堵住进路。原来，曹操得知关羽退兵樊城，回救荆州，便修书东吴，约定两军夹击，将关羽困死途中。

    在这危急关头，关羽急中生智，叫部下在栗溪山岭上遍插班旗，尽书“关”字、“孟”字、“刘”字。魏、吴两军见满山遍野旌旗飞扬，以为上庸守将刘封、孟达的援兵已到，故不敢近前，各自退兵。自此，这山岭便叫做“插旗岭”了。

    关羽在插旗岭施疑兵之计，退了魏、吴两军，便聚兵前往观音寺。观音寺东南有一座山活像金鸡独立，名叫鸡公尖。关羽十分痛恨东吴吕蒙背叛孙刘联盟，面对鸡公尖，圆睁凤眼。

    关羽祷告上苍：“剑兮！剑兮！随身不离。多年鞘内藏，从未露锋芒，今日对天誓，誓死报答汉中王。汝能明我忘，助我兴汉邦。”

    他对天盟誓，要与吕蒙决一死战，于是挥舞青龙偃月刀，一刀将山劈成两半，一半倒向观音寺，一半朝天耸立，形如宝剑，刺破青天。

    后来关公失了荆州，在回马坡被吕蒙部将马忠用绊马索所擒，断头归天。人们为了祭奠关羽，便称“鸡公尖”为“祭公剑”。因为“祭公剑”叫起来不顺口，人们仍叫“鸡公尖”。“祭公剑”作为一段历史传说，载入《漳河水库志》传给后人。漳河水库，四座大坝中最长的一座大坝，就被命名为鸡公尖大坝。望兵石荆门市南郊两里许的关坡上，方圆上十里，青石林立，块块石头朝北，人们叫它“望兵石”。

    相传，关坡原先光秃、平坦，是关羽的跑马冈。东吴大将吕蒙袭取荆州，关羽决心夺回。他站在一块巨石上向北瞭望援兵是否到来，嫌这块石头太低，看不清北面的兵马，便大声吼道：“顽石！快抬起头来。不然，我要把你踏个粉碎！”

    接着两脚踏上巨石，直踏得这块巨石格格作响，他翘首北望，盼着援兵早早到来。至今这块石头上还留有两个深深的脚印。

    山神吓得赶快出来，喝令满山石头都向北昂首而望，隐隐似千军万马埋伏在关坡上。

    后来，吕蒙领兵来到这里，一见满山尽是“伏兵”，以为又是诸葛亮弄计，吓得扭头就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四句民谣：“一声怒吼鬼神惊，满山石头把头伸；犹如诸葛八卦阵，吓退吕蒙数万兵。”

    拾回桥

    荆门市东南百里许，有一座桥，名叫“拾回桥”，据说因关羽曾在这里来回走了十次而得名。

    东吴大将吕蒙袭取荆州之后，关羽从襄阳带兵南下来收复荆州，走到荆门时，据说曹军又从樊城追来，关羽腹背受敌，处于困境。

    他登上关坡望援兵不到，跑到关坡的一块巨石上掇刀，结果青龙偃月刀又被巨石陷住了，心中十分烦恼，便纵马驰骋，转瞬百里，来到一座桥上，向部将赵累说：“现在前有吴兵挡住，后有魏兵追来，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将如之何？”

    赵累答道：“营日吕蒙在陆口时，常致书将军，两家约好，共诛曹操。今他却助操而袭我，是背盟也。将军可暂驻军于此，差人遣书责之，看他如何对答。”

    关羽从其言，遂修书遣使赴荆州，指责吕蒙。谁知吕蒙复书，竟不买他的账，还收买了关羽派去的使者，在关羽军中散布谣言，惑乱军心。

    此时，关羽又气又急，心乱如麻，便策马来往徘徊于桥头十多次之多，不知如何是好。后人为纪念关羽，就称这座桥为“拾回桥”。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叫拾回桥的小镇。马刨泉赤兔马是曹操赠给关羽的坐骑。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曹操为了笼络他，“上马金，下马银”送给他珍宝不少，他全不稀罕，唯独深爱这匹宝马。关羽盖世英名与功绩，大都与这匹马有关。这里有一段关于马的传说。

    关羽被封为蜀汉前将军时，治理荆襄九郡，兴师攻打樊城，途中缺水，行至关坡附近，人困马乏。只好下马找水。

    赤日炎炎，一片荒山秃石包，哪有水喝？这时，赤兔马仰天一声长啸，举蹄在地面猛刨几下，蹄下便涌出一股甘美的清泉，马喝足后，泉水仍然不断向外喷，从此终年不涸。人们为了纪念赤兔马刨泉的功劳，将泉取名为“马刨泉”。

    千百年来，人们畅饮清冽的泉水，谈论着当年赤兔马刨出清泉的故事，无不津津乐道。有诗赞曰：“赤兔腾空关坡前，口干舌燥喉生咽；一声长啸龙王至，霎时蹄下涌清泉。”响岭岗响岭岗位于荆门市掇刀区的关坡上。响岭岗虽南北向，长十余公里。传说每天天未亮关公就骑着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赤兔马在岗上舞刀射箭，跑马如风，铃响如雷。这铃声不仅响彻天空，还入地三尺，人马歇息，仍有铃的嗡嗡回声。传说掌管这山岗的是两个山神，即南山神和北山神。

    一天，两个山神相会，南山神说：“每当鸡叫，满山铃响，真奇怪！”

    北山神说：“听说这关将军每天在这儿练马，不知是真是假。”

    两人一商量，决定第二天清早一听到铃声，同时驾云来到山岗中段相会，既可比一比你我驾云的速度，又可与关羽赤兔马分个高低。

    第二天，鸡叫头声，满岗铃响，两个山神迅速从山岗的南北两端腾空而起，恰在岗中相遇，人马未见，只有铃声，遂赋诗一首：“万颗铃声震天地，清脆悦耳世间稀，果然赤兔是宝驹，腾云驾雾追不及。”

    后来，关羽兵败麦城，人被斩首，马也怄气死了，可这跑马岗附近居住的人们每天凌晨仍可听到铃声满山响，其声一瞬即起，一瞬即逝，很难辨知铃声起自何方，去往何方。后来人们把这关公的跑马岗叫做响铃岗，再后来逐渐被人误写为“响岭岗”。捉马洞近闻名的捉马洞位于风景秀丽的荆门城北仙居乡北河水库上游。云海间矗立着一座山峰，名叫飞云山。

    传说在三国时期，蜀将关羽路过飞云山，赤兔马挣脱缰绳狂奔，千名军士穷追猛赶，但望尘莫及。忽然，赤兔马长啸一声，闪电般奔入一个岩洞，由于洞无出口，众将士才把马捉住。

    后来，人们便根据此传说把这个巨大的岩洞称作“捉马洞”。

    此洞地绝势危，易守难攻，堪称天然堡垒。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曾多次利用此洞屯兵修整。现在捉马洞以它的神奇传说和险峻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捉马洞洞口宽阔，可并列两部卡车进出。

    洞外，藤葛盘根错节，古松挺拔，悬崖峭壁，山势峥嵘。洞内雾气弥漫。入洞四十多米，仍见暗河流水潺潺，碧波悠悠，犹如青龙潜伏。沿着暗河前进数米，水滴如珠，叮咚有声。每当山洪暴发，浊流从洞口喷出，高达数米，似黄龙翻腾。

    捉马洞长5华里，一般高2米，宽8米。捉马洞内宽窄不一，开豁处犹如厅室，狭隘处不及门廊，蜿蜒曲折，洞中有洞。洞内景象万千，四壁偶有渍水渗出，溶成各式美妙图案，俨然是一幅幅巧夺天工的壁画，或似罗汉，或似雄狮，或似龙须，或似玉带，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耐人寻味。关坡荆门市城区南郊有个山坡，南接响岭，北接花子山，是荆襄古道上的咽喉要地。坡上有条青石板铺砌的古道，岁长月久，车奔马驰，青石板被磨得十分光滑。

    据说三国时蜀将关羽曾在这一带山地驻过兵，这条古道是他经常往来的要道。因此，人们把这一带称为“关坡”。人们踏上关坡，只见四周怪石嶙峋，仿佛关羽当年在这里屯兵操练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有一首凭吊关羽的古诗这样写道：“关山望断许都魂，匹马单刀百万兵；五虎蜀将名第一，如何天下不三分？”曹武街武街位于今京山县城以东，是个四通八达的水陆通衢，因曹操在此扎营练兵三年而得名。

    传说曹操为了统一天下，四处寻找练兵的场地。东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他选择了现京山县城以东一块地方作为演练场所。

    这里依山傍水，有“鱼迎上水，虎视远山”的地脉。曹操亲自带领兵士30余万，在这里演练排阵，做征战前的准备工作。他命令军士顺着由下而上的地势，造砖垒墙，结草覆顶，建成了 108座营房，势如游龙。主帅大营设在正中，在此练兵三年。

    曹操东征后，江水泛滥成灾，这里由于地势很高，又有栖身之处，便住进了108户难民。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称帝，追尊曹操为魏武帝，这里也因曹操曾在此扎营练兵，就命名为曹武街。

    现在，这里已经发生翻来覆去的变化，曹武街由过去108户难民避难所，变成了一个繁荣的集镇。远远望去，整个集镇仍像一条游龙。青龙偃月刀关公有两件宝：赤兔马和青龙偃月刀。相传，这把大刀有千把斤重，当初是由两个小兵抬着的。后来收了千斤力士黑脸周仓，才专由他一个人扛着。

    关公是丹凤眼，因为喜欢夜观《春秋》，所以两眼总是眯缝着的。当他睁开丹凤眼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杀人，这时周仓得赶快递刀；而当他挥刀开斩的时候，又是闭着眼睛杀的。刀来刀去，又狠又准，从不虚晃，真乃神人舞神刀。

    说起这把神刀，却有一番来历。早先，天宫里有两条龙，一条金花老龙，一条青龙。

    《关公降凡》这个神话故事讲过，关公是火龙星下凡，而金花老龙又是火龙星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关公具有水、火两性：需要火，他就以火龙星的面目出现在夜空；需要水，他就还原成金花老龙腾云降雨。金花老龙和青龙十分要好，玉帝命令这两条龙管理北国（泛指黄河以北）的雨水。

    因为金花老龙触犯了玉帝的圣旨，而被押上了断头台；青龙则因为金花老龙打抱不平，关进了天牢。所以，打那以后，北国的云也少了，雨也少了。

    后来，金花老龙转世来到人间。桃园三结义时，刘备打了一柄双股剑，张飞造了一只丈八点钢矛，关羽却请铜匠铸了一把钥匙。

    刘备问：“二弟，造这个何用？”

    关羽往天上一指。

    张飞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关羽又往地下一指。说着，关羽将钥匙用马尾系紧，在手中甩了三百六十五圈，呼地往空中一抛，钥匙像带火的快箭，直上云霄。

    顿时，从天宫里传来乒里乓嘟的声音。天牢豁然洞开，突然乌云滚滚，雷鸣电闪，一条青龙从天上向人间腾云驾雾而来，等落到面前一看，哪里是一条青龙，而是一把弯月大刀！场的人都惊奇地说：“真是一把神刀！”

    更神的是，这把弯月式的大刀落地时，不是刀面着地，而是刀背着地，刀口朝上。古文字义中，仰面倒在地下的为天上的那条青龙变的，过细看，刀面上还有一条活龙活现的青龙在游动哩，所以叫它“青龙偃月刀”。

    刘备和张飞这才知道：关羽往天上一指，是要打开天牢；往地下一指，是要用这把青龙偃月刀打下江山，复兴汉业。

    揭秘定陵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考古计划曾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但最终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这就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定陵。

    十三陵建造于公元15到17世纪的明朝，它的创建者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亲自主持选陵址，并起名天寿山，从此，这里就成为明朝的皇家陵园。包括朱棣在内，共有13代明朝皇帝在这里修建了陵墓。到明朝灭亡时整个陵区的总面积已超过120平方公里，比当时明朝的都城——北京城的面积还要大。

    十三陵的总体布局就像一棵大树，每个陵墓如同是树枝，大树的主干就是通向陵墓的神道。神道，是进入整个十三陵的必经之路。神道两边排列着十八对巨大的石像，这些文官和武臣的雕像，表示皇帝在死后仍是帝国的主宰。

    按照中国古代皇陵的陵寝制度，阴宅仿照阳宅，十三陵的地面建筑全部仿照紫禁城的皇宫建造。外围是高大的城墙，城墙内的宫殿也严格地按照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在十三陵每一个陵墓的后部，都建有一个明楼。明楼下立有皇帝的墓碑，明楼后是皇帝的坟墓。

    对十三陵的考古挖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这个计划的，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挖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后，一次秘密的考古行动在1956年春开始了。

    在挖掘计划中，长陵是首选目标。整个十三陵中，长陵规模最大，保存得也最完整。然而，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考古队决定，先另找一个陵墓进行试掘。经多方调查，明朝第十三代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定陵进入考古队的视野。

    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在定陵宝城一处城砖脱落的相应位置挖开第一条探沟。探沟刚刚挖到1米多深，就在宝城内侧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块砌在墙里的石条，擦去石条上的泥土，3个刻在石条上的字显露出来：“隧道门”。

    十几天后，考古人员在城墙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小门，同时在探沟的两侧发现了两道砖墙，两墙之间形成一个隧道，伸向宝城的深处，考古队判断这就是通向地宫的隧道。为减轻挖掘工作量，考古队没有继续第一条探沟的挖掘，而是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挖开了第二条探沟。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第二条探沟一直没有新的发现，在第一条探沟中曾经出现的隧道砖墙也奇怪地消失了。

    进入9月，挖掘工作才出现新的转机。一天，在第二条探沟的深处，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明朝人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这块石碑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考古队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开挖了第三条探沟。

    到第二年5月，考古队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中国古书上记载，许多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陵墓不被盗掘，都在坟墓中设有复杂的暗器机关，一旦有人进入就会瞬间丧命。疑虑与担心在考古挖掘人员中蔓延。

    十三陵中所有的地宫都被深埋在陵墓最隐秘的位置。白万玉是考古队中最富有经验的考古专家，也是现场的实际指挥者，在打开金刚墙时白万玉也很担心会有意外发生。为了保障安全，考古队决定先把梯形开口最上面的几层砖拆下，金刚墙很快就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经过谨慎的观察，考古队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入地宫。白万玉决定派考古专家庞中威下去。庞中威回忆说：“我当时也害怕。给我在腰上拴了一条大麻绳，然后我背着一个手电筒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弯着腰，躬着身，精神特别集中，心里也很紧张。”等他出来以后大家才松了口气。之后又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借助手电筒和马灯，他们找到了地宫的大门。

    第二天，考古队决定彻底打开金刚墙。墙砖很快就被全部拆下，用整块的汉白玉石雕凿而成的地宫大门完全暴露在考古队面前。

    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沿着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着三个大殿：前殿、中殿和后殿。

    考古队员最先进入地宫的前殿。前殿的地面上铺满了条状的已经腐烂的木板，这是当时入葬时为避免棺椁压坏地面而使用的垫板。考古队员穿过前殿进入中殿，摆放在中殿内的座椅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座椅上雕有龙的图案。座椅前面是用来祭祀的器皿，一口盛满了黄蜡的大瓷缸，即民间传说中的万年灯。而这300多年前点燃的烛火，不知何时就已早早地熄灭了。

    仿照紫禁城中的东西六宫，定陵地宫的左右有两个配殿。配殿通过狭窄的甬道与主殿相连。这里应是留给妃子陪葬的墓室，但空荡荡的棺床显示这里没有被真正使用过。

    考古人员继续前进，最终找到了隐藏在地宫最深处的后殿，对应于紫禁城中的皇宫，后殿相当于皇帝生前居住的寝宫。挖掘定陵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地宫内三口棺椁的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万历皇帝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其漫长的帝王生涯却充满了悲剧色彩。在这座墓室中，同死者一起埋葬的还有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1572年的一个凌晨，万历的父亲、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当时年仅10岁的万历继承皇位。

    万历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于是，万历必须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儒家的传统经典，生活枯燥而乏味。在他有足够的能力独立处理朝政时，又处处受到大臣的牵制。压抑的宫廷生活，只有聪明伶俐的郑贵妃给万历带来唯一的乐趣。万历想把皇位传给郑贵妃生的儿子，但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的长子。万历无力改变，便采取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进行对抗。

    万历在位48年，其中30年一直隐居在紫禁城的后宫，最后20年，他几乎拒绝和所有的大臣见面，国家政务陷于瘫痪。而万历在年仅21岁的时候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两。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万历最后一次亲自到这里视察，然后默然返回北京。

    1620年，万历和自己的一位皇后先后病死并同时入葬定陵，另一位早年病死的皇后也被迁来合葬。郑贵妃于10年后死去，她被大臣们看作是给国家带来祸患的女人，最终未能获得入葬定陵的权利。万历终于没能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

    定陵中的出土文物不仅让人联想起万历的人生，同时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明朝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手工艺取得的惊人成就。

    万历的棺椁被发现后，没有被立即打开，在棺椁周围还有各种放置随葬品的木箱亟须清理。木箱几乎全部都已腐烂，露出了里面的随葬品。许多随葬的器皿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泽。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但在开棺前，考古人员还是忍不住猜测，万历皇帝的尸体是否还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在精心的准备后，考古人员打开了万历的棺椁。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帝棺椁。

    打开棺材以后，人们看见它凸凹不平，上面盖着一层金被，金被也部分糟朽塌陷了。考古人员开始对棺椁内的文物进行逐层清理，一直清理到第11层，才找到了万历的尸体，尸体已全部腐烂，只留下了一具干枯的骨架。

    地宫中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其中除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

    随葬品里有被称为冕的皇冠，还有一些为皇帝专用的铠甲、腰刀和弓箭。在棺椁中发现的金冠，需用150根细如丝发的金线，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工艺才能制作完成。定陵中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其中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是丝织品。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出土的衮服采用中国传统的缂丝工艺织造而成，据说即使是最熟练的织匠，要织完这件衮服，也需要10年的时间。随葬品里的皇后穿用的袍衫，采用的是复杂的刺绣工艺，整个袍衫总计使用了4种昂贵的丝线和11种不同的刺绣方法才全部完成。

    2003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昔日的皇家陵园最终成了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华夏文明前的曙光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个九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18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启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后来，梁思永结束了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随后日军又迅速地占领了热河等地区，在日军侵略的同时，他们还大肆搜刮挖掘占领地区的文物。为了完全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侵华日军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在红山附近大肆进行挖掘，他们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有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立即整理发表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的考古报告。

    时间流转到了1955年12月，著名考古学家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直到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在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的耳朵里，他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时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后来，张凤祥才看出他摸到的那个钩子是块玉器。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名叫王志富的工作人员。用了30元钱，就征集到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想到这里，贾鸿恩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10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这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当沈从文看了这件玉龙时，非常激动，过了好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并且不断地重复说：“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三星他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3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随着C形玉雕龙的出土发现，更多的玉蚕、玉鸮、玉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马蹄形玉器、玉蝉等宝贵的文物出土。红山文化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这项考古活动在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下，仍然在继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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